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之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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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與現實
   

歷史有時輪回似地出現一些相似的情節。大約西元前二世紀,羅馬征服了希臘。但長期耽于征戰的羅馬人一接觸到希臘文明,立即被震憾了。整個地缺乏自己高水準文化的羅馬人在輝煌的希臘文明面前象鄉巴佬似的自慚形穢。希臘文明以無法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它的軍事征服者,希臘的哲學、藝術、文學和各類學術勝利進軍羅馬,佔領了羅馬的文化生活,從許多方面改變了這個軍事民族的性情。羅馬人拼命模仿、吸收希臘文明成果,又著力于創造適合一個已有龐大疆域的世界帝國的法律、政府機構和組織,探索對納入帝國疆域中各民族有聚合力的政府治理原則——這種原則的基調是明智、寬厚而不是單靠軍事力量這種盲目的壓迫工具,形成了繼承希臘文明但又有別于它的羅馬文明。西元五世紀,征服者被征服的一幕又在強悍的北方蠻族與已衰落的羅馬帝國的關係上重現了。英國史學家J· 布賴斯在其《神聖羅馬帝國》一書中對此作了生動的敍述,對其歷史後果作了發人深思的分析。
   
   
當陶醉於自己的偉大而早已疏于習武並陷於腐敗的羅馬帝國在日爾曼人大規模入侵下趨於崩潰時,帝國曾經擁有過的最持久的歷史、最遼闊的國土和最令人驚羨的國威和輝煌,甚至包括那些被搗毀了的宏偉建築的斷壁殘垣,都對日爾曼人産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震懾力和吸引力。對其中目光遠大的蠻族領袖來說,羅馬靠許多代人的智慧和努力建立起來的國家的牢固結構、它賴以支撐的一整套法律、基督教及其儀式的莊嚴神聖,尤其令他們敬畏。征服者屈服於羅馬聲名的魔力,心儀於羅馬的法律和宗教對人的野性力量的約束作用,選擇了用他們的力量“以繼續並維持羅馬盛名的光榮”,而不是消滅羅馬的名稱,建立一個日爾曼帝國來代替它。
   
   
而瓦解中的帝國縱然早已四分五裂,還在蠻族攻陷羅馬城之前自己就分裂爲講拉丁語的西羅馬和講希臘語的東羅馬(即拜占廷帝國);羅馬城被攻陷,蠻族在476年最終滅了西羅馬帝國,縱然標誌著羅馬帝國在事實上已壽終正寢,但舊帝國版圖中飽經入侵災難和潰敗屈辱的各民族仍然懷有一個信念:堅信這個有著傳奇般偉大、並使一切臣民共同享有羅馬公民身份的世界帝國是永恒的;他們仍然共有同一個帝國國民性的觀念,堅持自稱羅馬人。尤其對於據有羅馬城這個帝國首都,並長期充當羅馬文明代表的義大利人來說,帝國情結更是深厚,儘管他們自身已是異常墮落。面對伴隨分裂、戰敗而來的混亂無序、野蠻無知,統一的世界帝國昔日的輝煌既是一個回憶,也是一個期盼。

   
   
征服者和舊帝國疆域中被征服的臣民就這樣擁有了一個共同觀念:相信羅馬帝國是世界秩序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後來發生的一切,正是這樣的心理意識與歷史的、現實的、物質力量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於是西元800年耶誕節,在羅馬的聖彼得教堂上演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戲劇性場面:羅馬主教爲當時已成西方霸主的法蘭克王查理戴上帝冕。隨著主教帶頭高呼“查理·奧古斯都”、“羅馬人的皇帝”,教堂內外歡聲雷動。從這一刻起,滅於476年的羅馬帝國在西方復興了,它與東部沿襲了羅馬帝國名稱和體制的拜占廷帝國形成對峙,羅馬教會也通過主教行使加冕權而擺脫拜占廷控制,成爲西方基督教的領袖。
   
   
查理大帝的征服活動和羅馬主教的加冕創舉復活起來的羅馬帝國是一個奇特的産物。這個世界帝國的軍事物質力量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法蘭克王國,它的首都和作爲它精神中心的教會卻在山脈以南的羅馬。而且帝國一開始就有了一個其精神權力疆域與帝國行政權力疆域相等同的教會,在皇權旁邊共生了一個教權,二者間將發生的既依賴又爭鬥的關係,構成日後影響西方歷史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從查理開始,皇帝都是日爾曼人,在羅馬帝國滅亡前曾長期居於帝國中心的義大利在復興的世界帝國中事實上淪爲了北方強國的屬地,這又埋下了日後無數衝突和戰爭的根子。這個帝國雖然後來號稱“神聖羅馬帝國”,卻並不像這顯赫名稱所宣示的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和偉大古代的繼續。除查理大帝和奧托大帝等極少幾個強有力人物之外,名義上有無限權力的皇帝根本主宰不了廣大疆域裏的世俗事務,約束不了那些野心勃勃、自行其事的蠻族部落首領,皇帝在實際上的微弱無力使帝國成爲一個虛名,在一切方面,它都只是輝煌過去的黯淡陰影。
   
   
然而,它作爲一個信仰的共同體是真實而富有生氣的。它承擔和體現了一個偉大理想。那是古羅馬時期播下的,又由於基督教的強化、傳播和保存而在羅馬帝國滅亡後仍然埋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理想:一個世界性的國家是人類共同的家鄉和普世和平的保障。這個理想在戰亂和衝突的西歐現實中是一個夢。正如作者在比較神聖羅馬帝國同拜占廷的東羅馬帝國時指出的,神聖羅馬帝國“除了就它與日爾曼王國的合二爲一而言以外,只是個人類統一的夢想”,而“東羅馬帝國是個現實”。因爲東部是穩定的、延續的,而在西部,神聖羅馬帝國不過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對統一和普遍性的追求,現實中的西部卻一直被混亂、動蕩所困擾。可恰恰是混亂、動蕩但保有了一個夢想的西部活力噴湧生機無限,進行著各種實驗,而且,“好幾次成爲幾個偉大原理相互衝突的劇場”,例如世界性和民族性,普世和平與民族解放等偉大原理。正因爲神聖羅馬帝國是個權力不穩的糅合體,它在現實事務中軟弱無力,這使西歐民族國家的興起有了空隙和條件。但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帝國代表的理想和教會始終堅持的普世教會地位及普遍性呼喚與民族性籲求構成一種經常衝突卻富有建設性的關係,它使歐洲民族在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時又同時持有人類團結、世界一體的理想,因而得以擺脫孤立、狹隘和猜忌排斥。結果,一個形同虛名的世界帝國卻因其體現的理想而曾經是團結歐洲、教化歐洲的力量。
   
   
帝國早已過時,但在那個時期蘊釀出來蓄勢待發的各種力量既衝突又互補,經若干世紀的努力和奮鬥,創造了當代歐洲的新秩序,這個秩序相容了民族的利益和歐洲大一統的古老理想。正如昔日混亂、動蕩但有一個偉大夢想的西部和穩定、延續而缺少偉大原理或夢想的東部之間呈鮮明對照,現今,她與東部固步自封、壁壘高樹,沈溺于和受害於民族仇恨的現狀又成一個意味深長的對比,與某些既缺對人類共同理想的尊重又缺相容多種原則之氣度的國家動輒民族主義狂熱大發作的現狀也成意味深長的對比。這類我們可以觀察到的對比,印證了一百多年前問世的《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基本思想:偉大理想具有塑造現實的重要作用。
   
   
1999.8.1
   
   
《神聖羅馬帝國》商務中譯本,九八年版

『肖雪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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