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省思】從《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到袁世凱政治顧問的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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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荻

一般的騎士

電梯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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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05-4-26 20:21:24 |只看該作者 |降序瀏覽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

　傅國湧／文 sina 　(編輯：燕於)

一篇《共和與君主論》，被看作是為袁世凱稱帝鳴鑼開道之作，袁氏政治顧問、美國政治學家古德諾因此而留下百年罵名。熟悉中國近代史的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對此作了新的解讀，算是為古德諾翻了案。其實，袁氏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國顧問莫理循，長期以來被史家忽略了。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外國記者

　　在我看來，莫理循的重要性不僅是他留下了大量日記、書信、備忘錄、照片等珍貴的歷史資料，也不僅是他與袁世凱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局所產生的實際影響，更重要的是他作為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在新聞記者的位置上長達16年，他對中國時局、社會變革等方方面面的報道，曾是國際社會認識這個古老、神秘的東方國度一個極為重要的窗口，從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敬業、有才華的記者和新聞媒介的獨特力量。

　　要瞭解、研究近代中國，包括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在內的中國記者的文字固然是不可迴避的，自從晚清以來，曾經有那麼多外國記者活躍在中國的天南地北，他們目擊大時代的風雲，看到了古老民族在追求自我解放進程中的曲折和艱辛，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維方式使他們以「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時，有著完全不同的視角，他們當中不少記者或許有偏見，乃至有文化的、種族的優越感，但他們往往能看到一些中國本民族的記者、知識分子看不到的問題，能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無論從新聞史還是政治史的角度，莫理循都是不能被忽略的。他對中國的影響要遠在倒霉的古德諾之上，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堅決地反對袁世凱稱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莫理循在中國的職業記者生涯始於1897年，此前他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特別是有過大西南旅行、考察的經歷，還出版過一本題為「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的遊記。35歲的莫理循生逢其時，在他以《泰晤士報》記者身份留在北京的16年，正是中國變化最急劇的年代，一方面動盪不安，一方面又在腐朽沒落的夾縫中露出了希望，第二年就發生了戊戌變法，他見證了六君子的頭顱和熱血，並親身介入了對張蔭桓的救援。接著發生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進京，他曾在東交民巷的交火中受傷。接著是清末新政，1902年他第一次採訪袁世凱就被吸引，他對當時的改革寄予厚望，認為改革可以把衰弱老朽的中國帶入新時代。

　　辛亥革命內幕的出色報導者

　　他對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幾乎一無所知，甚至看不起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發生是他所意想不到的，通過他長期在中國工作所建立起的人際關係，他在第一時間向世界提供了許多獨家報道，先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鼎力支持袁世凱，再是袁世凱有意利用他作為大報名牌記者的特殊身份贏得國際勢力的支持。

　　他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袁世凱的一顆重要棋子。

　　在風雲變幻、波詭雲譎的複雜變局中，袁世凱以他小站練兵積累的軍事實力，以他翻手雲、覆手雨的權謀、手段，將清廷和革命黨雙方都玩弄於股掌之上。其中「非袁不可」、「非袁莫屬」的輿論就在社會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作用，這一輿論的形成有國內的因素，包括袁掌握的實力以及晚清短命改革中建立起的聲望，擁袁的憲政派士紳、商家(以張謇為代表)，甚至剛從獄中出來、被袁籠絡、對袁懷有特殊感情的革命黨人汪精衛等。

　　當然，不能忽略莫理循等外國記者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在《泰晤士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挺袁的報道、訪談，對西方列強的政策取向所產生的微妙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從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3月10日前，莫理循至少發表了71則報道，僅10月11日至11月24日，他所發表的內容已達8113字，郵資就用了591鎊11先令5.5便士。」他的工作受到了《泰晤士報》的表揚，「全世界都從《泰晤士報》上瞭解中國真正發生什麼事；你的工作得到了普遍的稱讚，你的文章被廣泛引用。」

　　莫理循對辛亥革命內幕的出色報道成了他記者生涯的頂峰，同時也是他記者生涯即將終結的標誌。

　　悠閒而失落的袁世凱私人顧問

　　他過深地介入了袁世凱的政治運作中，作為記者的獨立性正日漸喪失。當然，他本人或許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因為他對袁世凱的好感與信任也不是到辛亥革命那一刻才產生的。

　　早在1898年1月初，他就注意到了沒有見過面的袁世凱。當時有外國人預言15年後袁將成為中國第一任大總統。1909年，當袁被罷官回鄉，他在發表的報導中表示不平。為了答謝莫理循，袁世凱在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不久，即邀請這位外國名記者為政治顧問，待遇之優厚是莫理循所沒有想到的，儘管當時的新政府是靠借債過日子的。

　　莫理循於1912年8月1日簽約，接受聘請，結束了他的職業記者生涯。

　　然而，與他的記者角色所產生的影響相比，他的政治顧問角色就顯得黯然失色了。很多時候，他為自己無政可顧、無政可問而抱怨。袁世凱請外國顧問實際上只是一種擺設、一種禮遇，並不是常常要向他們咨詢，更多的還是按照自己習慣的、熟練的東方方式處理一切事務，對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是完全陌生更不願意去學習的。所以，離開新聞記者位置後，處於悠閒狀態中的莫理循常常不無失落感。

　　即使如此，至少在阻止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苛刻條約、反對袁世凱稱帝這兩件大事上，莫理循還是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正是他通過端納向《泰晤士報》洩露了《二十一條》的內容，引起國際輿論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顧忌，從而有所收斂。

　　莫理循在中國生活、工作了二十幾年，並在這裡成為有著世界影響的記者，北京王府井大街曾被叫作「莫理循大街」，他本人被稱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國的莫理循」)。

　

36雨瑤琴巧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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