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獨裁政權統治下的台灣

天下創世

關於這問題
我 是用國民所得 基礎教育實施度 來判斷的 比較圖在我另外一篇文章上

1942年

1 台灣的國民所得生產每人平均大約有日幣300圓(美金的公定價格2圓 市價3圓5毛)
2 台灣工業 在過去40年間增至1600倍 等於主要生產品價格總價格約50趴 佔台灣產業的首位
工業發達在亞洲次僅於日本本國
3台灣農業 在過去40年間耕種地面積增加30趴 一甲平均年產增至4倍 農業總生產值增為12倍
米產除了供給島內消費外 每年向日本輸出米產的40趴(最高輸出量達80萬噸)
4台灣對外貿易 40年來擴至33倍 每年的出超達25~30趴
5台灣財政(總督府財政)在40年間 增至36倍 每年財政盈餘達20~30趴
6台灣的初級教育普及 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平均92.5趴 生產技術水準高
7台灣衛生思想進步 近代設備的綜合醫院12所 醫師3000人 醫師與人口比率保持著2000對1的
高水準 惡疫大體上被消滅 生產率高死亡率低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經濟成長 再來帶動教育普及 人民有了知識就有力量
自然會要求當權者給予人民更多參政權 在日治時期 太多的民主運動都沒有成功

而在大陸 因為持續8年的中日戰爭 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 所以比起沒什麼戰亂的台灣 自然是落後許多
所以 當光復之後 台人受不了自己的不被重視 也等於是說不甘於被高壓統治之下
還有文化差距 終於發生了228大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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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蔣介石要不要民主 呵呵 對他來說 台灣指不過是他的避難所 他仍在做他2年內反攻大陸的夢
對於台人 何必費盡苦心統治 何必給他們民主 只要確保他們不會叛亂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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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4大家族

首先在台灣本土的4大家族分別是板橋林家 霧峰林家 鹿港辜家 高雄陳家
在中國的4大家族則是 蔣宋孔陳
蔣家就不用說了  
宋家則是宋子文  1927~1949年中國國民政府的財政、外交部長。廣東文昌人。早年畢業上海聖約翰大學。

1924年在廣州創辦中央銀行，任總裁。1925年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1928~1930年間通過談判收回關稅自主權，使中國有權確定關稅稅率和監督徵收。1942年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曾與美國國務卿赫爾簽訂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次年與外國談判收回各國在華的治外法權。
1971年4月病逝於舊金山。(他也是蔣夫人宋美齡的哥哥)


孔家的孔祥熙     孔祥熙，字庸之，號子淵，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太谷一個沒落的商人家庭。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

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為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為數可觀的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使孔祥熙成為買辦商人。由此發跡，從商至官。1967 年 病 逝 於 紐 約。

陳家的陳果夫 陳立夫  陳果夫(1892年 – 1951年)，原名祖燾，浙江吳興人。民國時期政治人物，是國民黨內右派。陳果夫及其弟陳立夫與蔣介石關係密切，在大陸時期為蔣所倚重，負責國民黨內組織及黨務，有「二陳」、「CC系」之稱。(CC社的把持者 國民黨特務機關之一)

陳果夫的叔父陳其美是辛亥革命元勳，與蔣介石曾為結拜兄弟。陳果夫年輕時於浙江陸軍小學畢業，受陳其美影響，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討袁。1920年，在上海經營証券物品交易所，股東有蔣介石等國民黨人，曾獲利頗豐。所得利潤部分用作支援孫中山革命。

1924年，蔣介石主持黃埔軍校籌建，陳果夫在上海代其處理軍用品採購、人材招攬等工作。

1929年任中央執委，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二陳掌管國民黨黨務機構，逐漸排擠黨內與蔣介石有嫌之派系，至使當時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

戰後開始退出政壇，1948年12月，遷居臺中休養。1951年8月25日因肺病於臺北病逝。
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雖被宣傳為四大家族之一，但與宋、孔兩家不同，二陳主管黨務而未見以公謀私斂財。陳果夫身後入殮費用亦由公家負責，而陳立夫到美國後二十年間，更要以經營農場、養雞為生。

陳立夫（1898年—2001年）浙江省吳興縣（現湖州市）人,名祖燕，號立夫。
1948年陳立夫曾到美國為杜威助選，結果杜威落選，而國民黨亦因而開罪上台之杜魯門。1949年到台灣後，蔣介石為整頓在台勢力，陳立夫難以在台立足，離開政壇去美國新澤西州定居，以經營農場養雞、賣皮蛋、粽子等食品為生。晚年回台灣後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壇上有決定性影響。但因是國民黨元老，仍很受尊敬。他去世前曾多次公開主張一個中國。(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時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病逝，享年103 歲。)


台灣人400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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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家族與紡織工業
1948年初國民政府在大陸內戰打的節節失利 國內政治 經濟以岌岌可危 所以有不少中國資本開始轉往台灣

其中 京滬的浙江財閥 雖然以公司法掩飾稱為民間資本 但本質上仍是中國4大家族的系統 他們除了把巨大資本逃避於北美南美之外 同時也追隨蔣家一起來到台灣 這些所謂大陸民間資財 一時充斥著台灣產業界 逐漸轉化為 1 產業資本 2 金融資本 3 高利貸資本

戰後台灣經濟 經過了一段極為惡劣的恐慌狀態後 直到1951年 農業生產才足見恢復到戰前的水準 但是工業方面 因為公營企業的獨占性和放縱經營 以致復興計畫遲遲不進 在工業生產不振百業蕭條當中 只有民營的紡織工業 因為上海4大家族紡織資本來台投資設廠 美政府開始金援 以及島內衣料消費恢復常態等 生產開始擴大而成為戰後初期的民營企業最主要的製造業

本來 台灣因為不產棉花 歷來紡織工業不興 所以在日據時代 財獎勵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王田 美豐等地建設紡織工廠 到了戰後 蔣家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把日人紡織工廠接收成立公營的台灣工礦公司紡織工廠 但因產量不急島內的消費 以致於其所需數量的90趴都改由上海供給

另一方面 4大家族的巨頭 宋子文(當時是行政院長)戰後在中國大陸 重籌中國紡織企業 並接收日本在大陸所庸有的廣大的紡織工業 才以所謂國營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為中心 而構成新的紡織獨佔資本

然而 因為蔣家的軍隊在國共內戰中節節失利 所以 以上海為中心的紡織獨佔資本大舉來台 成為了戰後台灣民營工業起家的第一 台灣紡織工業 除自戰後遺留下來的台灣公礦公司紡織工廠之外 在1948~1953之間
出現了11家大企業 其中中紡 雍興 台北 三大公司為公營 其餘皆屬民營 並且 只有台中一家屬於台人資本
10加大公司都是由中國人公司資本家所有 與其說是民營 道不如說是孔祥熙 宋子文的資本系統
4大家族官僚資本系統的帶動下 台灣紡織業開始飛躍發展 已能全面供給島內消費 當然4大家族的紡織資本
也成為台灣紡織業的主導地位
為了讓特定企業雍有巨大的利潤 初期的紡織工業施加了{統制及保護政策}

1 原料分配 1951年6月韓戰爆發 美國物資開始進入台灣 其中美援棉花極為重要且數目大 擠在1951年就供給台台輸入棉花總量的98趴 成為台灣紡織工業最主要的供給來源 於是為了管理 於1951年8月制定了台灣省紗布管理暫行實施辦法 把所有美援棉花份配全家給中央信託局 使4大家族得以獨占

2外匯分配 為了保護公營企業及4大家族企業 於1950年設立台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金融小組 控制外匯 又
在1951年制定所謂結匯證 並採取外匯雙重價格制 意思就是說 假如你去台灣銀行申請外匯時 採1美元規定為一種是低價的台幣10.3元 另一種是高價的15.6元 公營企業當然使用低價獲取外匯 民營企業就必須以高價 而且只有民營企業中的紡織業才能低價申請外匯 這政策持續了3年 使4大家族紡織企業比一般民營企業享受到51.4趴的外匯優待

3 生產資金方面 為了資助4大家族解決其生產資金的短絀 乃採取代紡代織制 由中央信託局把完全掌握在手的美援棉花 委託特定的紡織器以及織布企業加工生產 意思就是中央信託局先給予各紡織工業加工 等到繳回成品在給他加工費 不然就是把紡好的綿紗給予織布企業 完成綿布後在付款 這樣工廠只需生產也不用本錢 而且從中央信託局領到的代工金很優渥 而所謂指定的特定工業當然也是4大家族的紡織工業為主

所以在政府的保護下 4大家族企業業績蒸蒸日上 紡織產業也成為了4大家族獨霸的局面
又因為隨著1960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以及華僑銀行 日本勸業銀行 美國Morgan Guarantee Trust Co開始來台後 憑其雄厚資本 4大家族的企業更加擴大發展

下一篇來打土地改革的真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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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地改革說到台灣5大家族入主國營企業

1952年 蔣政權實施土地改革以及地價補償等政 於是台灣傳統的土地制度開始崩潰 (佃農制度) 地主 資產階級的土地資本重新被改編 新興資本家抬頭 以致實現了一部分所謂地主資金的工業資本化

同年1月政府公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以70趴的現物債卷與30趴的公營企業4大公司股票(水泥 製紙 工礦 農林)為補償 強制收買地主所雍有的土地 然後在放領給佃農 因此大小地主手裡得到的面額23億元的土地債卷與
6億6000萬的公司股票 這些共計有28億6000萬元 有就是說 195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230億元的12趴轉化為發展民營企業的資金

政府把公營企業也就是4大公司放領給台灣地主 原因有3點
1 大部分的公營企業在業務上萎縮不振
2 美國要求台灣發展自由經濟
3 台灣大地主 大資產家階級圖謀以公營企業為私有

然而 這土地改革 並不能使台灣地主都變成近代企業的資本家 相反的 大多數中小企業開始急速沒落 土地資本也因而進行獨占集中 少數大地主 大資產家終於壟斷了蔣政府所給的民營企業 這主要是因為大戰後台灣農村受盡心來統治者的壓迫和掠奪 以及地主階級不相信蔣家索補償的證卷價值 他們不把他當做能夠藉此保住家產的有效手段 尤其對於業務上一崛不振的4大公司 搭家更認為因該把這種不值錢的公司股票早點變賣為其他種類的財物才能心安 另一方面 之前提到過的台灣5大家族等大地主 大資產家 卻把這些股票集中在手上 以其獲取4大公司的經營支配權

在這種情況下 蔣政府行政院於1954年1月公布了台灣省證卷商管理辦法 正式法定股票交易 所以 自1954年3月1日 4大公司正式發行股票開始 面額6億6000萬的公司股票乃成為數以千計的大小證卷商(以曾在上海證卷市場長期玩票的人為主)所獵取的對象 這些證卷商唯利是圖 以虛報行情 操縱市場等欺騙手段 利用了鄉間中小地主不熟悉行情而及於出售公司股票的心態 殺價收買他們的持股 所以有的被殺到面額的一半
有的甚至以原價的2成出售 例如面額10元股只賣的台幣2元

這種情形 與初期日據時代由台灣銀行出面殺價收買大租權補償金的事業公債一樣的手段如出一轍 這些忽起忽落的證卷商 其實只不過是搧客之類的商人 當時 小盤證卷商盤據各鄉村 他們受股票交易所的委託 就把各地蒐集來的股票集中到各地市鎮 交給中盤證卷商 經過中盤站卷商集中後 載到台北證卷商處 (通常以擁有資產也富經驗的上海商人為主 與4大家族系紡織資本同時為民間資本的2大財閥) 然後 再由這些大證卷商轉賣給握有銀行資金的台灣4大家族以及其附庸 這些證卷商人在全島各地所建立的股票收買機構 其實就
是台灣土地資本獨占集中的大機構 透過這個土地資本集中機構 擁有第一 華南 彰化3大商業銀行以及合作金庫 儲蓄合會的台灣5大家族 才能運用銀行資金 殺價收買4大公司的股票 奪取戰後頭一號4大公司中的水泥 製紙 鳳梨等大企業的支配權

例如 1954年3月4大公司正式發行股票後 在同年10月他們就招開台灣水泥公司第1屆股東大會 決定了董事長林柏壽(林本源家)監督人林熊祥(林本源家)陳啟川(陳中和家) 董事辜振甫(辜顯榮家)林猶龍(林獻堂家)
陳啟清(陳中和家)顏欽賢(顏雲年家)陳逢源(華南商業銀行常務董事)等幹部人事 如此 台泥自然落入了台灣5大家族手中了

蔣家政權領給台灣地主 資產階級的所謂4大公司 就是台泥 台紙 台灣工礦 台灣農林 其中台泥 台紙資本較為雄厚 生產規模較大 可算是台灣製造業的佼佼者 尤其台泥於台灣5大家族取得支配權後 都跟中國4大家族系紡織企業同樣享有之前提到的統制及保護政策 獨佔了生產 利潤 價格 市場 例如台泥在1955年生產獨占率以及市場獨占率都是100趴 1957年才因嘉新水泥公司的出現而減為91.7趴 但一貫以軍事 民間 市場3種不同價格而獲得異常的利潤 以致於生產發展很快 成為1950年代民營企業的先鋒

至於台灣工礦 台灣農林 本來是日鋸時代的中小企業所併湊而成的企業 1954年變成民營後 除了台鳳之外
都因規模很小 資金短絀 工廠分散且設備簡陋等原因 所以與台泥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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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國時代，臺灣人哪來幸福？在政治上是獨裁體制，臺灣人隨時有被迫害的可能。當時警總閹割司法權，奄奄一息的司法單位又要聽命於獨裁政權。立法單位的成員絕大部分是萬年國會議員，他們是蔣家培養出來的，在金錢利益方面，蔣家以公庫來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回報的是完全聽命於蔣家，所以當時的立法院，只算是獨裁政權底下的一個「立法局」。

　　因為所有政權都掌握在獨裁集團手中，而獨裁集團又特別照顧新住民（外省籍），造成族群不平等。國民黨的文宣說，蔣經國促使族群平等，那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連高普考錄取的成績都不一樣，怎麼會族群平等？在崔苔菁（吹臺青）時代，蔣家的確重用幾個臺灣老住民（臺籍），那也只是用了一些「以臺制臺」的棋子而已，並不是所有老住民都可以平等參政。所以在政治層面上，蔣經國並未給臺灣人幸福，相對的，臺灣人並沒有免除恐懼的自由，所以蔣家帶給臺灣的是災難，不是幸福。

　　有人說，蔣家時代在政治上是不如現在，但在經濟方面遠比現在好，這是一項錯覺，大家覺得現在有不少人幾乎活不下去，是因為經濟條件太差，事實上它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臺灣人的生活水準提升太多，而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速率遠不如生活水準。

　　蔣家時代，有人只靠撿稻穗、蕃薯就可以養家活口，今日的生活水準若只是如此而已，那臺灣的生活好過得很。蔣家時代，好幾天工資才換取一斗米，現在一天的工資可以買好幾斗米。今日若一天工資換取一斗米的工作有人做，臺灣的經濟立刻復甦，產業更不會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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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對於蔣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無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開始。大批國民黨黨政軍人員遭解放軍俘虜，成為階下囚，倖存者許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國，因為逃到台灣可能意味著很快還要再逃一遍，群聚台灣的國民黨幹部大部分是經過考驗的。
　　這一年蔣經國出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將軍中政工制度徹底改造，在軍中恢復國民黨團的活動，由黨員出任輔導長，各級軍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級輔導長的簽署始得生效，以嚴格貫徹對軍人的教育、監督以及反情報工作。1951年，蔣經國在台北近郊成立政工干校，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學養的高級政工人員，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日後不僅進入軍隊擔任政治指導員，同時也被分配到新聞、文化、出版、電影、表演團體等機構，以控制和主導整個社會心靈的塑造。1952年10月，蔣經國以"總政戰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復興崗宣佈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以取代過去失敗的三青團組織，這個組織以號召各校學生青年參與"革命救國"為目標，深入各個學校。寒暑假期間，"救國團"舉辦各種軍事戰鬥的研習營，讓青年懷著革命朝聖的心情深入山間鄉野，告訴青年們要以服務人群為遠大的志向。因此，"救國團"組織的青年服務隊會到偏僻的農村為孩子們提供義務教學，為老人們提供文康娛樂，或寫信慰問前線戰士。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們由獻身服務人群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培養正直廉潔的性格，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毫無疑問，在引導青年們青春叛逆的本能進入追求社會正義的熱情與實踐中，"救國團"同時也灌輸應對"領袖"毫無條件服從的觀念。這套心理訓練的技巧使得青年們成為"政治領袖"忠貞不貳的捍衛者。仔細分析，這確實是很微妙的心理狀況。青年們同時具有叛逆的熱情以及追求正義的勇氣，他們的衝勁和勇氣是年長的人所不具備的，但因為人生經驗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做不同的參照，因此理性冷靜思考的定性較為不足。蔣經國以國民黨的歷史為基礎創造一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儘管這套國民黨的革命史觀無法解釋為何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幾年失去人心，兵敗如山倒，但這並非問題的關鍵，因為任何革命史觀的本質為信仰，只要透過一套方法讓一個人的靈魂從上到下感到著迷和幸福即可。在濃烈的情懷中，沒有人會真正地探索史觀理論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懷疑者將被視為學習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錯誤。必須承認，"救國團"組織深深影響了一整代的台灣青年菁英，他們的確變得比較有修養，行事比較正派，如果說有什麼缺點的話，那就是他們思考的創新能力較為不足，二十年後有可能成為頑固不冥的守舊分子。 　　
　　


　　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間，蔣經國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戰、情治和青年組織，加上1950年由陳誠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獲得土地的佃農成了國民黨農村基層組織的骨幹，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援和強大的政治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並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埋頭苦幹，休養生息。另外，同一時期，大批的中共地下黨人遭到逮捕處決，左翼青年被送到綠島再教育，社會上充滿著政治肅殺的氣氛，政治犯妻離子散的悲劇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他們被蔣經國無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眾中孤立無援，無法像當年在大陸那樣，雖然遭到迫害卻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為他們在台灣發展所賴以的社會土壤和空間，實際上已被蔣經國填滿。因此，儘管他們受到壓迫，但來自社會底層的同情和聲援卻少得可憐。可以說，在台灣島內的這一部分的鬥爭上，蔣經國佔盡了上風。 　　
　　


　　在美國人眼中，蔣經國是一個神秘的特務頭子，冷酷無情，他的蘇聯背景讓美國國務院始終無法真正的放心。不過在戰略上，蔣經國畢竟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人寧願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銷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終"感化"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週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竟然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只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鬆、享受一下"。跟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他們很驚訝蔣經國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居家的簡樸，這位台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的住宅毫無大官的氣派，遠不比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蔣經國通常穿著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這也是蔣經國家庭生活最快樂的一段時期，這時蔣氏夫婦已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孝文、大女兒孝章、二兒子孝武、小兒子孝勇。家裡經常會來客人，有時候是中國友人、美國訪客，有時候是隨同國民黨來台灣的少數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過聖誕、辦舞會，談些蘇聯舊事，留下許多照片。

　　這就是國民黨新型獨裁者的形象，跟美國人以前所習慣看見的右派法西斯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後者坐大車、住大房子、排場十足，身旁跟著全副武裝的保鏢，彷彿隨時可能遭到暗算。蔣經國完全是相反的狀況。 　　
　　


　　至於對美國，蔣經國在蘇聯度過青春歲月時，早就對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觀，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說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蘇聯)和"白色帝國"(美國)。同時由於勞動階級的世界觀，他對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抱著某種定見，認為後者虛偽、軟弱而且帶著濃厚的投機色彩。事實上，經過幾年的作為，蔣經國已無任何左翼的挑戰者，足以構成政治障礙的只剩下有美國政府暗中撐腰的高層黨政軍人士。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學人，他們一直相信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導因於缺乏民主，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重整江山首先在於民主建設。蔣經國顯然對這種看法不屑一顧，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鬧，使得國民黨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也沒有把自由派知識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間，他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展開實際組黨行動的雷震等人。蔣經國所運用的鬥爭手法十分簡單；先逮捕對方的一個部下，進行拷問，找到一堆的"證據"，已"證實"此人為中共潛伏在台灣的間諜，然後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後再以"包庇特務"的罪名將對方拘捕。幾乎所有研究台灣史的學者都一致認為，蔣經國是1950年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的最主要執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應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劇負最大的責任。


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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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已成歷史人物的蔣經國，我想我們不須抱著痛恨獨裁者的心情，一直對他耿耿於懷；當然也不必像某些奴性特強的國民黨發言人肉麻兮兮地說：「我們對蔣經國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許，就像斯賓諾沙說的：「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透過歷史，我們應該平心靜氣來理解一下蔣經國。

　過去台灣在世界最長的戒嚴統 治及所謂「動員戡亂」體制下，蔣經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情治特務系統來推行。自一九五○年起，蔣介石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五○年代中期成立的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成為典型的「特務政治」，蔣經國是國內外公認（國民黨除外）的特務頭子。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進行整肅異己的行動。這些「白色恐怖」慘案，蔣經國很難完全辭其責。尤其是五○年代初期 幾樁政治鬥爭案件（例如鬥倒省主席吳國楨，處決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等案），都直接對蔣經國的政治前途發揮了排除政治路障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五月蔣介石和嚴家淦就任中華民國第五任正副總統。就任當天，蔣介石提名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為行政院長，五月二十六日經立法院以未曾有過的最高得票率│九十三．三八％│獲得同意。這一年蔣介石已經八十五歲，蔣經國六十三歲。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總算安心地將棒子交給兒子，「蔣經國時代」從此開始。

蔣經國上台的時機， 台灣正處於內外壓力交加的環境。對外，蔣政權的代表剛被趕出聯合國，許多國家（包括日本）相繼斷交﹔對內，經濟情勢隨著外交的挫敗而不穩定，蔣經國上台那一年（一九七二），申請移民的人數較往年增加八倍，資金外流嚴重。一九七三年又碰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震撼了靠外貿起家的台灣。一九七四年的經濟成長率僅一．一％，比預期的九．五％相差甚遠；而工業成長率竟然是負成長（負四．五％），比預期的十四．二％差距更大﹔當年的通貨膨脹更高達四十七．八％，經濟市場呈現空前的混亂。但是蔣經國顯然比今天的阿扁幸 運多了，蔣經國主政之後在經濟上出現如此大的逆退現象，但是當時的大眾媒體，沒有半個記者、半篇報導、半篇社論敢說蔣經國的不是，哪像今天的阿扁，天天挨罵，什麼雞毛蒜皮的帳，都算到阿扁頭上。

過去這位特務頭子出身的蔣經國，有大眾媒體為他粉飾裝扮，所以，不僅白色恐怖的前科不會沾污他的形象，甚至，連油價要不要漲、中秋節要不要放假都得經由他裁示，也不必擔心有什麼李艷秋、李濤的節目會罵他鴨霸專斷，簡直羨煞阿扁。

儘管蔣經國主政之後（不論從擔任閣揆或到擔任總統）的台灣政治型態，仍是情治單位勢力無孔不入、思想教育一元化的威權統治的典型。不過，蔣經國的主政，與他父親蔣介石的作風，已有極大的不同。

最明顯的不同是，被稱為「本土 化」的開始。例如，蔣經國時代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初任行政院長立即大幅度更動人事，且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十六名閣員當中，有六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 省籍人士，謝之後，分別有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相繼任省主席。雖然這種被當時民間戲稱為「吹台青」的政策，對台灣本地人來說，有收攬（說「收買」亦無不可）人心之效，但較諸於蔣介石時代，不能不說是進步。

蔣經國另一項重要的政績是， 毅然推動「十大建設」。蔣經國知道反攻大陸的可行性很低，非留在台灣不可，因此一反過去他父親「一切等反攻大陸之後再說」的心態，開始推動建設。他當時有一句名言，「這些建設，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這種話，顯然不是只迷信「田單復國」、「少康中興」等封建神話的蔣介石喊得出來的。十大建設的推動，配合當時國際經濟情況的漸趨好轉，台灣渡過石油危機。經濟成長率到了一九七五年升至四點二％，一九七六年達十三點五％，創下空前的紀錄；工業成長率也由一九七五年的八點五％升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四點四％；通貨膨脹 重新降回十％以內。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五十、六十年代的選舉，因為受「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但是經過二十年的不改選，台灣的國會已經老化不堪，因此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一九七二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分，不能發揮反映民意、凝結政策的功能，但卻也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對往後的民主化埋下契機。

蔣經國能一反乃父之風，做了部分突破，乃是他比起獨裁者的父親，較具有理想性格。早年留學蘇俄時代，就曾滿腔熱血參加共產黨，在以社會主義為主流的時代，許多有社會理想的青年參加左翼團體，是件光榮的事。蔣經國在留俄時期發表過「給母親的信」，痛批他的「殺人魔王」的父親，正是這種青年熱血的表現。

蔣經國對台灣的最大影響，在於他體察時局，不僅知道他不可能打回大陸，因此應該把這個外來政權交給台灣人，甚至他也宣稱自己是台灣人了。

一九八四年夏天，蔣經國與時任 國策顧問的民主前輩陶百川，私下有如下的對話─蔣經國問：「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四十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依你看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陶百川回答他說：「應該真正落實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露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指當時的黨外運動人士）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陶先生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順應民主潮流、朝向「開放」的心情，或許也透露出蔣經國為什麼提拔台籍人士李登輝做為繼承人的用意吧！這是他對台灣的最大貢獻。三年後 ，一九八七年七月，蔣經國終於宣布解除戒嚴，而於解嚴的七個月後去世。

原載2003.1.13 自由時報

天下創世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事。到底台灣的經濟奇蹟有多驚人、不可思議呢？三十年來，雖然石油危機曾造成小小的顛躓，但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都能維持高達 5-12%的成長率，失業率則維持在3% 以下，同時又能保持低通貨膨漲率，連年累積的外匯存底數目更是可觀。不管是與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相較，這些統計數據，都證明台灣在這方面的成就絕對稱得上奇蹟。

從一個銀行家的角度來說，我在台灣的三十年裡，目睹了台灣經濟的驚人變化；而在美國的另外這三十年，則協助美台兩地的銀行客戶處理商業交易實務。雖然台灣在世界版圖上，僅僅是塊擁有二千兩百萬人口、缺乏豐富天然資源的彈丸之地，但根據如此長久的觀察，我已洞見台灣經濟奇蹟的真正原因。我仍然記得孩提時期是如何在物資缺乏的艱困中成長，當看到今天的台灣，必需體認台灣是經過漫漫長路的奮鬥。我將以過來人的經驗，深入表象檢視台灣的過去、現在，並提出我對台灣未來的願景。

撇開經濟層面的考量，我先來討論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五十年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其他非經濟因素，這包括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獨特的族群與文化因素以及國內和國際所發生的種種事故等等。同時我也看到一些癥兆，警示台灣在發展過程中可能的問題。

深入分析，我們將會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台灣這五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夾雜著巧合、偶然與機遇。台灣人民正好抓住這些巧合和機遇，才發展出這樣的經濟果實。這些巧合與機遇當中包括了台灣「本地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微妙互動，以及那頗引起爭議的土地改革。其他的因素則來自國際的影響。但是這台灣的經濟奇蹟，絕對不是「政府高瞻遠矚的計劃」或是「領導有方」。假若當年執政當局曾經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盡其本份的話，台灣的經濟奇蹟將不會僅止於此。

二、經濟奇蹟的歷史觀照

　經濟奇蹟的表面因素

　台灣的經濟起飛始於一九六零年代。對於台灣經濟的卓越成功，政府一直宣稱是政策「高瞻遠矚」的成果，也讓一般人相信台灣經濟奇蹟係導因於下列幾個誘因，然而這些誘因並不全然是台灣經濟成就的真正原因：

１）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於六零年代成功地將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至九年，大幅提升了台灣勞動力的整體水準。

２）十大建設：自七○年代所展開的「十大建設」，例如興建機場、高速公路、鐵路、海港，扶植鋼鐵、石化與造船等基本工業，為其他工業奠定了發展基礎。當然其結果是好壞參半，並不像政府當局誇稱的那樣完美。

３）出口導向的政策：政府長久以來都是以消極的節省外匯為著眼點，它所尋求的只是進口的替代政策，並沒有一套明確可行的出口政策，雖然政府當局毫不汗顏地宣稱台灣經濟的蓬勃係得利於出口導向政策，然而事實上，台灣出口的蓬勃發展並不是由於政府的政策，而是因為其他許多因素的推波助瀾。

　４）中小企業結構的成型：中小企業可以說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骨幹。然而其形成與運作實際上係肇因於私人企業主的努力而非導因於政府的政策。政府於五零年代推動的土地改革所播下的種子之於台灣的中小企業發展，只能說是「無心插柳」的偶然機遇。

　５）土地改革：政府所推動的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政策，迫使菁英階層的地主轉而投入工商業活動，並成為台灣經濟機器的生力軍，然而這純然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偶然結果。關於這一部份稍後詳述。

　６）產業技術的升級：八○年代末期至九○年代初，台灣經濟發展面臨瓶頸，勞力密集的產業紛紛轉型發展成電腦工業，然而這純然是企業主們自身的創業發展所造成，而不是像政府當局所宣稱的「卓越政策引導」所致，整個產業界實際上仍在摸索著未來的發展方向。

　經濟奇蹟的真實因素：

　※外在動力

　事實上，要分析台灣經濟奇蹟的成因，絕對不能忽略下列各項與國際與社會的歷史因素：

　１）日本遺產：日本在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不但為台灣建造了一套非常優秀的交通與通訊系統，同時，為因應二次世界大戰而建構的基礎建設也極為完備。日本的完善教育，使台灣民眾的識字率高達九成，還培養了奉公守法的社會風氣，使當時的台灣成為僅次於日本的先進亞洲國家。

　２）大陸人的貢獻：當年隨著蔣介石政府播遷來台，而定居於台灣的兩百萬名大陸移民中，包括了許多知識份子與專業人才，他們日後在台灣社會各層面中，也扮演了帶動發展的中堅角色。

　３）韓戰：美國政府原已放棄支持蔣介石政權，然而韓戰的爆發，改變了美國的棄蔣政策，反而成了台灣的堅定盟友，也使台灣免於受到戰火的波及。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使台灣成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也隨之源源而來，台灣的經濟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推動力。據統計，在一九五一至六九年間，因為韓戰的爆發，美國於韓戰期間及戰後挹注於台灣的軍經援助總計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

　４）越戰：越戰爆發後，台灣則成為美軍後勤補站和美軍的娛樂休閒中心，更進一步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５）產業升級：八○年代末與九○年代初期，美國由於冷戰結束而致裁減軍費，結果導致相關軍工、科技產業衰退，經濟蕭條，許多留美的台裔工程師與科學家，在裁員潮中首當其衝慘遭解雇。

　台灣長期以來的人才外流，美國是最大受益者，每年一萬名留學生來到美國深造，並且選擇在這裡定居，他們多半攻讀科學與技術，這些金頭腦吸收了最新的科技知識，美國實際上也成了台灣人才的儲備庫，八零年代以後的台灣，回過頭來反而從美國的「台裔人才庫」中獲得回饋。正當許多台籍科學家在美國失業的當頭，八零年代台灣的經濟也正好碰上發展的瓶頸，特別是需要將其勞力密集的工業轉化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就在這種情況下，經由工業界及學術界的管道，這批金頭腦回流，重返台灣並為台灣的產業升級適時做出巨大的貢獻。

　然而迄今這些人才的努力只局限於電腦週邊產品工業，而不是需要大量研發經費的高科技領域，這一現象顯示台灣的工業界亟需政府與大學實質而急迫的協助，然而政府當局卻沒有一套長遠的計劃支援產業界，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其他產業。

　※內在動力

　１） 危機意識：由於一海之隔的中國霸權，長期對台灣表現出文攻武嚇的敵對態度，促使台灣人民在生存壓力之下，反而更積極追求各方面的成就謀求存活。尤其是長期在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下，台灣人民常常必需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圖得溫飽，所以養成了克勤克儉、精進不懈的生活態度。台灣農民總是把農田精耕到田畝與鐵路幾乎密接，也不願浪費一點點土地，正是這種克勤克儉的寫照。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訪問台灣時，記者說他一九七九年背棄台灣轉而承認中國的舉動傷害了台灣人民，卡特回答說，他給台灣從危機中獲得轉機，台灣反而發展得更好。卡特之言正好印證了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台灣人民長久以來在不同的政權下當子民，對台灣人來說，政治沒出路，經濟就成了唯一的生路，這樣的危機意識，反而促成了台灣的經濟蓬勃發展。

　２） 土地改革計劃：政府於五、六十年代推動了兩階段的土地改革政策，先是「三七五減租」，繼之以「耕者有其田」，這兩項項土地改革政策，本來是執政當局為了削弱本土精英的權勢與反抗力所採行的精密計劃之一，政府給予地主的補償只是一部份的公營事業股票。然而非常意外而幸運地，這些被「消滅」的地主精英階層卻因為轉而成為中小型企業的業主，為台灣創造了許多傲人的經濟成就。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許多地方也曾經實施過土地改革，然而由於中國的地主們早已和當權者沆瀣一氣，因此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產生了強大的反抗甚至導致動亂。

　台灣這群效率高、適應力強又充滿苦幹活力的中小企業主，雖然無法形成像日本或韓國那樣的大企業與穩固的結構，但是也由於彈性活潑的本質，使他們更能經得起各種經濟危機的衝擊與考驗。同時由於台灣沒有強有力的工會運動，這也給中小企業極大的好處。台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財務基礎穩固且操作保守，基本上一點也不受經濟風暴的影響。

　３）自由經濟體制：為了控制台灣的民間力量，執政當局以各種手段全面掌控台灣的政治、軍事與司法系統，在經濟活動方面則放任民間自求多福。台灣的中小企業未曾獲得政府提供合理與正常的協助與支援，然而卻也因為民間企業沒有政府大阿哥的控制，相對的是一片海闊天空，企業家們反而可以自由地發揮。然而，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在現代全球商業環境中，政府的助力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台灣也不例外。和過去所有殖民政府的情況一樣，台灣人不被鼓勵攻讀、或選擇政治、法律與軍事為職業；而科學、醫藥、工程以及商業領域則相對安全，再加上潛在獲利的誘因之下，這少數的領域吸引台灣最優秀的人才投入求發展。這種發展經濟的自由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有利於形成小企業家的環境，這些中小企業家則成了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火車頭，同時也有效地消除必須像日本韓國一樣形成大企業的可能性。

４）文化與傳統價值：全球華裔似乎都同樣有著克勤克儉、苦幹實幹的習慣，也同樣有其家庭傳統和善於追求經濟利益的文化傳統。華裔不管移居到東南亞任何國家，都能夠創業成功並成為當地有影響力的公民。在台灣，這種移民精神也不例外。但是這些文化傳統卻使得台灣的中小企業主在經營事業時忽略或不願接受現代企業的透明化，當然也阻礙他們發展成大企業的機會，正所謂「載舟也能覆舟」！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台灣的民間力量無疑是創造經濟奇蹟並將台灣帶入二十一世紀的基本力量。在這漫長的努力與發展中，民間企業主獨自艱苦摸索與奮鬥，政府是缺席者。其實，如果政府不要只是當一個長期的旁觀者，而是扮演它應該有的制訂良好政策、建構經濟發展的基礎架構來引導、幫助業界，台灣的經濟奇蹟，絕對會比現有的成就更加輝煌豐碩。

作者 吳澧培

天下創世

蔣經國的去世與李登輝的上任

　　蔣經國晚年一身多病，據說他在「榮總」醫院的病歷卡可以堆到腰那麼高。 他的主要病症是糖尿病、 眼視網膜模糊、腎臟發炎和雙腿肌肉壞死。他是「政治強人」，集黨、政、軍、特、憲百務於一身，身體多病加上他事秘躬親的性格，導致了他晚年多種疾病併發症。

　　1987年8月26日， 國民黨舉行中常會，蔣經國主持了會議。 與往常不同的是，他首次坐輪椅到會場。 這年的10月10日，當局慶祝「雙十節」，蔣經國也是是坐了輪椅參加典禮並致詞。 他的全部講話，連致詞帶口號，總共只有106個字，且講話的聲音低， 身體動作慢， 都給人以大病在身， 衰弱無力的感覺。第二天他又乘坐輪椅參觀湖口基地視察演習。幾次坐輪椅露面，引起了外界對他身體的種種猜測。同時，這段時間裡，他的背誦和腿痛的程度和次數在不斷增加。

　　1988年1月13日早晨， 蔣經國起身後感到身體不適並有輕度噁心嘔吐，雖經醫生搶救病情仍不穩定。下午1點55分，他突然大量吐血，並引發休克和心臟呼吸衰竭，於3點50分去世，終年78歲。

　　蔣經國的去世，表明蔣家父子的「政治強人」統治時代的結束。他繼承蔣介石遺志，並聲稱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他畢竟與蔣介石不同，他不僅堅持國家的統一，還堅決反對「台獨」。他曾說：「不願做中華民國的罪人，也不願做中華民族的罪人」。晚年，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革新」，首先在台、澎地區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改善了國民黨的形象，並在逝世前3個月，開放了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的禁令，有助於緩和兩岸關係。同時，在經濟上台灣70年代的起飛，使它列入亞洲「四小龍」之位，這些都與他採取的一些開放政策有關。在他去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國民黨發出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慰問」。

　　蔣經國去世後，誰來接掌他的權力，成為島內外矚目的問題。 蔣經國去世的當晚7時，中常會塗緊急會議，由行政院長俞國華主持。在會上，他宣讀了蔣經國的遺囑，同時議定三件事： 即全體國民黨「恪遵蔣經國遺囑」；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總統」； 立刻展開治喪事宜。 李登輝繼任「總統」後，但並未解決真正的權力繼承問題。因為國民黨主席一職由誰來擔任還未確定。當時曾打算黨主席一職拖到7月7日召開「十三全」時解決，在這以前由國民黨中常委輪流主持中常會。

　　但在背後由誰來接任國民黨主席一職問題，黨內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蔣經國在世時已決定不讓蔣氏家族繼承 「總統」 或主席。且蔣家也無人能出來擔任此職。蔣經國長子蔣孝文長期病魔纏身，不能治身，焉能治政？次子蔣孝武遠在新加坡任職，且與「江南命案」有涉，輿論飛揚。三子蔣孝勇雖有才能，也較活躍，但從資歷來看也不能任此要職。蔣氏家族中比較注目的是蔣緯國和蔣老夫人宋美齡。

　　蔣緯國是蔣經國惟一兄弟， 此時又任「國安會」 秘書長，其動靜行止，在政界中頗使人產生聯想，在危疑震撼之際， 有可能成為「中流砥柱」。 蔣緯國一次在回答《自立晚報》記者徐璐問外界有意推舉他為副主席有何感想時，他說：「身為蔣家的人，可能心理上特別會希望自己的作為不能讓上一代失望，不能帶給他們污點，但仍然不是外界所說的『非接棒不可'」。 同時，他說，「任何人都應該準備接受更高層和更大範圍的責任和挑戰」。但是，蔣緯國雖經過一番努力，在「十三全」時不僅沒被提名為黨中央副主席，且未被提名進入中常會，只能聘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與此同時，李登輝又將「國安會」三位副秘書長由原中委改聘為中評委，是有意將「國安會」降格，以阻止蔣緯國進軍國民黨中常會之路。

　　在這場鬥爭中蔣氏家族中最神秘的人物是宋美齡。

　　宋氏在蔣介石死後一直居住在美國紐約長島，一住就是11年。她是在蔣經國病情加重，蔣緯國出任「國安會」秘書長之際回到台灣的。自蔣介石病逝以來，她仍未退出政治舞台，是「官邸派」的龍頭，此時她的官銜是「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依然非比尋常。在她周圍有一批國民黨元老如黃少谷、倪文亞、谷正綱、沈昌煥、郝柏村、宋心濂、秦孝儀等人，他們都和宋有不尋常的淵源。當時社會輿論認為：「蔣夫人才是台灣未來政局穩定與否的關鍵所在」。在蔣經國病逝後，她曾企圖讓俞國華出掌國民黨主席，後又決定親自披掛上陣，終因年齡太大又改支援李煥。由於李煥的婉拒和國民黨開明派衝破保守派的阻擾，致命她的計劃都落空。「十三全」時她致詞時還強調，國民黨創新還要「賴老根老干」，「創新而不忘舊」，並寄希望於錢劍秋繼續當選由她控制的國民黨婦工會主任。但選舉結果錢氏落選。外界報紙評論說，此次大會選舉結果，是宋美齡把持了30餘年的婦工會「全軍履沒」，是宋美齡的「徹底垮臺」。

　　當時在權力之爭中，還有些活動能力的是「行政院長」俞國華和黨中央秘書長李煥。

　　俞國華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浙江奉化人，是蔣介石的親信。 其父俞作屏系蔣介石少年時同學， 後跟隨蔣去廣東謀事， 曾任縣長。 1924年死於東征之役， 此時俞國華只有10歲。蔣介石以後把他留在身邊撫養。「西安事變」時，俞是蔣的侍從，曾與蔣一起幽禁，關係非同一般。後蔣介石把他送到哈佛大學攻讀經濟，想把他培養成為財經專才，以日後取代孔祥熙、宋子文。他在哈佛學習一段時間後，又轉至倫敦政治經濟研究院專攻財政專業，獲學士學位。回台後先後出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中國銀行」董事長。1967年出任「財政部長」，兩年後升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中央銀行總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等職，是蔣家的「賬房先生」。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總統」，翌年，俞國華圈定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1984年5月出任行政院長。雖然以後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江南命案」和「十信案」，但他的地位並未受到影響。他以謹慎的個性和可靠的背景繼續得到蔣經國的信賴。也正是他的資歷、輩份以及與蔣家的特殊關係，使其成為「官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蔣經國去世後，「官邸派」和宋美齡曾有意把他推出來接國民黨權力之棒。但他穩健有餘，開創不足的作風，使他最後成為國民黨內聯署「推李登輝為代主席」提案的領銜人。

　　李煥也是宋美齡想推出來擔任國民黨代主席的人選之一。

　　李煥1916年出生於漢口市，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美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在大陸時期曾任《瀋陽日報》社社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秘書。去台後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組訓處長、「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秘書長、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組工會主任等職，長期從事黨務工作。1986年3月十二屆三中全會當選為中常委。同年7月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按他的資歷和地位，當時在國民黨中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因此宋美齡也曾希望於他接國民黨權力之棒。但李煥與俞國華不同。李煥屬開明派，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李登輝意見一致。同時，他也非常識時務， 不願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 當宋美齡欲讓與蔣家淵源甚深的俞國華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一職時，他明確表示反對。而當宋美齡又欲讓他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之職時，也被他婉言拒絕。

　　在國民黨內，看來當時能繼承國民黨主席一職的惟有李登輝了。

　　李登輝1923年出生在台北淡水縣世代務農的家庭。從小性格內向，靠自己的努力與刻苦學完了初中、高中，後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抗戰勝利後入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1948年畢業留校任教。1965年在他42歲時又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農業博士學位。1968年他的博士論文，獲當年全美農業經濟學會最佳論文獎。回台後到農業復興委員會工作。因工作勤奮有績，1972年被「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名為政務委員，開始了從政的道路。但此時他仍掌管農業。1978年蔣經國出任第六任「總統」，李被蔣經國看中任命為台北市「市長」。在台北「市長」任期內，因對市政建設、交通發展等有貢獻而形成人們稱之為李登輝的「風格」。三年後，李又第二次被蔣提升，1981年任台灣「省主席」。1984年5月，李又被蔣提名為「副總統」。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他按「憲法」規定繼承「總統」。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並未解決國民黨內真正的權力繼承問題。因為國民黨主席一職由誰來擔任還未確定。當時按計劃此職要到「十三全」時解決，而對「代主席」一職也有人覬覦。在此新舊權力交替的關鍵時刻，李登輝是非常看中這一職位的。

　　李登輝宣誓就任「總統」後，宣稱繼承蔣經國遺志，推行「民主憲政」，堅守「反共復國」決策，早日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使命。他的這些表態得到黨內的普遍好評，同時，為了奪取「代主席」一職，也顯示了他的政治手腕和才能。

　　首先，他謙卑下禮訪國民黨元老。李登輝繼承「總統」第二天，就去拜訪蔣老夫人宋美齡，以示對蔣氏家族的中誠和尊敬。其後又前往「榮總」醫院看望前「總統」嚴家淦，並就「當前國事懇切交談」。1月16、17日兩日，他先後登門去看望了張群、陳立夫、谷正綱等國民黨元老，表示自己多年追隨蔣經國，今後要遵循蔣氏父子遺願。同時，他此時一有空就往靈堂跑，在蔣經國遺像前沉思默哀。他的這些做法贏得了國民黨《中央日報》「謙和、勤政」的評價。

　　同時，他策動少壯派寫推戴書。

　　蔣經國一死，圍繞國民黨內的權力之爭非常激烈。「官邸派」原欲阻止李登輝繼任「總統」一事，因礙於「憲法」使得他們無可奈何，只得讓李登輝繼承「總統」。但是國民黨主席一職要待喪事畢後，在7月7日的「十三」全上解決，這似乎是把「主席」一職暫擱置起來的最好辦法。同時「官邸派」之意是要讓行政院長俞國華出任「黨主席」一職，實在不行就抬出宋美齡。與此相反，國民黨多數人傾向由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於是，雙方活動加劇，互拉選票。1月18日，以少壯派趙少康為首的39名國民黨「立委」突然聯署公開發表聲明，要求推李登輝出任「代理主席」，「以維護全民信心」。這一頗具份量的聯合聲明，似一陣颱風狂吹國民黨上層，無法抵擋。一時間，台灣朝野出現了一股「擁李潮」。在這股「擁李潮」中，向以保守著稱的俞國華自知不能與李登輝相抗，知難而退，轉而願意推李登輝出任「代主席」。同時，這股旋風也影響了當時在國民黨中有舉足輕重的人物李煥。李煥在明確表態反對俞國華出任國民黨中央代主席以及自己無意參加此職角逐後，也轉而支援李登輝。 　　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的半個月時間裡的上上下下活動，使國民黨中常會改變了原定計劃，決定1月27日討論國民黨中央代主席人選問題。但是由於國民黨內權力之爭激烈，宋美齡等人的暗中活動，推舉李登輝代主席案未被列入當日會議日程。然會議開始後，列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宋楚瑜突然起立發言稱，外界對主席繼承問題議論紛紛，諸多揣測，為「黨國利益」，實不宜再拖，應在此會議上討論。接著會議主持人《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立即提議討論宋楚瑜建議，並逼俞國華表態。俞是李爭奪代主席一職最激烈的競爭對手，本想把此案拖一拖再說。但看到大勢所趨，被迫提議同意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俞一表態，其他中常委也相繼發言宣稱擁護李出任黨魁。到此，蔣經國死後，國民黨內圍繞代主席一職的權力角逐告一段落。同時，這場鬥爭也表明國民黨最高權力之爭， 以「官邸派」 的失敗而告終。從此，台灣進入李登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