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

雲荻

羅伯‧布雷克著，張青譯《怡和洋行》，台北市：時報文化，2001

摘要：
怡和洋行於1832年正式在廣州成立，在此之後的一百多餘年間與中國社會環環相扣，尤其在清末，面對著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國文化，怡和洋行的諸位老闆總是不斷想方設法要怎麼做才能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商業利益，而他們的作為卻往往牽動了中國的環境，影響了中國的變局。怡和的歷史反映了新興的西方工業世界對古老文明的衝擊；而這個文明能自給自足，徹底排外，並且相信自己文化優於其他文化。

本書開頭先介紹了中英的不同及19世紀前中英雙方關於貿易的接觸，英人重商而中人卻輕商，要怎麼達到雙方貿易的平衡是英人頭痛的問題，最大問題就是要找到一個中國人能接受的商品，好用來交換絲及茶葉，「中國有舉世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品：茶；最好的衣服：棉、絲、毛皮。擁有這些重要物產及無數的副產品，中國毋需向外購買一毛錢東西。」印度種植的鴉片讓英國商界認為是唯一可改善收支不平衡的物品，因為中國人似乎對這項違禁品貪求無厭。外商對華貿易一開始所遵照的是所謂的「廣州貿易制度」，終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掌握了對華貿易，而散商的出現是東印度公司獨占事業另一項重要的便宜之計，「港腳貿易」對鴉片的買賣非常重要。接著，作者簡介了外商在廣州的情形，及廣州和澳門的差別，並且說明了鴉片在英國跟中國的不同之處，不過鴉片貿易在中國越是繁榮，這門生意越是靠不住。

接著，作者介紹了怡和洋行的兩位最重要創辦人：渣甸與馬地臣，他們倆的出身、在合夥前的經歷，以及最後決定攜手合作的決定。鴉片貿易自1810年代後期便蓬勃發展，消費增加，需求也大增，但這是風險極大的生意，涉足於此的商行也可能因為一次危機就一蹶不振，以賣鴉片起家的怡和更是步步謹慎，但是商業就是需要冒險犯難開拓的精神，因此渣甸與馬地臣無時無刻不在嘗試能拓展中國沿海貿易的新方法，1830年代中國沿海鴉片走私所帶來的危險、痛苦、樂趣以及利潤不斷刺激著渣甸以規模更大更具有系統的方式從事鴉片買賣，加上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獨占權被取消，與各商行之間開始白熱化競爭，不過在應對東印度公司獨占事業的結束，和鴉片進口數量大增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上，怡和的地位明顯優於其他商行。

渣甸一向主張要以強硬的手段迫使中國開放貿易，他不滿東印度公司駐粵特別委員會期盼平靜無波，深怕商業關係不保的態度，渣甸大力鼓吹急進政策，在鴉片戰爭中，怡和將其武裝鴉片船借給英國海軍，讓商船船長作其導航員，還把自己的傳譯人員借給英方，並提供海圖情報與建議，供應住宿飲水與食物，靠販賣鴉片所賺的白銀轉換成倫敦開立的匯票，用以支付英國軍隊的開支，這些舉動換來的是令人滿意的結果，對他們而言，南京條約是項勝利，絕少有私人商行在公共政策上有如此影響力。

英法聯軍後，天津條約的簽訂讓鴉片買賣合法化，鴉片買賣這項常保怡和生意興隆的買賣基礎，在天津條約簽訂後的十二年間，徹底地瓦解，原因無關乎道德問題，而是出現一個可怕的勁敵─削價競爭，一群出身孟買的巴格達猶太人壟斷印度鴉片產地，配合全面取代帆船的輪船。這是怡和洋行重要的轉折期，原本怡和大部分的財富是來自於鴉片棉布茶葉與絲的買賣，正逐漸轉型為各式貨品代理以及船運金融保險業務，但這也不是怡和可以獨占的市場，就算之前的敵手如寶順洋行已經垮台，但是諸如匯豐銀行與太古洋行也是不容小覷，再加上中國沿海的本地商人與洋行競爭開始越來越占優勢，外商彼此之間的競爭也是日趨激烈，但是怡和皆以靈活的手腕度過危機。

在面對日後中國現代化的運動上，怡和扮演重要的角色，怡和曾多次與胡雪巖合作做生意，設立紡織廠，修築中國第一條鐵路─淞滬鐵路，雖然後來這條鐵路卻在排外情緒下，被全線拆除，怡和還以海關稅收為擔保，貸與北京政府三千萬兩，作為從事自強運動所需資金來源。怡和洋行在鐵路探勘上介入頗深，甲午戰爭後，鐵路興建的趨勢已無可避免，清廷沒得選擇，必須讓洋人修築，這使得匯豐銀行代為集資，怡和負責承包，從中賺取差額，也就是說，若以鐵路來做為中國開始從事現代化過程的最具代表性而言，怡和在其中無疑也參與了最重要的任務。

1906年怡和洋行的法律地位出現重大變化，由原先的合夥制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民初亂局對怡和和其他商行並無太大影響，上海仍然是全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初雖然帶來了大震撼，但是怡和在財務表現上依然十分出色；在戰間期，怡和的分行與辦事處的數量更甚以往，不過1924年後，上海的局勢漸漸不穩定，當時有三個隱憂，一是日本對中國與在華外商的威脅越來越大，一是中國的政局一直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最後則是中國民族主義逐漸興起，最終將威脅到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安全。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對怡和洋行與所有在華外商一時之間造成重大影響，為了實施戰時統制經濟，日軍接收徵用了所有外國企業與大多數的中國商行，珍珠港事變的幾個月內，大英帝國許多位於東亞的殖民地幾乎已處於解散狀態，第一個陷落的是香港，這對怡和與所有外商來說，影響比上海陷落要嚴重許多，怡和唯一的商業活動只在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不過隨著日軍的投降，怡和就急於恢復公司營運，但是現在的中國又被分裂成國民黨以及共產黨，怡和一開始根本不相信共產黨能統一全國，但是隨著共產黨新政府的成立，它無意讓洋行在華繼續從事貿易，洋行必須交出所有資產，以換取中方釋放外國員工返國，這段期間被稱之為資本主義人質時期，1951年留守的怡和員工拿到出境許可證，有關怡和同意將資產轉讓以償付債務的談判直到1954才終於完成，歷經一百二十多年之後，怡和終於退出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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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說到：「本書比一般企業史更多了些通史的味道。」的確，閱讀本書除了了解怡和洋行在中國發展的始末之外，更像是在認識中國近代史，這也說明了怡和與近代中國之間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近代中國雖然不只是中國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份，但為什麼一個從事商業貿易的外國商行竟能創造出那麼可觀的歷史，而這歷史是與中國之間緊密關連的。本書詳盡的介紹讓讀者了解到雙方巨大的關連性，甚至可以是引導一個對近代中國歷史完全不熟析的讀者來體會這段歷史，藉由個別且獨特的人物或事物來追求整體性的知識，且內容不會艱澀難懂。

另外，此書因是外國人所著作，因此參考資料多是西方資料，此項特色的優點在於同樣一件事件，讀者更能了解不同立場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彼此之間不同的想法，例如在林則徐前往廣州查禁鴉片時，就巨細靡遺的交代了英人對此項命令的心中想法，不過另一方面，對於事件原因所持看法也不盡相同，如清廷對禁煙所持原因之ㄧ的經濟問題，也就是白銀外流造成銀日貴錢日賤這方面，作者認為其實銅幣貶值和銀的出口毫無關聯，銅賤銀貴完全是因為雲南銅礦產量降低，迫使官府減低鑄幣成色，劣幣驅逐良幣，導致銀變的更是稀有珍貴，這就與中國史家的觀點很不一樣；或是作者在書中形容慈禧精明能幹、剛毅果敢，可與英國伊麗莎白一世或俄國凱薩琳大帝媲美，當我看到這時，我將這段句子唸出來，朋友提了個有趣的說法：「這是因為外國人認為有個女人竟然能導致八國對她宣戰，所以西方人認為他實在太強了。」這句話當然不必太過探究它的學術性或真實性，可以將之當作閑聊，舉這例子只是要說明，我們實在很難在第一時間去認同慈禧的精明能幹和剛毅果敢，並不是否認慈禧或許有這些優點，只是一般我們好像並不會這樣形容慈禧。由此可知在閱讀西方著作與東方著作時，常會發現一些觀點大相逕庭的地方，這也有好處，如果讀者是具有先備知識的，這將引導讀者做進一步的思考。

從怡和洋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和中國在接觸時，雙方幾乎不可能互相了解，作者認為直到今日仍是如此，中國人認為西方人是蠻夷、洋鬼子，西方人看待中國人又何嘗好到哪去呢？一樣是野蠻人，「火雞的自大傲慢與浮華，使牠對著遠方隆隆的雷聲，兀自咯咯叫個不停。」一百多年來，怡和就處在兩者之間，在歷史的洪流中見證兩個文明的大起大落，商人重利，哪有錢賺就往哪跑，卻無形中帶動了歷史的發展。

有人認為，怡和是經濟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作者在書中反駁道，外人直接統治或控制的真正影響，是保護有企業精神的華商不受北京腐敗官僚體系的壓榨，只是藉著引入私人資本，鞏固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政治地位。不管事實真相如何，商業及工業已是近現代社會裡兩項必要且無可取代的事物，中國遲早也是要接觸的，或許經歷了一番曲折，或許在達到現代化的過程中犧牲了太多太多，但這是必然趨勢，誰也躲不掉。

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怡和不過是英格蘭乃至於英國海外貿易擴張下的一家公司，就英國當時在全球各地的貿易量而言，遠東地區絕非最大，北美南美與印度的貿易額都比中國要來的大，不過英國印度與中國之間因茶葉、鴉片與銀錠形成了特殊的三角貿易關係，使得遠東地區對英國財政的重要性遠超過實際的貿易數字。怡和的態度、看法與實際行動與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商並無兩樣，有同樣的限制也有同樣的機會，但怡和始終獨佔鰲頭是因為她既擁有力爭上游的企業野心，行事又謹慎，家族傳統、商業頭腦的遺傳及同鄉之誼也帶給了怡和不時髦卻成功而又歷久彌新的傳統，怡和就靠著靈活善變，加上眼光精準，或許也包含運氣成分，得以屹立一百多年而不敗，這也給個人或是企業一個絕佳的學習例子。更沒想到，今日怡和洋行其實就在我們身邊，許多在台灣的知名企業都是隸屬於怡和集團旗下，書上文案說到，知名的PIZZA HOT、頂好超市等等都是怡和的企業，事實上，它現今依然在香港站有龍頭地位，不得不佩服。






[ 本文最後由 武藤聖 於 06-8-26 03:17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