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 Ch.5

芳野 雪彥

第五章 中世紀盛世：邊疆運動

從十世紀起，中世紀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便起了巨大變化。人口擴張了，地區
與區域間的商業恢復了，新技術獲得發展，莊園和封建主義的典型制度也變得面目全非。

第一節

雖然常被戰爭、劫掠、偶發性飢荒和瘟疫所打斷，未開發土地的充裕仍使人口高速成
長成為可能。偶爾發生的移民潮補足了人口的自然成長，使擁擠的莊園人口外溢至現存莊
園的新可耕地，或流往未開發地區建立新莊園。邊疆地區稀疏的墾殖人口與舊址稠密的人
口成為對比。在西元第二個千禧年的頭三個世紀裡，墾殖邊界的延伸註定要將西歐從荒野
變成優良的移民區。

隨著人口的成長，商業開始向外擴張，與新墾殖區一同延伸和興盛。北歐出現了活躍
的內部貿易，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擴展到古典地中海區域。南歐以威尼斯為首，早在十
世紀之前便開始將貿易範圍擴展到整個區域。其他義大利城市，特別是熱那亞（Genoa）
和比薩（Pisa），很
快便對商業機會的擴展作出了反應，以貨幣、木料、鐵、羊毛、金屬製品和回教徒交換香
料、香水、象牙、上好的織品和油脂。因而，南歐商人交易的主要項目都是被史家稱作奢
侈品的高價商品。從十世紀起，北歐人口的成長為這類商品提供了有限但穩定成長的市場
，義大利商人很快便抓住了這作為中間人的機會。

北歐商業在本質上不同於南北之間的貿易。在北方，進行交易的是一些基本項目，以
糧食交易（特別是穀物）為大宗，其他還有奶油、乳酪和魚等等。在那幾個世紀裡，酒類
貿易也和木材、樹脂、柏油、毛皮等其他森林產品一樣，成長得越來越重要。交易中主要
的製造品項目則是織物，特別是毛織品和亞麻織品。

儘管當時有人為、自然和運送貨物上種種困難，北歐貿易路線卻越來越複雜，地理範
圍也越來越大。龐大的財政勒索妨礙了邊疆地區和貿易沿線的商人，迫使他們結成商隊以
抵禦沿途搶劫的威脅。走水路或許安全得多，而且效率較高，因此較受歡迎。但水路並不
總是萬無一失的。由於走陸路或水路不但危險，而且困難重重，在時間、人力和設備都花
費高昂，因此這一時期的商業發展是負擔了巨大的運輸成本的。

北歐貿易的興起，伴隨著城市的建立或復興。當斯堪地那維亞（Norsemen）威脅到北
歐時，地方貴族（因缺乏有效的王室保護而感到沮喪）必須擔負起保衛各自人民的責任，
時常在戰略要地築壘設防。這些地方和倖存下來的羅馬城鎮一起（部分是因為遊歷的商人
找到它們作為安全的歇腳
處）成為中世紀城鎮發展的核心。本地商人接著開店為本地和成長中的地區間貿易服務；
然後工匠和技工被吸引到這些中心區域來，直到這些墾殖區開始展現我們今日所認知的、
城市特有的那些早期風貌。在歷史過程中，城市的發展似乎落後於一個區域的人口擴張，
而與地區間商業同步建立。

中世紀這三百年也是新生產過程和技術爆炸的時代，在新領域有所突破，長途貿易應
運而生，城市忙於建設和擴張。人力和獸力為自然力所取代，例如用水和風轉動輪子輾磨
穀物和驅動fulling mills。新的作物輪種法－three-field system－出現了，並逐漸取
代傳統的兩年輪作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變雖然驚人，但對支配當時經濟組織的莊園
經濟而言，仍只是附帶且不重要的。這些改變之所以令人驚異，是因為其新穎，而且就整
個結構而言，它們的重要性還不在一開始對經濟組織的影響，而在作為未來的前兆。

同時，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結還被證明同樣易受肅清這些改變的力量的影響。漸
漸地，領主和農奴都試圖得到對方的讓步，以合法地定義對莊園土地和勞動投入的使用，
以及決定誰有資格享有這些特權。由於農奴繳納的勞動稅捐逐漸改為年度貨幣支付，甚至
連領主和農奴間的基本契約協定也產生了變化。同時，領主的領地也漸漸傾向出租以換取
貨幣租金給付。因而，到了1200年左右，十世紀的典型莊園已然落伍。

在同一時期，國王與領主之間的傳統封建契約關係也經歷了相似的變化。一種稱之為
免役稅（scutage）的貨幣給付開始取代了規定的傳統義務。騎士和軍警服役的租佃到最
後，實際上變成與一般農地租佃制相同。

許多歷史學家的研究顯示，中世紀盛世是改變的時代。十三世紀初左右，西歐的政治
和經濟結構已從根本上改變了十世紀時的狀況。結論是：人口和商業已一同擴張；技術革
新即使有限，但已在整個地區獲得廣泛應用；農業方法已作出調整，適應了新環境。淨結
果是莊園和封建制度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

第二節

人口持續成長是推動中世紀盛世成長和發展的動態因素。即使以當時簡單的技術，相
對充裕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也能保證勞動生產力水準高於維持生存所需的水平。只要需
求上升，新處女地被開發來耕種，並養活新增的人口，人口成長的趨勢便會持續下去。直
到十三世紀為止，西歐似乎都處於這樣的情形。

然而，在歷史學家看來，北歐土地在當時似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雖然每一個莊
園的土地範圍必然有限。人口的持續成長最後迫使莊園居民在上等土地開發殆盡後，只得
去開墾劣等土地。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當地的勞動便只有更集約地耕作現存可耕地。這種
調整反映了當地報酬?
遞減的開始，而後實際上運作的新增勞動單位將使勞動邊際產量減少。勞動的經濟價值因
而下降，同時土地也變得日益稀少因而更有價值。這些發展對共同體而言，意味著在人均
的基礎上，總合生產力水準下降了。對個別家庭而言，這意味著年輕人即使還留在本地，
也不得不延遲婚姻
和家庭。然而，此一時期邊疆地區仍存在著適合開發的處女地。年輕的成年人於是形成了
潛在的拓荒團隊，中世紀初期的殖民者便由此而生。在移往邊疆的過程中，人們獲得了可
供謀生的充裕土地。透過移民，他們從報酬遞減和莊園瘟疫所造成的所得下降中逃脫。人
口成長就是以這種方式創生出邊疆運動的。

這些報酬遞減的地區最早似乎出現在法國，大約從1950年開始，移民便被送到Saone
河沿岸的黏土地，和Beaujolais的丘陵。約莫在1100年左右，法蘭德斯沼澤整治工程需要
大量的資本投資來開拓土地。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中的證據顯示，英國也出現
相似的人口成長。在斯堪地那維亞人入侵的那幾個世紀裡，殖民化已將拓居地帶到島上所
有重要的農業區域。

人口外流改變了整個鄉村的性質。莊園間的空地曾是未開發的荒野，其所有權常被授
予高階貴族成員，主要被當作禁獵區。荒野上即便有人居住，也是童話故事中著名的類型
－樵夫、燒炭人、煉鐵匠、修道的隱士和神出鬼沒的土匪。在這個時代，荒地得到了開墾
，村莊的林地和牧場
縮小了，田地圍繞著原初的拓居地向外擴展，而蕭條時期與村莊毗鄰的區域，雖然一度被
當成牧場，如今也被清整、排乾，犁種了穀物。由於新地耕作離村莊越來越遠，有些家庭
為了節省往返時間，便遷出莊園並圈占小農場，直到這些家庭移民充滿了莊園間的空地，
使進一步擴張受到限制為止。

荒野地區的實際殖民化需要領主和農民雙方的合作，後者提供勞動，前者則批准和保
護荒地的治理，或許還提供資本資助這些冒險活動。對大量人力和資金的需求，有時導致
了一種夥伴關係，領主提供圈地的權利，他的夥伴則提供必須的資金和人力。至於教會人
士，因為繼承財富和為農民祈禱祝福的緣故，也時常是這些冒險活動的同夥人。

即使勞動在本地正逐漸失去價值，在邊疆地區仍是一種寶貴的商品。新莊園的創建者
必須積極尋找農民，甚至到他們權力未達的地方，以提供特權和優惠的方式來誘引潛在的
移民。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通常不要求勞動稅捐，而只規定實物徵收額，有時傳統特權
和壟斷竟是野心勃勃的新莊園企業家唯一的收入來源。被誘引到邊疆地區的農民可從領主
那兒買到自由，領主為了組織新莊園，只好讓他們購買自由，否則他們會在夜裡溜掉。顯
然許多農民都是循這條途徑或其他方法來到邊疆的。

西歐的荒野就是這樣逐漸被開墾出來的。新村莊的繁榮興盛，提高了積極經營的貴族
的收入，從而促進了殖民化更進一步的企圖。邊疆為農奴提供了另一種可選擇的生活，所
有的領主都必須考慮此一事實，或為殖民冒失去農奴的風險。因此，領主間為勞動而起的
競爭真正限制了對莊園農民的剝削。選擇移往邊疆在限制對農民的剝削上，可能比新興城
市的出現更為重要。

如同經濟學所預測的，邊疆運動造成了整個西歐不同的人口密度（人/土地比），也
創造了專業化與貿易利得。舉例而言，法國的葡萄酒產區便提供了貿易一個全新的基礎。
由於每個地區都專注於自己的比較利益，人口密度高的地區便可以更有效率地生產勞力密
集產品，以交換人口密度低的地區所生產的土地密集產品。中古世紀紡織業的擴張便是一
個好例子。法蘭德斯、Picardy、Bruges、Languedoc、Lombardy和其他人口相對密集，專
門製造勞力密集產品的地區，出現了許多重要的生產中心。以法蘭德斯為例，在中古盛世
已成為仰賴貿易以提供居民大部分基本食物的城市，用織品來換取穀物與酒。織品製造也
提供了有價值的商品，用來換取東方的奢侈品。

地方貿易也隨莊園之間空地的開墾而興盛起來。地方人口密度的增加擴大了市場，也
降低了交易成本，鼓勵了手工藝和各種服務業的建立。此時莊園已有了自給自足之外的選
擇，也就是專業化和貿易所帶來的潛在利益。

第三節

商品市場的發展和延伸改變了莊園制度能有效反應的基本經濟條件。如果訂約的一方
現在選擇固定租金、固定工資或分成協議，就不必再詳細規定消費組合，因為無論是以貨
幣或實物形式獲得這些款項，都能以合理的成本來換取想要的商品。即使是像個人考慮那
樣有限的市場，仍能使這些契約的純交易成本低於傳統勞動分成協定。

「變遷中的時代」與「變遷中的習俗」之間的對抗，和市場經濟出現後莊園契約形式
的改變一樣，絕非面如字面上所規定。「莊園習俗」已為履行契約義務和莊園生活的其他
部分－從播種穀物的種類到各種機制運作的時間－設立了歷史悠久的先例。由於這些習俗
如今遭受經濟條件改變的壓力，領主和農民之間的基本契約協定慢慢開始從勞動稅捐轉變
成其他契約形式的其中一種。

然而，改變是在舊有的基本制度環境中發生的，此一環境可完全應付緩慢變遷中的自
給自足式莊園。莊園習俗在大多數的情況中慢慢屈服於新環境一點也不足為奇。要改變被
傳統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非個人土地法是困難的。此外，甚至在改變對農民有立即的利益
時，他們仍傾向尋求?
習俗的支撐力量，這種力量在過去對付貪婪的領主時，曾真正保護過他們。當農民聯合起
來作消極抵抗得到「習俗」支持時，他們的確處於一個強而有力的地位。在中古盛世的最
初幾個世紀，習俗靠人們的記憶來流傳，而支配莊園的法律則用口說來定義。因為在中古
世紀，經濟條件的
改變非常緩慢，莊園習俗只能藉著特定條件的逐步修正而改變。雖然在幾個世紀裡，這些
微小變化的總和可能等於總變化，但對一個農民的一生來說，法律似乎是固定不變的。如
今，在新的經濟條件之下，為契約本質作有效率改變所花費的協商成本大幅增加了。為此
，以被視為是過去做法的小小修正而非明顯創新，此種緩慢步驟所花的協商成本較少，也
比較容易有所進展。

經濟史學家長久以來抱持的古典理論認為，莊園的衰落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興起所促成
－就如同我們在這裡所主張的。那種解釋已落入聲名不佳的境地。但依照我們的論點，產
品市場的出現顯然足以解釋莊園制度的必備要素－以勞動稅捐為形式的投入分擔－最後是
如何消失的。概述如?
下：勞動義務在當時是一種有效率的契約形式，因為任何可供選擇的協定（在沒有產品市
場的情況下）都必須規定消費組合和促使數量與質量相符。然而，傳統莊園契約承擔了高
昂的執行成本，因為要對勞動實行監督和控制以防他們敷衍怠工。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自
願提供勞動的自由勞動力比農奴更有生產力。當市場發展不再需要規定消費組合，允許用
貨幣或實物支付時，效率的天平便傾向其他執行成本較低的契約形式。

顯然，隨著產品市場的擴大且變得更有效率，最後出現的契約形式不會是勞動稅捐，
雖然交易的確切時間和形式取決於莊園早先的條件。十二世紀所出現的契約形式（如果沒
有更早的話）為以下這種類型：領主們越來越願意將每年收取的勞動稅捐改為固定貨幣給
付，這種給付方式?
像習慣價格一樣被接受了。他們也傾向出租領地的一部分以換取固定租金。在某些地方，
例如法國的葡萄園，分成協定發展起來了。不在邊疆地區的莊園則有額外的誘因，在沒有
物價膨脹的情況下，選擇以習慣標準的貨幣支付來代替勞動，因為莊園人口成長所引起的
報酬遞減，正在降
低勞動的實際價值。由於十二世紀人口稠密的墾殖區仍持續存在報酬遞減的狀況，因習俗
而固定的貨幣給付很快便不再反映勞動的真正價值。因此，隨著農民勞務價值的下降，領
主每年選擇改變給付方式反而使他受益；然而，在此同時，此種獲利可能會被抵消，因為
習俗所固定的土地?
租金無法反映出土地實際價值的上升，一如今日租金控制所引發的狀況。定期重議租金在
現存習俗下，是個令人不敢一試的昂貴任務，因此領主常得巧妙「控制」，用繼承稅或手
續費等慣用手法。手續費的最初形式與現今的「小費」相似，只是每當新承租人佔用土地
時，就必須協商這些費用。由於這種方式所反映的土地價值增加高於習俗所規定的年度租
金，於是便產生了一種新機能。如此，作為適應失衡－在這個例子裡，意指土地價值相對
於勞動而上升－的一種手段，這便說明了現存習俗架構下改變的緩慢過程。

如我們所知，從十世紀初到十二世紀，邊疆運動在封建經濟各區域之間造成了廣泛的
差異條件。商品市場在人口稠密的區域比邊疆地區來得大，對習俗的影響也大。我們或許
可以完全預期實際上發生的狀況－莊園組織的重大差異－但趨勢仍是明顯的：貨幣支付正
逐漸取代了勞動稅捐。

由於市場經濟的興起，領主間的經濟關係（封建主義）也改變了。凡是先前因協商困
難或協商成本過高、交付或調整賠償成本高昂而只能以協定維持一支常備軍隊的地方，現
在靠單一貨幣支付便可以解決了。交易成本的顯著下降創造了市場經濟，也使公共財（私
有財也一樣）的生產比以前更有效率。

凡是先前貴族的承租人親自服勞役或提供產品的地方，現在都可以改用貨幣支付了。
騎士服役的承租人傾向於以一筆款項（通常是2馬克，在英國則是一鎊）來代替每人應服
的兵役，相當於一個騎士一年服役四十天，一天六便士的報酬。騎士代償的價格逐漸以這
個比率固定下來。承租人每年的義務主要是提高價格、與國王直接協商，以及繳納定金。

以貨幣支付的封建稅捐類似於今天的稅金，對承租人和領主雙方都有利。領主得到了
獨立生產公共財的途徑，而無須依賴承租人所服的個人勞役；承租人則可以自由地專注於
管理和生產。此一現象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國王和大貴族現在能夠雇用一支可隨意
使用的常備軍隊或傭兵團。領主們也不必再受到四十天兵役的限制，而可以隨時隨地集結
大規模的軍隊，只要他們負擔得起。此一發展從十三世紀起成為一個重要因素，引發了政
治上對收入的爭奪，最終影響了民族國家的興起，也影響了歐洲經濟成長之路。

第四節

由於中古世紀農業幾乎完全支配著經濟生活，可能有90%以上的人口直接以土地維生，
因而土地利用的改變對這項研究便具有重大意義。九世紀開始前不久，一種新農業組織－
the three-field system－便在西歐部分地區開始推行了。此一制度的採用與緩慢擴散，
取代了傳統two-field耕作制度，被視為一大技術進步，也大大提升了生產力。

在two-field system下，所有的可耕地都被犁過，卻只有一半的土地用來栽種穀物，
另一半的土地則被閒置，以恢復地力。現在，three-field system將莊園的可耕地分成三
部分。典型的耕作方法是，第一部分的土地在秋天時犁耕並栽種小麥，第二部分的土地在
春天栽種燕麥、大麥或豆類?
(如豌豆或蠶豆），第三部分的土地則任其拋荒。第二年作物輪換，第一部分的土地拋荒，
第二部分的土地栽種冬季作物，第三部分的土地則栽種春季作物。第三年，第一部分的土
地栽種春季作物，第二部分的土地拋荒，第三部分的土地栽種冬麥。第四年則開始下一個
循環。

歷史學家已引證了three-field system的諸多好處。可耕地栽種作物增加了50%。農
業勞動在一年內的分布更為平均，因為犁地、栽種和收穫的時間在季節和土地之間是錯開
的。兩次收穫期降低了季節性作物歉收所導致飢荒的機會。燕麥產出增加使農民可以更有
效率的馬來取代牛。豆科作物提供了有益的植物蛋白作為日常食物的補充。現今為人所熟
知的豆類固氮性則維持了地力，並抵消了three-field system之下土地拋荒減少所帶來的
影響。

為著這些好處，歷史學家一直對此一優良技術擴散的緩慢速度感到不解。雖然此一技
術的接受速度並未被充分研究，我們仍可以得知，此一制度最早出現在八世紀後期塞納河
（Seine）和萊茵河（Rhine）之間的地區，出現在法蘭克人的土地上，而且花了好幾世紀
的時間才擴展到整個西歐。直到十二世紀，三年輪作制才傳到英格蘭。

我們如何解釋如此緩慢的採用過程呢？歷史學家在考慮這個問題時，他們強調的是氣
候限制、奴民對改變的普遍抵制，以及在重新安排條狀地所有權時，未達成意見一致所需
的成本。因此，對技術擴散緩慢所作的解釋隱含著成本－效益決策：建立three-field
system所需的心理和交易成本抵消了它所帶來的可觀收益。保守的農民會先觀望，等待結
果出現才按新方法處置他們的土地。

為了更直接地運用成本－效益分析，讓我們先以經濟學原理的觀點來檢視一下
three-field system的收益吧。耕地的增加和勞動在整個年度裡分布得更平均，這帶來了
實際的改進，因為土地相對於勞動逐漸變得稀少，產生了農地使用更集約的誘因（即在單
位土地上使用更多勞動），?
甚至在九世紀，當西歐墾殖區分布還十分稀疏時，有些地方村莊的人口已經相當稠密了，
正如墾荒活動興起所證實的，最後將導致殖民化。但當某些地區的人口持續增加時，勞動
報酬遞減會更進一步降低勞動相對於土地的價值，為了盈利，自然要在單位土地上使用更
多的勞動。有趣的是拋荒地的double-plowing，單位土地顯然投入了更多的勞動，卻到十
二世紀才普遍被採用，此時勞動供給已更加充裕了。

Three-field system的另一些優點也因人口成長和報酬遞減的局部影響而被突顯出來
。新土地的開墾意味著任何具有耕作潛力的荒野最後將完全消失。現在，連飢餓的農民用
來狩獵、採集野果或豬飼料的林地也十分有限了。植物蛋白被用來代替失去的豬肉和野味
。在經濟上，動物蛋白變得比植物蛋白更昂貴，因為飼養牲畜的土地密集度較高，而土地
已成為日益稀少的生產要素。天然荒地的減少也使過去用牛拖曳的場合改為用馬。馬被認
為是一種效率達50%-90%的生物能源；不過，如果牛（一種天然的〝grass burner〞）可
以靠荒地飼養而不需任何費用，馬卻必必須以較昂貴的燕麥飼養，那麼牛在經濟上比兩匹
馬更有效率。但是，如果這兩種動物都必須以相同數量的穀物和/或乾草（現在是相對昂
貴了）飼養，那麼馬將會是合理的選擇。

因此，顯然只有在人口成長引發勞動報酬遞減時，three-field system才變成一個更
好的組織形式，因為土地稀少必須被保存和更集約地使用。早些時候，當土地在各方面都
十分充裕時，典型的two-field system雖然濫用荒地，卻還可以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註
一)。

three-field system是經濟上對土地－勞動比變動的一種合理反應，此一發現有助於
解釋three-field system在整個西歐擴散相對緩慢的原因。只有在土地變得稀少時，
three-field system的淨收益才會超過two-field system。因此，three-field system應
該被視為西歐人口密度增加的結果，它是落在人口成長之後的。新方法直到十二世紀才傳
入英格蘭可能並非偶然，因為不久之前報酬遞減才成為各地普遍的狀況，因此想必在最早
接受three-field system的地方，報酬遞減已成為無情的生活事實。

依此觀點看來，three-field system不能被看作是效率上的重大進步，只能說是對情
勢變動所做的反應。顯而易見地，經歷過報酬遞減而沒有採用three-field system的共同
體，處境可能更糟。但同樣明顯的是，在土地依然像空氣一樣充裕、two-field system仍
然適用的地方，每人產出還高於那些土地稀少、存在著勞動報酬遞減，並採用被證明是更
有效率的three-field system的地方。

第五節

我們已探討過市場擴大如何導致城市拓殖、專業化和貿易。同一現象也影響了中世紀
的技術水準。地方穀物和羊毛的區內、區域間市場擴大導致了水力輾磨機和fulling
cloth的推廣。值得注意的是，多數顯著的技術進步都是對西歐以外地區發明的採用和適
應、基於先前已提示過並在稍後要加以發展的原因，中世紀歐洲制度環境並不鼓勵發明的
過程。

然而，西元1000年以後地方市場的擴大鼓勵了水磨和風磨等著名技術成就的散佈。這
樣利用自然力的資本改進，代表著效率上龐大的潛在收益，但此一收益需要資本－在當時
通常是大量的資本。因此，它們只有在生產前幾代北歐人所認為的大量產品時才划算。只
有在地方人口密度顯著增加和區域間貿易擴張時，才能證明這種規模的生產是合理的。因
為人口密度增加最後導致了當地勞動報酬遞減和土地價值的提高，使飼養牲畜比以往更為
昂貴，也就引發了以自然力取代役畜更進一步的誘因。

到十一世紀時，以水力驅動的磨坊已成為日常景象。末日審判書記載了1086年3000個
社區5624座磨坊，因此沒有理由相信英格蘭在技術上比歐洲大陸更先進。除了輾磨穀物之
外，水力還被用於更廣泛的活動，如driving saws（可能是十世紀發明的）、運作
fulling mills和triphammers of forges。

中古盛世的制度環境顯然不鼓勵以社會適當的規模來做研究。技術改進並未完全缺乏
，因為市場擴張及隨之而來的專業化，為生產方法改進的個人提供了較高的報酬。地方市
場的擴大使高固定成本的資本財第一次能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同時，專業化的趨勢也將人
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更有限的問題上，因而降低了發現的成本。

此一時期水力的實驗還包括建立潮汐磨坊。更重要的是，風力成功地被運用了，這似
乎是西方的成就，因為人口移動使他們遠離了水力資源。他們發現，風雖然不如河流可靠
，但運用更廣泛，也不受結凍的限制。水轉輪的邏輯延伸是不久之後便遍及整個北歐平原
的大型風力磨坊－這是十三世紀初期田園景觀的共同特徵。

在新動力被開發出來的同時，也有為增加商品數量而進行的技術改良。動力傳送的新
裝置包括用bent sapling的拉力來帶動風箱和轉動車床，以及用踏板來轉動車床和推動紡
織機。

這些純經濟領域的漸進發展（在回顧中似乎有重大價值）全都可用市場擴張來解釋。
制度環境仍是令人沮喪的，因為沒有發明家或企業家確定能從自己的努力當中獲得全部或
大部分的收益。保密是對抗各方仿製的唯一方法。在這些限制之下，研究和發展是不可能
近於社會最適規模的。

規則的一個例外是武器發展。在早期戰爭的年代，發展新武器系統或改進現存系統的
政治報酬是很大的，而且當時高階貴族也對這方面的研究十分慷慨。幾項和平時期的副產
品於焉而生。

總之，中古世紀的技術的確有所進展，雖然因為社會風氣的冷淡，使其過程遭到阻礙
和冷落。在此並沒有制度保證發明者的私人報酬率與社會報酬率相等，但也正因為沒有制
度的保證，本地和地區市場的擴張也足以使私人報酬率超過加洛林（Carolingian）時期
的私人報酬率，這便
鼓勵了現存技術的散布。不穩定的政治制度支持著適合戰爭領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也創
造出適合經濟部門的副產品。不過一般而言，如果新發展能被隨意仿製而沒有任何補償，
便會打擊到專業化以外對研究或發展的投資。因為保密是發明者唯一的自保之道，新發展
的散佈便會受到阻礙，如此構成經濟成長的生產力提升也就減弱或延遲了。

總結中世紀盛世西歐的經濟表現，它告訴了我們什麼呢？當然，經濟持續擴展成長著
，還創造了無所不在的市場體系。此一發展使交易成本得以下降、職務專業化，也促進了
新動力的廣泛運用。每一個現象回頭又使人均所得增加、生產力提升。反向發展的是人口
過多和報酬遞減，降低了農業生產力，雖則此一效果有部分被邊疆運動和three-field
system的有限運用抵消了。


註一：如果three-field system在效率上有明顯的利益，便會隨新莊園的拓殖在邊疆地區
迅速被採用。因而，從八世紀起它便與移民一同散播開來，到了1200年，似已成為農業組
織的主要形式。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原因是three-field system只有在勞動價格相對於
土地而下降時才有效率。three-field system是對相對要素價格變動的一種調整適應，而
非一種技術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