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

雲荻

介紹一下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史景遷

來源：文匯報

最近新書：《改變中國》


史景遷：景仰史學家司馬遷

第一次見到史景遷是在1998年的初秋。那時我剛剛從美國旅行回來，他則到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記得是在浦東的香格裡拉飯店，他的太太金安萍女士也在座。史太太來自台灣，是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博士，文雅而恬靜。

　　個子高高的史景遷卻完全是別樣做派：鬢發已然花白且略有謝頂，但鬍鬚卻依然濃密﹔後背微微弓起，花格襯衫領口敞開，似乎非常隨意卻又十分得體，顯得風度翩翩。在講述時，他的語調平穩但節奏卻不慢，如果是以為必須強調的重點，他會重復，加上一些動作幅度不小的手勢﹔傾聽時，他顯得認真而專注，如果有覺得不理解或不清楚之處，他會請擔任翻譯的史太太重復或者加以說明﹔投機之處，他會朗聲大笑。看著他的開懷和那些略有夸張的手勢，當時的我腦海中浮現的是馬敏先生曾經介紹過同時也被許多人傳為美談的他在耶魯開中國史大課的盛景：幾百名學生擠滿了一間大教室（遲到者只能坐過道，爬窗台），滿口字正腔圓英國腔英語的史教授以“詼諧的語氣，生動的表情，熾熱的激情”進行著表演式的講授。伴隨著那些如數家珍般流動出來的年代、人物、地名、事件的，是經過他裁剪、編排得如故事般的史料，是隨手拈來的詩歌、散文或小說，是令人如歷其境的幻燈和錄像。難怪那些搶座位的學生們，誰會不在這樣的講授中獲得他們關於那個遙遠的東方古國最初的，也是最深切的印象呢？就是在那次見面時，我頗有點冒昧地向他求証他的漢名的本意——因為當時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是不是出於對司馬遷的景仰，加之他的本名Spence首字與“史”諧音之故？他加以肯定，並反問我覺得此名起得如何，微笑中透露著得意。以文學的手段來講述歷史，兩千多年以后的史景遷，的確是得到中國漢代那位大史學家的真傳的。

　　●史景遷在美國漢學界佔有怎樣的地位，與其他幾位漢學大師相比較，他有何特別的地方？

　　我還是以引進他著作的版權為例子來說吧。當時我和他談，希望在大陸出版他的所有著作的中文版，他非常爽快就答應了。

　　作為一個作品已經在西方學界和公眾心目中奠定了牢固地位的史學家，怎麼會不希望在他的作品所研究的國家受到真正的熱烈歡迎呢？但他的爽快，我想除了這種內心的願望之外，大概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有過幾個月的溝通，他對當時我們做的一些引進版學術專著的品質是認可的﹔同時也對中國在參加國際版權公約前所出版的他的幾本作品的譯文頗有微詞。第二個原因說來有趣，但對於他下決心也許更重要——他當時知道我從美國帶回了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A.Kuhn）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的譯稿，正在著手編輯。《叫魂》因為獲得了“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在國際漢學界影響巨大，地位甚高。他似乎是漫不經意地問我，這本書在中國可以賣掉多少。我回答說首印一萬五千冊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實際上這本書在1999年初版時，首印數是兩萬五千冊）。我清楚地記得他聽了我的回答之后那種摻雜有驚訝、疑惑而又略帶興奮的表情，隨即就和我討論起關於他的作品的翻譯問題來。

　　史景遷、孔飛力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魏克曼（F.JWakeman）被公認為是最好的三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大師﹔用華東師范大學朱政惠教授的評價來說，孔的研究“理論深刻，剖析精細”，魏的特點是“大氣磅礡，宏觀洞察”，而史則具有“深入淺出，趣味性與知識性相結合”的特色。正是因為史的這種研究特色，加之他極少寫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不愛出席大型的學術會議，他在美國史學界是被視為“野路子”的。“野路子”和位居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且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的孔飛力自然有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但暗中較勁，一爭高下卻是絕對免不了的。這樣的“文人相輕”，推動的當然是學術的進步。還必須一提的是，“野路子”的史景遷現在是美國歷史學會的當屆主席，再浪漫不羈，歷史學會的會議總是要參加的，而且總是要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吧！

　　四十年挖掘中國歷史“富礦”

　　●史景遷是如何走上中國研究之路的呢？

　　說起史景遷走上中國研究之路，最后成為漢學大師，開始倒也有些偶然。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的郊區，曾在溫徹斯特學院和劍橋大學就讀。英國的歷史教育是相當傳統，相當嚴格的，可以想見他在大學時期所受訓練對他以后的影響。二十三歲那年，因為獲得一筆獎學金而到耶魯大學當交換生。耶魯是美國最早開始中國問題教學和研究的大學，美國的第一個漢學教研室就是在耶魯任教的傳教士衛三畏在那裡建立的﹔耶魯還藏有相當大數量的漢文資料，包括清政府贈送的《古今圖書集成》，從大陸、台灣購買的清廷文件影印本和大量的傳教士的資料。史景遷在那裡當交換生時，參加了關於中國歷史的一堂討論課，就是那堂課，使他覺得中國歷史非常“特別”，這才決定留在耶魯攻讀中國史。當他拿到碩士學位后，他的導師問他是否願意繼續學習中國歷史的博士課程，他一口就答應了。正如他對訪問他的王利芬所講：“因為中國歷史是一個富礦，我非常感興趣。”在1950年代，西方人對於中國的了解實際上是非常非常少的，用史景遷的話來說，就是“一點也不了解”，“我們真的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中國是“一個謎”。而在他看來，作為一個西方人，完全不了解“這麼大的一個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是“悲劇性”的。在1959年，從來沒有學過漢語的史景遷就是這樣從“一無所知”起步的。

　　說到史景遷在耶魯的選擇，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師芮瑪麗（MaryC.Wright）。芮瑪麗和她的丈夫抗日戰爭時期在北平，珍珠港事件以后被關進了日本人的集中營。1945年被釋放后曾經去過延安，希望以第一手資料和自身的感受去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怎麼一回事。她是費正清的學生，所以史景遷自稱是費的“孫子輩學生”。芮瑪麗的扛鼎之作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這部認為可以從“同治中興”作為認識和解讀中國近現代歷史鑰匙的著作，使得她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不可動搖。正是在這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學者”（史景遷語）的引領之下，史景遷作出了他終身的選擇。所以，芮瑪麗逝世以后，在耶魯對她稱譽的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培養出像史景遷這樣傑出的中國歷史研究大師。


　　●這次推出的《曹寅與康熙》，據說是史景遷的中國史研究的第一本書？

　　是的，這實際上是他在196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一炮走紅，獲得了地位相當高的珀特爾論文獎（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也使得他得以留在耶魯任教。美國的名牌大學一般是不會留自己的畢業生的，哪怕你確實不錯。譬如剛才講到的孔飛力，也是從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在芝加哥大學干了十多年，做到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才在費正清榮退以后回母校接替老師的空缺。之所以有這種不成文的規定，我想往好裡說是在學術上避免近親繁殖，往壞裡想是在人事上防止黨同伐異。所以說，史景遷的留校真是開了一個很大的先例，由此也說明他的才華在當時已經表現得非常突出了。自那時起，他在耶魯一邊開講自明末以來中國歷史的課程，一邊撰寫自清代到現當代的中國研究著作，並當上了地位甚高的“斯特靈歷史講座”教授。

　　到現在為止，史景遷已經完成了十幾部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除了以傳統的研究方法寫成的學術專著《曹寅與康熙》、《追尋現代中國》（1990）以及《從明到清》之外，更多的則是以生動的文藝筆法寫成的歷史人物傳記，如《改變中國》（1969）、《康熙自畫像》（1974）、《王氏之死》（1977）、《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981）、《利瑪竇》（1984）、《胡若望的疑問》（1988）、《中國縱橫》（1992）、《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1994）、《大汗之國：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1998）、《毛澤東》（1999）、《皇帝與秀才》（2001）等，平均三年一本書。整整四十年時間，這位大師以他的天才，更以他的勤勞，在年代久遠的中國歷史這座“富礦”中不斷地開拓與掘進，最后呈現給他的讀者的，是那麼一大堆閃亮的寶藏！所以在耶魯大學，他是和克林頓排名在一起的“杰出人士”。

　　●讀過史景遷著作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他的書讀來引人入勝，不像其他歷史著作那麼枯燥乏味。你能介紹一下史景遷著作在內容方面的特征嗎？

　　的確，史景遷的作品如果隻用最簡單的一個詞來概括的話，我想這個詞應當是：“好看”。之所以會好看，不外乎是兩方面的原因：內容和技巧。剛才說到，史的作品大多數是人物傳記——單人的或是多人的傳記。他在選擇傳主時，並不是如我們習慣中所要求的那樣一定要有蓋世業績，要有赫赫盛名，他隻是選擇在悠長的歷史中的某一個時段中的一個人或一群人，這個人或者這一群人的生活既表現出自身的存在與價值，也反映出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投射在他們生命中的光照與陰影。所以匹茲堡大學的許倬雲教授曾經這樣形容史氏選人物編故事的能力：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編故事，一直編到最后一頁。依據這個標准，史景遷筆下的人物真個是紛繁多姿：有雄視天下的封建君主（康熙、雍正），有激情澎湃的革命者（毛澤東、鮑羅廷），有叱吒風雲的造反領袖（洪秀全），有才華卓眾的作家（曹雪芹、魯迅、丁玲），有封建天威之下馴服的臣仆和不安分的子民（曹寅、曾靜），有“以上帝之名”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有闖蕩世界的冒險家（華爾、戈登）……甚至還有最最普通的平民百姓（胡若望、王氏）。在《大汗之國：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中，他的主人公是1253年到1985年七百三十二年間的四十八位西方人，其中包括外交官、傳教士、作家和冒險家。而在《改變中國》中，從南懷仁、湯若望、伯駕、胡美、赫德、李泰國、戈登、華爾、丁韙良、傅蘭雅、鮑羅廷、白求恩、陳納德、史迪威、魏德曼，一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蘇聯專家群體，史景遷讓這些自覺或不自覺地希冀“改變中國”的各式人等在縱深三百年的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曲多聲部合唱。

　　從這裡可以看出，史景遷選擇人物（實際上是在選擇題材）的視角總是非常獨特的，這種獨特的視角既使他的研究有別於他人，也保証了他對這一題材深入“開拓”與“掘進”的可能性。譬如《王氏之死》，一本中文版正文隻有114頁的小書，故事也很簡單：農村婦女王氏離開了丈夫和貧窮的家，與一個男人私奔﹔但由於沒有出路，她最后又回了家﹔但在她回家以后，她的憤怒的丈夫把她扼死在破屋之內。講的隻是山東郯城農村的一個小故事，但在這個普通得隻有姓氏的農村婦女的悲慘故事后面，則是令讀者感到更為悚然的歷史場景：地震，旱災，水災，蝗災，邪教作亂，軍隊清剿，盜匪搶劫，飢荒中的死亡（餓死、自殺乃至人相食）。史景遷似乎是把沉重的歷史帷幕撩起一角，讓我們看到了在這厚厚的帷幕之后的苦難。

　　異於正統史學的“野路子”

　　●史景遷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技巧在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和他所選擇的主題與內容一樣，史氏特殊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技巧也是使得他的作品“好看”的決定因素。正因為他是有異於正統主流史學的“野路子”，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不必受到諸如理論深刻，條理清晰，邏輯嚴密之類的條規的要求與限制。他的想像力是天馬行空般馳騁，他的感覺是春雨潤物般細膩，他的觀察雖然敏銳而冷靜，但他的情感卻有如似乎寧寂的火山口下的滾滾岩漿，這份熾熱讓你隨時都可以在平淡的敘述、點睛的評論或是犀利異常的剖解中觸摸到。他會依據所要表達的主題，把原始材料取舍、裁剪成最切合敘述，也最合適閱讀的模塊，置入他構建的框架中。當你循著他的文路閱讀時，不由得不在心中贊嘆一聲：章法得體，莫此為甚！

　　例如《康熙自畫像》，如果僅僅從所使用的材料來看，都是些清廷大內文檔中極其枯燥無味的起居記錄和聖旨書信——我們的史學家可能會把這些材料寫成一本厚厚的《康熙大傳》或是《康熙編年實錄》（也許還是圖文本的！）——但到了史景遷的手裡，就變成了那個以文治武功君臨天下的英主，同時也一樣具備七情六欲的正常男人的內心獨白。這份獨白記錄了這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其一生中所經歷過的歡樂與痛苦，輕鬆與沉重，追求與挫折，渴望與憂思，而這一切又都是在他與他的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人相互關聯的生活場景中展開的﹔你會隨著康熙的獨白——史景遷的巧妙安排與描寫——感受到充滿著或是愛情、親情，或是敵視、陰謀的氛圍中作為皇帝的他所具有的獨特的、豐富的、復雜的萬端的內心世界。

　　在講到史氏的文風與技巧時，我想特別應該強調的是他文筆的優美。他那支稱得上出神入化的筆，總可以調遣到最合適、最優美的字詞句章來寫人狀物敘事。因為這種杰出的才能，史氏曾從麥克阿瑟基金會得到一筆三十一萬元的獎金，以表彰他“將原創性的史學見解與敘述故事的文學稟賦相結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與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如果說他在主題的確定和內容的選擇方面表現出他的“編故事”的天份的話，那麼他在材料的剪裁和文字的描述方面則展示出他的“講故事”的才能。他是位史學大師，同時也是位故事高手。他的那些好看的故事，在義理、考証和詞章方面均臻上乘，堪稱一絕。

　　
　　史景遷的所有作品，都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人文情懷，二是問題情結。在他的筆下，大英雄也好，小百姓也好，我們所謂的正面人物也罷，反派角色也罷，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血肉之軀﹔他們的思想、語言、行動，無不是置身於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中的個體要求的必然。《皇帝與秀才》取材於清雍正朝的《大義覺迷錄》，講的是轟動一時、相互交錯的呂留良案和曾靜案。史氏曾講過因為自己喜歡雍正而不喜歡乾隆，所以寫了這本書。在這本書裡，上至雍正、乾隆和他們的大臣，下至曾靜以及他的同道，史氏都以平靜的文筆描繪了他們的行狀和內心。他既看到了雍正和乾隆作為異族的最高統治者在面臨社會危機時的本能反應和兩難境地，更一反常說，體察到如曾靜那樣陷入科舉考試之網無法掙脫而最后不得不淪為邊緣化知識分子的悲慘處境。史氏關於此案的一個判語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地了解他內心深處關於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存價值的思考：“曾靜和雍正皇帝從未謀面，然而我們卻足可認定兩人知己知彼。他們向彼此釋放的信息有時晦暗不清，但基本上還是頗可辨讀。他倆都充滿自信並向往其所屬意的國家。他們彼此為理解對方而摸索……”

　　在《改變中國》中，他也以同樣的對於生命的終極關懷注視著那個不遠萬裡來到中國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生活經歷使他有權夢想世界沒有傷痛……很明顯，他本人是看不到這個世界出現的。他的工作才開始，就給自己招來死亡。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離開生活的方式表明，白求恩去中國不僅僅是為了救治傷員，甚至不完全是為了站在反抗法西斯或資本主義斗爭的最前線。他去中國還有這樣一個目的：贖洗他們那一代人的罪過，清除他身上的冷漠和無情的因子，丟棄他認為使之墮落的追名逐利。”就其一以貫之的人文情懷而言，史氏是個慈者，他始終以他那特有的同情注視著他的人物，向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

　　至於他的問題情結，則是源遠流長，始於他在耶魯的就讀時期。他希望了解謎一樣的中國，希望通過歷史研究“從不同的歷史時期去了解中國人的想法”。他將興趣貫注於從明至清，在於他以為這一歷史時期是古老的中華帝國的重要轉折關頭，他要從中理出轉折的線頭﹔他在敘述寫作《追尋現代中國》的初始動機時所言，無疑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理解他的追求：“中國的歷史久遠綿長，事實上沒有一個社會像中國這樣在如此漫長的時段裡——將近四千年——能夠保持其活力，並小心翼翼地記錄下自己的活動”﹔“本書的敘述始於1600年，因為我認為隻有從這一時期開始，我們才能充分認識中國當前的問題何以產生，而中國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識、經濟和情感解決它們”﹔因此，本書的立意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中國就需要了解它的過去。”也正是在這種作為內驅力的問題情結的推動下，他不但用他的思維和文筆刻劃了一個他所理解的毛澤東，更將注視的目光投向了引導中國走向一個嶄新時代的鄧小平以及他所領導的中國改革。而這些關注，都已經在他的《追尋現代中國》的最後部分中得到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