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日戰爭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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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件之謎（編輯整理）
七七事變前無緊張徵兆

  若是按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歷史記錄而言，盧溝橋事變的本身，絕對只是
一個小小誤會的意外，無論是盧溝橋的現場，還是中日兩國的決策者，當時都沒
有人會料到，盧溝橋事變竟然會成為中日兩國歷史決戰的歷史事件起點。嚴格說
起來，七月七日當天，雙方可能連第一槍都沒有開，更不必說雙方沒有死傷、破
壞與損失了，問題是，這個甚至連軍事意外都算不上的事件，卻千真萬確的成為
人類歷史上，中日歷史中，最大戰爭的起源點。

  七七事變的當天，事變發生所在地的河北省，天候不佳，是個夏季雷雨的天氣
，河北當天正在舉行國民政府統一以來，第一次的國大代表選舉，當時中國各地
正陸續按五五憲草的原則，開始選舉代表，準備制定憲法，以進入訓政時代。所
以，當天代表河北地區地方行政機構冀察政務委員會，全都在忙著有關選舉的工
作，而駐防河北的二十九軍，更是沒有任何的軍事訓練任務。事實上，當時冀察
政務委員會主任，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已經在當年的五月底，就已請假回山
東老家休養，以避免與日本在河北的駐屯軍，發生交涉的摩擦。

七月初，日本在河北駐屯軍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因為心臟病猝發，生命陷入
彌留狀態，駐屯軍的指揮職務，由參謀長橋本群少將代理，東京方面正在商討職務
派理的人選。因此，日本駐屯軍當天實在沒有人在計劃或是陰謀在河北生事。

  而中國方面，蔣介石正駐節廬山，與軍政領袖及民間學者進行國事會商，參謀
總長何應欽，更是前往四川，與當地的軍政領袖會商四川的軍政改組事宜。日本
則是剛由近衛公爵組閣，正焦頭爛額的設法處理日本不穩的經濟與政局。而日本
的參謀本部所頒發的一九三七年戰略指導綱領中，要求日軍檢討與策劃防蘇的軍
事準備，特別指示駐屯軍、朝鮮軍與關東軍，都要對如何應付與蘇聯的軍事衝突
，進行軍事參謀作業與軍隊演訓。因此，當天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中日有可能
爆發軍事衝突或是全面的戰爭。總之，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的關係沒有特別
緊張的跡象，更沒有什麼戰爭的陰謀。

按辛丑條約 日本與各國可在北京駐軍 保護僑民 稱為支那駐屯軍七月七日
當天，日本駐屯軍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正遠在山海關地區，與關東軍進行支
援作戰的軍演作業協商，豐台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則有事到北京的日本領事館
接洽公務。

一木青直
只有大隊長一木青直中佐值班留守，而由清水節郎大尉率領一個中隊135人的日軍，在
盧溝橋附近進行夜戰演習（非實彈演習無需報備）。

參演部隊  第八中隊 傍晚開始演習 22：40遭到來自龍王廟槍擊 點名後
志村菊次郎2等兵失蹤 於是向長官報告 日方也通知中方有士兵失蹤 當時該部隊離宛平縣很遠

據清水節郎親自的記述，當時根據「直感
」，槍聲是實彈射擊，但未曾目擊發射閃光，
　並且沒有提到是出於中國軍所發射。
23：00 失蹤士兵歸隊 說去上廁所
7月8日
3：25 日軍再次遭到攻擊
4：00中日調查團從北京出發
4：20牟田口連隊長下令反擊 日軍開始進攻
不久日方調查團森田撤中佐到達一文字山 下令停止攻擊
5：30日軍開始用早餐時 卻遭到中國軍隊反擊
可能中國軍不知道日軍已經下達停止攻擊命令
雙方開火於是爆發盧溝橋事件



中方說法：
1937年7月7日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在未通知中國北平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在國民革命軍駐地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入夜後聲稱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國軍拒絕了這一要求。日軍遂于晚上八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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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

南京入城

南京陥落當時の貴重な映像






武漢會戰

1939~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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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國主義分子抬頭
　　以武力征服進行擴張可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想法，在1929年大蕭條時期流行起來。用以支持這一想法的主要論點是日本人口已從明治維新時期的3,000萬增加到1930年的近6,500萬；這個問題一年比一年惡化，所需要的食品進口增加。另一論點是︰由於歧視東方民族，許多地區已經不准許日本移民。日本和中國曾努力把種族平等的條款寫入國聯盟約，但遭西方政治家的阻撓，他們害怕激怒自己的選民。一種看法開始蔓延開來︰除訴諸武力外，不可能有第二條出路。



　　在這些經濟和種族的論點之外，又加上軍方對政黨政府的不信任。華盛頓會議決定的日本海軍力量的比率小於日本海軍的希求。首相濱口雄幸的政府不顧軍方的反對在1930年接受了倫敦海軍會議對巡洋艦兵力的限制，並獲得批准。加藤政府曾裁減軍隊。許多高級官員在1926∼1927年中國國民黨北伐期間受制於日本的溫和主義，而他們本來是願意採取更強硬得多的立場的。首相田中義一領導的政友會內閣徹底改變了那一政策，1927和1928年出兵山東進行干涉。1929年田中被迫掛冠，由濱口取代，又返回溫和政策。許多人認為這樣左搖右擺給日本帶來的是仇視以及因中國抵制日貨而受的莫大損失，沒有得到一絲一毫的利益。



　　許多高級軍官對文官政府施加在他們身上的限制心懷不滿，而他們的威力是相當大的。與通常描述的自私的政黨政治家作對比，儉樸而無私的武士的形象特別有用。

  

日本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擴張


  
　　這些經濟壓力和政治憂慮被民間的極端國家主義分子利用，他們反對議會政府，說它「不是日本的」。自從明治時代以來，就有許多極右團體成立，高揭國內「純淨」和對外擴張的主張。他們竭力維護他們認為獨一無二的日本精神，而堅決反對過分的西方影響。一些團體是在明治時期國家主義派感到必須為「徹底解決」與俄國的分歧而工作的時候創立的，黑龍會便是其中之一。而其他的組織，如生產黨，以勞工問題和社會問題為主要綱領。國粹會努力維護民族的純淨，血盟團是恐怖主義的組織。他們反對政黨、大企業、涵化和西方化。他們聯合其他右翼分了，或是暗殺或是恐嚇他們假定的敵人。許多企業領導者和著名政治家失去生命，暗殺者公開表明他們聲稱要具體化的美德，並且講得繪聲繪色，取得成功，這在混亂的1930年代的社會精神特質中有相當的重要性。



　　反對議會政府的主要力量是下級軍官提供的。這些軍官大多農村出身，不信任他們的長官，對政治經濟一無所知，鄙視政治家們的城市豪華生活，他們是右翼理論家們現成的欺騙對象。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受到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目標的鼓舞。北一輝過去是社會黨和黑龍會的成員，在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寫道︰必須取消明治憲法而支持一個由「愛國志士」建議的、首先由一軍政府領導的革命政權，這一政權要將大型財產收歸國有，限制財富，結束政黨政府和貴族爵位體制，並準備掌握一個革命亞洲的領導權。北一輝協助勸說一批青年軍官參加1930年代的暴亂，大力籌畫製造極大的混亂狀態，使得軍政府非上台不可。



　　關東軍包圍了遼東半島，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巡邏，它培養了大批既敏銳地意識到日本的大陸利益又準備採取行動擴大這種利益的軍官。他們希望使文官政府站不住腳，並用強力迫使它採取行動。1928年暗殺中國東北的軍閥統治者張作霖大元帥，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直接行動模式的開端。這一行動雖然不是由田中政府批准的，但促成了該政府的垮台。然而，田中內閣不敢追究和懲處那些責任者，這使極端主義的軍官們確信他們的崇高動機會使刑罰無能為力。不過，濱口首相的下一屆政府顯示出遏制軍人活動家和軍人勢力的意圖；軍人再次密謀，主要是計畫完全取代文官政府；1930年暗殺濱口，他受重傷致死。



　　1931年9月18日發生九一八事變，開始了對東亞的侵略。由於關東軍指責中國士兵試圖轟炸南滿鐵路的一列火車(這次列車安全到達終點站)，他們就不經政府批准迅速占領瀋陽，隨後占領整個中國東北地區。東京的文官政府制止不了軍隊，甚至陸軍大本營都不能始終完全控制住戰地司令官。1931年12月，首相若槻禮次郎讓位於犬養毅。犬養計畫以天皇干預的方式制止軍隊，未成。1932年，海軍軍官充當極端主義的先鋒，5月在東京進行恐怖主義的襲擊，雖然奪去了犬養的生命，卻未能達到宣布軍管的目的。這時，陸軍宣告它不接受政黨內閣。最後的元老西園寺知道陸軍想要奪權，就搶先一步建議已經退休的海軍大將齋藤實出任首相。密謀繼續不斷，以將要開往中國東北的一個團的暴動達到頂點。1936年2月26日，幾位傑出的政治家(包括齋藤)被暗殺。首相岡田啟介因凶手誤射其姻弟而逃過一劫。叛亂的隊伍占據東京的大部分鬧區3天有餘。2月29日平息這次叛亂之後，立即逮捕首惡分子處決。這時，青年極端主義分子的皇道派氣焰下降，而比較謹慎的統制派的勢力抬頭，這一派沒有內政改革的全面計畫，但其外交政策的目標則有許多與青年狂熱分子的主張相同。



　　足以制止軍人威望的唯一可能的來源在於天皇。但是，高級政治家們十分慎重，唯恐他們危及天皇體制本身。青年天皇裕仁於1926年繼位，年號昭和。他的觀點比先人進步，曾遊歷西洋，喜歡研究海洋生物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反對一個以體現日本的神祕性為職責的人研究這種科學)。宮內的顧問們害怕天皇採取強硬立場只會使尋求犧牲者的範圍擴大，可能導致廢黜君主。隨著國際批評日本侵略行為聲浪的高漲，許多日本人團結起來支持他們的軍人。





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政府不是努力遏制軍人，而是同意將中國東北地區改組為「獨立」國家「滿洲國」。中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先宣布為攝政，後來在1934年加冕為皇帝。但是，實權操在關東軍手中；一切要職由日本人擔任，表面的官銜給與願意同日本人合作的漢族和滿族人。1932年10月，國際聯盟的一個委員會建議日本撤兵，承認中國在東北地區的主權，並給與東北地區以巨大的自治權。國際聯盟號召成員國家拒不承認新的傀儡國家。1933年3月日本正式退出這個世界機構。此後，日本將技術人員和資金投入中國東北地區，利用當地的豐富資源建立重工業綜合企業的基地，為東亞新秩序打下基礎。



　　1932年初，日本海軍在上海製造一次事件，目的是制止那裡抵制日貨；但是，日本還沒有準備好向其他列強挑釁以爭奪控制華中地區，國際聯盟的一個委員會於1932年5月確定了撤退的條件。大失所望的海軍軍官返回東京掀起暴亂，於5月15日刺殺犬養。日軍從中國東北地區南下，於1933年1月進入熱河，5月達成《塘沽協定》，在北平與長城間設一非軍事區。這使戰鬥暫告結束。1934年，日本明確表示︰它對中國的政策決不容許他人干涉，中國人試圖獲得其他國家的技術或經濟援助必遭日本反對。



　　然而，進一步的對外野心必須等待國內危機的解決。1936年2月東京的武裝叛亂標誌著極端主義派達到猖獗的頂點，統制派在陸軍內的勢力加強。大藏大臣高橋是清被殺死，他的政策曾使日本走出經濟蕭條，而他反對造成通貨膨脹的過多開支的呼聲則因被殺而停息。當宮內顧問們進一步努力把全權交給軍人而遭到失敗的時候，一個古老宮廷家族的後裔、很有聲望但工作無能的近衛文麿出任首相(1937年6月)。在同一時期，蔣介石於1936年12月在西安被中國邊防軍扣留，他表示同意國民黨與共產黨加強團結形成一個抗日陣線。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在北京附近進攻中國部隊。這一行動不久即被稱為蘆溝橋事變，重新燃起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火。儘管中國人猛烈抵抗，日軍占領了南京、漢口和廣州；往北，曾侵入內蒙古以及山西和陝西兩省，但沒有完全占領。日本人發現退居四川省重慶的國民政府拒絕妥協之後，於1940年在南京扶植一個比較合作的政權。



　　1936年11月日本與德國、後來與義大利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1940年9月，這一協定由《三國協定》取代，承認日本為亞洲新秩序的領導者；三個簽字國同意︰如果任何一方受到當時沒有交戰的一個強國攻擊，立即互相支援。這是針對美國而言，因為當時蘇聯人已與納粹結盟；1940年末，曾邀請蘇聯參加協定。



　　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其友好程度比與德國的關係差得多。但是，在1935年，蘇聯人同意將他們的中東鐵路的權益賣給南滿鐵路公司，從而加強「滿洲國」的力量。1937年，蘇聯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1938和1939年，俄軍和日軍在「滿洲國」的邊境上展開兩次全面的戰役相互探測。但是，在1939年8月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蘇聯與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一個中立協定。



　　德日之間的關係始終不是密切的或有效的結合。雙方的合作受到距離、不信任和堅持種族優越性的限制。納粹進攻蘇聯的計畫沒有通知日本人，日本襲擊珍珠港的計畫也沒有告訴德國人。雖然正式聲明關係融洽，日本的國家機構並未接近納粹的極權主義。天皇仍舊只不過是一個象徵，儘管此象徵已日益增加其軍事色彩，而且沒有一個「元首」能夠在不危害國體的情況下與之競爭。戰時的社會和經濟思想保留著平均地權論和家庭主義的重要痕跡，其實質是近代前的而不是極權主義的。



　　日本與民主國家的關係一直惡化。美國和英國竭盡一切力量支援中國國民黨的事業。緬甸公路容許向國民黨軍隊輸送最低限度的軍需品。日本人不斷試圖封鎖這條公路，1940年曾一度成功，因為英國人感到他們不能冒第二場戰爭的危險。但是，美國的反日情緒高漲了，尤其是在1937年美國炮艇「班乃號」(Panay)於揚子江上被擊沉以後。1939年，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通知廢止1911年的《日美商務條約》，從而可能在1940年實行禁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努力動員輿論反對侵略者，包括努力阻擋日本，但是，甚至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之後，美國的的輿論仍然不贊成大張旗鼓地訴諸戰爭。



　　歐洲的戰爭給日本人提供了夢寐以求的好機會。1940年，日本企圖封鎖中國國民黨軍隊補給線的入口而占領了印度支那北部；1941年7月，日本宣布整個殖民地為日本與維琪法國的共同保護國。進一步在東南亞行動的道路已經鋪平。



　　美國對日本占領印度支那作出的反應是︰凍結日本人的資產和宣布對日本禁運石油。第二次近衛內閣曾與華盛頓進行談判。近衛願意從印度支那撤兵，他要求親自與羅斯福會面，希望從美國得到一些讓步或優惠，以便說服他的軍事頭目。然而，美國國務院提出，日本不先作出讓步，就不同意舉行會談。在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的壓力下，近衛於1941年10月辭職，由東條繼任首相。國務卿赫爾拒絕同意日本的「最後價碼」︰美國如果答應重新船運石油、停止援助中國和解凍日本人的資產，日本作為回報，可以在中國已經屈服之後從印度支那撤兵。日本已作出打仗的決定，但訓令談判人員繼續進行談判。襲擊珍珠港美國艦隊的準備工作已經在積極進行。日本軍人一意孤行，試圖通過「東亞新秩序」建立一個共榮圈，在此圈內，日本作為包括中國東北、朝鮮和中國北部在內的工業集團的中心，可以從東南亞物產豐富的殖民地調集它所需要的原料，並鼓勵那些殖民地打倒以前的主子而與日本親善和結盟。然而實際上，日本的口號「為亞洲人的東亞」卻改變了意思，轉成「為日本的東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敗


　　對珍珠港的進攻(1941.12.7)完全出其不意並取得勝利。它也把美國的輿論和決心統一起來，一定要將戰爭進行到底，以奪取最後的勝利。日本人原來期望︰他們一旦鞏固了新得的權益，美國人的重新收復就要耗費極大的生命和財富，這會使「心腸軟的」民主黨人喪失勇氣。與此相反，美國的艦隊以驚人的速度重建起來，在日本能夠有效地利用其掠得的財富之前，早已突破了他們的防禦陣線。



　　戰爭最初幾年，日本大獲勝利。日軍於1942年1月占領馬尼拉，但科雷希多島(Corregidor)一直堅持抵抗到5月；新加坡在2月失陷，荷屬東印度群島和仰光在3月初被攻克。盟國難以保持通往澳大利亞的交通線，除美國太平洋艦隊的災難外，英國又損失戰艦「里帕爾斯號」(Repulse)和「威爾斯親王號」，彷彿允許日本海軍可以為所欲為。東條信心增大，聲望日隆，開始自命不凡，頗有一個法西斯領袖的架勢。但是，美國海軍並非永遠地被趕出南太平洋。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使日本海軍損失它最心疼不過的航空母艦力量，而在索羅門群島爭奪瓜達爾卡納爾島(Guadalcanal)的戰鬥，以1943年2月日軍撤退而告終。



　　中途島之後，日本的海軍頭目偷偷作出了結論︰日本勝利的希望十分渺茫。1944年7月塞班島陷落，東京已在美國轟炸機的有效航程以內，這時東條內閣由小磯國昭的內閣取而代之。小磯設立一個最高戰爭指導委員會，負責內閣與統帥部之間的聯繫。事情已經昭然若揭，日本正在輸掉戰爭，但是沒有一個集團掏出軍方首領能夠接受的方案。在向日本人民發表消息方面也存在嚴重問題，因為過去只告訴他們一個接一個的勝利。1945年的火焰轟炸大襲擊摧毀了除舊都京都以外的每一個大城市；但是將領們依然決心繼續作戰，他們相信取得一次巨大勝利或者拖長一場戰役是獲致體面條件的上上策。盟國提出無條件投降，使他們得到繼續作戰的一個良好藉口。



　　1945年2月，天皇會見一群高級政治家，討論可以採取的步驟。4月美軍登上沖繩島以後，小磯政府垮台。新首相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面臨的問題不是是否結束戰爭，而是怎樣結束最有利。提出的第一個方案是請求當時日本仍與之和平相處的蘇聯出面向盟國進行調解。但是，蘇聯政府正在計畫參加太平洋戰爭，遲遲不作答覆，而蘇聯的領導人則於7月參加了波茨坦會議。7月26日發表的《波茨坦宣言》宣布「不奴役日本種族，不毀滅日本國家」，給日本帶來了一線光明。



　　8月6日和9日，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造成了重大的傷亡。8月8日蘇聯宣戰，9日進軍中國東北地區，那裡的關東軍只能作微弱的抵抗。日本政府企圖得到一個先決條件作為它投降的唯一前提，即維持天皇體制；盟國答應尊重日本人民的意志之後，天皇堅決主張投降。8月14日，太平洋戰爭結束。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簽字正式投降。



　　軍隊的極端主義分子試圖阻止天皇宣告全國的無線電廣播，沒有成功。有一批軍官和民族主義分子感到蒙受恥辱而自殺，但是，天皇的威望和個人意志一旦表達出來，就足以帶來和平的過渡。為了增加直接統治的景象，鈴木內閣換成了東久邇稔彥親王的內閣。



　　占領軍見到的日本，城市已經毀壞，儲存物資已經耗盡，工廠已經洗劫一空。政府失去威信，無人尊重。食品奇缺和通貨不斷膨脹威脅著殘存的一點國家力量。改變的時機成熟了。

裕仁天皇敗戦の詔勅　（玉音放送）

[ 本文章最後由 tsai68 於 08-12-25 10:53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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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聯合報刊載一則新聞，說國立編譯館將展出由民國卅八年至今的中小學教科書；其中三本有蔣介石手批的墨澤，並讚揚「蔣公」生前日理萬機，對小朋友的教科書「也十分重視」，「字斟句酌，連小處都不放過」，「關心國教之情，溢於字裡行間」。



它指出：三本教科書中，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出版的「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高級第四冊」暫用本，第四十二頁的內容是有關「八一三之役」。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對黨史深有研究的故宮院長秦孝儀，於次頁空白處批註這段敘述「歪曲歷史，實應予以嚴切糾正。」它又說：蔣公不但以硃筆句讀秦孝儀文字，並親批「如擬」二字。

至於秦孝儀這段文字則以彩色圖片照相刊出，它是這樣說的：「八一三之役，通國皆知為日軍藉口在虹口，有官兵二人與我保安隊發生衝突，而集中兵艦三十二艘，陸戰隊萬餘人，向我攻擊，淞滬戰爭於是遂起，乃此一歷史課本竟謂：我軍為分散敵人兵力，在八月十三日，又和敵軍展開淞滬之戰。歪曲歷史，實應予以嚴切糾正！」

從這段報導中，我們終於可以知道，蔣介石對於「歷史記載」實在是極為注意的；在「日理萬機」中，還不放心國小課本，深怕執筆的歷史學者「歪曲歷史」，特別要國民黨秘書長秦孝儀校稿，予以「嚴切糾正」；而終於將對的改成錯的，嚴重的「歪曲歷史」。

其實，這那是身為總統和秘書長的工作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蔣介石要求的是：歷史必須依照他的方式寫出，而秦孝儀正是此一政策的執行者。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所讀的歷史，原來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

五月十四日出版的《新新聞雜誌》有一篇文章──〈秦孝儀亂扣紅帽子〉，更掀出秦某的一段鮮事：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文工會、黨史會黨政要員主控，風評不佳的「國家文藝獎」，本年度「傳記文學獎」一項，受理提名期間，有數位歷史家認為劉紹唐所主編的《傳記文學雜誌》二十八年來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整理與研究貢獻尤多，正是實至名歸的受獎對象。初審、複審及決審過程中，對該雜誌應獲特別貢獻獎一事，眾議咸同，無不樂觀其成；不料，在評審委員代表提出決審報告時，在場列席的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兼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卻突然起立，情緒激動地聲稱：「傳記文學」是一本有問題的雜誌！因為它多年來為匪張目，立場不對。劉某人也有匪諜之嫌！國家文藝獎怎麼可以頒給這樣的人？」由於秦孝儀官高勢大，兼且事出突兀，在場諸人懾於他所宣稱的「罪名」之重，無人願意多置一詞，所以，頒獎一事即被撤消。

《新新聞雜誌》指出：秦孝儀裁誣《傳記文學》的行徑牽涉到極明顯的嫉妒意念。因為，長年以來，《傳記文學》的成績，海內外有目共睹。相形之下，未受過大學教育，「官邸」出身的秦某自從排擠黃季陸，而把持中央黨史會後，黨史會空自擁有龐大的資源，珍貴的資料與豐裕的經費，但對民國史的研究近乎交了白卷，連對中國國民黨史的編纂與補苴，都發生貽笑大方的錯誤，令學術界為之痛心疾首。當然，以如今台灣民智大啟、特權萎退的形勢而言，秦某縱然身居黨內高官，擁有顯赫頭銜，但這種任意扣人紅帽子的作風，己不可能真正傷害到任何人；畢竟，文字獄、瓜蔓抄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從以上兩段新聞報導，我們才知道，秦孝儀自側身侍從，為蔣介石「讀報提皮包」而能「倖蒙寵信」，原來是替蔣介石「纂寫」他所需要的歷史；是「在『大內』表現出一副忠心耿耿的嘴臉」，沒有一點史德的御用學者。

筆者還從朋友處得知，秦某這個把持「大溪檔案」垂四十年，使民國史研究者切齒的人物，正在大量纂改蔣介石的史料；做蔣介石屍體的化妝師……。



如果此說屬實，秦某自然也躲不過後代史學界的撻伐，成為令人痛心疾首，可惡又可恨的文丑。


淞 滬 開 戰 的 真 象



八一三淞滬戰役是否因「日軍藉口在虹口，有官兵二人與我保安隊發生衝突」而引發的呢？秦孝儀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即是食古不化，沒有讀通歷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暴發，日本攻佔北平、天津，以為中國勢必屈服，曾擬有「停戰條件」，準備談判。卻不知中國已決定另闢戰場，全面抗戰。

中國認為：江南河流縱橫，湖沼星羅，地形複雜；不若華北平原利於日本機械化部隊馳驅，又築有長江至蘇州、嘉興與江陰至無錫兩條永久性的鋼筋水泥國防線，對中國比較有利；而上海為國際通商巨埠，日軍無多，於是決定先在此地一挫日本的驕氣，引起世界各國注目。 八月七日 我國防會議決定全面抗戰， 八月十一日 ，國防會議令京滬警備司令 張治中 將軍率部向上海預定圍攻線推進，準備攻擊上海的日本海軍根據地。

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 長谷川清 看陸軍在華北立下大功，也躍躍欲試，建議東京，應同時攻取上海、南京，制中國於死命。這時候又發生虹橋事件：八月九日下午，日本海軍陸戰隊 大山勇夫 中尉帶水兵一人，乘汽車到上海虹橋機場附近，有窺探中國軍事機密的企圖，守衛機場的中國保安隊上前喝令停車，他們仍是不聽，就引起衝突，互相開槍。中國保安隊死了一人，大山中尉也被打死了。於是中、日雙方劍拔弩張；十三日上午九時十五分，大戰揭幕。

這次中國不但不再百般忍讓，而是「先發制敵」。張治中在他的自傳裡說：「這一次淞滬對日抗戰，一定要爭先一著。中國對付日敵，可分作三種時期：第一種他打我，我不還手；第二種他打我，我才還手 ；第三種我判斷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這叫做『先發制敵』，又叫做『先下手為強』。『九一八』東北之役，是第一種；『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是第二種。這次淞滬戰役，應該採用第三種。」

八一三淞滬戰役初期作戰司令為 馮玉祥，但是馮與中央將領素少淵源，實際上係直接秉承蔣介石的指揮，馮的長官部形同虛設；其後馮調往津浦北段，蔣乃自兼司令長官。

從戰略原則上說，對日抗戰──面對一個優勢敵國的侵略戰爭，應該是長期的消耗戰，直到把敵人拖垮為止；決不容許拿硬拼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自喪元氣，消耗主力。淞滬之戰不過表示我抗戰的決心而已，應適可而止；然後以其他增援部隊調至蘇嘉路國防線上的既設陣地，憑險據守，再將滬上久戰之師抽調回南京整補，相機向國防線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除敵人的力量。

可是，蔣介石卻不這樣打。他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在這個地狹薄海，敵人的陸海空三軍火力可以儘量發揮的地方，投入中國軍隊的精銳主力七十個師又七旅，戰鬥兵員總數約在七十萬左右；「把當時在北戰場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隊都調到了上海。」「中央軍外，桂軍、粵軍、湘軍、川軍先後加入戰鬥，傷亡極為慘重。」「有的部隊全滅；有的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如中央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三十六師，教導總隊，都是極精銳的軍隊，每師只剩數百人，不能成軍了。又如第一師，豫備兵充足，則犧牲三次。即第一次整師犧牲，調其補充兵，作第二次犧牲；第二次犧牲完了，又調其補充兵，作第三次犧牲。」「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每日死傷士兵至少數千人；多時一二萬人。我們每日增援，只有進入戰場者，而退下的則很少。因為重傷者無法抬下，只有自己勉強能行走者方能退下，有時在途中又被打中而死。」

日軍初僅陸戰隊一萬人，以後雙方陸續增兵；日方增至二十餘萬。「我們最初的計劃，是要先把日海軍陸戰隊完全殲滅。最初十日，攻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損失若干好師的兵力，都完全沒有結果。連這個司令部都沒有力量把它攻下，在理應該『認輸』，但個性不服輸的蔣委員長，卻一定要打下去。」

「這樣堅持到第八十天，日軍另一支兵，由杭州灣登陸，繞出我們的後方。『我們若不由上海撤退，只有完全被敵人殲滅了。』淞滬會戰至此，我軍已成強弩之末，亟應後撤。然委員長意氣用事，嚴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軍法從事。白崇禧乃向委員長報告說，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潰了』！統帥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點罷了。委員長才於十一月九日下命令分兩路，全線撤退。然前方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皇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敵人跟蹤追擊，不出數周，便自東、西兩面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



悲 慘 壯 烈 、 視 死 如 歸



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戰役，中國軍隊其實是悲慘壯烈，視死如歸的；「這是因為數年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過於橫蠻無理，中國人人人痛恨，一旦大戰開始，人人皆願上前線殺敵。」「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以血肉之驅，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不只軍隊甘於犧牲，視死如歸，一般男女老幼，無不爭為軍隊服務。」其中較為幸運，能因國家宣傳而留名千古的有「八一四」擊落日機的 高志航；奉命撤退後，死守「四行倉庫」的 謝晉元 及冒生命危險，給他們送國旗的女童軍 楊惠敏。



其他的人都成了被史料遺忘的無名英雄；他們在偷工減料的陣地裡，「不但裡面有三尺多深的水，並且是機關槍進不去。」「泡在水裡面作戰一星期以上，並不算稀罕，以致很多士兵兩腳麻痺，不能行動。」「三百幾十個機關槍陣地，能用的還不到三分之一。」更慘的是：中國軍隊沒有乾糧，「前方打仗的軍隊，全靠著大鍋做大米飯吃。燒火是用稻草，白天點火，一冒煙，日本的飛機就來轟炸；夜間點火，一見紅光，日機又來了。」「據統計：火線上餓死的士兵比戰死的還多。」



蔣介石除了戰略上的錯誤外，又犯了越級指揮的老毛病，「隔著司令長官，總司令、軍長，多少級的直轄長官，把一連砲兵隨便調走了。」國共戰爭時，他更坐在飛機上，以電話指揮戰場作戰，「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不知其事。」史迪威 將軍說蔣介石只能當一個師長；不幸，卻領導大兵團對外國作戰。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藉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技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龔德柏 也說：「蔣委員長在內戰中，都是以孤注一擲取勝。即以全力用在第一線，對敵人橫衝直撞，以求勝利。但因敵人脆弱；且無豫備力量，使他成功。他狃於內戰的勝利，以為這種戰略，也可適用於日本。」







結 論



淞滬戰後，訓練多年的二百萬中國國防軍，百分之七十被殲滅殆盡；這也是汪精衛認為不堪再戰而主和，甚至脫離重慶，成立偽政權的原因。接受拙劣的領導，是中國人必須忍受之惡！



其實蔣介石堅持淞滬之戰是有其策略應用的。蔣介石本不願對日本開戰，是民心激憤已到極點，「西安事變」即為一例；所謂「和必亂，戰必敗」，他只好「一戰」以為交代。為什麼選擇上海呢？因為上海為國際通商巨埠，西方列強基於本身貿易利益，極可能出面斡旋，戰事即可乘機收場。一九三二年粵系的第十九路軍「抗命」在淞滬與日本開戰，一舉成名，成為全國一致欽仰的民族英雄，中央軍應可如法炮製。



可惜，蔣介石算錯了。十一月三日國際聯盟召集九國公約會議，處理中日衝突，日本拒不參加；瞞著國人，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面講和，也失敗了，戰爭只好持續下去。只是日本多行不義，吃了兩顆原子彈，「勝利」忽然降臨在蔣介石的頭上；汪精衛押錯了寶，成為漢奸。歷史之不可測，有若如此…。



六月十一日，中國時報刊載一篇文章──「不中不正，麻煩多多？中正紀念堂風水趣譚」，以為三月份的學潮卯上中正紀念堂，紛擾不斷，是當初建築師風水沒有看好；「大門不正、五行不調，到處犯沖相剋，怪不得最近老是不得安寧…。」



──真的是風水的原因嗎？別傻了吧。


參考書目：

一、李宗仁回憶錄。唐德剛著。   

二、張治中回憶錄。

三、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吳相湘。綜合月刊社出版。

四、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馮玉祥   

五、蔣介石研究 (三) 李敖，天元圖書公司。

再談「八一三淞滬戰役」 Krafft【 開 戰 真 相 】



一二八淞滬戰役（1932‧第一次上海事件）日本海軍陸戰隊

與 英製 維克斯‧克洛斯蒂（M25）裝甲車



「八一三淞滬戰役是否因『日軍藉口在虹口，有官兵二人與我保安隊發生衝突』而引發的呢？」



不是！！──它是蔣介石看「1932年粵系的第19路軍『抗命』在淞滬與日本開戰（一二八淞滬戰役），一舉成名，成為全國一致欽仰的民族英雄」，企圖「如法炮製」，所以主動出擊，想「一戰」以為「交代」，洗刷「畏日媚日，只求國內霸業」的罵名。

他認為：上海乃西方列強在華經濟命脈之所在，出面調停自屬必然；因此「這次中國不但不再百般忍讓，而是『先發制敵』。」



國內「軍事文粹社」於1998年6月出版（拙作《八一三淞滬戰役》完稿於1989年）滕昕雲 先生大著《鐵血軍魂──抗戰前期之德式標準新中央軍暨淞滬會戰評析》第212頁，詳盡的道出「八一三淞滬戰役」開戰「真相」：





國民政府已經在 八月七日 決定發動上海戰場，但是為何至八月十一日夜始下達部隊開進命令？原因在於我方仍在等待，等待一個對我最有利的時機出現，最好是在上海突然發生一件引起紛爭的事件，而這一個「好機」即是 八月九日 下午發生的「大山勇夫事件」。


虹橋事件現場

「大山勇夫事件」到今日史學家們仍然是未有共同一致之結論。我方一般的典型說法是：日本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齋藤要藏，攜械乘汽車一輛硬衝我虹橋機場大門，為我守衛攔阻，該二員執意硬闖，打死我警衛一，但不久皆為我隨後趕來之保安隊擊斃。不過據當時親歷人員之回憶卻指稱，事實上只大山一人闖我虹橋機場；大山為軍曹而非中尉；另外原事件中我方無人員傷亡，之後淞滬警備司令部才以死囚一穿上保安隊制服謊稱為大山擊斃者。日方說法當然完全不同。不論如何，日本軍人大山勇夫進入華界且死在我方機場內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從淞滬會戰爆發前我軍的各種措施和行事來看，南京政府費盡心思欲在中日雙方開戰的立場上謀求最妥當的地位，以達師出有名的姿態。





滕著《鐵血軍魂》一書收錄的「相片集」中，亦有兩張，其「文字解說」明白地道出開戰真相：





記錄淞滬會戰的歷史照片大多是圍攻時期（ 註1 ）所拍攝者。雖然當時國軍乃主動採取攻勢，但是在宣傳策略上，我方一貫將上海的戰事塑造成日軍的侵略，我軍起而應戰的印象。因此即有大量以我軍位於防禦工事內活動的照片公開於國人面前，以表現出國軍守勢的姿態。







守備於閘北烏橋一帶之國軍部隊。國軍高層鑑於滬防務空虛，乃派第八十八師第五二三團換穿保安隊制服進入閘北一帶 先期佈防（ 註 2 ）。故在閘北地區八十八師防區內，可以見到戴著保安隊英式鋼盔的部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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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中國人將「八一三淞滬戰役」三個月血戰，分為幾個「時期」：

1.圍攻時期：國軍企圖掃蕩日租界之日軍，然後完成整頓佈署，以待日軍主力增援之到來，再對之進行更堅決的抵抗。

2.反登陸作戰時期：8月23日，日軍「上海派遣軍」分別於吳淞口、川沙口一帶登陸。

3.國軍守勢時期：雙方軍隊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型態的「陣地戰（塹壕戰）」與「消耗戰」。

4.全線撤退：中國軍隊潰退。



（註2）

基於「一二八上海停戰協定」的約束，七七事變後，一部份中國軍隊即換穿保安團制服，在不能駐軍地區，先期（秘密）進駐、佈防、構築工事。







【 政 宣 電 影 】





楊惠敏 和女星 林青霞 穿著童子軍裝合照，大概是中央電影公司「八百壯士」的宣傳照。





歷時三個月的淞滬戰役，中國軍隊其實是悲慘壯烈，視死如歸的；「這是因為數年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過於橫蠻無理，中國人人人痛恨，一旦大戰開始，人人皆願上前線殺敵。」「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以血肉之驅，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



因此「淞滬戰役」成為國民黨戒嚴政府「政宣電影」的最愛，譬如：「筧橋英烈傳」、「八百壯士」……。可惜，因為「政宣」，所以往往不符「史實」；因為「電影」，所以又太過「矯情」（後來有一部還算不錯的「南京1937」）…。



我們應該找機會評析淞滬會戰的「戰略與戰術」；但也不能忘記「初試啼聲」的中國空軍（八一四空戰）……；





不過，還是請先看看──第九集團軍司令 張治中 將軍 的幾段軼事吧：



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張臨時被任為第五軍軍長，指揮中央軍精銳，助十九路軍守衞上海。中日簽署停戰後，張立即投入京滬防守的計劃工作。

1936年，正式出任京滬警備司令。1937年抗戰開始後，兼任第九集團軍司令。8月13日，日軍進犯上海，引發「淞滬會戰」。張治中指揮「新中央軍」在上海以攻勢對抗日軍。之後國軍被迫從前線後撤，張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1938年11月，日軍進犯湖南一帶。蔣介石決定，若被迫撤出長沙，先把城市焚毀以免資敵。因為組織不嚴，日軍尚未來犯，長沙即在11月13日凌晨被縱火焚燬，造成嚴重的人命財產損失。張治中亦因而被革職，但仍獲留任負責善後。

1939年2月，張到重慶，任軍委會委員長待從室第一處主任，負責軍事機要，成為蔣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






中國出版，記念抗戰勝利六十年，某雜誌封面

參加淞滬會戰的德式標準新中央軍







【 張治中 想拜蔣中正為乾爹 】





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後，張治中當中央軍校訓練部主任，某日他向戴季陶表示要拜蔣中正總司令為義父，請他代為轉陳。



然而戴季陶認為，蔣中正生於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張治中生於光緒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一年），兩人僅相差四歲，要結拜為義父義子，委實可笑，所以根本不放心上。但張治中卻很在意，三天兩頭就來催問：「講了沒有？」



戴季陶無法，終於在某日與蔣中正見面時，把張治中要拜乾爹一事說了出來。蔣中正心裡也覺得可笑，但又不好說得太明白，於是委婉表示：「彼此都好同志，這怎麼可以？」



事後戴季陶告訴張治中結果，並表示沒把事情辦好，很抱歉。然而張治中卻非常高興，頻頻說：「講了就好，講了就好！」



摘自《民國趣典》 蘇文 編著  實學社 出版  2003/10/15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和張治中在延安機場





【 火 燒 長 沙 】



抗戰第二年，張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由於他誤解「焦土抗戰」的意思，所以當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旬謠傳敵軍即將逼近時，他便下令火燒長沙，全市迅即成為焦土。事後上頭追究責任，他又以長沙警備司令鄷悌、警備二團團長徐崑及省會警察局長文仲孚三人頂罪槍決，自己則僅革職留任。



有人對此心中不滿，便作一副對聯曰：



   治績云何？兩大方案一把火。

   中心安忍？三顆人頭萬古冤。



橫批：「張皇失惜」。

由於該聯把「張治中」三字都嵌在聯句之首，既貼切又傳神，因此傳頌一時。



   摘自《民國趣典》 蘇文 編著  實學社 出版  2003/10/15





據說張治中與宋美齡同行，看路面有一水漬，立刻掏出手帕鋪在上面，讓宋美齡踏過，以免污損鞋子…。


中國 電視連續劇《張治中》劇照



【 和 談 與 晚 節 】

1941年皖南事變後，張治中即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之後國共雙方的談判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張治中多次代表國民黨。

1945年日本投降，毛澤東首次飛重慶與國民黨會談。張治中與美國特使一同飛到延安接毛澤東，在重慶代表國民黨參與會談九次。國共雙方簽署雙十協定後，張再隨機送毛澤東回延安。之後美國特使馬歇爾於1946年初來華。張治中、周恩來與他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國共的軍事整編。



與共產黨談判的同時，張治中亦負責談判統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張任全權代表多次赴迪化，在蘇聯領使的調停下，談判解決新疆問題。1946年7月，張治中任新疆行營主任兼省主席。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在軍事、政治及經濟都遭受嚴重打擊。蔣介石於1949年初下野。李宗仁代總統，並立即展開與共產黨的和談。張治中任代表團長，於4月1日到北平進行和談。其後談判的結果未為南京接受，作為國民政府代表的張治中亦沒有回到南方，而是留在北平，並於6月宣佈脫離國民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張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民革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委員會主任等職。「文化大革命」時張治中被抄家，後因周恩來的保護才倖免直接人身迫害。



1969年4月死於北京。





張治中 將軍之偉大，中國中央電視台為他拍了一部傳記（八集）電視連續劇《張治中》，於黃金時間播放。大概也算「政宣電影」。



他一輩子官運亨通，國、共通吃，與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都交情匪淺，「手腕」自有過人之處，例如：每次戰事完結後都會主動交出兵權回到軍校、想拜蔣介石為乾爹、為宋美齡手帕鋪路……，吾輩讀史，乃為借鏡，不可不察。



1949年，張治中作為國民政府代表團長，到北平與共產黨和談，卻「沒有回到南方，而是留在北平，並於6月宣佈脫離國民黨」。



我不知道那是否叫做「晚節有虧」；不過卻很肯定，他一定忘了「想拜蔣介石為乾爹」這回事了。

【 張治中 將軍早期生涯 】

張治中（1895 – 1969），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中國國民黨二級上將。

畢業於保定軍校3期步科。之後曾參加護法，並在滇軍、桂軍、川軍中任連長、營長。



﹝黃埔﹞

1924年，張任校長的廣西桂軍軍校結束，蔣介石調張到黃埔軍校，任上校代理入伍生總隊隊長。不久，國民黨黨軍成立，張任第二師參謀長。黃埔軍校後來成立軍官團，由張任團長。

1926年北伐開始後，設立學兵團及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張任學兵團長及分校教育長。

1927年蔣介石清黨以後，張治中從武漢到南京；蔣介石下野後，張出國考察。



﹝陸軍軍官學校﹞

1928年黃埔軍校遷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治中由1928年起一路出任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直至1937年。在這期間張亦曾多次為蔣介石帶兵。

1928年馮玉祥反蔣，張任武漢行營主任；中原大戰時，張任教導第二師師長，率部進攻開封馮玉祥部。

1933年閩變，張任第四路軍指揮平亂。與其他國民黨將領不同，每次戰事完結後張治中都會主動交出兵權，回到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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