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之狂傲»論壇 › 大廳 › 閒話家常【人文省思】 › 台灣歷史-日治時期下的台灣發展

最後更新

12 3 4 / 4 頁下一頁

【人文省思】台灣歷史-日治時期下的台灣發展

[複製連結] 檢視: 23389|回覆: 30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電梯直達

1^#

發表於 07-2-19 10:37:16 |只看該作者 |降序瀏覽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

史前時代的地球景觀是什麼模樣？

對於遙不可及的洪荒年代.什麼故事都可能發生.

什麼物種都可能存在.想像沒有邊界.

好比遠古蠻荒大陸一樣遼闊.

製作"打拼－台灣人民的歷史"系列過程.

特別是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

從想像到實現的過程.就像回到侏儸紀時代.

台灣島還悄悄沉睡在海底未成雛型.

漸漸地.

經由地球板塊運動排山倒海的力量.

台灣才逐漸隆起露出海面.掀起台灣人民歷史的序幕!

ViewSonic鐵傲連載~

望春風

由台灣前輩作家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
　
獨夜無伴守燈下　冷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　見著少年家
果然漂緻面肉白　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歹勢　心內彈琵琶
　
思欲郎君做兀王婿伊愛在心內
等待何時君來採　青春花當開
聽見外面有人來　開門該看覓
月娘笑阮戇大呆　被風騙不知

聽到這首歌~

是否勾起你我的舊時回憶.......

望春風~

非但是一首最具代表性的台灣歌謠.

更已成為世界各地的台灣人族群認同的象徵之一.

本人有感於許多生長在台灣的人們不知道台灣過去的歷史~

生於台灣.長於台灣.

食台灣米.飲台灣水.
.
生於斯.長於斯.
.
這片養育我們的母親~台灣

我們豈可焉能不知台灣這片土地上之歷史~
.
實乃貽笑大方~
.
愧對先人也~

加上人文版上關於台灣相關的歷史文化甚為稀少~

這點頗令我訝異~

應該說是震驚吧！

所以特別從國內外各地收集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

經過七天的整理與編排~

大致上已有個雛型~

若要更進一步取得完整的台灣歷史.

若以一人之力.需要半年以上時間.

因資料之多與雜~

出乎我想像之外~

其中還有翻譯時間~

所以~

毅然決定分段介紹台灣各個時期的演變與歷史.

待有新資料.再行補上~

若想參與收集與編寫（排）台灣人物誌.地方人文.歷史圖片有志一同的朋友.

請私下與我聯絡.

我以最嚴謹的態度與懷舊的心情來編排台灣過去的點點滴滴.

呈獻在給各位眼前.

台灣~

我們的母親~

願天佑台灣......

以下資料與圖片皆為台灣.日本國家各一級單位資料庫所編輯而成.

其中穿插民間雜誌社與知名教授論文引述.....

比現行台灣國中.高中.五專學校的教科書來的豐富與精準~

請各位放心閱讀~

無論你是台灣純正原住民.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後代.

或是與外國人混血的後代.

抑或是從中國來的中國人......

請好好重新認識台灣~

瞭解台灣........

台灣的各項文化與歷史都自成一格~

台灣是個由外來族群融合而成的社群~

無論是~

中國的閩南.客家文化

南洋文化

日本文化

以及美式文化等.....

台灣就像個文化大融爐般.

全盤吸收殆盡~

演變出有別於上述的文化歷史.

過去如此~

現在也是如此~

請各位以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台灣~

台灣的文化海納百川

台灣的各地方風土民情

台灣各項的成就過往.

無庸置疑的......

不論你的祖先是哪裡人.

你只要生長於台灣者.

取得合法居留權者.

你就是台灣人.

以下為本人收集資料的來源與出處：

臺灣大事紀資料庫 :http://192.192.58.96/ttscgi/ttsweb?@0:0:1:tcentury@@0.5452076303926895

臺灣國家圖書館:http://www.ncl.edu.tw/

臺灣總督府檔案:http://sotokufu.sinica.edu.tw/sotokufu/index.html

台灣交通部觀光局:
http://61.60.100.220/%E5%8F%B0%E7%81%A3%E7%99%BC%E5%B1%95%E5%8F%B2/INDEX.htm

台灣中央研究院圖書館:http://www.sinica.edu.tw/~libserv/aslib/introduction/intro1.html

台灣國科會數位博物館:http://mars.csie.ntu.edu.tw/~dlm/

臺灣大學圖書館:http://www.lib.ntu.edu.tw/

台灣中研院台史所圖書館:http://www.sinica.edu.tw/~thlib/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Diet Library):http://www.ndl.go.jp/

日本奈良先端科技大學電子圖書館:http://library.naist.jp/

日本東京大學：http://www.u-tokyo.ac.jp/index_j.html

日本應慶大學：http://www.keio.ac.jp/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http://www.wul.waseda.ac.jp/index-j.html

台灣遠流出版社：http://www.ylib.com/club/info-ylib.asp

台灣世新大學李筱峰教授：http://distance.shu.edu.tw/taiwan/ch19/CH19_FRAMESET.HTM

台灣經典雜誌社:http://www.rhythmsmonthly.com/

台灣黃金博物館:http://www.gep.tpc.gov.tw/content/jin/jin_list.asp?majcidx=1

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域rd09-8_1.jpg

圖片說明：
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
他認為之前臺灣治安未靖，交通不便，為求保安周密，所以簡化地方機關組織，採用小地方政區．
而今臺灣的治安和交通已有長足的進步，無須再採用小地方政區，反而需要擴張地方廳的區域，以利地方行政長官統合政區內的行政、經濟、交通建設等事務。
遂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修改「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將原有二十廳廢合為十二廳，廳下仍設置支廳，廳（直轄地區）及支廳之下則新設「區」，管轄街庄社。
1895年北白川宮親王紮營澳底pc-tp-D97-n.jpg

1895年北白川宮親王紮營宜蘭澳底.次日開始攻佔台灣

日治時期的台灣概敘:

日治初期（1896到1905）
1896年5月樺山總督召見原住民pc-tp-D33-n.jpg

1896年5月樺山總督召見原住民

日本據台初期，歷營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三任總督。

他們認為「臺灣是軍人打下來的戰利品。」一切以軍事掛帥，不談建設。

加上臺灣抗日事件層出不窮，使日本改府經營殖民地的能力受到質疑。

甚至有日本人主張以一億日圓把臺灣賣給法國或賣還中國算了。

東宮殿下行啟(台灣總都督府)cca-1-20001-pc-tw-002416452-n.jpg

東宮殿下行啟(台灣總都督府)cca-1-20001-pc-tw-002416452-n.jpg

日本東宮皇太子行啟(台灣總都督府)

但從1898年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來台與其副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聯手，銳意經營臺灣，自此由日本政府的負債變成資產。
通過總督府廳舍前的太子儀隊cca-1-20001-pc-tw-002416450-n.jpg

通過總督府廳舍前的太子儀隊

整体而言，日治初期除了對反抗軍外，對一般人民是採取安撫的手段，對原有的風俗習俗不加干涉。同時全面展開各種社會基礎建設，為日後日本殖民政府奠下深厚基礎。
台北車站前的太子儀隊cca-1-20001-pc-tw-002416074-n.jpg

台北車站前的太子儀隊

後藤是留德的醫學博士，1900年起，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舊慣調查」，把臺灣的司法、行政法及經濟產業狀況清查得一清二楚，為日本設計殖民地統治，經營施政提供了最翔實的參考。

1920年從空中俯瞰台灣總督府cca-1-20001-pc-tw-002416454-n.jpg

1920年從空中俯瞰台灣總督府cca-1-20001-pc-tw-002416454-n.jpg

1920年從空中俯瞰台灣總督府

一土地改革:

當時進行的一項最大的基礎事業，是對臺灣平原地區進行一次精密的土地測量，進而推動全面性的土地改革。
基隆港cca-1-20001-pc-tw-002415778-n.jpg

基隆港

後藤創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自任局長，派出八百多人，到戰亂頻仍的全島各地丈量，用精密的三角測量繪製地圖，畫出臺灣首度才有的精確地形圖，除了村落、田地，還包括孩童抓魚的小河，家禽家畜走過的小徑。這項精細的死功夫花下去，使得歷年來許多無人繳稅的隱田立即一一曝光。

測量前根據劉銘傳那時估計，全台大約有三十六萬餘甲土地，最後統計卻有六十三萬餘甲。

增加三億多地租收入。這次土地測量的結果，不但使日本殖民政府精確地掌握了應課稅土地的面積，而且做成了正確的土地登錄。

這個土地調查的紀錄，至今仍是臺灣地藉資料的基礎。

前往基隆火車站的東宮親王cca-1-20001-pc-tw-002415786-n.jpg

前往基隆火車站的東宮親王cca-1-20001-pc-tw-002415786-n.jpg

前往基隆火車站的東宮親王

此外，配合土地登錄制度，殖民政府也導入了近代的土地所有權觀念，由政府保障土地的私有權，這是中國人社會「首次有一個政府以法令保障人民財產所有權，可說是臺灣社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步。」

二、交通建設:

　雖然財政困難，還是以發行公債的方式自1899年起興建縱貫臺灣西部平原的鐵路，使臺灣整個西半部連為一體，形成一個物資的流通圈，為了使物資可以大量輸出，又在縱貫鐵路南北兩端各建高雄、基隆兩大港，成為臺灣產品輸出的門戶。
1911年佐久間總督座馬車視察台北市災情pc-tp-C86-n.jpg

1911年佐久間總督座馬車視察台北府災情

三、改善衛生環境:

　日本人初登陸臺灣時，驚駭於這個南方島嶼的不潔與瘟疫。
1910年基隆港內船舶聚集cca-1-20001-pc-tw-002417878-n.jpg

1910年基隆港內船舶聚集

後藤從日本請了一百多位醫生來台，形成公醫制度，沿襲至今成為各地的衛生所。又強制進行疫苗接種，並建設都市的下水道。
1910年基隆要塞司令部cca-1-20001-pc-tw-002417880-n.jpg

1910年基隆要塞司令部

在台北、萬華之間，比日本國內還早就仿造當時法國巴黎大下水溝的設計，鑄造鋼筋混凝土新式下水道，使汙水經過水門以及半圓溝自然流下，從忠孝西路口、以及成都路口排入淡水河內。
1910年基隆孤拔海濱法國墓地cca-1-20001-pc-tw-002417881-n.jpg

1910年基隆孤拔海濱法國墓地cca-1-20001-pc-tw-002417881-n.jpg

1910年基隆孤拔海濱法國墓地
單靠一百多位日本醫生，無法建立長遠醫療體系所需人才，所以後藤於1900年成立台北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寄望臺灣中上家庭的優秀子弟，接手醫療衛生工作，結果成為臺灣知識分子社經地位的最佳出路，也出現社會領袖人物如抗日的蔣渭水。

　醫學校初創之時乏人問津，創辦人崛內就遍訪各地，勸誘年輕子弟用公費來就讀，不但不收註冊費，還發給帽子、制服、皮鞋，另外每月發伙食與零花費。

四、社會秩序的建立:

　殖民政府移植日本仔細訂法，嚴格執行的作風，讓臺灣人首次見識到政府權威貫徹的威力。

政府訂法嚴謹仔細，讓官員、人民.有共同遊戲規則可循，「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執政者拿出辦法來做事，不需人民想辦法鑽漏洞來求生存發展。」

像「戰時酒精令」，從酒精定義到如何管制，都寫得一板一眼，纖毫必較，使基層文官無需事事請示上級，就能依法規辦事。光是總督府內殖產局之下的礦務課，就有法學與礦學博士，制定礦務政策與相關法令，礦物課長福留精通中文，遍讀史料以搜尋礦源，這樣的一群公務員把臺灣挖掘到顛峰，二次大戰前夕年產煤一百四十萬噸。

強烈的守法精神，加上由警察、戶口制度形成的嚴密控制系統，使台灣由一個械鬥頻繁的地區轉變成為治安良好的社會。

夜晚睡覺或外出時，家門無需上鎖，不需擔心失竊。

　警察，是日據時代政府權威的最具體表現。

在鄉村，警察地位還在地方名士之上，被稱做『大人』，他們大多數經常拎著鞭子各處巡查，動輒厲聲打罵，使村民驚駭。

孩童哭鬧，大人只要恫嚇：「大人來了，再哭就會被抓去。」孩童立即安靜。

　除施行高壓，打罵剽悍，警察大多負責盡職，是塑造威嚴另一大原因。

各重要街角上都有派出所或警察局，他們人數不多，兩三個，但天天梭巡，對地方上大小事與人，都瞭若指掌，並且盡職，「有小偷他抓給你，你不乖他抓你。」

　天天梭巡，諸事都管，其中一項就是協助延續戶口制度，使殖民政府有基礎繼續其數字管理。

此外嬰兒出生一個月內要報戶口，過期才報一定被罰，家人死亡也要申報，否則不發給死亡埋葬證，無法入土為安。

　戶警合一使殖民政府能牢牢控制治安，並且也掌握了財稅來源，誰家子弟該入學，誰家有壯丁可徵召南洋，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五、經濟政策:

　利用「同化關稅」，就是殖民地台灣和日本之間貿易不課關稅，而外國貨和中國貨因有關稅負擔，自然競爭不過日本商品，台灣市場逐漸被日本商品壟斷。

1910年基隆郵局cca-1-20001-pc-tw-002417879-n.jpg

1910年基隆郵局cca-1-20001-pc-tw-002417879-n.jpg

1910年基隆郵局
日本佔台第二年（1896），台灣對大陸沿海的貿易還達二千五百萬元，對日貿易不過六百萬元。到了1905年，對日貿易已呈一支獨秀，超越其他地區。

　日總督府實施專賣制度，把洋行的獨佔權全部由政府收回獨佔，再委託三井、三菱等日資獨家販賣。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27 12:27 PM 編輯 ]

轉播0 分享0 收藏0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2^#

發表於 07-2-19 10:50:43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日據第二階段：

日俄戰國期間，老百姓被拖往戰場，無法下田工作，甚至連牛、馬等牲畜以及板車，都被徵收供作戰爭之用。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國內大企業集團雖然大發戰爭財，但一般人民的經濟能力惡化很多。日本國內市場呈現不景氣。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日本加緊在台灣殖產，其中製糖業是日本企業最重要的投資產業。

1905年開始，殖民政府只獎勵新式製糖工廠，藉以淘汰台灣本地人經營的糖廠。

並在台灣耕地上畫出種甘蔗的區域，同一區域內不准再設舊式糖廠，結果台灣景觀丕變，幾乎全島種蔗。

八十萬甲耕地，糖場佔用七十八萬五千甲，三十九萬戶農家，也幾乎全都為機器糖場工作。

為了扶植糖業，台灣農民大多數被警察押著強制廉價出售土地，不肯賣地的人就被毆打、拘留。種下後來農民運動的種子。

1909年林本源製糖會社事件，就是因為警察利用傳票，召集耕地所有主賣土地，甚至現場臨時開鋪刻印章，設臨時辦事處辦理登記，不使人民有藉口不賣土地，結果引起人民抗議，造成當時民政長官辭職。　
　
　　這種大量廉價收購土地以供日本企業使用的政策，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土地集中於官方、日本企業及台灣的中、大型地主，反而原來只能尋找無主田耕作的農民，更失去土地依附，貧困加深。大多數臺灣人民，只得為日本企業做廉價勞工，而且同樣職位，台人工資不到日本一半。

平均而言，在台的日本工人每日工資2.9日元，台灣工人1.3日元。

　　台灣糖業在十年後組成聯合壟斷，成為台灣最大產業。供應日本國內有餘，還供外銷，1920年代台灣總外銷金額2.5億日元，砂糖就佔了一億，其中98﹪出自機器製糖。

其中三井、三菱、藤山合稱台灣糖業三大，產量佔全台糖業四分之三，支配全部耕地的過半數面積，以及幾乎全體的台灣農戶。

糖業促使殖民政府開辦工業所需的電力、機械、肥料、水泥、挖煤、掘金。

這些產業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景氣大好，以及接下來侵華戰事需求下，越來越發展。到1920、30年代，公司家數已由1898年的三家，變為八百多家，資本額由一千萬日元，變為六億。

二十世紀後日本企業以巨額資金進入台灣，不久就將台灣人相傳已久的家庭式企業完成淘汰。

重要行業，從香蕉到鴉片，都由日本獨佔銷售。

（例如日本財團三菱獨佔樟腦，三井傳賣鴉片，成為總督府大筆收入來源。總督府鴉片收入最高峰曾達四百多萬元，佔經常歲收的三成。專賣也做為政府獎賞，例如辜顯榮等協助總督府行政的仕紳，獲准賣鹽。）
台灣製鹽會社(安順鹽田採收實況)cca-1-20001-pc-tw-002417313-n.jpg

台灣製鹽會社(安順鹽田採收實況)cca-1-20001-pc-tw-002417313-n.jpg

台南安順鹽田採收實況

　　日本政治在台的鴉片政策，最令人詬病，1897年認可鴉片吸食者共五萬五千人，1900年追加到十七萬人。

日本當局在今台北市南門附近設立鴉片專賣製造工廠，佔地幾千畝。

1929年，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向日本政府抗議，日本當局對抗議悍然拒絕，「台灣民眾黨」就直接致電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本部控訴。

國際聯盟於是派員來台調查，日本人這才起了恐慌，急忙成立戒菸機構--更生醫院，由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擔任局長。

　　殖民政府規定，台灣人成立公司，必須有日本人參與股份，並且控制經營權，台灣企業家只能出任董事，無法握有實權，企業裡的工作，如總經理、廠長以迄庶務課最基層單位係長〈科長〉，全為日人出任。

普通人最多只被允許做小商人，不准從事生產事業。

　　佐久間馬太繼兒玉之後任台灣總督，在任期間以鎮壓威服原住民為主政業務，被稱為「理番」總督。

台灣原住民分布面積佔全島一半，並擁有豐富的森林與礦產資源。

因此「理番經營」成為殖民政府取得財源的重要政策。

　　平地的土地調查整理完畢，同時又為了便於「理番」，1910年以後，殖民者又花了十六年時間調查林野，整理官有林地。

依據林野調查的結果，規定凡是「未有所有權狀以證明所有權的土地，或無其他確證的山林原野，一概視為官有地。」

結果九成以上的台灣山林被查定為官有定，而且一概撥給日本資本家，並立法保護。

殖民政府派出二千名林業專家，遠離家鄉，足足十六年在台灣高山峻嶺間，地毯式測量樹木，並予以分類、整理，繪出一區又一區當前的林相圖，以及未來應如何發展的規劃，累積厚厚四大冊施業案（施政計畫書）。

這套林業施政計畫在台灣光復後，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沿用。

　　日本林業政策仿自當時最出色的德國，以造林、植保安林、保持國土為重。

殖民政府較重視造林的工作，規定每年砍樹量不能超過造林量，這與光復後國民政府重視伐林賺取外匯正好相反。

這種重視國土林業的政策，使得台灣在光復初期仍然古木參天，林木茂盛。

　　對於原住民，殖民政府延續清代留下的防「番」措施—隘勇制度，在台灣設了約一千九百所隘寮，又埋設地雷，裝置電流鐵絲網，來限制原住民的活動範圍。此外以法令封鎖一般人民在番地的任何所有權或佔有權，一般人也不許跟原住民通商。

各種法律，如民、刑法，都不適用於原住民地區。

總督府以強制手段要求原住民徹底改變生活方式，並強行逼使原住民對日本認同，因此原住民與殖民政府的衝突一直不斷。

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最嚴重的一件。

二百名原住民衝進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襲擊警察駐在所職員宿舍，總共殺死124名日本人，另外誤殺三名穿和服的漢人。

總督府立即出動一千二百多名警察，八百名軍人和一千五百多名腳伕，趕往鎮壓，使用山砲、飛機投擲毒氣彈。最後1400名泰雅族只剩230人。

　　霧社事件前後發生兩次，震驚日本本國，逼使從石塚英藏總督以下一連串高官引咎辭職，也促使殖民政府修正「理番政策」，從經濟型態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藥措施，予以懷柔同化，造成原住民的文化大量滲入日本文化。

例如將原住民集體遷移至適耕地區，教他們放棄打獵與放火燒山輪耕，而學習定點耕水稻。甚至把原住民住屋，改成日式土壁草屋。

　　「理番政策」的確為日本帶來極大好處，原住民青年的生命被利用殆盡。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菲律賓等地，就徵召一萬多名（幾乎原住民二成人口）原住民青年，組成「高砂青年隊（義勇隊）」，利用他們擅長在密林活動，為日本人役使在叢林作戰，或成為背運貨物的軍夫。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20 08:17 PM 編輯 ]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3^#

發表於 07-2-19 11:00:41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日據第三階段：

1920年代前夕，日本對殖民地（台灣、朝鮮、滿州）的統治改策，轉向強調「一視同仁」的同化主義。

　　在教育上特別注重：

（1）以生活教育來改變生活習慣與精神，

（2）像訓練軍人一般，嚴格灌輸人民「忠於天皇」的思想。這跟向來大部份中國人所謂教育，就是熟讀經書詩賦，以參加考試求取功名有很大的不同。

　　生活教育強調實踐，甚於背誦課本上的知識。

日據時代靜修女中每個學生都要到禮節教室上禮儀課，正坐（跪坐）在榻榻米上一小時，學習吃飯、作客之道，以及守時、不隨地吐痰，擤鼻涕等生活習慣與態度。

學校也結合家庭，共同教育青少年，各學校規定，學生課餘看電影，需有家長陪同，校際聯盟派老師輪值到電影院巡查，抓到違規者就記過處罰。

　　日本深切體會強國必先強種，因此在教育中非常強調體育科目。

台北醫學校日籍教官每週授課體操四小時，包括棍棒操、吊單槓、晨洗冷水澡。

日本的東洋劍道，也引用為體教育課程項目，除了練身體，也注重精神薰陶，將武士道裡的「忍」、「專心」、「修身自律」傳給學生。

　　除了學校之外，日本改府對紀律、秩序、整潔的要求也在整個社會裡貫徹。
1920年在水中除草的客家婦人cca-1-20001-pc-tw-002414890-n.jpg

1920年在水中除草的客家婦人cca-1-20001-pc-tw-002414890-n.jpg

1920年在水中除草的客家婦人
例如日本人要求農民栽種蔗苗，必須像軍人般排列整齊，製糖社派出職員，教台灣蔗農先將三寸長竹枝依序連接放在田裏，再依序拿起來，在遺留空位上依次插入蔗苗，如此反覆做完，放眼過去就是蔗苗排隊。

1910年台灣養鴨人家

割稻(田園風光)cca-1-20001-pc-tw-00259071-n.jpg

割稻(田園風光)cca-1-20001-pc-tw-00259071-n.jpg

割稻(田園風光)

並且，執法者以身作則，因而社會上無形有股規範，約束人民有個價值觀，不去做會丟面子的事，形成知恥的文化。

日本殖民教育，隨日本國內不同要求而修改策略。

據台前期以同化為主，開辦少數講習所與公學校（國民小學），教台灣學習日語，但不禁漢語文，也不強迫剪辮子。

但對日抗戰起，開始高壓實施「皇民化」時，才全面禁絕漢文。

　　1919年殖民政府為了安撫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宣布台灣教育令，取消日本人與台灣人分校就讀的制度，表面上給與台灣人平等就讀的機會，實際上台灣人讀書的機會仍然被嚴格限制。

如台北州立第二中學，當年只准一百個台灣人入學，平均一個中學只有一個台灣小學生能夠入學。

　　日本對於台灣的教育重點，自始至終都採取現實短利的做法，只種實學，培養忠心守法國民，而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所以禁止台灣弟子學習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這與經濟殖民改策「盡量開發」正好相反。

　　由於殖民政府據台初期，不急於普及一般平民教育，所以入學率長期偏低，1899年至1918年間，只有15﹪台灣弟子國校畢業，習得日文與常識，而回到家中經商、務農、任技工、或在殖民政府中擔任譯員或雇員，幾乎無所謂社會流動。

後來為配合殖民政府的公共衛生，與培育本地日語師資兩頂改策，而成立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與國（日）語學校，另外為訓練低級技術人員，設有農、工、糖業講習所。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今日台大醫院)cca-1-20001-pc-tw-002417983-n.jpg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今日台大醫院)cca-1-20001-pc-tw-002417983-n.jpg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今日台大醫院)
　　日本對於台灣推行中等和高等教育並不積極，尤其是台北帝大到1928年才設置，而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侵略南洋的人才，因為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緊鄰中國華南及南洋，對於這一帶調查研究，可做為日本南侵之用。

　　會涉及民權自由思想的文法科，台灣幾乎沒有機會就讀，1935年台北帝大139名學生，台灣只有29人，1945年（台灣光復），台北帝大1666位學生，台藉322人，大部份就讀農、醫科系。

由於其他求學導管道被阻塞，當時社會上領導人物，或傑出通才人士，例如抗日領袖蔣渭水，細菌學專家杜聰明，畫家楊三郎，郭柏川，李澤籓，作家楊逵，吳濁流，以及鼓吹婦女放小腳的醫生黃玉階等，都出身醫學校或國語學校。

　　殖民政府及及開發台灣現代化，但並非為了台灣居民的幸福，因為各種建設完全依當時日本國策而動，由總統督府執行，台灣本身利益，以及台灣人民的意志，並不允許發展而且政策上一直被刻意排除在外。

　　隨台灣經濟發展，受過漢文與日本新式教育的地主富豪，以及中產階級，覺悟台灣產生那麼多利潤，人民卻未分享到一點好處，於是結合一批日本大陸留過學的知識份子，而紛紛起來抗議殖民不平等待遇。

因為他們不只接觸中國文化，也接觸到當時世界思潮「民族自決論」社會主義理論，思想已開拓。

　　這些人一方面以「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組或「台灣文化協會」，在成立大會上蔣渭水做了如下的演說：「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

我診斷的結果，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療的。

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研究並施行治療機關。」）的形式，在台灣從事民智啟蒙運動，一分面進行要求參政權運動，向日本國會請願爭取設置台灣議會。

　　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民族運動，可分為兩大派，一派以林獻堂為首（林獻堂出身台灣第二大地主霧峰林家，為了向殖民政府爭取平等受教育的權利，1914年發起創立台中中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辜顯榮等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創立第一所專收台人子弟的中學。

一次大戰後，民族主義蓬勃，1920年赴日結合台灣留日青年組成「新民會」，並擔任會長，展開歷時十四年共計十六次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直到「皇民化運動」時被打壓沉寂。

「新民會」後來也發行「台灣民報」，做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言論與啟蒙機關。一九三七年台灣民報發行五週年時，己突破五萬份，與日系的最大報紙「台灣日新報」抗禮分庭。），走議會路線。

另一派以蔣渭水為首（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不僅是位領導「倡民權、爭平等」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受歡迎的醫生以及成功的商人，經營春風得意樓。

但卻非豪門子弟，年少時當過工友。二十一歲（一九0五年）考入台北醫學院），走政府社會運動路線。

這所有的台灣人反殖民統治運動，並沒有能持續很久，隨著日本國內軍部的抬頭，政黨政治的時代結束，台人反抗運動最後都被打壓。

隨著歐戰結束，日本的戰爭景氣劃下休止符，殖民地的製糖產量也漸呈停滯。

另外日本國內的人口上升，漸使糧食供應不足。台灣開始被賦以向日本國內提供糧食的任務。從20年代起，在台灣推動「產米增殖計畫」。

台灣就在甘蔗糖業和蓬萊米生產上，扮演日本「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農業殖民地的角色。

米原來就是台灣主要農產品之一，清代時「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日本據台後，希望在台灣建立他們的「米倉」。

不過台灣原產的米細長形，比較不黏，日本人吃不慣，他們稱這種米為「在來米」（本地米的意思）。

因此如何在台灣培植適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一直是日本人努力追求的目標。1918年，石中農事試驗場場長終於研究出一種革命性栽培方式，將黏性較高的日本稻種，成功地在全台栽種。

這種米後來被命名為「蓬萊米」，意即蓬萊仙島所產的米。

1925年以後，台灣大量栽種稻米，為當時第二大輸出品，主要輸往日本。

台灣景觀恢復南糖北米，香蕉是第三重要的輸出品。

為了推展農業，日本殖民政府也大興水利。

自1920年起花了十一年時間，以及五千四百多萬日圓，興建亞洲最大水利灌溉工程—嘉南大圳。

將曾文溪支流官佃溪穿過烏山頭隧道，並匯集濁水溪，在烏山頭引水攔成水壩，把它性質定位為公共設施，官民共營，就是今天俗稱的烏山頭水庫。光復後改為多目標灌溉，除供農田，還供嘉南地區飲用水及工業用水。

目前水庫旁邊還豎有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腳穿膠套靴，蹲伏於堤上，作沉思工作進度狀的紀念雕像。

同時，殖民政府根據水利在生產上的重要性，打破台灣民間向來擁私自重的想法，推行水利權的公有化政策，把清朝以來墾殖大戶所興辦的水利灌溉，全部改為公共擁有。

例如施家圳就不再屬施姓，而為大眾都可引用，派辜顯榮擔任圳長，每年給施姓子弟「祭祀費」作為補償，這個做法延用至今。

1934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建成，可發電十萬千瓦。

然而台灣北部卻缺乏水利灌溉，以致農村經濟窘困。桃園、中壢一帶雖有1928年的桃園大圳，但農田旱象，一直到光復後1960年，石門水庫興築完成才完全解除困境。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19 09:42 PM 編輯 ]

1910年台灣養鴨人家cca-1-20001-pc-tw-002415473-n.jpg

1920年嘉義街上的水果攤cca-1-20001-pc-tw-002418032-n.jpg

1935年中央市場魚貨批發場(台北萬華區)pc-tp-C106-n.jpg

艋舺飲食攤pc-tp-A62-n.jpg

嘉義郊外~台車cca-1-20001-pc-tw-002417682-n.jpg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4^#

發表於 07-2-19 11:18:04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日據末期：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開始，1939年歐戰爆發，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

日本對台政策再次改變。「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成了戰時日本殖民台灣的三大政策，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在很短的時間內，台灣重點式地發展鋼鐵、化學、製紙、金屬等軍需工業。

而殖民政府耗資六千多萬日圓，在1934年完成日月潭水力發電廠，使台灣西部有足夠的電力可以供應這高速成長的工業化。

1900到1925年間，台灣單一發展糖業，到發展農工複合產業兼植水稻（1925到1936），所以所謂工業設施，其實只有糖業加工。

然而戰爭為台灣帶來金屬、機械、化學、橡膠產業（製軍用輪胎）與工業，另外也擴充紡織、木材、印刷設施。

金屬工業最能說明日本人的急切。為了戰事所需，日本人全力來台挖金礦，以充實軍事支出，一改過去並非特別重視台灣礦業的態度。

日本在瑞芳裝上現代化採金設備，到花蓮、九份、金瓜石、把黃金產量抽到空前絕後的最高潮。在中國獨力對抗日本的四年間，日本光是向台陽金礦（基隆顏家與三井合資）收購的黃金即達七十公噸。日本礦業公司（台金公司前身）被升格為「國策企業」。

然而由於日本打算利用高雄港為南向南洋，北向東京的戰爭聯絡點，於是大力規劃高雄，建築重工業設施，煉油廠（產量為當時全中國大陸的一半）、海軍基地，企劃道路又寬又直。目前高雄寬直的馬路，工業集中過密，都說明了當年戰備遺留的影子。

以下數字可說明「急速發展」的情況。在糖業巔峰期（1924年），台灣工業生產總額為兩億日圓，到大戰爆發前夕（1936年）已衝到三億日圓，十二年年間成長50﹪，自1936年到1942年的六年間，工業生產量倍增為七億日圓。

大戰期間，台灣經濟結構，工業已佔47﹪，中日兩國開戰，殖民者擔心台灣人民的立場，小林總督開始進行急速高壓的「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做日本國民，向天皇效忠，嚴禁講台語，抓到不說日語的就佩掛慚愧羞恥的牌子（台灣人稱為狗牌）。

廢除台灣服，砍燒人民家中的祖先牌位與神佛像，強制大家穿和服到神社參拜，祈禱日本「武運長久」。

　　李天祿的布袋戲團，被迫演「皇民劇」，木偶穿上日本和服，講日本話，配樂則用唱片放西樂，木偶拿著武士刀在台上砍來砍去。巡查天天坐在戲場裡監看。皇民奉公會還強迫將台灣所有的戲劇，納入編制，禁一切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戲劇藝術。

1941年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美國參戰，從此太平洋戰事劇烈，殖民政府甚至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名，初始只有160人改，後來由於改姓名的家庭，無論在吃穿的物資配給，就學就業，都明顯優厚，所以到大戰結束，改姓人數增加至二萬人。

1942年九月三日，呂赫若、呂泉生成立「厚生演劇研究會」，公演「閹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遙瞰街市的燈火」四齣日語劇。

大稻埕的永樂座空前爆滿，由於「閹雞」從布景、道具、服飾、音樂，都帶有濃厚漢民族風格，最為轟動。

尤其當時才二十多歲的呂泉生的閩南音樂，以南管小調「百家春」和台灣民謠「涼傘曲」、「採茶歌」、「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啾啾」、「丟丟銅仔」配合劇情發展。

首演當晚，觀眾如醉如癡，隨音樂的節拍手舞足蹈，戲演到一半，忽然停電，戲劇被迫停演，反而激動了現場觀眾，反覆唱那些過去被日本改府禁唱的台灣民謠，光是「丟丟銅仔」就唱了四、五遍。

有些熱情的觀眾還跑出去買手電筒，站在舞台兩側，以手電筒代替舞台燈光，要求繼續演出。「閹雞」就在手電筒的照射下演完。

第二天，殖民政府的「台灣演劇協會」果然也下令禁唱這些台灣民謠。大為憤怒的殖民當局下令停演這些劇目。

陷入戰爭泥淖的日軍需要軍費，於是加緊向全人民索取黃金，不供出來就是「國賊」，並派人來家搜查。隨全島進入戰爭管制，連食物都開始分配，「台灣文化協會」己無餘力抗爭，從此銷聲匿跡。

　而代表台灣知識界抗日力量的台灣新民報【主要人物林獻堂、羅萬車、楊肇嘉、總主筆為楊雲萍】也在皇民化政策下被迫停刊，壽命僅五年。

　皇民運動施行更徹底的是學校的教育。隨著軍國主義越劇烈，教育的內容也隨日本國策而變化越明顯。

不但每天朝會仍要向北鞠躬，拍掌遙拜天皇，還增加實施類似軍事的訓練，日據時最年輕作家葉石濤說，二次大戰末期他到小學當教員，朝會時校長訓話三十分鐘，內容總是「要為天皇而死」，全體小學生立正不能動，然後不斷重複踏步走操場，隨著時局惡化，有些法西斯傾向的教員把憎惡中國的怒火，發洩在兒童身上，被打耳光以致中耳炎。

生活在此時，自覺「好比雙重人格的人」，在公開場合裡，言行是日本人，回家就把有關日本的一切關在門外，過著說台灣話，聽中國傳統故事、閩南風格的生活。

　由於急於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殖民政府開始強迫性的義務教育，就學律高達89﹪，甚至還將培養師資的師範學校，升格為專科程度。

　台灣人在台灣固然過著徬徨的歲月，然而流落在大陸的台灣人，大多數際遇更艱辛。台灣人民並未捲入殺戮戰場，卻在中日兩方仇視的怒火中，背起難堪屈辱的擔子。作家林海音形容，當時日本人視台灣人為「中國間諜」，而中國人視台灣人為「日本間諜」。

原來日本人從清末就已在大陸利用治外法權，保護台灣流氓在大陸走私、開鴉片館與賭場，從早期的福建，到後來作惡沿海各城市。不但破壞了治安，也被日本利用為間諜，遭中國政府懷疑。

有一些手段靈巧的台灣商人，卻能在這樣政經奇特、族群意識錯綜複製的世局裡做生意，建立日本、大陸、台灣的三方關係，深耕人脈，從中取利。

　戰爭劇烈，台灣物資缺乏，許多地方的古砲也被拆去煉鐵。（現在許多古蹟如基隆海門天險，淡水滬尾北門鎖鑰都只空餘砲台的石基，不見古砲）。

失去自由的台灣人民，隨戰事激烈，進入戰時總動員管制體制，殖民政府勒令停止生產一切非戰略物資，衣食緊縮、實施配給制。

糧食越來越缺乏，每人每天分配食物才0.4公升，五百六十萬人在生死線上掙扎。老百姓到處設法找黑市物資，農產受空襲與人工短少（被徵兵）影響而減產。然而軍方仍在搜索糧食。

日軍把搜到的物資，全都貯藏在各地深山地下，軍用米、軍用雞、鴨、魚、豬，一應俱全。

由於美軍奪下菲律賓，軍方急於將台灣要塞化，動員六十歲以下的所有民眾挖地下壕、築戰塹、隱藏物資、準備萬一美軍登陸台灣，日軍可以在深山打游擊戰。殖民軍方、警察與官員這時都好似失去理性，台灣人民稍有懷疑就會被指為「非國民」，大家只得隱忍自重，求活即可。

吳濁流羈留在台北，不敢回鄉下，深怕無業者會被動員到更危險的高雄地區，他開始寫他醞釀已久的小說「亞細亞孤兒」，每寫兩三章就藏入煤簍中，隔段時間就帶回新竹鄉下存放。

做為一個心情抑鬱的知識份子，他只得在這篇小說中，以台灣連翹這種生命力堅強，只要有個能探頭呼吸的地方，就匍匐蔓生的植物來鞭策自己，另以無花果默默開花的精神自我期許。

整本書用意在說明台灣人的命運，求生欲望旺盛，意志堅強不屈服。

台灣民間企業在這段期間內被大量兼併，如陳田錨父親陳啟清的新興製糖，由於戰爭期間生產所需的設備材料如電線，都需仰靠申請，被總督府下令由第一大的台灣糖業會社(三井集團控制)兼併。

台灣人的金融機構也面臨同樣的命運，中部林獻堂發起的大東信託，以及北部顏家發起的台灣信託，都分別被納為殖民政府的台灣銀行關係企業。

1944年美軍B-29轟炸機實行全島大轟炸，每天來兩三次，被跑警報的台灣人稱為「定期班機」，先炸倉庫、再毀設備，尤其是軍事設施與物資，包括生產酒精的各個糖廠。四百六十家糖廠大多被炸成廢墟，只剩十六座(戰後為台糖公司修復)。二十七萬戶用電全部中斷，台北防空洞被擊中，六百人死亡。

日軍所佔的塞班島、硫磺島、琉球一一為美軍收復，日本本土緊張萬分，日本軍機開始出現衝向盟軍軍艦的自殺式行為，以求敵我俱毀，美軍也大力轟炸日本。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長崎丟下原子彈。

8月10日上午7時50分，日本投降，由東京傳送英語廣播到重慶。這個消息的發出並不容易。當日本天皇面對廢墟般的國土，與節節敗退的日軍，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預料英語國際廣播會被軍方阻撓，所以外相東鄉茂德直接核發。

因為日本軍事當局，尤其陸軍方面，主張決戰到底，就在這個廣播不久之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還向國內國民廣播說：「就算是嚼草根，吃泥土，伏屍原野，也要戰鬥到底。」

台灣島上人民足足遲了六天才知道這則喜訊。只有少數人在相互密談說，8月15日日皇首次播音，然而雜音很多，聽不清楚，判斷可能發生某種事故。

8月16日，台灣人民終於讀到報紙號外，但由於懼怕警察，也不敢大聲歡呼。

自尊心、榮譽感以及對美好未來的熱烈期望，塑造了台灣人民在中國政府尚未到台灣接收前的兩個月真空期間，表現最珍貴自重的一面。

大家在各街各庄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既無報酬也無任何人命令，自動擔當起各地治安工作。

從都市以至鄉下各角落，男女自動學習國語，已懂國語的人，自動當教師，無報酬開講習班，處處充滿重建自己國家的新興氣氛。

至於在台的日本人，自負比台灣人優秀，於是雙方在潛意識中做精神上的競爭，共同維繫社會秩序，並且台、日人民之間互相安慰，互道珍重。

九月六日，長期抵抗日本的林獻堂，以及其他五個人的功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於是代表全島六百萬人，參加國民政府在九月九日由何應欽將軍主持，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

台灣光復兩年，吳濁流在他「黎明前的台灣」一文中寫道：

「說什麼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爭吵時，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因此我們與其嚅嚅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還不如使台灣成為烏托邦。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撿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5^#

發表於 07-2-19 11:37:35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殖民經濟基礎的建立：

日本自1895年6月據台後，前三任總督的施政措施以軍事行動鎮壓抗日運動為主，此外便是做一些安撫民心的工作，而少有建設績效，年年須由日本本國補貼預算。

1898年(明治31年)3月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起用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台灣的統治政策也有了改變。

為發展台灣的殖民經濟，日本當局首先著手進行資本主義的基礎工事。

事實上，後藤新平對台灣的建設，可說從醫療衛生工作開始。

1895年底，時任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受聘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時，就有鑑於自來水及下水道建設為改善衛生設施之重要工作，特推薦英國籍技師巴爾頓(W. K. Burton) 來台，從事衛生工程的計畫建設。

巴爾頓雖然在1899年8月病逝，但其計畫繼續進行。

後藤上任民政長官這一年(1898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竣工，這是台灣史上有自來水之始。

台北水源地
新店溪畔的台北自來水慢濾系統，如今為永福橋下公館自來水博物館。

1905年，台灣已有兩處自來水廠，供水人口35,000人。

台中水源地
1920年左右，台灣各城市大致都已經有自來水供應。圖為台中的自來水塔，其舊址位於今雙十路台中公園一帶。

到了1934年，自來水廠增至83處，供水人口已達1,105,000人；而下水道的工程，也積極進行，後藤上任後，即公佈下水道規則，之後，台灣各市街都有下水道的設施。

台灣下水道工程甚至領先日本本土的一些城市。

後藤上任後，首先全面進行台灣土地、林野、戶口等調查。有鑒於台灣自清朝以來「一田多主」的情況不利於土地買賣，台灣總督府乃於1898年設置臨時土地調查局，全面實行土地調查與整理工作。

至1904年土地調查完成為止，清查出多筆為規避賦稅而未申報的「隱田」，使全台登記有案的土地由約36萬甲增加到62萬多甲。

同時，日本當局統計出全台約有大租戶4萬人，小租戶約30萬人，佃農約75萬人，為消除「一田多主」的情況，日本當局以債券收買大租權，確立小租戶(地主)─佃農二級的土地所有權制度。

土地所有權的確立，保障了土地買賣的安全，有助於吸引資本家在台投資。

平地的土地調查告一段落後，接著是近山地區的林野調查，結果清查出來的林野地有近百萬甲，並確定其所有權，此舉亦有助於資本家往林野投資發展。

土地調查結束後，緊接進行的是戶口調查。

國勢調查紀念徽章
國勢調查即為一次人口總普查，日治時期台灣共進行了七次的國勢調查，其中1905年的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還是全亞洲第一。圖為1925年國勢調查的紀念徽章。

原本日本當局擬讓台、日同步進行戶口調查，但由於日俄戰爭的爆發，使日本的戶口調查暫時中止，台灣則按計畫舉行，於是台灣成為全亞洲第一個進行戶口普查的地區，這也是台灣史上首次正式的戶口普查。
cca-1-20001-臨時台灣戶口調查pc-tw-002415258-n.jpg

cca-1-20001-臨時台灣戶口調查pc-tw-002415258-n.jpg

臨時台灣戶口調查
1905年10月1日，為期三天的戶口普查展開，調查結果，全台戶數共有48萬7千餘戶，人口數為將近304萬人。戶口的調查，對於一個現代社會的諸項行政運作幫助甚大，沒有上軌道的戶政，則一切賦稅、選務、兵役等行政，勢必難以進行。

清末日治初期，台灣的幣制非常的混亂，除了官方的貨幣之外，外幣也在台灣通行，甚至民間也會製造各式各樣的貨幣，貨幣種類一百多種。

貨幣制度的混亂，不利於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統合幣制，1899年，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正式創立。

最早的台灣銀行
1899年，台灣銀行成立，為台灣最早的近代銀行，圖中的建築為1902年台灣銀行廳舍完成時的木造建築，今已不存。

台灣銀行
1934年台灣銀行於原址改建，今建築仍在，其位於總統府北側重慶南部邊。

台銀不僅擁有貨幣發行權，也發揮商業銀行的功能，奠定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

經過數年的整合之後，台灣的幣制逐漸上軌道，1911年，日本貨幣法實施於台灣，台灣的幣制與日本幣制合一。

壹圓銀幣
1911年，日本貨幣法實施於台灣，台灣與日本幣制統一。

台灣銀行券
日治時期台灣銀行負責發行台灣的貨幣。

日治初期，台灣的度量衡制度也與幣制一樣混亂，因而自1901年開始，總督府規定交易一律使用日式的度量衡器，並動用警察之力，全面禁止使用舊式度量衡器。

幣制與度量衡的統一，有助於商品經濟的流通與發展。

交通是一切建設的基礎，因此對於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日本當局也加緊進行建設或擴充。

台北郵便局
座落於北門附近今博愛路、忠孝西路口的台北郵局，為1916年建成的建築，今建築仍在。
在郵政方面，1900年實施「郵便法」，逐步建立全台的郵政系統，並且也開辦台灣與外島、日本、中國、東南亞間的郵政業務；電信方面，除改良清代的線路之外，亦加緊鋪設了其他的線路，全盛時期，除台灣內部的通訊之外，台灣與日本、中國、香港、東南亞等地的電報和電話業務也可暢行無阻。

遞信部
日治時期主管電信事務的遞信部，目前為交通部所在。

在航運方面，除本島沿岸航行之外，定期有固定船班航行於台灣與日本、中國、東南亞等地，1936年起，並進一步開辦航空業務，台灣內部有台北與台中、高雄、花蓮航線及台南至馬公航線，外部有台北至福岡、曼谷、廣東航線；港灣建設方面，日本當局分別於1900年前後進行基隆、高雄兩港的港口整建工程，整建完成的基隆和高雄港，有效取代了逐漸淤積的淡水、安平兩港，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兩個港口。

基隆港
由於淡水港淤積嚴重，1899年起，日人積極進行基隆港的築港計劃，以取代淡水港成為北部主要的港口。

高雄港
日治時期高雄港取代安平港，成為南部最主要的港口，也是僅次於基隆台灣第二大貿易港，戰後更進一步躍居為台灣第一大港。

基隆港
基隆港在日治時期是台灣最大的港口

台中機場
日治時期已經開辦台中、台北往返的國內線班機。圖為台中機場，即今日之水湳機場。

廣東航線班機
日治時期也有台北直飛廣東的班機。

在鐵路建設方面，1899年開始動工興建貫通台灣西部的縱貫鐵路，其中新竹以北的路線，僅就清朝時代原有的基礎加以改良，新竹以南到三義之間路線於1904年竣工，同年完成斗六到高雄路段，1908年4月，長達405公里由基隆至九曲堂(今高雄縣)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縱貫鐵路圖
1908年完工之縱貫鐵路，是由基隆通車至高雄縣的九曲堂。

台灣鐵路圖
縱貫鐵路完成後，日本政府又陸續完成多條鐵路。

高雄車站
1908年縱貫鐵路完工，從台北不用10個小時即可到高雄。

此後又先後完成屏東線(高雄至南州、東港)、宜蘭線(基隆至蘇澳)、東部線(花蓮至台東)、海線(彰化至竹南海線)、平溪線、集集線、淡水線等各線鐵路，台灣的鐵路便以這些官營鐵路為主幹，配合各糖廠經營的鐵路，構成了綿密的鐵路網絡。

急行車
行駛於縱貫鐵路的急行車，當時往來於基隆與高雄大概只要10小時，比起以往已是快了很多。

頭等車廂
日治時期的火車設有頭等車廂，不過只有有錢人才坐得起。

下淡水溪鐵橋
縱貫鐵路完工後，1914年通往屏東的阿緱線鐵路也完工通車。圖為1913年建成橫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的鐵橋，當時為東亞第一長橋。

魚藤坪溪鐵橋
位於台中后里到苗栗三義間的魚藤坪溪鐵橋，後來毀於1935年的中部大地震，如今斷橋景觀仍在，並且成了著名的觀光景點。

阿里山鐵路
1911年，也是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那一年，台灣已經完成了阿里山鐵路，也是世界三大高山鐵路之一。

阿里山鐵路

此外還有阿里山登山鐵道，為配合開採阿里山豐富的林野，始探勘開闢鐵道登山，1905年，總督府決定鐵路路線自樟寮以螺旋式繞登山頂，最後鐵路在1911年完工，目前阿里山鐵路為世界三大登山鐵路之一。

在公路建設方面，完成基隆到屏東的縱貫公路。除此之外，今南迴公路(屏東楓港至台東)、蘇花公路(蘇澳至花蓮)、北宜公路(新店至礁溪)、花東公路等皆在日本時代即已完工，中部橫貫公路則於日治後期開始興築，戰後由國民政府接續完工。

蘇花公路
日治時期經歷兩次修建完工的蘇花公路，係沿著1874年提督羅大春所建，但已經荒廢的「開山撫番」道而建成，當時稱為臨海道路，沿途路途險峻，但景色壯觀。

蘇花公路隧道

工商產業的發展，需要動力。台灣電力事業在日本入台之初，僅顧及照明功能。不久即開始企劃水力設施以發展工業。

後藤時代進一步開發水力發電，1903年設立台北電氣作業所，建台北深坑之龜山水力發電所，於1905年開始供電，這是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

　　日本在台從事各種建設，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也可以說在建立殖民地的剝削網路。但也不可否認地，這樣的建設的確也為台灣的近代化帶來助益。

而原本每年必須仰賴日本補助的台灣的財政，到了1904年以後，已經可以自力更生，無須再由日本中央補貼。

這項改變，連當時因戊戌政變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都發現了。

梁啟超於1911年應台灣林獻堂之邀來台訪問時，對於日人治台之方，產生興趣，忍不住提出十大問題，想一窺其究竟。

其中第一、二點，梁啟超問：

(一)、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劉銘傳)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

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

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

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

(二)、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

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

梁啟超所發現的現象，正說明了台灣在進入20世紀之初，已有了相當大的變貌，也為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奠下了基礎。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19 10:47 PM 編輯 ]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neo0708

無名的鄉紳

6^#

發表於 07-2-19 11:50:34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兒玉源太郎的確是台灣邁向"現代化"的功臣但是僅僅是少數的建設,也造就了今日台北的基礎!!
給他+個聲望~
不過衛生的部分後藤新平雖然有所貢獻但是後來的馬偕博士才是主導台灣人健康的關鍵!!
給那些過去努力爲時代留下感動的先人們~鼓鼓掌!!

昏睡.
不昏睡..
不由昏睡..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7^#

發表於 07-2-19 11:55:52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產業發展與工業化:

　　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的建設一切都以母國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在日本時代前期經濟發展上形成所謂「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
(台中新社鄉)1920年殖產局大南蔗苗所cca-1-20001-pc-tw-002417695-n.jpg

(台中新社鄉)1920年殖產局大南蔗苗所
在「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策略下，台灣總督府首先實行所謂的「綠色革命」，其內容包括了：

(1)設立農業研究機構，於各地設有農事試驗場、糖業試驗場、蔗苗養成所、茶樹栽培試驗場、園藝試驗場等機構，提供優良品種、有機化學肥料及新農業技術.

(2)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共計在台進行14處埤圳修築工程。

其中，有兩處水利工程的建設規模最大，一為北部的桃園大圳，一為南部的嘉南大圳。

(3)創立農會組織，1900年首先在今台北三峽成立農會，之後各地均有農會設立，為現台灣農會的前身。

日本在台灣也扶植了許多農產品輸出日本。
(高雄)旗後盯(舊市街)cca-1-20001-pc-tw-002417449-n.jpg

(高雄)旗後盯(舊市街)cca-1-20001-pc-tw-002417449-n.jpg

(高雄)旗後盯(舊市街)

1910年台灣打狗港全景cca-1-20001-pc-tw-002417453-n.jpg

1910年台灣打狗港全景

其中最重要的是蓬萊米，台灣於1922年(日本大正11)培植蓬萊米成功，隨即成為運銷日本的重要商品，日本之所以會致力於台灣稻米的增產，主要是為了應付國內工業化後，稻米生產不足的需求；香蕉也是重要的外銷名產，其是在1908年(日本明治41)開始外銷日本；另外還有鳳梨及鳳梨罐頭，其在1909年開始輸日。
(高雄鳳山)鳳梨罐頭株式會社cca-1-20001-pc-tw-002417406-n.jpg

(高雄鳳山)鳳梨罐頭株式會社cca-1-20001-pc-tw-002417406-n.jpg

(高雄鳳山)鳳梨罐頭株式會社
而著名的大甲草帽，也是日本時代重要的輸出品，其是在1899年由大甲人洪鴛開始編製外銷，後來草帽的出口也被日本商人所控制。

此外，森林資源也是日本人的重要目標，前述的阿里山鐵路，就是日本人為取得阿里山林材而建造出來的。

而阿里山也與八仙山、太平山並稱為三大林場，宜蘭的羅東，就是因為轉運太平山林場的木材而興起。

在日治前期各項產業之中，最令人矚目的，還是糖業的發展。
abbr_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今日宜蘭五結鄉)cca-1-20001-pc-tw-002415689-n.jpg

abbr_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今日宜蘭五結鄉)cca-1-20001-pc-tw-002415689-n.jpg

1910年羅東郡二結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今日宜蘭五結鄉)
日本原來就是一個糖業的消費國，所需的砂糖大部分仰賴海外的供給，日本本身也曾嘗試增加本國的糖產量，移植甜菜糖業，但是除了精糖製造能夠有所發展外，大體而言成效不彰。
1920年製糖廠載滿甘蔗的列車cca-1-20001-pc-tw-002417523-n.jpg

1920年製糖廠載滿甘蔗的列車cca-1-20001-pc-tw-002417523-n.jpg

1920年製糖廠載滿甘蔗的列車
甲午戰後日本取得台灣，無疑地也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糖產地。

然而領台初期的抗日活動，其主要戰場在台灣的中南部，而濁水溪以南，正是台灣主要的產糖區，一片兵荒馬亂的景況，使得台灣糖業呈現出衰退的局面。

同時當時台灣的糖業還只是最原始使用獸力的傳統糖，所謂糖是以前製糖的場所，現在台灣許多地方還有以「」字為名。

然而傳統糖製糖量並不高，台灣總督府為謀求台灣產糖量的增加，首先進行一連串糖業改革措施包括引進含糖量高的蔗種、改善製糖方法，獎勵從事糖業者。

其次台灣總督府則頒布一些對大製糖資本頗為有利的政策。

如1902年頒布「台灣糖業獎勵規則」，對新式製糖業者及改良蔗農提出獎勵措施；1905年又發布「製糖廠取締規則」，實行所謂的原料採集區域制度，規定若有大糖廠要在某一區域內設廠，則該區域原有的糖必須遷移或拆除；並且每一個大糖廠都有其甘蔗採集區域，區域內的蔗農只能將甘蔗賣給指定的糖廠，且甘蔗收買的價格由糖廠訂定。

　　如此優渥的政策，果然吸引了日本大財團的興趣，紛紛來台設立製糖公司，使得台灣傳統的舊式糖廠業者逐漸無容身之地，只得紛紛轉業，雖然還有幾家台灣人創辦較大規模的製糖公司，如板橋林家的林本源製糖、高雄陳家的新興製糖，但後來其經營權也落入日本人之手。

到1927年(日本昭和2年)，台灣新式糖廠共有45家，製糖占總產量的98%，其中日本人的糖廠，則占了80%，台灣的糖業可說是幾乎完全被日本人大資本家所壟斷。

到了日治末期，台灣糖廠經由兼併最後由日本資本的台灣、大日本、明治、鹽水港等四家公司所掌握.

而四家公司所擁有的土地則佔了全台可耕地面積的17.5%。

戰後四家日本製糖公司的產業全由台灣糖業公司接收，因此直到現今，台糖仍是台灣最大的地主。

另在日本糖業公司決定甘蔗價格下，蔗農的生活情況並不很好，而且蔗農將甘蔗送到糖業公司過磅換錢時，糖業公司還會在工具上做手腳，讓蔗農拿比實際還少的酬勞.

日治時代有句台灣俗諺說：「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可說是完全反映了蔗農的無奈。

因此到1920年代以後，台灣以蔗農為主，產生了多次的農民運動，這一部分將在第22章論及。

大體而言，日治前期在所謂「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策略下，一切經濟發展的重心都在於農業，而此時期的工業發展，像是製糖工業、製茶工業、鳳梨罐頭加工製造，也可說是完全依附於農業之上，無一不是農產品加工業。

　　日本在1930年代前後，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而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有將失業人口「工業移民」台灣的措施。

同時，台灣供應日本的農產品已經飽和，使台灣與日本的農產品產生競爭，而日本又常在競爭之中犧牲台灣的農產品，使台灣農產品滯銷現象。

加以日本想要侵略中國華南及南洋地區，形成所謂的「南進政策」，台灣因地緣的關係，正好可以成為南進政策中的前進基地.

因此.日本當局開始在台推行「工業化」政策。
1910年龜山水利發電廠(台北縣烏來)cca-1-20001-pc-tw-002417661-n.jpg

1910年龜山水利發電廠(台北縣烏來)cca-1-20001-pc-tw-002417661-n.jpg

1910年龜山水利發電廠(台北縣烏來)
電力是工業發展最必須的資源，所以台灣總督府首先致力於電力的開發。

在此之前，日本當局在台灣已有一些的電力建設。
1920年日月潭電力工事取水塔cca-1-20001-pc-tw-002417631-n.jpg

1920年日月潭電力工事取水塔
其中在1918年，總督府開始計畫建造人工湖日月潭開發大規模的發電資源，並於1919年7月合併各公民營發電所組成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1919年日月潭發電廠開始興工。

1934年6月第一期工程竣工，開始發電，發電量高達10萬瓦千。

之後，又因電的需要量增加，第二期發電廠工程又動工，於1937年7月完工，發電量4萬5千瓦千，是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
1920年日月潭電力工事一部份cca-1-20001-pc-tw-002417639-n.jpg

1920年日月潭電力工事一部份cca-1-20001-pc-tw-002417639-n.jpg

1920年日月潭電力工事一部份
由於日月潭電廠完工，1935年，電力公司即宣布以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低廉電費優待新興工業。

隨後台灣各地分別又有大大小小的水力或火力發電廠興建，總計到1939年為止，全台共有發電廠135座，供電能力約37萬千瓦。

在電力充分供應的結果下，台灣的化學及金屬工業迅速萌芽，此一時期，台灣的工業雖仍以農產品加工得食品工業為主，但其比重自1920年代初期至1940為止，從約75%降61%，化學及金屬工業則由約9%大幅提升到20%，此外，機械製造業和紡織業在這時亦有顯著的增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台、日之間的航道隨時的有被切斷的可能，因此日本當局不得不針對台灣的資源從事工業化發展，以台灣工業得以自給自足為目標。
1920年高雄港碼頭與火車調度站cca-1-20001-pc-tw-002417441-n.jpg

1920年高雄港碼頭與火車調度站cca-1-20001-pc-tw-002417441-n.jpg

1920年高雄港碼頭與火車調度站
在這情形下，鋼鐵、酒精、煤、水泥、電力、金屬等工業成為重點的發展工業，而食品加工業則因戰爭的因素逐年減產。
1920年高雄碼頭區與起重機cca-1-20001-pc-tw-002417421-n.jpg

1920年高雄碼頭區與起重機
此外，隨著戰爭的白熱化，日本當局在台大量建造軍事設施，也因此刺激了木材工業的發展。
高雄市貨物集散運河cca-1-20001-pc-tw-002417438-n.jpg

高雄市貨物集散運河
此時台灣的工業產值達到全部總產值的45%，台灣實質上已經由農業為主的社會，逐漸轉向半工半農的社會。
高雄水泥工廠cca-1-20001-pc-tw-002417376-n.jpg

高雄水泥工廠
不過，台灣後期的工業化終究是因為戰爭意義而產生的，並非台灣自發性的轉型。
高雄郵局cca-1-20001-pc-tw-002417380-n.jpg

高雄郵局
不久，大戰結束，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也劃上句點，工業化也成為日本在台灣殖民的最後剝削。

八田與一
八田與一是兩大水利工程桃園大圳和嘉南大圳的創建者

烏山頭水庫出水口
烏山頭水庫又稱珊瑚潭水庫，嘉南大圳自此飲水灌溉嘉南平原。

八田與一像
位於烏山頭水庫畔有八田與一的塑像和衣冠塚。

嘉南大圳工程
嘉南大圳工程始自1920年9月，到1930年4月完工，工程費用高達5414萬日圓，工程所及範圍，南北長90公里，東西寬20公里。

總督府中央研究院
總督府中央研究院，舊址目前為教育部所在。

農事試驗所
1899年，日本當局於台北建立農事試驗所，為農業技術改良的研究機構。

糖業試驗所
位於今台南市區的糖業試驗所，為日資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所設立，是專責糖業發展的研究機構，目前為糖業博物館。

嘉南大圳工程
嘉南大圳工程內容包括灌溉、排水、防洪、防潮等設施。灌溉面積約達15萬甲。
其工程區域﹐遍及當時台南州(包括今台南縣市﹑嘉義縣﹑雲林縣)，居民約為15萬戶、91萬人。

桃園大圳
桃園大圳於1924年5月26日正式通水開始灌溉，灌溉面積涵蓋當今桃園縣桃園市、大溪鎮、八德市、龜山鄉、蘆竹鄉、大園鄉、中壢市、觀音鄉、新屋鄉、楊梅鎮等地，共二萬二千公頃耕地可獲得灌溉。圖為位於大溪的取水口。

鳳梨
鳳梨的主要產地在台中、台南、高雄、屏東，僅次於香蕉，為第二大輸日的水果商品。

阿里山林場
阿里山林場以出產紅檜著稱，林場面積達三萬餘公頃，為日治時期最早開發的林場。

嘉義製材場
位於嘉義市區的嘉義製材場，負責將阿里山運送下來的木頭製作成材，為當時東亞最大的製材場。

太平山木材
太平山的木材，均集中於宜蘭羅東處理，羅東也因而興起。

八仙山
八仙山林場與阿里山、太平山並稱為三大林場，也是日治時期台灣八景之一。

1930年台灣八景之一高雄港cca-1-20001-pc-tw-002417873-n.jpg

1930年台灣八景之一高雄港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蒜頭工廠cca-1-20001-pc-tw-002417677-n.jpg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蒜頭工廠

高雄港cca-1-20001-pc-tw-002417423-n.jpg

高雄港~彩色版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21 06:12 AM 編輯 ]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8^#

發表於 07-2-19 12:23:37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教育發展:

日本入台一個月後，1895年(日本明治28年)7月16日，即在台北士林的芝山巖上的開漳聖王廟(今惠濟宮)及文昌祠設立學堂，教授日語。

雖然不久有6名教師遭抗日份子殺害，日人仍稱此處為「台灣教育發祥地」，這是日本在台辦教育的開始。

翌年(1896年)4月，台灣總督府在全台各重要城市設立「國語傳習所」(此處「國語」指的是日語)，以培養基層公務員和通譯人才。

1898年，進一步將各地國語傳習所改為6年制的「公學校」，企圖取代傳統的書房，鼓勵台灣小孩入學新式教育的公學校讀書。

不過，早期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分為日本人和台灣人雙軌制，台人的教育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規則和學校令，在台日人的教育則根據日本內地的學制。

因之，台灣小孩就讀「公學校」，而日本兒童就讀的，另成一系統，叫做「小學校」。「公學校」與「小學校」課程內容不同，深淺也有別。

日治初期的公學校學生
當時的學生有不少還留著辮子。

原住民孩童上課情形
日本當局亦注重原住民教育，雖然教室比較簡陋。

女學童上家事課
日人也鼓勵女童受教育，其中家事課是日治初期教學的重點。

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
早期日本人在台灣的初等教育分為日本人和台灣人雙軌制，台灣小孩就讀「公學校」，而日本兒童就讀的叫做「小學校」。「公學校」與「小學校」課程內容不同，深淺也有別。圖為日本學童就讀的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即為現今位於台北市公園路的師院附小。

新竹第二公學校
圖為新竹第二公學校，即為今日新竹市的北門國小。

高雄第一小學校
高雄第一小學校，即為今日高雄市的鼓山國小。

霧社「蕃童」公學校
日治初期對於原住民孩童，另設有四年制的「蕃童」公學校或教育所，課程與漢人的公學校不同。圖為霧社「蕃童」公學校，即今日的南投縣仁愛鄉的霧社國小。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
位於今桃園縣復興鄉的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板山「蕃童」教育所

原住民孩童上課情形
圖為南澳「蕃童」教育所學童上課情形，即今日宜蘭縣的南澳國小。

原住民小孩學習刷牙
衛生習慣的改進也是原住民教育的重點。

六氏先生之墓
1896年1月1日，六名位於芝山岩國語傳習所的教員及官僚欲往台北賀年，行至圓山河遭抗日者的襲殺，後這六位教師被六氏先生。此一襲殺日籍教員之行動，即為『芝山岩事件』。圖為位於芝山岩的六氏先生墓。

學務官僚紀念碑
芝山岩事件發生後，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特別在芝山岩立了一座學務官僚紀念碑。戰後紀念碑被仇日者噴漆破壞。

除了初等教育外，中等教育設施尚不完備，日本入台的第二年，1896年5月，先在台北設立三至四年制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培養公學校師資及實業人才(「國語學校」共分成國語部、師範部、實業部三大部門)

這是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1899年創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以培養醫療人才；此外，設有農事試驗所，以及工業、林業、糖業等講習所。

1915年，因台人的請願和投資，又設立4年制公立台中中學校(今台中一中)。

以上是1919年以前，日本在台灣實施教育的概況，當時並未在台灣建立完整的學制。

醫學校的畢業生
日治時期的醫學校，不僅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機關，也是孕育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

醫學校學生上課情形
圖為1910年代醫學校學生上解剖課的情形。校學生上課情形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國內外政局丕變，日本治台政策也有了新的方案，採所謂「同化政策」，大唱「內地延長主義」。

加以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日本治台已有起碼的基礎，因此日本當局考慮有提高普通教育及技術教育之必要。

而台灣也因受世界性民族運動浪潮的影響，民族運動正方興未艾，台灣留日學生漸多，深感台胞受教育機會不多，台灣各級教育欠完備，致平日諸多不滿。

台灣總督府乃及時頒布教育令，以轉移輿論，以期一面收同化作用，一面表示「一視同仁」。

1919年1月4日，台灣總督府頒布「台灣教育令」，共分6章32條。

在台灣的一切教育設施，均以此為根據，各級教育機關的系統，至此乃告確立。

根據這個教育令，台灣的教育制度與設施，有了包括如下的變革：

一、停辦「國語學校」，設立台北及台南師範學校。

二、公立台中中學，改稱公立台中高等普通學校，做為台灣人的中等教育機構。另新辦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三、創辦獨立的實業學校 (但日本人和台灣人仍不同系統)。

四、將1899年創辦的總督府醫學校，改名為「醫學專門學校」。另新辦「農林專門學校」，各校都專收台灣人子弟。

1922年2月，總督府另頒布新「台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取消台、日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實施所謂的「內台共學」。

這是為了配合此時期的所謂「同化政策」，認為「內台共學」為同化最佳途徑。

形式上，台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然而實際上，「共學」的結果，只是提供在台日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台灣子弟因為在起跑點上仍佔劣勢，難以和日人子弟競爭。

1922年公佈的「台灣教育令」，也明示了將在台灣設置大學。

這個設置大學的計畫，經過6年後的1928年才付諸實施，那就是這一年4月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前身)。

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原因，係由於日本人為了讓其旅台子弟升入大學，同時也為了防止台灣子弟赴外地留學接受太多外地刺激產生反抗思想。

此外，為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做為對外侵略的後盾，也是其設校的宗旨之一。

台北帝大雖是台灣第一所大學，但其學生還是以日本人為多數。

台灣人學生僅佔總學生數的20.7%。而在台灣學生當中，則以習醫為主，這與延續日本入台以來重視醫療人才之培養所形成的傳統有關。

因此台北帝大的創校，只是日本人實現其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手段，並不是真心想教育台灣子弟。

不過，畢竟它是台灣的第一所大學，在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史上，還是奠下基礎，日本人統治結束後，這個基礎還是留在台灣。

尤其日本發展高等教育偏重在應用科學，所以台大的出現，提昇台灣應用科學的程度，仍有正面的影響。

1941年，台灣總督府再度修訂「台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和「小學校」的差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但不管台灣教育令如何確立台灣的教育體制，如何地標榜「內台共學」、「一視同仁」，其殖民地教育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這可以從「台灣教育令」中有關教育政策的規定可以看出，試看1919年台灣教育令的第一章第二條：

「教育基於教育敕語之旨趣，以育成忠良國民為本義」。

台灣總督府解釋台灣教育令制定之目的也強調說：

「台灣之教育，在於觀察現今世界人文發達之程度，啟發島民順應之智能，涵養德性、普及國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之資質與品行」。

其中要養成「忠良國民」、「帝國臣民」等語，便可看出其殖民教育的本質。尤其到了後期的「皇民化」時期，意識型態的灌輸，更是變本加厲，對台灣子弟進行政治洗腦。

　　不過，如果拋開「帝國臣民」等政治上的意識型態部份不論，日本在台推動的新式教育，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了相當的質變。

過去文盲佔大多數的台灣社會，因教育的普及化，使得文盲日漸減少。

到了1943年，台灣的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經高達71.3 % (原住民區域更高達86.4%)，這個數字，在當時的亞洲僅次於日本。

無怪乎戰後之初，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記者作家，看到台灣的三輪車夫可以在路旁看報紙、女傭閒暇時可以閱讀小說，相當驚嘆，還發為新聞。

附註.1:

日治時代的教育:

（一）公立學校
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本佔台。二十二年，日本政府為了軍事與行政上需要，於台灣各重要城市設置「國語講習所」。

二十四年（1898）七月，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公學校官制」及「台灣公學校規則」，確立公立初等教育（小學）之設置。

日本政府為了強化其殖民地教育，曾於1919年頒行有關公立簡易實業學校官制及規則，1922年，又頒佈新教育令，將簡易實業學校，改稱實業補習學校。

（二）私立學校
前文提過，清治時代，新竹地區雖有縣學之設置，但是一般教育主要還是依賴民間書房（私塾）。

日據以後，對於書房採行取締與管制，曾先後頒行書房義塾規程及私立學校規則，再加上公立學校逐漸設置，一般書房，尤其是規模較大者，遂相對減少。

不過，一些街莊富戶或念及祖先文化者，仍多私自設法延聘塾師教授漢文。

（三）社會教育
日本政府為加強日語普及教育，曾於1933年公布國語講習所條例，針對十二歲以上至二十五歲以下不解日語者，施予日語教育，講習年限為二年。

又對六歲以上十二歲以下未就學者，另設講習所，修習三年。民國1943年，日人又將國語講習所與皇民奉公會改編為皇民鍊成所。

此外，日治時代尚有青年學校之設置，目的在教化台人，強化日本國體觀念，促使台人皇民化。

日本據台五十年，對於教育制度與設施的建立，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基礎教育（小學）的設置，對於日後國民教育的推展，俾益匪淺。

不過，日治時代，有一段很長時間，實施日台差別教育，限制台人就讀中等以上學校。

民國十一年，日人公布新台灣教育令，形式上廢除台日人差別教育學制，始有中等學校（州立中學）的設置。

附註.2：

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制度：

一、什麼是帝國大學？

日本所謂的「舊制大學」，係相對於戰後的新型大學。

由歷史性的觀察而言，包括兩種類型。

第一是從明治時代以來的大學，也就是限定於「帝國大學」。

第二是自從大正7年的大學令公佈以來，所設立的新型態大學。

「帝國大學」再加上新設立的大學合稱做舊制時代末期所謂的「舊制大學」。

由於台北帝國大學雖然是於昭和3年依據大正7年的「大學令」所設立，但是其規模乃是模仿帝國大學的體制，因此必然要對明治至大正期的帝國大學型態、發展加以瞭解，才能較恰當的瞭解台北帝大。

以下即就帝國大學的發展、特色介紹如下，而對於新型態的舊制大學，在此不多加敘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的這種舊制大學制度，既不同於戰後的美式大學，同時也不同於古代的「大學」，它必然與明治維新有密切的關係。

也就是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積極引進西方式的器具、制度、思維等等。

而「教育制度」的引進更是根本之處。

事實上，不只是大學教育制度的改變，而是整個高等教育的構造之改變，都與明治維新、殖產興業的日本國家政策有密切的相關。

明治維新的三大改革雖然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但是要達成此三項目標，追趕西方列強，則必須學習西方列強的教育制度與精神。日本「帝國大學制度」的參照與建立就是明顯的例子。

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前帝大)

（一）帝國大學—舊制大學的原型：

從明治19年，「帝國大學令」公佈，東京大學與工部大學校合併，而創設「帝國大學」(這是當時日本唯一的帝國大學，直到明治32年京都帝國大學設立之後，才將這所「帝國大學」改稱為「東京帝國大學」)，這所帝國大學乃是舊制大學的原型。

到大正7年的「大學令」公布，在20世紀初期日本共有包括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和北海道等五所帝國大學。

京城帝國大學（在今日韓國漢城）是第六所，而昭和4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則是第七所。

帝國大學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育成國家需要的人才」。

也就是在「大學令」的第一條所規定的：「以攻研國家進展所必要之學理及有關應用之蘊奧為目的，以陶冶學徒之人格，涵養國家思想為使命。」為了「國家的需要」，無非就是要與西方列強比較、競爭的思考模式。

東京大學校園冬季銀杏 (前帝大)

也可以看出帝國大學的兩大原則：

一、為了國家發展的學術與技術之研究；

二、陶冶人格、涵養國家思想。

這同時是構想帝國大學制度的政治指導者所持的大學理念論：必須具備「教授」與「研究」這兩個職能。

由這種機能論出發的大學制度論，大學就包含了「大學院」與「學部」這兩個組成部份。

前帝大校址(今日東大)

「大學令」第二條規定：「帝國大學由大學院及分科大學構成之。

大學院在攻究學術技藝的蘊奧；而分科大學則在教授學術技藝的理論及應用。」

這個規定表明了，「大學院是作為研究機關，而學部（＝分科大學）則是作為教育機關」這樣的區分。

由於「大學是為了國家的需要」這樣的目的，當時的帝國大學，有如歐美大學所設的法學、醫學、文學、理學這些部門，也有為了實用的需要而設立的工學的部門（工科大學）、農學的部門（農科大學）。

這種國家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理念，是由大學院與學部的構成結合而成。

因此，所謂的帝國大學乃是一種「特異」的大學。所謂「特異」，一是意指由上述而可得知的組織上的特色 —— 對等並立的大學院與學部、實用性的學部 —— 與當時的歐美國家大有不同。

德國沒有大學院制度，而美國則區分設有大學院的大學（University)和沒有設置大學院的大學（College)。

當時的歐美國家中，有農科大學與工科大學，但都不是總合大學的一部份，而是獨立的專門學校。

但是在日本的帝國大學，在設有大學院的大學中，也設立工科大學與農科大學這種個別的分科大學。

這是在當時世界的大學史中的特例。

另外一個「特異」的意味是在於「帝國大學」這個名稱。近代以來，由於「帝國臣民」或「帝國主義」等等詞彙，日本人已習於「帝國」一詞。但是，明治二十年時就不是這樣了。

「東京大學」一詞固然為人所知，但什麼是「帝國大學」，這個名稱對當時的人來說並不太習慣。

儘管如此，帝國大學仍舊實體化了這種大學理念論或組織論。

法科大學的畢業生大多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任職帝國憲法施行以來所設置的諸官廳行政職。

而工科大學的畢業生則多擔任官營或半官營的企業或官廳的技師。

誕生於明治、大正時期的帝國大學，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徵：

首先，帝國大學制度的原型，乃是東京帝國大學。

帝國大學總的而言是一個大學院，而在學部的階段則可說是分科大學。由分科大學的種類觀之，有三種制度：東京帝大是法、醫、工、文的單一名稱，京都帝大的理工科大學，設有總合的名稱。這三種制度為大正期以後的舊制大學全體所引用。

其次，東京帝大於日清戰爭前的分科大學教授會或講座制為其他的帝大所採用。可以說設置學部的教授會以及講座制是帝國大學的特色。

台北帝大也是如此，採用講座制，並且設置各學部教授會。

由於這兩種特色，大學一方面雖然是由政府所設立，但另方面也逐漸擁有相對的自主權與作為「學問之府」的實力。此時期的帝大，一方面具有對抗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的社會威信，另方面也具有對國家的效用。此時已逐漸產生了「大學的本質應是學術研究而非教育」這樣的觀念。

從人才養成方面或學術上的成就來看，「帝國大學才是大學」這樣的考量在日本的知識階層及政府指導層中擴散開來。

最後，從帝國大學的組織或編成面觀之，是國家主義的，但也是實用主義的。例如從京都大學以來的四個帝國大學中，就先發展出了分科大學註1。

（二）有關帝國大學的若干問題
舊制大學的大致情況已稍加介紹如上，為了進一步瞭解當時的學制，再將「講座」及「單位」這兩種制度作較詳細的說明。

1.講座制：

日本舊制大學的講座制度是從井上毅時代，即明治26年開始引入，它是教育研究單位。最初，它的編制是一講座一教授（或一助教授）。

這種一講座一教官的制度一直持續到大正7年，即大正7年的「大學令」制定之前。在大正15年改成教授一名、助教授一名、助手則依據講座的性質不同而有差異，約一至三名。擔任的教授被要求「明確化專攻責任」。

至於講座的種類、名稱、數目等事項則由帝國大學評議會會議通過，以敕令規定之。

「大學的目的是在學術研究而不是教育」這樣的理念具體化在講座制度上。

講座制要求教授必須及中心力於「專攻一科」，也就是講座擔當的教授是在已有侷限的專業領域中從事學問與研究工作，這包括對學生的教授以及對學生研究的指導。

這樣的結果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因為它要求專注，所以使得早在明治時期，在基礎醫學的領域中已經出現世界水準的研究成果；相反而言，壞處就是太專注於單一領域的研究，而有專門主義的傾向，在醫學界中甚至有所謂的「研究至上主義」的情形，使得理論與實際運用之間產生隔閡。

2.單位制：

所謂「單位制」與日本帝國大學的考試制度有密切的相關。

這是由「學年制」演變成「科目制」、「單位制」的結果。

「學年制」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 -- 法科、文科、理科大學 -- ，從東京開成學校以來模仿十九世紀英國和美國的「學年制」而來的。

這種制度是所有科目都是必修科目，而且將必修科目分別編列在各學年中。後來，日本引進了德國式的「重視學生學習自由」之傳統，開啟了「科目制」、「單位制」這種不同教育理念的可能性。

「科目制」是規定在一定的修業年限內修習一定數量必修科目和選修科目；而「單位制」則是在規定的修業年限中修畢指定的單位數。

所謂的「單位」，以臺灣的語言而言，就是「學分」。

二、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於1928年，為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學生以日人居多。戰後成為今日的台灣大學。

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和朝鮮，在日本殖民初期的的教育方針是施予實業教育，避免給予高等普通教育。亦即認為殖民地教育應該加以限制，以免殖民地人民萌生自覺意識，是典型的愚民主義的教育主張註2。

為了因應殖民地的內部需求（朝鮮的三一運動，台灣士紳的中學設置運動），在大正9年初日本政府相繼在朝鮮和台灣公佈了新的「朝鮮教育令」和新「台灣教育令」，而在大正13年與昭和3年分別成立京城大學與台北帝國大學。不過，日本政府在審議新教育令時，仍然強調殖民地教育的重點是實業教育。

台北帝國大學

總括來看，日本政府在殖民地成立大學的目的，大致有二：

「一方面企圖藉著殖民地大學培養經營殖民地的日本人才，一方面以殖民地大學收容殖民地青年，以免彼等因赴日本內地或外國留學，而受反日或赤化思想影響，造成殖民地統治的傷害。」註3

因此，也大致上規定了殖民地大學的性格註4。

台北帝國大學的創設計畫，乃是始於大正11年的田健治郎總督，接著在大正14年伊澤多喜男總督時具體化，該年度的總督府預算中列有「帝國大學準備費」。原本擬名為「台灣帝國大學」，但後來為求與內地的帝國大學名稱一致起見，改為「台北帝國大學」。

昭和3年，上山滿之進總督在任時，依據敕令第三十號「台北帝國大學令」而成立台北帝國大學這一所綜合大學。

從昭和26年所出版的《伊澤多喜男傳》中的記載，創設台北帝國大學的計畫，乃是由「伊澤多喜男和幣原坦」聯合擬定，由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付諸實現。

其中，中央研究所農業部間高等農林學校校長大島金太郎從中策劃亦居功甚偉。

於昭和元年開校後擔任首任總長的幣原坦所親自草擬的創立台北帝大說明書中，明白地指出，希望藉台灣地理上的條件，發展以台灣為中心的華南、南洋研究。

這也顯示台北帝國大學將扮演協力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國策大學的角色，因此，台北帝大的學科構成，便分為專門研究台灣及南洋、華南人文的『文政學部』及研究熱帶農學為主的『理農學部』。

這個說明書正呼應了前面所說的，台北帝大的國策大學性格。

昭和3年設立的台北帝大，首先是以敕令三十二號設置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

首任總長是幣原坦博士。

其後，又設立了「醫學部」（昭和11年1月）、「工學部」（昭和18年1月），再加上「附屬農林專門部」（昭和3年4月）、附屬醫學專門部（昭和11年4月）、「熱帶醫學研究所」（昭和14年4月）、「預科」（昭和16年4月）台北帝國大學成為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所綜合大學。

另外，而昭和18年3月設立設置的「南方人文研究所」及「南方資源研究所」，則是戰爭時期配合南進國策，整合校內相關人力而設的研究所，致力於南方諸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天然資源的調查研究。

台北帝大歷任總長：

1928.3-1937.9 幣原坦
1937.9-1941.4 三田正則
1941.4-1945.3 安藤正次
1945.3-1945.8 安藤一雄

註 1：有關帝國大學制度之介紹，乃是參照寺崎昌男，〈舊制大學總論〉（收於—書房編輯部，《寫真集—舊制大學青春》，東京：—書房）一文，以及關正夫，〈日本大學教育改革—歷史、現狀、展望〉一書（東京：玉山大學出版部，1989）所寫成。

註2：參考吳密察，1991：153。

註3：同上：169。

註4：同上：170。本段主要參考吳密察（1991），〈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於氏著，《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出版社）。以及松本巍著，蒯通林譯，《台北帝國大學沿革史》，作者自刊。

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台北帝國大學制度一文

原作者：

邱景墩：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陳昭如：台大法律學研究所研究生

本人在此真誠的感謝二位用心收集而來的資料～（鞠躬

[ 本文最後由 ViewSonic 於 07-2-20 06:54 AM 編輯 ]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ViewSonic

名望的英雄

黑暗籠罩大地.死亡悄悄降臨 ... ...

9^#

發表於 07-2-19 12:38:32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社會文化的改變：

　　台灣社會到了日治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論從制度上或實際內涵上，台灣社會皆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的工商業社會。

其中抽鴉片是傳統台灣社會的陋習，清末之際，台灣抽鴉片的人口甚至到達半數以上，鴉片不但耗費大量稅金，更嚴重毒害人民身心的健康，故日人治台之初，鴉片問題的處理，便成為重要課題。

鴉片在日本國內是受到嚴禁的，販賣鴉片的人甚至會處以死刑，但因台灣抽鴉片習慣由來已久，且販售鴉片的利潤鉅大，故總督府對鴉片的態度是依照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採行漸禁政策，並實施鴉片專賣制，對於染上毒癮者，施予矯正治療，後期更設立「台北更生院」，由杜聰明任院長，成效頗著。

戰後，鴉片問題終告一段落，台北更生院功成身退，原址改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吸食鴉片許可證
日治時期有鴉片癮者必須向總督府申請許可證才能吸食鴉片。

總督府專賣局
日治初期雖將抽鴉片列為台灣人的三大惡習，但日本當局對鴉片仍採取漸進政策，將鴉片收為政府專賣。
圖為總督府專賣局，除鴉片外，樟腦、酒、鹽，甚至到後期的火柴，都列入專賣品。戰後專賣局成為今日的公賣局。

抽鴉片
抽鴉片是清末日治初台灣世家大族的陋習。

抽鴉片
世家大族的小孩很小就學會抽鴉片。

鴉片製造過程

抽鴉片

早期台灣的戶外野台歌仔戲戲班子

此外，依照漢人傳統的習俗，男子有辮髮，女子有纏足的習俗，對於這些習俗，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這是因為辮髮纏足並非日本國民的裝束，而且辮髮的打扮會使日人難以分辨中國人或台灣人，無法防止大陸人民偷渡來台協助抗日，另外，辮髮和纏足也不符合生理衛生需求，因此總督府積極鼓勵「放足斷髮」。

1908年理髮pc-tp-b31-n.jpg

辮髮
基於衛生考量，日人不鼓勵台人留清朝的辮髮。

在日人大力推行下，初期針對「天然足」、「斷髮」成立了各樣團體，進行宣傳與實際行動。

後來更進一步運用保甲制度全面強制推行，台灣人辮髮纏足的習俗乃漸走入歷史。

辮髮

纏足婦女
日人將鴉片、辮髮、纏足列為台人的三大陋習。甚至動用保甲力量來推動放足斷髮運動。

纏足婦女

人文墨士的聚集之處~藝閣

有鑑於日本治台初期，日人來台多感染傳染病，因而日本當局特別重視台灣的醫療衛生。
1908年洗衣pc-tp-b30-n.jpg

不過，傳統台灣人並不重視衛生，在硬體設施及人民觀念皆缺的情況下，日人花了許多工夫，從無到有，逐步完成了醫療衛生系統：
葬儀做佛事pc-tp-B174-n.jpg

如地下排水管的興建、醫生的培訓，及觀念的宣導、獎懲制度的實施等，其結果不但有效防治了各類傳染病，大幅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完成了現代醫療衛生的初步結構，並且建立起台灣人的衛生觀念和習慣。

　　台人透過新式現代教育，接受近代西方文化以及新思想、新觀念，在生活作息上起了大變化。
1931年上流家庭新婚室內寢具pc-tp-B170-n.jpg

過去農業社會以旬、朔、望為日常生活作息的方式，開始改成星期制的作息，日本當局規定星期日為休假日，每年另有13天國定假日。
1931年大稻埕富家葬儀pc-tp-B171-n.jpg

另外，自1896年起，台灣進入世界標準時間系統，與日本時差一小時，各公私立機構必須依據標準時間作息，並明訂鐵、公路交通時刻表，要求準時發車與到達目的地，以培養台人的守時習慣。

販賣布匹cca-1-20001-pc-tw-002417842-n.jpg

1920年起，為更進一步訂定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該日透過舉辦演講、遊行、張貼海報、散發傳單等方式，宣傳守時的重要性。

新竹火車站
日治時期養成了台灣人重視時間的觀念，每一個大型的公共建築物大致都有時鐘的設計。
圖為新竹火車站，如今建築仍在。

總督府醫學校
學校也有大時鐘提醒學生要準時上課。

五月端午節淡水河龍舟競賽pc-tp-D129-n.jpg

1910年台北淡水河龍舟競賽
日本治台，也引進了新式的休閒娛樂，如各式球類運動、體操、武術、西洋音樂、下棋、收聽廣播等，都逐漸成為台灣人的風尚。
台北住宿所的提燈隊伍cca-1-20001-pc-tw-002416073-n.jpg

台北住宿所提燈隊伍

新公園
日人在各城市都設有公園。
圖中的台北新公園，設立於1899年，因之前已有圓山公園設立在先，故相對而稱為新公園。
目前新公園已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

台北博物館
台北博物館是為了紀念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的政績，而於1905年將清朝的台北天后宮拆除後興建的。
其即為目前位於台北館前路與襄陽路交界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台灣省立博物館。

台北放送局
聽廣播是日治時期的風尚之一。
圖中的台北放送局(廣播電台)，為1931年於新公園內設立，也是日本當局政令宣傳的工具。
戰後改組成為台灣廣播電台，目前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始政博覽會一景
日本統治台灣的第四十年，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宣傳治台成果。
圖為主會場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一景。

特別是在城市，到公園、兒童樂園、動物園遊玩；逛百貨公司；參觀博物館；去戲院看電影都是日治時期城市生活的寫照。
台灣始政日游行隊伍(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cca-1-20001-pc-tw-002415007-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