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

雲荻

之前在介紹史景遷的時候，提到了他的老師是芮瑪麗，而芮瑪麗的代表作品其中之ㄧ便是《同治中興》
以下就稍微介紹這本書，不過摘要最後面的一部份並沒有摘得很好，這是因為我的偷懶^^"

芮瑪麗著(Mary C. Wright)，房德鄰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前言：

芮瑪麗是美國著名漢學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於1970年去世，在《同治中興》之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歷史和歷史職業》、《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等等。《同治中興》於1957年問世後，立即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注意，對它進行了評論。由於這部著作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所產生的影響，也由於它出版後的幾年中，又出現了一批重要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芮瑪麗對全書做了一次修訂補充，於1962年再版。在《同治中興》中，作者詳細敘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員為中興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實行的各種措施，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外交各個方面，闡釋了中興所依據的社會思想，揭示了中興“幾乎”成功的內在機制和最終失敗的歷史根由。

芮瑪麗是費正清的學生，在闡釋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時，她沒有跳出西方流行的的「衝擊─回應」理論模式，不過本書她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社會內部如何做出回應方面，強調儒家在其中的作用，與其說是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其實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最後反抗。

摘要：

歷經了嚴重的內憂外患，1860年代開始，中國的情勢似乎有好轉的跡象，恭親王和文祥經歷了1860北京被佔領的事件後，逐漸認識到外國人太強大了，不可能戰勝，但是他們卻會遵守正式條約的條款。雖然英法聯軍依舊發生了，但是19世紀60年代的外國政府認為革命和征服都是令人厭惡的，要盡一切努力回避，正由於這樣的對華政策，中國政府能夠在沒有外來大壓迫的情況下，自由來解決中國問題。西方的合作政策作為此時期的外部條件，如英國政府自身所採取並迫使其他列強遵守的是一項不干涉及有節制的合作，與此同時，外國私人集團利用不穩定局勢而漁利的過分之舉也受到有效的遏制。總理衙門的設立作為中國外交體制近代化的一個標誌，官員認知到中國的長遠利益是依賴於條約的法律效力。國際法的引進，專門外交人才的增多、同文館及其他類似機構的成立引領西學傳播，這些都有助於開拓外交。合作政策一詞到了1864年已有了一公開的單一涵義，即為了確保和平解決爭端並使中國逐步現代化，以英美法俄為一方同中國合作，此政策並不意味中國是西方的殖民地，相反地，為恢復並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幫助，這不只是為了中國，西方列強也意識到，他們的利益依靠著一個中央政府的存在。不過中國人對外國人最終意圖的潛在懷疑一直存在著，外國傳教士和商人也常和他們自己政府持不同意見，這都為同治中興失敗埋下了伏筆。

同治中興成功的部份，是伴隨著社會賴以依存的儒學的復興，中興真正的締造人物是高級文武官吏，更正確的說，鎮壓叛亂、復興清朝的人物基本上是文職官員，是科舉制度的產物。而在1860-1890間，滿漢畛域也漸趨消失，太平天國事件已証明了滿漢兩個集團利益的一致性，漢人有能力的官吏也受到重用，並且實際上滿漢統治階級已聯手成一個由漢人佔優勢的統治階級，致力於維護儒教國家。所以中興的基本思想就在於理學，尤其禮的觀念更再現為支配中興時代社會思想的力量，社會控制手段不是法律而是由懲罰(刑)所補充的社會規範(禮)，政府主要是個發揮道德力量的政府，中興政治家們的首要任務，就是重新強調儒家社會原則，使它們為文人學士和普通百姓所接受，中興的政治家們並不希望開創一個新社會，只是想恢復一個能經過調整便繁榮昌盛的社會，而這些變化只是方式上的變化，非目標上的變化。

要恢復傳統，就得先重建文官政府，同治時期的主要官吏都是非常有才幹和開明的，如文祥、曾國藩等人，不只在能力上，在道德方面也很傑出，並且極於復興求才制度，薦舉制也成為科舉制度的一個必然而重要的補充，在收復地區的首要行動之ㄧ往往便是宣佈重開科舉，很盡力地想要把科舉能為現實問題服務，藉口古代科舉就是用來改進政治的，所以在科舉的試題上也多與時事有關，非常看重科舉，同治時期在實踐上卻已是人才薈萃。另外察覺到捐納的不良後果，因而開始有鼓吹廢除或是有妥協的改變，甄汰官吏和打擊腐敗一併進行，雖然成果有限。根據中國人觀點，稱職的官吏必須是一位通才，私人幕僚制在這期間特別盛行，但是幕僚也同官員一樣，成為傳統儒家的一部份，中興官員在處理專門化的問題上，努力表明能掌握新技術，但是又要保持儒家改革者的身分，這無疑是很難兩全的，若是僱用外國人做專門人才，又幾乎沒有外國人能夠適應儒家價值觀念體系。

中興期間，各地的叛亂雖然還未平定，但已有逐漸弭平的趨勢，威脅的減低被視為是中興之臣的能力證明。而要怎樣才能在清軍恢復的地區實現真正的安定變為優先考量的大事，清政府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恢復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安置流民，並且要重建地方行政，例如注重地方官的品質、恢復士紳的作用，這些人依靠圓熟的處世技術，而非專門知識發揮作用，改善行政管理，而不是改進法律。但是地方統治日漸受到西方的衝擊，新興買辦開始具有影響力，加以傳教士的問題，中興政府依靠儒學的復興，卻又依賴同外國人的關係，因此政府恪守條約，它勸導士紳接受有限的制度改革，因為唯有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才能有效進行統治，但是抵制改革的力量卻根植於士人對普通人民的影響力中，當下層士紳堅持全面保衛現存秩序時，卻促進了崩潰。

秩序要重建，還有另一方面也須兼顧，就是經濟，中興的目標是重建一個樸實和穩定的農業社會，在此社會中提倡節儉，強有力地抑制政府開支、紳士的奢侈和農民的物質慾望。它並不打算建立現代經濟的基礎，採取的一些補救措施是不成熟、敷衍和彼此矛盾的，因此抑商便是重視農業，譴責謀利行為的自然結果，國外貿易比國內貿易更受到傳統的限制，中興政府沒有任何鼓勵商業復興的政策，但也沒有旨在扼殺商業，因為怕遭到外國人及其所庇護的中國人的反對，所以對商業政策來講，缺少一個總原則和計劃。清政府的財政猶如一團亂麻，整個系統缺乏嚴格的監督，即職能依賴於人，而不是方法，官員滿足修補舊的機制，卻從未想到要徹底改造制度，此制度維繫於中央集權，同治時期較為安定的環境是支持這財政制度還能運轉的主要原因。

自強運動集中在軍事方面的改革，目的是為了保衛傳統社會免遭西方的侵略和內部的顛覆，中興的領導者相信，軍事方面的成功要比其他方面更依賴品行端正的人才，湘軍和其他軍隊的領導者都是士大夫，他們對現存國家的維護和加強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就整體而言，軍事人才是缺乏的，難以應付軍事現代化的挑戰。地方軍隊國家化、爭取公眾的支持、裁軍、武器的現代化、僱用外國軍官和技術人員都是自強運動的內容，但是軍事改革計畫失敗了，因為它是建立在對改革對象的錯誤認識基礎之上的。

《天津條約》的修約突顯了中興最主要爭論問題的橫切面：面對英國商人和歐洲列強的反對，英國政府是否應當繼續推動合作政策；通過有限的內政改革，中興政府是否能夠穩定秩序，提高統治能力，復活儒學和建立一支強大軍事力量。《阿禮國協定》被否決和天津教案的發生，恰恰構成了這一歷史時期終結的標誌，中興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體制內的改革在此遭受失敗，以後要想改革越形艱難。

雲荻

同治中興的中興之名，是對照其後清朝狀況，而自比為整個中國歷史上四個偉大中興之一，尤其漢代中興最重要的是鞏固了儒家學說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因此被視為典範，更把同治中興與之齊名。綜觀來說，此時期的確有比較安定的環境，第一次近代化運動也在進行，雖然只是器物層次在做改革，至少清廷已體認到要改變以往的觀點，在外交上也做了很大的突破，總理衙門雖然一開始是臨時性的，但是很快地它就成為一個正式的和永久性的辦理各國事務的機構，新的成員也漸是獨當一面的外交專門人員，雖然總理衙門的大臣的成功是在於「發展了與外國公使之間的親密友善的關係」(P281)。另外書中也提到，「外國外交官的中國化和與總理衙門的西化，是相輔而行的。」(P280)，這都為合作政策打下良好基礎。作者在書中詳盡地從政治、社會、經濟等角度來印證同治中興的成效，但不只是歷史事件的陳述，是從中有一個脈絡，並且說明了為何同治中興最終還是走上失敗一途。韋伯認為基督新教倫理的其中一部分精神，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賺取財富變成是榮耀上帝的一種方法，但是同治時期的清朝官員以及士紳，卻是認為回歸舊秩序才是最好的選擇，他們是「偉大傳統的真正保守派，生活在一個制度上的革命性變革已不可避免的時代。」(P82)，在這個契機上，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


此書給我一種感覺，即同治中興人才薈萃，不管是滿人還漢人，所以才有可能造成同治中興，那是否沒有這群人物，也就不會有所謂的中興了呢？依賴於個別官員的特殊才能，又怎能持久呢？另外作者在書中對曾國藩的評價很高，以及對朝廷一方有很明顯的感情投入，很多人都對此點批評，作者在第二版的序言裡指出：「我認為在一部以清帝國努力重建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基礎為主題的著作中，感情的投入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P2)，曾國藩的日記也表明「他受到上級和部下的一致尊重，並受到了解他的外國人無可置疑的真誠讚譽」(P3)。此書的確在閱讀時會有此種感覺，但是作者並不是無稽之談，而是以大量史料做背後支撐的依據，有憑有據，這樣一來此書仍不失它的地位。

作者認為，中興政府所面臨的地方管理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地方士紳對外國人日益增長的仇恨，清廷為改善外交地位採取的每一個慎重步驟都可能疏遠士紳集團，偏偏他們又不得不依賴士紳，這就造成了矛盾，尤其在教案的處理上。我覺得中興的失敗不僅是中國的原因，雖然合作政策被承認，但像俄國暗地裡還是繼續擴張領土和擴大獨占的特權，俄國駐北京公使的權利有很大部分移交到西伯利亞總督，而中國根本無法與之打交道而減少傷害。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和外國政府的意見不合，也導致了潛在的危機，迫使外國政府必須要趨於他們的壓力。本書著重的焦點雖然在於中國自身的過程，沒有放在西方如何衝擊，不過「制度的崩潰只是證明這樣一點：中國人的觀念─無論它可能具有怎樣內在的價值─很難適應現代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組織。」(P173)，我覺得仍是含有「衝擊─回應說」的觀點。「中興時期的中國缺乏未來才是人類的黃金時代的信念，而是將過去的儒家社會秩序視為人類成就的巔峰」(P239)，同治中興想要進行有限度的變革就可以達到再造繁榮的期待，是不可能實現了，中興時期的人物或許是看見了變革的需要，但卻看得不夠遠，我不覺得他們想回復儒家秩序的社會是往後看，是倒退的行為，極度穩定的社會裡怎驚得起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此次改革雖然失敗，但往後的改革中，才看得到進步。

有些學者認為，根本沒有所謂的「同治中興」，因為地方政權一旦建立，就得繼續下去，中央已經衰落，地方勢力已然有龐大的傾向，但是芮瑪麗認為，中央繼續擁有大權，督撫們的所作所為與清初的「三藩」很不一樣，皇帝在十九世紀後期任免官吏的權力，像鴉片戰爭前的年代一樣，事實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李國祁〈論劉坤一在江西〉等人的文章，證實了此觀點。並且儘管私人幕僚的認用在同治年間大為流行，私人關係是很被重視，但是像湘軍及其許多所屬單位很重視專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

同治中興是中國人試圖利用儒家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的理論進行有限度的改變，這改變也包含了學習西方的事物，聘用外國的人才，但其目的和結果都跟日本明治維新完全不同，這樣一個發展，也間接地或直接地影響到日後中國情勢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