鐵之狂傲

標題: 屠殺成癮的兩千年(轉貼) [列印本頁]
作者: 末日巨獸    時間: 05-11-25 19:18
標題: 屠殺成癮的兩千年(轉貼)
殺一個人,叫罪犯.殺掉半個世界的人,成為英雄.殺全世界滴人,你卻成了天神

以明末清初蜀難為例,紀念成都大屠殺三百六十週年.



悠悠五千年，堂堂大中國，國粹自然是不少的。如果我說喜歡搞屠殺才是中國真正的國粹，希望你手下留情，不要把我當祭品來完成這個偉大國粹的証明，因為我的腦袋畢竟不是讓你拿來切了可以再生的韭菜。

我雖對現今強勢者把魯迅奉為不可批評的神祗、不容非難的權威，一向是反感的，但對迅翁說中國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吃人，還是相當佩服的，因為這算抓住了中國文化的命脈，拿住了中國歷史的七寸，得到了中國社會的底細。其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制度形成裡本來就把殺人，包括強權者搞大屠殺，當作了一項心照不宣的制度設計來讓人們潛移默化的遵守，形成了某種意義上肉弱強食的、赤裸裸的生物博弈。

從升斗小民、斗宵小民、市井細民、一芥草民的稱呼裡，已然透露出老百姓螻蟻一樣的微賤下場，遑論有何尊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中國最不值錢的便是大眾的個體生命。以至到了現代社會，還有這樣視人命為兒戲的領導人，說什麼“中國死三億，還有一半的人口，中國不怕打仗”、“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這便是中國殘酷的現實。建立在對大眾個體生命的蔑視之上的文化和制度設計，當底層的人完全無法活命的時候，就會常常用自己的生命作最後的、向強權者挑戰的博弈武器，來個魚死網破，這便是中國史學研究者吳思所說的“血酬定律”。

中國為什麼喜歡殺人？

　　平日讀中國歷史，注意到人命微賤不如螻蟻的事實，總是令人廢書浩嘆。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也非制度學派至高無上的推崇者，但掩卷長思，認真比對，的確深感幾千年來的專制制度，以及文化中對等級制度的崇奉，對權威的盲目崇拜，是中國成為世界人權重災區的根本原因。

　　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間，中國出現過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個，平均七年半即有一個皇帝誕生。改朝換代是免不了血腥剿滅的大屠殺的，同時因戰亂而帶來民生凋敝、餓殍遍野、死屍枕籍，即便是同一朝代之間的皇帝更替，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代皇帝對父皇的相關寵幸人物，也是免不了屠戮杖打、流放貶謫的，由此也難免傷及不少無辜。要言之，無論是開國之君、中興之主，還是守成之君，大多脫不了某些共同之處，即殘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獨斷、剛愎自用、反復無常。作為專制制度這個金字塔式制度的最高體現者，皇帝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標志，從他身上無疑可以看出這個制度的縮影。

　　一般說來，幾千年中國政治的核心便是流血政治，流血政治的核心便是用“二桿子”起家。川人所謂“二桿子”，指莽撞、魯莽、技藝不精的半吊子，中國政治其實就是這些技藝不精的二吊子便統治了幾千年，四川人常用的“二桿子”實在是我總結出的中國歷代政治統治術之“二桿子”的絕妙比喻。而我所指的“二桿子”便是指槍桿子和筆桿子，二者於征服和治理天下者，真是缺一不可。筆桿子顛倒黑白、為我所用的功夫，實在是征服天下和牧民治國最需要的招數。從習縱橫之術、勾距之術的謀士說客，運籌帷幄、傳檄而天下定的軍師，到獨尊儒術、愚民洗腦的輔臣，無不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和專制制度的要求，用筆桿子來精神上實施“殺人之術”，從而達到為人主所用，使愚民黔首俯首貼耳，至於那些剩下一些不大順從的反對派，則會用盡各種方法，或隱蔽或公開地讓他從此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謀反竊國之始、逐鹿中原之時，從魚腹藏書以及各種各樣的裝神弄鬼，到大言欺世的討伐文章，都是為了自己爭霸天下造勢，為自己謀反找到可以煽惑人心的支撐點。因為一朝一代是一姓的私產，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是一朝一姓之天下，但刻酷的皇帝在謀臣的牧民之術的教導下，是絕對不會把一家一姓的天下這個血淋淋的現實，拿來當作號召人民臣服的理由的，它必然敷上一層道德膏藥──即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不折不扣的正統繼承者，是中國最高道德的化身，哪怕殘酷歹毒到極點，他也是以德治國的。如此一來，便把血腥得天下，殘酷治天下的事實“聖化”了。這種“聖化”功夫便是歷來謀臣宰輔愛幫主治搞些“以德治國”的正統論。

　　正統論主宰著中國人的歷史視野以及政治判斷，以至許多令人敬仰的大學者頻頻迷失在正統論的泥坑裡而不自知。小說家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之尊劉抑曹，其尊劉氏為正統的滿腔熱忱，溢諸紙墨，露骨至極，開後世各種民間文藝裡曹操陰險狡詐、篡謀劉氏正統之先河。從《春秋》序主賓、明正閏起，中國關於正統的議論，以及對正統尊奉的言論，可謂史不絕書。當今史學重鎮饒宗頤先生為時五年，“淹貫乙部，旁通別集”，搜羅殆盡，成史論和史料都為一集，洋洋大觀，成《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而讚同正統於朝代更替之更要者，不知凡幾。這說明正統論作為一種史不絕書的洗腦手段，之深入人心，成為一種不用懷疑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古代有多麼偉大的市場。這也就變向証明了，古代的筆桿子們在幫助皇帝奪取天下，洗去人們僅有的一點懷疑精神方面，做得是多麼到位。這就反証了皇帝及其所屬的專制制度對筆桿子的倚重程度。現在的人們大都知道，所謂的正統也者，無非是“成王敗寇”的俗爛翻版而已。但在舊時，連史學巨擘如劉知幾、鄭樵、章學誠都脫不了對正統的迷信和維護之中，倒是為了篡謀秦政的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還要赤裸而深刻些。

　　筆桿子雖然重要，但只靠紙上吶喊和口水功夫，畢竟不能解決嗜血成性、尚武爭勝的對手，因為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是因為你有足夠強大的武力和隨機應變的謀略後，才能達到的上佳境界，非尋常人物和普通的實力，所能夠夢見。所以中國從來都盛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實用主義哲學，而開國之君便是這方面的集大成者、不折不扣的實踐者，泛覽古今中國歷史，概莫例外。如果爭天下時用“筆桿子”，是要假借政治道德的制高點來麻痺老百姓、號召跟隨者、打擊敵對勢力，那麼“槍桿子”則是圖霸業之必須的利器，在這方面沒有足夠的準備，想要問鼎中原，雄霸天下，絕對是痴人說夢。因此不擇一切手段以爭得天下──像宋襄公一樣的婦人之仁是被千百年來“還看今朝”的皇帝嘲笑的對象──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賺得自己的江山，便成了創業之主的共同愛好。一旦問鼎成功，即有謀臣貢獻“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這樣就把槍桿子和筆桿子彼此之間不同但互相彌補的功效，完美地融合起來了。

　　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統治馭民之術，固然洋洋大觀，但核心的方法無非是筆桿子和槍桿子的結合。槍桿子是實力的體現，哪怕你是個十足的流氓──事實上中國歷史由流氓而皇帝者不乏其人──只要有足夠的實力，謀臣和史家也要把你當作正統來供奉，並且不惜一切力量來保衛你異於常人的高貴性。槍桿子固是實力的體現和政權穩定之保証，但槍桿子帶有相當的後銼力，用不好，便會喪及自身，因此“杯酒釋兵權”、“狡兔死、走狗烹、良弓藏”這樣的事件屢屢上演不衰。不特如此，持槍者必須經御用之筆桿子，將腦袋洗得幹幹淨淨──發展到現在便是黨指揮槍，而非軍隊國家化──以便毫無二心地效忠皇帝所把持之政權。筆桿子的偉力及重要性在於，它可以決定槍桿子的方向，剛才對準張三的槍口，可以經過洗腦，完全調轉頭來對準李四。筆桿子洗腦的最高境界便是，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高的產出，一紙檄文勝過十萬軍隊，正所謂傳檄而天下定。古代的正統論、真命天子，現代的“一切為了人民”，都是洗腦的慣用伎倆，有絕頂的煽惑功用，屢試不爽。可見在不擇手段時，不必事事都搞什麼勞什子創新。

　　不過，千萬不要認為筆桿子就會使槍桿子俯首聽命，關鍵在人主對於槍桿子和筆桿子二者關系的巧妙運用。有強大槍桿子作為國家統治的機器，不愁筆桿子不聽話地寫那些洗盡天下蒼生腦的諛主文章。收拾筆桿子的方式，像賈誼一樣的“可憐夜半虛前席，不聽蒼生聽鬼神”，就算對筆桿子最溫柔的處理手段了，只不過對你冷淡了點而已，看來沒什麼必要呼天搶地。最為厲害的收拾，便是捕風捉影地搞“文字獄”了。三千年文禍，為害之慘烈，絕非言語所能盡述。司馬遷之遭宮刑，去掉大勢，只是其顯例而已。而至明、清以後尤其是清代的康雍乾時代，文禍更為酷密。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歷，雖然口頭上提倡“胖子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其所興文字獄實在是前無古人，持續40年的文字獄，冤案130起，由此屠殺大量無辜平民百姓，就連說胡話的瘋子也不放過。正因如此，才有靠筆桿子紀曉嵐等編《四庫全書》以毀中國文化的“壯舉”，而筆桿子若不從，則有殺、關、杖、流等手段懲治你，沒有誰不懼怕三分。如此一來，筆桿子只好反過來對專制獨裁者利用槍桿子而採用的酷刑，造成的人間災難，阿諛歌頌、文過飾非、顛倒黑白，美化其文治武功，便形成了筆桿子和槍桿子的血腥結合，從而達到奴役民眾、損害人權，使專制制度得以長期以各種方式像幽靈一樣，逡巡漫延在廣大的中國，至今不散而為害甚烈。

　　槍桿子消滅肉體，筆桿子殺人精神，這便是中國專制制度的兩大核心武器，也是任何自稱正統實則只不過遊民甚至是流氓，借以起家謀反，獲得天下，進而“高貴”起來的皇帝，必須的兩大利器，這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裡──皇權專制──都是屢見不鮮的招數。不特如此，這種經流血而非選票更替的政治，是天然的殺人溫床，並且是產生殺人魔王的無邊土壤。正因如此，我敢肯定地說，中國是個殺人的國度，而且殺人上癮的人不在少數，只要他手中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中國幾千年來，幾乎無年無災荒，以至於西方學者把中國稱為“飢荒的國度”（The Land of Famine）。常平倉、義倉、社倉、惠民倉、廣惠倉、豐儲倉、平糴倉。清代學者秦蕙田一語中的地指出“名為備荒，實則加賦而已！”（《五禮通考》。賑濟、調粟、養恤、除害。災後補救政策不外乎安輯、蠲除、放貸、節約。繁役時加，不知存恤。我們從馮柳堂的《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鄧拓的《中國救荒史》、張劍光的《三千年疫情》裡不難偵知中國生計之艱，災難危難之頻，苛捐雜稅之繁、歷代為官者之酷，實是促成中國幾千年來普通民眾生活在水深之中的真正原因。而這一切無不原於皇權天下和一黨專政，這種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所帶來的災難影響，是無論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
　　
一個朝代一旦氣數將盡，就像一位病人百病纏身，紛至沓來的亡國之事齊聚一起，以至我們很難完全知曉壓垮一匹駱駝的最後一根羽毛，究竟是哪一根？以大屠殺開啟朝代之始的朱明王朝，到了崇禎一朝實在是內外交困：邊患四起尤其是滿族人在關外的崛起，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吏治腐敗、宦禍公行已使明朝不堪重負；民生凋敝、餓殍載道，使明朝成一堆洒上油的幹柴。既有大面積一點即燃的幹柴垛，那麼中國從來都不缺點柴人，這些點柴人中最著名的便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無業遊民或者下層地痞。說來也是，一個政府一個朝代讓老百姓窮到一無所有，生存無方，只有拿命來最後一搏。與其坐等餓死，不如拿最後的本錢──生命來一次大賭博。如此一來，陳勝、吳廣之徒、李自成、張獻忠之輩便代不乏人，雖然我不讚成暴力革命，但這也是他們求得自存的生存權之唯一辦法和方式，因為強勢者不願意拿出誠意和具體行動來對弱勢者，進行適當的補嘗。而強勢者自古及今都有一個錯誤判斷便是弱勢者不成氣候，在與他們的對壘和抗爭中沒有議價和叫板能力，因為強勢者很少考慮弱勢者亮出最後一張賭搏的底牌：生命，正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由此一來，社會動盪、改朝換代之頻繁、各種流氓皇帝輪番表演，史不絕載，便是再正常不過的了。1628年（崇禎元年）陝西的大飢荒弄到吃完榆樹皮，接著便是人相食的地步，正是陝西的這場空前的大災難拉開了明王朝滅亡的序幕，滅亡明朝最厲害的主角──李自成、張獻忠等悉數登場。

　　從“搖黃十三家”到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從陝西起事，而就近入蜀流竄作案的。不過李自成後來更轉向北地而逼進北京，讓中了反間計、凌遲忠臣袁崇煥的崇禎皇帝也來個上吊自盡。而張獻忠除了少數年份外，大部時間的作案地方都在蜀楚兩地來回，而尤以蜀地為其搜刮中心，殺人放火，在蜀地倍於他地。四川民間曾有個說法是張獻忠在蜀楚交界地大便，他伸手扯了四川這邊的葉子，遇著 麻葉，把他屁眼給 了，痛了很久才癒，所以他到了四川便大開殺戒。從這個故事來看，與其說亂殺人是因為張獻忠變態，毋寧說是川人善謔的活証據。我也一直在想，張獻忠為什麼喜歡馳騁四川並濫殺無辜呢，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明朝的守將之間的互不合作，加以大臣楊嗣昌本是楚人（長沙人），他的討賊策略便是，先將蜀軍中善戰者調至湖北湖南打擊張獻忠，趁四川守城薄弱，有意將寇賊張獻忠等追逼至四川，借刀殺人，而報其大捷之功。關於此點，著名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說得最為入骨：“嗣昌駐襄陽，既節制各路軍，乃以楚地廣衍，亂難制，驅使獻忠等入蜀，冀因地險蹙之可全勝。又慮蜀兵扼險，恐彼不得入，遂調蜀銳萬余為己用，使蜀中疲弱不足支。蜀撫邵捷春憤曰：‘督師殺我！’爭之不能得，於是獻忠遂西。”（《明代史》，台灣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這個楊嗣昌自以為驅賊入蜀而易於剿滅，真是無知之妄見。他哪知古訓即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的道理，四川歷來出偏安一隅的地方王朝，這說明驅賊進去實足以養癰為患，讓其坐大而不易消滅。以至後來張獻忠部再返武陵時將楊嗣昌七世祖墳盡掘，且焚他夫婦的靈柩，雖堪憐憫，但總體上可說是對愚蠢且自以為是者的報應。
作者: 末日巨獸    時間: 05-11-25 19:20
標題: 回覆: 屠殺成癮的兩千年(轉貼)

張獻忠殺人如麻，當然並非他獨嗜，諸多殺人方法也並非全系他首創，很多不過是對前人的借鑒而已，但照歷史記載，他似乎有將諸多殺人方法總其成的味道。據史籍記載，張獻忠殺人的方式常見的有九大類：斬殺；草殺：即挨家挨戶殺；天殺：即在朝會時，放狗於諸宮，凡被狗聞過的人，即拖出殺掉；生剝人皮法；匏奴：割手足；邊地：分夾脊；雪鰍：“槍其背於空中”；貫戲：“以火城圍灸小兒”；其它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等。斬殺等雖也殘酷，但不帶有張獻忠自創性質，不過草殺、天殺、貫戲、張人皮以懸市，卻明顯帶有張獻忠作為屠夫的創造性。

　　民間咒人或者賭血咒時常說：斷子絕孫、全家死絕。其實咒是咒不絕的，哪怕他是法力無邊的巫師，只有像張獻忠所泡制的“草殺”才是真正的“全家死絕”。當然，如果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來搞大規模的類似群眾運動的“草殺”，那麼張獻忠就絕不可能在短期內轉戰川內各地，使各地生靈皆受塗炭。如果說“草殺”是幹淨利落的“全家死絕”，那麼“以火圍炙小兒”的貫戲，則是將殺人當成一門可以欣賞的、可恥而殘酷的“行為藝術”，對於毫無反抗能力的兒童也施行此種酷刑，在每個字縫裡都沾滿無辜血跡的中國史書裡也是少見的，這說明張獻忠的殺人瘋狂、變態到了何種讓人不可思議的地步。而狗聞過即殺掉的“天殺”，其禍從天降的隨機性，沒有道理，沒有規律，讓每一個生活在張獻忠周圍的人，朝不保夕。如此提心吊膽，日夜恐懼，防不勝防，沒有誰能夠通過人力幸免，除了身體之可能被消滅，還有精神上的徹底投降，以至於就此被嚇死。將人拿來剝皮，絕非張獻忠的英明發明，他造反的主子朱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剝人皮方面就極有創造力（終有明一朝很有幾任皇帝在剝人皮方面都有獨得之秘），所謂“剝皮楦草”便是把活生生的人剝了皮填塞上草，以充人形。而像張獻忠更上層樓，將上千張人皮掛在皇城（今天府廣場）前，迎風舞動，活像上千個人上吊於此，以懲抵抗者、向手無寸鐵的平民示威，其殘忍淒厲，刻酷歹毒，何可言說？！

　　看了以上張獻忠的“殺人創舉”，或許有人會說他真是慘無人道，黑暗無邊，其實這是他殘忍之一斑而已。張獻忠和大多數專制帝王和偏安一隅的小政權首領一樣，多疑猜忌，擁有對普通民眾生殺予奪的大權，卻自己也常生活在恐懼之中，這和曹操夢中殺人一樣是同樣的道理。只有像張獻忠這樣的人，才有可能將自己的兒子殘忍地殺掉後，又在第二天後悔，質問他身邊的那些人，為什麼當時你們不勸我？勸你？這不是廢話麼，你身邊的人有多少顆腦袋啊，你以為別人的腦袋是韭菜麼！不特如此，由於張獻忠燒、殺、搶、掠的“四光政策”，使得大批人要麼死亡，要麼逃亡，肥沃的良田無人耕種（軍隊以“四光政策”為日課，故無心無力種田自給），因此在成都建立政權不到三年便自斷後路，幾十萬大軍無糧果腹。而在大軍逃離成都前，更是對成都實行殘酷的“四光政策”，盡殺蜀人，從老百姓到軍隊家屬（老弱病殘）再到他部隊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剮殺之列，剮殺後制成腌肉以充軍糧，單就此點來說，實在獨步中國大屠殺史。

　　至於說到張獻忠殺人的數量，歷來是個疑難問題，可以說無論怎麼研究，也很難得出一個準確的數字。綜合各種記載，大致有如下說法，可資參考。古洛東的《聖教入川記》裡載有張獻忠在一年零五個月中，每日殺一二百，累計殺人就是十萬。當然關於張獻忠的殺人記錄，各種文獻是互相多有抵觸，這當然也比較正常。一是張之殺人，他不可能統計，自然他人的統計也不可能準確，何況彼時對人口之數核實誤差還很大。二是有夸張的成份。記錄張獻忠殺人者，多對張之殺人持批評之說，難免有些輾轉稗敗的耳食之言。

但當今為意識形態服務的葉公好“農”的史學家們，說所有關於張獻忠殺人的言論全是地主階級的誣蔑，不足為憑。不過，關鍵是，以前的人沒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這樣頭腦簡單的階級分類，他們只知道濫殺無辜是沒有人性的，不像這些如今的“史學家”們喪失起碼的人性判斷。固然我們同情窮得不能得一飯之飽的農民，也理解不少人是拿生命作為最後的生存賭搏資本，但這一切卻不能拿來作為濫殺無辜的口實。所以為張獻忠這樣濫殺無辜曲為回護，不僅喪失了作為一個學者的理智判斷，而且喪失了作為人起碼的人道底線。

　　作為對張獻忠殺人事實的基本判斷，我認為毛奇齡在《後鑒錄》裡提及的屠殺成都及州縣的人數，的確有夸張到不符合實際之嫌。張獻忠固然兵分四路在成都周圍的州縣搞挨家挨戶的“草殺”，卻不能殺出沒有的人來。據明萬歷年間的估算，四川的人口在310萬，全國人中口6000萬，就算古時官方無法像今日一樣較為準確的統計，遺漏不少，如四川有400萬，全國人口7000萬，也不會殺出毛奇齡所記載的那麼多人出來：“自成都起由城北威鳳山至南北桐子園綿亙七十余裡，屍積若丘山。其婦不勝殺，則引箭而批於水。歲丙戍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余萬，女八千八百余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余萬，殺女八千八百余萬；定北七千六百余萬，女九千四百余萬。獻忠自領者為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不知也。”共69948萬，即6.9948億，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與此同時，《明史》裡提及張獻忠總共殺人6萬萬有奇，6萬萬當然就是6億。這讓批評張獻忠濫殺無辜者濫殺無辜者深感困惑，同時也為那葉公好“農”的“政策傳聲筒”似的學者，提供了全盤否定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是人類空前的一場災難的藉口。查《詞源》裡對“x”引古書裡的一種解釋：“x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x，十x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x。”如果《明史》中之記載是將此前他本中的“六x”直接轉誤為了6萬萬的話，那麼其中張之殺人在邏輯上最為合理的數字則應用“十萬為x”的說法，便是60萬。即張獻忠所殺四川人口佔百分之十幾，而其余近百分之八十（因為四川尚有小部分人留存下來），為其他軍隊所殺，包括瘟疫、餓死、逃跑等。這是我與流沙河先生探討此問題時，流沙河先生的一種推斷，未敢必以為是，但沙河先生的功勞是不敢掠美的，特記於此，以備將來作進一步查考。

　　李自成、張獻忠其實都算不上沒飯吃的，只不過是不好好吃飯而已，所以說他們是說明農民，是萬萬不確的，因此把不少由遊民組成的打砸搶敢死隊，把李自成、張獻忠說是農民起義領袖實在是當今官方以適己好的牽強附會而已。好勇鬥狠加上一些狡獪，使得他們流竄作案，搶劫掠奪，無惡不作。如果你說他們是有針對性地報復朱明王朝的統治，那就是太高看他們了，他們害死的不少人同樣是在鄉村和土地上辛勤耕耘、尚能有一飯之飽的普通民眾而已，而那些葉公好“農”的史學家們視而不見，歷史在他們那裡是可以隨意選擇，為己所用的一塊橡皮擦，符合官方口味的便用盡力氣去証明，反之則深深遮掩和拋棄在歷史的荒郊野外。

“搖黃十三家”及李自成、張獻忠部長期流竄地四川各地，給四川各地民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是造成明末清初蜀難不容忽視的罪魁禍首。如果從1630年“搖黃十三家”亂蜀開始，到1664年李自成部李來亨敗亡，再到1681年平定吳三桂叛，全蜀始平，整個四川在明末清初遭受了半個世紀的空前大災難。人口銳減，十室九空，田園荒蕪，城市傾毀，寺廟消亡，經濟蕭條，文化落後，元氣大傷。從明萬歷6年（1578年）310萬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時（1681年）的9萬人，即經過明末清初蜀難後，四川人口只有原來的三十四分之一，從中可窺戰亂血腥之一斑；而墾田數字則從萬歷年間的13萬頃到康熙24年的1.7萬頃，可見田地荒蕪的淒慘景象。

血案導演：中國的屠夫們

　　中國歷史本來的核心部分之一，便是各種各樣層出不窮的大屠殺。但用文字成就的中國歷史，成為“吾皇萬歲萬萬歲”的“起居注”、宣講文治武功的替代品。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斑斑血跡、不絕的冤魂，成了被專制者豢養起來的御用史學家，用盡文字功夫要來掩蓋的歷史真相。但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把已經加以掩蓋、遭遇歷代史家百般閹割的二十四史裡，關於屠殺的史料鉤稽出來，絕對駭人聽聞。如果不研究中國為何誕生如此多的大屠殺，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國，因為屠殺、血案、吃人是中國歷史的中心詞。

　　中國自古生存環境艱難，為了爭奪人力資源資和廣闊的土地資源，永久佔領有利地位，戰爭頻密不斷。戰爭中將俘虜掠為奴隸，雖也此生勞碌命苦、食不果腹，但算得上俘虜中的幸運者了，像秦將白起為了避免趙卒為亂，竟坑殺已投降的趙國士兵四十萬，這是中國歷史有數的真正的大屠殺。雖然古代的戰爭沒有今日之優待俘虜的政策，但也有一系列的規則，因此“趙人大震”。到了秦始皇，便殺掉四百六十位儒生，因為這些人有可能不按照他的旨意耍筆桿子，在焚掉大部分讓人不放心的、惑亂人們思想，不能統一思想的著作後，便來消滅這些有解釋惑亂人們思想書籍權利的人，開了後世用消滅肉體的方式，來消滅思想擁有者和闡釋者的先河。張獻忠把士子征來考試，卻趁機殺掉他們及其家屬。康、雍、乾時代是用文字獄的方式來消滅肉體，凌遲處死、滿門抄斬等，如此一來，一個人有膽敢獨立思考便成了一種災難。

　　作為所謂的農民起義政權，其實正如王學泰先生所說：“自秦朝以後的在中國疆域內所建立在三十余個朝代與國家的開國之君出身遊民和社會下層的約佔了一半。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從韋小寶說到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張獻忠這種從小隊長起家的“農民起義無領袖”的殘酷歹毒不必論了吧，最終稱王的“農民起義領袖”朱元璋在尚未登極以前，便率軍隊以吃人肉上癮：“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之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之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也。”（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尚未登極時就能如此“為人民服務”，讓士兵吃得“想肉”，登極後更加“為人民服務”則是必然的，為了懲治人民的敵人，處罰貪官，“明太祖亞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引《草木子》）把實草的人皮懸在官員的辦公室，真是殘酷得有想像力，但這樣真的能“為人民服務”嗎？或許能為搞死人民服務吧。事實証明，獨裁統治是任何辦法都無法使其長治久安的。

　　朱明王朝有如此“為人民服務”的開國皇帝，便有將“人民的敵人”方孝儒、鐵弦、景清“剝皮揎草”明成祖朱棣，不特如此，他還創造性地發展處理敵我矛盾高明辦法，譬如將忠於他侄子建文帝的方孝儒誅連九族，殺掉一大家族大幾百人，這樣還不過癮，還要把方孝儒等人的妻女弄到軍營裡“改造思想”兼“改造肉體”，讓士兵輪奸以“幫助”她們生出“小龜子我“和“淫賤材兒”。當然，要找像這樣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是並不困難的，無論是別人要殺他老爸他卻要分一杯羹的劉邦，還是“我花開後百花殺”的黃巢，都是了不起的古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至於太平軍的洪秀全簡直就是革命的化身，他領導的起義實在是中國革命的教科書，具有指路明燈的性質。洪秀全革命功夫不錯，讀書卻不大在行，從14歲至30歲考四次秀才均已失敗而告終，因此一旦在南京登基，便下令凡是通文墨者不來考試便斬首不留。至於洪秀全利用韋昌輝殺害政敵楊秀清全家及親信六千余人，而且兩個月裡總共殺了各種文武官員二萬人。後來又利用石達開來天京靖難，凌遲處死韋昌輝，將其屍體寸磔，割成許多塊，每塊皆二寸，掛在各處醒目的柵欄處，標上“北奸肉，只準看不準取”的字樣，真是厲害之至，不愧是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啊。只有偉大的領袖，才能幹出超出我們想像、讓我們小民百姓都隨時都發抖的偉大事業來。

　　中國盛產制造血案的屠夫，其根源在於家天下、靠血腥屠戮、戰爭殺伐來進行政權更替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背後的哲學理念便是無窮無盡的鬥爭哲學，與人鬥其樂無窮，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只不過是把人文社會和自然界來個翻天覆地大鬥爭，重新按獨裁的意願洗牌而已。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自然沒有寬容精神，視異見為眼中釘、肉中刺。而這種流血殺戮式的政權更替，和靠選票來平和、平穩進行政權更替的民主制度，有著本質的區別，民主制度能比專制制度在更大程度上開放、合作，爭取雙贏。換言之，一個人的存在，不以消滅他人身體、鉗制他人思想為鵠的。而專制制度則往往對政治和思想異見者痛下毒手，因為這些異見，戳穿了專制者所玩樂的“皇帝的新衣”的把戲，同時也揭穿了他們獨霸利益，卻以極高的道德來號召普通民眾犧牲和忍讓的伎倆。此點在歷代的專制皇帝包括像張獻忠這樣短命的割據政權的人主身，都極其殘酷屠殺思想的異己者。把異己者消滅或者使異己者鉗口後，專制獨裁者就更加為所欲為地愚弄老百姓，更加大規模地屠殺或餓死無辜民眾。如此一來，短暫的統治歷程充滿了血腥，而且在表面上顯得像一塊鐵板一樣穩定，但鐵板之下便是另一撥以生命作為賭搏的人，對專制者又一輪的以暴制暴、以牙還牙，循環往復而不休，便使整個中國進入專制制度奴役的怪圈，以至於一些頭腦糊塗而簡單的人，好像被幾千年的專制制度奴役得很舒服了，得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的荒謬結論。

　　匈牙利作家凱爾泰茲的小說《無形命運》，借用小孩子之口反應希特勒時期的大屠殺。由於“他對弱小的個人對抗野蠻強權經歷的深刻畫”，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相比之下，我們國內那些發燒的諾貝爾追慕者，對中國現實的苦痛、流血、屠殺顯得多麼漠不關心，只能成天做得諾獎的白日夢，便勢所必然。這種對於屠殺真相的掩蓋，一方面顯示屠殺者對於真相的恐懼和心虛，另一方面也是愚民之必須，把謊話重復千遍，好讓其變成真理──就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殺”諸方面的歷史真相，也研究得非常膚淺，這對一個鮮活的個人和苦難的民族來說，都是災難性的記憶缺失。

　　讓我們記住這些在中國歷史上犯下的人道主義罪行、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的屠夫們，把他們所犯的滔天大罪，昭示天下，針對現實，警醒來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有一部材料翔實、議論縝密的《中國大屠殺史》問世，以告慰自古及今在廣闊的中國土地上屈死的冤魂。同時，要防治歷史中多次暴發的大屠殺再次發生，只有拋棄幾千年來的專制制度，提倡寬容和解，通過非流血的社會改良，實現社會制度的慢慢變革，以使中國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國家邁進。

www.gati.org.tw/chat/history/200406/20040630/1088526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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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蘿莉天皇    時間: 05-11-25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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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想一想 中國隻所以能夠在工業革命隻前 一直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家 原因是否在此??
有時候 為了多數 犧牲少數是必然的結果 這世界上沒有可以讓人100%滿意的事情!!
史達林曾經說過:為了達成國家的目的 犧牲1千3百萬人難道會多嗎???
這句話代表了一個現實 沒有國家 何來人民? 為了國家興亡 必須犧牲部分人民 這也是不得已的一種選擇 這世界本來就如此現實.........  為了自己成功 總是要把別人採在腳底下....
作者: 有一种人    時間: 05-11-25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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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關心眼前溫飽，富人關心未來賺錢——只有不如意的我們，還在這裡就一個早有定論的問題發洩牢騷抒發感情；莫談國事、“莫談國事”
                                             ——否則估計到時候就有人看我們的笑話，畢竟說出去的話和做出來的行動是不太可能一樣滴……
讀書讀太多的惡果——在乎自己的生命大過在乎自己的“原則”。有種的在後面說個“不”字再發個毒誓！
作者: 天下創世    時間: 05-11-25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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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原君裡大概便把統治者的心態說的很清楚了

他為的利益 不是天下蒼生 而是自家的興亡 這是中國古代專制政府的普遍意識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所以皇帝都討厭孟子 明太祖還想把孟子牌位拆下 為的是什麼 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以危害到騎統治基礎

再來就是古中國的強大 實在不能以屠殺等衡論之 史達林屠殺那麼多人 他所謂國家的目的根本祇是自己的目的而已
作者: chaser    時間: 05-11-26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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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歐洲也是一樣的情況...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工業革命之前 一直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家"
歐洲可不比中國好的多..進步的可能..有多大？只能說君王.帝王主義太讚了..讚到不能說他爛.
作者: 蘿莉天皇    時間: 05-11-26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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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天下創世]我認為原君裡大概便把統治者的心態說的很清楚了

他為的利益 不是天下蒼生 而是自家的興亡 這是中國古代專制政府的普遍意識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所以皇帝都討厭孟子 明太祖還想把孟子牌位拆下 為的是什麼 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以危害到騎統治基礎

再來就是古中國的強大 實在不能以屠殺等衡論之 史達林屠殺那麼多人 他所謂國家的目的根本祇是自己的目的而已[/quote]其實這是有歷史背景的 畢竟時代不同 你總不能讓一個連"字"都看不懂得人民來決定國家大事吧??  何況中國的民本思想其實遠在周朝就有 周朝時有鑒於商的滅亡 因此有一個觀念
"天命" 會決定一個領導者來帶領大家 但是如果領導者不守"正道" 那天命就會拋棄他而轉向他人

這種觀念在歐洲起碼要百年後才出現

而自從秦朝滅亡之後 大家更是了解到 帝王之道 九州方圓 是在於"民心" 而到了漢朝 更是了解到 "教育"的重要性  而漢武帝的政策 固然是維持其天子的權威與基礎 但是也受到了民本思想的思潮以及眾怒難犯的道理

直到唐宋時期 可說是中國文化最燦爛的時期 這個時候 皇帝的教育已經有所謂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概念  因此對於人民的自由等等權利給予相當大的開放 宋朝皇帝甚至立誓不殺士大夫 並鼓勵興辦"教育"

但是到了元明時代 卻是大大的退步 元朝人士遊牧民族 只知道如何打仗 但卻不知治國治民的大道理 所以滅亡很早  而明朝皇帝因為是乞丐出身 所以特別防範士大夫 並挾制人民的言論 控制人民的自由
而到清朝 這種狀況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甚至是變本加厲 而且清朝使用八股文與編輯4庫全書等手段 挾制人民的自由與言論 也導致一個頹廢沒有進步的社會  一直到列強敲門 中國才終於省悟到自己的落伍 並努力改進 直到今天....
以上
作者: 無奈    時間: 05-12-20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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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將攻城 , 萬骨枯 .
古有 :修身 , 齊家 , 治國 , 平天下 .
現有 :國破 家亡
.: 為了太多數的人 , 犧牲一少部份的人 , 是直得的......
作者: hydralisk    時間: 05-12-20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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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人口多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人多死不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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