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省思】論孔明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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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姬

無名的勇者

電梯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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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觀曆人議孔明用兵之非，以兩種觀點最爲常見。其一：以成敗論英雄。言孔明北伐未見其勝，以赤軍語，即未達到其戰略目標；另一種：以奇正論兵。言孔明用兵，但求謹慎，未敢造次。只見其正，不見其奇。
兩種觀點，前者亦頗受爭議。孔明北伐，國力、財力、軍力、物力與魏國相比，皆未得其便。然屢次北伐，魏軍不僅兵不解甲，馬不釋鞍，任其自來自去者，又折大將王雙、張郃之輩，統兵大將司馬仲達更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以兩軍相交之形勢觀，敢輕言孔明不善用兵乎？而兩者並存於世，又豈能明料？
然後者奇正之論，未見後世有存所辯。每每觀諸君大談奇正之道，言之孔明用兵但見其正未見其奇。何也？皆因此輩多亦非經于戰陣，缺乏對實戰思想的深刻領悟，未能深明奇正之妙。每及談兵，不免流于以往論史之形式，將“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發揮於極致，竊深以爲不取。現試論常人在奇正之道的認識上存在的幾大誤區。
誤區一：何爲奇正。
“奇正”二字最早見於《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而在現存的軍事理論著作中，能最早找到關於奇正方面的記述的就要算是《孫子兵法》了。其《兵勢篇》上這樣講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複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迴圈之無端，孰能窮之？”
孫子作爲軍事理論學的開山鼻祖，他的理論直到今天還一直被後人所重視和研究。然而在這段記述裏，俺們卻看不到他對何爲奇，何爲正有過精確地闡述。孫子他老人家，也只是用了如“無窮”、“不竭”、“迴圈之無端”這些非常抽象的詞語來形容奇正。那麽究竟何爲奇，何爲正呢？
通常的看法是，把奇正看成是一種可以將其定性的具體形爲。即所謂的正面迎敵爲正，機動配合爲奇；明爲正，暗爲奇；靜爲正，動爲奇；進爲正，退爲奇；先出爲正，後出爲奇……歸納爲，一般的、常規的、普通的戰略、戰術爲正，特殊的、變化的、罕見的戰略、戰術爲奇。俺卻以爲所謂的奇正，只是一種具有對立統一性質的抽象概念。而今人之所以分不清何者爲奇，何者爲正，是因爲他們錯誤地把所謂的奇、所謂的正，這種抽象的觀念將其形象化、具體化，特殊化。將之定性爲特定的某種特定的行爲舉動。比方說把所謂的“急行軍”、“伏兵”、“誘敵深入”、“迂回包抄”等具體戰術問題全部歸爲奇兵。這恰恰犯了“奇即是奇，正即是正”的錯誤。絕對的奇正兵戰略戰術，其實是僅存於軍事理論的教學當中，而對於充滿了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實戰來說（以孫子語“兵無常勢”），是絕沒有哪一種戰略戰術行爲可以被定性爲絕對的奇、絕對的正的。奇正在形式上的表現亦可以在實戰中因不同的條件和背景而相互轉化。區分奇正的關鍵在於能否出乎敵之所料，否則，又何必稱爲“出奇不意”？令敵不意方可制勝。故李靖曰：“善用兵者，使敵莫測”；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李衛公問對卷上》）這也是在上述所有的奇兵戰術中，他們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相同點，即不令敵所知，不令敵所料。所以，只要能出乎敵之所料，又何必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戰術表現？由於出奇的精髓在於打破常規，令敵不意。而這裏所謂的常規，通俗地講就是人人都能明白通曉的戰爭常識。而這些道理都是人們經過常年累年所積累下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某種認識，或在特定的條件下所産生的的某種慣性思維。而出奇目的就是要利用人們的慣性思維而反其道行之，以期産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從而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在實戰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敵這種邏輯誤區和慣性思維，以常規意義上的正兵戰略戰術起到奇兵的作用。當敵料吾必出奇者，而吾恰出奇，則奇反成正；若此時吾出正者，則正反成奇。正如同衆人所說的“虛可實之，實可虛之”，然有時亦可作“虛則虛之，實則實之”。而機械刻板地純粹從形式上去理解奇正，正是因爲這些人用靜止孤立的眼光去看待運動多變的實戰，是典型的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而這又恰恰是大多數紙上談兵者的通病。否則判定奇正要都是如此容易，恐怕一個熟悉幾件戰例的小學生，都可以成爲數奇論正的高手。孫子言“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可窮之？”，又果如是乎？
誤區二：取勝的方式僅限於出奇，而臨陣不出奇者就不是善兵者。
《孫子》有言道：“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然細思之，孫子此言非偏乎？若依其言，但可奇勝，正獨不可勝？或曰，但奇必勝，但正必不勝？事實上，奇可勝，正亦可勝也。孔明克平孟獲，李靖征討高麗，皆爲正兵之功也。奇與正，不過是爲了獲得戰爭主動權並藉以最終獲勝所採用的不同手段而已，用兵的根本目的在於獲勝，而運用奇正的目的，也不是爲求奇正而用奇正，而同樣是爲了勝利而運用奇正。既然正可爲勝，又何獨貶正而褒奇者哉？奇正無高低，唯用者耳。而今人之所以將所謂的出奇制勝如此推崇備至，僅僅是他們對於那些經典戰例中由於出奇而獲取的短期暴利的巨大貪婪和盲目膜拜。不僅要獲勝，還要追求大勝，完勝，而且最好能一擊斃敵，一勞永逸。誠然，人的趨利性無可厚非，但對於瞬息萬變的實戰而言，這種心態其實只是一種狹隘的極端主義和絕對理想化思想。如果在實戰中受這種思想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每戰必追求形式上的出奇，是爲善兵者所不足取的。正因爲此，曹操輕軍平定烏桓雖被今人奉爲將運動戰，破襲戰、兵貴神速等作戰道理運用到極致的經典戰例，但曹操本人卻沒有如後人那般將其的“出奇”之舉以爲至重，認爲“孤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相反前曾勸阻其輕軍前行的衆人所提之議才爲“萬安之計”，並重賞其等，令其後“勿難言之”。（《武帝紀》引《曹瞞傳》）而富有軍事韜略善於出奇的司馬仲達，在已強敵弱的情況下，爲求保險而寧可遭“畏蜀如虎”之譏，受巾幗婦人之辱。這是因爲他們都正確理解了孫子所講的“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和“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的作戰思想。而多數紙上談兵家們，卻不明白其實所謂的已勝，是首先建立在已之不可敗的基礎之上。也從不知徹底領悟孫子所講的先“已之立於不敗之地”，而後才是“不失敵之敗。”而只是片面的認爲凡用兵者，必是先“不失敵之敗”，然後才考慮到或者根本就不考慮將已“立於不敗之地”。
誤區三，片面強調與突出奇兵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爲凡出奇者，必將獲勝。
“出奇”必須要看物件，並非所有的“出奇”都能獲勝。在實戰中，一個優秀的指揮員在運用何種戰術策略時，必先充分考慮到影響戰爭勝負的各個因素，並結合兩軍戰力以及將帥智謀優劣等特點，從而做出最恰當的安排選擇。而不是盲目地，不分即時的，拿經典戰例中的戰術佈置加以生搬硬套。很簡單的一個道理，能在固定靶命中十環的人，卻不見得在移動靶還能照樣打出十環。戰爭的主體是人，而不是石頭，樹木之類不知變通的死物。作爲軍事常識，已可懂得，彼何嘗不可懂得？劉備以伏兵計，曾在博望擊敗曹將夏侯惇、於禁，卻計沮于夷陵陸遜之手；孫桓違背“歸師勿掩，窮寇莫追”的常理，追擊劉備可以大獲全勝，而王雙、張郃追擊孔明所率的蜀軍，卻只有陪上自己一條老命的份。可見戰爭的結果是在交戰雙方共同影響下所産生的，其勝負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手智謀的高低。故孫子會認爲“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孫子·軍形篇》），李靖會認爲“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談判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李衛公問對·卷下》）。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兩方面，如同“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出奇就必定違反常規，違反常規就必有不周，有不周便會令敵有懈可擊。只不過是由於對手的拙劣，往往看不出漏洞，所以能夠制勝。而一旦既定的奇計達不到“奇”的效果，反而會被對手將計就計，作爲已方取勝的特效方法。困縮于易的公孫瓚，覆沒於他的“裏應外合”計策下；自棄險要的薑維，終“開狡焉啓疆之心，書爲亡蜀之張本”。（《通鑒》卷77高貴鄉公甘露三年胡三省注）由此可見，出奇並非都可制勝，相反也可制敗。這也正是“出奇制勝”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在軍事史上能找到“出奇制勝”的成功戰例卻是屈指可數。不然，也不會令今人口口聲聲要“出奇制勝”，但說來說去亦不過只是曹操烏巢劫糧，鄧艾偷渡陰平等廖廖數例。盲目地以爲“出奇萬能”並加以膜拜，在實戰中是行不通的。
以上三點，基本涵蓋了常人對奇正誤解的最主要幾個方面。那些慣於皓首窮經的史家文人，對奇正之道其實也就停留在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層面上，更別說是舉一反三了。每每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空想主義和理想主義，相對於那種對奇正之道一無所知的，不過是一種高級弱智，亦算不得上乘。而正是由於這些歷代史家文人本身對奇正的片面認識和理解，又直接導致了他們對孔明用兵思想的錯誤判定，認爲孔明用兵只會用正，不擅用奇。其中便以赤軍殿于《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一文中所引臺灣軍事史家李震語“觀諸葛亮用兵，在戰略上均只見其正，不見其奇，則無可辯護者。”爲集大成者。
歷代史家文人多以以下兩點，認定孔明不擅出奇。
一、未納魏延子午穀之謀。
蜀軍一出祁山，魏延曾獻子午穀之謀，亮以爲過於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歷代史家文人多以此爲孔明用兵不擅出奇之垢病者，其實不然。究魏延子午穀之謀的初衷，亦不過是希望能出奇不意，攻曹魏一個措手不及。但是以蜀漢第一次北伐當時的具體背景來看，當時曹魏以爲蜀中惟有劉備，而劉備死後的數年時間內，蜀中一直閉關息民無有動靜。孔明屯兵於漢中，也沒有引起魏軍在西線的兵力部署的調動，說明曹魏並不瞭解孔明屯兵漢中真正的軍事意圖。同時爲了能加強首次進軍的隱蔽性和對魏打擊的突然性，孔明甚至對於新城方面的孟達軍被圍被殺都一直保持著沈默的態度，示魏軍以弱。即便如此，爲了能更好地打亂曹魏在關隴地區的兵力部署，孔明在具體戰術上又制定了以趙雲率小股部隊大張旗鼓地據守箕穀以牽制住魏將曹真所領關隴軍主力，自己卻率“戎陳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的蜀軍精銳主力進攻魏防守空虛的祁山的作戰方略。無論是從戰爭的前期準備還是從戰爭初始蜀軍的戰術安排來看，孔明自始至終都是把“出奇不意、攻敵不備”放在首要位置。而事實正如同孔明的預期一樣，在孔明的作戰指揮下，直接産生“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的情況發生。試問這樣的戰果又算不算是一種出奇不意，攻其不備的表現形式？魏延充其量不過一將耳，他的用奇思想更多的只能體現在某某具體的戰術表現上，而孔明站的高，看得遠，更能從全局戰略上著眼於如何營造出令敵不意的整體戰略格局。且退一步而言，善兵者講究的是“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縱觀三國時期，鮮有一方於戰爭之始便冒然出奇以求決勝的戰例。曹操當年輕騎奔襲烏桓並取得大勝似乎是個例外，然從曹操與群臣對話中來看，被曹操所稱道的“萬全之計”與孔明所追求的“十全必克”又是何其相似？得勝歸來的曹操尚不以已之大勝而輕忽之，況一班但知舞文弄墨之文人乎？
二、孔明出兵但求謹慎，不肯兵出險著。
一部分人認爲孔明不擅出奇，是因爲他有“安從坦道”的行軍思想。其實這完全可以從蜀軍一出祁山同年冬十二月，孔明的再次率軍北伐來加以駁斥。這次北伐，孔明吸取了上次出兵過於謹慎遲緩的教訓，沒有再走祁山的老路，而是經故道，出散關，直逼陳倉。孔明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出於曹休在東線剛被吳軍擊敗，張郃部被調往東線增援，關中空虛。“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而陳倉在關中西部，若占陳倉，東可進軍關中，西可進逼隴右，從戰略角度上看極具靈活性，符合兵法上乘虛而入，以奇治虛的原則。另外也可縮短糧運距離，減輕糧運壓力。蜀軍此次進兵，戰略方向不僅指向了空虛的關中地區，同時爲爭取寶貴的時間，孔明也未調齊全部北伐大軍，只攜少量軍糧（二十日左右），孤軍深入急攻陳倉。爲求行軍隱蔽不被魏軍發現，孔明又特意選擇了地勢險要不利行軍的散關地區進軍。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裏，地形惡劣，山勢險峻。當年曹操征漢中張魯時，即從此地經過，並留下名篇《秋胡行》，其一便雲：“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道！牛頓不起，車墮穀間。坐磐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曹操以不可遏止之勢劈頭兩句“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來直抒散關地形的險要難行。而在散關地區中，又尤以綏陽穀爲險甚，史稱綏陽穀“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而孔明卻正是命部隊以此道通過，“斫治此道，以向陳倉”，以期“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水經注》卷17《渭水注上》）。只是可惜魏將曹真鑒於蜀軍前次在祁山受挫，估計蜀軍會把今後的進攻重點轉移到陳倉方面來，先派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故蜀軍此次用兵，又未能得手。然孔明此番以輕兵寡糧擇險地以求速勝的作戰策略，雖曹操掩襲烏桓，鄧艾偷渡陰平，恐亦莫過於此。何以孔明不肯兵出險著爲由，來否定孔明的出奇思想？
衆所周知，老毛作爲現代中國最具盛名的軍事家，曾指出過孔明戰略思想方面的不少缺陷，卻惟獨未見他發過諸如此類“孔明在戰略上，只知其正，未見其奇”的奇思妙想，而上面那位所謂的臺灣軍事史家李震，卻不知是何方神聖，手中可拿得出一二由已成功指揮且令人信服之戰例否？所言更是不知所云，讓人如墜霧中。且先不談奇正，單是戰略兩字又豈是如此可輕易斷言的？戰略，可大可小，可簡可繁。求簡者，可以概以“指導戰爭的方針策略”廖廖數位；求繁者，有利德爾·哈特的專著《戰略論》加以重點闡述。求大者，孔明的“隆中對”當爲一大戰略，北伐戰略不過爲實現其“興複漢室、還于舊都”宏圖偉業的一著步石。從“隆中對”中“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所滲透出的伺機而動、鉗制夾擊的作戰精神，非奇乎？求小者，圖謀敵城，計賺敵將，皆可以爲戰略。天下大勢，蜀弱魏強此亦事實。然曹魏較蜀漢根本性的優勢在於兵多糧足，這一客觀優勢絕非會因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輕易改變。蜀軍的優勢在於軍制嚴密，士兵戰鬥力強，要想從根本上扭轉敵強我弱的不利局勢，唯有通過于兩軍交鋒中盡可能地消滅敵有生力量方爲可行。縱觀三國中以弱克強的幾大戰役，無一不是通過大規模殲滅敵有生力量而獲取最終的勝利的。以關隴地區的地形與交戰雙方的兵力配置來看，蜀軍要想擁有必勝的把握，要麽完全切斷隴右地區與關中地區的聯繫，徹底孤立隴右；要麽通過大規模的會戰，以期徹底殲滅魏關隴軍的主力。否則即使孔明能佔據隴右地區，也保不常久，反而會加大自己的防守面，分散自己的防守陣型，變成隴右、漢中，都必須布兵設防的被動局面。以第一、第二次北伐來看，孔明注重的是實地優勢，其主要戰略思想就是切斷關隴地區的聯繫。而街亭之戰和陳倉之戰，正是魏蜀兩軍爲爭奪關隴通道的控制權所展開的。而兩次失敗，使得孔明對於魏關隴軍的強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因此，在其後的數次用兵中，孔明由最初爭奪實地爲主戰思想，慢慢轉變爲以消滅魏關隴軍主力爲主戰思想。蜀軍第三次北伐，孔明以陳式率一部攻武都、陰平，誘使魏將郭淮引軍來敵，自已卻以蜀軍主力北上建威，以期圍殲郭淮之軍，可惜郭淮最終沒有上當。後曹真、仲達、張郃，三軍會攻漢中，孔明以已軍於城固、赤阪正面鉗制住魏軍，卻令魏延、吳壹爲側翼，機動作戰，西出武都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溪。蜀軍第四次北伐，孔明先利用曹魏與鮮卑的激烈矛盾，與鮮卑渠帥軻比能聯得聯繫，在敵後積極開闢第二戰場。“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呂城，與諸葛亮相呼應。”（《牽招傳》）同時在具體用兵環節上，繼續貫徹先野戰後攻城的作戰意圖。爲從最大程度上消滅魏軍有生力量，孔明制定了圍城打援的作戰計劃。先佯攻祁山，待敵援軍齊出後，再通過運動戰加以殲滅的具體戰術安排。爲此，孔明首先集中蜀軍全部兵力于祁山，製造出蜀軍進逼祁山強大聲勢，待吸引出魏將司馬懿率大軍來救後，命王平率小部分兵力屯祁山南側，繼續保持對祁山方面施加軍事壓力。然後集中本部其他兵力迅速把主戰場由祁山轉向上邽，先一口吃掉了屯於上邽的費曜部四千精銳魏軍，並乘勝大收上邽小麥以做軍糧。當司馬懿率兵星夜兼程地向西增援時，蜀軍早已在上邽東對魏軍嚴陣以待了。兩軍相遇，司馬卻斂兵依險，不與蜀軍作戰。孔明便引兵撤退，希望能在運動中尋機將其殲滅。如此這般相持至五月，司馬懿終於下令出擊，使張郃攻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進攻諸葛亮本部。諸葛亮令魏延。吳班、高翔迎戰，大破魏軍，“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大敗回營。祁山南屯方面，蜀將王平守備得法，張郃進攻不克，亦回軍。六月，蜀軍終因運糧不繼而退軍，在撤退途中，又設計射殺了魏大將張郃。蜀軍第五次北伐，亮出斜谷北攻曹魏。戰役初期，蜀軍力求佔據五丈原和北原，目的就是控制住渭水，以期切斷關中與隴右的水上通道。爲此，孔明先大張旗鼓地調兵西行，欲令魏將認爲蜀軍要攻打魏軍西部陣地，然後乘夜掉頭東擊陽遂。此等聲西擊東之戰略，雖老毛的經典戰例“四渡赤水”，亦莫過於此。雖終爲魏將郭淮所阻，然亦不能以此否定孔明在戰略戰術運用的多變性。卻是未知這位“獨具慧眼善曉軍機”的軍事史家，何以就如此言之鑿鑿地認定孔明用兵，在戰略就是只知其正，未見其奇的？！嗚呼！何獨薄亮者哉？！
李靖有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鬥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在由孔明指揮的歷次北伐戰爭中，其中既有正面扼地而守的陣地戰，又有側翼機動迂回的運動戰；既有戎陣整齊的攻堅戰，又有輕軍寡糧的奇襲戰。縱觀孔明一生用兵之舉措方略，不僅有正，更多有奇，括有示敵以弱、攻敵不備、避實擊虛、佯攻誘敵、引蛇出洞、聲西擊東等戰略思想，而這些作戰思想又無一不透露出孔明過人的軍事指戰素養。至於除王雙、誅張郃之類，更是何足道哉？蜀軍于強魏與敵，常取攻勢。令敵損兵折將，計沮於西，此系無疑者，堪稱“國之輔”也。然彼未得成其全功者，正如陳壽所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之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曹操，固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也，然與其對敵之二袁、呂布、劉表輩，或奢淫肆欲，征斂無度；或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或輕狡反復，唯利是視，無一人可冠爲“人傑”者。是以終爲其總禦皇機，克成洪業。孔明、孟德，皆命世英傑，然因彼各自天命有歸，故所創基業亦不同，此誠“不可以智力爭”也，又豈可輕咎孔明之不善兵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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