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與學堂之爭

雲荻

內容出處文章：王海燕，〈初興與沒落之間─從申報看科舉與學堂之爭〉

甲午一戰後，新式人才已成為迫切需要，戊戌變法將“興學育才”付諸實行，大勢之下，人們已逐漸意識到學堂終將取代科舉。

作為一份反映社會動態、輿論的民間報刊，《申報》十分關注學堂事務。1901年後，大量有關於學堂的新聞出現在《申報》上，且各類學堂也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各地，當然一地的人文風氣、官員士紳支持度等等皆是影響因素。學堂的蓬然發展暗示著舊式教育的窮途末路，但科舉並非越來越蕭條冷清，反倒呈現一片熱鬧非凡的景象，如清末最後一場省試，場面就蔚為壯觀，不少學子趕搭末班車。學堂初興，科舉將廢，仍有許多學子對科舉樂此不彼，蓋因為科舉應試情結的關係。“學而優則仕”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觀念，應試成其士人安身立命之處，一項制度可以通過詔令廢除，但是已有千年之久的士子應試情結卻難以阻斷。並且學堂與科舉不同，在入學年齡和資格上均有所限制，但是科舉考試在年齡上從無限制，老老少少皆可赴考與再考。科舉制度下，士子們時間上很自由，讀書費用也較低，而學堂進行的是系統教育，需要有專門時間投入其中，學費也相對較為繁多，這對貧窮子弟來說，入學讀書是一項不輕的負擔。另外還有許多學生是身在學堂，心在科舉，學堂的成效也因此不高。一方面新式學堂發展迅速，一方面舊式科舉依然熱鬧非凡，20世紀初的中國出現了學堂和科舉並存的現象，但兩者皆埋有隱憂，危機四伏。

學堂遇到的問題有：一、經費難籌，清政府財政困難，各地方政府也是同樣情形，大部分款項還得由地方政府自行解決，所以不少學堂因經費日漸拮据而不了了之。其次，教習難延，新式學堂側重實學，許多科目都必須聘請洋教習，而一旦聘定，便須高薪支付，就算是學有所成的畢業生擔任，人數畢竟有限，且在聲望和資歷上的不足，往往為學生所不滿。興學還得面臨教育無秩序，學堂章程不完善、學生肇事等諸問題。



科舉不廢，學堂難辦；學堂不舉，科舉難廢。在《申報》上眾說紛紜，可分為以下四種意見。
(一) 科舉當廢。持此觀點者對愚國愚民的科舉深惡痛絕，他們認為科舉弊端大，積重難返，舊式教育已不能適應時代所需。此派人士多是學堂興辦的熱衷倡導者。

(二) 科舉不必廢。他們以為學堂之效未善，而學堂之禍已滋，他們將科舉與學堂做了比較：「科舉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無術以振作之，則天下心至于弱；學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無禮以防閑之，則天下尤易于亂。」弱於國家前途之可悲，而亂更於目前形勢之可畏。尤其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不但不能為國家所用，反而處處惑亂民眾，排滿滅清。

(三) 科舉不應驟廢。在新舊教育制度的轉換之間需要一個過渡，主張採取漸進方式推進教育改革，涉及學堂的官員相對來說都較贊同此觀點，他們一方面將科舉相應做些改革，盡量減少科舉之弊，一方面加緊學堂興辦工作。

(四) 科舉學堂合而為一論。主張由學堂而得科舉，科舉改革主要從應考科目入手，逐步將考試內容引向學堂中所習實用之學，此派人物欲以一條不新不舊之路來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然而科舉與學堂本身就是基於不同的教育理念而發展起來的，各自有一套相應程序，科舉如只保留進身之階的功能，也就失去了教育功能的意義。


儘管如此，時人爭議的焦點並不在於學堂是否應該興辦，而是科舉制度是否有必要繼續保留，學堂代替科舉趨勢是無庸置疑的，只是時間快慢問題，所以也才因此出現眾人對最後的科舉考試趨之若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