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省思】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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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第九章　麻煩越來越大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開始寫這一章　時，致力於研究越南戰爭已十餘年的歷史學家喬治·Ｃ·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劃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願（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劃如林登·Ｂ·約翰遜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確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後，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勝利。當他的懷疑日益加劇，並越來越明顯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議中時，他的影響力就更加減弱了。在以後的任期中，某些情報不送給他看，因為他越來越反對戰爭，而且與鴿派參議員羅伯特·Ｆ·肯尼迪關係密切。
　　我希望喬治·Ｃ·赫林是對的。實際上，我的影響力和我作為越南政策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責任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離開五角大樓。我對我們能否通過軍事手段在越南實現政治目標確實很懷疑，但我並未因此減少參與越南政策的制訂工作。
　　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結束之後的十五個月中，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傷亡人數越來越多；關於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的爭論日趨激烈；約翰遜政府、我的家庭和我個人承受的與戰爭有關的壓力越來越沉重。雖然公眾仍然普遍支援越戰，但反對意見開始出現了。另有三次和談努力也失敗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並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需要動用預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或其地區與中國和（或）蘇聯發生衝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
　　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種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離任。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離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極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於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勝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勝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離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離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並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優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麼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離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離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極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與同事們相處甚融洽。
　　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體分析。
　　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懷疑態度。多年以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
　　聖誕節停火計劃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結束以後，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詢問我對越南軍事形勢的總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我對他講，我認為共產黨已經決定繼續頑強地在南越作戰。他們似乎認定戰爭將是長期的，時間對他們有利，他們的耐力比我們強。他們認識到一九六五年美國的大規模介入表明我們已下決心避免失敗，預料我們會動用更多的軍隊。我推測共產黨會因此在南方大規模招收新兵擴充軍隊，並加強從北方向南方的滲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我估計一九六六年他們的軍隊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並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運輸能力每天運送一百四十噸物資供給這些軍隊。
　　為了抵消敵方的這些發展，我建議增派二十萬美軍（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前此要求的一樣），在年底以前把軍隊總數從十七萬九千人增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同時擴大空中轟炸。但我警告說，這些舉措也許不會對敵人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打擊」，因為轟炸只能削減而不能完全斷絕北越向南方的物資供應。
　　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
　　儘管共產黨會因我們的地面和空中行動繼續遭受重大損失，但據我們預計，一旦瞭解我們增派軍隊的意圖，他們就會加強軍事行動以試探美國的力量，使衝突規模和傷亡人數增大（增派軍隊後美軍的傷亡預計會達到每月一千人）……結果是，即使增派了軍隊，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將面臨軍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計劃的停滯不前，另外還需要增派更多的美軍。
　　這種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國需要進行談判，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使（河內）進行談判，從而結束戰爭。」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一直奉行消耗戰略，目的在於給越共和北越造成極大傷亡，使之來不及補充。但事實證明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儘管威廉·威斯特摩蘭、我以及其他許多人不願承認，但有證據表明我們的敵人通過在南方招兵和從北方派遣，使其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軍隊數量一直在增加。
　　從我們開始介入越南戰爭起，南越軍隊給我們提供的情報就少得可憐，而且大多不準確。有時候，這些不準確的情報有誤導的嫌疑，有時候則是由於過分樂觀所致，有時候反映出準確評估進展情況則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堅持要評估進展情況。正如我強調過的，自從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僅僅選定目標和執行計劃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計劃以確定你能否實現目標。如果你發現實現不了目標，你就應該修改計劃或者改變目標。我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像在前線那樣掌握確切情況，但我們能夠找到各種各樣能說明我們是勝是敗的證據。所以，我們評估北越被炸毀的目標、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況、被俘之敵和繳獲武器的數量以及敵人的死亡人數等等。
　　死亡人數是評估敵人人力損失的一個尺度。我們評估它是因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目標之一是要讓越共和北越的傷亡人數遠遠大於他們的補充能力。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掌握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損失情況。
　　批評者把這一點作為我愛玩數字遊戲的例證。他們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此人總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顯然，有些事情你無法量化，比如榮譽和美，但是可以計算的事就該計算。在進行消耗戰時，死亡人數就應該計算。
　　我們試圖利用這個數字來確定怎樣做才能在越南打贏這場戰爭，同時把我軍所冒的風險降至最低。我任國防部長期間掌握在越南的進展情況的目的就在於此，但有關報道常常誤導讀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蘭認為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敵軍的數量已不再增加，甚至還有所減少。與此相反，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過敵軍數量減少的結論。該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告中指出：「儘管『尋找並摧毀』敵人的軍事行動的效力越來越大……但越共仍在通過北方的滲透和當地的招兵擴大其主力軍隊……共產黨似乎仍能在來年保持其總體實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哪一個是正確的，我都不會感到有任何的寬慰，因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過游擊戰術，通過在叢林地帶選擇作戰的地點、時間和期限來控制他們的傷亡數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們有了足夠的軍隊防止安民計劃的大規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數南越人居住的農村地區。
　　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分歧令人沮喪但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實事求是地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但要得到準確的情報仍非易事。我們得到的數字常有很大的懸殊，上述分歧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情報局認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想像的大許多。以後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是對的。
　　在兩種說法之間我們如何抉擇呢？在我們無法確定兩種說法所依據的報告是否準確的情況下，這項任務尤為複雜。毫無疑問，我們時常得到錯誤的報告。這個事實在多年以後導致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後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錯誤地把威廉·威斯特摩蘭描繪成一個向總統和我撒謊的人。引起爭議的是他關於敵人的戰爭序列——戰場上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的報告。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九八二年製作了一部專題片，名為《數不清的敵人：越南的騙術》。該片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讓他的高級情報官員故意少報敵軍兵力，藉以證明他在軍事上取得了進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意思是說，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故意報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蘭就可以證明他通過消耗戰略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進展。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明確一點：雖然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我在南越的作戰策略上（以及與我和參議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北越的計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但我們的私人關係並不是對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開始接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題片的工作的，是在我從世界銀行總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當時，該公司專題報道節目製作人喬治·克賴爾三世給我的辦公室打了電話。喬治·克賴爾三世是我的朋友喬和蘇珊·瑪麗·艾爾索普原來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電話中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準備製作一個關於越南的節目，他覺得我可能有興趣參加。他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確鑿的證據，而且有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有關人員的證言，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確實在「戰鬥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騙了總統和我。
　　我告訴喬治·克賴爾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說證據是確鑿無疑的。我仍然否認這種可能性。喬治·克賴爾三世最後問我能否和他見一次面，他把有關證據給我看。我說見面也不會改變我的想法，不過，由於我們過去的關係，我同意見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後我們見了面。在世界銀行我的辦公室交談的三十分鐘和共同驅車回我家的路上，喬治·克賴爾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證據。簡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報告的敵軍數量為ｘ，而他的軍事情報官員估計（中央情報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認為）敵軍的數量是ｘ＋ｙ。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命令下屬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進小數字。
　　這是個非常模糊不清的問題，爭議的焦點是關於「敵人」的定義。美國在越南面對的敵人非常複雜——北越正規軍，以個人身份進入南越當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徵召的游擊隊以及各類准軍事人員。准軍事人員從攜帶步槍的農民到參加非正式軍事組織從事破壞和情報傳遞工作的村民（身著黑衣）等，不一而足。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定「敵軍數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蘭排除了許多非正規部隊，而他的情報官和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則把某些非正規部隊計算在內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華盛頓情報部門內部的爭論越來越激烈，而且曠日持久，總統、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級官員都知道此事，它在戰爭期間一直帶有很濃的感情色彩。有幾位當時不贊同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判斷的人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他們或者明確或者暗示說威廉·威斯特摩蘭故意誤導了總統和我。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薩姆·亞當斯，他是這個節目的主要證人和收費的「檢舉人」。
　　見到喬治·克賴爾三世時，我解釋了我認為這種指責缺乏根據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釋。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專題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該公司拒絕。那年秋天，他以誹謗罪起訴該公司，要求賠償一億二千萬美元。
　　雖然我知道此案的審理過程會令人極為厭惡，但是，由於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蘭數十年來為國家所做的貢獻，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願出庭為他作證。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律師是首都法律基金會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賴爾未經我允許秘密地錄下了我和他的幾次電話交談內容。丹·伯特相信這些磁帶能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說法，即喬治·克賴爾三世在節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對他的指責缺乏根據，所以丹·伯特想得到這些磁帶。據伯特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律師起初否認有這些磁帶。該公司的一位新聞編輯（他參加過那部專題片的工作）則告訴丹·伯特，喬治·克賴爾三世的秘書說這些磁帶在他辦公桌右手最下邊的抽屜裡。後來發現不在那裡。最後在喬治·克賴爾三世家中的一隻箱子裡發現了磁帶，但我指出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指責缺乏根據的那部分內容已被抹去了。
　　後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證。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證時，該公司律師戴維·博伊斯說他認為我可能不反對為我的作證錄相。當我問他們如何使用錄相帶時，他說：「我們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我問這是否包括在商業性的電視網中播出，他說是。我的律師告訴我，如果我記不清十六年前發生的事情的細節，我只需回答：「我記不清了。」可以想像在該公司晚間新聞節目中二三十次重複播放這樣的答詞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所以我說我不同意錄相。博伊斯以威脅的口吻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合法權利要求為我的作證錄相。我說我寧肯去做牢。戴維·博伊斯最後決定不錄相，但保留以後重提此事的權利。他以後從未再提。後來我得知為這件案子作證的理查德·赫爾姆斯也拒絕錄相。該公司將此事訴至法庭，但經過幾個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費用以後，理查德·赫爾姆斯獲得了勝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證時說，總統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之間在敵人數量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傾向於範圍更廣更大一些的估計數字；威廉·威斯特摩蘭沒有故意欺騙我們；即使他試圖這樣做（這是不可想像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為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情報來源。博伊斯聲稱我一直在虛報越南的軍事進展情況，試圖以此使我的證詞失效。這件案子通過庭外調解於一九八五年二月獲得解決，雙方都聲稱贏了官司。但是，該公司的那部專題片和關於誹謗案的大量報道，使美國人民對政府及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的團結問題進一步失去了信心。
　　儘管我們的判斷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戰場上的美軍得到最好的供應和保護。隨著戰爭的加劇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某些批評約翰遜政府的人指責物資短缺使我們軍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不是事實。正如厄爾·Ｇ·「巴斯」·惠勒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告訴我的，「我軍在越南未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短缺會對作戰行動和部隊的身體健康及福利產生不利影響。沒有一架飛機的空襲行動被取消過。事實上，給予我軍的空中支援是我們歷史上無法相比的。」
　　美軍在越南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可怕的條件：難以分辨的死敵，陷阱和伏擊圈，火蟻和螞蟥，厚密的叢林，深深的沼澤和酷熱。有大批軍隊投入的戰鬥總是美軍獲勝。他們勇敢作戰，響應國家的號召，忍受許多艱難困苦，在「那個國家」和回國以後都是如此。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種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並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莊。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於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洩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據地。通常很難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萬噸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
　　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壞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劃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援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援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與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擾著我們。許多計劃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劃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劃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劃將由什麼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劃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劃。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劃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並明確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麼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確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機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萬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萬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萬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三萬六千噸和二十二萬六千噸。
　　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於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擾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劃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萬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遙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行動在北越和老撾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裡的地形複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不同，他們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擴大轟炸規模。他們贊成空襲河內和海防附近的儲油站，聲稱這樣做會打擊北越的士氣。總統和我不願攻擊這些儲油設施，原因有幾條，其中一條是這樣做有偶然擊中附近的蘇聯船隻的危險，有可能引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衝突。
　　我們最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劃。
　　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適應了這種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於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劃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傑羅姆·威斯納）按照合同與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確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種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體內容是在非軍事區和非軍事區以西老撾境內的狹長地帶布設地雷和傳感器，形成一個複雜的防禦帶。（傳感器會將我們的飛機引向移動的敵軍。）建立這樣一道屏障花費很大，但是由於我軍的轟炸效果不顯著，所以我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指派艾爾弗雷德·Ｄ·斯塔伯德中將全權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想法反應冷淡，但未全力反對。建立屏障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在滲透時多遭受損失。這個目的達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參謀長們一直要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我們的分歧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公開化了。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發言時有如下對話：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相信迄今為止的轟炸行動已經大大削減了輸入南越的人員和物資的數量，而且我認為以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做不到這一點。
　　參議員坎農：軍事顧問們同意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認為應該由惠勒將軍回答這個問題。
　　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正如我說過的，我相信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使人員和物資的輸入量減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懷疑轟炸的效果。
　　這些對話說明參謀長們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由此而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爭論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轟炸計劃的數月中，謀求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仍在進行，但沒有實效。
　　批評家們指責約翰遜政府在發動有限戰爭期間從未認真執行謀求和平的任務。這項指責是否有根據，那個階段的三次外交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寧使團和兩次有代號的外交活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號為「金盞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號為「向日葵」。這三次行動足以證明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謀求政治解決越南問題，也能說明我們為什麼未獲成功。
　　有些人指責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增加了美軍的傷亡，並招致了擴大空襲的壓力。在停火計劃夭折以後，總統確實不願再聽到類似的建議。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兩個月後他又遇到了這樣的嘗試。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提出來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遠東問題專家切斯特·Ａ·朗寧前往河內，帶回北越總理範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國「無條件永遠停止轟炸，我們將進行會談」。
　　加拿大人認為范的口信是真誠的和平建議。在他們看來，與河內原來堅持要求美國接受其四項條件之後再進行談判的立場相比，這是一個進步。華盛頓的許多人不這麼看。他們不歡迎皮爾遜和朗寧以前對華盛頓的越南政策的公開批評，而且認為范的口信故意講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會談」而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觸，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願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
　　這樣，約翰遜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寧進一步探尋範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幾個月後，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萬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後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體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願做「政治讓步」以結束戰爭，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萬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意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匯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
　　奇和萊萬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後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
　　九月，總統委託阿瑟·戈德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宣佈美國如能「確認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後能立即得到對方使戰爭降級的適當反應，就停止一切轟炸行動」。
　　自一九六五年實施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要求河內在我們停止轟炸的同時減少其地面行動。北越人似乎認為，我們是以繼續轟炸相威脅來迫使他們採取使戰爭降級的行動，他們拒絕在此種壓力下採取行動。為了縮小雙方之間的距離，我們說：「私下給我們一些保證，我們就立即停止轟炸。之後，你們應該減少滲透和在南部的軍事活動。」
　　這樣做意在給河內留面子，讓他們減少軍事行動，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分兩步走的計劃。
　　依據這個新計劃，萊萬多夫斯基十一月份聲稱北越已同意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開始在華沙與美方接觸。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國飛機轟炸了河內周圍的一些新目標，這些目標是原定於十一月十日轟炸的，因天氣不好而推遲了。波蘭人對此十分惱火，但同意按原計劃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國大使約翰·格羅諾斯基會見了波蘭外交部長亞當·拉帕茨基。北越人沒有露面。不過，波蘭人繼續努力想把雙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約翰·格羅諾斯基和亞當·拉帕茨基再次會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國又轟炸了河內周圍的目標，其規模是十二月初的兩倍。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一些美國高級官員認為河內可能會誤解會談開始前的這輪轟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格羅諾斯基、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湯米·湯普森和我都曾請求總統推遲轟炸。但是，仍未擺脫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陰影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推遲轟炸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所以拒絕了我們的建議。
　　對方很快做出了反應。十二月十五日，亞當·拉帕茨基通知約翰·格羅諾斯基，美國的轟炸已使會談成為泡影。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位官員隨後告訴約翰·Ｔ·麥克諾頓，莫斯科原來認為有談判的良好氣氛，但轟炸行動「毀掉了這種氣氛」。他說河內有一批人對和解有興趣，但他們不可能「在炸彈在河內傾洩的形勢下積極活動。」
　　十二月轟炸破壞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嗎？密切關注此事的美國官員切特·庫珀認為北越人「最多……只是給了萊萬多夫斯基一個調解人的身份，而不是任何具體承諾」。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後來認為「金盞花」行動是一場騙局。他們兩人的看法也許都對，也許都不對。
　　幾個星期後，第三次和平努力（代號「向日葵」）又遭慘敗。這次行動還使美英關係緊張了一段時間。這次行動分三個單獨的渠道：與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直接聯繫；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親筆致函胡志明；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通過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進行斡旋。
　　這次努力始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當時，蘇聯人通知我國駐莫斯科使館，如果我們要求會見北越代辦的話，初步接觸也許會導致正式會談。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國高級官員約翰·格思裡會見了河內代表黎莊。約翰·格思裡報告說，黎莊顯得很緊張，只是靜靜地聽著，什麼話也未說。但他邀請約翰·格思裡再見一次面。這次格思裡勾畫了結束戰爭的藍圖：首先停火，然後撤出軍隊，進行選舉，讓民族解放陣線參與政治，最終統一北越和南越。黎莊還是一言不發。一星期後，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約見格思裡，進行了冗長而無禮的指責。
　　二月六日，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在倫敦迎接了前來正式訪問的阿列克謝·柯西金。因越南過春節，我們暫時停止了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和柯西金討論了北越外交部長阮維楨發表的聲明：如果轟炸能無條件停止，「就能開始」會談。阿列克謝·柯西金說他不能保證轟炸停止後一定能開始會談，哈羅德·威爾遜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方案。但是，有證據表明北越人在加強滲透，這使總統在二月八日致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強化了他的立場：雙方共同採取使戰爭降級的措施。
　　美國要求哈羅德·威爾遜收回分兩步走的計劃，代之以一個新的方案：如果河內停止滲透，華盛頓將停止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對此十分惱火，但還是轉告了阿列克謝·柯西金。
　　美國不情願地接受了哈羅德·威爾遜的一項建議：延長春節停火期限數小時，以便阿列克謝·柯西金向河內轉達新方案。戴維·Ｋ·Ｅ·布魯斯是我的老朋友，擔任我國駐倫敦大使（後來在他的葬禮上我曾為他抬過棺材）。他要求延長四十八小時，而總統只同意延長六小時。阿列克謝·柯西金答應盡力去做，但他十分生氣。戴維·Ｋ·Ｅ·布魯斯打電話給迪安·臘斯克說延長這麼短的時間非常荒唐，因為六小時內阿列克謝·柯西金根本來不及與河內接觸並得到結果。他請求迪安·臘斯克面見總統要求延長几天時間。
　　迪安·臘斯克拒絕了，如果他未拒絕，也許會好一些。當總統在內閣會議室怒氣沖沖地發表意見時，我支援總統。總統說，我們已經兩次延長停火時間，並取消了一次延長期限的計劃。他的決定是基於以下情況：每次停止轟炸期間，北越都加強了滲透活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指責這種局面增加了美軍在南越的傷亡。此外，我們獲悉有大批北越軍隊在調動中。在哈羅德·威爾遜得到俄國人的答覆之前，轟炸行動就恢復了。
　　兩年後，哈羅德·威爾遜在電視上說：「我認為我們離和談已經不遠了……但希望突然破滅了。」他說，只要延長四十八小時就行。約在此時，湯米·湯普森再赴莫斯科擔任大使。
　　據他報告，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說：「阿列克謝·柯西金在倫敦的聲明……不是毫無根據的。」換言之，俄國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準備進行談判了。
　　哈羅德·威爾遜和阿列克謝·柯西金是對的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在謀求結束戰爭時，沒有很好地統一和協調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
　　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眾仍然非常支援政府的越南政策，儘管美軍的傷亡和新聞媒介對戰爭的議論日益增多。在聖誕節停火結束之後，民意測驗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戰爭持中間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報告，「關於越南戰爭，全國目前有一點是『一致』的：美國人民希望體面地結束戰爭，有一半人認為我們必須堅持到底。」不過，哈里斯也報告說，「美國人民的意見分歧已越來越大，部分人讚成全力作戰以縮短戰爭進程，部分人讚成談判而不願冒擴大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如果國內有某種輿論傾向的話，那就是以軍事手段解決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贊成參議員理查德·Ｂ·拉塞爾的「要麼戰勝要麼撤退」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
　　左翼勢力的壓力——要求我們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達到高潮，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決定不參加競選連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無須特別擔心這方面的壓力。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更擔心的是來自右翼勢力的壓力。霍克斯指責我們在迫使我軍把一隻手放在背後作戰，他要求我們解除對美國軍隊的一切束縛。
　　然而，我們認為在有核時代對越南進行無限戰爭，將使我國和全世界處於非常巨大的危險之中。用迪安·臘斯克的話來說，我們不得不「以冷血的態度去做熱血之事」。總統夫人在日記中描述了我們的困難處境：「到處都是麻煩。我國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極大的熱情進行戰爭並贏得勝利，或者抽身而退』。進行有限戰鬥是極為艱難的。」
　　此時，左派的口頭指責和暴力行動開始多起來，特別是在大學校院內。這些反對派經常把我當作攻擊目標，說我是美國的「戰爭機器」的象徵。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個星期，阿默斯特學院和紐約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因我獲得榮譽學位而罷課表示抗議。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兒凱西所在的查塔姆學院畢業班演講時，遭到了糾察隊員的轟趕。
　　我尊重這些大學生提反對意見的權利和勇敢精神。「現在一些大學生提出抗議有重要的意義。」我在查塔姆學院說，「但是，某些極端分子的抗議行動也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完全認清我們的原則和優勢。在我國，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認為如沒有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我們就不可能有民主。」我當時這麼認為，現在仍然如此。
　　在我訪問校園期間，最令我煩惱的是我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議我露面的人都戴著袖章。我查點了人數，計算了四類抗議者所佔的比例：畢業生，成績良好的畢業生，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績極為出色的畢業生。使我驚奇的是，學術水平越高，所佔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園示威活動發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學。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動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學發生的。當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教授邀請我去向一些在校學生講話。與此同時，在哈佛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國際關係的亨利·基辛格邀請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裡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機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
　　在我們的汽車尾箱裡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肯尼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劃。會後，我問尤妮斯·施賴弗（肯尼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涅狄格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於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劃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離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通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
　　這時場面一片混亂。學生們擠在車的周圍，開始搖晃起車來。司機擔心我和他受到傷害，給車加上檔，開始朝前面的學生開過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會壓死人的！」
　　他掛上倒檔向後開，但學生們已圍到了車後。我說：「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說：「他們會對你施暴。」
　　這時已聚集了數百名怒氣沖沖的年輕人。任何經歷過聚眾滋事場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勁推開車門，走出來大聲說：「好吧，小伙子們，我回答你們的一兩個問題。
　　但必須明確兩點：「你們在聚眾鬧事，有人可能會受傷，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鐘後我還有個約會。」
　　我問誰是負責人，「大學生民主協會」哈佛大學分會（一個激進的抗議團體）主席邁克爾·安薩拉拿出了麥克風。我建議我們上到車頂，既能看見大家，又能讓大家看見。
　　「在你們提問題之前，」我說：「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時光，也曾做過你們今天做的事。」
　　學生們報之以噓聲，還互相推來擠去。我認為乾脆聲明他們的威脅嚇不倒我！可能會避免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所以我說：「那時候我比你們堅強，今天我更堅強。那時候我很講禮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講禮貌。」
　　問過幾個問題後，危險顯然更大了，所以我結束講話，跳下車來，擠進校園警衛為我打開的昆西學院的一道門，來到一個四通八達、聯結哈佛大學許多大樓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這個地下迷宮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蘭克，他後來成了馬薩諸塞州第四國會選區的代表。巴尼·弗蘭克和我穿過迷宮，擺脫了其他學生，來到哈佛園內。我遵守諾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講了話，心情多少有些煩躁不安。我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寬敞明亮的書店裡瀏覽書籍半個小時，使自己平靜下來。
　　晚上我與迪克·諾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進晚餐。我們的談話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個想法：由於戰爭的進程出乎預料，未來的學者們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為這種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後再犯類似的錯誤。這種想法最終導致了《五角大樓檔案彙編》的形成。
　　返回華盛頓不久，我收到哈佛學院院長約翰·Ｕ·芒羅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份來函。他寫道：對於哈佛學院學生昨天對你採取的粗暴無禮的行動，我希望你接受我們深深的歉意。你來訪期間抽時間與大學生們進行座談，我們非常感謝。對於街上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深感不安。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衝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裡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驚。
　　我第二天寫信向芒羅院長表示感謝，我說：你們沒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躍，我認為我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
　　來自許多方面的反戰情緒繼續以我為攻擊目標。有時候，這種情緒來自我最關心的那些人。瑪格麗特和我仍然與傑基和博比·肯尼迪過往甚密，常與他們通電話，一有時間就去看他們。博比·肯尼迪已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見到他時，他似乎是個粗魯無禮的人，認為搞政治應不擇手段。
　　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三十年。
　　政府內外的一些人對我仍然與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來往頗感驚訝，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信任他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博比·肯尼迪關係緊張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絕向共和黨提供捐贈一樣，林登·Ｂ·約翰遜也接受了我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實，因為他瞭解我對他的忠誠。當我與他在越南問題上分道揚鑣時，情況仍然如此。
　　傑基當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樣對總統有政治上的威脅，但是她對當時諸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絲毫不亞於她的這位小叔子。在我對我們的政策逐漸產生懷疑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天傑基（她是我特別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淚流滿面，朝我發起火來。我對她大發其火感到手足無措，我至今仍記得事情的詳細經過。
　　當時瑪格麗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紐約同傑基共進晚餐。
　　飯後，我們坐在她在曼哈頓的寓所書房的一個沙發上討論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作品。
　　我們都非常喜歡她的詩《祈禱》。這首詩祈求上帝寬恕她深愛的一個男人，他自殺了。她寫道：「您說他殘忍嗎？您忘了我永遠愛他……您知道，愛是痛苦的。」
　　傑基的確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緒受到了詩的感染還是我說的什麼話的影響，我不得而知。她對戰爭感到絕望和不滿。她的情緒波動極大，甚至說不出話來。她突然狂怒起來，捶打著我的胸膛，要求我「設法停止這場屠殺！」
　　我遭遇其他抗議者的場合更加喧鬧，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別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與吉姆和盧·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個美國人）爬完雷尼爾山後正在西雅圖機場候機。一個男人突然過來大喊：「殺人犯！」他還動手打我。後來在聖誕節放假期間，當我和瑪格麗特在阿斯彭山頂的一個飯店吃午飯時，一位婦女來到桌邊，高聲尖叫道：「殺人犯！你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些事件當然使我很苦惱。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瑪格麗特患了一種危險的潰瘍，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術。我的兒子克雷格還是個小孩子，後來也患上了潰瘍。
　　有時這種痛苦和壓抑也會得到緩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蘇聯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來美國訪問。博比·肯尼迪為他在希科裡希爾的家中舉行了盛大晚宴，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擴大影響」的典型做法。我和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一起談論詩歌、冷戰、越南和其它數以百計的話題達好幾個小時，他一直在大量飲酒。大約凌晨兩點半鐘，我問他住哪裡，要不要我們送他回去。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司機送他、瑪格麗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飯店。當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小車後，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都說你是個禽獸，但我認為你是個人。」
　　在此前後的一個晚上，我和薩姆·布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薩姆·布朗是我孩子們的一個朋友。他組織和領導過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宮前示威之後，薩姆·布朗來我家吃晚飯。飯後我和他在書房談了幾個小時。當薩姆·布朗起身離開時，他說：「我覺得像您這麼喜歡山的人不會是壞人。」
　　一九六六年秋，國會和公眾的擔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穩健派站出來要求進行談判，而保守派則要求進一步加強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新聞媒介開始大量發表懷疑戰爭取得進展的報道。尼爾·希恩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不是鴿子，也不再是鷹》。他在文中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為合眾社記者初次到越南時，他相信美國的基本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當他作為《時代》週刊記者重遊越南時，他認識到，「以前相信非共產黨的越南人能夠鎮壓共產黨的暴動並建立一個體面和進步的社會，這是很幼稚的」。
　　由於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與國會的關係更加冷淡。這時的博比·肯尼迪是來自紐約的參議員和越南問題上的鴿派人物。他於一九六七年初從巴黎返回國內，似乎是北越派來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聞週刊》獲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週刊上公佈於眾。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博比·肯尼迪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實並非如此。二月六日總統召見了博比·肯尼迪。總統說：「戰爭將在今年結束。戰爭結束後，我將毀了你和你的那些鴿派朋友們。你們將在政治上死亡六個月。」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從未像對博比·肯尼迪那樣對我產生過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們的對立使我的處境頗為尷尬。
　　林登·Ｂ·約翰遜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經常討論越南問題。我非常謹慎小心，絕不辜負總統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來在政治上反對總統的事情。我從來不向總統隱瞞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飾我對越南的感情。
　　各種壓力越來越大，給我們這些決策者造成了傷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藥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索爾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寫道，他觀察到國防部長「已不再生氣勃勃，臉上顯出苦惱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迪安·臘斯克和我開始顯出了戰爭造成的疲態。迪安·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靈、蘇格蘭威士忌酒和四包百靈牌香煙」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報紙的報道，也由於我認為更換迪安·臘斯克和我對總統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於一九六七年春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排除……這種選擇：更換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以回應『華盛頓累了和華盛頓過時了』的指責。」
　　當一個又一個外交努力以失敗告終後，我的失望情緒和痛苦進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辦法贏得（或結束）這場所付代價和破壞力越來越大的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發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動事件，使我更加擔心。這種自相殘殺使西貢政府更加支離破碎，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令我煩惱的是敵人已兵臨城下而這些南越人仍在內訌。在四月初危機達到高潮時，約翰·Ｔ·麥克諾頓和我制定了一個「可能的『撤退』計劃」，其依據是：「雖然軍事形勢尚未完全惡化，但政治形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甚至軍事方面也會越來越僵持不下。」我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考慮利用這些麻煩脫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會議上，總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正在準備做一個可怕的選擇——或許要在泰國進行抵抗」。這表明他也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擔心撤退會在國際國內產生不良影響。不久，當南越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騷亂時，危機就出現了。
　　回顧過去，我非常後悔沒有設法讓大家辯論這樣一個問題：在政局動搖不定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有無獲得勝利的可能。我認為有一點在當時和現在都很明確，即在一個不能自我管理的國家，軍隊（特別是受外來力量影響的軍隊）是不可能維持好秩序的。
　　我的許多同事們對局勢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臘斯克說，「形勢已發展到北越不可能獲勝的地步」。沃爾特·羅斯托寫道：「總統先生，您應該能感覺到：受中共支援的河內的軍事進攻已不再被視為未來的主流了……我們雖未獲得勝利，但我們正在向勝利邁進。」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來電說：「這場戰爭在軍事方面進展良好……這意味著真正的危險（唯一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人民是否會失去信心，做出『讓孩子們回家』的選擇。這將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白宮越南事務助理羅伯特·Ｗ·科默訪問南越歸來後報告說，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也是個現實主義者」。總統的高級顧問們都不支援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Ｗ·埃夫裡爾·哈里曼表述的觀點：通過軍事手段不可能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與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觸」，達成最佳的解決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總統其他高級顧問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且日趨尖銳和公開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報告說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預計第二年春季「軍事形勢會完全不同於現在」。
　　威廉·威斯特摩蘭同意這種看法。
　　十月中旬我再次訪問南越以後，我對這種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詳細的報告中對總統說，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辦法能使戰爭很快結束」。影響我思考的問題有許多，我向總統做了詳細說明：敵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毀，他們顯然已經適應了我們阻止他們獲得軍事勝利的新局面，採取了使我們疲於奔命和等待我們自動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們的國民意志的策略）。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把軍事勝利變成「現實成果」——摧毀敵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們認為我們也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過去一年中，在越南發生的一件顯然有利於我們的事情是大批敵人在重大軍事行動中陣亡了。如果允許在報告中略做誇張的話，那麼敵人的損失必定……每年超過六萬人。滲透路線似乎應該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人的意志有所動搖，而且，通過從北越輸入和在南越招兵，敵人顯然能超額補充其損失人數。
　　……安民計劃毫無進展。與兩年或四年前相比，敵方全日制的地區性武裝和半日制的游擊隊的人數增加了許多；進攻行動、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也增加了……我們控制的人口數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層政治組織遍佈全國大部分地區，使其在情報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到處都沒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貢和海軍陸戰隊的防線以內也是如此）；在農村地區，夜裡幾乎成了敵人的天下。
　　轟炸北越的霹靂計劃既未對滲透活動造成重大打擊，也未摧毀河內的意志。情報部門的人都承認這些是事實。
　　從（為民心民意而戰的）這場重要戰爭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境況沒有好轉，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惡化。這場重要戰爭必須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贏。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但是令人沮喪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況一樣，我們沒有好辦法訓練和鼓勵他們採取富有成效的行動。
　　面對這種不幸的局面，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無法回答。我只能建議總統長時間保持美國的軍事壓力，同時謀求談判。我希望這些努力能阻止對方靜等我方退出，避免沒完沒了地增派美軍，避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增大通過持續施加壓力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無論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認為「預期戰爭在未來兩年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結局是不可取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或者談判也許都做不到這一點。雖然我們應該繼續在上述兩個方面努力，謀求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成功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這是個嚴肅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當時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與我大體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長，由於總統不滿意迪安·臘斯克對國務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調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認為我對形勢的評估「全面、深刻，符合我們（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參謀長聯席會議則不以為然。《五角大樓檔案彙編》說參謀長們的反應「像預料的那樣迅速而強烈」，這是對他們的情緒的真實寫照。他們對下列內容均表示堅決反對：我對軍事形勢的評估；我提出的穩定美軍人數的建議；我提出的想方設法謀求談判的同時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計劃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計劃的建議。他們的反應十分強烈，要求我把他們的觀點轉告總統，我照辦了。
　　我與參謀長們之間的分歧雖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開化。原因何在呢？因為大多數人希望避免衝突。他們更喜歡巧妙地傳遞不同意見而不願正面提出來。我想林登·Ｂ·約翰遜也和其他總統一樣，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發生分裂，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所以他把我們的意見分歧壓了下來。這是個富有人情味的舉措，但我現在後悔他、迪安·臘斯克和我沒有正視我們之間以及我們與參謀長們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並進行坦率而深入的爭論。
　　分歧和矛盾繼續發展，甚至蔓延到個人之間。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對總統說他預期「在一九六七年會取得突出的軍事成就」和政治局勢的改善，但他又說：「結束戰爭也許得五年時間。」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訪問西貢之後，厄爾·Ｇ·「巴斯」·惠勒報告說：「越共和北越軍隊絕無希望在南越獲得軍事勝利」。然而不到六個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這將使軍隊總數從四十七萬增至六十七萬）；把地面行動範圍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境內；對北越進行規模更大的轟炸和破壞；考慮水陸並進入侵非軍事區以北地區。這意味著要動用預備役人員，把直接參戰的軍隊增加到五十萬，每年再增加一百億美元軍費開支——在國防部每年大約七百一十億美元的軍費預算中已有二百五十億美元直接用於東南亞地區。
　　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在白宮討論了上述建議。威廉·威斯特摩蘭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強迫」他做如下估計：在美軍增加二十萬人、增加十萬人或保持四十七萬人不變的情況下，「完成我們的使命」分別需要多長時間。他最後說分別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時間。會上，總統曾問他：「我們增派軍隊時敵人不也能增加軍隊嗎？果真如此，何時能了結呢？」
　　在這次會議上厄爾·Ｇ·「巴斯」·惠勒指出：「轟炸行動即將達到這樣一個階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價值的固定目標都已受到我們的轟炸。」與此相適應，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週二午餐會上建議總統不僅要拒絕參謀長們提出的擴大轟炸規模的要求（摧毀剩餘的電力設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轟炸行動局限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地區（河內和海防以南的「柄狀狹長區域」，大多數軍隊和物資經此區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並同情軍方人士對於削弱對敵人的懲罰的潛在擔憂，但我的建議依據的是以下幾個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爾·Ｇ·「巴斯」·惠勒的發言；我相信用炸彈和水雷封鎖港口會產生與蘇聯直接對抗的巨大危險；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埃德蒙·賴斯和在馬來西亞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均認為霹靂計劃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河內的意志；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美國飛行員每次出擊時的傷亡人數是該線以南地區的六倍多；我認為與美國飛行員的重大傷亡相比，我們在該線以北地區給北越造成的損失是得不償失的賽勒斯·Ｒ·萬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爾姆斯、沃爾特·羅斯托和威廉·Ｐ·邦迪贊成我的建議，離開政府後仍與總統保持接觸的麥喬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表示支援。
　　中央情報局的評估也支援這一立場。
　　我的擔憂和懷疑越來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總統呈上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引起了廣泛爭論），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樓檔案彙編》後來說這份備忘錄所持的是「激進的」立場，它闡明瞭我對事態發展趨勢的嚴重懷疑，也使此後的爭議變得更加尖銳。由於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較為廣泛地引用了它。
　　這份備忘錄開篇寫道：
　　本備忘錄是在找不到極具吸引力的行動策略的情況下寫成的。河內很可能已經決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不進行任何談判。繼續奉行我們目前的政策而不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改變不了河內的決心，也不能使美國人民滿意；增派軍隊和加強對北越的打擊也不可能改變河內的決心，相反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陷得更深，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發生嚴重對抗（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我們也不願意屈服。所以，我們必須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選擇。
　　我接著討論了美國的形勢：
　　越南戰爭在本國是不受歡迎的。當戰爭不斷升級——傷亡的美軍更多，人們擔心戰爭規模會進一步擴大，國內事務中的秘密越來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戰鬥人員遭受的苦難越來越大時，人們就越來越不歡迎了。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目前這一步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陷得如此之深，雖然他們講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戰爭結束，都期待由總統來結束它。我們要麼成功，要麼失敗。
　　美國的這種形勢使美國政界產生了不耐煩的情緒，卻不幸使河內更加有耐心了（人們普遍認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河內是不會放棄的）。
　　南越的形勢：
　　美軍與北越軍隊在南越的「大戰」進展順利。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獲得了軍事主動權，給敵人造成了嚴重損失，摧毀了他們的一部分攻擊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資仍然十分充足……敵人仍有發動各種規模的進攻的能力。
　　遺憾的是我們與越共之間的「戰爭」仍然不太順利。貪污腐敗盛行，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地方很小，整個社會在走向衰敗……民眾仍然漠不關心……民族解放陣線仍然控制著南越的大部分地區，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安民計劃進展順利。南越軍隊疲弱、消極、不思進取，在推行安民計劃時行動非常遲緩。
　　北越的形勢：
　　河內對談判所持的態度從未軟化和更新過……他們似乎對政治解決辦法不感興趣，決心與擴大衝突的美軍周旋到底……沒有跡象表明空中轟炸削弱了河內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輸送必需物資的能力。河內尚未表現出結束大規模戰鬥和勸告越共鑽進叢林的跡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阮高其政權是傀儡政權，他們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公眾不會有足夠的耐力反對他們。因此，雖然他們的政府中或許有某些派別贊成採取其它策略，但他們相信從長遠來看，他們比我們強大。
　　共產黨集團的形勢：
　　蘇聯的主要目標似乎仍是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防止越南妨礙蘇美關係的其它方面，同時給予河內足夠的支援，維持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名譽。
　　中國主要忙於進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應河內的請求而履行承諾介入衝突。
　　北京還可能自發地介入進來，如果她認為河內政權已岌岌可危的話。
　　我接著詳細闡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行動策略的依據和理由：贊成向南越增派軍隊的人都相信這樣做能加快結束戰爭的進程。他們都不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避免失敗，沒有人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爭，他們都認為如要加速戰爭進程就需要增加軍隊。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軍事上的主動，此後則連續重創敵軍，破壞了敵人的一部分攻擊能力，削弱了他們對民眾的控制力；對敵軍主力及其根據地採取更強大的軍事行動必將給敵軍造成更大損失，對其作戰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壞。
　　這樣一來，我們將更容易在南越創造一個可使安民計劃生根發芽並蓬勃開展的良好環境；同時，由於我們在南越取得了進展，由於我們給敵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我們將迫使河內盡快改變態度，按照合理的條件結束戰爭。
　　但是這種做法包含著極大的風險和不良影響，在此必須加以說明：增派二十萬軍隊意味著要徵召預備役人員，將使全軍增加五十萬人。這肯定會在國會引起激烈爭論，也將招致來自國內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區採取強大行動的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解除對參戰軍隊的束縛」的呼聲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所要採取的行動將包括更大規模的轟炸，不僅要對原來選定的目標進行連續不斷的轟炸，而且要轟炸水閘和堤壩等戰略（民用）目標，破壞港口以及蘇聯和其它國家的船隻。與此相關的行動必將是在老撾、柬埔寨甚至北越採取重大的地面行動。如果中國人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種危險。我對總統講道：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週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確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像，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於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
　　我所持的一個觀點與幾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籲我們「明確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
　　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萬人，此後不再增加；採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極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
　　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穫，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並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老撾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的士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的建議「有諸多優點，是謀求談判和按照令人滿意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良策，有助於維持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改善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降低我們與中國和蘇聯對抗的危險，減少我們的損失」。
　　沃爾特·羅斯托以克制的筆觸描述了人們對我的備忘錄的反應，說它在政府內部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感」。
　　我能夠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問題而讓總統少一些痛苦，讓戰爭早一點結束嗎？我現在認為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很清楚，我的備忘錄直接指出了結論：我們應該通過談判或者直接行動開始從南越撤退。我們當時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條件撤退，而且這些條件絕不會比六年後我們接受的條件差，美國國家安全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有那麼大，美國和越南在人員、政治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價會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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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只看到第5章而已所以有興趣的大大就...慢慢看巴

等我看完後我再寫讀後感巴

網址http://www.bupt.edu.cn/news/book/junshi/003/011.htm不過是簡體就是了

所以我才想把繁體的給台灣人看至於住大陸的就可以去以上網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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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越南的教訓
　我對越南事務的捲入在我離開白宮東廳那天就結束了。
　　當然，戰爭又繼續了另一個七年。當一九七三年美國最終離開南越時，我們失去了五萬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們的經濟由於多年沉重和不適宜的戰爭支出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社會的政治統一遭到破壞，幾十年都不會恢復。
　　這樣高的代價值得嗎？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一些人則可能更進一步說，蘇聯將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世界各地擴大它的影響，特別是中東。在那裡，他們肯定會尋求對石油生產國的控制。這些人所說的或許沒有錯，但我卻深深懷疑這樣的判斷。
　　當蘇聯、中國和越南的檔案向學者們公開後，我們將會對這些國家的意圖有更多的瞭解，但即使沒有這些材料，我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在冷戰的四十年中是確實存在的。雖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經常誤解並因此誇大東方的霸權和達到那種霸權的能力，但言過其實地認為，我們不能在這種威脅中保護自己，則仍是一種糊塗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今天看來，如果美國沒有捲入印度支那的戰爭，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懷疑，蘇聯和中國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行動和影響會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促使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做出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去南越的兩個條件將不會被滿足，的確也不可能被滿足：政治穩定並不存在，而且看起來也永不會實現；南越政府，即使在我們給以軍事幫助和後勤支援的情況下，仍不能保衛他們自己。
　　列舉這些事實——它們的確是事實——我相信，我們可以也應該從越南撤軍，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艷被暗殺後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資料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機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確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機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懷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援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撤軍時間
　　美軍在南越的水平
　　美軍陣亡人數
　　撤軍的根據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１６，３００名顧問人員
　　７８
　　吳庭艷政權的垮臺，政局失去穩定
　　
   １９６４年底或１９６５年初
　　２３，３００名顧問人員
　　２２５
　　即使美國提供訓練和後勤支援，事實證明，南越也無保衛自己的能力
　　
   １９６５年７月
　　８１，４００名作戰部隊
　　５０９
　　上述情形更為明顯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１８４，３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４
　　事實證明，美軍的戰術和均無法適應占主要地位的游擊戰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
　　４５，６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７９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由於我們無力擊退南越的敵軍，故在北方的轟炸並不能使北越停止戰
　　鬥

   １９７３年１月
　　５４３，４００名作戰部隊（１９６９年４月）
　　５８，１９１
　　巴黎條約的簽訂，標誌著美國軍事捲往年結束
　　
　　表中和隨後所引用的資料，均由美國陸軍軍事史中心提供，華盛頓特區。
　　
　　截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軍在越南陣亡的人數總計為三萬零五百六十八人。
　　有人說冷戰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裡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援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
　
二、我們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我們認為，他們渴望並決心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鬥。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三、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裡是指北越和越共），它們可以鼓動人民為它們的信仰和價值去戰鬥，並付出犧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仍然在重複著類似的錯誤。

四、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在我們與蘇聯不斷發生的對抗中，也經常出現這種失誤——如在柏林、古巴、中東等問題上——我們好像從未聽到過湯米·湯普森、奇普·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的告誡。這些高級外交人員曾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研究蘇聯。
　　它的人民和領導人，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會有何種反應。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建議在形成我們的判斷和決策時毫無作用。高級官員在做出關於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咨詢。

五、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的軍事策略，與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與思想的任務結合起來。

六、在我們決定行動之前，對於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捲入東南亞的軍事衝突，我們沒有能與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深入和坦誠的爭論。

七、當行動已付諸實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們背離既定的方向時，我們沒能一直徵得公眾的支援。
　　其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在讓公眾理解我們面對的複雜局面，以及他們如何會對必要的改變做出積極的反應上，我們的確缺乏應有的準備。而此時，我們的國家正面對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個遠在天邊的陌生國度。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力量並不是其軍事的強大威力，而是其民眾的同心協力，而我們卻恰恰失去了此點。

八、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萬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麼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並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它國家。

九、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美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對我們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所做的反應外——應該在得到國際社會全力支援（而非只是做個姿態）的情況下，與多國部隊共同進行。

十、我們沒有認識到，國際事務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對於將解決問題作為其生活的信仰與實踐的人們來講，這的確是很難接受的現實。然而有時，我們也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並不整潔的世界裡。

十一、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基本的錯誤是，我們沒能組織一個高層的行政領導班子，去有效地處理那一系列異常複雜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為此，我們承受了極大的風險，付出了生命損失在內的沉重的代價，長期處於動用軍隊的緊張壓力下。假如，這類軍事和政治問題是總統和其顧問們面臨的唯一問題，那麼，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將會使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好在，情況並非如此。當時，我們還面對一系列其它的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我們沒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討論我們在東南亞的行動、我們的目標，用其它方式處理它的風險和代價，以及在失敗已很明顯時改變戰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導彈危機時，我們的行政委員會所做的那樣。
　　
以上所述是我們的主要失誤。它們雖然被分別列舉，但從本質上說，它們全都以某種方式互相關聯著。在某一方面的失策，會牽涉或轉化為其它方面的失敗，每一個失誤都將成為一個可怕的扣結上的一環。
　　

指出這些失誤，可以令我們看清越南的教訓，使我們能夠站在一個新的角度上，應用它們來審視冷戰後的世界。

雖然，從八十年代中以來已經出現了冷戰即將結束的明顯跡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在校正它們的外交和防務政策時，卻都行動得十分遲緩。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應歸結於，他們還沒有看清楚將面臨什麼樣的前景。
　　
由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內戰，以及車臣、索馬裡、海地、蘇丹、布隆迪、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等國出現的騷亂，這一切似乎使人們看到，在未來的世界中，無論是在國內的不同集團之間，還是在延伸的國界之間，都仍會存在衝突。宗教間、種族間的緊張關係仍將繼續下去，民族主義將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隨著社會的進步，政治革命將會爆發。超越政治分野的歷史性爭端也將持續下去。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的懸殊將由於技術、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佈而不斷擴大。從冷戰開始前就長期存在的第三世界衝突的深層原因，並未因冷戰的結束而煙消雲散，它們演變為前蘇聯各國之間潛在的衝突和中東地區持續的緊張局勢。正是這種緊張狀態，在過去的四十五年中引發了一百二十五次戰爭，導致第三世界四千萬人的死亡。
　　
在這些方面，將來的世界不會與過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別，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會消失，但國家之間的關係將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在戰後的年代裡，美國擁有權威，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使用這種權威，用我們的選擇來塑造世界。
　　
在下一個世紀中，這將絕無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政治和經濟作用。人們希望，它也能承擔更大的經濟和政治責任。同樣，人們也希望西歐能擔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經濟一體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聯合必然會隨之出現（儘管有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反對），這將加強西歐在世界政治中的實力。
　　
到下個世紀中葉，幾個過去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將會在人口和經濟實力方面出現引人注目的增長，從而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將擁有十六億人口，尼日利亞和巴西的人口將分別達到四億和三億。如果中國在二○○○年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經濟目標，並在以後的五十年裡保持一個並非驚人但卻令人滿意的增長速度的話，它的十六億人口的人均收入將達到富裕水平——西歐二十世紀中葉的水平。
　　
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西歐、日本和俄國。那將的確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強國。當然，這些數字並不很精確，引證它們的目的，只是為了強調我們面前即將出現的巨大變化。
　　
美國將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會生活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須修正它的對外政策和防務計劃，以便適應逐漸變化的現實。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顯而易見，無論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看起來至少會有五個：中國、歐洲、日本、俄國和美國——還是在超級大國與其它國家之間，都需要發展一種新的關係。
　　
很多政治理論家，特別是那些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預言，世界將回歸傳統性強權政治的格局。他們斷言，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將會引起傳統關係的復歸。這種關係形成的基礎是：國土規模和經濟實力。因此，美國、俄國、西歐、中國、日本和印度將會在自己的疆域內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穩定的地區爭奪支配權。例如：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就這一觀點闡述道：「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超級大國間全球競爭的結束。當意識形態的尺度退色後，剩下的並不是和平與和諧，而是曾經風行過的世界政治格局。這種格局的形成基於幾個強國為擴大影響而進行的競爭，以及它們對本國利益的追求。亨利·基辛格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冷戰中的勝利，已將美國推入一個與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體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爭端或戰略性威脅的消失，使各國可以將其對外政策的基礎逐漸轉向對本國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個由五到六個主要大國和形形色色小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裡出現的秩序將會與過去幾個世紀中的情形相似，國家在對自己利益的競爭中形成和諧與平衡。
　　
亨利·基辛格與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對冷戰後世界國際關係的觀點，基於深刻的歷史性。但我認為，這種論點與目前相互依存關係日益緊密的世界並不一致。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中獨立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體系中，各國在政治、環境、國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聯。聯合國憲章為這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框架，其遠比強權政治的信條更為合適。
　　
持這種觀點的遠遠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卡爾·凱森曾這樣講過：「那種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將武力威懾作為秩序基礎的國際體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尋求一種不同的體系（基於集體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種幻想，而是對必要的目標所進行的必要的努力。」
　　
喬治·Ｆ·凱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為他九十壽辰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幾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沒有什麼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種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於冷戰後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通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種能力並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種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克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劃，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松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
　　
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世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種防務計劃完全不同於我對冷戰後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種防務計劃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衝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我們將在沒有其它大國支援的情況下，單方面採取行動。它還假設，我們必須準備同時面對兩個地區的衝突。我認為，這種假設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個國家若想以適度的方式來面對冷戰的結束，它需要確立一種觀念——一種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東西方對抗所支配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這種對抗曾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外交和防禦計劃的基矗我相信，今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將直接趨向於五個目標：

一、向所有的國家提供反對外部擴張的保證——國界將不應用武力來進行改變。
　　
二、使各國國內少數民族集團的權力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為改善他們的境遇提供條件，以免其訴諸暴力。
　
　三、建立一個機構解決地區和國家間的衝突，避免由超級大國單方面採取行動。
　
　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
　
　五、將保護全球環境作為我們全體發展的保證。
　
　總之，我們應致力於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關係應建立在法律準則之上，國家安全將由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來保障。防止衝突、解決衝突和維護和平的任務必須由一個多邊組織來承擔，即一個重組的、強大的聯合國，輔以一些新的、擴大的地區性組織。
　　
這就是我關於冷戰後世界的觀點。
　　
描繪這樣一幅圖景，當然遠比實現它更為容易，儘管目標已十分明確，但如何到達那裡卻仍不清楚。我既沒有什麼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沒有可直達勝利之點的路線圖。我深知，這樣一種局面不會在一個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時間裡形成，只有在具有獻身精神、堅忍不拔的領袖的引導下，它才會一步步緩慢地實現。因此，我呼籲，我們現在就應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戰後的世界裡，在解決國際國內不可避免的一些衝突時，應盡量減少使用軍事力量的風險，並將傷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明智的領導，為此，領導權應根據所發生事件在各國間輪流行使。或許，它會經常由美國來擔任，但在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中，美國必須服從集體做出的決定。當然，這對我們來說會是非常困難的。與此相應的是，如果這個體系要維持下去，其它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必須分擔風險和代價——政治風險、經濟代價和流血傷亡的代價。這對他們來說也將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美國和其它大國對這樣一個集體安全體系有明確的承諾，如果他們宣佈，他們將保衛各國不受到攻擊，那麼一九九○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樣，一九九○年初當衝突在前南斯拉夫爆發時，如果美國和北約採取行動，數萬無辜生命的被屠殺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擔心波斯尼亞會面對同樣的局面，因為，它同樣的沒有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解決方案——至少沒有一個軍事解決的方案。
　　
在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應認清，在什麼地方，採取何種方式來使用它的軍事力量。這需要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進行明確的界定。五十年來我們的目標一直很清楚：遏制蘇聯的擴張。但時至今日，這已不再是我們努力的重心，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敵人。那麼，什麼將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爾」克林頓總統對英國議會說：「我們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擴大和加強世界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在同一周裡也表達了這樣的意向。他說：「遏制戰略的後繼者無疑是擴展戰略——擴展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樣一個概括性的公式，是遠遠不能夠說明我們的目標的。
　　
顯而易見，美國不可能也不應該介入其它國家因走向資本主義民主而導致的所有衝突。例如：我們沒有對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格魯吉亞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圖給以軍事支援，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不應該被期望，使用軍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對無辜百姓的屠殺。當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幾個地區在燃燒著戰火：波斯尼亞、布隆迪、格魯吉亞、伊拉克、克什米爾、盧旺達、蘇丹和也門，這裡列舉的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衝突或許不久還會在科索沃、萊索托、馬其頓和扎伊爾爆發。難道所有這些地方我們都要捲入嗎？無論是美國還是其它超級大國都不可能明確地回答這一問題。答案只有在我們國內，在超級大國之間，在國際組織的會議上，經過長達數年的廣泛討論後才會得出。
　　
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和其它國家使用軍事力量，確立一個適當的界定標準。反對侵略的標準可相對的簡單明確，但那些與維護政治秩序和在國內避免大規模屠殺有關的條款——如一九九四年在盧旺達的情況——則不能過於簡單。
　
　幾個基本的問題必須澄清：我們應對什麼程度的人類苦難予以反應？根據聯合國確定的全球公約和一九八九年我國的立法：美國同意加入反種族屠殺的活動。但是什麼樣的行動可定義為種族屠殺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國政府確認二十多萬盧旺達人的被殺是「種族屠殺行為」，但同時卻拒絕聲明該行動屬於條約中規定的範圍。
　　
難道，那裡不正是一個種族大屠殺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干預嗎？那麼，我們究竟應在什麼情況下進行干預呢？是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衝突的出現，還是當屠殺開始升級之時？當某個國家陷入這種局面時，我們又該做出何反應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況——當他們聲稱，外部干預是明顯地侵犯他們的主權之時。對此，我們也已經看到，非洲統一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在支援這種干涉時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所有以上所說都提醒我們，在規定介入的標準時應該認清：正如我們在越南得出的教訓，軍事力量在推進國家建設進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憑軍事力量本身，並不足以重建一個「已經失敗的國家」。
　　
同時，我們也應使美國人民明白，這類問題至少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回答，但我們應努力促進該問題在我們國內乃至國際論壇中的辯論。某些問題或許永遠得不到解決，這需要時間。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糾正所有的錯誤。我們認為，使用武力維持秩序是適當的，但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這種判斷是否正確還無法斷言。因此，它必須接受檢驗，必須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參與決策、協助其實施、並願承擔所付代價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從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訓。
　　
有時，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應僅站在人道主義和維持和平的立場來評價，而應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毫無疑問，如果是對我們國家的直接威脅，我們在與國會和美國人民做適當的商量後，應該也願意單方面採取行動——如果威脅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潛在的嚴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馬其頓的衝突可能引發一場大的巴爾幹戰爭，使希臘、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捲入——我們應該如何反應？我強烈地呼籲，我們的行動應該基於這樣的原則：多方協商決定，共同承擔責任——這是從越南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更多的將不是像越南那樣的「有限戰爭」。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落成典禮上談到越南戰爭時曾說：「當時我覺得我們就像被捆住了手腳」，但是，「我們應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讓戰爭在地理上擴大記上一功。」
　　
當然，越南告訴了我們打一場有限戰爭是多麼困難，它使美國長時間地遭受重大傷亡，但事實也證明，有限戰爭比無限戰爭更可齲在捲入這類衝突前，美國人民必須明白我們將面對的困難，美國軍隊也必須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們行動時所受的限制。如果我們的有限目標在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後無法達到，那麼，我們的領袖和人民必須有決心放棄已付出的代價，立刻撤退。
　　
我們必須從越南的教訓中學會怎樣有效地組織有限戰爭。我們在那裡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高層文武官員組成的專門機構，從而對那裡的工作進行詳盡而專門的指導。我所講述的決策過程曾令人震驚地不斷顯示出，我們沒能把最基本的問題公之於眾；而我們對此疏忽也沒有清醒的意識；總統顧問班子中對戰爭進程的深刻分歧既沒有被擺上桌面來討論，也沒有最終得到解決。
　　
正如我曾講過的，導致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沒有進行適當的組織工作，在華盛頓沒有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官員。由於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他們的助手們都把注意力分散於一大堆複雜而又急需應付的事務中，致使我們的一些弱點未能被預見，特別由於我們沒能對大部分基本問題進行系統的討論。為避免這種問題的重演，我們應在最高層建立一個專職的班子——丘吉爾曾稱之為戰時內閣——使其將全部注意力集中於越南問題。這個班子至少應包括：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助理、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應每週在規定的時間與總統聚會並進行長時間的連續討論。每月還應召開包括有美國駐越南大使和軍事指揮官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應本著公開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行政委員會的討論那樣——這將有助於避免災難。在指導所有將來的軍事行動時，都應建立同樣的組織管理系統。
　　
最後，我們還必須明白，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果——特別是在當前這種使用高度複雜和具有極大破壞性武器的時代——是很難預計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們的國家安全確實受到直接威脅，我們應盡量避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些就是越南給我們的教訓。願上帝保佑我們能吸取這些教訓。
　　
我想對越南問題再說幾句最後的話：
　　
讓我簡單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為了我們所認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堅合眾國在越南進行了八年的戰爭。兩黨政府都想通過這一行動保護我們國家的安全，防止共產主義極權勢力的擴張，推動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三屆政府都做出了進行這一戰爭的決定。這些決定要求美國人民做出犧牲，我們的人民也的確在這些目標和價值的名義下經受了可怕的痛苦歷程。
　　
人們總是事後比事前聰明。這一格言在時間的走廊裡，在許多人身上、許多種情況下和許多時代中不斷迴響。人無完人，我們也難免會犯錯誤。我不得不帶著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認，這個格言同樣適於我和與越南有關的一代美國領導人。雖然我們希望去做正確的事情。也相信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但根據我的判斷，事後證明我們錯了。我們過高估計了失去越南對西方安全的影響，此外，在最終的決策中，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南越能夠得到拯救，那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贏得戰爭。從這一基點的迷失，使我們在一個先天不穩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外部的軍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來建造。
　　
最後，我們還必須面對那些在越南戰爭中永不會歸來的美國人的命運。我們不明智的捲入是否抵消了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我不這樣認為，他們並沒有參與決策，但卻響應了祖國的召喚，為了祖國的利益走上了艱難之路。他們為祖國及其理想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在越南的失誤並不能掩蓋他們的祟高犧牲，這種犧牲使所有活著的人景仰。讓我們從他們的犧牲中得到領悟，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衷心的敬意。
　　
當我結束這本書時，我想起拉迪亞德·吉卜林《宮殿》一詩中的幾句話，我在大約六十年前第一次讀到了這首詩。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句對我的一生都具有極大的意義，今天它們仍不斷縈繞在我心頭：

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一個公認的能手，技藝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來建一座宮殿，如同一位國王要建造的那樣。
　
　命運驅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現出了一座宮殿的殘垣。
　
　就像一位國王曾建造的那樣。
　
　這座宮殿沒有設計上的才思，又無時尚值得效仿。
　　
這裡或那裡，殘留的基石無目的地散處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塊石頭上，都粗陋歪斜地刻著：「在我之後，會有一個建築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我飛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裡豎起了我精心設計的宮殿的廳堂。
　
　我敲下斷壁的磚石，雕刻琢磨，重新裝上。
　　
我磨碎石塊，燒成石灰，在地上鋪撒。
　　
在那個已失勢的亡靈的遺贈中，我隨意取捨，心花怒放。
　　
我不無得意地嘲笑那廢墟，然而，當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毀的地基上，我讀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詩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來抗辯，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宮殿映出了他追求的夢想。
　　
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我的事業正如日中天，無比輝煌，在黑暗中我聽到一句話，人們低語著將我喚到一旁，他們說，「不能停下」，他們又說，「你的表演已該收潮。
　　
「你的宮殿會像其他人的一樣矗立在那裡——後來的國王將用它建造新的宮牆」。

我取回我的瓦片、錠盤和支架，從溝渠中喚回我的工匠，我把我建造的一切拋給了無信仰年代的信仰。
　　
我只在木架上刻著，我只在石塊上刻著：「在我之後，會有一個建築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每個人的一生中幾乎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夢想和無法達到的目標。我當然也是如此。時至今日，一個世紀的流血衝突即將結束，我們有幸得到機會用新的觀念來看待未來。冷戰已經結束，在我們面前擺著越南的教訓——它們能夠被吸取被應用。我們應該更清楚地看到，一個由數以千計核武器武裝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險，並且，我們可以採取行動來避免核災難。我們對一個多邊機構在減少和緩和國內國際爭端方面的潛力和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紀雖然不會是一個平靜的世紀，但在這個世紀裡，再也不會目睹另外的一億六千萬人被戰爭殺害呢？當然這肯定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希望，也不僅僅是我的夢想，而是我們堅定的目標。一些人會認為這種斷言太天真、太簡單，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言論。但是作為人，作為一個擁有影響世界事務能力的大國的公民，如果我們不竭盡全力，我們又怎麼能得到和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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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05-11-30 23:29:59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回覆: 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附錄六十年代的核戰危險及其對二十一世紀的借鑒意義
　　我們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居民，繼續生活在核破壞的風險之中。今天，美國的戰爭計劃與六十年代一樣，規定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但一般的美國公民並未意識到這一事實。毫無疑問，在一九九二年布什總統與葉利欽宣佈已就大量削減美國和俄國的核儲備取得一致意見時，美國公民們會感到意外與驚喜。目前，世界上有四萬到五萬枚核彈頭，其全部破壞能力是夷平廣島的原子彈的一百萬倍。假設ＳＴＡＲＴ１條約中的削減計劃能夠實現，那麼全部核武器的庫存將會減至兩萬枚左右。布什和葉利欽同意進一步削減，這將使五個已被承認的核大國在二○○三年總共擁有近一萬二千枚核彈頭。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舉措。然而，即使美國國會和俄羅斯議會批准了這項協議——這還不能被完全確定——世界各國遭到破壞的風險也只是有所降低，而遠非被徹底排除。我懷疑倖存者——如果有的話——是否能分辨出，一個有一萬二千枚核彈的地球與一個有四萬枚核彈的地球之間，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我們能否可以就此止步呢？
　　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冷戰的結束，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核武器的無益以及由於其繼續存在而帶來的巨大風險。同時，這種情形也帶來機會和危機感，迫使五個公認的核大國（美國、俄國、法國、英國和中國）重新審視他們的長期核計劃。我將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核戰略，我認為，我們應就它們展開廣泛、公開的辯論。我相信，這種辯論一定有助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可達到的限度內，我在這個句子下面劃了線以示強調——我們應退回到一個無核的世界中去。
　　為證實我的觀點，我列出了以下三點：
　　一、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經歷——特別是最近從中吸取的教訓——清楚地表明：由於我們和其它核大國擁有大量的核武器，我們必將面對使用它們的風險。
　　二、從軍事角度而言，這種風險已不再具有——如果說它曾經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三、最近幾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務專家中，關於核武器軍事作用的觀念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當然不是大多數——闡述了與我相似的觀點。
　　首先，讓我們看看古巴導彈危機。今天，人們已普遍認識到：蘇聯、古巴和美國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動已將三國置於戰爭的邊緣。但人們當時並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沒有廣泛認識到，當時的世界已瀕臨一場核災難的邊緣，而三個捲入的國家中卻無一曾企圖製造這樣的風險。
　　當蘇聯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際向古巴運送核導彈與核炸彈時，危機就開始了，蘇聯的行動是秘密的，顯然企圖掩人耳目。導彈與炸彈以美國東海岸的沿海城市為目標。一架Ｕ—２型偵察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彈的照片，這些照片被送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總統和他的安全顧問們意識到，蘇聯的行動已構成對西方的威脅，因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發佈命令，在海上對古巴進行封鎖。封鎖行動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開始實行。同時準備了空中打擊和兩棲登陸行動。根據這項緊急行動計劃，第一天將出動一千零八十架次戰鬥機進行空中攻擊，並且，一個總數為十八萬人的登陸部隊也已被集結在美國東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機達到了頂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沒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開宣佈他們已經運回了導彈，那麼，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約翰·Ｆ·肯尼迪的大部分軍職和文職顧問將建議實施打擊。
　　為了弄清楚是什麼引起了危機，以及怎樣在將來避免同樣的情況，蘇聯、古巴和美國參與有關決策的高級官員們在長達五年之久的時間裡，舉行了五次會議來進行會談。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爾·卡斯特羅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舉行了最後一輪會談。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輪會談的結論清楚地表明：所有三個國家在危機前後所做出的決定，都由於錯誤的信息、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考慮而被導入歧途。
　　我將只列出其中四個例子以資說明：
　　一、一九六二年蘇聯導彈被運進古巴之前，蘇聯和古巴相信美國企圖入侵這個島國，以便推翻卡斯特羅，顛覆他的政府。而當時我們並沒有此種打算。
　　二、美國相信，蘇聯將永遠不會在蘇聯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們卻的確這樣做了。在奧斯科，我們瞭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雖然，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武器，但蘇聯的核導彈的確已運進古巴，並準備瞄準美國的城市。
　　三、蘇聯相信，它們可以將核武器運進古巴而不被發覺。即使美國人發現它們已經存在，也不會做出反應。然而，他們再次錯了。
　　四、最後，一些人準備說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用美國的空中打擊摧毀核導彈，並繼之以兩棲登陸入侵古巴。可以肯定，這些人錯誤地相信，蘇聯將不會進行軍事反擊。當時，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只有一隻一萬人的蘇聯部隊，而在莫斯科會談時，與會者瞭解到，當時實際上有四萬三千名蘇聯士兵駐在台巴，並且，古巴本身還擁有二十七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這兩支部隊，用他們指揮官的話來講，是決心「誓死戰鬥的」。古巴官員曾估計他們會遭受十萬人的傷亡。蘇聯方面，包括長期任外交部長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前任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國會認為，在面對這樣一種災難性的失敗時，蘇聯會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軍事反應。以上結果非常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不斷升級的局面。
　　在莫斯科會議將要結束時，與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從討論中可以吸取兩個主要的教訓：一、在這個高技術武器時代，危機的處理必然是危險的、困難的和無法確定的。二、由於錯誤的情報、錯誤的判斷和某種我剛才列舉的錯誤的考慮，對超級大國之間軍事行動的結果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把握的預測。因此，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於避免危機的發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機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種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瞭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種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托利·格裡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機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機爆發後不久——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離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
　　第二天，蘇聯
　　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極大的危險。
　　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準備向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種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極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援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朝鮮戰爭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鮮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朝鮮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
　　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什—葉利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裡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援這一觀點。
　　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禦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價，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幾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於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種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禦戰爭的能力。」
　　近幾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並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這三個報告都發表於一九九○年之後：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Ｃ·瓊斯將軍簽署的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擊外沒有其它用途。」該委員會相信美國和俄國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兩千個核彈頭。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威廉·Ｊ·克勞上將。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力量可減少到各自擁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該文在收入一本書時進行了擴充，其中說道：「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將不是二十一世紀初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約在歐洲的最高統帥安德魯·Ｊ·古德帕斯特上將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現存的五個核大國應該將核武器儲備降到每國二百枚，而最終結果則應該是零。
　　這三個報告不應使人們感到驚訝。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軍事和文職防務專家對核武器的軍事價值表示懷疑，以下是他們的觀點：·一九八二年，英國國防總參謀部七位退休參謀長中的五位曾表示，他們相信，根據北約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將會導致災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謀殺前的幾個月說道：「作為一名軍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麼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菲爾德·馬歇爾·卡弗勳爵在一九八二年寫道，他完全反對北約首先使用核武器。⑨·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魯塞爾講演時明確表示，他相信，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挑釁，美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攻擊蘇聯。他說：「我們的歐洲盟國不應該總是要求我們，增加我們不可能擁有的戰略保衛力量。因為，即使我們擁有這種力量，我們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這種力量，我們將面臨文明毀滅的危險。」
　　·原美國太平洋地區陸海空三軍總司令諾埃爾·蓋勒將軍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們的任何核武器都沒有實際的軍事使用價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價值是，阻止我們的對手使用他們的核武器。
　　·前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ＢＢＣ廣播公司的採訪時說：「靈活的反應（北約的戰略要求在反擊華約的非核攻擊時，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並不是說它過時了，而是說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種觀念，認為我們將願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補充所謂常規力量的不足，這種看法從未使我信服。」
　　·尼克松總統的第一任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說：「一個世界範圍核為器零的選擇加上充分的檢驗，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目標……這些武器……沒有什麼軍事上的使用價值。」
　　·前美國空軍總參謀長和前戰略空軍司令拉裡·韋爾奇將軍最近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核武器的威懾力量取決於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動，那將是完全沒有理性的行動。」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國航天司令部的總參謀長查爾斯·Ａ·霍納上將宣稱：核武器已經過時了，我想徹底擺脫它們。」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與此相似的結論。在許多次私人談話中，開始是與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後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都曾建議無論何種情況，無論任何限制條件，他們都永遠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
　　但無論是他們還是我都不能公開談論我們的立場，因為這與北約的現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舉了有關核武器作用的兩種完全相對的觀點，一方以現政府、布熱津斯基和裡德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萊爾德和施密特為代表——但是，雙方在一個問題上卻意見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來打擊擁有核武器的對手，將無異於引火燒身。因此，我們應該立即開始討論，以為五個核大國的長期方案做出優劣得失的比較。
　　我們可以從下面三個方案中進行選擇：
　　一、繼續執行當前的「持續威懾」戰略。這意味著使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彈頭限制在每個國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總統和葉利欽已就這個數字達成了協議。
　　二、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威懾力量——如同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提議，由瓊斯將軍和克勞將軍支援的那樣——兩個最主要的核大國各保持不超過一千至二十枚核彈頭。
　　三、像我與古德帕斯特將軍強烈主張的那樣，所有的五個核大國，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歸無核的世界。
　　如果我們敢於打破那個統治著核大國四十多年之久的關於核戰略的思維定式，我相信我們就的確可以將妖怪放回瓶子裡。反之，則存在一種真實的危險：二十一世紀將可能目睹一場核悲劇。
　　安德烈·薩哈羅夫曾說過：「降低將要毀滅人類的核戰爭的威脅，在所有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是壓倒一切的問題」。
　　他無疑道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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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05-12-3 21:04:53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回覆: 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讀後感想

越戰乃是美國歷時最長也最不得人心的一場戰爭麥克馬拉是越戰的主導人 1968年離開伍角大廈
近20年才寫書懺悔但此書顯然有矛盾點例如他在回憶錄的最後表示美國在越南作戰八年是出於善良及誠實理由的但真的是這樣嗎令人懷疑不過此書也是有到公正觀點立場上對於想了解越戰時期
美國政府如何運籌帷幄是一個非看不可的好書

越戰使我了解到一點就是圍堵政策骨牌效應論的迷思越南這國家對美國人來說在當時是個根本不知道在哪也不了解為何要幫助其作戰美國一向講求利益冷戰建構體制下也是蘇與美的利益衝突但是幫助西歐復甦以及保護日本美國不論是在戰略上經濟上都是有利可圖卻為何為越南而戰美國在越戰投下大筆金錢卻沒獲得任何利益那為何又要投50萬美軍進入叢林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骨牌效應論泰國東南亞各國不只說中南半島便可一但越南赤化中南半島勢必也會赤化最後會危急
到整個東南亞這才是美國開打的主要原因

美國政策的一變在變也是越南失守的主要原因號稱東南亞民主基石的吳庭艷政府遭到美國政府的不支持反而轉向支持西貢政變結果吳庭艷被殺越南政局一變在變 1年就換了6個總統

北炸的引爆也是情報的誤傳所致但就算情報沒有誤傳越戰還是遲早會爆發

如果認為是美國西方民主對抗東方蘇聯共產這是正義之戰但這原本代表著正義的戰爭換來的是
5萬8千人死於叢林之中麥克馬拉也被責難的很慘這本說也可以說是揭示了一個因越戰而備受心靈及良心折磨的當事人的心路歷程

麥克納馬拉把越戰的教訓作為美國人對越戰現代記憶的重要部分是很有道理的
無疑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公正記憶取決於對其教訓及經驗的深入總結如何分析及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對該事件的現代記憶

現在就歸結麥克那馬拉對於越戰失敗的11點原因

1　美國錯誤判斷了越南的動機高估了越南行動對美國的威脅
2　美國把自己的經驗套到南越身上對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
3　美國低估了民族主義對越南人民的推動力
4　美國在越南的錯誤反映了其對越南的歷史文化政治的無知美國缺乏這方面的專家
5　美國沒有意識到現代化軍隊高科技裝備及先進理論在對抗特殊的高度動員的人民運動中的局限性
6　行政部門在決定重大步驟前沒有同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開誠佈公的討論
7　因為決策者在越戰問題上向美國人民解釋不力導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廣泛支援
8　決策者未意識到美國不是無所不知美國無權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別國
9　在美國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脅下其在越南的行動應該與多國部隊配合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援但美國沒有做到這一點
10　美國沒有意識到在國際事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直接答案的
11　行政部門不能有效地處理特別複雜的政治及軍事問題這種組織缺陷也是美國在越南失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