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天下創世

相信熟知麥克納馬拉的人 都知道他是冷戰時期的主要決策者 歷任福特汽車總裁 甘迺迪與詹森時期的國防部長  也被認為是越戰的主導人 我前天早上6點看了一部紀錄片 叫戰爭迷霧(2004年奧斯卡
最佳紀錄片)也就是在講他的一生 1戰後出生 參加過2次大戰 負責籌劃過B29轟炸日本的任務 戰後成為福特汽車總裁 安全帶的提倡者 以及精明的管理與行銷 成為第一位非福特家族的外人總裁 但等
甘迺迪政府上台後 受其邀請成為國防部長 經歷過古巴危機 越戰 卸任後又做上世界央行總裁 他擁有豐富的一生 不過身為越戰的策劃人 當然也受到不少批評 以下的回憶錄 便是他對越戰的懺悔錄

天下創世

讀後感想

越戰乃是美國歷時最長也最不得人心的一場戰爭 麥克馬拉是越戰的主導人 1968年離開伍角大廈
近20年才寫書懺悔 但此書顯然有矛盾點 例如他在回憶錄的最後表示 美國在越南作戰八年是出於善良及誠實理由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令人懷疑 不過此書也是有到公正觀點立場上 對於想了解越戰時期
美國政府如何運籌帷幄 是一個非看不可的好書

越戰使我了解到一點就是圍堵政策 骨牌效應論的迷思 越南這國家 對美國人來說 在當時是個根本不知道在哪 也不了解為何要幫助其作戰 美國一向講求利益 冷戰建構體制下也是蘇與美的利益衝突 但是幫助西歐復甦以及保護日本美國不論是在戰略上 經濟上都是有利可圖 卻為何為越南而戰 美國在越戰投下大筆金錢 卻沒獲得任何利益 那為何又要投50萬美軍進入叢林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便是骨牌效應論 泰國 東南亞各國 不 只說中南半島便可 一但越南赤化 中南半島勢必也會赤化 最後會危急
到整個東南亞 這才是美國開打的主要原因

美國政策的一變在變也是越南失守的主要原因 號稱東南亞民主基石的吳庭艷政府遭到美國政府的不支持 反而轉向支持西貢政變 結果吳庭艷被殺 越南政局一變在變 1年就換了6個總統

北炸的引爆 也是情報的誤傳所致 但就算情報沒有誤傳 越戰還是遲早會爆發

如果認為是美國西方民主對抗東方蘇聯共產 這是正義之戰 但這原本代表著正義的戰爭換來的是
5萬8千人死於叢林之中 麥克馬拉也被責難的很慘 這本說也可以說是揭示了一個因越戰而備受心靈及良心折磨的當事人的心路歷程  

麥克納馬拉把越戰的教訓作為美國人對越戰現代記憶的重要部分是很有道理的
無疑 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公正記憶取決於對其教訓及經驗的深入總結 如何分析及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 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對該事件的現代記憶

現在 就歸結麥克那馬拉對於越戰失敗的11點原因

1　美國錯誤判斷了越南的動機 高估了越南行動對美國的威脅
2　美國把自己的經驗套到南越身上 對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
3　美國低估了民族主義對越南人民的推動力
4　美國在越南的錯誤 反映了其對越南的歷史 文化 政治的無知 美國缺乏這方面的專家
5　美國沒有意識到現代化軍隊 高科技裝備及先進理論在對抗特殊的 高度動員的人民運動中的局限性
6　行政部門在決定重大步驟前 沒有同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開誠佈公的討論
7　因為決策者在越戰問題上向美國人民解釋不力 導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廣泛支援
8　決策者未意識到美國不是無所不知 美國無權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別國
9　在美國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脅下 其在越南的行動應該與多國部隊配合 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援但美國沒有做到這一點
10　美國沒有意識到在國際事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直接答案的
11　行政部門不能有效地處理特別複雜的政治及軍事問題這種組織缺陷也是美國在越南失敗的重要因素

天下創世

附錄  六十年代的核戰危險及其對二十一世紀的借鑒意義
　　我們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居民，繼續生活在核破壞的風險之中。今天，美國的戰爭計劃與六十年代一樣，規定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但一般的美國公民並未意識到這一事實。毫無疑問，在一九九二年布什總統與葉利欽宣佈已就大量削減美國和俄國的核儲備取得一致意見時，美國公民們會感到意外與驚喜。目前，世界上有四萬到五萬枚核彈頭，其全部破壞能力是夷平廣島的原子彈的一百萬倍。假設ＳＴＡＲＴ１條約中的削減計劃能夠實現，那麼全部核武器的庫存將會減至兩萬枚左右。布什和葉利欽同意進一步削減，這將使五個已被承認的核大國在二○○三年總共擁有近一萬二千枚核彈頭。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舉措。然而，即使美國國會和俄羅斯議會批准了這項協議——這還不能被完全確定——世界各國遭到破壞的風險也只是有所降低，而遠非被徹底排除。我懷疑倖存者——如果有的話——是否能分辨出，一個有一萬二千枚核彈的地球與一個有四萬枚核彈的地球之間，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我們能否可以就此止步呢？
　　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冷戰的結束，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核武器的無益以及由於其繼續存在而帶來的巨大風險。同時，這種情形也帶來機會和危機感，迫使五個公認的核大國（美國、俄國、法國、英國和中國）重新審視他們的長期核計劃。我將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核戰略，我認為，我們應就它們展開廣泛、公開的辯論。我相信，這種辯論一定有助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可達到的限度內，我在這個句子下面劃了線以示強調——我們應退回到一個無核的世界中去。
　　為證實我的觀點，我列出了以下三點：
　　一、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經歷——特別是最近從中吸取的教訓——清楚地表明：由於我們和其它核大國擁有大量的核武器，我們必將面對使用它們的風險。
　　二、從軍事角度而言，這種風險已不再具有——如果說它曾經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三、最近幾年，在一些第一流的防務專家中，關於核武器軍事作用的觀念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當然不是大多數——闡述了與我相似的觀點。
　　首先，讓我們看看古巴導彈危機。今天，人們已普遍認識到：蘇聯、古巴和美國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的行動已將三國置於戰爭的邊緣。但人們當時並不知道，而且直至今天也沒有廣泛認識到，當時的世界已瀕臨一場核災難的邊緣，而三個捲入的國家中卻無一曾企圖製造這樣的風險。
　　當蘇聯一九六二年夏秋之際向古巴運送核導彈與核炸彈時，危機就開始了，蘇聯的行動是秘密的，顯然企圖掩人耳目。導彈與炸彈以美國東海岸的沿海城市為目標。一架Ｕ—２型偵察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拍下了部署核彈的照片，這些照片被送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總統和他的安全顧問們意識到，蘇聯的行動已構成對西方的威脅，因此，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發佈命令，在海上對古巴進行封鎖。封鎖行動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開始實行。同時準備了空中打擊和兩棲登陸行動。根據這項緊急行動計劃，第一天將出動一千零八十架次戰鬥機進行空中攻擊，並且，一個總數為十八萬人的登陸部隊也已被集結在美國東北部港口。
　　在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和十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危機達到了頂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沒有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公開宣佈他們已經運回了導彈，那麼，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約翰·Ｆ·肯尼迪的大部分軍職和文職顧問將建議實施打擊。
　　為了弄清楚是什麼引起了危機，以及怎樣在將來避免同樣的情況，蘇聯、古巴和美國參與有關決策的高級官員們在長達五年之久的時間裡，舉行了五次會議來進行會談。一九九二年一月由菲德爾·卡斯特羅主持，在古巴的哈瓦那舉行了最後一輪會談。一九八九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輪會談的結論清楚地表明：所有三個國家在危機前後所做出的決定，都由於錯誤的信息、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考慮而被導入歧途。
　　我將只列出其中四個例子以資說明：
　　一、一九六二年蘇聯導彈被運進古巴之前，蘇聯和古巴相信美國企圖入侵這個島國，以便推翻卡斯特羅，顛覆他的政府。而當時我們並沒有此種打算。
　　二、美國相信，蘇聯將永遠不會在蘇聯境外部署核武器，但是他們卻的確這樣做了。在奧斯科，我們瞭解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以前，雖然，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武器，但蘇聯的核導彈的確已運進古巴，並準備瞄準美國的城市。
　　三、蘇聯相信，它們可以將核武器運進古巴而不被發覺。即使美國人發現它們已經存在，也不會做出反應。然而，他們再次錯了。
　　四、最後，一些人準備說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用美國的空中打擊摧毀核導彈，並繼之以兩棲登陸入侵古巴。可以肯定，這些人錯誤地相信，蘇聯將不會進行軍事反擊。當時，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只有一隻一萬人的蘇聯部隊，而在莫斯科會談時，與會者瞭解到，當時實際上有四萬三千名蘇聯士兵駐在台巴，並且，古巴本身還擁有二十七萬裝備精良的部隊。這兩支部隊，用他們指揮官的話來講，是決心「誓死戰鬥的」。古巴官員曾估計他們會遭受十萬人的傷亡。蘇聯方面，包括長期任外交部長的安德列·葛羅米柯和前任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都表示，根本不相信美國會認為，在面對這樣一種災難性的失敗時，蘇聯會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做出軍事反應。以上結果非常可能導致無法控制和不斷升級的局面。
　　在莫斯科會議將要結束時，與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從討論中可以吸取兩個主要的教訓：一、在這個高技術武器時代，危機的處理必然是危險的、困難的和無法確定的。二、由於錯誤的情報、錯誤的判斷和某種我剛才列舉的錯誤的考慮，對超級大國之間軍事行動的結果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把握的預測。因此，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於避免危機的發生上。
　　在一九六二年危機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種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瞭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種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托利·格裡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機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機爆發後不久——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離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
　　第二天，蘇聯
　　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極大的危險。
　　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準備向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種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極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Ｗ·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援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朝鮮戰爭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鮮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朝鮮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
　　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什—葉利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裡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援這一觀點。
　　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禦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價，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幾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於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種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禦戰爭的能力。」
　　近幾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並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這三個報告都發表於一九九○年之後：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Ｃ·瓊斯將軍簽署的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擊外沒有其它用途。」該委員會相信美國和俄國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兩千個核彈頭。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威廉·Ｊ·克勞上將。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力量可減少到各自擁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該文在收入一本書時進行了擴充，其中說道：「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將不是二十一世紀初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約在歐洲的最高統帥安德魯·Ｊ·古德帕斯特上將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現存的五個核大國應該將核武器儲備降到每國二百枚，而最終結果則應該是零。
　　這三個報告不應使人們感到驚訝。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軍事和文職防務專家對核武器的軍事價值表示懷疑，以下是他們的觀點：·一九八二年，英國國防總參謀部七位退休參謀長中的五位曾表示，他們相信，根據北約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將會導致災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謀殺前的幾個月說道：「作為一名軍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麼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菲爾德·馬歇爾·卡弗勳爵在一九八二年寫道，他完全反對北約首先使用核武器。⑨·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在布魯塞爾講演時明確表示，他相信，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挑釁，美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攻擊蘇聯。他說：「我們的歐洲盟國不應該總是要求我們，增加我們不可能擁有的戰略保衛力量。因為，即使我們擁有這種力量，我們也不能使用。要知道一旦使用這種力量，我們將面臨文明毀滅的危險。」
　　·原美國太平洋地區陸海空三軍總司令諾埃爾·蓋勒將軍在一九八一年指出：我們的任何核武器都沒有實際的軍事使用價值，其唯一合理的使用價值是，阻止我們的對手使用他們的核武器。
　　·前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一九八七年接受ＢＢＣ廣播公司的採訪時說：「靈活的反應（北約的戰略要求在反擊華約的非核攻擊時，可以使用核武器）是一派胡言。我並不是說它過時了，而是說它只是一派胡言……西方在五十年代形成一種觀念，認為我們將願意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補充所謂常規力量的不足，這種看法從未使我信服。」
　　·尼克松總統的第一任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在《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說：「一個世界範圍核為器零的選擇加上充分的檢驗，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目標……這些武器……沒有什麼軍事上的使用價值。」
　　·前美國空軍總參謀長和前戰略空軍司令拉裡·韋爾奇將軍最近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說：「核武器的威懾力量取決於某些人的相信，即一旦你做出行動，那將是完全沒有理性的行動。」
　　·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國航天司令部的總參謀長查爾斯·Ａ·霍納上將宣稱：核武器已經過時了，我想徹底擺脫它們。」
　　在六十年代初，我就得出了與此相似的結論。在許多次私人談話中，開始是與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後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都曾建議無論何種情況，無論任何限制條件，他們都永遠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我相信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
　　但無論是他們還是我都不能公開談論我們的立場，因為這與北約的現行政策相悖。
　　今天，我列舉了有關核武器作用的兩種完全相對的觀點，一方以現政府、布熱津斯基和裡德為代表，另一方由古德帕斯特、萊爾德和施密特為代表——但是，雙方在一個問題上卻意見一致，即：首先使用核武器來打擊擁有核武器的對手，將無異於引火燒身。因此，我們應該立即開始討論，以為五個核大國的長期方案做出優劣得失的比較。
　　我們可以從下面三個方案中進行選擇：
　　一、繼續執行當前的「持續威懾」戰略。這意味著使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彈頭限制在每個國家三千五百枚以下。布什總統和葉利欽已就這個數字達成了協議。
　　二、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威懾力量——如同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提議，由瓊斯將軍和克勞將軍支援的那樣——兩個最主要的核大國各保持不超過一千至二十枚核彈頭。
　　三、像我與古德帕斯特將軍強烈主張的那樣，所有的五個核大國，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歸無核的世界。
　　如果我們敢於打破那個統治著核大國四十多年之久的關於核戰略的思維定式，我相信我們就的確可以將妖怪放回瓶子裡。反之，則存在一種真實的危險：二十一世紀將可能目睹一場核悲劇。
　　安德烈·薩哈羅夫曾說過：「降低將要毀滅人類的核戰爭的威脅，在所有需要考慮的問題中，是壓倒一切的問題」。
　　他無疑道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

天下創世

第十一章　越南的教訓
　我對越南事務的捲入在我離開白宮東廳那天就結束了。
　　當然，戰爭又繼續了另一個七年。當一九七三年美國最終離開南越時，我們失去了五萬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們的經濟由於多年沉重和不適宜的戰爭支出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社會的政治統一遭到破壞，幾十年都不會恢復。
　　這樣高的代價值得嗎？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一些人則可能更進一步說，蘇聯將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世界各地擴大它的影響，特別是中東。在那裡，他們肯定會尋求對石油生產國的控制。這些人所說的或許沒有錯，但我卻深深懷疑這樣的判斷。
　　當蘇聯、中國和越南的檔案向學者們公開後，我們將會對這些國家的意圖有更多的瞭解，但即使沒有這些材料，我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在冷戰的四十年中是確實存在的。雖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經常誤解並因此誇大東方的霸權和達到那種霸權的能力，但言過其實地認為，我們不能在這種威脅中保護自己，則仍是一種糊塗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今天看來，如果美國沒有捲入印度支那的戰爭，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懷疑，蘇聯和中國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行動和影響會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促使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做出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去南越的兩個條件將不會被滿足，的確也不可能被滿足：政治穩定並不存在，而且看起來也永不會實現；南越政府，即使在我們給以軍事幫助和後勤支援的情況下，仍不能保衛他們自己。
　　列舉這些事實——它們的確是事實——我相信，我們可以也應該從越南撤軍，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艷被暗殺後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資料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機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確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機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懷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援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撤軍時間
　　美軍在南越的水平
　　美軍陣亡人數
　　撤軍的根據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１６，３００ 名顧問人員
　　７８
　　吳庭艷政權的垮臺，政局失去穩定
　　
     １９６４年底或１９６５年初
　　２３，３００名顧問人員
　　２２５
　　即使美國提供訓練和後勤支援，事實證明，南越也無保衛自己的能力
　　
     １９６５年７月
　　８１，４００名作戰部隊
　　５０９
　　上述情形更為明顯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
　　１８４，３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４
　　事實證明，美軍的戰術和均無法適應占主要地位的游擊戰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
　　４５，６００名作戰部隊
　　１５，９７９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由於我們無力擊退南越的敵軍，故在北方的轟炸並不能使北越停止戰
　　鬥
     
     １９７３年１月
　　５４３，４００名作戰部隊（１９６９年４月）
　　５８，１９１
　　巴黎條約的簽訂，標誌著美國軍事捲往年結束
　　
　　表中和隨後所引用的資料，均由美國陸軍軍事史中心提供，華盛頓特區。
　　
　　截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軍在越南陣亡的人數總計為三萬零五百六十八人。
　　有人說冷戰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裡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援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
　
二、我們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我們認為，他們渴望並決心為自由和民主而戰鬥。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
　
三、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這裡是指北越和越共），它們可以鼓動人民為它們的信仰和價值去戰鬥，並付出犧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仍然在重複著類似的錯誤。

四、我們對敵友分析上的失誤，反映出我們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在我們與蘇聯不斷發生的對抗中，也經常出現這種失誤——如在柏林、古巴、中東等問題上——我們好像從未聽到過湯米·湯普森、奇普·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的告誡。這些高級外交人員曾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來研究蘇聯。
　　它的人民和領導人，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會有何種反應。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建議在形成我們的判斷和決策時毫無作用。高級官員在做出關於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咨詢。

五、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同樣，我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的軍事策略，與贏得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靈與思想的任務結合起來。

六、在我們決定行動之前，對於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捲入東南亞的軍事衝突，我們沒有能與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深入和坦誠的爭論。

七、當行動已付諸實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們背離既定的方向時，我們沒能一直徵得公眾的支援。
　　其部分原因在於，我們沒有充分地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在讓公眾理解我們面對的複雜局面，以及他們如何會對必要的改變做出積極的反應上，我們的確缺乏應有的準備。而此時，我們的國家正面對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個遠在天邊的陌生國度。一個國家最強大的力量並不是其軍事的強大威力，而是其民眾的同心協力，而我們卻恰恰失去了此點。

八、我們沒有意識到，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領袖，都不是萬能的。在不涉及我們自身存亡的事務中，要判斷什麼是另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應由國際社會進行公開的辯論來決定。我們並不擁有天賦的權力，來用我們自己的理想或選擇去塑造任何其它國家。

九、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美國的軍事行動——除了對我們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所做的反應外——應該在得到國際社會全力支援（而非只是做個姿態）的情況下，與多國部隊共同進行。

十、我們沒有認識到，國際事務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樣，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一時無法解決。對於將解決問題作為其生活的信仰與實踐的人們來講，這的確是很難接受的現實。然而有時，我們也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並不整潔的世界裡。

十一、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基本的錯誤是，我們沒能組織一個高層的行政領導班子，去有效地處理那一系列異常複雜的政治和軍事問題。為此，我們承受了極大的風險，付出了生命損失在內的沉重的代價，長期處於動用軍隊的緊張壓力下。假如，這類軍事和政治問題是總統和其顧問們面臨的唯一問題，那麼，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將會使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好在，情況並非如此。當時，我們還面對一系列其它的國內和國際問題。因此，我們沒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討論我們在東南亞的行動、我們的目標，用其它方式處理它的風險和代價，以及在失敗已很明顯時改變戰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導彈危機時，我們的行政委員會所做的那樣。
　　
以上所述是我們的主要失誤。它們雖然被分別列舉，但從本質上說，它們全都以某種方式互相關聯著。在某一方面的失策，會牽涉或轉化為其它方面的失敗，每一個失誤都將成為一個可怕的扣結上的一環。
　　

指出這些失誤，可以令我們看清越南的教訓，使我們能夠站在一個新的角度上，應用它們來審視冷戰後的世界。

雖然，從八十年代中以來已經出現了冷戰即將結束的明顯跡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在校正它們的外交和防務政策時，卻都行動得十分遲緩。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應歸結於，他們還沒有看清楚將面臨什麼樣的前景。
　　
由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內戰，以及車臣、索馬裡、海地、蘇丹、布隆迪、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等國出現的騷亂，這一切似乎使人們看到，在未來的世界中，無論是在國內的不同集團之間，還是在延伸的國界之間，都仍會存在衝突。宗教間、種族間的緊張關係仍將繼續下去，民族主義將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隨著社會的進步，政治革命將會爆發。超越政治分野的歷史性爭端也將持續下去。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的懸殊將由於技術、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佈而不斷擴大。從冷戰開始前就長期存在的第三世界衝突的深層原因，並未因冷戰的結束而煙消雲散，它們演變為前蘇聯各國之間潛在的衝突和中東地區持續的緊張局勢。正是這種緊張狀態，在過去的四十五年中引發了一百二十五次戰爭，導致第三世界四千萬人的死亡。
　　
在這些方面，將來的世界不會與過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別，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會消失，但國家之間的關係將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在戰後的年代裡，美國擁有權威，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使用這種權威，用我們的選擇來塑造世界。
　　
在下一個世紀中，這將絕無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政治和經濟作用。人們希望，它也能承擔更大的經濟和政治責任。同樣，人們也希望西歐能擔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經濟一體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聯合必然會隨之出現（儘管有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反對），這將加強西歐在世界政治中的實力。
　　
到下個世紀中葉，幾個過去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將會在人口和經濟實力方面出現引人注目的增長，從而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將擁有十六億人口，尼日利亞和巴西的人口將分別達到四億和三億。如果中國在二○○○年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經濟目標，並在以後的五十年裡保持一個並非驚人但卻令人滿意的增長速度的話，它的十六億人口的人均收入將達到富裕水平——西歐二十世紀中葉的水平。
　　
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西歐、日本和俄國。那將的確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強國。當然，這些數字並不很精確，引證它們的目的，只是為了強調我們面前即將出現的巨大變化。
　　
美國將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會生活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須修正它的對外政策和防務計劃，以便適應逐漸變化的現實。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顯而易見，無論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看起來至少會有五個：中國、歐洲、日本、俄國和美國——還是在超級大國與其它國家之間，都需要發展一種新的關係。
　　
很多政治理論家，特別是那些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預言，世界將回歸傳統性強權政治的格局。他們斷言，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將會引起傳統關係的復歸。這種關係形成的基礎是：國土規模和經濟實力。因此，美國、俄國、西歐、中國、日本和印度將會在自己的疆域內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穩定的地區爭奪支配權。例如：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就這一觀點闡述道：「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超級大國間全球競爭的結束。當意識形態的尺度退色後，剩下的並不是和平與和諧，而是曾經風行過的世界政治格局。這種格局的形成基於幾個強國為擴大影響而進行的競爭，以及它們對本國利益的追求。亨利·基辛格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冷戰中的勝利，已將美國推入一個與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體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爭端或戰略性威脅的消失，使各國可以將其對外政策的基礎逐漸轉向對本國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個由五到六個主要大國和形形色色小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裡出現的秩序將會與過去幾個世紀中的情形相似，國家在對自己利益的競爭中形成和諧與平衡。
　　
亨利·基辛格與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對冷戰後世界國際關係的觀點，基於深刻的歷史性。但我認為，這種論點與目前相互依存關係日益緊密的世界並不一致。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中獨立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體系中，各國在政治、環境、國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聯。聯合國憲章為這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框架，其遠比強權政治的信條更為合適。
　　
持這種觀點的遠遠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卡爾·凱森曾這樣講過：「那種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將武力威懾作為秩序基礎的國際體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尋求一種不同的體系（基於集體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種幻想，而是對必要的目標所進行的必要的努力。」
　　
喬治·Ｆ·凱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為他九十壽辰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幾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沒有什麼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種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於冷戰後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通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種能力並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種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克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劃，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松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
　　
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世 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種防務計劃完全不同於我對冷戰後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種防務計劃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衝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我們將在沒有其它大國支援的情況下，單方面採取行動。它還假設，我們必須準備同時面對兩個地區的衝突。我認為，這種假設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個國家若想以適度的方式來面對冷戰的結束，它需要確立一種觀念——一種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東西方對抗所支配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這種對抗曾成為世界各國制定外交和防禦計劃的基矗我相信，今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將直接趨向於五個目標：

一、向所有的國家提供反對外部擴張的保證——國界將不應用武力來進行改變。
　　
二、使各國國內少數民族集團的權力得到法律的保護——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為改善他們的境遇提供條件，以免其訴諸暴力。
　
　三、建立一個機構解決地區和國家間的衝突，避免由超級大國單方面採取行動。
　
　四、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經濟援助，幫助他們加快社會和經濟發展速度。
　
　五、將保護全球環境作為我們全體發展的保證。
　
　總之，我們應致力於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國家關係應建立在法律準則之上，國家安全將由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來保障。防止衝突、解決衝突和維護和平的任務必須由一個多邊組織來承擔，即一個重組的、強大的聯合國，輔以一些新的、擴大的地區性組織。
　　
這就是我關於冷戰後世界的觀點。
　　
描繪這樣一幅圖景，當然遠比實現它更為容易，儘管目標已十分明確，但如何到達那裡卻仍不清楚。我既沒有什麼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沒有可直達勝利之點的路線圖。我深知，這樣一種局面不會在一個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時間裡形成，只有在具有獻身精神、堅忍不拔的領袖的引導下，它才會一步步緩慢地實現。因此，我呼籲，我們現在就應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戰後的世界裡，在解決國際國內不可避免的一些衝突時，應盡量減少使用軍事力量的風險，並將傷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明智的領導，為此，領導權應根據所發生事件在各國間輪流行使。或許，它會經常由美國來擔任，但在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中，美國必須服從集體做出的決定。當然，這對我們來說會是非常困難的。與此相應的是，如果這個體系要維持下去，其它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必須分擔風險和代價——政治風險、經濟代價和流血傷亡的代價。這對他們來說也將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美國和其它大國對這樣一個集體安全體系有明確的承諾，如果他們宣佈，他們將保衛各國不受到攻擊，那麼一九九○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樣，一九九○年初當衝突在前南斯拉夫爆發時，如果美國和北約採取行動，數萬無辜生命的被屠殺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擔心波斯尼亞會面對同樣的局面，因為，它同樣的沒有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解決方案——至少沒有一個軍事解決的方案。
　　
在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應認清，在什麼地方，採取何種方式來使用它的軍事力量。這需要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進行明確的界定。五十年來我們的目標一直很清楚：遏制蘇聯的擴張。但時至今日，這已不再是我們努力的重心，我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敵人。那麼，什麼將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爾」克林頓總統對英國議會說：「我們的首要目標必須是，擴大和加強世界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民主社會。」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萊克在同一周裡也表達了這樣的意向。他說：「遏制戰略的後繼者無疑是擴展戰略——擴展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樣一個概括性的公式，是遠遠不能夠說明我們的目標的。
　　
顯而易見，美國不可能也不應該介入其它國家因走向資本主義民主而導致的所有衝突。例如：我們沒有對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格魯吉亞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圖給以軍事支援，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不應該被期望，使用軍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對無辜百姓的屠殺。當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幾個地區在燃燒著戰火：波斯尼亞、布隆迪、格魯吉亞、伊拉克、克什米爾、盧旺達、蘇丹和也門，這裡列舉的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衝突或許不久還會在科索沃、萊索托、馬其頓和扎伊爾爆發。難道所有這些地方我們都要捲入嗎？無論是美國還是其它超級大國都不可能明確地回答這一問題。答案只有在我們國內，在超級大國之間，在國際組織的會議上，經過長達數年的廣泛討論後才會得出。
　　
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和其它國家使用軍事力量，確立一個適當的界定標準。反對侵略的標準可相對的簡單明確，但那些與維護政治秩序和在國內避免大規模屠殺有關的條款——如一九九四年在盧旺達的情況——則不能過於簡單。
　
　幾個基本的問題必須澄清：我們應對什麼程度的人類苦難予以反應？根據聯合國確定的全球公約和一九八九年我國的立法：美國同意加入反種族屠殺的活動。但是什麼樣的行動可定義為種族屠殺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國政府確認二十多萬盧旺達人的被殺是「種族屠殺行為」，但同時卻拒絕聲明該行動屬於條約中規定的範圍。
　　
難道，那裡不正是一個種 族大屠殺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干預嗎？那麼，我們究竟應在什麼情況下進行干預呢？是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衝突的出現，還是當屠殺開始升級之時？當某個國家陷入這種局面時，我們又該做出何反應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況——當他們聲稱，外部干預是明顯地侵犯他們的主權之時。對此，我們也已經看到，非洲統一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在支援這種干涉時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所有以上所說都提醒我們，在規定介入的標準時應該認清：正如我們在越南得出的教訓，軍事力量在推進國家建設進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憑軍事力量本身，並不足以重建一個「已經失敗的國家」。
　　
同時，我們也應使美國人民明白，這類問題至少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回答，但我們應努力促進該問題在我們國內乃至國際論壇中的辯論。某些問題或許永遠得不到解決，這需要時間。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糾正所有的錯誤。我們認為，使用武力維持秩序是適當的，但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這種判斷是否正確還無法斷言。因此，它必須接受檢驗，必須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參與決策、協助其實施、並願承擔所付代價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從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訓。
　　
有時，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應僅站在人道主義和維持和平的立場來評價，而應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毫無疑問，如果是對我們國家的直接威脅，我們在與國會和美國人民做適當的商量後，應該也願意單方面採取行動——如果威脅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潛在的嚴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馬其頓的衝突可能引發一場大的巴爾幹戰爭，使希臘、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捲入——我們應該如何反應？我強烈地呼籲，我們的行動應該基於這樣的原則：多方協商決定，共同承擔責任——這是從越南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更多的將不是像越南那樣的「有限戰爭」。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落成典禮上談到越南戰爭時曾說：「當時我覺得我們就像被捆住了手腳」，但是，「我們應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讓戰爭在地理上擴大記上一功。」
　　
當然，越南告訴了我們打一場有限戰爭是多麼困難，它使美國長時間地遭受重大傷亡，但事實也證明，有限戰爭比無限戰爭更可齲在捲入這類衝突前，美國人民必須明白我們將面對的困難，美國軍隊也必須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們行動時所受的限制。如果我們的有限目標在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後無法達到，那麼，我們的領袖和人民必須有決心放棄已付出的代價，立刻撤退。
　　
我們必須從越南的教訓中學會怎樣有效地組織有限戰爭。我們在那裡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高層文武官員組成的專門機構，從而對那裡的工作進行詳盡而專門的指導。我所講述的決策過程曾令人震驚地不斷顯示出，我們沒能把最基本的問題公之於眾；而我們對此疏忽也沒有清醒的意識；總統顧問班子中對戰爭進程的深刻分歧既沒有被擺上桌面來討論，也沒有最終得到解決。
　　
正如我曾講過的，導致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沒有進行適當的組織工作，在華盛頓沒有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官員。由於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他們的助手們都把注意力分散於一大堆複雜而又急需應付的事務中，致使我們的一些弱點未能被預見，特別由於我們沒能對大部分基本問題進行系統的討論。為避免這種問題的重演，我們應在最高層建立一個專職的班子——丘吉爾曾稱之為戰時內閣——使其將全部注意力集中於越南問題。這個班子至少應包括：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助理、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應每週在規定的時間與總統聚會並進行長時間的連續討論。每月還應召開包括有美國駐越南大使和軍事指揮官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應本著公開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行政委員會的討論那樣——這將有助於避免災難。在指導所有將來的軍事行動時，都應建立同樣的組織管理系統。
　　
最後，我們還必須明白，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果——特別是在當前這種使用高度複雜和具有極大破壞性武器的時代——是很難預計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們的國家安全確實受到直接威脅，我們應盡量避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些就是越南給我們的教訓。願上帝保佑我們能吸取這些教訓。
　　
我想對越南問題再說幾句最後的話：
　　
讓我簡單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為了我們所認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堅合眾國在越南進行了八年的戰爭。兩黨政府都想通過這一行動保護我們國家的安全，防止共產主義極權勢力的擴張，推動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三屆政府都做出了進行這一戰爭的決定。這些決定要求美國人民做出犧牲，我們的人民也的確在這些目標和價值的名義下經受了可怕的痛苦歷程。
　　
人們總是事後比事前聰明。這一格言在時間的走廊裡，在許多人身上、許多種情況下和許多時代中不斷迴響。人無完人，我們也難免會犯錯誤。我不得不帶著痛苦和沉重的心情坦白承認，這個格言同樣適於我和與越南有關的一代美國領導人。雖然我們希望去做正確的事情。也相信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但根據我的判斷，事後證明我們錯了。我們過高估計了失去越南對西方安全的影響，此外，在最終的決策中，我們沒能堅持這樣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南越能夠得到拯救，那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贏得戰爭。從這一基點的迷失，使我們在一個先天不穩的基礎上，不斷地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外部的軍事力量不能取代其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這些只能靠其人民自己來建造。
　　
最後，我們還必須面對那些在越南戰爭中永不會歸來的美國人的命運。我們不明智的捲入是否抵消了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我不這樣認為，他們並沒有參與決策，但卻響應了祖國的召喚，為了祖國的利益走上了艱難之路。他們為祖國及其理想捨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在越南的失誤並不能掩蓋他們的祟高犧牲，這種犧牲使所有活著的人景仰。讓我們從他們的犧牲中得到領悟，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衷心的敬意。
　　
當我結束這本書時，我想起拉迪亞德·吉卜林《宮殿》一詩中的幾句話，我在大約六十年前第一次讀到了這首詩。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句對我的一生都具有極大的意義，今天它們仍不斷縈繞在我心頭：

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一個公認的能手，技藝精良。
　　
我清理了我的土地來建一座宮殿，如同一位國王要建造的那樣。
　
　命運驅使我向下挖掘，在淤泥中，現出了一座宮殿的殘垣。
　
　就像一位國王曾建造的那樣。
　
　這座宮殿沒有設計上的才思，又無時尚值得效仿。
　　
這裡或那裡，殘留的基石無目的地散處在地上，石匠在每一塊石頭上，都粗陋歪斜地刻著：「在我之後，會有一個建築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我飛快地修整了地基，在那裡豎起了我精心設計的宮殿的廳堂。
　
　我敲下斷壁的磚石，雕刻琢磨，重新裝上。
　　
我磨碎石塊，燒成石灰，在地上鋪撒。
　　
在那個已失勢的亡靈的遺贈中，我隨意取捨，心花怒放。
　　
我不無得意地嘲笑那廢墟，然而，當我打碎石方，在被拆毀的地基上，我讀出了那建造者心中的詩行，我似乎看到他正在站起來抗辯，我明白了，他建造的宮殿映出了他追求的夢想。
　　
我曾是一個國王，一個瓦匠——我的事業正如日中天，無比輝煌，在黑暗中我聽到一句話，人們低語著將我喚到一旁，他們說，「不能停下」，他們又說，「你的表演已該收潮。
　　
「你的宮殿會像其他人的一樣矗立在那裡——後來的國王將用它建造新的宮牆」。

我取回我的瓦片、錠盤和支架，從溝渠中喚回我的工匠，我把我建造的一切拋給了無信仰年代的信仰。
　　
我只在木架上刻著，我只在石塊上刻著：「在我之後，會有一個建築者，告訴他，我也曾聲名遠揚」。
　　
每個人的一生中幾乎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夢想和無法達到的目標。我當然也是如此。時至今日，一個世紀的流血衝突即將結束，我們有幸得到機會用新的觀念來看待未來。冷戰已經結束，在我們面前擺著越南的教訓——它們能夠被吸取被應用。我們應該更清楚地看到，一個由數以千計核武器武裝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險，並且，我們可以採取行動來避免核災難。我們對一個多邊機構在減少和緩和國內國際爭端方面的潛力和局限，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麼，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紀雖然不會是一個平靜的世紀，但在這個世紀裡，再也不會目睹另外的一億六千萬人被戰爭殺害呢？當然這肯定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希望，也不僅僅是我的夢想，而是我們堅定的目標。一些人會認為這種斷言太天真、太簡單，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言論。但是作為人，作為一個擁有影響世界事務能力的大國的公民，如果我們不竭盡全力，我們又怎麼能得到和平呢？

天下創世

我自己也只看到第5章而已 所以有興趣的大大就...慢慢看巴

等我看完後我再寫讀後感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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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創世

第九章　麻煩越來越大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開始寫這一章　時，致力於研究越南戰爭已十餘年的歷史學家喬治·Ｃ·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劃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願（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劃如林登·Ｂ·約翰遜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確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後，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勝利。當他的懷疑日益加劇，並越來越明顯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議中時，他的影響力就更加減弱了。在以後的任期中，某些情報不送給他看，因為他越來越反對戰爭，而且與鴿派參議員羅伯特·Ｆ·肯尼迪關係密切。
　　我希望喬治·Ｃ·赫林是對的。實際上，我的影響力和我作為越南政策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責任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離開五角大樓。我對我們能否通過軍事手段在越南實現政治目標確實很懷疑，但我並未因此減少參與越南政策的制訂工作。
　　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結束之後的十五個月中，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傷亡人數越來越多；關於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的爭論日趨激烈；約翰遜政府、我的家庭和我個人承受的與戰爭有關的壓力越來越沉重。雖然公眾仍然普遍支援越戰，但反對意見開始出現了。另有三次和談努力也失敗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並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需要動用預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或其地區與中國和（或）蘇聯發生衝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
　　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種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離任。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離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極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於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勝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勝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離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離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並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優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麼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離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離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極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與同事們相處甚融洽。
　　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體分析。
　　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懷疑態度。多年以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Ｂ·約翰遜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
　　聖誕節停火計劃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結束以後，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詢問我對越南軍事形勢的總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我對他講，我認為共產黨已經決定繼續頑強地在南越作戰。他們似乎認定戰爭將是長期的，時間對他們有利，他們的耐力比我們強。他們認識到一九六五年美國的大規模介入表明我們已下決心避免失敗，預料我們會動用更多的軍隊。我推測共產黨會因此在南方大規模招收新兵擴充軍隊，並加強從北方向南方的滲透。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我估計一九六六年他們的軍隊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並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運輸能力每天運送一百四十噸物資供給這些軍隊。
　　為了抵消敵方的這些發展，我建議增派二十萬美軍（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前此要求的一樣），在年底以前把軍隊總數從十七萬九千人增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同時擴大空中轟炸。但我警告說，這些舉措也許不會對敵人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打擊」，因為轟炸只能削減而不能完全斷絕北越向南方的物資供應。
　　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
　　儘管共產黨會因我們的地面和空中行動繼續遭受重大損失，但據我們預計，一旦瞭解我們增派軍隊的意圖，他們就會加強軍事行動以試探美國的力量，使衝突規模和傷亡人數增大（增派軍隊後美軍的傷亡預計會達到每月一千人）……結果是，即使增派了軍隊，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將面臨軍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計劃的停滯不前，另外還需要增派更多的美軍。
　　這種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國需要進行談判，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使（河內）進行談判，從而結束戰爭。」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一直奉行消耗戰略，目的在於給越共和北越造成極大傷亡，使之來不及補充。但事實證明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儘管威廉·威斯特摩蘭、我以及其他許多人不願承認，但有證據表明我們的敵人通過在南方招兵和從北方派遣，使其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軍隊數量一直在增加。
　　從我們開始介入越南戰爭起，南越軍隊給我們提供的情報就少得可憐，而且大多不準確。有時候，這些不準確的情報有誤導的嫌疑，有時候則是由於過分樂觀所致，有時候反映出準確評估進展情況則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堅持要評估進展情況。正如我強調過的，自從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僅僅選定目標和執行計劃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計劃以確定你能否實現目標。如果你發現實現不了目標，你就應該修改計劃或者改變目標。我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像在前線那樣掌握確切情況，但我們能夠找到各種各樣能說明我們是勝是敗的證據。所以，我們評估北越被炸毀的目標、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況、被俘之敵和繳獲武器的數量以及敵人的死亡人數等等。
　　死亡人數是評估敵人人力損失的一個尺度。我們評估它是因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目標之一是要讓越共和北越的傷亡人數遠遠大於他們的補充能力。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掌握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損失情況。
　　批評者把這一點作為我愛玩數字遊戲的例證。他們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此人總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顯然，有些事情你無法量化，比如榮譽和美，但是可以計算的事就該計算。在進行消耗戰時，死亡人數就應該計算。
　　我們試圖利用這個數字來確定怎樣做才能在越南打贏這場戰爭，同時把我軍所冒的風險降至最低。我任國防部長期間掌握在越南的進展情況的目的就在於此，但有關報道常常誤導讀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蘭認為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敵軍的數量已不再增加，甚至還有所減少。與此相反，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過敵軍數量減少的結論。該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告中指出：「儘管『尋找並摧毀』敵人的軍事行動的效力越來越大……但越共仍在通過北方的滲透和當地的招兵擴大其主力軍隊……共產黨似乎仍能在來年保持其總體實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哪一個是正確的，我都不會感到有任何的寬慰，因為越共和北越仍在通過游擊戰術，通過在叢林地帶選擇作戰的地點、時間和期限來控制他們的傷亡數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們有了足夠的軍隊防止安民計劃的大規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數南越人居住的農村地區。
　　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分歧令人沮喪但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實事求是地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但要得到準確的情報仍非易事。我們得到的數字常有很大的懸殊，上述分歧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情報局認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想像的大許多。以後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是對的。
　　在兩種說法之間我們如何抉擇呢？在我們無法確定兩種說法所依據的報告是否準確的情況下，這項任務尤為複雜。毫無疑問，我們時常得到錯誤的報告。這個事實在多年以後導致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後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錯誤地把威廉·威斯特摩蘭描繪成一個向總統和我撒謊的人。引起爭議的是他關於敵人的戰爭序列——戰場上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的報告。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九八二年製作了一部專題片，名為《數不清的敵人：越南的騙術》。該片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讓他的高級情報官員故意少報敵軍兵力，藉以證明他在軍事上取得了進展。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意思是說，把在南越的越共和北越軍隊數量故意報的少一些，威廉·威斯特摩蘭就可以證明他通過消耗戰略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進展。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明確一點：雖然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我在南越的作戰策略上（以及與我和參議長聯席會議在轟炸北越的計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但我們的私人關係並不是對立的和缺乏信任的。
　　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開始接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題片的工作的，是在我從世界銀行總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當時，該公司專題報道節目製作人喬治·克賴爾三世給我的辦公室打了電話。喬治·克賴爾三世是我的朋友喬和蘇珊·瑪麗·艾爾索普原來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電話中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準備製作一個關於越南的節目，他覺得我可能有興趣參加。他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確鑿的證據，而且有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有關人員的證言，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確實在「戰鬥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騙了總統和我。
　　我告訴喬治·克賴爾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說證據是確鑿無疑的。我仍然否認這種可能性。喬治·克賴爾三世最後問我能否和他見一次面，他把有關證據給我看。我說見面也不會改變我的想法，不過，由於我們過去的關係，我同意見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後我們見了面。在世界銀行我的辦公室交談的三十分鐘和共同驅車回我家的路上，喬治·克賴爾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證據。簡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報告的敵軍數量為ｘ，而他的軍事情報官員估計（中央情報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認為）敵軍的數量是ｘ＋ｙ。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聲稱威廉·威斯特摩蘭命令下屬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進小數字。
　　這是個非常模糊不清的問題，爭議的焦點是關於「敵人」的定義。美國在越南面對的敵人非常複雜——北越正規軍，以個人身份進入南越當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徵召的游擊隊以及各類准軍事人員。准軍事人員從攜帶步槍的農民到參加非正式軍事組織從事破壞和情報傳遞工作的村民（身著黑衣）等，不一而足。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定「敵軍數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蘭排除了許多非正規部隊，而他的情報官和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則把某些非正規部隊計算在內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華盛頓情報部門內部的爭論越來越激烈，而且曠日持久，總統、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級官員都知道此事，它在戰爭期間一直帶有很濃的感情色彩。有幾位當時不贊同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判斷的人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他們或者明確或者暗示說威廉·威斯特摩蘭故意誤導了總統和我。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人員薩姆·亞當斯，他是這個節目的主要證人和收費的「檢舉人」。
　　見到喬治·克賴爾三世時，我解釋了我認為這種指責缺乏根據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釋。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專題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該公司拒絕。那年秋天，他以誹謗罪起訴該公司，要求賠償一億二千萬美元。
　　雖然我知道此案的審理過程會令人極為厭惡，但是，由於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蘭數十年來為國家所做的貢獻，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願出庭為他作證。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律師是首都法律基金會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賴爾未經我允許秘密地錄下了我和他的幾次電話交談內容。丹·伯特相信這些磁帶能證明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說法，即喬治·克賴爾三世在節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對他的指責缺乏根據，所以丹·伯特想得到這些磁帶。據伯特講，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律師起初否認有這些磁帶。該公司的一位新聞編輯（他參加過那部專題片的工作）則告訴丹·伯特，喬治·克賴爾三世的秘書說這些磁帶在他辦公桌右手最下邊的抽屜裡。後來發現不在那裡。最後在喬治·克賴爾三世家中的一隻箱子裡發現了磁帶，但我指出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指責缺乏根據的那部分內容已被抹去了。
　　後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證。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證時，該公司律師戴維·博伊斯說他認為我可能不反對為我的作證錄相。當我問他們如何使用錄相帶時，他說：「我們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我問這是否包括在商業性的電視網中播出，他說是。我的律師告訴我，如果我記不清十六年前發生的事情的細節，我只需回答：「我記不清了。」可以想像在該公司晚間新聞節目中二三十次重複播放這樣的答詞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所以我說我不同意錄相。博伊斯以威脅的口吻說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合法權利要求為我的作證錄相。我說我寧肯去做牢。戴維·博伊斯最後決定不錄相，但保留以後重提此事的權利。他以後從未再提。後來我得知為這件案子作證的理查德·赫爾姆斯也拒絕錄相。該公司將此事訴至法庭，但經過幾個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費用以後，理查德·赫爾姆斯獲得了勝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證時說，總統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之間在敵人數量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傾向於範圍更廣更大一些的估計數字；威廉·威斯特摩蘭沒有故意欺騙我們；即使他試圖這樣做（這是不可想像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為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情報來源。博伊斯聲稱我一直在虛報越南的軍事進展情況，試圖以此使我的證詞失效。這件案子通過庭外調解於一九八五年二月獲得解決，雙方都聲稱贏了官司。但是，該公司的那部專題片和關於誹謗案的大量報道，使美國人民對政府及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的團結問題進一步失去了信心。
　　儘管我們的判斷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戰場上的美軍得到最好的供應和保護。隨著戰爭的加劇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某些批評約翰遜政府的人指責物資短缺使我們軍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不是事實。正如厄爾·Ｇ·「巴斯」·惠勒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告訴我的，「我軍在越南未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短缺會對作戰行動和部隊的身體健康及福利產生不利影響。沒有一架飛機的空襲行動被取消過。事實上，給予我軍的空中支援是我們歷史上無法相比的。」
　　美軍在越南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可怕的條件：難以分辨的死敵，陷阱和伏擊圈，火蟻和螞蟥，厚密的叢林，深深的沼澤和酷熱。有大批軍隊投入的戰鬥總是美軍獲勝。他們勇敢作戰，響應國家的號召，忍受許多艱難困苦，在「那個國家」和回國以後都是如此。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種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並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莊。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於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洩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據地。通常很難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萬噸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
　　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壞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劃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援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援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與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擾著我們。許多計劃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劃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劃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劃將由什麼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劃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劃。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劃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並明確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麼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確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機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萬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萬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萬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三萬六千噸和二十二萬六千噸。
　　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於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擾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劃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萬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遙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行動在北越和老撾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裡的地形複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不同，他們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擴大轟炸規模。他們贊成空襲河內和海防附近的儲油站，聲稱這樣做會打擊北越的士氣。總統和我不願攻擊這些儲油設施，原因有幾條，其中一條是這樣做有偶然擊中附近的蘇聯船隻的危險，有可能引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衝突。
　　我們最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劃。
　　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適應了這種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於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劃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傑羅姆·威斯納）按照合同與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確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種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體內容是在非軍事區和非軍事區以西老撾境內的狹長地帶布設地雷和傳感器，形成一個複雜的防禦帶。（傳感器會將我們的飛機引向移動的敵軍。）建立這樣一道屏障花費很大，但是由於我軍的轟炸效果不顯著，所以我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指派艾爾弗雷德·Ｄ·斯塔伯德中將全權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想法反應冷淡，但未全力反對。建立屏障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在滲透時多遭受損失。這個目的達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參謀長們一直要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我們的分歧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公開化了。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發言時有如下對話：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相信迄今為止的轟炸行動已經大大削減了輸入南越的人員和物資的數量，而且我認為以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做不到這一點。
　　參議員坎農：軍事顧問們同意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認為應該由惠勒將軍回答這個問題。
　　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正如我說過的，我相信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使人員和物資的輸入量減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懷疑轟炸的效果。
　　這些對話說明參謀長們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由此而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爭論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轟炸計劃的數月中，謀求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仍在進行，但沒有實效。
　　批評家們指責約翰遜政府在發動有限戰爭期間從未認真執行謀求和平的任務。這項指責是否有根據，那個階段的三次外交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寧使團和兩次有代號的外交活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號為「金盞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號為「向日葵」。這三次行動足以證明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謀求政治解決越南問題，也能說明我們為什麼未獲成功。
　　有些人指責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增加了美軍的傷亡，並招致了擴大空襲的壓力。在停火計劃夭折以後，總統確實不願再聽到類似的建議。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兩個月後他又遇到了這樣的嘗試。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提出來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遠東問題專家切斯特·Ａ·朗寧前往河內，帶回北越總理範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國「無條件永遠停止轟炸，我們將進行會談」。
　　加拿大人認為范的口信是真誠的和平建議。在他們看來，與河內原來堅持要求美國接受其四項條件之後再進行談判的立場相比，這是一個進步。華盛頓的許多人不這麼看。他們不歡迎皮爾遜和朗寧以前對華盛頓的越南政策的公開批評，而且認為范的口信故意講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會談」而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觸，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願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
　　這樣，約翰遜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寧進一步探尋範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幾個月後，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萬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後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體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願做「政治讓步」以結束戰爭，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萬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意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匯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
　　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
　　奇和萊萬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後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
　　九月，總統委託阿瑟·戈德堡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宣佈美國如能「確認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後能立即得到對方使戰爭降級的適當反應，就停止一切轟炸行動」。
　　自一九六五年實施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以來，我們一直堅持要求河內在我們停止轟炸的同時減少其地面行動。北越人似乎認為，我們是以繼續轟炸相威脅來迫使他們採取使戰爭降級的行動，他們拒絕在此種壓力下採取行動。為了縮小雙方之間的距離，我們說：「私下給我們一些保證，我們就立即停止轟炸。之後，你們應該減少滲透和在南部的軍事活動。」
　　這樣做意在給河內留面子，讓他們減少軍事行動，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分兩步走的計劃。
　　依據這個新計劃，萊萬多夫斯基十一月份聲稱北越已同意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開始在華沙與美方接觸。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美國飛機轟炸了河內周圍的一些新目標，這些目標是原定於十一月十日轟炸的，因天氣不好而推遲了。波蘭人對此十分惱火，但同意按原計劃行事。十二月六日，美國大使約翰·格羅諾斯基會見了波蘭外交部長亞當·拉帕茨基。北越人沒有露面。不過，波蘭人繼續努力想把雙方拉到一起。十二月十三日，約翰·格羅諾斯基和亞當·拉帕茨基再次會面。那天和第二天，美國又轟炸了河內周圍的目標，其規模是十二月初的兩倍。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一些美國高級官員認為河內可能會誤解會談開始前的這輪轟炸。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約翰·格羅諾斯基、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湯米·湯普森和我都曾請求總統推遲轟炸。但是，仍未擺脫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陰影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推遲轟炸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所以拒絕了我們的建議。
　　對方很快做出了反應。十二月十五日，亞當·拉帕茨基通知約翰·格羅諾斯基，美國的轟炸已使會談成為泡影。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位官員隨後告訴約翰·Ｔ·麥克諾頓，莫斯科原來認為有談判的良好氣氛，但轟炸行動「毀掉了這種氣氛」。他說河內有一批人對和解有興趣，但他們不可能「在炸彈在河內傾洩的形勢下積極活動。」
　　十二月轟炸破壞了一次重要的和平努力嗎？密切關注此事的美國官員切特·庫珀認為北越人「最多……只是給了萊萬多夫斯基一個調解人的身份，而不是任何具體承諾」。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後來認為「金盞花」行動是一場騙局。他們兩人的看法也許都對，也許都不對。
　　幾個星期後，第三次和平努力（代號「向日葵」）又遭慘敗。這次行動還使美英關係緊張了一段時間。這次行動分三個單獨的渠道：與北越駐莫斯科大使館直接聯繫；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親筆致函胡志明；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通過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進行斡旋。
　　這次努力始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當時，蘇聯人通知我國駐莫斯科使館，如果我們要求會見北越代辦的話，初步接觸也許會導致正式會談。一月十日，在莫斯科的美國高級官員約翰·格思裡會見了河內代表黎莊。約翰·格思裡報告說，黎莊顯得很緊張，只是靜靜地聽著，什麼話也未說。但他邀請約翰·格思裡再見一次面。這次格思裡勾畫了結束戰爭的藍圖：首先停火，然後撤出軍隊，進行選舉，讓民族解放陣線參與政治，最終統一北越和南越。黎莊還是一言不發。一星期後，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再次約見格思裡，進行了冗長而無禮的指責。
　　二月六日，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在倫敦迎接了前來正式訪問的阿列克謝·柯西金。因越南過春節，我們暫時停止了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和柯西金討論了北越外交部長阮維楨發表的聲明：如果轟炸能無條件停止，「就能開始」會談。阿列克謝·柯西金說他不能保證轟炸停止後一定能開始會談，哈羅德·威爾遜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方案。但是，有證據表明北越人在加強滲透，這使總統在二月八日致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強化了他的立場：雙方共同採取使戰爭降級的措施。
　　美國要求哈羅德·威爾遜收回分兩步走的計劃，代之以一個新的方案：如果河內停止滲透，華盛頓將停止轟炸。哈羅德·威爾遜對此十分惱火，但還是轉告了阿列克謝·柯西金。
　　美國不情願地接受了哈羅德·威爾遜的一項建議：延長春節停火期限數小時，以便阿列克謝·柯西金向河內轉達新方案。戴維·Ｋ·Ｅ·布魯斯是我的老朋友，擔任我國駐倫敦大使（後來在他的葬禮上我曾為他抬過棺材）。他要求延長四十八小時，而總統只同意延長六小時。阿列克謝·柯西金答應盡力去做，但他十分生氣。戴維·Ｋ·Ｅ·布魯斯打電話給迪安·臘斯克說延長這麼短的時間非常荒唐，因為六小時內阿列克謝·柯西金根本來不及與河內接觸並得到結果。他請求迪安·臘斯克面見總統要求延長几天時間。
　　迪安·臘斯克拒絕了，如果他未拒絕，也許會好一些。當總統在內閣會議室怒氣沖沖地發表意見時，我支援總統。總統說，我們已經兩次延長停火時間，並取消了一次延長期限的計劃。他的決定是基於以下情況：每次停止轟炸期間，北越都加強了滲透活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指責這種局面增加了美軍在南越的傷亡。此外，我們獲悉有大批北越軍隊在調動中。在哈羅德·威爾遜得到俄國人的答覆之前，轟炸行動就恢復了。
　　兩年後，哈羅德·威爾遜在電視上說：「我認為我們離和談已經不遠了……但希望突然破滅了。」他說，只要延長四十八小時就行。約在此時，湯米·湯普森再赴莫斯科擔任大使。
　　據他報告，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說：「阿列克謝·柯西金在倫敦的聲明……不是毫無根據的。」換言之，俄國人有理由相信北越人已準備進行談判了。
　　哈羅德·威爾遜和阿列克謝·柯西金是對的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我們在謀求結束戰爭時，沒有很好地統一和協調外交行動和軍事行動。
　　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夏，公眾仍然非常支援政府的越南政策，儘管美軍的傷亡和新聞媒介對戰爭的議論日益增多。在聖誕節停火結束之後，民意測驗顯示約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戰爭持中間立常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路易斯·哈里斯報告，「關於越南戰爭，全國目前有一點是『一致』的：美國人民希望體面地結束戰爭，有一半人認為我們必須堅持到底。」不過，哈里斯也報告說，「美國人民的意見分歧已越來越大，部分人讚成全力作戰以縮短戰爭進程，部分人讚成談判而不願冒擴大戰爭的風險。」他的結論是：「如果國內有某種輿論傾向的話，那就是以軍事手段解決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
　　贊成參議員理查德·Ｂ·拉塞爾的「要麼戰勝要麼撤退」觀點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了。
　　左翼勢力的壓力——要求我們少打仗或撤退——到一九六八年初才達到高潮，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決定不參加競選連任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無須特別擔心這方面的壓力。總統、迪安·臘斯克和我更擔心的是來自右翼勢力的壓力。霍克斯指責我們在迫使我軍把一隻手放在背後作戰，他要求我們解除對美國軍隊的一切束縛。
　　然而，我們認為在有核時代對越南進行無限戰爭，將使我國和全世界處於非常巨大的危險之中。用迪安·臘斯克的話來說，我們不得不「以冷血的態度去做熱血之事」。總統夫人在日記中描述了我們的困難處境：「到處都是麻煩。我國人民的想法似乎是，『或者以極大的熱情進行戰爭並贏得勝利，或者抽身而退』。進行有限戰鬥是極為艱難的。」
　　此時，左派的口頭指責和暴力行動開始多起來，特別是在大學校院內。這些反對派經常把我當作攻擊目標，說我是美國的「戰爭機器」的象徵。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個星期，阿默斯特學院和紐約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因我獲得榮譽學位而罷課表示抗議。此前不久，我在小女兒凱西所在的查塔姆學院畢業班演講時，遭到了糾察隊員的轟趕。
　　我尊重這些大學生提反對意見的權利和勇敢精神。「現在一些大學生提出抗議有重要的意義。」我在查塔姆學院說，「但是，某些極端分子的抗議行動也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完全認清我們的原則和優勢。在我國，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我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認為如沒有表示反對意見的自由，我們就不可能有民主。」我當時這麼認為，現在仍然如此。
　　在我訪問校園期間，最令我煩惱的是我發現，學校的名氣越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反對政府的越南政策。
　　在阿默斯特，抗議我露面的人都戴著袖章。我查點了人數，計算了四類抗議者所佔的比例：畢業生，成績良好的畢業生，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績極為出色的畢業生。使我驚奇的是，學術水平越高，所佔的比例就越大。最大最激烈的校園示威活動發生在伯克利和斯坦福等著名大學。
　　最早的一次可怕的示威活動是一九六六年秋在哈佛大學發生的。當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理查德·諾伊施塔特教授邀請我去向一些在校學生講話。與此同時，在哈佛大學給研究生講授國際關係的亨利·基辛格邀請我到他的班上去。我接受了兩人的邀請，還想訪問我的母校——哈佛商學院。
　　十一月七日，我來到坎布裡奇，沒有帶保衛人員，我在擔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我的司機有時帶著手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職內曾為當時擔任助理海軍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開過車。
　　在我們的汽車尾箱裡有一支模樣像鋼筆的催淚瓦斯槍。有一天，我到肯尼迪家族開會，討論為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選擇墓地的計劃。會後，我問尤妮斯·施賴弗（肯尼迪總統的妹妹）是否需要搭車。她要求把她送到沃德曼公園飯店。當我和尤妮斯行駛在康涅狄格大街時，我決定告訴她如何使用催淚瓦斯槍。我把車窗玻璃搖下一點，拿起催淚瓦斯槍摁了一下。由於車速很快，瓦斯回流到車內，本計劃在沃德曼公園飯店演說的尤妮斯被嗆得尖叫起來。我們到飯店時，她已精疲力竭了。
　　我訪問哈佛商學院時一切都很正常，我和昆西學院的學生在查爾斯河上隨意暢談、爭論，使我興奮不已。然而，當我離開昆西學院前往蘭德爾教學大樓亨利·基辛格的班級時，麻煩出現了。昆西學院的大門面向米爾街，是一條僅夠一輛轎車通過的磚石小路。學校派一輛小型客車和校園警衛送我去蘭德爾。當我進入轎車時，一大群學生迅速圍了過來。
　　這時場面一片混亂。學生們擠在車的周圍，開始搖晃起車來。司機擔心我和他受到傷害，給車加上檔，開始朝前面的學生開過去。
　　「停下！」我大喊道，「你會壓死人的！」
　　他掛上倒檔向後開，但學生們已圍到了車後。我說：「我要出去。」
　　「你不能出去，」他警告說：「他們會對你施暴。」
　　這時已聚集了數百名怒氣沖沖的年輕人。任何經歷過聚眾滋事場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勁推開車門，走出來大聲說：「好吧，小伙子們，我回答你們的一兩個問題。
　　但必須明確兩點：「你們在聚眾鬧事，有人可能會受傷，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鐘後我還有個約會。」
　　我問誰是負責人，「大學生民主協會」哈佛大學分會（一個激進的抗議團體）主席邁克爾·安薩拉拿出了麥克風。我建議我們上到車頂，既能看見大家，又能讓大家看見。
　　「在你們提問題之前，」我說：「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度過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時光，也曾做過你們今天做的事。」
　　學生們報之以噓聲，還互相推來擠去。我認為乾脆聲明他們的威脅嚇不倒我！可能會避免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所以我說：「那時候我比你們堅強，今天我更堅強。那時候我很講禮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講禮貌。」
　　問過幾個問題後，危險顯然更大了，所以我結束講話，跳下車來，擠進校園警衛為我打開的昆西學院的一道門，來到一個四通八達、聯結哈佛大學許多大樓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這個地下迷宮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蘭克，他後來成了馬薩諸塞州第四國會選區的代表。巴尼·弗蘭克和我穿過迷宮，擺脫了其他學生，來到哈佛園內。我遵守諾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講了話，心情多少有些煩躁不安。我在哈佛廣場的一家寬敞明亮的書店裡瀏覽書籍半個小時，使自己平靜下來。
　　晚上我與迪克·諾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進晚餐。我們的談話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個想法：由於戰爭的進程出乎預料，未來的學者們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為這種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後再犯類似的錯誤。這種想法最終導致了《五角大樓檔案彙編》的形成。
　　返回華盛頓不久，我收到哈佛學院院長約翰·Ｕ·芒羅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份來函。他寫道：對於哈佛學院學生昨天對你採取的粗暴無禮的行動，我希望你接受我們深深的歉意。你來訪期間抽時間與大學生們進行座談，我們非常感謝。對於街上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深感不安。這樣的無禮舉動和身體衝撞絕對不應該在大學裡發生。我們對哈佛大學發生這樣的事頗為震驚。
　　我第二天寫信向芒羅院長表示感謝，我說：你們沒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躍，我認為我理解當代大學生對重大問題的濃厚興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達這種興趣的願望。有時候，我們的熱情往往會壓倒理智，不過，這種出格的行為不應該成為壓制人們表達反對意見的理由——表達反對意見是擁有自由的人的特權和原則。
　　來自許多方面的反戰情緒繼續以我為攻擊目標。有時候，這種情緒來自我最關心的那些人。瑪格麗特和我仍然與傑基和博比·肯尼迪過往甚密，常與他們通電話，一有時間就去看他們。博比·肯尼迪已成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見到他時，他似乎是個粗魯無禮的人，認為搞政治應不擇手段。
　　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價值觀和對世界的理解向前邁進了三十年。
　　政府內外的一些人對我仍然與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來往頗感驚訝，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信任他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博比·肯尼迪關係緊張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絕向共和黨提供捐贈一樣，林登·Ｂ·約翰遜也接受了我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實，因為他瞭解我對他的忠誠。當我與他在越南問題上分道揚鑣時，情況仍然如此。
　　傑基當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樣對總統有政治上的威脅，但是她對當時諸多問題的思考深度絲毫不亞於她的這位小叔子。在我對我們的政策逐漸產生懷疑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天傑基（她是我特別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淚流滿面，朝我發起火來。我對她大發其火感到手足無措，我至今仍記得事情的詳細經過。
　　當時瑪格麗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紐約同傑基共進晚餐。
　　飯後，我們坐在她在曼哈頓的寓所書房的一個沙發上討論智利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作品。
　　我們都非常喜歡她的詩《祈禱》。這首詩祈求上帝寬恕她深愛的一個男人，他自殺了。她寫道：「您說他殘忍嗎？您忘了我永遠愛他……您知道，愛是痛苦的。」
　　傑基的確是個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緒受到了詩的感染還是我說的什麼話的影響，我不得而知。她對戰爭感到絕望和不滿。她的情緒波動極大，甚至說不出話來。她突然狂怒起來，捶打著我的胸膛，要求我「設法停止這場屠殺！」
　　我遭遇其他抗議者的場合更加喧鬧，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別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與吉姆和盧·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個美國人）爬完雷尼爾山後正在西雅圖機場候機。一個男人突然過來大喊：「殺人犯！」他還動手打我。後來在聖誕節放假期間，當我和瑪格麗特在阿斯彭山頂的一個飯店吃午飯時，一位婦女來到桌邊，高聲尖叫道：「殺人犯！你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些事件當然使我很苦惱。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瑪格麗特患了一種危險的潰瘍，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術。我的兒子克雷格還是個小孩子，後來也患上了潰瘍。
　　有時這種痛苦和壓抑也會得到緩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蘇聯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來美國訪問。博比·肯尼迪為他在希科裡希爾的家中舉行了盛大晚宴，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擴大影響」的典型做法。我和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一起談論詩歌、冷戰、越南和其它數以百計的話題達好幾個小時，他一直在大量飲酒。大約凌晨兩點半鐘，我問他住哪裡，要不要我們送他回去。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司機送他、瑪格麗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飯店。當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小車後，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都說你是個禽獸，但我認為你是個人。」
　　在此前後的一個晚上，我和薩姆·布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薩姆·布朗是我孩子們的一個朋友。他組織和領導過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宮前示威之後，薩姆·布朗來我家吃晚飯。飯後我和他在書房談了幾個小時。當薩姆·布朗起身離開時，他說：「我覺得像您這麼喜歡山的人不會是壞人。」
　　一九六六年秋，國會和公眾的擔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穩健派站出來要求進行談判，而保守派則要求進一步加強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新聞媒介開始大量發表懷疑戰爭取得進展的報道。尼爾·希恩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不是鴿子，也不再是鷹》。他在文中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為合眾社記者初次到越南時，他相信美國的基本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當他作為《時代》週刊記者重遊越南時，他認識到，「以前相信非共產黨的越南人能夠鎮壓共產黨的暴動並建立一個體面和進步的社會，這是很幼稚的」。
　　由於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與國會的關係更加冷淡。這時的博比·肯尼迪是來自紐約的參議員和越南問題上的鴿派人物。他於一九六七年初從巴黎返回國內，似乎是北越派來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聞週刊》獲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週刊上公佈於眾。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博比·肯尼迪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實並非如此。二月六日總統召見了博比·肯尼迪。總統說：「戰爭將在今年結束。戰爭結束後，我將毀了你和你的那些鴿派朋友們。你們將在政治上死亡六個月。」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從未像對博比·肯尼迪那樣對我產生過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們的對立使我的處境頗為尷尬。
　　林登·Ｂ·約翰遜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經常討論越南問題。我非常謹慎小心，絕不辜負總統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來在政治上反對總統的事情。我從來不向總統隱瞞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飾我對越南的感情。
　　各種壓力越來越大，給我們這些決策者造成了傷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藥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索爾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寫道，他觀察到國防部長「已不再生氣勃勃，臉上顯出苦惱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迪安·臘斯克和我開始顯出了戰爭造成的疲態。迪安·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靈、蘇格蘭威士忌酒和四包百靈牌香煙」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報紙的報道，也由於我認為更換迪安·臘斯克和我對總統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於一九六七年春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排除……這種選擇：更換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以回應『華盛頓累了和華盛頓過時了』的指責。」
　　當一個又一個外交努力以失敗告終後，我的失望情緒和痛苦進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辦法贏得（或結束）這場所付代價和破壞力越來越大的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發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動事件，使我更加擔心。這種自相殘殺使西貢政府更加支離破碎，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令我煩惱的是敵人已兵臨城下而這些南越人仍在內訌。在四月初危機達到高潮時，約翰·Ｔ·麥克諾頓和我制定了一個「可能的『撤退』計劃」，其依據是：「雖然軍事形勢尚未完全惡化，但政治形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甚至軍事方面也會越來越僵持不下。」我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考慮利用這些麻煩脫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會議上，總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正在準備做一個可怕的選擇——或許要在泰國進行抵抗」。這表明他也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擔心撤退會在國際國內產生不良影響。不久，當南越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騷亂時，危機就出現了。
　　回顧過去，我非常後悔沒有設法讓大家辯論這樣一個問題：在政局動搖不定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有無獲得勝利的可能。我認為有一點在當時和現在都很明確，即在一個不能自我管理的國家，軍隊（特別是受外來力量影響的軍隊）是不可能維持好秩序的。
　　我的許多同事們對局勢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臘斯克說，「形勢已發展到北越不可能獲勝的地步」。沃爾特·羅斯托寫道：「總統先生，您應該能感覺到：受中共支援的河內的軍事進攻已不再被視為未來的主流了……我們雖未獲得勝利，但我們正在向勝利邁進。」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來電說：「這場戰爭在軍事方面進展良好……這意味著真正的危險（唯一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人民是否會失去信心，做出『讓孩子們回家』的選擇。這將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白宮越南事務助理羅伯特·Ｗ·科默訪問南越歸來後報告說，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也是個現實主義者」。總統的高級顧問們都不支援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Ｗ·埃夫裡爾·哈里曼表述的觀點：通過軍事手段不可能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與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觸」，達成最佳的解決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總統其他高級顧問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且日趨尖銳和公開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報告說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預計第二年春季「軍事形勢會完全不同於現在」。
　　威廉·威斯特摩蘭同意這種看法。
　　十月中旬我再次訪問南越以後，我對這種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詳細的報告中對總統說，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辦法能使戰爭很快結束」。影響我思考的問題有許多，我向總統做了詳細說明：敵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毀，他們顯然已經適應了我們阻止他們獲得軍事勝利的新局面，採取了使我們疲於奔命和等待我們自動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們的國民意志的策略）。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把軍事勝利變成「現實成果」——摧毀敵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們認為我們也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過去一年中，在越南發生的一件顯然有利於我們的事情是大批敵人在重大軍事行動中陣亡了。如果允許在報告中略做誇張的話，那麼敵人的損失必定……每年超過六萬人。滲透路線似乎應該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人的意志有所動搖，而且，通過從北越輸入和在南越招兵，敵人顯然能超額補充其損失人數。
　　……安民計劃毫無進展。與兩年或四年前相比，敵方全日制的地區性武裝和半日制的游擊隊的人數增加了許多；進攻行動、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也增加了……我們控制的人口數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層政治組織遍佈全國大部分地區，使其在情報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到處都沒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貢和海軍陸戰隊的防線以內也是如此）；在農村地區，夜裡幾乎成了敵人的天下。
　　轟炸北越的霹靂計劃既未對滲透活動造成重大打擊，也未摧毀河內的意志。情報部門的人都承認這些是事實。
　　從（為民心民意而戰的）這場重要戰爭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境況沒有好轉，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惡化。這場重要戰爭必須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贏。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一點。但是令人沮喪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況一樣，我們沒有好辦法訓練和鼓勵他們採取富有成效的行動。
　　面對這種不幸的局面，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無法回答。我只能建議總統長時間保持美國的軍事壓力，同時謀求談判。我希望這些努力能阻止對方靜等我方退出，避免沒完沒了地增派美軍，避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風險，增大通過持續施加壓力實現和解的可能性。
　　無論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認為「預期戰爭在未來兩年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結局是不可取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或者談判也許都做不到這一點。雖然我們應該繼續在上述兩個方面努力，謀求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成功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這是個嚴肅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當時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副國務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與我大體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長，由於總統不滿意迪安·臘斯克對國務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調到國務院。中央情報局認為我對形勢的評估「全面、深刻，符合我們（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參謀長聯席會議則不以為然。《五角大樓檔案彙編》說參謀長們的反應「像預料的那樣迅速而強烈」，這是對他們的情緒的真實寫照。他們對下列內容均表示堅決反對：我對軍事形勢的評估；我提出的穩定美軍人數的建議；我提出的想方設法謀求談判的同時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計劃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計劃的建議。他們的反應十分強烈，要求我把他們的觀點轉告總統，我照辦了。
　　我與參謀長們之間的分歧雖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開化。原因何在呢？因為大多數人希望避免衝突。他們更喜歡巧妙地傳遞不同意見而不願正面提出來。我想林登·Ｂ·約翰遜也和其他總統一樣，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發生分裂，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所以他把我們的意見分歧壓了下來。這是個富有人情味的舉措，但我現在後悔他、迪安·臘斯克和我沒有正視我們之間以及我們與參謀長們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並進行坦率而深入的爭論。
　　分歧和矛盾繼續發展，甚至蔓延到個人之間。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對總統說他預期「在一九六七年會取得突出的軍事成就」和政治局勢的改善，但他又說：「結束戰爭也許得五年時間。」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訪問西貢之後，厄爾·Ｇ·「巴斯」·惠勒報告說：「越共和北越軍隊絕無希望在南越獲得軍事勝利」。然而不到六個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這將使軍隊總數從四十七萬增至六十七萬）；把地面行動範圍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境內；對北越進行規模更大的轟炸和破壞；考慮水陸並進入侵非軍事區以北地區。這意味著要動用預備役人員，把直接參戰的軍隊增加到五十萬，每年再增加一百億美元軍費開支——在國防部每年大約七百一十億美元的軍費預算中已有二百五十億美元直接用於東南亞地區。
　　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在白宮討論了上述建議。威廉·威斯特摩蘭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強迫」他做如下估計：在美軍增加二十萬人、增加十萬人或保持四十七萬人不變的情況下，「完成我們的使命」分別需要多長時間。他最後說分別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時間。會上，總統曾問他：「我們增派軍隊時敵人不也能增加軍隊嗎？果真如此，何時能了結呢？」
　　在這次會議上厄爾·Ｇ·「巴斯」·惠勒指出：「轟炸行動即將達到這樣一個階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價值的固定目標都已受到我們的轟炸。」與此相適應，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週二午餐會上建議總統不僅要拒絕參謀長們提出的擴大轟炸規模的要求（摧毀剩餘的電力設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轟炸行動局限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地區（河內和海防以南的「柄狀狹長區域」，大多數軍隊和物資經此區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並同情軍方人士對於削弱對敵人的懲罰的潛在擔憂，但我的建議依據的是以下幾個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爾·Ｇ·「巴斯」·惠勒的發言；我相信用炸彈和水雷封鎖港口會產生與蘇聯直接對抗的巨大危險；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埃德蒙·賴斯和在馬來西亞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均認為霹靂計劃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河內的意志；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北地區美國飛行員每次出擊時的傷亡人數是該線以南地區的六倍多；我認為與美國飛行員的重大傷亡相比，我們在該線以北地區給北越造成的損失是得不償失的賽勒斯·Ｒ·萬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爾姆斯、沃爾特·羅斯托和威廉·Ｐ·邦迪贊成我的建議，離開政府後仍與總統保持接觸的麥喬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備忘錄中也表示支援。
　　中央情報局的評估也支援這一立場。
　　我的擔憂和懷疑越來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總統呈上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引起了廣泛爭論），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樓檔案彙編》後來說這份備忘錄所持的是「激進的」立場，它闡明瞭我對事態發展趨勢的嚴重懷疑，也使此後的爭議變得更加尖銳。由於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較為廣泛地引用了它。
　　這份備忘錄開篇寫道：
　　本備忘錄是在找不到極具吸引力的行動策略的情況下寫成的。河內很可能已經決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不進行任何談判。繼續奉行我們目前的政策而不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改變不了河內的決心，也不能使美國人民滿意；增派軍隊和加強對北越的打擊也不可能改變河內的決心，相反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陷得更深，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發生嚴重對抗（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我們也不願意屈服。所以，我們必須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選擇。
　　我接著討論了美國的形勢：
　　越南戰爭在本國是不受歡迎的。當戰爭不斷升級——傷亡的美軍更多，人們擔心戰爭規模會進一步擴大，國內事務中的秘密越來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戰鬥人員遭受的苦難越來越大時，人們就越來越不歡迎了。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目前這一步的，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陷得如此之深，雖然他們講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戰爭結束，都期待由總統來結束它。我們要麼成功，要麼失敗。
　　美國的這種形勢使美國政界產生了不耐煩的情緒，卻不幸使河內更加有耐心了（人們普遍認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國舉行大選之前河內是不會放棄的）。
　　南越的形勢：
　　美軍與北越軍隊在南越的「大戰」進展順利。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獲得了軍事主動權，給敵人造成了嚴重損失，摧毀了他們的一部分攻擊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資仍然十分充足……敵人仍有發動各種規模的進攻的能力。
　　遺憾的是我們與越共之間的「戰爭」仍然不太順利。貪污腐敗盛行，政府真正能夠控制的地方很小，整個社會在走向衰敗……民眾仍然漠不關心……民族解放陣線仍然控制著南越的大部分地區，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安民計劃進展順利。南越軍隊疲弱、消極、不思進取，在推行安民計劃時行動非常遲緩。
　　北越的形勢：
　　河內對談判所持的態度從未軟化和更新過……他們似乎對政治解決辦法不感興趣，決心與擴大衝突的美軍周旋到底……沒有跡象表明空中轟炸削弱了河內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輸送必需物資的能力。河內尚未表現出結束大規模戰鬥和勸告越共鑽進叢林的跡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們認為阮高其政權是傀儡政權，他們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公眾不會有足夠的耐力反對他們。因此，雖然他們的政府中或許有某些派別贊成採取其它策略，但他們相信從長遠來看，他們比我們強大。
　　共產黨集團的形勢：
　　蘇聯的主要目標似乎仍是避免直接捲入軍事衝突，防止越南妨礙蘇美關係的其它方面，同時給予河內足夠的支援，維持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集團中的名譽。
　　中國主要忙於進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沒有理由懷疑中國會應河內的請求而履行承諾介入衝突。
　　北京還可能自發地介入進來，如果她認為河內政權已岌岌可危的話。
　　我接著詳細闡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行動策略的依據和理由：贊成向南越增派軍隊的人都相信這樣做能加快結束戰爭的進程。他們都不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避免失敗，沒有人認為增派軍隊是為了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爭，他們都認為如要加速戰爭進程就需要增加軍隊。他們的理由是：我們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軍事失敗，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軍事上的主動，此後則連續重創敵軍，破壞了敵人的一部分攻擊能力，削弱了他們對民眾的控制力；對敵軍主力及其根據地採取更強大的軍事行動必將給敵軍造成更大損失，對其作戰能力和對民眾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壞。
　　這樣一來，我們將更容易在南越創造一個可使安民計劃生根發芽並蓬勃開展的良好環境；同時，由於我們在南越取得了進展，由於我們給敵軍造成了重大傷亡，我們將迫使河內盡快改變態度，按照合理的條件結束戰爭。
　　但是這種做法包含著極大的風險和不良影響，在此必須加以說明：增派二十萬軍隊意味著要徵召預備役人員，將使全軍增加五十萬人。這肯定會在國會引起激烈爭論，也將招致來自國內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區採取強大行動的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解除對參戰軍隊的束縛」的呼聲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所要採取的行動將包括更大規模的轟炸，不僅要對原來選定的目標進行連續不斷的轟炸，而且要轟炸水閘和堤壩等戰略（民用）目標，破壞港口以及蘇聯和其它國家的船隻。與此相關的行動必將是在老撾、柬埔寨甚至北越採取重大的地面行動。如果中國人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肯定會有人建議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
　　簡言之，不斷採取升級行動有使戰爭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險。我認為必須防止這種危險。我對總統講道：許多美國人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也許不會容許美國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每週殺死或重傷一千名非戰鬥人員，因一個是非曲直仍在激烈爭論中的問題而試圖使一個落後的小國家屈服，這的確不是一幅好看的畫面。可以想像，這肯定會扭曲美國人民的國民意識和美國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別是在給北越造成的損失足以使我們「成功」的情況下。
　　這一切使我決定堅決反對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我強調指出，必須把越南問題置於整個亞洲的大環境中來考慮。
　　我所持的一個觀點與幾年前大不一樣：我認為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的失敗和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態發展表明，亞洲的形勢向對我們有利的方面轉化，這樣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籲我們「明確最低目標」，以下述兩項原則為基礎制訂我們的政策：
　　一、我們的責任只是關照南越人民獲得自己決定未來的權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則我們的責任即告終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項存在讓步可能的政治軍事策略：把轟炸限制在北緯二十度線以南以封鎖滲透「渠道」；增派軍隊數量限定為三萬人，此後不再增加；採取更靈活的交涉立場，積極謀求政治解決。
　　我坦率地闡述了執行這項策略的困難：
　　某些人將堅持認為對北越施加足夠的壓力必能有所收穫，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方未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放棄了手中的一個好籌碼。許多人將認為不大量增派軍隊會延長戰爭，會有失敗的危險，會增如前線美軍官兵的傷亡人數。有些人將堅持認為……河內會更加好戰並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老撾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的士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的建議「有諸多優點，是謀求談判和按照令人滿意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良策，有助於維持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改善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降低我們與中國和蘇聯對抗的危險，減少我們的損失」。
　　沃爾特·羅斯托以克制的筆觸描述了人們對我的備忘錄的反應，說它在政府內部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感」。
　　我能夠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問題而讓總統少一些痛苦，讓戰爭早一點結束嗎？我現在認為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很清楚，我的備忘錄直接指出了結論：我們應該通過談判或者直接行動開始從南越撤退。我們當時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條件撤退，而且這些條件絕不會比六年後我們接受的條件差，美國國家安全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有那麼大，美國和越南在人員、政治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價會小得多。

天下創世

[LEFT]第八章　聖誕節暫停轟炸
[/LEFT]
[LEFT]——一次未成功的和談嘗試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我聽人講到結果和後果的不同：結果是我們預期的，後果是我們所得到的。這一點非常適用於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們關於越南問題的預測。現實與預期大相逕庭。當我們開始執行大量增派美軍赴越南的計劃時，我們就發現賴以制定這項計劃的基本戰略有問題。漸漸地，在越南採取軍事行動的種種令人沮喪和煩惱的情緒顯露出來了。我一直相信每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到這時，我覺得遇到了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關係到國家榮譽和人民生命的問題。
　　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逐漸變化的，從憂慮到懷疑，灰心，直至極度的痛苦。這種變化不是由於勞累所致，而是由於我對越來越多的人死於非命而我們卻實現不了我們的目標備感焦慮。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發佈公告之後，大多數美國人——知識分子、國會議員、新聞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援他的決定。八月底、當蓋洛普民意測驗詢問：「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約翰遜政府對越南問題的處理？」結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個月之前的數字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項調查報告稱，「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援這種主張（反對者約百分之三十）：越南應該成為美國在亞洲反對共產主義的基地」。報告指出，「絕大多數人認為越南戰爭將持續數年」。
　　在公眾對戰爭的支援比任何時候都堅定之際，麻煩事卻越來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斯威爾·泰勒——他繼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後任總統顧問，是從美國駐西貢大使任上返回來的——滿懷信心地預言，共產黨的進攻將在年末被擊敗，一九六六年對美國來說是「決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出了代號為「Ｓ—Ⅱ—６５」的另一項作戰計劃，對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預言和我們的軍事戰略的基礎提出了嚴重懷疑。與我們能夠實施並贏得大規模地面作戰的想法相反，這項計劃指出，「參與制定計劃的人普遍認為，越共如採取避免與美軍正面作戰的策略將使我們極難發現和確定敵人的方位……越共在叢林戰和游擊戰中的經驗……將會給裝備優良和機動性強的美國正規軍造成嚴重麻煩」。至於空中轟炸，該計劃指出，「大家普遍認為……河內領導層能夠承受我們給予的這種懲罰……理由是，北越的經濟基本上是以鄉村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工業生產在整個經濟當中所佔份額極小，即使中斷也無足輕重」。
　　這份計劃書的結論使我極為不安，但對五角大樓和政府其它部門的其他人似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也許是因為八月份來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軍在與越共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鬥中大獲全勝，這次戰鬥於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發生在海軍陸戰隊朱萊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島上。這次戰鬥和伯納德·福爾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聞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努力不會失敗。伯納德·福爾是著名的印度支那問題專家和評論家，他強調美國介入越南的重大意義。
　　在美軍湧入越南之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分發了一份論述美國在南越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軍事戰略的機密檔案，題為「關於在越南共和國的軍事行動」，註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該檔案限定我們的目標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相信他們不可能獲得軍事勝利，從而在越南共和國結束戰爭，並達成有利於南越（越南共和國）和美國的協議」。地面戰爭將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都有具體的時間表。第一階段是阻止共產黨的進攻——「防止輸掉戰爭」，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第二階段將對共產黨部隊予以反攻，實施「贏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計劃，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產黨屈服，第三階段將「摧毀剩餘的越共軍隊或使其喪失戰鬥力，並徹底摧毀其根據地」，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檔案強調：「從政治和心理方面考慮，衝突必須自始至終保持越南內戰的色彩。」顯然，這個條件達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蘭還制定了他在雙管齊下的軍事戰略——總統、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包括我在內的其他高級官員都贊成以這一戰略為基礎結束戰爭——的指導下履行自己職責的計劃。這一戰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戰爭，旨在使河內和越共相信他們不可能用武力奪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轟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內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價。我們相信這樣雙管齊下會使問題得到解決。
　　有些批評家斷言美國在越南缺乏軍事戰略。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總的戰略，但對其結果的預測有很大的紕漏。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戰略有這樣一個假設：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將使共產黨難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難以得到北方的增援，從而無法彌補美軍和南越軍隊給他們造成的損失。這個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產黨的這種能力：邊作戰邊在南方招募新兵；頂著我們的空襲從北方增援。而且，美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能夠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戰場上進行常規戰爭。這樣，美軍的機動性和強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轟炸切斷來自北越的供應和增援，定會迫使他們尋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軍隊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不打常規戰爭，而是採用游擊戰術，我們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在安民計劃的強有力支援下，能夠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
　　我們都相信在南方實行安民計劃是一項保險政策，可以確保叛亂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應，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在西貢的會議上闡述了這一戰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提到了它。
　　事實證明這些假定都是錯的。我們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軍隊按我們的預期打常規戰爭。我們未能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空中轟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員滲透和物資供應，擊破削弱北越繼續作戰的意志和決心。
　　在華盛頓的默許下，威廉·威斯特摩蘭打了一場消耗戰，其主要目的在於發現並消滅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如果不作進入北越的決定，這項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進入北越要冒與中國和（或）蘇聯開戰的危險（這是我們決心避免的），也與我們不把地面行動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的意願不符。威廉·威斯特摩蘭推測，摧毀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可使西貢政權在政治上得到穩定，並贏得南越人民的忠誠，從而會迫使敵對勢力撤退或者通過談判達成有利於南越的解決方案。
　　軍事史學家、原陸軍少校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指責威廉·威斯特摩蘭自欺欺人。他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制定的是更適合陸軍的一慣戰法、軍隊結構和信條的一個戰略」。他解釋道：「陸軍不通過入侵北越來打贏決定性的殲滅戰，而認為消耗戰略最適合其準備進行的那種戰爭……這是陸軍使用其成功訣竅——發揮美國的特長和物質及技術優勢，讓國家承受大量美軍的傷亡——的必然結果。」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繼續寫道：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歷次戰爭中成功的戰略戰術，陸軍沒有充分發揮其能力，沒有謀求以可以接受的代價成功地鎮壓暴動。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致力於消耗敵軍而不是擊敗敵軍，因而失去了給暴動者以致命性打擊的許多機會……此外，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產黨在戰鬥中遭受損失，陸軍常常脫離反暴動策略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人民。」
　　威廉·Ｅ·德普伊將軍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的作戰指揮部軍官和各項計劃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發表了一個略有不同但同樣說明問題的觀點。他說：「（我們）最終認識到，我們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經常作戰以贏得一場消耗戰……我們驕傲自大，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陸軍士兵或海軍陸戰隊，我們能贏。但事實證明那是錯誤觀念，胡志明小道從來就沒有被關閉掉，各處的避難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種導致失敗的觀念。」
　　為什麼失敗了？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前面書中引述過他關於空襲的觀點）做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寫道，參謀長們「深受『能行』觀念的影響，不能發表……消極言論，也不能顯出不忠誠。」
　　這確實是導致失敗的部分原因。但是，總統、我以及總統的其他顧問必須分擔如下責任：同意用常規軍事戰術與不惜大量傷亡的敵人在一個缺乏基本的政治穩定的國家作戰。
　　這樣的戰鬥贏不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那年秋季，隨著我軍規模的不斷擴大，共產黨相應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軍隊，在北方加強了防空力量，還通過胡志明小道加強了人員和物資的輸送。毫無疑問，他們是在適應美軍越來越多這一新情況。威廉·威斯特摩蘭對此做出了反應。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萬五千軍隊，使美軍人數在年底從十七萬五千增至二十一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增派軍隊的壓力越來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蘭向我們提出了他重新估計的一九六六年所需軍隊的數字。此前他說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萬五千人，現在他說要三十二萬五千人，以後可能會更多，而且不能保證美國實現其目標。
　　威廉·威斯特摩蘭增派軍隊的要求使我們感到不安。我們擔心這是個無底洞。戰爭的勢頭和事態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預言。我感到我們正在失去對事態的控制。
　　當參謀長們要求把空襲北越的範圍擴大到河內—海防地區和鄰近中國的其它地區時，這種擔心就進一步加重了。總統和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我們懷疑這樣的空襲能沉重打擊越共在南方堅持作戰的能力或迫使河內停止鬥爭，也因為這類行動將增加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危險，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鮮發生的事情一樣。
　　鑒於政府內部對空襲行動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我要求總統授權一個特別小組研究空中轟炸對河內的作戰意志和能力的影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同意此議，指派湯米·湯普森、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Ｔ·麥克諾頓和威廉·Ｐ·邦迪研究此事。湯普森小組於十月十一日提交了報告，其結論與總統和我的判斷十分接近，所依據的理由也大體相同。擴大空襲行動可能引起中國和（或）蘇聯強烈的軍事反應。轟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會炸沉蘇聯的船隻，將強化北越對通過中國的陸路運輸的依賴，從而增加北京對北越的極端主義影響。北越似乎不願在受到進攻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湯普森小組建議暫停轟炸以試探河內是否有興趣和談。
　　現在回過頭看，一九六五年秋亞洲其它地方的事態發展已大大改變了區域力量平衡，已嚴重影響了美國在越南的利益關係。然而，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於喜馬拉雅山麓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糾紛，蘇聯的盟國印度與中國的盟國巴基斯坦之間發生了衝突。
　　十月，印度尼西亞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達一直在向中國靠攏。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發表談話痛斥華盛頓，並談到了「北京——雅加達——河內——金邊」軸心。但不久以後，在印度尼西亞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獲成功，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反共情緒和排外情緒充斥全國各地。結果，蘇加諾的權力被剝奪，三十多萬共產黨員遭殺害。東南亞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改變了政策和方向，權力落到了獨立的民族主義者蘇哈托的手中（現在他仍在位）。
　　喬治·Ｆ·凱南的遏制政策是我們承擔保衛南越的義務的重要理論根據。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說，中國「已在印度尼西亞遭受了重大挫折……」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國與越南的利害關係。他說現有的多米諾骨牌已經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喬治·Ｆ·凱南的觀點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未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的講話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林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概念，呼籲「農村地區」（發展中國家）通過武裝革命接管「城市」（工業化國家）。他嘲諷了在越南的美國軍隊，說越南人民的「階級鬥爭」必將使到處擴張的美國遭受可恥的失敗。約翰遜政府（包括我在內）認為這篇講話有好戰和侵略意味。在我們看來，林的講話明確顯示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有合理的根據。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後，中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並於次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系事件使中國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再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但是，由於囿於原來的預測，也由於忙於應付發展極快的戰事，我們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仍然把中國視為對東南亞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嚴重威脅。
　　由於中國轉向內部事務，美國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戰爭越來越像是美國人的事情了。這在美國引起了一些批評，但民意測驗顯示廣大民眾仍然支援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策。在國會中持嚴厲批評態度的約有十名參議員和七十名眾議員，包括Ｊ·威廉·富布賴特、邁克·曼斯菲爾德和韋恩·Ａ·莫爾斯等很有影響的人物，但是，國會總體上仍持支援的態度。除少數著名的專欄作家外，新聞界也在繼續支援總統。
　　此時，反戰抗議活動還不多，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黃昏時分，年輕的貴格會教徒諾爾曼·Ｒ·莫裡森在我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窗外約四十英尺處自焚身亡。莫裡森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是貴格會在巴爾的摩的斯托尼教友會的幹事。
　　他把一加侖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當他點著火時，懷裡還抱著年僅一歲的小女兒。旁邊的人見狀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沒有受傷，活了下來。
　　諾爾曼·Ｒ·莫裡森死後，他的妻子發表了一項聲明：諾爾曼·Ｒ·莫裡森以他的生命來表達他對越南戰爭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損失和災難的擔憂。他是在抗議我國政府在軍事上深深地介入了這場戰爭。
　　他認為全體國民必須講出對國家採取的行動的看法。
　　諾爾曼·Ｒ·莫裡森之死不僅對他的家庭來說是個悲劇，而且對我和我們國家而言也是個悲劇。這是對許許多多越南和美國青年的生命遭受殺戮的嚴重抗議。
　　他的行動使我極為震驚，我竭力掩飾自己的感情，避免與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談論。我知道瑪格麗特和三個孩子對戰爭抱有與諾爾曼·Ｒ·莫裡森大體相同的看法，我的數位內閣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認為我理解並同意諾爾曼·Ｒ·莫裡森的部分想法。我、瑪格麗特和孩子們之間本來有許多話可以說，但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沉默寡言，這是個嚴重的缺點。這次事件造成了國內的緊張氣氛，隨著反對和批評戰爭的聲浪的高漲，緊張氣氛進一步加劇了。
　　三個星期後，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約兩萬至三萬五千名反戰人士到白宮前抗議示威。這次行動由「穩健核政策委員會」發起，由最活躍和最負責的反戰組織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領導，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動。幾天後，全國聞名的兒科專家本傑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學教授、「穩健核政策委員會」副主席Ｈ·斯圖爾特·休斯致電胡志明說，該委員會已經發起了遊行示威，並呼籲他接受美國的談判要求。他們說：「示威活動會繼續進行，但不會迫使美國撤回。」
　　許許多多的示威活動將接踵而至。
　　抗議者的某些觀點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們的憂慮心情。《華盛頓明星報》的專欄作家瑪麗·麥格羅裡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態度：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動既不驚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樓內無疑只佔少數，但他這位軍事部門中的文職官員贊成自由發表意見。
　　「這個國家有保護言論自由和提反對意見的權利的傳統。」他說，「我們的政策由於辯論而變得更有衝擊力。」
　　國防部長很敬佩資深的社會黨人諾爾曼·托馬斯，他是上週六在此舉行的示威遊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說者。但是，國防部長不同意諾爾曼·托馬斯的這樣一個觀點：他「更希望美國在東南亞拯救自己的靈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靈魂？」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問道：「你是通過抽身而退拯救你的靈魂呢？還是通過履行責任拯救你的靈魂呢？」
　　在美國各地普遍出現抗議活動時，北越和越共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這使威廉·威斯特摩蘭又增加了所需美軍的估計數字。同時，我們在華盛頓的幾個人也重新開始想辦法謀求談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這兩件事一直是政府內部爭論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總統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為此後幾周內討論問題的基矗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如下：二月份做出的轟炸北越的決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階段增派軍隊的計劃，只有在對美國長期舉行的遏制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構成支援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國、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蘇聯一樣，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
　　……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只有在與東南亞其它地區和另外兩條主要防線上的遏制努力相關連的情況下，把人力、財力和國家的名譽投入到南越的決定才有意義。亞洲的事態正在向對我們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兩個方向發展。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們有能力在以後十到二十年內……使中國無從實現其目標，直到其熱情消逝為止。然而，即使我們能把某些責任轉給一些亞洲國家，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繼續轟炸北越和實施第二階段增兵計劃的任何決定——這會使大批美國人死亡，有進一步使戰爭升級的危險，會在更大程度上牽涉美國的名譽——必須要以美國在亞洲的長期利益為依據進行考慮。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我們也沒有考慮到我上文述及的情況：由於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事態發展，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已被削弱。而且，據檔案記載和我回憶，該備忘錄反映了當時幾乎所有美國政策制訂者的觀點。由於缺乏專門知識和歷史知識，給美國的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我的備忘錄接著對南越的形勢作了令人沮喪的評估。備忘錄指出，游擊戰仍很激烈，越共的進攻、破壞和恐怖主義行動沒有緩減的跡象；阮文紹和阮高其政府雖然倖存了下來，但無所作為；尤其糟糕的是，西貢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農村。
　　我闡述了我們在南越的政治目標——一個獨立的和非共產黨的國家。之後，我寫道：「我們是否準備『做出讓步達成和解』的問題……也許不久就會凸現出來。」我分析了可供我們選擇的幾種方案後建議：「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軍兵力增加到三十五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七月份的估計數字是二十七萬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湯普森小組在十月建議的那樣，對北越暫停轟炸一個月；三、盡全力謀求談判。我知道當時談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認為暫停轟炸「可能會在一九六六年底帶來和解」。如果暫停轟炸沒有任何效果，我建議加強對北越實施「霹靂計劃」，不是為了贏得戰爭（我認為如不實行種族大屠殺，就贏不了這場戰爭），而是作為我們雙管齊下的策略的一個方面，既對繼續支援戰爭的河內予以懲罰，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們在南越贏不了。
　　我認為形勢不容樂觀。我告訴總統，「這些行動都不能保證成功。有一種危險性雖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議的行動方案……可能導致中國人或俄國人擴大戰爭規模。預計戰死的美國軍人將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還可能頑固地堅持下去。與我們拚人力……儘管我們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我們將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難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辦法。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實現我們的目標和避免國家在政治上遭到慘痛失敗的最好辦法是本備忘錄建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的綜合運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總統起初對我的建議表示嚴重懷疑。他在回憶錄中說：「五月份暫停轟炸未產生任何效果，我認為河內也許會把再一次暫停轟炸視為軟弱的象徵。」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對我的建議：迪安·臘斯克懷疑河內會做出積極反應；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推測北越會在軍事上利用這個機會，攪亂我們的這個軟弱的行動計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此舉將使南越陷入混亂，並使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產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總統在政府外的一個顧問，他擔心此舉會顯出美國缺乏決心，會招來要求進一步打擊北越的壓力。我知道我面臨著艱難的局面。
　　事情擱置了數星期，因為總統做了膽囊手術後到他在得克薩斯的農場療養，迪安·臘斯克則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間，政府內部反對暫停轟炸的意見有所改變，因為我們收到了來自前線的真實消息，聽到了對我們尋求談判的立場的嚴厲批評，蘇聯人則表示，如果我們暫停轟炸，他們將幫助雙方展開談判。
　　美軍和北越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鬥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點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邊界的德浪河谷。北越軍隊兩個團與第一騎兵師和第七騎兵師一營在齊人高的象草和蟻塚間展開了激烈戰爭。戰鬥結束後，北越軍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屍體，美軍則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戰似乎是美軍大獲全勝。和預料的一樣，美國士兵作戰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選擇了作戰的時間、地點和期限。在以後的戰爭過程中，情況常常如此。
　　德浪河戰役證實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情報：敵人對南越的滲透規模比預料的大。現在看來似有北越軍九個團在南越活動，而原來報告說有三個。越共軍隊也比原來的估計超過兩倍多，從五個團增至十二個團。敵人的滲透速度已從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個團增加到每月至少九個團。這一切都是在美軍進行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發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蘭觀察到了這些趨勢，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以後敵人的兵力將遠遠超過他的估計。他因此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華盛頓，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內增派二十萬軍隊，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計數字的兩倍。這樣一來，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軍總數將達到四十一萬人，而他原來的估計是二十七萬五千人。
　　這封電報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意味著美軍人數將大幅度增加，也意味著會有更多的美軍傷亡。這項要求及其意義都很重大，所以我決定和厄爾·Ｇ·「巴斯」·惠勒一同飛往西貢親自判斷形勢。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小格蘭特·夏普開了會，完全證實了我的擔憂。美國軍隊的熱情和勇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聽到了許多問題。美國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政治不穩定日益加劇；安民計劃停滯不前；南越軍隊開小差的人數急劇增加。威廉·威斯特摩蘭說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萬美軍，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萬，有證據表明，儘管美軍在空中轟炸封鎖，北越還是能夠通過胡志明小道每天運送二百噸供應物資——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資，已足以維持其軍隊作戰之用。這些情況使我震驚不已。並使我改變了態度。我離開西貢時對新聞界的談話反映了這種改變：我們已採取措施防止輸掉戰爭……但是，儘管我們取得了那樣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經彌補了他們遭受的重大損失。他們滲透的規模有所加大，我認為這表明河內已決定……擴大衝突的規模……越共（和北越軍隊）在認識到我們已增兵對付他們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投入戰鬥（近期的德浪河戰役），顯示了他們更加強了作戰的決心，這只能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這將是一場長期戰爭。
　　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出僅有的兩種選擇：做出讓步來解決問題（不放棄我們的目標：一個獨立的非共產黨的南越），或者答應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並加強對北越的轟炸。我謹慎地指出，後一種選擇並不能保證會獲得成功，而且陣亡美軍人數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們或許會面臨更嚴重的暴力、破壞和死亡。
　　我沒有說我更傾向於哪種選擇。但我確實指出，如果美軍的數量和空襲規模要增加的話，我們也應該暫停轟炸二至四周以做準備。正如我告訴總統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沒有通過暫停轟炸以嘗試結束戰爭，或者至少讓我們的人民瞭解我們已為結束戰爭盡了全力，那麼使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就令我非常擔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種選擇方案——在軍事上堅持鬥爭，在政治上予以妥協——沒有引起重視。其他人沒有注意這個建議，我也沒有強迫他們予以討論。我本來應該努力讓大家接受這個建議，即使南越的形勢使西貢政府不可能在共產黨的陰影下繼續存在下去。
　　對第二種選擇方案，即暫停轟炸的方案，政府內部起初的反應也較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兩件事發生以後，這個方案得到了重視。《展望》雜誌發表埃裡克·塞瓦賴德的文章，介紹了去世不久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一系列會談，引起了公眾的重視。這意味著華盛頓不願意談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
　　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在與麥喬治·邦迪共進午餐時說（無疑是按照指示辦事），如果美國停止轟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將運用其影響力讓河內進行談判。
　　這引發了此後的一系列爭論。
　　爭論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在農場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告訴他，從西貢回來之後，我「越來越相信，我們應該明確考慮採取其它行動，而不能把軍事行動作為唯一的選擇……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增加預算，加強力量，增加軍隊數量，逐漸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但我同時認為，如果單純採取這些行動，那無異於自殺，我們應該同時——甚至提前——採取其它行動」。我的擔心是：「我認為把三十到四十萬美國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是一種可怕的冒險。會造成可怕的問題。」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在增派地面部隊的同時「採取某些政治措施——暫停轟炸或其它措施」。他聽後沒有明確表態。
　　我告訴總統，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會他之前將先研究各種選擇方案。
　　此後五天中，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緊張的討論。到那個時候，總統的大多數顧問都贊成暫停轟炸。我準備了另外一份備忘錄，建議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並逐步採取措施以實現在較長時間內停止轟炸的計劃（我希望此舉能引起連鎖反應，最終解決爭端）。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薩斯匯報我們的討論結果。
　　總統仔細聽了我們的匯報，但仍然表示懷疑。他和參謀長們一樣，看到了某些危險：敵人的滲透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把此舉誤解為軟弱的象徵；以後恢復轟炸時會遇到障礙等。
　　他的話表明他感到沮喪和困惑：「什麼是最佳選擇？我們陷得越來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嚇倒。」「開始時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狀態，我想回到原來的狀態。」
　　總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為期兩天的最後討論。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橢圓形會議桌上，說他願意採取能夠產生好結果的「任何措施」。那兩天，我竭力闡述自己的觀點。我講了自己最大的憂慮和希望：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們最終必須找到……一條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總統：如此說來，無論我們在戰場怎樣奮戰，都不能確保獲得勝利？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我們以前太樂觀了迪安·臘斯克：我比較樂觀，但我無從證實。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說的是，我們也許用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需要探尋其它手段……我們的軍事行動不是成功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我告訴你們要把我們在越南的軍隊增至四十萬人，但是，這也許會導致戰爭升級，並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我建議我們現在探求一下其它辦法。
　　會議結束時林登·Ｂ·約翰遜似傾向於嘗試一下暫時停止轟炸的計劃，但仍未做出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宮和西貢同時宣佈從聖誕節前夕開始停火三十個小時，包括暫停空中轟炸。在聖誕節前不久總統返回得克薩斯時，我希望他能下令長期停火，轉而努力謀求談判。當我和家人去克羅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時，事情還同往常一樣。
　　聖誕節早晨，總統決定把「禮節性」的停火延長一兩天。
　　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做了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我利用個人可隨時拜見總統的優越條件，繞開所有同事去和總統做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間，我在查萊特山旅館裡給總統的農場打電話。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單獨前來農場同他討論越南問題。對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後我打電話給五角大樓，命令安排一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第二天來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開車送我到大章克申，飛機在那兒等我。傍晚六點半，我到達奧斯汀城外的林登·Ｂ·約翰遜農常總統和夫人在他們的簡易機場迎接我。我們回到農場，與他們的小女兒露西共進晚餐。飯後，總統和我來到起居室。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暫時停火的問題。我強調了我的判斷：展開談判對於最終導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這比推遲恢復轟炸在軍事上造成更大的損失要好得多。
　　總統專心聽我的陳述，心中在權衡利弊。他最終同意把暫時停火改為無限期停火，然後開展外交活動使河內參加談判。我們商定由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迪安·臘斯克和其他人，解釋他想做的事。雖然迪安·臘斯克反對延長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為他明白我已經說服了總統。
　　第二天早飯以後，我們在農場總統的小辦公室裡打了更多的電話。我打電話給Ｗ·埃夫裡爾·哈里曼。當總統命他就談判之事向東歐尋求幫助時，他立刻表示同意。我們打電話給喬治·鮑爾，總統命他負責協調外交攻勢。總統還命接替艾德萊·史蒂文森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會吳丹和教皇。
　　中午過後我離開農場回到阿斯彭，心情頗為愉快，因為做出了重大的決定。不過，我對繞開同事們使自己的建議得到總統的肯定一事頗感內疚。在我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我只這麼做過一次。」
　　對北越的轟炸暫停了一個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間，關於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的爭論十分激烈。
　　政府發起了公開而緊張的外交攻勢。除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還派副總統漢弗萊到菲律賓和印度，派助理國務卿Ｇ．·門南·威廉斯和托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人都對外宣告華盛頓希望開始和平談判。迪安·臘斯克還制定了一個十四點計劃，邀請北越「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在停火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呼籲立即恢復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認為停止轟炸將使美軍「在軍事上處於嚴重的和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向我證明暫停轟炸確實對南越的美軍不利，我將建議總統按他們說的做。
　　他們沒有答覆我。
　　這個階段，美國加強了對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轟炸。南越的美軍戰地指揮官們逐步加強了地面作戰。一月初，他們向西貢附近的越共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一月中下旬，他們在廣義省發動了自朝鮮的仁川登陸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更多的美軍抵達南越。
　　一月十日，我們在白宮又展開了辯論。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無任何結果，所以傾向於幾天後恢復轟炸。我請求他延長停火時間，以便謀求談判。我認為等到月底在軍事上也無不利之處。厄爾·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參謀長們說：「每拖一天，情況都會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籲恢復並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後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援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儘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機嘗油庫及兵工廠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於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於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後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裡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是否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種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準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匯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後，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幾個渠道的接觸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瞭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並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瞭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復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復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於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並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信號。迪安·臘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籲嚴格控制轟炸計劃，要嚴於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盡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援。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復轟炸，並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後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復轟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援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萬人」。
　　聖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老撾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信息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確實使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後來評論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
　　在需要謹慎和機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遊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劃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Ａ·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台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Ａ·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援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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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創世

第七章　決定擴大戰爭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們提交「岔路口」備忘錄後的六個月是美國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嚴峻的一個階段。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遇到了我們在備忘錄中提出的問題，做出了最終抉擇，使美國走上了大規模軍事干預越南事務的道路，這次干預最後使他失去了總統寶座，並使美國陷入了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分化狀態。
　　在此重要時期，林登·Ｂ·約翰遜發動了對北越的轟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隊，使美軍人數從二萬三千名增加到十七萬五千名，一九六六年還有可能增加十萬名，以後甚至更多。這些決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經充分辯論的情況下做出的，這埋下了日後發生信任危機的種子。
　　這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威廉·約翰遜總統未能使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為什麼林登·Ｂ·威斯特摩蘭將軍的軍事策略未經充分辯論？為什麼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我們擴大了戰爭而不是抽身而退？為什麼我們沒有預見到我們的行動的內在意義？國內的政治勢力——特別是總統建設「偉大社會」的抱負和兩黨中的極端保守派的壓力——對越南政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什麼樣的希望、憂慮、感覺和判斷——準確的和不準確的——促成了我們的想法和決定？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在收到我們的備忘錄的同一天，派遣麥喬治·邦迪去西貢評估有無出現穩定的政府的前景，並商討美國是否應該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傾向於支援採取行動的人（包括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認定，此舉會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們相信美國願意為南越而戰，這樣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礎得以加強。
　　西貢的形勢證實了麥喬治·邦迪最大的擔心：南越的將領們在繼續內訌和迫害佛教徒；政客們依舊沒有實權；教徒們堅持在街頭示威和抗議，麥喬治·邦迪致電總統：「非共產黨軍隊目前的情況就像在進行內戰中的內戰。」
　　麥喬治·邦迪訪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藥和迫擊炮襲擊了南越陸軍司令部和西貢以北二百四十英里處的波來古附近的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八名美軍死亡，一百多名受傷。在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的支援下，麥喬治·邦迪立即建議給予北越報復性的空中打擊，這是華盛頓數月以來一直在考慮的。
　　越共對波來古的進攻和我們做出的反應導致了戰爭的升級。
　　總統一收到麥喬治·邦迪的建議，即在內閣會議室召集了有國會領袖出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雖然對北越的空襲會增加額外的風險，因為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當時正在河內訪問，但幾乎每一個出席會議的人（包括蘇聯問題專家湯米·湯普森和喬治·鮑爾）都要求對越共的進攻予以還擊。只有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堅決反對。他隔著會議桌直視著總統說，即使河內沒有直接指揮這次進攻，它也「瞭解事情的整個過程。」他說，「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援我們」，否則的話，「越共不可能發動這次突然襲擊」。他呼籲林登·Ｂ·約翰遜慎重考慮這個事實，因為報復性的空襲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只說不練了」。總統聽完邁克·曼斯菲爾德的發言後，依據「東京灣決議」賦予他的權力下達了空襲命令。
　　第二天晚上，麥喬治·邦迪帶著一份報告返回華盛頓，報告稱：越南的形勢每況愈下，如果美國不採取新的行動，失敗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關係非常之大……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實際影響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脅。現在沒有辦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負擔，也不能通過談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諾而使我們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談撤退都意味著投降。
　　麥喬治·邦迪建議採取漸進而持久地轟炸北越的政策。
　　他提出兩個目標：就長期而言，他希望轟炸對北越的意志產生影響，迫使他們減少對越共的支援並進行談判；就短期而言，他認為轟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樂觀情緒」。
　　這種策略能改變長期的趨勢嗎？麥喬治·邦迪說他不能保證。他說，「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許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們在越南的立場存在嚴重弱點，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沒有熱情、實力、耐心和決心採取必要行動並堅持下去」。
　　他在最後一段中強調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從最樂觀的方面來看，在越南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認清這一基本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重要，讓我國人民瞭解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認為我們當時沒有做到這一點。
　　麥喬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他的報告，國會領袖出席了這次會議。總統贊同他提出的轟炸計劃，但認為這是打敗侵略而「不使戰爭升級」的一個步驟。實際上，轟炸計劃意味著美國的軍事行動將發生重大變化。總統所言是完全無視這種重大變化的不實之詞。林登·Ｂ·約翰遜深知此點，但考慮到對外界的影響，他發表意見時做了變通和誇張，並希望其他人也照此辦理。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詢問能向新聞界講些什麼時，林登·Ｂ·約翰遜要求他不要講美國在謀求「擴大戰爭」。
　　雖然總統向公眾隱瞞了政策的這一變化，但他咨詢了政府外的許多有經驗的資深人士，尤其是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他讓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安德魯·古德帕斯特中將（曾擔任過艾森豪威爾的軍事助手）向艾森豪威爾介紹基本情況。他還邀請艾森豪威爾到白宮與他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會面。
　　我參加了二月十七日的會議。那天下午，麥喬治·邦迪、厄爾·Ｇ·「巴斯」·惠勒、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和我（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下級軍官）圍坐在內閣會議桌邊兩個半小時，聆聽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轟炸決策和越南問題的看法。將軍一開始就說，林登·Ｂ·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在東南亞遏制共產主義。他說，轟炸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轟炸不會完全杜絕滲透，但有助於削弱河內繼續作戰的決心。所以，他認為總統把報復性打擊改為「施壓戰役」的時機來臨了。當時在場的某人（我忘了是誰）說，阻止共產黨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軍——八個師，艾森豪威爾聽後說，他希望不需要那麼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麼辦吧」。他說，如果中國人或蘇聯人威脅要進行干涉，「我們應該回話讓他們小心，以防災難（如核打擊）降臨到他們頭上。」
　　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一份優秀的個人備忘錄附和了艾森豪威爾的強硬言論。他在備忘錄中指出：「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他說，「我還認為，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關於撤退之策，迪安·臘斯克寫道：「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黨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於二月十九日最終決定對北越開始正常的空中打擊，但他再次拒絕了麥喬治·邦迪提出的公開宣佈這項決定的建議。此舉使他最終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測驗顯示，美國人民非常支援他的越南政策。當被問及「美國應該繼續目前在南越的行動還是應該撤出軍隊」時，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說「繼續」，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說「撤出」。但是，這些數字在以後三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們對他的信用和領導能力逐漸失去了信任。
　　為什麼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讓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認為是他天生的內向性格造成的，但實際原因非常複雜。有兩個因素對他影響特別大。一是他致力於確保國會批准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並提供資金；他不想讓任何事情改變他珍視的國內改革計劃的進程。二是他特別擔心兩黨保守派要求採取更大——也更危險——的軍事行動的壓力，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中國或蘇聯做出反應，特別是核反應。總統以遮遮掩掩的手法應付這種兩難困境，這是一種很不明智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他的失敗。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在越南遭受失敗，所以做出了轟炸的決定，而把他因南越局勢的不穩定而產生的猶豫不決拋到了一邊。
　　結果，美國對北越持久的轟炸於三月二日終於開始了，而這是對美國公眾保密的。那天，從南中國海的航空母艦和南越的空軍基地起飛的一百多架飛機轟炸了北越的一個彈藥庫。聞名的霹靂計劃拉開了帷幕。這項計劃持續了三年，投到越南土地上的炸彈將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到整個歐洲的炸彈。
　　戰爭有其自身的發展趨向，其結局總是難以預料。越南戰爭也不例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下令實施霹靂計劃，不僅發起了空中作戰，而且出乎意料地把美國拖入了地面作戰。
　　二月份，當美軍正在加緊進行空襲準備工作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即在爭取地面部隊保衛承擔任務的空軍基地。他要求派兩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到峴港。這個要求使馬克斯威爾·泰勒頗為吃驚。雖然他力主實施空襲，但他堅決反對動用地面部隊。他立即致電華盛頓，呼籲拒絕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正如馬克斯威爾·泰勒後來指出的，「一旦你把第一名士兵送上岸，就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得步其後塵了。」
　　但是，對地面部隊的需求顯然很急迫，其承擔的任務又輕，況且，總統怎能拒絕戰地指揮官要地面部隊保護美國空軍生命的請求呢？林登·Ｂ·約翰遜批准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有些人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初次要求派美國海軍陸戰隊保衛承擔霹靂計劃任務的南越各飛機場時，即有動用更多軍隊的念頭——有位學者稱之為「一步一步擴大」的策略。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們向總統和我隱瞞了動用小股部隊的真實意圖，因為他們知道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部隊的介入。
　　我不這麼認為。當第一架戰鬥機飛往南越時，我們所有人本應預料到需要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但我們沒有預料到。派地面部隊之事並不存在任何欺瞞的企圖，而是沒有預料到我們的行動後果的一種重大失敗。如果我們預料到了，我們可能會採取不同的行動。
　　還應該注意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當時對在越南採取什麼策略也存在嚴重分歧。雖然他們在二月十一日呈送我的備忘錄中一致贊同空襲計劃，但當時任陸軍副參謀長的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後來說：陸軍不認為轟炸北越會取得預期的結果，海軍也覺得沒有把握。堅決支援空襲的是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是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說服其他參謀長呈交了一份意見一致的檔案，理由是，如果我們的備忘錄意見不一，就是把基本的軍事判斷任務推給了國防部長，把他和總統推到了不得不做出決定的境地。
　　小布魯斯·帕爾默在提到軍隊政策的決策者時說：「我認為我們的錯誤在於同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先進行嘗試……『看看』是否行得通。」
　　威廉·威斯特摩蘭後來說，他也反對在動用美國地面部隊之前進行持久的轟炸。「從原則上講，我不支援轟炸行動，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得到……足夠的軍隊保護我們以後，我才改變初衷。」他也同意霹靂計劃，不僅是因為他相信，它能對北越的意志及其支援南方越共的能力產生嚴重影響，更重要的是因為它能鼓舞南越人的士氣。
　　總統一直在懷疑空襲能取得成效。他希望在南越看到更多地面上的推進。三月二日，他命令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前往西貢瞭解情況，並向他匯報還需要做些什麼。
　　他派出了最佳人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羅德·Ｋ·約翰遜是「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曾作為日軍俘虜經歷過三年的艱辛歲月。那些經歷練就了他鋼鐵般的意志，特別是剛毅的精神和正直的個性。」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到西貢後聽到的是對形勢的冷峻估計。馬克斯威爾·泰勒對他說，「未獲解決的根本問題」仍然是南越人民缺乏足夠的安全；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未能在數量上以絕對優勢壓倒越共，甚至連五比一的比例都未達到，而最近幾次成功的鎮壓暴動的軍事行動（如在菲律賓和馬來亞）都在人數上佔有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的優勢。
　　威廉·威斯特摩蘭建議美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盡可能推遲垮臺的日子」。
　　所以，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報告中建議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隊，是不令人驚奇的。他還建議擴大對北越的空襲；在非軍事區組建一支反滲透的多國部隊；在西貢附近或西貢以北的中部高原部署一個師的美軍（約一萬六千人）。
　　三月十五日，總統和我在白宮會見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和其他參謀長，專門討論他的報告。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會上估計，贏得這場戰爭需要五十萬美軍和五年時間。
　　他的估計不僅使我和總統大為吃驚，也使其它參謀長感到驚訝。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這麼想過。
　　此時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這件事雖然與戰爭無關，但卻說明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我們這些為越南而奮鬥的人——首先是總統，每天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其它難題。三月十七日，黑人牧師馬釘路德·金和他的追隨者獲得聯邦法院的裁決，允許他們不受干擾和阻擋地從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進軍到蒙哥馬利，以抗議南部各州剝奪黑人公民選舉權的做法。我們得到情報說，他們將受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暴力阻截。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也得到了同樣的情報，但他拒絕為進軍者提供保護。
　　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他必須行使三軍總司令的權力把亞拉巴馬州的國民警衛隊置於聯邦政府的權利之下，使之擺脫「什麼也不做」的州長喬治·華萊士的控制。但總統斷然拒絕了這項建議。
　　當我堅持此議時，總統說：「鮑勃，這就是你的錯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因為喬治·華萊士無所事事而造成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將激怒大多數亞拉巴馬人，他們將在下次選舉中拋棄喬治·華萊士，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和你一樣希望喬治·華萊士倒台，」我對他說，「但我不想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進軍中受傷或死亡。」
　　林登·Ｂ·約翰遜不情願地聽從了我的建議。
　　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歷史性進軍發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沿途部署的聯邦軍隊和警察使暴力事件大為減少，雖然參與進軍的維奧拉·柳佐在她的汽車中被槍擊身亡了。
　　進軍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從五角大樓回到家裡，又累又餓，看到大女兒馬爾吉在等我。她是從大學回家來與她媽媽和我一同度假期的。看到她我非常高興。我問她回家的旅途是否愉快。
　　「噢，爸爸，太可怕了！」她說：「我在公共汽車上顛簸了三十三個小時。」
　　「你為什麼那麼做？」我問。
　　「我參加了馬釘路德·金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進軍。」我立即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總統先生，我知道你對關於把亞拉巴馬的國民警衛隊置於聯邦政府權力之下的決定感到十分痛苦。不過，由於你非常喜愛馬爾吉，我敢肯定你現在會認識到你做得對，她也參加了這次進軍！」
　　關於越南問題依然存在很深的意見分歧。有些人繼續主張轟炸北越。有些人認為解決衝突需要在南越打勝仗。還有人認為我們贏不了這場戰爭，所以美國必須謀求談判。把立場變來變去的人進行歸類可能會使敘述過於簡單化，但是，說我們那屆政府未能處理好根本性的問題，並無不妥之處。
　　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們對一再要求增派軍隊一事的處理就證明了這一點。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再派一個營海軍陸戰隊保衛峴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蘭特·夏普又請求再派一個營。第二天，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他們的計劃。由於擔心輸掉戰爭，他們迫切要求調一個師的海軍陸戰隊到北方各省和一個師的陸軍到中部高原，以發起進攻。一項動用更多軍隊的決定又提上了議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們在白宮開會。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是否明智提出質疑。南越人的內心深處存在反美情緒，大量動用美國軍隊有激發這種情緒的危險。總統接受了我們的判斷。他否決了參謀長們的建議，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小格蘭特·夏普提出的增派兩個營的請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軍陸戰隊的使命由保衛基地安全改為積極參戰。雖然我們控制了調用軍隊的規模，但我們擴大了軍隊任務的範圍。美國地面部隊現在要直接參戰了。
　　總統同意調更多美軍到南越並改變美軍的使命——而不同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使約翰·Ａ·麥科恩感到憂慮。在第二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在給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的一份備忘錄中），約翰·Ａ·麥科恩強烈呼籲擴大轟炸計劃，認為目前的計劃不會迫使河內改變政策。
　　我也認為，僅靠目前的轟炸計劃，我們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變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有一兩個除外）也認為轟炸本身不會迫使其改變政策。他們認為，只有同時在南越採取行動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們贏不了，轟炸才會產生效果。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增加美軍地面部隊以支援日趨衰敗的南越軍隊。
　　約翰·Ａ·麥科恩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我們能夠通過轟炸帶來變化。我認為我們不能，因為我們不能搞種族大屠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這麼提過。
　　當麥喬治·邦迪就總統四月一日的決定起草發給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指令時，總統指示他寫上如下內容：「應採取一切預防措施避免過早公開此事。採取行動時應盡最大可能避免給人們造成政策發生了突然變化的印象……總統希望讓公眾認為這些調動和變化是漸進的，完全符合現行政策的。」
　　在以後幾天的國會上，迪安·臘克斯、喬治·鮑爾、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都發了言。我們向議員們保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用喬治·鮑爾的話來說——「非常願意與國會就此類行動進行最密切的協商」。但是，這樣的聲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國的軍事行動加強之際，我們仍在考慮政治解決越南戰爭。三月六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報告了前一天晚上與迪安·臘斯克和我討論的情況：三人中有兩人（指他自己和我）認為，越南形勢突然好轉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們仍在考慮一個實際問題，即我們應該把「談判」之門開啟多大。
　　這是迪安·臘斯克和鮑勃非常關心的問題。出於不同的理由，他們兩人都認為，通過適當的國際渠道表示我們願意談判越南問題（按我們自己的條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鮑勃走得更遠一些。他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召開國際會議進行真正的談判（我覺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勢像他預料的那樣嚴重惡化，我們就需要一張談判桌）。
　　麥喬治·邦迪準確地表述了我的想法。當時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進行談判以結束衝突。三年後我離開五角大樓時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兩個方面提出了談判的建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建議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區停火三個月，十七個不結盟國家呼籲「無條件進行談判」。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未理會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次重要演說中對後者作出了反應。
　　他在這次演說中聲明，他準備進行無條件談判。但他同時強調，「我們不會被打敗。我們不會厭倦。我們既不會公開撤退，也不會以毫無意義的協議為借口而撤退……我們必須做好應付長期衝突的準備」。為了誘使越共和北越進行和談，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億美元開發東南亞的計劃，他說，這一點「通過合作和積極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內很快對演說進行了譴責，並提出「四項」和平條件，它們成為北越在整個衝突過程中的和談基矗河內建議我們承認越南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在沒有外國軍隊的情況下的生存權利；越南的兩個「地區」在重新統一之前不與任何外國結成軍事同盟；重新統一問題由兩個地區的越南人民自行解決。這幾條我們都能接受。但最後一條成為爭議焦點，其內容是，「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方案予以解決」。接受這一條就意味著接受共產黨對南越的控制。
　　與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繼續每天分析各種情況，因為我們——特別是作為國防部長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項軍事戰略及推行這項戰略的長期派軍計劃。
　　四月六日，中央情報局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報告，河內已派兩個營的北越軍隊進入中部高原，另外一批軍隊到了峴港附近。對此，參謀長們要求再調兩個旅（約八千人）到南越。威廉·威斯特摩蘭贊成他們的建議，但馬克斯威爾·泰勒不贊成。馬克斯威爾·泰勒得知此事後，怒氣沖沖地致電華盛頓說，「與我最近在華盛頓時看到的情況相比，這個建議顯示他們現在更加願意介入地面戰爭」。
　　隨著形勢的惡化，總統認為必須採取更多行動，他傾向於批准參謀長們的建議。然而，由於馬克斯威爾·泰勒表示擔憂，總統叫我前往火奴魯魯會見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其他高級官員，討論調動軍隊的建議。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我們會了面。我們圍坐在太平洋司令部一排時鐘下的一張大會議桌邊，開始討論轟炸北越的計劃。幾天之前，馬克斯威爾·泰勒在致迪安·臘斯克的電報中表示過他的看法：「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會迫使河內取消其行動……如果在南越鎮壓越共的行動沒有實際進展的話。必須得讓河內相信越共在這兒贏不了。」
　　他直接了當地指出，單純轟炸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當時我就同意這個結論，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後幾年中，我一直持這種看法，我看到、讀到和聽到的任何事情都未能使我改變觀點（後面還將述及）。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兩個成員不贊同我的看法（我的立場後來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與會的每一個人——馬克斯威爾·泰勒、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威廉·Ｐ·邦迪和約翰·Ｔ·麥克諾頓——均同意，單純轟炸不是辦法。
　　因而，我們轉而討論在南越能做些什麼。大家普遍認為，需要動用更多美軍以防止西貢政權垮臺。那麼需要多少呢？採取何種戰略呢？這些方面出現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和威廉·威斯特摩蘭重新提出派遣兩個師的要求，加上馬克斯威爾·泰勒反對派遣的兩個旅，他們還要求派遣後勤供應部隊，總人數達到六萬人。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支援下，我反對派遣兩個師——如何使用這些軍隊，沒有明確說明。但我同意支援其它要求。這意味著在南越的美軍人數將大為增加，由原來的三萬三千名增至八萬二千名。
　　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內閣會議上向總統呈交了建議書。
　　我請求他批准立即增調軍隊，以支援南越抗擊共產黨的進攻，防止「南越軍隊或美軍遭受重大失敗」。我知道，增派軍隊和賦予軍隊戰鬥使命必然會造成更大傷亡，使公眾更加關注這場戰爭。所以，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向國會領袖通報「調軍計劃」和「在越美軍使命的變化情況」。
　　但是總統不想
　　這麼做，他說：「我們不打算現在宣佈整個計劃，而將在適當時機分別公佈軍隊調動情況。」五月初，他向國會提出撥款要求。他說：「這不是一項普通撥款……支援這個要求的每個國會議員實際上是在投票支援我們在南越遏止共產黨侵略的行動。」這項議案分別在眾議院（列為第４０８—７號）和參議院（列為第８８—３號）獲得了通過。
　　喬治·鮑爾也出席了四月二十一日的會議。關於火奴魯魯建議，他的意見是，我們「不應在未探索是否有和解可能的情況下就採取這種危險的措施」。總統回答說：「好吧，喬治·鮑爾，我讓你明天給我拿出一項和解計劃。如果你能變戲法似的找到解決辦法，我會支援的。」
　　喬治·鮑爾當天夜裡就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和解計劃。我在計劃書的開頭指出：「我們必須準備接受這樣的和解方案：達不到我們公開聲明的目標，但仍符合我們的基本目標（如南越保持獨立，不受共產黨控制等）。」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都同意這一立場，但是，喬治·鮑爾的計劃也沒有指明我們怎樣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喬治·鮑爾說，我們不應接受一個老撾式的聯合政府，但我們可以允許越共成員參加自由競眩他指出：「我們當然不能輕易同意以這些條件達成的任何安排而不堅持解散南方越共和讓越共融入國民生活的要求。」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也都同意此點。但是，喬治·鮑爾沒有指明，在北越要求「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所提方案」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如何進行「自由選舉」。他也沒有指明，怎樣才能實現他提出的其它目標。」
　　喬治·鮑爾提出來而我們沒有很好去做的一項建議是，請求調解者（如瑞典、蘇聯或十七個不結盟國家）明確告訴河內，我們將接受他們提出的立常我們曾與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進行過數星期接觸。在此後三年中，我們嘗試過許多其它形式的接觸，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沒有把我們的立場表達清楚。
　　幾天後，我請約翰·Ｔ·麥克諾頓起草一項停止轟炸一星期的建議。我希望此舉能引出一系列相關行動，致使河內進行談判或者減少其對暴動者的支援，同時提高國際國內對本屆政府政策的支援率。和我後來提出的許多暫時停戰的建議一樣，這項建議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軍方許多高級領導人反對這項建議，因為他們擔心北越會乘此機會加強滲透。總統的某些顧問擔心，如果停火持續下去，河內會提出談判以誘使我們入圈套，這樣一來，北越就可以借轟炸停止之機維持甚至加強對越共的支援。還有些人擔心美國右翼勢力會視此舉為怯懦行為，如果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他們會要求擴大轟炸規模。
　　最近幾個星期，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會議員中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政策的批評越來越多。林登·Ｂ·約翰遜對此頗感惱火，他想做出答覆，如有可能，平息這些批評。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並非他個人相信在這個階段暫停轟炸能促成談判。
　　無論如何，五月十三日開始了未經宣佈的暫時停火。同一天，我國駐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駐蘇大使遞交了一份電文，內容如下：「美國政府考慮了……河內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議：在北越遭受空襲的情況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將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軍隊的軍事行動……是否會大幅度減少。」
　　河內駐蘇大
　　使拒絕會見福伊·科勒。那天夜間，一位級別較低的美國外交官將電文親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館。第二天早晨，電文被裝在寫有「美國大使館」字樣的一個白信封中退了回來，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一則感到被駁了面子，一則擔心右翼的批評，總統在五月十六日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了恢復轟炸的想法。我請求推遲一段時間，認為我們應該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計劃，給河內更多時間考慮做何反應。但總統認為，河內如果有興趣，現在就已做出反應了。我們最後議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轟炸恢復了。
　　此後的三周是總統和他的顧問們越來越沮喪和擔心的一個階段。南越的政治局勢越來越不穩定。軍隊內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謀反對潘輝括（音譯）的文官政府。一次政變剛剛失敗後，由南越青年軍官發動的另一次政變成功了。他們推舉四十二歲的阮文紹將軍為國家元首，以空軍三十五歲的阮高其將軍為總理。代理大使亞歷克斯·約翰遜說阮高其像一顆「無人看守的導彈」。他確實如此，他嗜酒嗜賭如命，還十分好色。他穿著浮華，我常見他身著帶拉鏈的黑色飛行服，腰帶鑲有珍珠的左輪手槍。他還發表極端言論。當有記者問他最崇拜誰時，他說：「我崇拜希特勒……我們越南需要四個或五個希特勒。」威廉·Ｐ·邦迪後來把阮文紹和阮高其稱為「庸才，真正的庸才！」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轟炸難以奏效，這使要求擴大地面戰爭的壓力日益加強。六月三日，馬克斯威爾·泰勒致電華盛頓：「我們應該明白，我們並不相信任何規模的轟炸能夠使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動。也許只有當……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勢已經或將要對他們不利時，他們才會改變態度。」
　　兩天後，他又致電說，南越的一個軍由於領導不力和士兵開小差，已經快要潰散了。幾個月來，馬克斯威爾·泰勒一直反對美軍在南越參加戰爭，但他現在不得不指出：「美國地面部隊也許有必要採取行動了。」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喬治·鮑爾、湯米·湯普森和我於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臘斯克的辦公室開會討論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總統突然走了進來。他顯得很孤單。他說，「夫人」走了，他是來找些夥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頭一盆冷水。
　　他讀著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憂慮的心情越來越沉重。迪安·臘斯克還抱有一點希望，但是我說：「我們謀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們能做到嗎？我不知道。共產黨仍然認為他們勝利在望。」
　　總統側耳傾聽。他看上去有些苦惱和憂鬱。他沉著臉說：「最大的危險是我們有一天會遇到大麻煩。」
　　他是多麼正確啊！
　　六月七日，炸彈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蘭致電五角大樓說：東南亞的衝突正在升級。部分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更多的軍隊正在途中……迄今為止，越共在這次戰役中尚未動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軍隊很難對付日趨強大的越共力量。士兵開小差的比例極高。戰鬥損失比預計的高出許多……其結果是，南越軍隊開始不願意發動攻勢了。有幾次，他們的意志在炮火的打擊下顯出了動噎…兩軍人數的對比繼續向有利於越共的方向發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軍隊肯定頂不住這種壓力……在此後非常關鍵的幾周內，除了增派美軍或第三國軍隊加強我們在南越的行動外，我認為我們已沒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增派軍隊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強我們在地面的進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現在需要四萬一千名戰鬥部隊。
　　以後還需要五萬二千名。這將使美軍總數從八萬二千人增至十七萬五千人。他在電報的最後說：「必須繼續研究制定在必要時動用更多軍隊的計劃。」他的要求意味著美國無限制地擴大了軍事干預。
　　我在國防部任職七年收到的數千封電報中，這是最令我煩惱的一封。我們無論如何得做出決定。到底要走哪條路，我們不能再推遲做出抉擇的時間了。在此後的七個星期中，這個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陰雲。
　　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始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研討。南越的命運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動用美軍才能挽救。「我們面對的是個爛攤子。」我對其他人說。但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如何才能解決問題。
　　六月十日我們繼續討論。有人（我忘了是誰）說：「美國人民認為我們隱瞞了實情。」我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已經「欺騙」輿論很長時間了。
　　總統向我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問：所需美軍會超過十七萬五千人嗎？
　　答：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援南越軍隊的極限人數。
　　問：我們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對北越保持壓力的情況下解決問題。
　　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答：有人說是形成和局。有人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南越的自決自主。
　　問：在談判方面我們還有任何辦法可想嗎？
　　答：公開與越共接觸。但這可能會嚴重打擊西貢的士氣，而且幾乎沒有成功希望。迪安·臘斯克認為與越共打交道實際上意味著失敗。
　　問：五月份的暫停轟炸產生任何消極影響了嗎？
　　答：在西貢沒有。此舉消除了批評者的靶子。但國內外的抗議之聲依然未絕：我們將走向何方？麥喬治·邦迪和我建議多做些解釋。我們請求總統發表重要演說，闡明他的意圖。
　　會議期間，總統指示我們詢問威廉·威斯特摩蘭，應該採取何種戰略和戰術；越共和北越會做何反應；美軍會有多大傷亡，何時會出現傷亡。由於這些問題找不到確切答案，在此後數月內嚴重妨礙了我們的決策。
　　事態的急速發展使我更加擔心我們介入的規模會越來越大。那天晚上通過電話與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交談時，我對他說：「在內心深處，我對參戰規模有非常明確的限制。我認為參謀長們沒有這種想法。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沒有。」
　　「你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是他們希望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嗎？」他問。
　　「是的，」我說：「他們希望不致於走得太遠。但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在電報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這個範圍。他沒有說這是最後的措施。」
　　在此舉棋不定和混亂的時期，我於六月十六日會見了新聞記者。有人問：「你預計軍隊數量會超過七萬至七萬五千嗎？」我回答：「國務卿、總統和我已再三聲明，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實現我們在南越的目標……對你的問題，我只能做此答覆。」有人說：「美國的總體戰略是什麼？」我說：「我們的目標和戰略是讓北越人相信，共產黨在南越發動、指揮和支援的旨在推翻現政府的游擊戰爭不可能獲得勝利，從而迫使他們就該國的未來和平和安全進行談判。」
　　同一天，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之命前往艾森豪威爾的葛底斯堡農場，向這位前總統通報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請求。艾森豪威爾的建議簡明扼要：美國現在已經在越南「訴諸武力」，所以「我們必須得贏」，應該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看到的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希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讚成他對戰爭的應對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讚成增派軍隊。這是「拿不準」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兩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軍隊人數」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點五倍；是希望「撤離軍隊」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總統知道公眾會很快改變態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對我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們已有的、特別是潛在的分歧，我們在遠離國土的地方進行長期作戰是很困難的。一個月來，我一直在為此而擔心，並頗為沮喪，因為國務院和國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滿意的計劃，使我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間禱告和堅守陣地，期待他們停止進攻。我不相信他們會放棄鬥爭。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在軍事或外交上獲勝的計劃……拉塞爾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變化從那裡抽身而退。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裡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
　　總統非常苦惱。我和其他人都感覺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亨利·Ｆ·格拉夫這些天裡拜會過總統。他後來寫道，總統對他說，他（總統）花了許多不眠之夜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總統告訴我，我的孩子必須得隨海軍陸戰隊開赴南越……並有可能死去」，他會作何感想。
　　林登·Ｂ·約翰遜常常說一些誇張之言，憤世嫉俗者會說他的言論反映了他的行為，但事實並非如此。就我所知，沒有一個運用權力把美國人送往危險地區的美國總統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思想感情。
　　決定被一再推遲做出，因為我們在探索一條好的途徑。在爭論日趨激烈之時，記者們催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答覆參議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動用更多美軍之前，先取得國會的同意——這超出了「東京灣決議」的範圍。他回敬提問者說：「任何看到該決議」的人都知道，它授權總統在形勢需要時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一切措施」。
　　總統是按照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反對增派軍隊）和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援增援）的建議發表上述談話的。他們兩人力勸總統不要與國會再起爭端，因為他們擔心那會使國家分裂；不管國會投票選擇何種道路，都會損害作戰行動。這是林登·Ｂ·約翰遜希望聽到的答案，但它是錯誤的答案。我們沒有「恰當的」，時機通過國會投票來取得對軍事行動的普遍贊同。國會會對怎樣和何時採取行動爭論不休。但是，我們必須得這麼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會給敵人以幫助和安慰。我們當時沒有這麼做。我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政府必須承受那種風險，以使全國團結一致參與戰爭，支援戰爭。但是我們沒有努力去團結全民，而是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掩蓋真相，避免爭論。我們今天更明智了嗎？
　　從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們在越南問題上還是一團糟。
　　每隔幾天我們就收到馬克斯威爾·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電報，報告西貢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或申述增派軍隊的理由。
　　我們一次又一次開會。我花了許多時間在令人憋氣的會議室裡與參謀長們爭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計劃和要求。威廉·Ｐ·邦迪和他的同事們仍在探究外交渠道。總統幾乎每天都在與他的高級顧問們商討這種複雜而困難的局勢的各個方面。
　　六月十八日，喬治·鮑爾向總統呈上另一份極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備忘錄一樣，這份備忘錄也未經過國務院或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分析和討論。最初，它僅被送給了總統和迪安·臘斯克；除國務卿外，國務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Ｐ·邦迪也未得到。喬治·鮑爾請求總統把增援部隊限制在十萬人「以內」，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萬五千的數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會議上，喬治·鮑爾建議將人數控制在十萬以內，如果我們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們可退至泰國進行堅守。迪安·臘斯克和我堅決反對此議。我們懷疑南越垮掉後泰國是否能支援下去。我請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要求，同時加緊談判努力。
　　面對如此嚴重的意見分歧，總統讓喬治·鮑爾和我詳細闡述各自的觀點。他給了我們一周時間。
　　我們立即著手工作。在這期間，喬治·鮑爾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在此之前，他主張限制而不是拒絕增派軍隊；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僅此而已。現在，喬治·鮑爾已不主張在南越堅持下去，而是認為，我們應該盡快與北越達成協議，「乘損失不大時趕緊撒手」。威廉·Ｐ·邦迪不接受這項建議，他著手準備第三份檔案，提出了「中間路線」：利用現有的大約八萬五千名美軍堅守陣線。
　　在草擬備忘錄時，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發來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電報。電報指出，一場曠日持久和耗費巨大的戰爭需要大量增加美軍數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來的預計超出許多的軍隊。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過該電報後，我於六月二十六日寫出備忘錄，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觀點。我把備忘錄分發給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徵求他們的意見。
　　我的備忘錄的中心內容是，應該大大加強美國和南越的軍事力量，使之「足以讓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並因此改變戰爭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蘭估計，要達到這個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萬五千美軍（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這個數目。我同時建議擴大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擴大外交渠道以謀求與河內、北京和越共進行對話。備忘錄的末尾是對「成功的可能性的評估」，內容如下：從軍事角度來看，這項計劃能否成功取決於增援行動能否在南越掀起一個高潮，而這一點又取決於以下兩個方面：一，南越軍隊能否保持目前的數量和戰鬥精神；二，美軍能否有效地發揮快速反應的作用，這是迄今尚未檢驗過的。美軍人數太少，不足以與政府軍與游擊隊人數十比一的傳統模式相提並論，但是，這些美軍應該足以應付越南的……這種容易確定和進攻敵人的常規戰爭。
　　我的備忘錄使麥喬治·邦迪大為吃驚，他以一份「旨在提出問題而不回答問題」的備忘錄作答。他確實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寫道：「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計劃（把目前在南越的美軍力量擴大一倍，把空襲北越的規模擴大三倍，以及一項進行海上封鎖的重要新計劃）愚蠢之極。」他有先見之明地提出一個後來證明是根本性的問題：「美國正規部隊在南越進行反游擊戰真的有前途嗎？」他提到了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話：正是核攻擊的可能性才在朝鮮實現了停戰。他認為我們「至少應該考慮，擴大行動會給我們與河內的溝通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威脅」。他最後問道：「我們要投入二十萬人掩護撤退嗎？難道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不能順利撤退嗎？」
　　除了麥喬治·邦迪提到核武器並暗示我們應該考慮發生核戰的危險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觀點和擔憂。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僅僅提出問題。七月一日，喬治·鮑爾、威廉·Ｐ·邦迪和我的三份備忘錄被呈送到白宮。但是，另外還有一份備忘錄，我不知道這件事，我相信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臘斯克很少給總統寫備忘錄，我從未見他在不告訴我的情況下就軍事問題寫備忘錄。但這次他寫了，為的是表達他的信念和擔憂，他知道喬治·鮑爾的備忘錄中沒有這些內容。我想引述迪安·臘斯克的原文，因為他的觀點——如果我們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就會增加——對我們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他的原文是：美國承擔義務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們的許諾靠不住，共產黨陣營會得寸進尺，使我們喪失地位，而且必將導致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只要南越人願意為他們自己而戰，我們就不能放棄他們而給和平和我們在全世界的利益帶來災難。
　　讀者也許會認為，迪安·臘斯克從南越的陷落中預見到這樣可怕的後果叫人難以理解，但是，考慮到我們那代人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對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這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經歷過慕尼黑的綏靖政策；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和亞洲抗擊侵略的歲月；目睹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多次經歷過對柏林的威脅，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經歷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前不久經歷的是，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沒有涵蓋這些根本問題，所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再理會它了。
　　麥喬治·邦迪把四份備忘錄呈給總統，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備忘錄中改變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常他寫道：「我料想您會仔細傾聽喬治·鮑爾之言，然後拒絕他的建議。
　　這樣一來，討論範圍相對縮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建議中選擇其一。」
　　總統第二天召集我們開會。他看上去非常苦惱。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他叫我再赴西貢，以考察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他派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援此項使命）。他指示喬治·鮑爾尋求與河內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觸的可能性（我所贊成的另一項謀求和談的動議）。
　　八月，我方與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觸（代號為ＸＹＺ）開始了。國務院駐外機關事務局前官員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譯）在巴黎舉行了秘密會談。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內的公開和私下聲明的真實意圖，以確定是否有可能展開實質性談判。但是，經過幾次令人鼓舞的會談後，北越突然於九月關閉了這個渠道。
　　在七月份的討論過程中，總統曾把一批被譽為「哲人」的兩黨老政治家召至華盛頓。他在任期間召集過好幾次，被召人員每一次都有所不同。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組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給他提出應敵良策。
　　「哲人」小組由知識淵博、經驗豐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這一次的成員有：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奧馬爾·佈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將，表現出的是美國軍隊核心人物的那種沉著冷峻的職業作風；約翰·考爾斯——共和黨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和《展望》雜誌的出版人，他的報刊是美國重要報刊中具有國際主義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師，外交官，在朝鮮停戰談判中任艾森豪威爾的談判代表，贊同考爾斯的自由共和主義，信奉代表兩黨的國際主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標誌著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之間國家安全事務管理工作的連續性；保羅·霍夫曼——大富豪，工業家，主持過馬歇爾計劃，特別擅長髮揮美國商業的作用，使其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學著名化學家，標誌著核時代科學與政治的相互關係；阿瑟·拉森——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為數名總統服務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學術界與政府結盟的象徵；羅伯特·洛維特——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過副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名震一時；約翰·麥克洛伊——洛維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事，戰後曾任美國在德國被佔領地區的代理領事。在這些人身上集中體現了他們那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初期獲得成功時具有的意志、自信和信念。
　　七月八日上午，這個小組的奧馬爾·佈雷德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阿瑟·拉森和約翰·麥克洛伊同迪安·臘斯克、湯米·湯普森、威廉·Ｐ·邦迪和我開了會。我們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情況，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並請求他們暢所欲言。除阿瑟·拉森外，他們都建議盡「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產黨之手。其中幾位還批評我們目前的行動「太保守」。
　　那天晚些時候，他們向「哲人」小組的其他成員介紹了他們的觀點，除保羅·霍夫曼外，大家均表示贊同。迪安·艾奇遜和阿瑟·迪安尤其反對保羅·霍夫曼的談判建議，阿瑟·迪安說，現在已來不及「把我們的遠東政策移交給聯合國」或其它任何國家了。約翰·麥克洛伊代表小組對迪安·臘斯克和我說：「我們的自尊心將受到傷害，除非你們採取行動。你們必須行動起來。」
　　那天晚上，迪安·艾奇遜、奧馬爾·佈雷德利、約翰·考爾斯、阿瑟·迪安、羅伯特·洛維特和約翰·麥克洛伊在內閣會議室與總統開會。幾天後，迪安·艾奇遜向前總統杜魯門匯報開會情形時說，聽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抱怨難題太多，「我激動地對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進……我的同事們也七嘴八舌地發起言來，就像在滑鐵盧指責斯科茨·格雷斯的情形一樣……通常言行謹慎的鮑勃·洛維特盡了全力，奧馬爾·佈雷德利當然與我站在一起。我認為……我們成功了。」但是，他們在下面的問題上未獲「成功」：他們認為（曾向迪安·臘斯克和我特別強調過），政府必須向公眾全面解釋軍事形勢和需要派遣更多美軍的理由。約翰·考爾斯和羅伯特·洛維特都責備總統把戰爭「描述得過於美好了」。
　　這個時候，國會中的保守派開始呼籲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以支援目前的增援計劃和以後的進一步行動。眾議員傑拉爾德·福特和梅爾文·萊爾德呼籲增加十至二十億美元的國防經費，徵召至少二十萬預備役人員。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也請求總統爭取「更多的權力和資金——大量資金」。
　　此
　　時，「偉大社會」計劃到了重要關頭：參議院終於批准了老年保健醫療方案，內閣不久將開會討論；「偉大社會」計劃的其它議案還有待批准，其中包括移民改革方案、反貧困計劃、援助阿巴拉契亞的計劃和淨化空氣條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增加國防經費會扼殺他提出的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方案。今天我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找托辭耍花招——人們普遍稱之為欺騙，但我們忽略了一點，即他深切希望糾正我們社會存在的種種痼疾。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我準備前往西貢之時，林登·Ｂ·約翰遜接見了《新聞週刊》編輯詹姆斯－坎農。坎農問道，作為總統，他的最高目標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讓我們的全體人民「生活過得更好、更快樂、更有意義」。坎農問他是怎樣改變他在參議院時的保守形象而有了這些想法的，他回答：「我比以前更多地瞭解了民眾的問題。例如，我對我們強加於黑人的種種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現在常和他們交談。我少了一些自私自利，多了一些大公無私……處在這個位置，你已至高無上，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正確的事。」
　　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些話是自我標榜，是一個精於此道的演員在竭力使人們相信，他與真正的他不同。但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人們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經常掩飾真相，從而毀壞了他的聲譽——懷有糾正困擾我們大多數人的錯誤的高度責任感。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於推進他的各種計劃方面，其中有些與民權、「偉大社會」有關，有些與越南戰爭有關。那年夏季的一個夜晚，當國會辯論「選舉權法」時，瑪格麗特和我與總統及總統夫人在白宮的總統住處共進晚餐。我們四人正坐在一張小桌邊邊吃邊聊，總統突然俯下身來，拿起掛在他面前桌邊的電話對白宮的接線員說：「給我接埃弗雷特·德克森。」
　　這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我只能聽到一部分談話。「埃弗，」總統說，他停頓片刻以示強調，「你失去了今天那該死的投票表決。」他談到了可能最終決定該法案成敗的重要的投票程式。我聽到埃弗雷特·德克森氣極敗壞地說：「你憑什麼認為是我丟掉的？是你的那些該死的南方民主黨人背棄了你！」
　　總統耐心傾聽，然後平心靜氣地說：「埃弗，我知道南方民主黨人要背棄我。我指望你爭取到足夠的共和黨人來彌補。」他們又互相取笑了幾分鐘。最後，林登·Ｂ·約翰遜說：「埃弗，你想要什麼呢？我告訴你我想要的，那就是『選舉權法』。」然後他們在電話上達成了妥協。這就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經常在謀求實現他的立法目標。在本例中，他努力謀求通過的是本世紀對種族和平貢獻最大的法案之一。
　　另外一次，他召集商界要人和工人領袖在內閣會議室開會，要我參加。會議與國防毫無關係——他只是希望得到與會者對「民權法」的支援，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他經常讓我參與同我的主要職責沒有關係的事務。在一小時的時間裡，他請求與會者迫使他們的國會議員投票贊成該法案，但似乎毫無進展。最後，他失望地說：「先生們，你們都認識澤福」——除我之外，我懷疑與會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澤福是跟隨約翰遜很久的黑人廚師。「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開車從農場返回華盛頓，途經密西西比時，伯德說：『林登，能在下一個加油站停車嗎？我想解手。』我說：『當然可以。』我們解手後繼續開車行駛了一段時間，澤福突然說：『總統先生，您能把車停在路邊嗎？』『你為什麼要我停車呢？』我問。『我想解手』。『你為什麼不在加油站與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為他們不會讓我進去。』她回答。」這時，林登·Ｂ·約翰遜敲著桌子厲聲說道：「先生們，這是你們想要的那種國家嗎？這不是我想要的那種。」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演戲，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為止，人們主要根據越南問題來判斷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績是好是壞。但我相信，未受戰爭創傷影響的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做出更客觀的評價，會因立法方面的兩個里程碑——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和一九六五年的「選舉權法」——而稱讚他。沒有這兩個法案，今天我們的國家肯定還處在內部衝突之中。我認為，歷史會證明這兩個法案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林登·Ｂ·約翰遜關於我們的未來的宏偉藍圖——「偉大社會」，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可悲的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他提出的目標仍未實現。
　　七月十四日夜離開華盛頓之前，我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討論了我赴西貢的使命和越南問題。我們討論了事情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原因和經過，以及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該做些什麼：總統：我們自己很清楚，當我們謀求東京灣決議時，我們沒有打算投入這麼多的……地面部隊。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
　　總統：我們正在這麼做，而且我們知道情況會更糟，問題在於：我們真的想這麼做而使我們自己處在危險的境地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如果我們要按我備忘錄中的建議——派遣更多的軍隊——行事的話，我們就得徵召預備役人員……可以肯定，如果我們徵召預備役人員，您就得從國會爭取到附加的權力。這樣才能取得一致支援。您可能會說：「嗯，對，但它也可能引起廣泛的爭論和不同意見。」我認為我們能夠避免它。我確實認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形勢，以我們現有的這些軍隊，我們不可能贏，如果我們要『贏』，我們就必須增派軍隊。我們需要更多的軍隊。在採取這些措施的同時，我們將……繼續通過政治途徑探索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請求你們給予支援。」我認為您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援的。這樣一來，您既可得到徵召預備役人員的權力，又可把他們與整個計劃聯繫起來。
　　總統：……嗯，你說的有道理。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知道您想走那麼遠，我不是在敦促您。我判斷您會如此，但我的判斷也許是錯誤的。
　　總統：……迪安·臘斯克同意你的看法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他非常同意。在這方面他是個持強硬路線的人，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放棄南越，即使因此而爆發全面戰爭。目前他不認為我們應該走向全面戰爭，而認為應該竭力避免。但是，如果有必要通過全面戰爭保住南越，他會支援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在西貢會見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會面加重了我最大的擔憂和疑慮。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在年底前需要十七萬五千軍隊，一九六六年另需十萬人。由於我不大相信空襲能夠減少從北方流入南方的人力和物力，使之不足以壓倒南越軍隊和美軍，所以我向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參謀人員詢問轟炸的效果。他們談的情況證實了我的懷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我最後說：下面是我的結論，但我希望你們能證明我是錯的：一、越共（和北越）能夠徵召更多人入伍。我們應該相應地做好增加我方力量的準備。
　　二、過去和現在北越都未提供太多物資以支援越共。我認為以後也不會。
　　三、由於提供的物資極少，故而空襲並不能嚴重破壞越共的後勤供應能力。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空襲，然而，我的確認為，我們在南越需要更多軍隊，以便在地面給予敵人以有效回擊。
　　我繼而探究美軍在南越將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兩星期前，我曾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並評估下述問題：「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勝利。」我堅持要研究清楚該採取何種戰略。厄爾·Ｇ·「巴斯」·惠勒要求安德魯·古德帕斯特進行這項研究。他率領一個特別小組，寫出了一份一百二十八頁的報告，在我前往西貢的前一天呈交給了我。
　　「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勝嗎？」對於這個問題，報告稱：「根據合理的推測……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獲勝，如果這是我們的意願，如果這種意願體現在戰略和戰術行動中的話。」不過，報告也坦率地指出，「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勝利——的任何評估，必須考慮到許多因素，特別是，在南越發動我們在此處想像的那種攻勢的經驗有限。」
　　這是不可預測的一個重要問題。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越共和北越將進入河內國防部長武元甲所說的「第三階段」，即大規模作戰階段。在此階段，我們可以用常規的軍事戰術（「搜尋和摧毀」戰術）應付和消滅敵人。
　　我們可作進一步推測：如果越共和北越不進入第三階段，美國和南越軍隊可以發動有效的反游擊戰行動。
　　雖然我在與威廉·威斯特摩蘭及其參謀人員開會時詢問了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顯然很膚淺。現在回過頭看，我發現了當時的明顯失誤：當時和後來，我們在西貢和華盛頓均未對這些推測、問題和關於我們在越南的軍事策略的分析等進行激烈的辯論。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我曾作為管理人員發現各種問題並迫使各個機構——常常違背它們的意願——對各種行動方案及其後果進行深入而切合實際的思考。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有這麼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交了我起草的報告。報告的開頭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評估：南越的形勢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勢則比前年糟）。經過數月的僵持以後，戰爭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現在正在積極推進，以分裂南越和摧毀其軍隊……在沒有進一步的外援的情況下，南越正面臨著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失敗，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別是在高原地區）正在滄陷，軍隊正在被擊垮……民眾的信心正在喪失。
　　我繼續寫道：
　　沒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切斷了北越對越共的物資供應。在越共的物質需求非常之低的情況下，我們似乎不可能切斷這種供應……我們對北越的空襲也未產生明確的證據表明河內願意以理智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來。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臺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們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決方案。
　　我回顧了我們研究過許多次的三種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撤退——這無異於無條件投降；二，繼續奉行現行政策——這將最終迫使我們選擇第一種方案；三，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我國軍隊的要求，同時努力打開談判之門——就近期而言，這樣可以避免失敗，但會增加以後撤退時的困難和代價。
　　我被迫做出第三種選擇，我認為這是「獲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最後我講了自己的判斷：「本備忘錄中建議的行動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可以接受的結果，如果軍事和政治行動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伴之以越來越大的力量和決心的話。」以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我在西貢時，賽勒斯·Ｒ·萬斯曾致電告訴我，總統「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議的軍隊數量。在我返回華盛頓後的一周內，我和他至少每天見一次面進行詳細討論，直到總統做出決定為止。在不同時間參加詳細討論的還有負責國家安全的高級官員，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和海、陸、空三軍部長（保羅·Ｈ·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裡索）。除喬治·鮑爾外，大家都支援我的建議。
　　七月二十七日，總統批准了增派軍隊的計劃，並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說中向美國公眾宣佈了他的決定。但是，他沒有批准與此相稱的軍費開支。據我估計，在一九六六財政年度還需增加一百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然而總統在一些國會議員的支援下，決定控制初次要求撥款的數額（遠遠低於我的估計數字）。他答應在一月份「數字更確切時」再要求進一步撥款。他還斷然拒絕了我提出的增加稅收以支付軍費和控制通貨膨脹的建議。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的高度機密的備忘錄中提出軍費開支估計數字和增加稅收的建議的。甚至財政部長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都不知道這份備忘錄。
　　當總統看到我的備忘錄和財政建議時，他說：「你能得到多少贊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認為增稅議案不會被國會通過）「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這很難，但你可以設法讓立法人員贊成它。」
　　「你把你的建議提交到國會，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再來找我。」
　　我照辦了。結果當然是沒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我把情況告訴了總統，並說：「我寧願為正確的東西而奮鬥，而不願不做任何嘗試。」
　　他盯視著我，惱怒地說：「真要命！鮑勃。這正是你的弱點所在——你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過你，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試圖在最高法院安插許多自己人，但他失敗了，因為他過不了國會這一關。」
　　他有些誇張，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護他的「偉大社會」計劃。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沒有大幅擴大——這抵消了他建設「偉大社會」的能力——的話，我會同意地的觀點。
　　與此同時，威廉·Ｐ·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動步驟，包括了總統聲明的各個方面，從通知國會到公告美國人民等，不一而足。這是個非常好的計劃書。作為總統的助手，有強烈自由主義思想的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強調說，林登·Ｂ·約翰遜還有足夠的時間告訴公眾他面臨的問題和打算採取的行動，並得到他們的支援。道格拉斯·凱特報告說，「目前的批評意見僅代表一小部分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約翰·加德納相信，如果只在知識分子中搞一項民意測驗，其受歡迎的程度肯定與其他任何階層的人同樣高。」
　　但是，威廉·Ｐ·邦迪、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的建議未被採納。相反，國家已開始執行走向重大戰爭的政策的事實被隱瞞起來了。
　　為什麼呢？
　　總統瞭解他所做的決定的重要性，也瞭解他宣佈這項決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價。但他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困境：或者找借口隱瞞事實真相，或者面臨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和他的社會改革計劃的喪失。
　　我們正在陷入危機之中。

天下創世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選舉及其後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推遲就越南問題做出決定是因為他想全力贏得一九六四年的總統的選舉。有些人甚至斷言他出於政治考慮而隱瞞了大規模擴大戰爭的意圖——他想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看上去像個戰爭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Ｂ·約翰遜當時有使戰爭升級的計劃，他也從未對我講過。我相信他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從未向我或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他因為面臨選舉而希望我們在越南退縮不前。事實上，關於該做什麼事，他的顧問們也未形成一致意見。
　　在此期間，南越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使我們更加難以做出抉擇：要麼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要麼阻止南越的淪陷。對搖搖欲墜的西貢政權應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使我們舉棋不定，使我們的政策混亂不明。我們對這個困難而危險的問題越來越灰心和絕望，這就像一條黑線一樣貫串於我們的爭論當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競選活動中，巴裡·戈德華特在越南問題上一直堅持強硬路線。三月初他曾說，在越南的法國軍隊十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之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量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樹林。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把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十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不用說，這種好戰言論使許多選民大為吃驚。
　　與此同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似乎是穩健和謹慎的模範。八月十二日，他在紐約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說中提到了越南問題，這是他較早的評論之一，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內涵和創見的。演說詞反映了執筆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執筆人的姓名未做記錄），但其中的信念無疑是總統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充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們在危機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幾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衝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盪都將埋下破壞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種子。
　　我們堅持這麼做是由於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麼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歷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於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懷疑，道德因素的確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影響。我認為有影響，例如，我們避免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在美國竭力確定其在冷戰世界中的適當角色時，這個問題值得爭論。
　　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幾個月和選舉後的很長時間內，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美國的右翼勢力迫使我們更深地捲入印度支那，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加大。為對付這種壓力，他談到了經常縈繞於他腦際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針對巴裡·戈德華特說：「有些人迫切希望擴大衝突。他們呼籲我們派美國青年去做亞洲青年應該做的事……這種行動根本無助於解決越南的實際問題。」他說：「南越人有保衛他們的自由的基本責任。」
　　他在競選過程中一再重申
　　這個觀點，從新罕布什爾到俄克拉荷馬，從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當時隱瞞了什麼嗎？對我們這些幕後謀士來說，林登·Ｂ·約翰遜在越南的目標十分明確。「贏得戰爭！」他作為總統第一次與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開會時說。他從未偏離過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價和風險去贏得那場戰爭。
　　他本來可以向美國人民講述更多東西。我們當時未就向越南派遣戰鬥部隊達成一致意見，一項在最低限度內動用美國空軍的計劃也爭論了數月之久，我們越來越懷疑西貢能夠被長期固守。總統從未公開透露過這些事情。如果他這麼做，他或許可以說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們處在極度的混亂之中，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當然，政治家們在這種形勢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
　　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競選中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當時的口號是：「他將使我們遠離戰爭。」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謀求向德國宣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競選中也未做到這一點，當時他說他不會派遣美國軍隊參加歐洲大戰，但不久我們就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堅信，巴裡·戈德華特獲勝將使美國陷入險境，並會威脅到世界的穩定。他還認為，只要目的——巴裡·戈德華特的失敗——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只在某種意義上是準確的。他講了事實，但遠非全部事實。
　　總統未對公眾開誠佈公並不意味著他心中已有了擴大戰爭的計劃。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從一九六四年初開始就要求強化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但威廉·威斯特摩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南越領導人阮慶主張推遲。當麥喬治·邦迪和我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議林登·Ｂ·約翰遜改變政策時，我們也不能肯定應該擴大戰爭還是從越南撤退，但迪安·臘斯克反對任何改變。
　　從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漫長的政治生涯來判斷，某些人或許會說，在競選未見分曉的情況下，他可能向公眾隱瞞了介入戰爭的決定，這也許是事實。但這與下述說法相去甚遠：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決定。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是另外一種情況。
　　巴裡·戈德華特在競選中對我和總統大肆攻擊。他總是強調美國已做好了參戰的準備，不論是核戰爭還是常規戰爭，他再三聲稱我在竭力削弱美國的國防。三月二十日，他「公開指責」說，「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國務院正在單方面裁減軍備。」八月十一日，他宣稱：「在目前的國防領導層完全忽視新式武器的情況下，我們的核能力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強了語氣，指責我「蓄意……使我們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競選自傳《我的立撤那年秋天在《華盛頓郵報》上做了選載，內中稱：現任國防部長已成為一種所謂的國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設計者，這種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將使共和黨的盾牌變成千瘡百孔的瑞士乾酪，這種政策將……使我們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採取走向核戰爭的毀滅性步驟……我重申：這項政策的設計者是現任國防部長。簡而言之，現政府的國防政策是在單方面裁減軍備。
　　現在我講述事實。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對巴裡·戈德華特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說，我軍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在以後五年中將有所增加，核彈頭的數量——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的前任湯姆·蓋茨制訂的計劃中提到過——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總的爆炸當量將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開聲明：「美國和蘇聯的全面核攻擊將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殺死一億美國人，蘇聯人的死亡數量會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會視此為『勝利』。」我不斷強調，並公開聲明，我們的核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和重大風險，這使巴裡·戈德華特極為惱火。他在聲明中暗示，他認為常規戰爭和核戰爭沒有實質性區別。他甚至建議總統指示在越南的美軍將帥使用我們軍火庫中的任何武器。我對此殊難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於巴裡·戈德華特經常大聲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慮的主張，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其會產生預期的政治影響。因此，他要求迪安·臘斯克和我在亞特蘭大召開的民主黨大會上向綱領委員會發表聲明。就傳統而言，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不參與政黨政治。但令我遺憾的是迪安·臘斯克和我向總統作了讓步，在大會上發了言。
　　有時候，這位來自亞利桑那的參議員似在反對我而非總統。他指責我對福特汽車公司推銷愛澤爾牌汽車的決定負有責任，一九五九年這種汽車的全面失敗是美國商業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個案。他指責我在破壞我們的國防計劃。巴裡·戈德華特知道我對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沒有任何責任，但他堅持強調我有責任，以致於福特汽車公司前執行副總裁歐內斯特·Ｒ·布裡奇——巴裡·戈德華特競選運動的主要捐款人——最後不得不寫信給這位參議員的競選總部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與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毫無關係。」
　　然而，這位參議員繼續攻擊我，通過報刊傳遍了全世界。結果，當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受到批評時，記者們總是稱我為「愛澤爾牌汽車之父」。
　　在競選過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兩個目標：避免讓美國軍隊介入，同時保衛南越不受共產黨的控制。
　　二者兼顧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南越的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在西貢政府臨近覆亡之際，對該採取什麼措施，在華盛頓和西貢的領導層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我們一次接一次開會，一次接一次交換備忘錄。我們舉棋不定，因越南問題的複雜性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及混亂而感到灰心和沮喪。但是我們依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八月十三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我們在東南亞採取行動的幾種選擇。備忘錄反映了他、迪安·臘斯克、我以及國務院和國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見。這份備忘錄及其相關的問題在此後五個月內成為我們關注和激烈爭論的焦點。
　　備忘錄開頭承認「南越的情況不妙」，並說阮慶繼續掌權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貢的領導層顯露出了失敗主義的徵兆，這反過來給我們的選擇造成了壓力。或者直接投入美軍擴大戰爭，或者考慮談判解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異於投降。備忘錄唯一一條明確的建議是：「我們必須繼續反對關於越南的任何談判」，因為「沒有軍事行動的單純談判不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麥喬治·邦迪列舉了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擴大偷襲到全面動用美國空軍轟炸北越以及北越勢力在南部的供給線，不一而足。他讚賞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項建議：我們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為開始擴大軍事行動的預定日期。
　　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我們應該準備美國空軍空襲北越目標和胡志明小道的計劃，目的在於摧毀河內的戰鬥意志及其繼續補給南方越共的能力。這與我們的地面行動計劃最終形成了我們以後數年的軍事戰略。當時和後來，參謀長們均未對下述問題做出充分估計：這些目標能否實現，軍事行動會持續多長時間，人員傷亡會有多大，資源消耗和所冒風險有多大。
　　為了完善空襲戰略，參謀長們列出了聞名的「九十四個目標名單」。名單包括北越的各個飛機嘗交通線、軍事設施、工業設施和軍事偵察路線。他們認為，空襲這些目標有助於防止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土崩瓦解。這項計劃沒有提到實施空襲的許多飛機將從南越的各個機場起飛，而這些機場的安全須由美軍來保衛。
　　我讀過建議書後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評估空襲這些目標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參謀長中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九月四日的討論中，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認為空襲的理論基礎有嚴重缺陷。雖然參謀長們已多次聲稱「獲得成功的最佳軍事行動策略是（通過空襲）摧毀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動者的能力」，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毀，南越的越共暴動也會以目前的節奏持續很長時間，甚至會更加頻繁。」因此，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告訴同僚，雖然轟炸北越可能會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動，「在南越及其邊界地區鎮壓暴動的戰鬥可能會獲得勝利」，但他建議暫時擱置「九十四個目標名單」，除非北越人或中國人入侵南越或老撾。他認為這項建議符合參謀長們的預計：空襲九十四個目標「極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國人做出大規模反應。
　　但是九月八日參謀長們與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會談紀要」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的其它觀點。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提出的空襲效果問題在此後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既是我與總統爭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參謀長們與在越南的將帥之間爭執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國會還就此問題舉行了兩次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以及軍方的代表贊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觀點（受到了總統和我的多項決定的支援）。
　　參謀長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凸現了其它更重要的問題。空軍和海軍中支援空襲的人相信轟炸會產生巨大效力，但他們沒有準確估計在特殊形勢下空襲的效果。陸軍（特種部隊除外）和海軍陸戰隊發現很難對游擊隊進行有效反擊。所有人員（包括我在內）都嚴重低估了河內的決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強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關於九十四個目標的有關問題，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覆見於一份軍事演習報告中，這次演習的代號為「Ｓ—Ⅱ—６４」，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軍事演習局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舉行的。報告總結說，對北越進行「軍事轟炸不會很快使南越的暴動停止」，而且「對（敵人）較低的生活水平也許只能產生非常之小的影響。」
　　西貢政權解體的速度甚至快於我們與總統討論該採取什麼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馬克斯威爾·泰勒怒氣沖沖地來電說：「只有出現一個卓越的領袖才能扭轉局勢，但這裡沒有喬治·華盛頓。」自從肯尼迪政府組建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穩定視為我們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現在馬克斯威爾·泰勒說這已做不到了。不久後提交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反映了他的判斷。報告稱：「在南越很難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戰爭的穩定的政府。」
　　這兩份評估本來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它的可能性。但我們沒有那樣做，主要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由於我主要依據的是《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而且在書中經常引用它們，所以我先對它們做些介紹。一九五○年，中央情報局創辦了獨立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其使命是對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利用了來自各個情報機構的報告，包括國務院的情報和調查局以及軍方的情報機構。按照慣例，國家評估委員會把評估報告的草稿發給各個情報機構徵求意見，對於各種意見，國家評估委員會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然後，評估報告被轉至高級審查委員會——美國情報委員會，並最終呈送到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中。他將把評估報告直接呈交總統和總統的高級顧問。
　　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大部分時間內，原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肯特領導著國家評估委員會。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見過的擁有最激烈和最強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一個人。即使我與他意見不一（這種情況不常出現），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報告對我影響極大。
　　九月九日，當我們與總統開會討論可能的行動策略時，他的軍事顧問們之間的巨大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空軍參謀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認為有必要立即對北越實施空襲。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Ｇ·「巴斯」·惠勒）、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部長、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大使均認為，我們不應對北越採取極端行動而使目前虛弱不堪的西貢政權過度緊張和勞累。
　　南越的政治動盪深深地困擾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十分擔心這種情況將使我們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馬克斯威爾·泰勒直接了當地說，我們絕不能讓河內取勝。厄爾·Ｇ·「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強調指出，參謀長們一致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著失去整個東南亞。迪安·臘斯克和約翰·Ａ·麥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沒有人（包括我在內）詢問，我們是否能夠或者怎樣才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總統最後指示迪安·臘斯克告訴那些希望立即進攻北越的參謀長們，我們不會讓我們的拳擊手在第一個回合都堅持不下來的情況下參加十個回合的拳賽。「我們至少應該讓他做好堅持三到四個回合的準備。」他嘟囔著說。引人注目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討論過戰爭的升級將對競選產生什麼影響，當時離大選僅剩兩個月時間了。
　　林登·Ｂ·約翰遜擔心南越虛弱不堪是對的。四天之後，南越又發生了一場政變。這次政變是軍隊中的天主教徒發動的，他們認為阮慶將軍與佛教徒的關係太密切了。天主教徒進軍西貢，佔領了政府的幾個部門和設施，最後被忠於阮慶將軍的青年軍官趕走了。
　　與總統討論了此次事件後，迪安·臘斯克致電馬克斯威爾·泰勒說：「南越領導人的內訌現象給外界留下了極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領導人不能宣佈暫停內部的爭鬥，那我們參戰有何意義呢？」甚至小格蘭特·夏普上將也表示懷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電厄爾·Ｇ·「巴斯」·惠勒說：「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勢極不穩定，會給我們未來的行動方針造成某些嚴重問題……相信政府的決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報局同意這種觀點，指出：「目前的形勢將在未來幾周內繼續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脅美國在南越的現行政策和目標的政治基矗」在一片淒風苦雨中，喬治·鮑爾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長達六十二頁的備忘錄，對我們現行的越南政策提出異議。就其深度、廣度和對傳統觀念的衝擊而言，備忘錄與作者同樣極為出色。喬治·鮑爾頭腦敏銳，才智過人，文筆流暢。喬治·鮑爾是個大西洋主義者，堅信美國與歐洲的關係高於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德國擔任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部成員。五十年代法國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時，他擔任過法國政府的顧問。由於他被公認具有強烈的歐洲傾向，所以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他關於越南問題的觀點均有所保留。
　　喬治·鮑爾一開始即指出：西貢的政治局勢已嚴重惡化，而且，建立一個足以鎮壓暴動的強大政府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他提出了四種可供選擇的政策：一、繼續奉行目前的行動方針；二、接管戰爭；三、對北越進行空襲；四、尋求政治解決。他對四種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認為我們的現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軍事上日益虛弱。直接參戰將使美國人的生命在叢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損失。轟炸北越既不能摧毀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還說空襲無助於加強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變了這項判斷）。
　　喬治·鮑爾對「我們可以在空襲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論調特別提出了質疑。他尖銳地寫道：「一旦騎上虎背，下來就難了。」
　　只剩下第四種選擇了。鑒於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喬治·鮑爾指出「我們應該立即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的備忘錄沒有使我們循著政治解決途徑走下去。他認為談判條件應包括：一、北越保證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動；二、一旦河內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貢成立一個有能力掃清暴動殘餘分子的獨立政府；三、在以後需要援助的情況下，西貢政府仍然有權要求美國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證西貢政府的獨立性繼續不受其它簽約國的破壞。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於在主張無條件撤退。我們根據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潛在影響來考慮這種可能性。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河內支援的巴特寮繼續在老撾向前推進，蘇加諾使印度尼西亞向共產黨陣營靠得更近，馬來西亞面臨著受中國支援的暴動者的巨大壓力，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在繼續宣揚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宮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在繼續針對西方發表好戰聲明。考慮到這些威脅，我們認為無條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喬治·鮑爾同意這個結論。正是這個內在矛盾使他的備忘錄出現了缺陷。他正確地指明了我們面臨的問題；他正確地考察了我們考慮採取的行動本身具有的風險；他正確地呼籲我們更加重視談判；他還正確地列出了談判的目標。但是，他建議的措施能否實現這些目標卻不得而知。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與喬治·鮑爾討論了備忘錄。我沒有找到當時討論的筆錄，但我相信我們把觀點表述清楚了。喬治·鮑爾承認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他說他意在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能夠導致其它解決方案的研究思路」我們沒有拓寬研究思路，犯了嚴重錯誤。我認為我們四個人都有錯，都有責任。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層全面展開討論的建議。他得到了我們的尊重——但他本應得到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當時應該立即和總統討論備忘錄，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通過總統的助手比爾·莫耶斯把備忘錄轉給總統時，總統才注意到它。我們本應把備忘錄還給喬治·鮑爾，讓他盡快呈交給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評估和分析。我們沒有反省我們的推論，即他尚未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喬治·鮑爾的想法有了改變，趨同於我的立場：向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後再展開談判。
　　看到迪安·臘斯克和我為越南問題費力勞神，麥喬治·邦迪講了一些令我永遠難以忘懷的話。他說，國務卿在尋求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國防部長的我卻在謀求談判。
　　這些諷刺言論充分反映出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多麼令人煩惱。
　　十月份，阮慶的權威日漸削弱，把權力還給文官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使南越的形勢進一步惡化。十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表示對南越形勢頗為擔憂。他們提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計劃，包括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和南越。他們提出這些建議的前提是，美國退出南越或東南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選擇。
　　參謀長們非常著急，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備忘錄盡早呈交總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爾·Ｇ·「巴斯」·惠勒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他說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那麼我們就得撤出南越。馬克斯威爾·泰勒的觀點則完全不同。我問他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有何評論，他說，那些建議完全脫離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越南人在南越是為他們自己而戰。」數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蘭來電說：「除非不遠的將來在南越能出現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美國在南越內外採取軍事進攻都不會阻止南越一天天衰敗下去。」
　　由於這些建議嚴重對立，總統於十一月二日讓威廉·Ｐ·邦迪牽頭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重新研究可供選擇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Ｂ·約翰遜贏得了大選的勝利，在當時來說，他是美國歷史上以壓倒優勢的得票數獲勝的人。
　　工作小組的工作是從零開始的。
　　工作小組全面考察了
　　各種假設、前提和選擇方案，重新評估了我們在南越的立場和在東南亞的目標。考察工作經歷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結論。由於十二月一日要與總統開會，工作小組起草了一份報告，其部分內容如下：如果我們不採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這種軍事行動有在亞洲導致嚴重衝突的巨大風險，它不可能僅限於空軍和海軍的行動，而是不可避免地要採取與朝鮮戰爭規模相當的地面行動，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參謀長們低估了這些風險，認為這些風險「比繼續現行政策或撤出東南亞的選擇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決心規避的正是這些風險。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在隨後幾年內對我們空襲北越的行動造成了重大影響。
　　更重要的是，我們想避免核戰爭的風險。
　　參謀長們及其僚屬在各種場合提到核戰爭的可能性，並表示可以接受核戰爭的風險，這使總統和我感到震驚。撇開核打擊所引發的道德問題不談，向擁有核武器的對手首先使用核武器無異於一種自殺行為。我不想誇大參謀長們的觀點所包含的風險，但我認為即使是災難性事件的低風險也應迴避。一九六四年我們還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教訓。我擔心我們國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這樣的教訓（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們的安全極為重要，我在附錄中做了詳細闡述）。
　　十一月十九日，總統得到了進一步的報告。迪安·臘斯克告訴他，工作小組已開始集中研究三種選擇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二、對北越加大軍事壓力；三、「介於二者之間」的策略是，對北越加強壓力的同時，與河內保持聯繫，如果河內希望如此的話。他向總統保證，我們不會竭力推動任何一種選擇方案，所以，總統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認為對國家最為有利的決定。
　　十二月一日雖有陽光但天氣很冷，地下覆蓋著薄薄的一層白雪，這是冬季的第一場雪。到林登·Ｂ·約翰遜牧場過感恩節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已經返回，要與他的越南事務高級顧問就工作小組的建議做出決定。從西貢飛來的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副總統赫伯特·漢弗萊的出席說明了會議的重要性。總統再次聽到了，關於南越政治形勢變幻無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將嚴重破壞我們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詞。
　　工作小組提出了三種選擇方案（「在一定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提出來）：一．在無希望避免失敗的情況下繼續無限期執行現行政策。
　　二．對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線和參謀長們提議的九十四個目標進行猛烈轟炸，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並進行談判。
　　三．逐步展開上述轟炸行動，目的相同，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較校軍方人士也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參謀長們偏好第二種方案；馬克斯威爾·泰勒希望從第一種方案逐漸演變為第三種方案；威廉·威斯特摩蘭希望第一種方案再執行六個月。
　　會議召開前不久，中央情報局提交了對轟炸效果的評估報告，這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報告附和參謀長們的觀點，認為北越的交通運輸線和工業基地極易受到空中打擊。但中央情報局強調說，由於北越的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轟炸既不能給北越造成難以克服的經濟難題，也不能削弱河內向南方的游擊戰提供足夠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報局還指出，北越領導人認為西貢政府的垮臺指日可待，所以他們可能忍受大規模轟炸而不改變政策。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向總統提出的選擇方案顯然充滿漏洞。我們沒有面對幾個基本問題：一．如果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之時我們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贏得戰爭（這需要政治穩定），那麼是什麼因素使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漸近的」轟炸計劃將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並進行談判的基礎是什麼？
　　三．假設能夠迫使北越進行談判，美國在談判中能達到哪些目的？
　　四．如選擇第二和第三種方案，在轟炸進行過程中需要多少美國地面部隊去保衛南越的空軍基地和防止南越軍隊的崩潰？
　　五．每一種方案將使多少美國人傷亡？
　　六．國會和美國公眾將對我們的選擇做出怎樣的反應？
　　不用說，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頗感沮喪和灰心。他面臨的是極難應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問題，談了不少意見。表露出了他的憂慮和絕望情緒。「我們能做什麼？」「為什麼不說『是這樣！』」「我們有哪些資源？」「如果他們需要美元，給他們。」「算帳的時候到了。」「如果我高燒一百零四度，我不會打我的鄰居。我想首先與他和睦相處……所以當我們讓厄爾·Ｇ·「巴斯」·惠勒出擊時，我們可能受到回擊。」
　　對最後這句話，馬克斯威爾·泰勒回答：「我懷疑是否河內有還擊之力。」
　　「在中國人湧進朝鮮之前麥克阿瑟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林登·Ｂ·約翰遜怒氣沖沖地說。
　　總統最後決定：「我想給馬克斯威爾·泰勒最後一次獲得政治穩定的機會。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討論（轟炸北越之事）。」他贊同分兩步走的計劃。
　　第一步，對北越人進攻美國目標的行動進行報復性轟炸的同時，對老撾的各條滲透路線進行空中偵察。第二步是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馬克斯威爾·泰勒可以利用這一前景鼓勵南越領導人維持好秩序。
　　馬克斯威爾·泰勒返回西貢，給南越領導人帶去了如下訊息：美國繼續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穩定，這意味著將軍們必須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對政府。然而這項命令沒有產生任何效力。西貢的將軍們與從前一樣拉幫結派。馬克斯威爾·泰勒回去後不久，他們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裝，發動了另一場政變，其目的似是要以軍事統治取代文官政府。
　　這次政變激怒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他視此為對他個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領導人來見他，對他們嚴加斥責，就像教官訓斥新兵一樣。也許他的法語出了點問題，他諷刺那些顯然不理解他關於穩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員說：「你們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現在我們得看一看怎樣才能解開這團亂麻。」這些訓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對他的怨恨，而且沒有任何具體結果。
　　懷著沮喪和絕望的心情，馬克斯威爾·泰勒向華盛頓呈交了一份年終總結，指出：「如果局勢每況愈下……我們應該尋求擺脫目前……與南越政府的關係，撤回我們的大批顧問……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擺脫這個靠不住的盟國，讓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負其責。」
　　我們這些讀過馬克斯威爾·泰勒此電的人沒有重視這段內容。我們（我相信也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導致「遏制堤壩」決裂的事情。事後才明白，馬克斯威爾·泰勒提出的策略——執行一項迫使南越人要求我們離開的計劃，或者因局勢混亂而迫使我們撤回顧問——將使我們大大地減少生命損失、資源消耗，也不會使我們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樣嚴重的失敗。顯然，抽身而退是我們理應選擇的政策。
　　但我們未做此選擇。
　　相反，我們繼續思考採取何種軍事策略的問題。十二月三十日，總統在致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份私人電報中表示，他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再請求准許轟炸北越頗感惱火。他對馬克斯威爾·泰勒說：「我得到的軍事建議都呼籲大規模轟炸北越。我從來不認為能從空中贏得這場戰爭……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數量的地面部隊……我更希望美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強。」這項大規模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的建議是較為突然的。
　　馬克斯威爾·泰勒對此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這是我與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從西貢收到的最好的分析報告：我們在此面臨著嚴重惡化的局勢：政治騷亂持續不斷，軍隊不負責任，勾心鬥角，平亂計劃有氣無力，反美情緒正在滋長，越共直接對美國人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在整個南越道德淪喪，信心喪失。除非這些情況發生變化……我們不久很可能會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政府，一邊與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組織）和河內尋求和解，一邊要求我們撤離……基本上沒有時間改變這種局面了。
　　然後他轉向地面作戰問題。他謹慎地向總統指出，根據以往的軍事經驗來估算，擊敗越共需要動用大量軍隊：人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動經常獲得成功。越共的基礎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經過多年發展，已達到目前的規模（擁有大約十萬名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他們在北越和老撾有無償提供物資的後勤供應基地。就我所知，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擊戰役是不具備下述兩個條件的：平叛軍隊的人數超過游擊隊十倍以上；切斷游擊隊的外援。
　　馬克斯威爾·泰勒強調指出，過去兩年中，南越政府軍和游擊隊的人數比率從未超過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比例。
　　他繼而反問道，我們該做什麼？他說，我們不可能「改變這個國家的特點，創建一個難以生存的領導集團，大量增加南越的軍隊數量或封鎖邊界不使敵人滲透進來。」他認為，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採取新指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唯一可能有獲勝機會的選擇……是漸次展開空襲以直接打擊北越的意志」，以便創造「有利形勢與河內談判」。他同意總統的看法，即游擊戰不可能從空中打贏。空襲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領導人的意志施加壓力」。馬克斯威爾·泰勒在這封長電中最後警告說，「我們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須冒險作出改變」，因為「現在不採取積極行動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遭到失敗」。
　　然而我們沒有採取行動。一月初，越共在幾次戰鬥中重創了南越的兩支精銳部隊。據得到的情報，北越的正規軍已開始進入南越，所以南越軍隊的失利使我們更加擔心河內和越共正在準備發動西貢及其軍隊難以抵擋的全面進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些事件使我極不情願而又痛心地認識到，改變政策的時刻來臨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宣誓就職前一星期），麥喬治·邦迪和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呈交了一份簡短但內容極具爆炸性的備忘錄。那天早晨，我們與總統和迪安·臘斯克在白宮談判廳深入討論了備忘錄，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曾在該廳咨詢過內閣成員。麥喬治·邦迪和我認為事態已發展到嚴峻關頭，我們想讓總統瞭解，這種事態對我們的想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告訴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現在我們兩人堅信，我們的現行政策只會導致災難性的失敗。我們目前在等待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十二月份的各項命令顯示，我們不會採取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除非我們能夠得到這樣一個政府。在過去六個星期中，這種努力未獲成功。鮑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絕無成功的希望，除非我們的政策和側重點發生變化。
　　西貢的根本困難來自當地人們的一種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來越多的良民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避免為堅決反共的政策盡職盡責。由於我們沒有堅決反擊越共對我們的設施發動的猛烈進攻，使我們最好的朋友們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們一樣清楚，越共正在獲得農村地區。同時，他們看到美國的巨大力量引而不發，他們感覺不到美國政策的堅定性和積極性。他們認為我們不願意冒重大風險。就我們已做的事和準備要做的事而言，這種認識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如果他們鼓起勁來，情況就會不同。不過，這的確是事實，至少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我現在是這麼認為的。
　　我國起來越多的人已瞭解到南越政權不穩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實和最有決心的人。這種情緒既能在西貢給我們的電報中看到，也能在華盛頓最忠實的參謀人員中看到。基本命令規定，在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前，我們將不採取進一步行動，而在我們坐視不管的情況下，誰也不會指望會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執行援助勾心鬥角的政客的政策，並對我們不想控制的事態做出被動反應。
　　鮑勃和我認為，最糟糕的策略是繼續扮演這種被動的角色，這只會導致最終的失敗和在蒙受恥辱的情況下被迫退出。
　　我們提出兩種選擇。第一種是在遠東動用我們的軍事力量，迫使共產黨改變政策。第二種是利用一切手段謀求談判，控制我們目前面臨的軍事風險。
　　鮑勃和我傾向於第一種選擇，但我們認為兩種選擇都應該加以仔細研究，並在您面前進行辯論。
　　我們兩人都瞭解，任何選擇都將引出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知道，最終的責任不由我們承擔。我們完全支援前幾個月中您不願放棄中間策略的做法。我們兩人都認為，應該繼續盡一切努力改進我們的地面作戰，並支援南越政權。但是，我們兩人都認為這些都遠遠不夠，採取更強硬的措施的時機已經來臨。
　　您可能知道，迪安·臘斯克不同意我們的意見。
　　他不反對我們的說法：局勢正在日益惡化，問題很難得到解決。他不能肯定這種惡化的趨勢能夠停止。
　　他的看法是，擴大戰爭或者撤退，其後果都很糟，我們必須找到能使我們的現行政策行得通的辦法。如能做到這一點當然很好。鮑勃和我認為這不可能。
　　經過幾個月的舉棋不定和猶豫不決之後，我們來到了岔路口。

天下創世

[LEFT]第五章　東京灣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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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

　　美國距離在越南宣戰最近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東京灣決議。影響這項決議的客觀環境在人們中間引起了激烈爭論，並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前，美國人民對越南的事態發展極少給予關注，戰爭似乎極為遙遠。東京灣改變了這種狀況。就短期而言，美國在東京灣的軍艦受到襲擊，隨之而產生的國會決議帶來了美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戰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就長期而言，約翰遜政府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總是援引這項決議來證明其在越南採取的軍事行動符合憲法規定。
　　國會承認這項決議賦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巨大權力，但不認為總統有權宣戰，不認為這項權力可像過去一樣用來大幅度擴充駐越美軍數量——從一萬六千名軍事顧問增至五十五萬戰鬥部隊。如果沒有這項決議，在以後幾年中，宣戰和動用大量戰鬥部隊也許是不可能的。
　　許多人把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的九天視為「二十五年戰爭」中爭論最大的一個時期。這一點並不奇怪。
　　三十年來，圍繞下述問題，激烈的爭論持續不斷：在東京灣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是如何向國會和公眾報告東京灣事件的；我們向國會謀求到的對事態做出反應的權力；在以後的歲月中，兩位總統屬下的行政機構是如何運用這項權力的等。
　　主要的問題以及我的回答如下：
　　·據報告，北越巡邏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和四日分別攻擊了美國驅逐艦。真的發生過這些攻擊事件嗎？
　　回答：第一次攻擊的證據是無可置疑的。第二次攻擊似有可能，但不確定。
　　·當時和後來，某些國會議員和公眾認為約翰遜政府故意招來這些攻擊行動，意在為戰爭的升級尋找合理的理由，並從國會謀求到擴大戰爭的權力。這種觀點有任何根據嗎？
　　回答：毫無根據。
　　·為回應北越的攻擊行動，總統命令美國海軍飛機襲擊了北越的四個巡邏艇基地和一個油庫。這次襲擊有道理嗎？
　　回答：也許有道理。
　　·如果東京灣的行動沒有發生，這項國會決議會被提出來並獲得通過嗎？
　　回答：基本上可以肯定會有一項決議在數周內提交給國會，而且極有可能獲得通過。不過，該項決議會面臨更為激烈的爭論，且有可能限制總統的權力。
　　·約翰遜政府依據東京灣決議在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包括大幅度增加軍隊數量）是否合法？
　　回答：絕對不合法。雖然該決議賦予總統足夠廣泛的權力以支援戰爭的升級，但正如我所言，國會從未打算把該決議作為採取此種行動的基礎，全國人民更無此願。
　　東京灣的事件涉及美國的兩次行動：代號３４Ａ計劃和人所共知的德索托巡邏。
　　正如我指出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已批准中央情報局支援南越反對北越的秘密行動，密碼代號為３４Ａ計劃。３４Ａ計劃包括兩類行動：第一類，由船隻和飛機投送帶有天線電裝備的南越特工隊到北越，進行破壞活動和搜集情報；第二類，由南越人或外國僱員駕駛的快速巡邏艇，用打了就跑的戰術襲擊北越海岸和島嶼上的設施。中央情報局支援南越的３４Ａ行動計劃，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與他們保持著密切聯繫，正如在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克魯拉克將軍一樣。
　　３０３委員會——如此稱呼是因為委員會最初是在行政樓３０３室開會的——審查了秘密行動的計劃安排。中央情報局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動均需得到３０３委員會的批准。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其他成員有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副國防部長（賽勒斯·Ｒ·萬斯，他於一九六四年初接替了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和中央情報局負責制訂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
　　中央情報局常被批評者稱為「粗野的大象」，但我認為這是個誤解。在我任職於國防部的七年中（我相信也包括在此前和此後的政府中），中央情報局的所有「秘密行動」（包括間諜行動）都是得到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或他們的代表批准的。未經批准，中央情報局無權採取行動。就我所知，該局從未擅自行動過。
　　德索托巡邏在目的和程式上都與３４Ａ計劃大不相同。巡邏行動是配備有特殊裝置的美國海軍艦艇全球電子偵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艦艇在公海上收集蘇聯、中國、北朝鮮和北越沿海基地發射出來的無線電和雷達訊號。這些巡邏船很像在我國沿海附近的蘇聯拖網漁船。在必要的情況下，我方收集的情報可用於針對這些國家的軍事行動中。通常由各艦隊司令——這次是由太平洋艦隊司令托馬斯·Ｈ·穆勒上將——決定巡邏的次數和路線，並與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共同審核。
　　雖然某些人知道３４Ａ計劃和德索托巡邏計劃，但其批准程式是互相獨立的，所以很少有高級官員同時參與兩項計劃的制訂和實施過程。我們當時應該同時參與。
　　八月東京灣事件暴發前很久，我們瞭解３４Ａ行動計劃的許多人都認為它們實際上毫無價值可言。派往北越的大多數南越特工人員或者被俘或者被殺，海上的襲擊也無關痛癢。人們有理由問：「如果事情是這樣，為什麼還要繼續實行這些行動計劃呢？」那是因為南越政府認為這些行動是騷擾北越以報復河內支援越共的代價較小的手段。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夜，負有３４Ａ行動使命的幾艘南越巡邏艇攻擊了東京灣的兩個北越島嶼，據信島上有支援向南方滲透的活動。次日清晨，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駛抵東京灣距那兩個島嶼很遠的地方。兩天半以後，即八月二日下午三點四十分（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四十分），馬多克斯號報告說有幾艘快速炮艇向其駛近，幾分鐘後該艦受到了魚雷和自動武器的攻擊。馬多克斯號上無人傷亡，也未受任何損失。馬多克斯號受到攻擊是無可置疑的：船員們從甲板上取出了北越炮彈的彈片，我堅持讓屬下把彈片送到我的辦公室以證實攻擊行動確曾發生；此外，北越在其官方戰史中也證實，北越方面確實下令進攻過馬多克斯號。
　　事件發生時，馬多克斯號停泊於公海，距離北越海岸超過二十五英里。
　　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總統與高級顧問們開會討論最新的報告，考慮美國該做何反應。賽勒斯·Ｒ·萬斯代表我出席會議。顧問們認為有可能是北越的一個地方指揮官而非高級官員採取了襲擊行動，所以總統決定不予報復。他同意向河內發出嚴厲的抗議照會，並增派特納·喬伊號驅逐艦繼續巡邏。
　　當時的駐南越大使馬克斯威爾·泰勒反對不予報復的決定。他在八月二日深夜致國務院的一封電報中指出，如果我們對無緣無故襲擊公海上的美國驅逐艦的行動不予回擊，會被人視為「美國害怕與北越人直接對抗的標誌」。
　　第二天下午三時，迪安·臘斯克和我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介紹了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二日發生的事情。我們講到了３４Ａ行動計劃、北越對德索托巡邏艦的攻擊以及總統決定不予報復的原因。雖然我未能找到這次會議的會議記錄，但我相信我們還強調指出，我們絕對沒有故意招致北越人進攻德索托巡邏艦。我們對那些參議員說，德索托巡邏行動和３４Ａ計劃都將繼續進行，事實上，對北越沿海的另一次３４Ａ空襲行動此時正在進行中（當時是西貢時間八月四日凌晨）。
　　華盛頓時間八月四日晨七時四十分（西貢時間晚七時四十分），馬多克斯號發出電報說，來自一些身份不明的船隻的進攻似乎已迫在眉睫。馬多克斯號的情報來自國家安全局極為機密的報告，該局截獲了北越的各種命令。一小時後，馬多克斯號發出電報說已與三艘身份不明的船隻建立了雷達接觸。附近的美國航空母艦泰禮德羅加號派出戰鬥機援助馬多克斯號和特納·喬伊號驅逐艦。
　　烏雲和暴風使夜色更濃，能見度極差。此後數小時內，東京灣一直處在混亂之中。馬多克斯號和特納·喬伊號報告說遇到了二十多枚魚雷的攻擊，他們看到了魚雷的尾流，敵艦後艙的燈光，手電筒的亮光和自動武器開火的情景，還收到了雷達和聲納波。
　　由於形勢緊張，賽勒斯·Ｒ·萬斯和我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商討應對之策。我們都認為，如果報告屬實，那就絕對有必要對第二次無緣無故地攻擊予以還擊。雖然我們沒有接受馬克斯威爾·泰勒提出的對八月二日的攻擊進行報復的建議，但我們認為，對停泊在公海的美國艦艇第二次無緣無故的攻擊確實發生了，所以我們很快制定了動用航空母艦上的飛機轟炸北越的四個巡邏艇基地和為基地供油的兩個油庫的計劃。
　　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我與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以及參謀長們開會研究我們的方案。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繼續討論，午飯時又與總統、賽勒斯·Ｒ·萬斯和約翰·Ａ·麥科恩進行了討論。
　　北越人對公海上的美國驅逐艦的攻擊似乎很不合常理（他們這樣做將使衝突升級），所以我們討論了河內的動機。有些人認為３４Ａ行動是導致北越襲擊我方艦艇的一個原因，但其他人認為３４Ａ行動效果極差，覺得這種解釋難以成立。無論如何，總統認為如果第二次攻擊能得到證實，即應予以迅速而有力的回擊。
　　問題在於：第二次攻擊真的發生了嗎？
　　正如我所說的，攻擊發生之時該地區的能見度極其有限，另外，第二次攻擊的報告大部分是依據聲納做出的，而聲納常常是不可靠的，所以，是否真的發生了攻擊，殊難確定。我因而多方努力以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按我的要求，空軍中將戴維·Ａ·伯基納爾在火奴魯魯數次召見小格蘭特·夏普海軍上將瞭解詳情。
　　華盛頓時間下午一時二十七分，在馬多克斯號上的德索托巡邏計劃指揮官約翰·Ｊ·赫裡克艦長向火奴魯魯和華盛頓發出了下述電訊：經檢查發現，原來報告的許多接觸和魚雷攻擊行動值得懷疑。反常的天氣對雷達有影響，許多報告，可能是情緒激動的海軍聲納兵做出的，馬多克斯號上沒有真正看到遭受攻擊的跡象。建議在進一步採取行動前進行全面評估。
　　四十一分鐘後，小格蘭特·夏普打電話告訴戴維·Ａ·伯基納爾，儘管約翰·Ｊ·赫裡克來了電報，但他本人「絕不懷疑」發生了第二次攻擊。約翰·Ｊ·赫裡克艦長在華盛頓時間下午兩時四十八分發來另一份電報：「已確定真的發生過伏擊。」
　　我親自打了幾個電話以便盡可能多地瞭解情況。由於事實真相在三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有爭議，所以我想詳細介紹一下我的幾次對話（當時作了記錄）。下午四時零八分，我通過專線電話問小格蘭特·夏普將軍：「最新消息是什麼？」
　　小格蘭特·夏普說：「先生，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表明確有其事……（敵方的）魚雷快艇顯然有伏擊的企圖。」他說：「最初確有伏擊企圖。」然而他也提到了「反常的雷達波」和操縱聲納的「年輕人」——他們「傾向於把任何噪音說成是魚雷，所以，魚雷肯定沒有以前報告的那麼多」。小格蘭特·夏普說，特納·喬伊號聲稱有三艘魚雷快艇相撞，一艘沉沒，馬多克斯號則聲稱有一艘或兩艘快艇沉沒。
　　「難道沒有任何無進攻行動的可能性嗎？」我問小格蘭特·夏普。他回答：「沒有，我得說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說：「在確定發生的事情之前，我們顯然不想這麼做（採取報復性的襲擊行動）。
　　小格蘭特·夏普表示同意，說他能在數小時內得到更多的情報。
　　下午四時四十七分，賽勒斯·Ｒ·萬斯和我與參謀長們開會審核有關第二次攻擊的證據。下述五項事實使我們相信確實有過攻擊行動：敵方的自動武器開火時，特納·喬伊號驅逐艦被照亮了；一艘驅逐艦看到了魚雷艇尾座的燈光；高射炮曾向飛臨該地區上空的兩架美國飛機開炮射擊；我們截獲並破譯的北越電報顯示確有兩艘魚雷快艇沉沒；小格蘭特·夏普上將認定發生過攻擊行動。下午五時二十三分，小格蘭特·夏普打電話告訴戴維·Ａ·伯基納爾，毫無疑問發生過對驅逐艦的攻擊行動。
　　下午六時十五分，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白宮開會。我介紹了支援我們的結論的有關證據，提出了我方的應對之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同意採取行動，總統授權動用我們的海軍航空兵。
　　晚上六時四十五分，總統、迪安·臘斯克、參謀長聯席會議新任主席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和我會見了國會領導人，向他們介紹那天發生的事情和我們的回擊計劃。在解釋我們回擊的理由時，迪安·臘斯克告訴國會領導人，北越已經做出了進攻公海上的我方船隻的重大決定，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的行動視為偶發事件，我們必須在東南亞顯示美國的決心，我們有限度的反應將表明我們不想與北越開戰。總統對國會領導人說他打算向國會提交一項決議，要求國會支援美國在必要時在東南亞採取戰鬥行動。數位國會議員表示他們將支援這項要求。
　　晚上七時二十二分，泰孔德羅加號航空母艦收到了總統的空襲命令，數分鐘後，第二艘航空母艦康斯特萊申號也收到了電令。華盛頓時間晚上十時四十三分，第一批飛機從兩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美國海軍飛機對四個巡邏艇基地和一個油庫總共進行了六十四架次空襲。我們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攻擊，雖然有限度，但很適當，是對一次（或者兩次）進攻美國船隻事件的回擊。
　　沒過多久，關於事件本身就引起了爭論。八月六日，幾位參議員對我們關於事情經過的報告產生了爭執。爭論沒有得到解決。幾年後（一九六八年二月），參議院特別舉行聽證會以檢驗證據是否確鑿，聽證會也對政府的報告提出了質疑。
　　一九七二年，當時的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路易斯·托德拉認為，截獲的北越電報實際上指的是八月二日的行動，而我方卻把它當成了八月四日的進攻令，一九六四年中央情報局負責情報的副局長雷·Ｓ·克萊因在一九八四年會見筆者時也持這種觀點。一九六四年在泰孔德羅加號航空母艦上擔任飛行員的詹姆斯·Ｂ·斯托克代爾——他在河內的一所監獄被關了八年，後來獲得了國會頒發的榮譽勳章——說，他記得八月四日他飛臨兩艘驅逐艦上空時沒有看到任何北越的炮艇，他認為那天未發生攻擊事件。
　　這方面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上午九時，迪安·臘斯克、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來到參議院核心會議室，坐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面前介紹八月二日和四日在東京灣發生的事件，並聲援提交參眾兩院的國會聯合決議。
　　迪安·臘斯克的發言是做了準備的，他一開始即強調：「促成這項決議的直接原因，當然是八月二日和八月四日北越對我國在東京灣公海上的海軍艦艇發動了攻擊。」他繼續說，「目前的攻擊……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共產黨竭力征服南越……並最終征服和統治東南亞其它自由國家的一個步驟。」我接著詳細介紹了兩次攻擊的詳情，厄爾·Ｇ·「巴斯」·惠勒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贊成美國採取報復行動，他們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採取行動是適當的。
　　委員們的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在東京灣發生了什麼事？
　　該決議將賦予總統在該地區動用軍隊的權力嗎？
　　參議員韋恩·莫爾斯對我們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描述、我們的軍事回應計劃以及決議本身都提出了嚴重質疑：我堅決反對採取此項行動，我認為這是美國的一項侵略行動。在我看來，如果你們想竭力表明南越海軍快艇轟擊距北越海岸不遠的兩個小島的行動與我們無關，那我們就是在欺騙全世界。
　　我認為我們援助南越的整個行動計劃已向全世界表明，南越的那些快艇不可能在美國不知情的情況下採取行動。我們知道那些快艇在駛向哪個地方，海軍的行動完完全全是對北越領土的侵略，我們的艦艇是在東京灣的公海上，但它們也因此被理解為停在東京灣為南越海軍的行動提供掩護。
　　我認為是阮慶在讓我們支援他對北越領土進行公開侵犯。我聽過一次又一次的情況介紹，但沒聽到有任何證據表明北越地面部隊或海軍對南越進行過任何軍事侵略。
　　最後這句話與事實不符：有很多證據表明北越在通過陸路和海路向越共提供人員和軍事裝備。韋恩·莫爾斯參議員最後說：「停泊在附近的美國海軍艦艇是在支援」南越的３４Ａ行動計劃。
　　我回答說：「我們的海軍絕對沒有參與，也不瞭解南越人的行動。」正如我解釋過的，美國海軍不負責３４Ａ行動計劃，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艦艇既未「掩護」也未「支援」執行３４Ａ計劃的船隻。參議員韋恩·莫爾斯瞭解這些事實，因為他八月三日出席了迪安·臘斯克、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向參議員介紹３４Ａ計劃和德索托巡邏計劃的報告會。我的上述回答是完全正確的。然而我接著說，馬多克斯號「絲毫不瞭解南越攻擊參議員韋恩·莫爾斯提到的兩個島嶼的行動，就我迄今掌握的情況來看，（馬多克斯號）毫不知情。」但我後來發現，我對此點的回答是完全錯誤的；負責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赫裡克艦長確實知道３４Ａ計劃。我的回答是真誠的，卻是錯誤的。
　　聽證會轉而討論該項決議，它的關鍵段落如下：由於（北越）海軍……違反……國際法，故意多次攻擊了合法停留在公海上的美國海軍艦艇……由於這些攻擊行動是……針對其鄰邦的……蓄意和系統的侵略活動的一部分……因而，美國準備（在總統做出決定的情況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動用軍隊），援助那些請求支援以保衛其自由的《東南亞集體的防禦條約》的任何締約國。
　　討論這句話時，迪安·臘斯克強調說這個決議賦予的權力與國會一九五五年的台灣決議、一九五七年的中東決議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決議所批准的權力相同。他在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中指出：「我們無法預料將來需要採取什麼措施。」他還說：「在東南亞的形勢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其發展方向與我們現在預料的不一樣，總統與國會之間當然會進行密切的聯繫和磋商。」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Ｊ·威廉·富布賴特主持了聽證會。在參議院安排了該決議的有關事項，他後來嚴厲批評約翰遜政府對東京灣事件的處理方式。他在那天補充說：「你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如此迅速的決定是值得稱讚的。」
　　與會的其他人也贊成該決議賦予總統的廣泛權力。例如，來自新澤西的共和黨參議員克利福德·凱斯問道，前面提到的三個決議中是否包含有「在總統做出決定的情況下」的語句。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回答：「肯定包含有語意相同的句子。」參議員克利福德·凱斯隨即表示衷心支援正在討論中的決議。兩個委員會以三十一票贊成一票反對（韋恩·莫爾斯反對）的投票數把決議提交給了參議院。
　　在那天下午的參議院辯論會上，來自肯塔基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與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做了如下問答：約翰·謝爾曼·庫珀：我們是在預先賦予總統權力，讓他在必要時就南越及共防禦問題或者（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他締約國的防禦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嗎？
　　Ｊ·威廉·富布賴特：我想是的。
　　約翰·謝爾曼·庫珀：那麼，預料一下，如果總統決定動用軍隊，其數量足以導致戰爭，本決議也賦予他這種權力嗎？
　　Ｊ·威廉·富布賴特：這正是我要做的解釋。
　　我毫不懷疑國會了解決議賦予總統的廣泛權力。但我也毫不懷疑，國會認為總統不會在沒有進行慎重和充分協商的情況下動用這種廣泛的權力。
　　第二天，即八月七日，參眾兩院對這項決議進行投票表決。參議院以八十八比二的比例通過了決議（韋恩·莫爾斯和來自阿拉斯加的民主黨參議員歐內斯特·Ｗ·格裡寧投了反對票），眾議院則一致通過了決議（四百一十六票贊成，零票反對）。
　　長期以來，持批評意見的人斷言在整個東京灣事件中存在著一系列欺騙。他們指責政府渴望得到國會對印度支那的戰爭的支援，起草了授權的決議，然後挑起事端找到正當的理由並發表虛假聲明謀求支援。這些指責是毫無根據的。
　　這項決議源於總統。總統認為，如果形勢需要美國戰鬥部隊進入印度支那——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自一九六四年一月開始即不斷提出這項建議，那麼動用軍隊之事需事先得到國會的批准。為此，國務院於五月底起草了一項決議。
　　然而，由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威爾·泰勒建議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至少推遲到秋天（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均同意這個建議），所以我們決定等九月份參議院通過民權法以後再向國會提交這項決議。
　　在北越人攻擊美國船艦，使我們相信戰爭正在升級和前景難以預料之前，我們一直做此種打算。攻擊行動使我們認識到，我們需要這項決議的時間可能要比原來的預計早一些。
　　總統也許看到，這是一個把決議同河內的敵對行動聯繫起來的機會，這樣一來可使他顯得相對溫和一些，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裡·戈德華特的強硬言論形成對照。
　　關於我方故意挑起事端的指責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當時的某些政府官員贊成這樣做。喬治·鮑爾在一九七七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與戰爭有關的許多人……在尋找採取轟炸行動的借口……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艦艇的主要目的是挑釁……人們認為，如果巡邏的驅逐艦遇到麻煩，就會提供我們需要的借口。」
　　與此相反，威廉·Ｐ·邦迪告訴同樣的廣播聽眾，美國當時並未打算製造危機，沒有故意「製造」事故用做採取軍事行動的借口。他說，「實事求是地講，那樣做完全不符合我們的計劃，我們不認為局勢已惡化到我們不得不考慮採取強硬措施以解決南越的問題的地步。」他在另外的場合寫道：「政府故意挑起事端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是毫無根據的。」
　　他還提出了一個立意不同但很重要的觀點：歸根結底，美國和北越的失算源於對河內的行為事後所做的良好推測。簡言之，政府本著降低危險的真誠願望，在同一時期同時執行３４Ａ計劃和驅逐艦巡邏計劃，完全是個錯誤。理智的頭腦預料不到河內也許會攪亂它們……但理性的推論應該把非理性的因素考慮在內……華盛頓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內也許不這麼想。雙方都誤解了對方，事件就發生了。
　　我同意他的上述評論，我相信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也會同意。
　　當然，如果東京灣決議沒有導致我們更嚴重地捲入越南戰爭，就不會引起長期的爭論了。但是，該決議的確開啟了防洪閘門。儘管如此，約翰遜政府故意欺騙了國會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問題不在於國會沒有瞭解該項決議的潛台詞，而在於沒有瞭解戰爭的潛在可能性以及政府的應對之策。正如一九六七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的，採用一項包含語意如此廣泛文句的決議時，「國會犯了錯誤：關於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如何實施這項決議的問題，當需要國會對此做制度方面的判斷時，國會卻錯誤地做出了個人性質的判斷。
　　制度方面的判斷是：首先，任何一個總統將以決議賦予的如此大的權力做些什麼；其次，依據憲法，國會是否有權授予或撤銷賦予總統的上述權力。」對上述兩點，我均表贊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發現他在誤導別人，事實的確如此。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的聽證會上，他得到了迪安·臘斯克的確切保證（我認為他私下裡也得到了林登·Ｂ·約翰遜的保證）：在未與國會充分磋商的情況下，總統不會使用決議賦予他的廣泛權力。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檢討這件事的聽證會上，他通情達理地為我開脫了故意誤導國會的罪責。「我從來沒有認為你在故意欺騙我們」他說。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克萊本·佩爾和斯圖爾特·賽明頓也做了相似的聲明。
　　東京灣事件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欺騙，而在於濫用決議賦予的權力。決議中的語句確實賦予了總統後來使用的權力，國會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時也瞭解到那些權力的廣泛性。但毫無疑問的是，國會絕對無意在未進行充分磋商的情況下，授權總統把駐越美軍從一萬六千人增至五十五萬人冒著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危險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並使美國對越南事務的干預持續那麼多年。
　　國會與總統哪一方對美國軍事行動擁有主導權的問題今天仍處於激烈爭論中。這項鬥爭來源於憲法規定的模糊性。憲法規定總統是三軍總司令，但賦予了國會宣戰權。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灣戰爭前，我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可能在海灣動用美國軍隊的問題發了言。此前幾天，國防部長理查德·Ｂ·切尼斷言，布什總統作為軍隊總司令有權把美國軍隊大規模投入海灣地區作戰（我們最後向海灣派了五十萬男女軍人）。民主黨參議員保羅·薩班斯問我對理查德·Ｂ·切尼的說法有何意見，我說我不是個憲法專家，所以不願回答。參議員保羅·薩班斯認定我會否定理查德·Ｂ·切尼的說法，所以堅決要求我做出答覆。
　　最後我告訴保羅·薩班斯，他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總統應該在未獲得代表民意的國會贊同的情況下把我們國家投入戰爭嗎（回擊對我國海岸線的進攻的情況除外）？我說不應該，我相信布什總統也不會這麼做。事實果然如此。在與伊拉克開戰之前，布什總統設法得到了國會的支援（也得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支援）。
　　布什總統是正確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們這些為林登·Ｂ·約翰遜辦事的人都錯了。 [/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