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蔣介石為什麼不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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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書院 作者：李敖

一九二二年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粵軍炮轟孫文的“總統府”前，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秘密會議子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占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為謠傳，不信之。及票午夜十二時後，林秘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統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次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鄉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為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秘書等言：粵軍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

　　總統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果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子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當為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秘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出。總統即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為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即命衛隊准備防御。此時，約已三時，林秘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競存果敢作亂，則娥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唯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書等為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為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
　　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紀錄。蔣介石說孫文一開始是准備“一死殉國，以謝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國。結果呢，孫文雖然“以文天祥自待”、認為“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均見《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但是他畢竟沒做文天祥，而讓“君主死社稷”專美於前了！
　　很巧的是，在蔣介石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後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總統了，他也面臨了一個殉國的機會。據他在《軍人魂》講詞中回憶，經過是這樣的：
　　講到這裡，我要告訴你們一個事實。我自從前年徐蚌會戰軍事挫敗之時，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國的決心，來報答我們總理和全國人民付托的重任，盡了我的職責。我這個存心，從來就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本來也就沒有對你們說的必要。但是我們今天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應該有一個最後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來的決心告訴你們。

　　當徐蚌戰役失敗之後，我就決定與共匪在京滬線上實行決戰。我當時認為這一次戰爭，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鬥，如果決戰獲勝，使軍事形勢轉危為安，當然是國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敗，南京為首都所在地，我是國家元首，就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嚴令在京滬各地加強工事構築，就是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說是求得我的死所。當時有一班親友、同志，窺見了我這盡職殉國的決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願臨難苟免，因此時時怕我自殺，所以他們時時在暗中提防著。我當時明告他們．現在最希望我自殺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機分子；如果我自殺了，他們就可以達到他們投降賣國的目的。徒使他們逞決一時，於國、於民、於我革命主義，皆無有補益，所以我說此時尚未到應死的時候，亦未到最後的關頭。我絕不自殺，我一定要忍辱負重，與共匪周旋到最後關頭，為死難官兵復仇，為國家、民族除害；只要我們國家、民族還有一寸土地、還有一部軍隊，我一定要在這塊土地上，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再接再厲，百折不回的奮鬥。我這一段話，今天到會的同志中，亦曾經有幾位同志親自聽到的。實在我觀察那時候革命失敗的情形，體念總理“我死則國生”的遺訓，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時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報總理，下對國民。但當時有一部分意志不堅定的動搖分子，聽信共匪挑撥離間的謠言，一定要我去職下野。我在當時不得不離開這我親自建立的首都，和總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時候，你們以為我必悲傷不堪，感想千萬麼？其實我毫無其他遺憾，唯其中內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只有這句話，才可以形容我當時心境悲哀的情緒。我離京以後，國家的形勢當然更加危急，但當時一般將領如果在京滬一帶，仍能體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責任，人人抱定其殺身成仁的決心，拼命作戰，保衛締造艱難的首都，那我們即使失敗，還可以對得起國家和人民。萬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沒有看到敵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無形瓦解，使敵人不放一槍，不損一彈，就占領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喪亡了整個大陸。歷史上軍事的失敗，從來沒有這種可恥可痛的情形！亡國先例雖多，但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悲慘的現像！

　　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講話。蔣介石說他自己一開始是准備“以身殉國”、“上報總理，下對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職下野”。結果呢，蔣介石雖然“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但是他畢竟沒死在南京，“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

　　上面這兩個故事，今天我們對照讀起來，真未免感到無獨有偶，並且覺得好生奇怪。奇怪國民黨中為什麼總是有這種不爭氣同志，他們在緊要關頭，總是剝奪了他們偉大領袖萬古流芳的機會、總是不讓他們偉大領袖去做文天祥。結果呢，他們偉大領袖一個個都“壽終正寢”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國”、“以身殉國”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思想起來，豈不太美中不足了麼？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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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反對孫文一黨專政

2008-09-28 10:40:26　來源: 網易歷史綜合　　　
陳炯明傾心於聯省自治，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孫中山武力統一集權專政。
1933年9月29日陳炯明去世。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9日），廣東海豐白町鄉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畢業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1917年幫助孫文打響護法戰爭，對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他在軍事上支持和幫助孫文在廣東的發展。
他在1922年6月第二次護法戰爭期間與孫文政見不合，反對孫文的北伐，主張“聯省自治”。當時粵軍將領鄧鏗被暗殺，有史料聲稱此事和陳炯明有關[1]。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部下葉舉出兵圍攻總統府，並炮轟孫文寓所，意在驅逐孫文離開廣東。孫文轉移到到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並離開廣東。史稱“六一六事變”。1923年1月，陳炯明被擁護孫文的滇、桂與倒戈粵軍聯合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率部退守東江。1925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逃到香港，創建中國致公黨，任總理，繼續為中國的前途而奔走。後病卒於香港。

其對廣東的主要影響有：
政治上，反對孫文的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廣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導進行，建立立法、行政、財政、審計等機構，推行基層自治，精兵簡政，與民休息。
經濟上，興辦實業，興建公路，扶持民企等。
教育上，建立私立學校，為全國之最；發展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請陳獨秀任省教育長。
社會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絕煙賭，但其效果並不是特別明顯。

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真相
陳炯明於1920年代與孫文因政見分岐而決裂。孫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陳主張「聯省自治」，要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以和平「南北妥協」的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
國民黨稱陳炯明背叛革命，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欲置孫文於死地。共產黨也指斥他為反動的軍閥。因此陳炯明生平的歷史和他服膺終身的政治主張，今代中國人（包括政治領導者）知道的已不多。

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導，當時下令炮轟廣州的，其實是孫文，時間是（1922年）6月17日，所謂「炮轟觀音山總統府」是孫中山早得粵軍警告，本人已離府，粵軍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當年中英文報紙都沒有粵軍炮轟總統府的新聞，反倒有孫文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都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幾十年來教科書只提陳炯明炮轟觀音山總統府，但無人提孫文炮轟廣州市。

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個單純的「兵變」。不知道真相的人，以為是孫，陳個人間的爭權。在事件發生之前夕，北京總統徐世昌退位，舊國會恢復，南方護法目的已達，北方知識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電請求南方『非常』大總統孫文停止北伐，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前言。粵軍駐廣州部隊通電響應，請求孫文離粵北上，以謀求和平統一中國。

事件發生之時，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孫文炮轟廣州市後，炯明禁止部下妄動，讓孫安全離粵，實救孫一命。日後國民黨捏改史實，以這事件為陳對黨領袖個人的「叛逆」，加上「叛黨叛國」的帽子，而把這事件的前因後果，完全掩蓋起來。從此中國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陳炯明背叛孫文』，而不知道陳炯明曾倡導『聯省自治』，建設廣東為模範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孫文再回粵組織暴力政府，重圖北伐，破壞了南北妥協，和平統一中國的大好機會！

陳炯明的一生反響出中國在20世紀初期追求現代化的重要階段。他於1878年1月13日（清光緒三年丁醜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白町鄉。父親叫「暄」，號「曦庭」，母親楊氏。22歲時與黃雲（娥）女士結婚，夫妻感情融洽，共生五女三男。

1924—1925年間，孫文接納了蘇俄金錢上與軍事上的全力援助，進而「蘇化」了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自此以後，中國便走上了「蘇俄式」的革命路線，這正與「西方民主式」的建國步驟，剛相背馳。當時，炯明的粵軍，也稱為聯治軍，在作戰能力上是沒法與受蘇俄訓練，蘇俄裝備與蘇俄督率的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相比的。1925年，粵軍在東江兩戰役中被擊敗了。

粵軍失敗後，炯明退居香港，仍繼續努力以政治辦法來覓求中國之統一。1925年雙十節日，其前身為前清洪門秘密會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舉炯明為總理，雲南的唐繼堯為副總理。1926年初，黨總部由舊金山移至香港，同時推進黨務，伸展於東南亞各地，登記僑胞入黨達十余萬人。致公黨主張建立聯邦制政府為統一中國之原則，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教條，而贊成多黨制的民主政體。

從一個海外華僑最大的秘密會社，改變為有明確民主方針的公開政黨，確是世界歷史上民主運動之一創舉。這也可算是陳炯明晚年時期最顯著的成就。總言之，炯明不是一個空口談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國民黨所誣指為「叛黨叛國」的南方軍閥。他是法政學堂的畢業生，當過清末的省議員，當過革命時期的選鋒（敢死）隊長，當過民初時期的都督，當過二十年代的省長，對於「行政」與「立法」兩權的運用與制衡，「中央」與「地方」政府兩者權限的劃分，不但有理論上政治學識的基礎，而且有實際上運用的經驗。他對民間的艱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認識。

炯明於1933 年病逝於香港。後人有說他“潦倒地死於香港”。這“潦倒”二字是中國封建傳統通俗的說法。吳稚暉在挽陳聯中說：死後“身無長物”是“英雄有價”。炯明去世時是致公黨的總理，繼續為建設共和而努力，是一個“鬥士”，是“暫時失敗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導「聯省自治」，百折不撓，不是為一時權宜之計，而是為謀求建國的永久根基。 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很沈痛的對愛國學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勛）章炳麟說：
然為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指自治省聯邦制）而後已。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陳炯明 (陳炯明與孫文在1922)
2003-10-30 10:02:51 南方周末 葉曙明
1918年的護法運動，陳炯明率粵軍入駐福建漳州，建設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一般人印像裡，陳炯明是背叛孫文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 1922年6月16日的炮轟總統府，逼得孫文化裝出逃上海。然而，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不是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把歷史事件放在相應的歷史條件下作客觀的考察，還是率由舊章，簡單地用“亂臣賊子”、“犯上”、“弒主”、“逆倫反常”之類封建罪名，作為定讞，實在無助於重新釐正這筆歷史舊賬……

根本分歧
陳炯明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是維新運動所培養出來實行立憲的人才。他早年參加同盟會，策劃了廣東獨立。辛亥革命後，他主政廣東，致力於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省，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提倡新文化運動，邀請陳獨秀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和報紙，推行地方自治，民選縣長、縣議員。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制，提倡民治。這就未必為國民黨人以至孫文所同意。孫文的理想是成立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領導全國革命，他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裡，人民是“ 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他說：
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陳炯明並不贊成此說，他曾經批評：
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陳炯明所傾心的，是聯省自治。
“五四”運動後，一些文人學者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聯省自治者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北美13州經獨立戰爭脫離英國後，經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歷史。這似乎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選擇。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不僅風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陳炯明對聯省自治尤為心馳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孫文成立正式政府和選舉總統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孫文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總統選舉
對孫文的主張，陳炯明等人則不以為然：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現在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什麼地方自治，什麼建設模範省，統統都變成鏡花水月。
孫文則以為陳炯明的保境息民懷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認准了的目標，便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此亦所謂“知難行易”也。陳派的人最終拗不過孫文。1921年4月7日，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在這個大綱中，只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也沒有規定政府的組織架構。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均由大總統“乾綱獨斷”。
會議采用記名投票，“以示負責”。結果孫中山得218票，陳炯明得3票，廢票一張。孫文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個過程僅用了不到兩個小時。
正如陳炯明預料的一樣，孫文當選總統和西征、北伐，僅僅是一件事情的三個環節，它們是緊緊相扣的。
6月，孫文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粵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楔入廣西境內，8月初，進駐南寧。
隨後，孫文派鄒魯到廣西，敦促陳炯明出師援鄂，並由廣東政府接濟軍費400萬元。但陳炯明說，粵桂戰爭花費巨大，能動用的錢差不多都投進去了。他想盡一切辦法，也只能籌到200萬元，還要等北伐軍出發以後才能付出。雙方信使，徒勞往返，無濟於事。孫文親赴南寧，當面向陳炯明曉以大義。結果陳炯明仍然主張先定省憲，以確立民治的基礎；再議國憲，循序漸進地推進統一。他說自己並不反對北伐，只是現在兵疲將憊，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遠征北方。
10月29日，孫文在梧州設大本營，一面派汪精衛回廣州籌餉，一面躬親督師，溯江北上，向桂林前進。他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陳炯明字）共事。我不殺競存，競存必殺我。”（《華字日報》）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之舉。（章太炎：《定威將軍陳君墓志銘》，載《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此事亦經黃大偉本人撰文證實）

鄧鏗之死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之後，1922年2月3日，孫文決計取道湖南，進兵北伐。但由於連年被兵，湖南方面無論是當局還是人民久已厭戰，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開拒絕北伐軍假道。入湘計劃於是告吹。
3月26日，孫文在桂林召開會議，決定班師回粵，改道江西北伐。這時廣州發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干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從目前的史料看，這種說法大可質疑。據羅香林記述：“公知凶手所自來，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車者駛回省署，告陳公（炯明）暨家人親友以後事。”（羅香林：《革命先烈鄧公仲元傳》）《陳炯明叛國史》也說：“鄧被刺後，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眾嘆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凶手為誰者，鄧又嘆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
如果鄧鏗認得凶手與陳炯明有關，他怎麼會在受傷後馬上返回省署（陳炯明辦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陳炯明呢？後來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仲元（鏗）夫人及鄧之介弟聞訊，趕至車站送行，陳與之談話甚久，語及鄧仲元身後時局之狀況，相對泣下。”（《申報》1922年4月30日）可見鄧的親屬都不認為陳炯明是幕後黑手，陳鄧兩家還一直保持著通家之好。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也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美國副領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系，可以說是致命一擊。有一種說法是，陳炯明不願全力支援孫文的北伐，孫文為解兵馬糧餉之憂，必欲除之而後快，是以殺陳手下的第一大將，以收殺雞駭猴之效。（汪榮祖：《鄧鏗之死真相探索》，載《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990年2月）
4月9日，孫文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孫文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

舉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孫文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轉道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雙方仍留轉圜余地。
孫文贊成第二種意見，“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孫文急圖北伐，與北方形勢的發展，不無關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文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文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問題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
5月9日，孫文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然而，當孫文謀求與奉、皖結盟時，已經把北伐降格為一次普通的軍閥戰爭了。
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文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文和廣州非常國會，呼吁孫文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

炮轟總統府
駐守在廣西的粵軍，在聽到陳炯明下野的消息後，頓時沸反盈天。5月8日，孫文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文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文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
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吁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6月1日，孫文率領兩營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文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孫文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然而，局勢在繼續惡化，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文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裡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余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余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文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文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准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孫前後的陳炯明部隊》）
叛亂終於發生了。6月16日凌晨，粵軍圍攻總統府，孫文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饒是如此，這場叛亂同謀殺還是有點差別，因為葉舉等人並不想致孫文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他們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文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晨報》，1922年6月4日，並參見袁偉時先生相關分析：《文化專橫與歷史污穢》，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期，2002年6 月29日）
孫文與陳炯明的政治分歧，幾經波瀾起伏，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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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寫一部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特定意義上的運動，它的最後一個句點應該劃在哪裡？通常是劃在1919年五四運動，也有人拉長一點，把它劃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但我認為，1922年陳炯明與孫文關系破裂，廣東模範省實驗失敗，是新文化運動終結的一個標志。新文化運動有三個代表性的旗手，第一個梁啟超，第二個是陳獨秀，第三個是陳炯明。許多人都不承認陳炯明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無非是：一、他身在南方，遠離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二、他是軍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學教授。
事實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間，身為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以高漲的熱情，在閩南推行他的政治實驗。積極整訓軍隊，改良幣制，修築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學。創辦《閩星》雜志和《閩星日刊》，提倡社會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並資助孫文、胡漢民等人在上海創辦《建設》雜志。又廣邀新學人士，到漳州討論學術，研究新思潮的發展趨勢，為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實際成果。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炯明密切留意著青島問題的發展。當學生開始走上街頭以後，他親自起草通電，表明支持北京學生的立場。由於粵軍成功地在閩南建立了一塊占地26個縣的地盤，迫使北方政府坐下來談判，陳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國，甚至世界的矚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學發起，閩南聯合會、省二師範、龍溪縣立小學和各校校長、教員、學生、商會會長、農會會長、當地紳商，一萬余人，在漳州召開國民大會。陳炯明到會演說，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議行動，反對在賣國和約上簽字。大會通過三項決議：一、致電巴黎和會及我國專使，爭回青島，廢除“二十一條”及各種密約。二、要求懲辦賣國賊。三、抵制日貨。
6月下旬，和約簽字問題迫在眉睫。陳炯明主張，南方在南北談判桌上，不妨盡量向北方妥協，只要堅持恢復舊國會，維護憲法（臨時約法），不應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會代表，以爭取中國的利益。
在五四運動中，陳炯明的愛國立場是非常鮮明的，態度是非常堅定的，對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抗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民國初年的中國，遍地軍閥，有槍便是草頭王，陳炯明雖然手握兵符，卻傾心於文化事業，堪稱中國唯一的“新文化將軍”，上馬能托著五百支槍與北洋政府作戰，下馬能辦報、辦學、寫詩作文，縱論天下大勢。
廣州曾經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據地。1912年，安那其泰鬥劉師復在廣州建立“晦鳴學舍”，創辦《晦鳴錄》周刊，安那其八條綱領：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素食主義；語言統一；萬國大同。陳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義的。
當五四運動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際，陳炯明致書晦鳴學舍舊人，邀請他們全體赴閩，協助他開展新文化運動。一批安那其主義者，在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領下，攜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陳炯明交給他們的工作，就是“辦書局印刷刊行書報”。
1919年12月1日，《閩星》雜志正式創刊，陳炯明親撰發刊詞。他提出一種“全人類社會主義”。
陳炯明宣示《閩星》的宗旨：“我們既然要為世界努力，便當先從改造中國做起，改造中國，又要先從思想界改造起，這就是我們努力世界問題的一個步驟了。閩星社同人見得這個道理，發行半周刊，介紹世界新潮，闡明吾黨主義，幫同社會上同志，為新文化的運動，即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隨著我們在進化線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進，中國是負了一個極重的責任。由是用經營世界的精神，來創造中國的新生命。思想一變，新機大來，前途光明，沒有窮極，這是本報的職務，也是本報的希望。”[1]
陳炯明也贊成革命，但在他看來，革命不僅僅是“拿‘手槍’、‘’去干‘殺人’‘暴動’的勾當”，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革命，陳炯明說過：“報紙勝過三千毛瑟槍，是有一個價值的。價值大小，不在發行的紙數，而在反響的效果。反響的大小，就是價值的大小了。然而，反響從那裡發生出來呢？第一、要看他的主義，是不是適應社會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傳播，是不是向著多數人的方面。主義不適應社會要求，自然沒有什麼反響，傳播不向著多數人方面，雖有反響，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為惡反響。故此一種報紙發行，須有適應要求的主義，來發揮‘現代精神’，並有符合多數人的傳播，去改造‘群眾思想’，綜合起來，就會發生很大的反響了。”[2]這也可以視作他對新文化運動及《新青年》、《新潮》一類雜志的評價。
陳炯明不但贊成新文化運動的宗旨，而且在閩南付之實踐。一時間，“‘過激派’蔓延到八閩去了”的謠言，甚囂塵上。陳炯明的成績，甚至把北京大學最激進的學生也吸引來參觀，他們到漳州游覽後，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盛贊，漳州所實行的措施，“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甚至把漳州稱為“閩南的俄羅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陳炯明的政治動機：“區內集中全力於教育和生產，從而引導民眾滌除舊染。逐步轉向較合理的生活，而且訓練大家參與實際政治。全國盡管動亂紛紜，希望這一角落，打好一個民主化政治的基礎。一個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對全國沒有不生影響之理。影響所及，民眾抬頭，亂國的軍閥便難立足，這可以說是這裡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對像，簡單說就是民主的破壞者、障礙者；革命的目標，簡單說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經濟。”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誠懇奉勸陳炯明，不如自動把什麼總司令丟進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復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經經干社會工作，其影響於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成見，即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幾個文人的事情，其實，如果論寫文章、論辦雜志、論對新文化的熱忱與推廣、論對科學與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躍於《新青年》的沈尹默、吳虞、易白沙這些人，連陳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沒有，但在史書上，他們一個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干將”，而陳炯明卻只不過是“受到新文化運動感染”的人，無非因為他是軍人，而且最後是與孫文分道揚鑣的軍人。
陳炯明並不認為，只有托起五百支槍去打北京那些敗類，才叫貢獻社會。投資教育，開發智力，為明天培育人才，方為真正的千秋大業。所以，在各項地方建設中，他最注重推行現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到漳州采訪陳炯明時，他說：“余以為救中國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種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國民自覺自決，而圖根本之改造不為功。”[4]這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不謀而合，與當時在北方方興未艾的平民教育運動，遙相呼應。
陳炯明有一個宏願，就是廣攬海內外人才，在南方創辦一所現代大學，改變南方教育落後的現狀。當時粵軍駐屯閩南，受到廣州軍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軍閥的壓迫，經濟十分困難，但在這種情況下，陳炯明仍表示粵軍願意節衣縮食，湊集五萬元，作為籌辦西南大學的經費，希望能帶動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發布《振興教育令》，把改良縣教育行政和學校教育，積極辦理義務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列為當務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適與蔣夢麟、陶孟和、王徵、張慰慈、高一涵、李大釗七人，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與此同時，陳炯明也率領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實行粵人治粵。11月2日，陳炯明回到廣州。省議會推舉他為廣東省長。廣東百廢待舉。陳炯明馬上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
在驅逐桂系後，廣東迎來了短暫的和平時期。1921年，陳炯明似乎獲得了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
新文化運動在北方歷時數年，轟轟烈烈，但許多人還是搞不懂，所謂“德先生”、“賽先生”，與每天為口奔馳的升鬥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陳炯明卻把他的理想，一點一滴地付諸實踐。他用事實證明了，新文化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對這個混濁的社會，它是一種功效神奇的清潔劑。陳炯明是唯一一個用“新文化”來改造社會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筆墨官司，更令人振奮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內大見成效。
他在廣東禁煙、禁賭，作為建設“模範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們對政府的視聽，煥然一新。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中推行自治，他對報紙描繪他的自治計劃：中國各村自古實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為宗旨。今中國之自治，應先自村莊上施行，依次發展，及於全縣全省與全國。刻廣東已在村上實行分區。自治村中，警察與稅收由人民自辦，將來各縣縣長與省議員亦歸人民自舉，再由議員共舉省長。他省能仿行之，則可達到聯省自治之目的。
陳炯明開始一步一步推進他的計劃，首先設立“經濟調查局”，發展地方實業；各縣都設立了林業事務所，並在廣州設立生絲檢查所及蠶種制造所，以改良絲料出產；又將省政府的實業科改為實業廳，賦予更大的權責，以推動實業。不到一年，廣州市絲廠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資開設農場及罐頭廠；南洋歸僑也在洽談集資開發黃埔港；港、粵、滬商人籌辦資本一千萬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廣東全省總商會。
繼廣州成立市政廳之後，海口、高州、北海、江門、惠陽、汕尾等地的市政廳（局）也紛紛著手籌備，相繼成立。各地拆城牆、修道路、築公園，開展市政建設，干得熱火朝天。經濟建設初見成效，文化建設也同步發展。廣州著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興辦公共兒童游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等；舉行美術展覽、體育運動會；安裝馬路電燈；在梅花村、竹絲崗建築新式住宅區，成為廣州的模範新區；飯館、旅店、戲院等公共場所，都要嚴格執行政府頒布的衛生規則；設立新式屠場，由衛生局監督檢查肉類衛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掃街道，疏通溝渠，改造排水系統；舉辦衛生知識展覽，印制宣傳衛生的小冊子，挨家派發。
全國教育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聯合會，江蘇省代表黃炎培，事後撰寫了一本題為《一歲之廣州市》的小冊子，盛贊在新文化之下的廣州新景像。他歸納出廣州在五個方面的變化：
一、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
二、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33家之多，雖有指斥當局，甚至傾向北洋政府的，也從未加以干涉。
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入旅館賣淫，厲行禁吸鴉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會，一方面勸戒罷工，同時積極推行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
五、衛生行政方面，特聘專門人才，以科學的方法，銳意改革。如對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場，以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的管理，對妓院的檢查和取締。[5]
什麼是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這就是了。陳炯明的種種舉措，在南中國開辟了新文化的一塊實驗田，在舉國上下官僚、軍閥、政客橫行，一團烏煙瘴氣的空氣之中，柳暗花明，生機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沒有這塊實驗田，人們也許永遠以為，新文化運動，不過是一班書生的空談。但歷史是公平的，它不會把所有門窗都關死，總會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條小縫隙，讓後人可以看到，原來歷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這時的廣東，幾乎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個據點，最後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陳獨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實行以合議制的委員會代替舊制的省教育廳。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員長由省長聘請陳獨秀擔任（兼大學預科校長），以後按組織法選舉產生。
陳獨秀主持廣東教育會後，擬定了一份義務教育計劃，從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廣，公立學校實行免費讀書，務求在六年之內，使三百多萬兒童，能夠完全就學。教育委員會還決定籌辦西南大學、市民大學、編譯局、宣講員養成所、貧民教養院、勞動補習學校、通俗圖書館、幼稚園等等社會教育機構。
陳獨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廣州出版。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制，提倡民治。這就不為國民黨人以至孫文所同意。孫文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裡，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後，孫文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段祺瑞昨天才剛剛“再造共和”，孫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國”，造來造去，用陳獨秀的話說，“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裡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系，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了”，是“狗的運動”。
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是學理上的進化，它是一場“人的運動”，對社會現實，有直接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說，對中國的現實問題，要一個一個去研究，一個一個去解決，他建議人們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大總統的權限問題，賣淫問題，賣官賣國問題，女子解放問題，男子解放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陳炯明在閩南、在廣東，都一一研究了，並且在實踐中嘗試去解決。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陳獨秀所說的，用人的運動去轟散狗的運動。以新文化運動，去影響和改造這個社會。他成功了，他也失敗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運動的成功；他的失敗，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失敗。六一六事變，孫、陳的政治分歧，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從此，陳炯明便由“革命的馬前卒”，淪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範省”理想，亦全盤付諸東流矣。新文化運動，由廣東人梁啟超為它開篇啟行，最後也由廣東人陳炯明為它絕筆斷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 16位知識分子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政府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標是成立一個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義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胡適呼吁全體優秀公民都要站起來，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長——北京高師校長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師校長毛邦偉、北京法律專門校長王家駒、俞同奎、北京醫藥專門校長周頌聲、北京農學院院長吳宗植、北京藝術專門校長葉倩——亦公開聲明，支持這份宣言。
後人回顧歷史，當有無盡的感慨，一方面為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所感動，一方面亦為中國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陳炯明在廣東正是實行著這個宣言中的主張，正在努力進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個好政府，卻不見這些知識分子對他施以援手，沒有人參加他的“奮鬥”與“決戰”，只有陳獨秀去幫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睜睜看著陳炯明單槍匹馬蓋高樓，眼睜睜看著它樓塌了。
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1] 陳炯明《〈閩星〉發刊詞》。《閩星》第1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2] 陳炯明《〈閩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1月13日。
[3]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三聯書店，1978年版。
[4] 《申報》1919年8月17日。
[5] 黃炎培《一歲之廣州市》。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
[6]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
陳炯明言論選：
則我雖助中山，而粵人不諒我也（１９２３。６。２９報載）
炯明與中山之構和，責任不在炯明，炯明受鄉人托，出維持秩序，絕非受北方命令。炯明秉聯省自治主義而奮鬥，冀實行此主義以救國；中山贊成聯省自治，則我聽其令，若仍效北方軍閥，作武力統一迷夢者，則我雖助中山，而粵人不諒我也。
武裝革命與文裝革命（１９２３。１２）
現在中國革命須分為幾個時期：第一為武裝革命，推倒國內各大軍閥，使其大權旁落於小軍閥之手，實行聯省自治，此為第一期。第二期為文裝革命，使人民組織團體，然後帶領老百姓來打小軍閥。但此時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現在尚屬武裝革命之時期，離第二期之文裝革命尚遠。君品行高潔，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請即來惠城，共商革命大計，勿卻為荷。
挽孫中山聯（１９２５。３。１２後）
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斥國民黨軍財權托於俄人之手（１９２５。８。３１）
【記者問：閣下對於粵局仍極關懷，未審有何高見？】【 答：】余【陳自稱】對粵事自屬注意。惟前此，余亦淡然置之，蓋彼等皆權利是爭之輩，派別分歧，忽離忽合，紛爭之余，終必皆歸消滅，無勞余之顧慮。然照今日情勢而論，實令余難以坐視，彼等以軍權財權托於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袁世凱所不敢承認者，彼等竟自動的讓與俄人。彼等若真講共產主義，猶有可說，所痛心者，專共他人之產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粵省固將斷送，而其影響將及於全國。余為粵人，萬難再忍，且亦責無旁貸。現正與林、洪、葉諸將准備一切，一俟餉械齊集，即當一舉而廓清之。
【 與《申報》記者的談話，申１９２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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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不准再打炮  李敖

在國民黨欽定歷史裡，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變、就是所謂“陳炯明叛變”。這年六月十六日夜裡，“叛變”
　　開始，弟兄們，包圍總統府去！對總統府打炮，孫文狼狽逃亡。十六日．孫文逃上兵艦。據這年九月十八日孫文寫的《致本黨同志述陳變始刺及今後方針書》，經過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軍邏弋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槍支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炮毀粵秀摟，衛士死傷枕籍，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毀，所屬各機關鹹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卒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因會議員悉數放逐，並掠其行李。
　　總統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余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為之，例行逆施，乃至於此。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

　　目擊省垣罹兵燹是，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困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炮，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發炮後，始還駐黃埔，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為當日決定之計劃，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孫中山“乃命艦隊先發炮”的舉動。
　　孫文事後對人說，這一朝岸上發炮，是一種“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種教訓），為了“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幾下子。據蔣中正《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炮教”是“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炮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炮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可見“炮教”“炮教”，於大局無補．只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孫文在永豐艦上與洋記者談話，記者間：“先生允不再炮擊羊城乎？”孫文答稱：“是也。但須附以粵軍不擊予之條件。”可是你“炮教”我也“炮教”，最後海上的終告不支，孫文於八月九日去香港；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號稱粵軍總司令。
　　第二年一月，陳炯明被趕走了，二月二十產民孫文重回廣州。三月二十一日，孫文手令傅秉常，要他與英領事交漢的氣概。國民黨對他，能奪帥而不能奪志，一點也沒有法子。
　　國民黨雖然對陳炯明個人沒有法子，但卻恨屋及烏，干了一件鮮事，就是把陳炯明當年炮轟孫文的炮，給查封起來了。國民黨在今年二月出版《國父圖像墨跡集珍》，公布了這一查封圖片，並加說明曰：
　　此為陳炯明叛變時，襲擊觀音山用炮，事變平息後，被判處封口，以為叛逆者戒。
　　原來一座大炮也可以被判刑的，真令我們開個千古之眼界！
　　想當年明朝崇偵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今名景山），上吊的那棵樹，後來被清朝順治皇帝看到了，認為一朝英主，樹神乃不之佑，致縊於此，此樹罪不可道！乃令刑部加鐵鏈一條，把樹鎖住，以為吊死皇帝之戒！今天看到了國民黨以青天白日黨徽封住炮口的壯舉，真忍不住要聯想到古代帝王的大腦。——
　　國民黨的封建主義，可真萬古常新的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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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文嶺 掃描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