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六四

天下創世

歷史是每個人的共同記憶,中共可以大辣辣地宣揚中國乃是擁有五千年悠悠久久歷史之文明古國,卻不敢去真正面對自我民族的黑

暗歷史,那段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所發生的事情

我這主題也沒有要說什麼,只是純粹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六四事件,不要忘記暴君的殘酷,與他那雙沾滿學生鮮血的雙手

就跟228每年一提一般,原本在台灣幾乎每年紀念的六四事件,今年卻感覺沒有任何動作

難道談到64就要被貼上 中統標籤嗎?

那那些批評的人才真的是沒智慧

只有香港有許多人慶祝,而香港卻還在中共的管制之下

身為民主自由的台灣人,卻沒有站出來再度讓人民回憶這段過往

暴君之所以會不斷地出現,就是因為人民忘記過去的歷史

這一直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人民不知到過去暴君的邪惡,沒有歷史意識,最後將會充滿奴性,而下一個暴軍將會幹出同樣的事情來

不管政治面對這次行動的合理性

歷史該怎麼寫? 歷史是要站在人道主義去寫的,所以因為人道主義,中共屠殺學生,就是錯誤

在教育面摧殘自己國家的高級知識份子,在人道面摧殘自己國家的人民

這都是歷史應該要口誅筆伐的阿

不能因為他帶動了中國的經濟,就對他這項重大罪行給掩蓋掉

所以中國所謂的現代化,所謂的西化,到最終,並沒有完全成功

忽略人道主義的一個國家,人民只是該黨的奴工,反抗便殺,這是在台灣所有自由人應該要警惕的事情

中國真的已經文明了嗎?舊有封建君權不是仍然存在嗎?

64只是19年前的事情阿 離我們並不遠

如果我們這樣子就把他遺忘,那麼下一個暴君出來,人民將不會反抗

總之我們大家先為六四犧牲的英靈們 默哀一下吧...

[ 本文最後由 天下創世 於 07-6-5 02:30 PM 編輯 ]

麥峱

不如資助民運團體
像AE社資助幽谷
打擊迪坦斯般

上帝使者

其實我真的很想知道中國人對64的看法呢~.~

希望中國網友能夠現身說法一下!~

不动如山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對六四能有多少記憶呢？我們聽到的不過都是政府的說辭，真相是怎樣的，我們只有去自己探索。前一階段搜集了很多相關的資料，也想寫點東西，但不知從何入手。前天把電腦弄壞了，也忽略了這個日子。既然沒辦法及時地寫點什麽那就把我搜集的資料給各位看看吧，主要是文字上的，影像資料我想臺灣的朋友應該比我更容易弄到吧，但是看時注意是哪里出品的，注意去僞存真。

附件里的这本书是89年7月北京市委编写的，虽然有其片面的一面，但是很多事实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各位如果对76年到89年的党史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我尽量解答。

从这本书印证了以下这篇文章中结尾吾尔开希那段话，没有底线是学生们的最大错误，这把高官们的耐心磨没了，再也等不了的高官们最终选择了动手。

（以下文章据说李敖写的，至于真伪我还要向各位求证）

第一部分 一切真理都是宣传（2）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面对天安门事件要讲一句话。我给大家看张图片，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到欧洲去的军人，打了胜仗，他们开始很高兴地回来了。我们看到，美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在怎么样打仗。打了仗以后呢?有的打死了，有的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些老兵啊，当时还年轻，就跟美国政府说，你们总归要照顾照顾我们。美国政府说，我们会照顾你们，等到1945年——注意啊，那个时候是1918年——你们老的时候呢，政府会给你们每个人几百块美金。老兵嘛，觉得政府很小气，可是也算了。可是，到了1932年，不得了了，美国发生了经济大恐慌，老兵发现这个国家怎么经济这么惨，我们不要再等了，我们希望不要等到1945年才给我们钱，我们希望早一点拿这个钱好不好。美国政府就不肯，一万五千个到一万七千个老兵，就跑到了美国华盛顿前面的“天安门”，就是他们国家首都政府的广场上面，搭了帐篷。在干吗呢?小孩也来了，老婆也来了，大家坐在那里抗议，希望你政府给我们钱，我们活不下去了。
美国政府怎么处理?美国是民主国家，美国是所谓尊重人权的国家，发现它的首都政府的中央广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保卫过他们国家的老兵——占领的时候，它怎么处理?开枪，放催泪瓦斯，开出来坦克车。干什么?把你们驱逐。什么原因?任何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前面的广场都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盘踞不去。动手了，大家看，我李敖拿给大家资料。看，这是那天的，看到没有，1932年7月29号的《纽约时报》，看到没有?军队把老兵，从首都往外面赶。看到没有，烧他们的帐棚，杀人，当时说是一个死了，事实上死的不是一个。什么人带队?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后来的美国五星上将，当时是四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元帅带队。他手下还带了一个准将，叫做巴顿将军，后来的名将。手下还有个名将，叫做艾森豪(威尔)，就是后来的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们骑着马，放着瓦斯，(放着)枪，开出来坦克车，放火来烧保卫过他们国家的老兵的帐棚。老兵被打死，他们耍赖说是警察打死的。老兵的小孩子抱着玩具熊，被瓦斯冲，小孩子死掉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怎么样子放火，来烧他们老兵住的空房间，整个的这个局面，当时呢，负责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
各位，你李敖讲这个故事干什么?我讲这故事就是说，当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是我李敖代表中国到外国去，当外国记者问到我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会怎么说。我会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件，可是，我告诉你们，我们在等待。为什么等待呢?因为从胡耀邦死了到6月4号中间，我们在等待。两个月，为什么要两个月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发生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美国供应的可口可乐，香港供应的橘子汁，大量地涌进了天安门，学生们盘踞不去，各地的学生开始串联，工人阶级开始动摇，整个的国家人心惶惶，中国要垮掉了。使我感觉到，“文革”的局面又出现了，群众的那种呼起呼落的现象又出现了，这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得出来呢?怎么办?很抱歉，我们学了1932年你们美国人干的事情——你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李敖就这样讲。美国说，1932年是不是太远了?可以啊，我们学得近一点啊。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本书，这是近一点的嘛。看看，影响美国的事件，大家看看，这近一点的资料，1970年，尼克松总统进军柬埔寨的时候，引起美国青年人的不满，大学生开始反战，美国的KENT大学学生开始反战，被美国的军人包围，当场打死了四个学生。其中一个被打死，大家看到没有?撂在地下。看到没有?当时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只有十四岁，在哭。然后呢，这照片被拍下来，还得了奖。你看，在学校校园里面，你们美国军人都会跑去开枪，当场打死四个人，请问：你们美国人是什么好东西?你们美国人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你们美国人谈什么人权?当然，死人是不好的，可是，问题怎么解决呢?
吾尔开希，当时的天安门的学运领袖，他到台湾来跟我讲，我问他：吾尔开希，你现在回忆“六四”那件事情，现在你年纪大了一点了，也做了台湾的姑爷，你住在台湾，你还会那样做吗?吾尔开希说：我不会了。为什么不会了?他说：我们当时跟政府的对抗，我们没有底价，我们那个条件是浮动的。当赵紫阳来谈判，我们就谈判。谈判好了以后，政府同意了，我们又涨价。结果呢，变得没有底价。群众没有底价的，群众的结果就是不走，整个天下乱了，然后就发生各种离奇的解释。

从种种证据显示，中共领导人实际上是不想动手的，但是最终他们不得不出了下下策。
请看下面这篇（应该是对岸的报道吧），从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中的一些不同的声音。

[ 本文最後由 不动如山 於 07-6-5 10:26 PM 編輯 ]

不动如山

从下面这段文章里我读出了一种信息，当时的那些所谓学生领袖，其实他们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有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信念。甚至想像当年的谭嗣同那样，用血来唤醒民众，实在是太理想主意了。

万维读者网记者佚民综合报道
     消息人士对多维社说，1989年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38岁的柴玲已被特许回到中国。柴玲是经香港首次回到中国的，到了上海。她现在可以往来于上海、香港、美国之间。柴玲曾对友人说，她计划到上海为开展环保事业铺路。
      同是六四学生领袖的王丹在华盛顿说，他不知道柴玲是否在中国，很久未见到她了，给她留言也未见回音。
      中国官方人士不愿意证实柴玲是否已回到中国，只是说，「确实有人被准许回到中国，是依个案处理」。而另一位官方人士较早前透露，「高层曾有意决定让流亡者分批回国，但现在这个计划被搁置。」
     据悉，1999年，柴玲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说，等这一代领导人退出舞台，他们这些人回中国可能非常有希望。
     美国之音早先据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信息披露，当年因为六四而被通辑的二十一人当中，有十四人流亡海外，有七人还在国内。
     在美国的十二人中，北京大学的王丹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的柴玲在波士顿经营网络和环保公司；北京大学研究生刘刚在纽约高科技公司任职；清华大学的周封锁在美国读完书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梁擎敦在南加州从事金融股票工作；中国社科院的王超华在南加州工作；北京大学的王有才不久前刚从中国释放出狱，目前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志清在美国下落不明；北京大学作家班的张伯笠在华盛顿传教；南京大学的李录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清华大学的熊炜在美国某地工作；北京大学的熊焱参加了美国军队，目前驻扎在伊拉克。
     柴玲的前夫、北京大学的封从德目前在欧洲。他在法国读完了博士学位。
      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则在台湾结婚成了家，作兼职电台节目主持人。
      留在中国的七人中，北京经济学院的翟伟民，目前在河南一家公司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郑旭光在北京从事股票生意；北京电影学院的马少方在深圳发展公司；北京大学的杨涛在广东做生意;政法大学的王治新坐牢获释后，回到山西，目前没有工作;清华大学的张铭还在上海监狱中服刑,他因为“职务侵占罪”在1999年被判处七年徒刑。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更注意赚钱，根本没心思推动政治改革。天安门学生领袖，人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

王丹吾尔开希为柴玲高兴

     据多维社消息，王丹表示，「柴玲能回国我很高兴」，「我困惑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与王丹在一起的吾尔开希亦说，「为柴玲高兴。」
     柴玲会不会是有条件回到中国的？吾尔开希说，「在推进中国民主方面，柴玲已经做得够多了，没人可以指责她。柴玲有权力做出她的选择，无论她是以美国公民还是以中国公民身份回国。」
     王丹则说，「作为柴玲的朋友，我相信她的人格，理解她的选择。」「我不相信柴玲因为要回国而和中/共站在一起。」
      1989年，23岁女大学生柴玲一夜间成为国际英雄，她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总指挥，并在广场上与封从德成婚。
      现在，柴玲几乎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在近几年海外异议人士的各种聚会上，罕见柴玲出现。
     在王丹2001年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聚餐上，久违了的柴玲短暂出现。柴玲比几年前发福了不少，与1989年时纤细身形可说是判若两人，当时有人问柴玲是否刚做了母亲，柴玲对此笑而不答。

美国经商不顺

     专栏作家Bailey曾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指出，多年来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柴玲当年的学潮盟友责备她和其他学生领导为了自己出名和权力，牺牲他人，导致六四的流血牺牲。电影文献片《天安门》即反映了此种看法：柴玲在一个北京的旅馆客房里接受的采访中竟然说，学生们不断地问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达到什么目标？我感到很哀伤，因为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们实际上希望血战，希望政府宰杀人民的时刻，只有天安门血流成河，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睛。
     也有读者为柴玲辩护：尽管柴玲对“六四”悲剧负有一定责任，但她决没有伤害自己同学的动机。她之所以被历史推到这样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当时比别人具有更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当然，她的政治知识、理性都是明显不足的。柴玲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访问时披露，她赴美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其后到一间顾问公司工作。在那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比她大十岁的马丁（Maginn）。两人于1998年开设网路公司珍查巴尔（Jenzabar），主要制作学校用的行政管理软件，供学生登记学科和检查课外作业。
      服务推出后，珍查巴尔曾经同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些学院签订协议，有学生曾上网查资讯，但没人付款。当时柴玲夫妇曾一度雄心勃勃，策划把公司上市，不料适逢网络股泡沫爆破，上市计画告吹。由于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未收费，公司财政一度拮据。
     其后，一批管理层人员向法院控诉，指柴玲与其丈夫开设的网路公司曾经误导投资者，并且欺骗美国联邦税务局，令她官司缠身，雪上加霜。
      有网友说:"小姑娘柴铃是个具大智慧的人,向领袖蒋介石一样,让战士们留下牺牲,自己却逃之夭夭.把灾难流给祖国,赢得西方世界一片喝采!诺贝尔和平奖应受与她!!!!"

不动如山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国内某位网友的博客（也就是对岸的部落格）上找到的。来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前一部分，这段文字在他的博客上被标注为第二部分）

如果此文属于禁止转载或者登出请联系本人删除

本人已找到当时的2部64事件视频纪录片，经过再三的斟酌不便公开！

其中一个是真实纪录，另一个是外国人编辑的，有些反动！

如果有想看的请联系本人，由于涉及政治严重，不便于传播！

戒严令全文如下：（戒严令我提供的那本书里有，这里就不转述了）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暴力镇压" — 美国国家安全局档案图片：军队坦克冲开平民点燃的公共汽车路障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原文以下为自五月二十一日到当天的大事纪要，也可以看我的那本书）

天安门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称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纠察队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发生冲突，有人员伤亡：事后北京死亡数字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曾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国外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中国政府则声称是对反革命暴乱的镇压。虽然有许多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确实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但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访问美国时，在美国国防大学却公开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死亡状态惨不忍睹。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

城市     群众死亡     群众受伤    军警死亡      军警受伤
北京       523        11570余      45           6240余
成都       277         2100余       9            550余
武汉        12          170余      ——          125
贵阳        29          290余      ——          150余
哈尔滨       7           90余      ——          190余
郑州         6          130余      ——          150余
兰州        21          200余       2            120余

但此数据之真伪不得而知。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中的主持薛飞，杜宪由于报导新闻时神情哀伤，身着黑衣，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即时解雇了。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王有才﹑***﹑***﹑**﹑张铭﹑熊炜及**。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也有一部分人被捕后在国外舆论压力下在服刑期间被中国政府送到美国实行“保外就医”。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等，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在事发后一直尽力留在中国，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被逼出国，经法国前往美国。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举行游行，中国当时并没有完备的示威游行法案，很多群众的示威游行在操作上有其文革时代的继承性，口号空泛，语言血腥，在进行谈判并获得结果方面操作性不大，所以一方面得不到什么满足，同时也不会遭到镇压，最后都不了了之。和历次运动不同，地方政府基本没有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谈话调查，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则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十五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部分中国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过于乐观。当然没有人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
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被罢黜总书记、***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要求是当时的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又是政府难于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可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对于学生运动，历史上包括日本和美国都进行过镇压，但如果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镇压，就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会引起舆论如此大的轰动，也不会有这样大的伤亡。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一些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有部分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与著作中，将美国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比作中国的六四事件，以表示**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无独有偶的。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接任。***执政后，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随著回归后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亦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为香港移民的资金而使经济得以反弹，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韩国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于**在承诺不会对学生“秋后算帐”之后，竟然采取了比“秋后算帐”更严厉的血腥镇压，使香港人对**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人亦愈来愈多，深怕今时今日的承诺，他朝对方会反口。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巿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 由此开启了香港巿民参与政治的意识，标志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开始。此后香港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游行争取政治上的发声，其中两次最重要的大型游行，分别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与要求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七一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50万香港巿民参与；以及2005年12月4日争取普选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政治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25万香港巿民参与。由六四开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游行是稥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 - 被坦克圧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各国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联合国

六月五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世界银行
六月十二日，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企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求，但是，由于目前的局势，关于这些要求的讨论将延期。二十六日，世界银行发表一项声明说：“在同中国当局磋商以后，已决定在银行执行董事会开会之前推迟考虑几项贷款”。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此次推迟考虑的贷款约为7.812亿元，本应在该行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六月份进行讨论。这笔准备用于资助七个项目的资金本应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提供”。

美国

六月五日上午，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五项行动：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它一些方面。
当天中午，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四名中国留美学生，并进行了四十分钟的会谈。五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布什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的决议”；六日，美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问题的决议，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回顾给同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的问题； 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于作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 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增加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玛塔特怀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四万五千〇八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滞留在美国。七日，由于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家属全部从北京撤离，一百二十五人离开中国。八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局势极不明朗，以致无法断定谁在执掌政府的权力”，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快离开那个国家”。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市政委员会命名纽约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为天安门广场。二十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将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贷款，以抗议北京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已争取其他西方国家暂停对中国的多边贷款的努力。

不动如山

从这里我读到的东西留到最后再谈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87年紫阳同志刚上台时的一次讲话（现在在这边搜索赵紫阳你什么也得不到，但是搜索紫阳就可以了）

赵紫阳总书记答中外记者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１１月２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举行的酒会上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同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我们对外国记者关于十三大的报道是满意的

美国记者：请谈谈对记者有关十三大报道的评价。

赵：我们是满意的，报道基本上是积极的。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国外反应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我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对国家的情况是清楚的；二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三是说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将会继续下去。这个评价不高，也不很低。谢谢你们！

日本记者：在您的报告中，为什么外交问题只讲那么一小段？

赵：我的报告已经有３５０００字，外交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加进去，还可以加５０００字。如果那样，我的报告在一个上午是做不完的。

记者：对日中关系你有何评论？

赵：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是良好的，在良好的大前提下当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希望日本方面能为此作出努力。总之，主流是好的。

2、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

外国记者：你是否认为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

赵：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我已注意到，我们这次大会前，一些国外政论家、新闻界的朋友，已经因此犯过错误。这次参加大会的１９００多人，全体举手通过了我的报告，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弃权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能说明我们有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吗？如果说１９００多人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举手赞成了我的报告，岂不是又合二而一了吗？当然，中国有１０亿人口，有４６００多万党员，不可能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搞自由化的人，但在骨干分子中间没有保守派、极左派之分。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５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分析。

外国记者：在中国，是否对不同意见有自由？

赵：有自由，但是没有绝对自由，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自由。你出国不是还要持有护照吗？你也没有绝对自由吆。（大厅里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赵（介绍南斯拉夫记者后）：你们作了大量报道，是客观的、友谊的。

南斯拉夫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赵：我先讲。我们在搞改革，你们国家也在搞改革。我们国家同许多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就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解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的报告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讲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的方案，你们的最佳方案和我们的最佳方案不一定一样。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交流，但是都不能照搬。祝你们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

南斯拉夫记者；我们南斯拉夫记者向你祝贺你的报告和你担任总书记。你当选总书记后，准备完成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什么？

赵：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新的政治局和新的书记处如何进行工作。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式工作，因而需要具体研究一下。这是我们要做的头一件工作。

3、美国国会中一些人经常大喊人权，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符合人权吗？

美国记者：最近中美关系有点问题，遇到了西藏问题。你对中美关系如何看法？

赵：有个问题总使我迷惑不解：美国国会中一些经常大喊人权的人，为什么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是符合人权的吗？我希望你回去把我这个问题向你们国会的有关人士提出来。（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美国记者：我回去后一定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外国记者：请你谈谈中日关系。

赵：中日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我祝贺竹下登先生就任总裁，希望有机会同他见面。

苏联记者：我们是来报道十三大的。

赵：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北京过得怎样？

苏联记者：过得很好。

赵：我想我刚才对南斯拉夫同志讲的那些话，同样可以对你们说。祝你们改革成功。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

日本记者：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现在穿的双排扣的西装很漂亮，是在国内做的还是国外做的？

赵：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我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就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而且很漂亮，这样可以推动中国服装向你们国家出口。（全场活跃）你看，李鹏、胡启立同志穿的西装也都是中国做的，都很漂亮。

荷兰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的改革快，您对此怎样看。

赵：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改革不可能一样。我们没有同苏联在改革上发起竞赛，不准备在改革上同苏联比谁快谁慢。各国都应当按自己国内实际情况办事。我们很重视苏联的改革。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同志把《新的长征》的作者索尔兹伯里介绍给赵紫阳。）

赵：我们认识，我们约好要在１１月５日见面，你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作为记者来见我。朋友之间可以随便交谈。

索尔兹伯里：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过去在四川工作时，四川人有句话说，“要吃粮，找紫阳。”现在你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中国人民将用什么话来概括你的工作？

赵：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是有信心的。我在报告中讲过，我们现在的改革比原来设想的时间要长一些。我刚刚在一中全会上讲，我们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要努力工作，再过５年，希望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能够说，我们完成了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

（新闻中心的同志介绍苏联记者。）

赵：好，你们在北京常驻的有几位？这次派来采访大会的有几位？

苏记者：常驻的有７人，这次又派来４个人。

赵：那加起来有十多人。

苏记者：对。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天天都有关于中共十三大的报道。

赵：你们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谢谢你们！

香港记者：十三大对统一祖国有什么贡献？

赵：我已经注意到国外有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将作为今后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将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于解除香港人民的疑虑；将有利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

日本记者：毛泽东说中国解放前有三座大山，请问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有几座大山？

赵：我没有统计。请你帮我统计后告诉我，我将表示感谢。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

英国记者：您现在当选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防力量将加强？

赵：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会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你知道吗，中国已经单方面裁减了１００万军队，我们大量的军工企业都转为生产民用产品。我们国防现代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质量上，这要依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香港记者：香港是否可以直接选举？

赵：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已多次讲过，讲得很清楚，香港人民都知道，今天没有必要再说。这个问题要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基本法中解决。

联邦德国记者：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工作做好

香港记者：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请你谈谈你的感想。

赵：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外国记者：最近美国关于人们所说的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有很多不好听的言词，你有什么看法？

赵：不仅是言词不好听，而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想把加剧海湾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不公正的。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

外国记者：最近我听到，中国许多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赵：这个问题应当这么说，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改革９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价也确实上涨了。人民希望有这样的总理：只提高工资，而不涨物价，甚至降低物价。看来，我这任总理是做不到了，希望下一任总理做得比我好一些。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我们是香港记者……

赵：你们香港记者来了多少人？

香港记者：有５０多。请问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

赵：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

赵：你们总是喜欢分第一项第二项，不能分的。经济体制改革明年主要是增强企业活力。我向你们透露一个信息：明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很可能通过企业法。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

台湾记者皮介行：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

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在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地看一看。大陆这３８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

皮介行：赞成、赞成。

北京记者：我们去台湾采访，你批准吗？

赵：我们方面毫无问题。你们要去我都批准。可惜光我批准没有用。中国的政治气候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香港记者：有人比喻说你们的冬天来得快，去得也快。

赵：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如果指政治气候，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记者：这次政治局中为什么没有妇女？

赵：我们大家都希望女同志能参加政治局，但没有能推选出来。这并不是我们调整了妇女政策。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外国记者：明年开人代会，谁将担任总理的职务？

赵：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换届。国务院的人事，将由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把人大当成橡皮图章吗？我们今后要尊重人大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能随便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不准备等到明年七届人大，而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职。我将提出一个代总理的人选。我的提名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但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比我年轻。

保加利亚记者：你访问东欧五国以后，有什么感想？

赵：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很好，党的关系都恢复了。可以说，进入了全面友好发展的阶段。我对东欧几国的访问都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你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我们搞得好。向你们学习。

美国记者：胡耀邦已经被选进政治局，他将负责什么工作？

赵：我们还没开会嘛！刚才我说了，我们将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如何工作。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

外国记者：现在你们搞改革，有些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赶不上，差距大了一些。你们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走路也是总是先迈一条腿吆！

不动如山

来说说我的看法吧。这场运动从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首先参与者没有统一的目标。从事后运动领导者的行动及结果可以将参与者归为以下几类：1、背后确实有国外（其实就是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的人。国外势力的目的简单而明确，那就是中共政府像东欧和苏联政府那样倒台，实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们就是要中国乱，至于乱之后会怎样，他们不会替中国人去想，也不愿帮中国人去想。他们只是让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够民主、自由，让中国人不满，但是他们却并不真的了解中国。不会真的为中国做些什么。

2、借机在党内进行权力角逐者的支持者。这部分人在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正是他们使得运动愈演愈烈，但是到最后他们却发现事情并没照他们想像的发展，他们控制不住局势了，学生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手攻击自己的借口了，于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撤出了，他们的撤出是导致惨剧发生的一大原因。

3、对社会种种现实不满，自觉参加进来的学生和群众。那几年国内物价涨得厉害，再加上官倒们实在太让人生气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很大（8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好像都是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很多不满的人就加入进来了，但是最后流血最多的是他们，获利最少的也是他们，因为这些人是这社会里最弱小的，他们的想法最简单，却最合理，也最不为人所重视，他们没有单独反抗的能力，但是也很难凝聚到一起，于是他们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地朝自己的目标努力，说不定什么时候连命都没了，却换不来任何东西（代表着就是那些绝食到底的学生和老老实实坐牢的群众）

4、趁机混水摸鱼者。这种人虽少，但是其道的负面作用却很大，很多罪名都是他们惹下的。

     再来说说从书上网上看来的，现在找不到原文的一些东西。有报道说，天安门的活动得到国外支持的最好证据就是大量在那个年代尚属于奢侈品的可口可乐出现在天安门。而事后很多“领袖”出逃的路线和方法以及出国后的情况也说明美国人没少参与，美国人也确实想用这些民运领袖做些事，可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美国就是只大老虎，反对政府的事最好别让人知道背后有外国人撑腰，那样反而适得其反（方励之好像也说过这样的话）
    从文革走来的中国人再也不想犯左的错误了（所以当学生要求工人支援时，很多工厂都拒绝了，因为人们不想再闹运动，66年就是学生先开始闹的，最后也正是那批学生主动或被动的祸害了全中国，也被别人害惨了），但是掌权的中国人更不希望看到中国向右滑去，于是胡耀邦被处理了，现在看来这事是有争议的，但是在当时，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微弱，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认识还是很清楚的，也是很坚定的。但是几年之后，一些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和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让人们疑惑了，不平衡了，愤怒了。但是人们还是相信这个政党的（这也是为什么事件中学生更主要的是针对人而非整个党的原因），不过人们需要党作出改变，可是党改变的步伐和方向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党内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国际局势的变化加上人们已经有些“活”的头脑，造成了不同集团间的政治冲突。人们也没有能力辨别那些被某些人宣传得神乎其神的国外美景的真伪，只是觉得国内的月亮不再那样圆了。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国内是胡耀邦的死，和赵紫阳此前的表态，国外则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国外情况的种种片面了解），促成了这场运动。但是由各种力量汇成的这个拳头却没有了攻击的方向，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方向太多了，想法太多了，反倒没了主意。有些人以为自己在领导运动，实际上他们只是发起了运动或是推进了运动，没有人能全盘掌握。很多举动被称为“伟大的壮举”，但事后看来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于事无补。政府在研究应对策略时，所谓的领袖们却只知道去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学生只知道支持这个人的主张或那个人的见解，对某篇文章大家赞赏，对一些报道口诛笔伐，但没有一个指导的思想。没有底线的谈判消耗了政府的耐心，太多的冲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法国革命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结果革命后动乱了多年，而俄国革命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领导，于是顶住了国外的干涉。
    另外与东欧不同的是，中国受苏联影响小，而且领导人刚刚把人们从一场劫难中解救出来，人民对于领导人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反对的声音就小。还是那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饭比民主更重要。刚刚过两天好日子的中国人不会轻易反对自己恩人的。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会有很多人不赞同。不过以上仅为一家之言，纯属发表观点，也为讨论提供点材料，不想引起无谓的争论，因为这种事件往往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最后再说一句，“6.4”与“2.28”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我觉得不可相提并论。紫阳那句“我老了，你们还年轻。”也许能说明点什么。

题外话一句，目前的中共领导胡锦涛就是胡耀邦提拔起来的，94年他去共青城拜祭这位老领导时，再次使用了“总书记”这个称呼，语惊四座。05年又使这位前总书记成为了第一个过90周年纪念的中共领导，也许这些能使人看到一种希望。

不动如山

这本来应该是第二部分，但我发不上去，只好在这里补发。另外我好像发文很困难，所以文章发的有些零乱，一会再改。

邓秘录：杨尚昆承认64事件犯下大错
（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十五日专电）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开始连载“邓小平秘录”，首先锁定一九八九年六月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文中指出，邓小平至死未对武力镇压一事留下反省或悔恨之词，但是，当年参与开枪命令的现职国家主席杨尚昆则在生前表示反省之意，承认共产党犯下最严重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 文中指出，二零零四年二月，暴露中国在前一年隐瞒国内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军方医院医生蒋彦永致函给温家宝总理等人，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信中提到的新事实引起瞩目。 报导指出，天安门事件发生当时，参与开枪命令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一九九八年死去以前，曾向蒋彦永说道，党（在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犯上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早晚必须加以纠正。杨尚昆表示反省之意似在一九九六年左右。 (视频：六四屠城） 当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事件后逃出中国）曾向产经指出，邓小平的长男邓朴方曾为避免流血事件而行动。北京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之后很快地，邓朴方担任主席的“中国残障者联合会”有四名职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访问学生运动指挥总部，指出邓朴方为避免流血，希望和学生对话，要求派遣学生领袖出面。 “联合会”一名职员被留下来作为人质，吾尔开希本人则在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残障者联合会”。应对的“联合会”干部向吾尔开希表示，政府势必动武，若想避免流血，将安排和主席的会面。吾尔开希是由于邓朴方表示想见学生领袖才出面，这名干部的发言与此有违，结果他未和邓朴方见面而离去。 吾尔开希表示，邓朴方派遣职员向学生运动总部转达的意见应是真的，但很快地改变主意。他猜测邓朴方是判断流血已不可避免。邓朴方虽未曾作何表示，但或许已知道他父亲的坚定决意。 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四日凌晨，中国戒严部队对学生和市民开枪，造成三百人以上死亡的事件震惊全球，中国领导阶层完全孤立，改革开放停顿，中国陷于混乱和分裂的危机，这也是在武力镇压扮演中心角色的邓小平的危机。 中国后来的发展使得事件后的政权都肯定邓小平当年的决断，至今中国国内除公式的见解外，不准谈天安门事件，要求对该事件重新评价的人士都被置于严厉的监视下，当年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职的前党总书记遭软禁至死。一名中国老记者被引述指出，事件遭全面封锁是由于政权内部有看法认为大量杀害人民是作得过火。 文中指出，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虽经济发展，但为贫富悬殊和腐败的蔓延等严重的矛盾而头痛，该事件是政治改革受挫的主因之一，胡锦涛政权背负着邓小平留下来的正反两面的遗产。

李狂傲

我對所謂的六四會造成大陸分裂的看法，實在不能茍同，你們與前蘇聯的狀況差別太大，前蘇聯本身就是由加盟共和國所組成，並非是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在蘇共中央強力壓制下，各加盟共和國想分離出來自力更生，成功機率幾乎等於零，一旦蘇共的控制力衰微，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勢必瓦解，而大陸本土除了新疆，西藏兩地存在分離主義的歷史糾葛，其餘各地區本就是單一國家體制，六四就算引起大陸分裂，頂多就是跑掉新疆，西藏，如果要算上臺灣，我沒意見，六四以後會出現湖南國，湖北國？

中共藉由六四抬高自己對大陸統治的不可替代性，你們都沒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