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之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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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的勇者

守護勳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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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12日(星期一)早上,在國共內戰下潰敗而遷台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第四版,與台灣省政府經營的【新生報】第四版,都印著斗大的震撼標題與驚悚的集體槍決照片:「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及「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副標題則配以:「保安部破獲匪兵運機構,黨羽百餘人均一網打盡。」及「對叛徒不寬容」等,這是老蔣在台灣施行的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史稱「澎湖案」。
  當時中國有一百萬殘軍與一百萬難民,在一年內先後湧進台灣,原本就地狹人稠的海島怎堪負荷?而在廣州的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率8000名流亡師生追隨投奔,原盼遷台繼續學業,但因入台管制而暫轉澎湖,不意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送回中國充當砲灰。張校長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他和一百多名師生被槍決,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另有不知人數、不詳姓名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根據報載,張敏之的身分是「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犯罪事實則記載:
  「張敏之於民國卅五(1946)年冬,在青島由匪幹周孟英、劉次簫等介紹加入匪黨。初在文化工作研究會工作,並利用新聞記者在聯誼會等名義,從事吸收文化新聞界人士,參加共匪組織。嗣後於卅六年秋,又奉匪命令,利用訓練難童,及青島自衛隊等機會,從事宣傳共產主義,發展組織升任為共匪東區執委,奉派在煙台聯中領導匪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隨後他又偕同鄒鑑吸收五個學生,均以流亡學生身份為掩護,散佈謠言、煽動學潮、擾亂治安、破壞政府。其最顯著的不法行為,為聯中學生自煙台、青島等地流亡上海,轉赴湖南,於卅七年間途經杭州時,張匪敏之、鄒匪鑑、劉匪永祥等,藉端領導全體學生,搗毀杭州車站。迨本年六月,該校又遷徙廣州,政府乃將所有流亡學生,悉數撥遞駐澎湖之陸軍第卅九師編訓,冀為國家有用之才。
  據該匪等,竟不知洗心革面,仍遵奉匪方命令,潛伏軍中秘密活動,陰謀破壞建軍工作,並分別著手調查部隊主管姓名、裝備情形,及要塞地等,圖為匪徒進攻時內應,達其顛覆政府目的,王匪光耀又迭將該團在軍中活動情形,向香港匪方報導,經陸軍第卅九師查獲,報由本部派員將該匪犯等扣押解部,除其餘匪徒黨羽,另案辦理外,案經審明合予判決。」
  接著小標題「盲目蠢動、徒然送死」,是由未具名的省保安部發言人正告國人:「匪諜妄想以兵運之方式,潛入台灣,策反軍隊,但匪黨卻不了解今日在台灣及東南轄區之部隊,不僅同仇敵慨,戰意堅強,且官兵團結,生活安定,均抱有我無匪之決心,即使匪黨兵運能僥倖滲入,然亦能隨時澈底肅清。因此匪黨兵運不過是盲目蠢動,徒然送死而已,在過去若干部隊中先後亦多破獲,均處極刑,我警告一般匪諜份子,台灣是鋼鐵的堡壘,你們這套兵運把戲,在此地是無法玩弄的」。隨後話鋒一轉,痛批張校長「竟敢背黨叛國,投機取巧,喪心病狂,實屬萬死不足以贖其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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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張敏之高中畢業後,因崔唯吾推薦,由山東省黨部保送報考中央黨務學校,成為黨校第一期畢業生。1928年春,國軍北伐,張敏之組織北伐宣傳隊在山東南部活動,後來擔任「黨義教育訓練班」訓育主任,親自講授三民主義。在班上認識了來自濟寧縣的學員王培五,她當時還是美以美教會教會辦的德貞女中學生,在自由戀愛下他們成了一對戀人,但王家在山東是望族,張家則貧寒,門不當戶不對,王培五雙親都反對這門親事。而教會學校的外籍校長與導師,也反對得意門生與張敏之「大兵」交往,他們將老蔣視為南方來的軍閥而已。
  為了拆散這對戀人,王培五的父母想替女兒另找婆家,但媒人卻被女兒趕跑,堅決的態度使得父母想主導婚事的企圖落空。王培五在高二升高三時,由德貞女中轉學至市立濟寧第七中學,然後又考上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預科。而北伐成功後,老蔣為獨攬大權而引發閩變、廣東事變、中原大戰等內戰,令張敏之這樣的黨內青年失望透頂,很多黨工都急於求去,他也在這時插班考進上海的復旦大學經濟系二年級,這對戀人於是離開山東,分赴南北求學。
  1931年夏天,王培五的父親病逝,兩人就在八月回濟南結婚,婚禮由王母代表主持,隨即又分別南下北上繼續學業。其後三年夫妻一南一北,會面都在寒暑假,如同牛郎織女。當初在黨義教育訓練班,王培五因測驗成績第一,獲得張敏之頒發《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兩本書。在兩人談論婚嫁時,張敏之就對王培五說:「我很窮,沒有什麼聘禮,當初當獎品的那兩本書,就算是我的聘禮吧!」而王培五也回說:「我家雖有錢,但也不會帶什麼嫁粧,我自己就是無價的活嫁粧。」王培五後來常向友人開玩笑說:「我嫁給了三民主義。」
  張敏之畢業後,國民黨有意延請他再從事黨務,但他不願涉入政治,而擔任濟南第一師範學校訓育主任。他曾向長官明確表示:「我要做教育家,我辦的是教育,不是黨務;愛國與愛黨是兩碼事。」在他的苦心經營下,沒多久濟南第一師範就成為名校,1937年8月,教育廳提升他為山東省立煙台中學校長。然而不旋踵間煙台就淪入日軍之手,他被日本通緝,家人跟著他躲藏吃苦,王培五則攜帶一雙幼子顛沛流離,她的母親哭訴:「女兒嫁給窮教員夠苦了,如今女婿又變成地下工作人員,讓我們受累,上天對我們真是太不公平了!」
  1939年初,日軍為打通煙台到青島的鐵路,北上掃蕩,並動用飛機欲血洗萊陽城。張敏之為避免敵機轟炸,傷及無辜學生,乃遷校至牟平山區的青山村。這是他首次帶領學生流亡,共有一千五百餘人當時成立了六聯中,從此展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直至十年後命喪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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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牟平兩年,張敏之以其豐沛的人脈及卓越的英語能力,義務教授學生英文,因而六聯中學生的英語程度甚佳,不少學生家長都偷偷地把子弟送到游擊隊控制的六聯中。1941年5月,共軍許世友部派了兩個縱隊攻打國軍,魯東大多淪入中共掌中。張敏之率學生冒險跋涉從牟平至魯南百餘公里,開始第二次流亡。王培五則自己帶著老大張磊、老二張彬坐著小驢,姊弟一左一右坐在籃子裡逃離,一路自己照顧自己,卻始終見不著敏之的蹤影。
  煙台六聯中撤退到了魯南臨時省會沂水後,學校三餐因支援軍需而更加捉襟見肘,同學們大多營養不良,唯有煮棗子與紅芋乾充饑。1942年7月,局勢日壞,張敏之奉山東省政府的西遷命令,率領著千餘名師生再度前往皖北。這次長途行軍,沿途不是被共軍的堅壁清野所阻,就是日軍的層層封鎖相擾,餓死於中途者更是不計其數。到了安徽阜陽,其他山東學生一批批不斷地投奔,老蔣遂命令教育部將山東省立高中改為國立,張敏之改任國立二十二中教務主任,校長由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兼任,但李仙洲忙於軍務,甚少過問學校事務,所以張敏之才是實際負責人。
  1943年夏國軍又節節敗退,國立二十二中奉命再遷陝西。張敏之常年總是兩套衣服換穿,從未穿過第三套,同事看不過去,送了一套西裝料,但也從來未見他穿過。每天早晨他帶領學生晨操跑步至少四千公尺,沒有假期周未。因為他認為在戰亂中健康第一,只有跑得動的人,才有生存的機會。師生七千餘人穿的是破舊軍服、自編草鞋、自縫內衣褲,吃的是一日兩餐,每餐一個黑饃,一碗清水煮菜葉。住土炕道鋪,每人分配的寬度大約四十公分。蒼蠅、蚊蟲、跳蚤、臭蟲充斥。因營養不良,短短兩年有三百餘名同學因肺病、痢疾、瘧疾,疥瘡而喪命。
  張敏之從不任用私人,即使妻子王培五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能以英語講課,但他卻始終不允許妻子教課,只是為了「不能讓別人講閒話」。二戰結束後,山東通往東西南北的兩大幹線津浦與膠濟鐵路,皆被共軍扒得寸斷,流亡皖北的師生無法返鄉,而山東省教育廳也把他們忘掉了。1947年春,共軍劉伯承部進攻皖北,張敏之帶領學生第五度流亡。一個半月後到達徐州,又因戰火無法前進了。他知道徐州將爆發大戰,政府有意就地解散學生,在失望之餘,基於責任感,於是自己護送學生返鄉。
  這時省立山東中學已在濟南復校,派了劉澤民當校長;張敏之為了尊重上級於是讓賢。他帶著妻子與六個兒女在上海準備赴台時,老同學青島市長李先良為了安頓難民,成立了難童學校,邀請張敏之擔任校長。由於學校位於郊區,張敏之便隻身赴任,妻子帶著六個子女在城裡與小職員合擠一間宿舍。張敏之雖有公務轎車,但他嚴禁家人乘坐,自己也只是公務才用,兒女都不知道爸爸是大官。
  一年後華北遭共軍席捲,青島成為孤城,十萬大軍由軍艦轉運台灣。1948年11月,煙台各中學師生撤退至上海,組成煙台聯合中學。各校長一致表示歡迎張敏之領導,學生絡繹流亡南下,陸續到達徐州、南京,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當時社會上「四大害」的說法,就是指「立法委,國大代,榮譽軍,流亡學」,也可見學潮為患之烈。老蔣擔心首都失控,強令山東學生遣送湖南,而河南學生遣送江西,均限三天內運離南京。
  1949年初,江北已大部淪陷,湖南赤化也是早晚之事。流亡學校地處湘西,交通不便,張敏之決定遷校貴州省會貴陽市。然而,剛到衡陽又無法西進,此時教育部及山東省流亡政府又遷廣州,不久,南京已淪陷,中央部會撤至廣州,山東各流亡學生也陸續到達,但已由原在南京的三萬人減為一萬左右。其中除煙台聯中二千餘人,尚包括濟南一、二、三、四、五聯中,昌維中學等七所學校的學生共八千餘名,大家雖知唯一的去處便是台灣。但台灣此時在東南行政長官陳誠嚴格管制下,只有軍人、奉命赴台公幹的人員可被批准赴台。
  八位校長拜會在廣州的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後,秦主席與教育部長杭立武商量,杭部長表示若往西南或四川、雲南,教育部可照發經費;但到台灣成立一個山東聯合中學,其他各省勢必援例辦理,政府無法應付。此時,陳誠因公赴廣州,禁不住秦主席的請求勉強同意,但卻附有條件:一是思想動搖者必須除去。二是十七歲以上高中生應入伍接受軍訓。1949年6月22日,八所聯中師生合計八千子弟,在廣州的黃埔碼頭登上了開往澎湖的濟和輪,但雙方對「軍訓」及「入伍」的看法不同,也釀成張校長日後被冤殺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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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翁島是澎湖縣六十四個離島中,最荒涼的孤島之一,舉目所望,寸草不生。1949年6月25日晚上,八千多位山東子弟踏上了這座孤島。這時整個澎湖防衛司令部也悽慘不堪,中將司令李振清剛在內戰中潰敗,不但全軍覆沒,自己也當了俘擄;好在逃來台灣,靠著老關係又爬了起來。但在這孤島上當個有官沒兵的司令,唯一能指揮的是韓鳳儀的39師,但也只剩不到五百名士兵。坐在長官公署裡的陳誠只要一個手令,他就連現在的空頭司令都將不保。而韓鳳儀更加憂心忡忡,司令官好歹還有後台,他卻是西北軍的雜牌部隊出身,李振清如想攬權,自己僅有的五百個兵,恐怕也要乖乖交出來。
  所以,八千山東子弟的到來,讓李韓二人都鬆了口氣。兩人決定要男生一律當兵,這與在廣州的協議不符。軍方與教育部的協議是只要十八歲以上男同學編成「青年軍」,而且是半天軍訓、半天上課;至於未及齡男女學生,一律進澎防部所設的子弟學校就讀。原本這些師生會投奔澎湖,也是因為李振清是山東人,猜想他看在「老鄉」的分上,多照顧學生一點,但韓鳳儀警告他經費有限,如果學生太多,兵員就會太少,不利他們的仕途,於是李振清撕毀了協議,把老師裁減三分之二,男同學不分年紀都當了兵,失業老師有的在澎湖擺地攤,有的加入海軍或遠走台灣。
  在刺刀的威嚇下,渴望讀書的學生,全被流放在在內垵、外垵村、牛心灣、騎馬灣、小池角等,集中關在日軍棄置的山洞裡,蒼蠅、蚊蟲、跳蚤、臭蟲到處都是。岩洞裡沒有寢具,只有稻草為床墊,沒蚊帳也沒蚊香,不少人得了瘧疾、痢疾、傷寒,甚至送了命。這些流亡學生,大多有良好的身世,在山東老家是家境不錯的人家子女,甚至不少出身地主家庭,在大陸不曾吃過這種苦。他們隨張校長一路流亡,有的是期待國軍反攻,重整家園;有的則只是怕被共黨清算鬥爭,只為保家族香火而跟隨。
  7月13日下午,學生們從擴音器裡聽到集合的指示,外島的同學也被接到馬公來,八千子弟齊集在司令部大操場上,弄不清楚什麼事,師生私下互相打聽時,四周忽然湧現出大批荷槍的士兵,把操場圍的水洩不通,目光兇狠地瞪向操場中的學生,上了刺刀的槍隻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學生們發覺氣氛不對,無不驚恐萬分,膽小的同學已嚇的哭了出來,肅殺的氣氛讓空氣都凍僵了,現場鴉雀無聲,人人屏息以待,但都感覺禍事將臨。
  韓鳳儀走上司令台,高喊一聲「點名」,台下士兵應聲「是」,高初中生不分年級,一律重新排隊,膽小的學生甚至嚇的哭了出來。每排隊伍前面來了一個士兵,手中拿著日式步槍,凡身高超過槍的同學都被編入部隊。校長張敏之憤然出列,挑出一百餘名年幼體弱不合軍方規定的學生,對他們說:「你們跟我回學校去!」李振清氣急了,但不敢對張敏之動粗,竟然離開現場,放任士兵們學生開槍,隨即有人腿部、手背、臀部中彈,集合場上血流成河,哀嚎尖叫,不絕於耳。
  不斷有學生中彈倒地,也有被刺刀刺傷的,在旁的學生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倒下,老師也無法搭救,也只能叫大家冷靜,蹲下來不要走動。士兵原本只挑不會致命的部位下刀,但學生的哭喊與哀號,反而更加振奮了殘忍的士兵。學生哀嚎的越大聲,他們的笑聲也越大,手中的刺刀揮舞的也越有力。天色漸漸暗了,在槍彈刺刀下,學生放棄了抵抗,只有接受命運的安排,被拆成一組一組被帶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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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的勇者

守護勳爵

  被強押入伍的山東流亡學生,頭髮被剃,換上軍服,開始接受軍事訓練。澎防部在課表上雖仍有國文,英文,數學等普通學科,但已不見老師上課;取而代之的是步兵操點、戰鬥十三條等;而軍訓與勞動服務,也取代了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學生每天被操的精疲力竭,早就絕了讀書的念頭;但張敏之仍不放棄,將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請來澎湖。李振清指定張敏之為新學校的指導員,監督教務工作,但被張敏之婉拒了,他誓志要將不應編兵的學生解救出來。

  張敏之不斷寫信給台北的山東高官,斥責軍方違信背義,強逼不符條件的幼年生與女生當兵,要求在台北的山東鄉賢出面制止。這個動作傷了李振清的顏面,於是禁止張敏之對台通信。張敏之卻不妥協,買船票準備去台北, 李振清乾脆先軟禁他一個月。

  李韓二人都是西北軍系馮玉祥的舊部,後台靠山是抗日老英雄龐炳勳。兩人在內戰中都曾被俘,陳誠是看龐炳勳的面子,讓他們在澎湖再試試看;但馮玉祥投共之後,龐炳勳來台也被解除了軍權,陳誠早就對李韓二人無好感,希望他們互相猜忌,等時機成熟再把兩個人一併調走,安插自己人統治澎湖。而韓鳳儀為了想取代李振清「澎湖王」的位置,竟親自去台北面見陳誠,羅織張敏之為匪諜,也趁機分化李振清與這批山東學生的感情。在陳誠與韓鳳儀各懷鬼胎的合作下,台灣最恐怖的政治整肅案揭開了序幕。

  韓鳳儀有了陳誠這一句:「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你回去就告訴李振清,說是我叫你辦的,你是現任師長,匪諜出在你的部隊裡,你也脫離不了關係。」李振清自知無法再顧及鄉誼,只能將張敏之與八千學生交給韓鳳儀處理,自己去台北參加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三個月的訓。韓鳳儀於是找了政治秘書陳復生,羅織了張敏之等一百名師生,嚴刑拷打後送往台北市西寧南路三十八號,就是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談之色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張敏之等師生在台北被監禁後,澎湖淪入韓鳳儀的恐怖統治,他趁著李振清去台北受訓,命令陳復生、尹殿甲、劉蒼惠等親信政工人員,組成專案小組,大肆逮捕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師生。他們公報私仇,每天拿著自首單恐嚇師生,常常藉口「查匪諜」侵入女生宿舍,翻箱倒篋,或是動手動腳,甚至押到無人的海邊逞其獸慾,被害者都敢怒不敢言。

  被捕師生分別被押往馬公島、漁翁島、桶盤嶼的民宅及廟裡,利用酷刑,套取口供。高一的馬同學,九月底某一天半夜被叫醒,押到一處民宅,遭到電刑、掌嘴、吊刑、鞭打。對方用電線纏在他的大拇指上,通上電,只要搖一下電話機,電立即跑到身上,身子馬上就彈動萎縮起來,痛得在地上打滾,「你承不承認張敏之是不是你們的最高領導?」搖頭否認,又遭電擊,一直到點頭才罷手。

  另一位巴姓同學被強行灌水,用刺刀撬開嘴,用水壺往肚子裡灌水,水滿之後,放躺在地面,用大石板壓在肚上,在往上加石頭,壓得大小便都出來了。十四歲的初姓同學,被其他同學咬成匪諜,被吊起來打,但是只吊一隻腳,感覺眼睛都要凸出來了。一位隋姓同學被打,打斷了三隻扁擔,皮開肉爛,趴在滾燙的石頭上曬幾個鐘頭。曹姓學生受不住嚴刑拷打,在自白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承認自己也是潛伏的匪諜。

  少數不願招供陷害校長的女同學,被他們帶到海邊,強迫脫光衣服,躺在珊瑚礁上,全身遭到割傷,曬傷,直到招供為止。遇到嘴硬不配合栽贓校長的學生,他們就使出了最狠一招,在夜黑風高的時辰,用小船載著十幾個學生,兩眼蒙住,航行至海中央,把學生推下去,活生生的淹死。一個泳技甚佳,又幸運的遇到麻袋有一小破洞,讓他掙脫後僥倖逃游回的學生,事後回憶恐怖的經過:

  「我和十幾個學生眼睛被蒙著上船,船到海中央就不走了,學生們被推出船艙,眼罩被取下來,一道強光射過來,抬頭一望,船頭上架著一挺機槍,沿著甲舨一個接一個的士兵,端著槍瞄向學生。這時,來了一群徒手士兵,兩人架著一個學生,拿出一個麻袋,快速朝學生的頭上套上,套牢後打個死結,立刻朝外一推,噗通一聲就沉入了水中,沒有掙扎,也沒有呼喊,船上亂成一團,但一個接一個都被裝進了麻袋丟入了大海,短短幾分鐘,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就結束了。」

  此後在澎湖,學生聞「拋錨」而色變,都乖乖成了大兵。而在台灣,張敏之的恩師崔唯吾,在一個月內約集了二十位山東籍的中央籍民意代表及學者,其中立委五名,國大代表十三名,台大教授一名及他本人,共同作保電請陳誠放人。另外,他也約集立委三名,國大代表十三名,監察委員一名,前山東省參議會議長,山東省政府委員及學者專家等二十名,聯名向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彭孟緝聯保,希望彭孟緝能放人。陳誠與彭孟緝恐「夜長夢多」,竟在12月11日利用星期天,在馬場町處決了張敏之等七名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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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敏之被槍決後,妻子王培五帶著六個孩子,被收留在丈夫老同事管東屏位於高雄壽山氣象所的臨時住所。有一天管東屏極為難地透露,他一再被管區警員找去談話,在白色恐怖時期,「匪諜」就像痳瘋病患般人見人怕,王培五只好帶著六個孩子,投奔一位在火車站做事的學生,沒多久警察又來,只好搬去一家教會。沒想到他們一家人剛住進去,後面情治機關就不斷「臨檢」,搞得連教會也不堪情治人員的騷擾,拜託這些寡婦孤兒趕緊離開。

  王培五有次暫住父親好友家中,第二天一早出去辦事,回來時全家的行李卻已放在門外。她咬緊了牙根,沒掉一滴眼淚,帶著六個子女默默離去。最後靠著神的眷顧,在比高雄更南邊的屏東縣潮州鎮萬丹中學,她找到了一分英文教職,開始了艱困但有尊嚴的生活。

  在萬丹中學,王培五是第一位來自中國的英語老師,學校因她特殊的背景,不敢讓她擔任班導師,只准教英文,並派人暗中監視。沒人敢租房子給資料上有登錄「匪妻」與「匪屬」的這一家人,他們只好住到一間廢棄的茅屋,裡面只容得下一張大床,外圍都是稻田,沒水沒電,煮飯洗衣沐浴如廁都在屋外解決,毒蛇經常蹓進家裡,連晚上走路也會踩到。六個孩子讀書時,與本省農家子弟一樣都打赤腳。由於長期沒鞋穿,腳都像平板腳般長寬如一,因而長大後女的穿不下高跟鞋,男的穿不進皮鞋。

  王培五由於出身名校、英語流暢,加上教學認真,又有愛心,在萬丹初中很快就成了名師。潮州高中的教導主任,也就是名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禮聘她去任教。後來她又轉任善化中學、台南女中,最後北上成為超級明星學校建國中學的英文老師。但無論這一家人在台灣何處落腳,每週日去教會時,都有不同單位的特務各自跟蹤。長女張磊在學校時,教官多次盤問她的同學,為何要與「匪屬」一同禱告?

  張敏之的骨灰罐起初暫放收費較廉的偏遠寺廟裡,但後來因無力負擔,只好放在長女張磊的學生宿舍置物櫃中,小女孩每天都要面對父親的骨灰好幾次,而當年誣告張敏之為匪諜的煙台一分校校長趙蘭庭,他的女兒與張磊竟成了同班同學,王培五就以聖經的話語提醒女兒:「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結果兩人成了好友,上一代的恩怨未曾波及下一代。

  張磊因家境關係而讀了公費的護校,畢業後在立法院當護士。有一天因公車誤點而遲到,竟遭應診的「老賊」(學名就是資深立委)喝斥:「別人可以遲到,你這個『匪屬』不可以。」害她痛苦地跑回屏東向母親哭訴。她事後回憶:「後來替那個老立委打針時,本想扎得重一點,好消心頭之恨。但想起母親勸我的話,基督徒不可如此,就不敢再有這念頭了。」後來她在屏東基督教醫院任職,最後赴美。1963年5月,王培五任教於台南女中時,致函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大慶,請求解除特工對全家的長期監視與列管,但沒獲得回應,在人事資料上,她始終是「匪妻」,子女也依然是「匪屬」。

  在王培五堅定的信仰倚靠下,兒女都奮鬥有成。次女張焱也讀了公費的護校,後來移民加拿大。長子張彬、次子張彪、三子張彤與三女張鑫,全都是台大畢業,赴美獲博士學位。如今六個子女都在美國各地安居樂業,十三個孫兒全在美國一流的大學畢業或肄業中。見證了聖經上所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熄,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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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春天,革命實踐研究院結訓時,老蔣以院長身分召見學員代表,江蘇籍國大代表談明華,因抗戰時在山東曾與張敏之共事,趁機向老蔣「告御狀」。談話本來每人以五分鐘為限,侍衛以手勢暗示談明華出來,老蔣卻令他回座,詳細聽完後,再令他回去呈上書面報告。老蔣閱後佯作震怒,令總統府參軍張公度調查。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也坦言:「這是人命關天,應給一個交待。」但陳誠的答覆卻是:「要為國家留點顏面。」

  此案被擱置兩年,到了1954年2月,國民大會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時,老蔣推出陳誠為其連任的副手,山東籍國代認為機會來了,乃在大會前夕,由秦德純、裴鳴宇、張敬塘、談明華及張志安五名國代向大會登記重提此案。要求一.懲辦兇手,二.慰問被害人之家屬,三.解除株連人士之歧視待遇,四.准許被捕充役之學生復學等四項要求。陳誠得到風聲大驚,緊急約見五位國代警告:「此案不可提,以免影響美援。」只承諾當選後覆審。

  陳誠當選副總統後仍兼行政院長,曾去函國防部要求組織特別法庭覆審,並要求將審理情形詳情具報,但保安司令彭孟緝,此時已是小蔣跟前最獲信任的情治首領,他堅持不開庭懲兇,陳誠也無可奈何。同時陳誠在此案也有分,白紙黑字批准槍決就是他,因此也不希望翻案。最後只辦了一些小角色,像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調副軍長屆齡退伍,政治部秘書陳復生被捕旋獲釋放,參謀長劉蒼惠調職。但原司令官李振清則不降反升,調為保安副司令,成為彭孟緝的副手。

  1954年六月,原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他曾派軍艦接運過張敏之等八千名師生,很清楚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正擬組織特別法庭,卻不知為何忽然「病故」,總長遺缺由彭孟緝接任,此案昭雪更無希望了。1954年到1970年,長達十六年的時間,經歷兩次總統選舉,但國大代表身價已跌,難以運作。尤其1970年山東老國代追問此案,老蔣的答覆是:「待復國後再究辦」。五年後老蔣駕崩,到1982年談明華謝世,五個提案人全部過世了,本案也告終結。

  1979年台美斷交後的第一年,小蔣為安撫人心,廣邀海外學者來台,舉行政治大拜拜的「國建會」,張敏之的「匪屬」長子張彬,竟獲邀以「傑出學者」的身分出席。原本想提案伸冤,但因戒嚴令始終存在,臨時條款限制了平反的可行性,張彬乃失望而回。1989年是張敏之蒙難四十周年,六個子女都在美國事業有成,而這時連小蔣也死了,不會再有顧忌,決定再接再厲為父親伸冤。但李登輝雖將國防部長交給文人陳履安出任,陳履安卻是陳誠的兒子,要讓兒子追究老子當年犯的錯,的確也是強人所難。

  到1992年6月陳履安辭職,部長由另一個文人,也就是時任台大校長的孫震接任。孫震自己就是山東流亡學生,對本案十分明瞭;而副部長王文燮、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陸軍總司令李楨林三位二級上將,也都是山東流亡學生。一個部長加九顆星星,大家都以為平反有望了。但時任內政部長的許水德,卻表示不可能。於公,當時仍未制定相關的法律,平反冤案內政部無法可依。於私,當事人彭孟緝仍健在,陳誠之子陳履安又貴為監察院長,因而本案再度石沉大海。

  1999年在張敏之遇難即將五十周年時前,台北傳來了好消息,行政院終於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匪諜與叛亂案補償條例」。而作家柏楊提到,為了籌建紀念所有政治犯的「綠島垂淚碑」,曾去總統府面見李總統,而他竟主動提起外省人最恐懼的「澎湖案」。他向柏楊透露,其實歷任閣揆與法界首長,包括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及法務部長廖正豪,都清楚這件案子,但問題牽扯太大,八千人要平反恐怕不易。不過,李總統還是說了:「這麼多師生追隨政府來台,卻遭到如此下場,的確是極為特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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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雖是蔣家欽定的接班人,日後貴為總統,還兼國民黨主席,但在白色恐怖時期,也曾遭遇情治機關的迫害。雖不至於像山東流亡學生那樣悽慘,但他感同身受,願意主動關心澎湖案,已經難能可貴。「澎湖案」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求償被退件,張敏之的家人此時對政治與司法平反也死了心,只盼望在歷史上留下紀錄

  早在1988年,張敏之的幼子張彤,就結合了山東在台同鄉會,透過《山東文獻》,在台灣廣徵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經過的文章,匯集成冊。此項徵文活動,獲得同鄉一致的支持,當時尚未辭世的斐鳴宇、周紹賢、徐承烈等鄉前輩都惠賜了大作。張敏之的學生時任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銑、政大教授李瞻等諸位先生,也都寫了追悼恩師的文章。裡面收錄了第一手的資料,對整個事件做了有系統的回顧與分析,是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獻,也令關心此案的我,更加清楚它的來龍去脈。

  張敏之的幼子張彤,自幼聰穎,台大畢業服預官役後赴美留學,25歲就獲得史丹福大學電機博士,為該校最年輕的博士,現任泰安科技公司董事長。1999年夏天,他請資深新聞工作者劉台平、高惠宇二人協助,為澎湖案寫了一本十多萬字的書,希望在12月11日張敏之殉難五十週年紀念日出版,然而在國內卻因無商業價值,無法找到廠商出版發行。其實這個結果不難想像,因為這八千名學生在當時確曾遭受迫害,但日後很多人卻又成了高官或將領。出版這一類的書,不只是陳誠、彭孟緝這些人的後代不滿,當年的某些受害者也未見得領情。

  這本書最後落到國民黨經營的正中書局,某些黨工同情張敏之一家人的遭遇,打算印個幾百本庫藏,也不對外發行,讓關心本案者自行留作紀念即可。然而因為隔年就要舉行總統大選,而宋楚瑜要脫黨參選,黨內氣氛詭譎,原本承諾可協助出版的好心人,也在壓力下被迫放棄,但他卻將本書介紹給了出版界的好友,也就是文經社社長吳榮斌先生。

  吳社長雖是本省人,與本案毫無關聯,但曾在搭計程車時,聽一位山東人的司機提起,讓身為基督徒的他非常同情。因而在接到這本書的草稿時,不顧業務與行銷人員的反對,堅持要出版本書。但他只有兩個條件,一是本書必須改回第一人稱,就是要以王培五女士的回憶錄形式出版;二是本書必須以基督徒的立場寫作,也就是尊重張校長夫人愛與寬恕的精神,書名定為《十字架上的校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要修改達成這兩項要求,確實不容易。

  然而當時吳社長、張董事長與我在一起禱告後,就秉持著聖經裡利未記提到的「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根據猶太法律,土地耕作了六年後的一年(第七年)是安息年,這一年不耕作,讓土地休息。而每七個安息年之後的一年,即每四十九年之後的一年,就是聖年。在這一年裡,大地都要休耕,奴隸重獲自由,債務一筆勾消。而這年剛巧是張校長殉難五十週年,所以我們禱告後相信,這是神的美意。無論如何辛苦,都要在12月11日前,讓這本書順利出版。

  12月10日(星期五),張校長殉難五十週年前一天,恰巧就是世界人權日,柏楊先生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了「沒有終結不了的暴政」,介紹了《十字架上的校長》這本書。12月11日(星期六),我們在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追思禮拜,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當天先為我們發了特稿,讓教會擠滿了數百人,電視新聞連線播出,晚報與隔日的報紙都是滿版介紹。在社會各角落的受難學生紛紛投書,報紙也持續刊出。

  12月14日,民進黨前立委謝聰敏,他雖是因台獨案繫獄十多年的老政治犯,但卻非常關心當年山東人的難友。他與同樣關心本案的新黨前立委高惠宇,雖然都落選未能連任,卻依然不分統獨立場協助平反。透過民進黨立委范巽綠出面身申請,我們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兩位民進黨基督徒立委蔡明憲與陳光復,也不分政治立場,到場聲援當年忠貞的國民黨員張敏之。經過媒體的持續關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在次年1月25日,又召開了一次董事會,審查通過了上次沒通過的張校長補償案,獲得最高基數六百萬的理賠。

  2007年7月11日,澎湖案58週年紀念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文,建請政府於事件發生60周年前,籌建國家紀念碑,並將相關史實納入國史、軍史及教科書,以彰顯反獨裁專制的人權立國理念。族群事務部楊長鎮主任與高丹華副主任,也在7月13日澎湖案當年的事發地點澎防部操場,舉辦了一場紀念會,由張彤、山東流亡學生代表陸超、前立委陳光復、謝聰敏、民進黨澎湖縣黨部主委陳慧玲與我,一起為受難者默禱,並在安息號樂聲中海拋鮮花,為這宗台灣最大的白色恐怖,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澎湖案」畫下句點。

  在阿扁與教育部忙著拆中正廟的牌匾,希望激化族群對立來催票的當下,回想當初那些與我一起奮鬥的黨外與民進黨朋友們,還有至今仍在忙著為阿扁、杜正勝擦屁股的族群事務部的黨工們。我真的很想告訴民進黨的支持者,最懷念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人,絕不是那些退伍老兵、也不是那些過氣政客,更不是那些外省權貴,而是我這個單純的基督徒,因為那時候我相信自己真的有朋友,民進黨的朋友。

  澎湖案國家紀念碑的興建遙遙無期,中正廟的牌匾卻拆得乾淨俐落,假如民進黨的支持者能要求執政者多建少拆,先建後拆、快建慢拆,台灣才有機會走出仇恨與悲情的桎梏,這樣也才是一個真正新而獨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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