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納馬拉回憶錄

天下創世

相信熟知麥克納馬拉的人 都知道他是冷戰時期的主要決策者 歷任福特汽車總裁 甘迺迪與詹森時期的國防部長  也被認為是越戰的主導人 我前天早上6點看了一部紀錄片 叫戰爭迷霧(2004年奧斯卡
最佳紀錄片)也就是在講他的一生 1戰後出生 參加過2次大戰 負責籌劃過B29轟炸日本的任務 戰後成為福特汽車總裁 安全帶的提倡者 以及精明的管理與行銷 成為第一位非福特家族的外人總裁 但等
甘迺迪政府上台後 受其邀請成為國防部長 經歷過古巴危機 越戰 卸任後又做上世界央行總裁 他擁有豐富的一生 不過身為越戰的策劃人 當然也受到不少批評 以下的回憶錄 便是他對越戰的懺悔錄

天下創世

　這是一本我一直不打算寫的書。
　　雖然二十多年來不斷有人要求我把我關於越南問題的觀點公市於眾，但我擔心這麼做有自我標榜、自我辯解和損害他人之嫌疑（這是我想竭力避免的）。我猶豫不決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一個人很難面對自己的錯誤。但是，某些事情改變了我的態度和意願。我不是在迎合人們瞭解我的個人經歷的心理，而是要把美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當時為什麼那麼做和我們能從那段經歷中吸取什麼樣的經驗教訓等呈現到美國人民的面前。
　　我在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中的同事們都是些精英分子，是年輕、精力充沛、聰明和懷著良好願望的愛國志士。為什麼這些人——「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後來我們發現這種稱謂具有諷刺和貶低之意）——在越南問題上錯了呢？
　　當時的經過一直沒有公佈於眾。
　　為什麼現在講呢？為什麼在沉默了這麼多年以後我認為我應該講出來呢？原因有許多，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我越來越看不慣那麼多的人諷刺挖苦，甚至公然蔑視我們的行政機構及其領導人。
　　許多因素促成了這種局面：越南戰爭、水門事件、各種醜聞以及貪污腐敗。但總的說來，我不認為美國的政治領導人不稱職、不負責任和對投票選舉他們的人民的幸福漠不關心。我也不認為他們比他們的外國同行或私營機構的管理人員差。他們的表現當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世界上沒有完人。
　　他們犯過錯誤，但大部分是真誠的錯誤。
　　這增加了我討論越南問題的難度。我知道現在美國國內和其它國家有許多政治領導人和學者認為越南戰爭實際上幫助了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蔓延。有些人認為它加速了冷戰的結束。但我也知道這場戰爭給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我對此毫不懷疑。我想回顧越南戰爭，不是要掩飾我個人和其他人當時的判斷失誤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價，而是要說明當時方方面面的壓力以及知識的貧乏。
　　我想把越南戰爭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在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中參與過越南問題決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國的原則和傳統行事的。我們是根據那些價值觀做出決策的。
　　然而，我們錯了，徹底地錯了。我們應該向後輩解釋原因。
　　我認為導致我們犯錯誤的不是價值觀和意圖，而是判斷力和能力。我謹慎地指出這一點，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的評論有為我和其他人的所作所為辯解和美化的嫌疑，就會失去可信度，使人們更加憤世嫉俗。正是由於憤世嫉俗，才使美國人不願支援其領導人採取必要措施以解決我們在國內外面臨的各種問題。
　　我想讓美國人瞭解我們犯錯誤的原因，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我想說：「這兒有我們從越南戰爭中得來的經驗教訓，對當今以及未來的世界都有建設性的實際意義。」這是我們國家讓歷史永遠成為過去的唯一可行方式。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寫道：「苦難給予你的回報是經驗。」讓這句話成為越戰留給我們的永久性遺產吧。
　　就越南問題而言，把錯綜複雜的人物、決定和事件梳理清楚是不太容易的。在確定這本回憶錄的結構時，我曾考慮把擔任國防部長七年的經歷做一全面的描述。這將使讀者瞭解我敘述的事件和決策的來龍去脈。但最後我決定只寫越南，這樣能使我全面追蹤我們政策的演變歷程。
　　我這樣做有使敘述過於簡單化的危險。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未能有條不紊地妥善解決有關越南的基本問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們面臨著另外許多紛繁複雜的問題。簡言之，我們同時面臨著許多問題，而一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我們常常沒有時間進行認真思考。
　　這種困境並不是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以及美國獨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的，也是大多數國家共有的。我從未看到過對這個問題富有真知灼見的研究結果。這個問題過去存在，今天仍然存在，組建新政府時應該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和籌劃。
　　我認為撰寫回憶錄的人往往過於依賴自己的回憶。無論他們多麼真誠，這樣做都會使人們回憶起自己希望記住或當時希望發生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實際發生的事情。我盡量依據當時的記錄和資料，使這種人為的錯誤降低至最低限度。我不是機械地大量羅列有關的檔案和證詞，而是力求以忠實於歷史的方式組織這些材料。對於那些認為我的敘述只強調了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人，我只能說，這是我依據迄今能夠得到的資料做出的我認為最接近於事實的敘述。我的目的既不是為錯誤辯護，也不是推諉責任，而是為了明確我們所犯的錯誤，弄清犯錯誤的原因，思考以後避免重犯的方法。
　　越南問題以及我的捲入嚴重影響了我的家庭，但我不會詳細敘述這方面的情況。我這麼說，內心並行輕鬆，從本質上講，我是個獨立的個體。我們有許多更富於建設性的方式講述我國在越南的經歷，過多地探究我個人的榮譽、成就、挫折和失敗並不可齲回顧越南問題時，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宣誓就任後的令人興奮的幾天裡瑪格麗特讓我注意到的幾句詩·是Ｔ·Ｓ·艾略特的《小精靈》中的幾句：我們不應停止探索我們探索的終點將是我們出發之所在和安天知命之時我還未停止探索，還未充分瞭解天命，但是我經歷了自我暴露和自我發現的歷程，所以我認為我對越南問題看得比六十年代時清楚得多。這的確是一個新的起點。
　　那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從我們的經歷中能得到什麼樣的教訓？

天下創世

第一章 走向華盛頓的歷程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間一分為二，我踏上了那條暫短之途，不同的結局竟由此產生了。
　　羅伯特·弗羅斯特：《意外之途》。
　　約翰·Ｆ·肯尼迪就職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時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整，與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長一起，我們聚集在白宮的東廳，等候宣誓就職。
　　我們排列成一個半圓的隊形，正好位於那架枝形水晶吊燈下方，面對著身著黑色禮服的首席法官厄爾·沃倫，我與同伴們眾口一詞地完成了誓言。總統和夫人、國會要員、以及我們的家人目睹了這一儀式，隨後，總統上前向我們表示了祝賀。
　　我是美國第八任國防部長，並且是到那時為止最年輕的一位。但是，在到場的人中，我還不是最年輕的人物，儘管，當時我只有四十四歲。總統只有四十三歲，而羅伯特·Ｆ·肯尼迪時年則僅為三十五歲。與這裡的許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中成長起來的，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了一名年輕的軍官。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相信，我會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來處理軍事事務，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統計控制管理的軍官，我和一些來自哈佛的同僚們已經這樣做了。再次應召為自己的祖國效力，我感到極度興奮和激動。
　　我進入白宮東廳的歷程開始於舊金山。人們的歡慶場面，在我心靈中留下了最早的記憶。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當時我只有兩歲。人們的歡慶不僅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且他們還認為，美國和其盟國的勝利將標誌著所有戰爭的終結，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非常堅定地相信這一點。
　　顯而易見，事實並非如此，二十世紀正在步入一個血腥殘殺的時期，迄今為止，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億六千萬的人口，正喪生於這一時期。
　　一次大戰時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級時，它也導致了教室的極度短缺。我們在一間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課，住宿條件也極為簡陋，但教師卻是出類拔萃的。每到月底，她總要進行一次測驗，然後，根據同學們的成績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將會坐到最左邊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決心要佔據那個位置。班上的同學大都是ＷＡＳＰ——白皮膚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擋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強勁對手，卻總是那些中國、日本和猶太同學。每當經過一周的刻苦學習後，我都要與鄰居的朋友們一起玩耍，度過兩天的週末，而我的對手們則會去自己民族的學校，學習他們祖先的語言，接受他們那些歷史悠久、頗為複雜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們再次返回我們的學校，與那些愛爾蘭血統的同學一爭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們取勝的次數是寥寥無幾的。
　　在學業上爭當第一的動機，與我的家庭有關。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學府的殿堂（我父親從未接受過八年級以上的教育），他們強烈地期望我能做到這一點。這樣的意願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當人們回首以往的歲月時——就我而言，回顧以往的七十八年時——總能發現某些事件，對他們的成長和信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裡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蕭條」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畢業，那時，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於無法養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學的父親自盡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兒，加入了共產黨組織。
　　激烈的工人罷工活動極為常見。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員罷工期間，舊金山碼頭區的房頂上，都架上了機關鎗，用來對付碼頭上發生的戰鬥。一次，在市場街上，我親眼看到一位碼頭工人追趕一位男子，他說此人是個工賊。他將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條腿的膝蓋壓在路邊的台階上，腳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後，拚命地跺踩著其小腿，直至踩斷了腿骨。這一可怕的暴力場面，使我久久無法平靜。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為了掙夠下個學期的費用，我去工會職業介紹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親身經歷了那些環境，使我懂得了為什麼那些暴力行為一觸即發。作為一名普通的船員，我隨ＳＳＰｅｔｅｒｋｅｒｒ號貨輪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資為二十美元，船艙中的淡水時有時無，床鋪上的臭蟲隨處可見。一天早晨，我特意數了數，一條腿上竟有十九處被咬的傷痕，飯菜也總是難以下嚥——一次航程下來，即使像我這樣年輕力壯的人，體重也下降了十三磅。這種經歷導致了我對那些無依無靠的工人們的同情，他們的苦難境遇至今仍縈繞於我的腦際。在汽車企業中擔任行政領導之時，我曾大肆推崇過沃爾特·魯瑟等工會領導人物。在五角大樓時，我也曾試圖將一位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官員傑克·康韋召到麾下，擔任我的人力資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關聯的：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結識瑪格麗特。我進入了加州大學，因為，這是一所唯一我能負擔起費用的名牌大學。每年的學費為五十二美元。伯克利向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塊歷史、理念、倫理道德價值、學術水準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陳出新的天地。校長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教務長門羅·多伊奇取得了常人無法取得的成就，儘管該校的財政來源完全取決一個以農業為主、頗具保守色彩的州際立法，但是，羅伯特·戈登·斯普勞爾和門羅·多伊奇仍然設法倡導了一種自由辯論的開明校風。四年的時光，使我領略了正義、自由的真正含義，懂得了權利與義務的相輔相成，這些知識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中。
　　大學的生活也為我未來的另一方面鋪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園生活中，我就結識了瑪格麗特·麥金斯特裡·克雷格。她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阿拉梅達，是一個活潑可愛、頗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後，我們結成了夫妻。瑪格麗特給我的一生帶來了平衡、力量和歡樂，她彌補了我每一個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聰明伶俐，熱情開放，溫柔可愛，活潑外向，深受眾人的寵愛。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我將無法取得現有的成就。
　　我挑選了經濟學作為主科，而把哲學和數學作為副科，對未來的職業並未做特殊的考慮（按照當時的歷史環境而言，學習經濟學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時刻卻來自哲學和數學的課程中。倫理課迫使我去建構自己的價值觀念，邏輯的學習則向我展示了思維的活力和準確性，而數學課的老師則告訴我，應將數學視為一個思維的過程——它是一種語言，雖然不能表達全部。但足以表達人類的大部分活動。它給予我意想不到的啟示，時至今日，我仍將數量關係作為一種語言，它有助於我更為準確地看待世界。當然，在道德、美和愛情等問題的糾紛上，數量的分析是無能為力的。但是，當我們克服貧窮和財政赤字，或防止國民衛生計劃失敗時，它則會發揮巨大的作用，而這一點卻常常為人們所忽略。
　　此外，預備軍官訓練隊的經歷也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而當時我卻幾乎沒有意識到此點。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開支經營的大學，因此，那時每一位男性學生都必須接受為期兩年的軍事訓練。我申請了一個必須四年之內完成的海軍訓練計劃，但由於視力不佳，沒有如願以償。這樣，我只好在陸軍預備軍官訓練隊中服務了兩年。
　　據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沒有人會認真對待軍事問題。我和同學們也都毫無例外地認為，這些訓練只是一些無關大局的形式，與我們的世界毫無關係。軍訓結束的那一天，我們勉強列隊從校長面前走過，接受了他的檢閱，然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槍支——讓它見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們對諸如喬治·馬歇爾、哈普·阿諾德、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等一代職業軍官的行為極為不解，他們義無反顧地堅守在那一不被人們重視的崗位上。不管經濟是否蕭條，馬克斯威爾·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辭去職務，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為自己掙上一筆不小的財富。然而，他們毅然選擇了為國家服務，並且在災難降臨時，拯救了我們的國家。我們將會永遠感激他們。
　　離開伯克利之後，我進入了哈佛商學院研究生院，為了適應將來獲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獵了各種基本的知識和技能。絕大多數師長似乎確信，賺錢是商業的唯一目的，但也有為數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財政管理學教授羅斯·Ｇ·沃克和市場學教授埃德蒙·Ｐ·勒尼德，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商業中的首領不僅應對其股東負責，也應服務於社會，盡其職責，一家公司在為自己賺取利潤的同時，也應滿足社會的要求。我認為，羅斯·Ｇ·沃克和埃蒙德·Ｐ·勒尼德都會欣賞這樣一句話，「仁慈之心和精明的頭腦並非水火不能相容」。這也成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銘。
　　哈佛的確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卻也佔據在我的心間。一九三九年剛剛畢業，我就返回了舊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學院院長華萊士·多納姆要求我返回學校，擔任初級的教學工作。
　　院長需要一個即刻的答覆——此時距學期的開始僅有六周的時間——但是，我告訴他，我個人無法做出最後的抉擇。
　　我解釋說，我已經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說服她嫁給我，我將會返回哈佛，否則，答案就會是否定的了。此時，瑪格麗特正在度假途中，她與其母親和姑媽正駕車橫穿美國大陸。在巴爾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我終於找到了她們，通過那裡的一架付費電話，她聽到了——並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識到已幾乎沒有時間為婚禮做準備，所以，從明尼蘇達的雷德溫，她發來電報，「該印製婚禮請帖了——你的中間名叫什麼？」「斯特蘭奇」（斯特蘭奇一名在英文中與「奇怪」一詞字母相同，均為Ｓｔｒａｎｇｅ，故造成了瑪格麗特下面的誤會——譯者），我回電道。這一名字也是我母親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無關係，」她又回電問，「名字叫什麼？」
　　我們住進了劍橋市一套一間居室的公寓——我們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多的生活卻是極為美滿的，即使在夢中也不過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
　　五個星期之後，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學院與美國陸軍航空兵簽訂了合同，培訓統計管理軍官。航空兵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當閃電戰的攻勢在歐洲開始之時，我們已有將邁一千八百架飛機和五百名飛行員。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入侵法國時，羅斯福總統發出號召，每年至少要生產五萬架飛機。其結果似乎是，陸軍在一夜之間發現，它所試圖管理的，正是國家中最大和最複雜的企業之一，因此，它不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統計管理項目的主管是一位風風火火、極有才華的青年軍官，被稱為查爾斯·Ｂ·桑頓。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響到空戰方面的部長助理羅伯特·Ａ·洛維特的工作。羅伯特·Ａ·洛維特幾乎已經江郎才盡了，曾幾何時，他還是一位蜚聲紐約金融界的投資銀行家，精通關鍵信息的處理和利用。
　　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卻缺乏正規可用的信息，以致於無法依據那些現有的資料來定出行動的計劃和方案。
　　查爾斯·Ｂ·桑頓很快就建立了一個初步的管理系統。
　　不久，不管美國空軍飛往何地，安置在各個單位中的工作人員都能記錄下一些基本的信息。諸如，飛機的狀況（臨戰前的準備、維修情況、故障情況），人員狀況（受訓類型、傷亡情況、補充的需要），以及行動狀況（飛行任務的次數和類型、攻擊目標的情況、成功的程度和人員與設備的損失的情況等等）。根據這些報告，司令官將可得到一份最新的圖樣，記錄美國空軍在世界各地的行動及其弱點。查爾斯·Ｂ·桑頓的興趣並非僅僅在於建立一個工作人員的王國，他的思想更為深刻。他認為，如果聰明地利用，這些系統和信息將有助於我們贏得戰爭。這正是統計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是我為成為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動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為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和幾位同僚接受了多納姆院長的請求，參加了這個項目的教學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裡，戰爭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輕的教授邁爾斯·梅斯直接與美國第八航空隊一起工作，它剛剛在英格蘭被建立起來。儘管，我們最初是作為非軍事的咨詢人員進入戰爭部的，但有跡象清楚地顯示，不久之後，我們就會接到軍官的委任書。
　　基於兩點理由，邁爾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軍役——我們都在軍校任教，並且我們的孩子都還歇—但是，我們都接受了請求。沒有瑪格麗特的支援，我從未自願或者說能夠自願做出某些行動，儘管要做出明顯的付出，她還是非常熱情地支援了我。如果我一旦犧牲，至少。她的經濟狀況將會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擔心的事情：按計劃，我們將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倫敦。由於擔心飛行事故，同僚們極力主張我購買人身保險（事實上，我乘坐的那架飛機，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毀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從商學院院長那兒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張金額為一萬美元保險單的保險金。
　　在以後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點不斷變化，包括英格蘭、堪薩斯、印度、中國、華盛頓特區、太平洋和俄亥俄。在運用中，查爾斯·Ｂ·桑頓的方法也總在不斷地變化，變化也帶來了新的事務和機遇，這樣，到一九四六年一月離開軍隊時，我已升至了中校軍銜，並榮獲了由航空兵首領哈普·阿諾德將軍頒發的功勳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這時，瑪格麗特和我正雙雙躺在病床上，我們患上了骨髓灰質炎，住進了俄亥俄州代頓的航空兵地區醫院。我的病情並不十分嚴重，大約六周之後，就基本痊癒了。瑪格麗特的情況卻非常嚴重，有一段時間，醫生曾說，她會喪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那年秋天，在哈佛醫學院院長的幫助下，瑪格麗特轉入了巴爾的摩的兒童醫院，這裡的矯正學醫療技術是國內第一流的。延續了幾個月之久的治療，以及瑪格麗特的生命活力和她的頑強意志——終於使她得到了康復。但是，我們為此付出了極為高昂的費用。
　　與此同時，查爾斯·Ｂ·桑頓又有了一個新的計劃：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兵們，組成一個整體，從事民用事業的工作。按照查爾斯·Ｂ·桑頓的想法，我們將會尋找一家需要按現代水平進行重新組織的大公司，由它來一攬子僱傭查爾斯·Ｂ·桑頓和他的團隊。這一人膽無畏的計劃正是查爾斯·Ｂ·桑頓風格的典型寫照。當他要求我作為他的副手加入這一團隊時，我毫不猶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釋說，我和瑪格麗特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們失去的生活。
　　查爾斯·Ｂ·桑頓仍然鍥而不捨地說服我，終於，他坦率的言語觸動了我的心弦：「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你應該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為在那裡，你絕無可能還清瑪格麗特欠下的醫療費。」這時，他確信已找到了一個買家——亨利·福特二世，他剛從其公司的締造者——他祖父手裡繼承了財產，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我仍然覺得查爾斯·Ｂ·桑頓的計劃有點離奇，但是我告訴他，我會考慮他的請求，條件是，我們將親赴密執安的福特公司總部，會見年輕的福特，聽到他需要我們的親口許諾，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我們的計劃。
　　幾周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著軍服的我們幾個人，驅車抵達了密執安州的迪爾伯恩。我們會見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勞資關係的副總裁約翰·巴加斯。約翰·巴加斯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主管底特律辦公室的事務。四十年代初期，老福特先生僱傭他保護自己的孫子們——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們（與美國的許多富人相同，幾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綁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內心的震動）。
　　公司的外表顯得格外的粗糙。約翰·巴加斯稍後向我講述了哈里·貝內特的故事。他曾是一名海軍的職業拳擊手，從做福特子孫們的保鏢開始，進入了主辦公大樓地下室的一間大辦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權力。然而，他仍然舊習不改，他喜歡將裝著子彈的槍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有時，當客人來拜訪他時，他會抽槍射擊，子彈從客人的肩膀上方飛過，射到牆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決定將哈里·貝內特請出公司，並要求約翰·巴加斯去辦理此事。約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貝內特慣常的做法，於是，在到哈里·貝內特的辦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聯邦調查局時使用的肩帶，將手槍插在裡邊，以防哈里·貝內特向他射擊。然而，哈里·貝內特卻異常平靜地離開了。
　　當戰爭結束之際，約翰·巴加斯認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層的道路上，已幾乎沒有什麼競爭對手了，這時，在福特公司最高層的一千名管理人員中，大學畢業者寥寥無幾。所以，當我們這夥人出現之時，他將我們視為了競爭的對手，內心的恐懼感油然升起。在拜會亨利·福特二世的過程中，約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後說道：「噢，亨利·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僱傭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斷了他的話語：「約翰·巴加斯，我得給你說幾遍，我要僱傭他們！這事早已決定了。」
　　按照約翰·巴加斯的想法，這事還並沒有被最後決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時候，當我們在迪爾伯恩總部匯報工作時，他又將我們打發到福特公司巨大的裡佛紅鐵粉廠，那裡設有招工機構，距此大約一英里的路程。我們在那裡獲悉，將要參加為期兩天的測驗和考試。我所聽說過的各種測試，向我們輪番轟來：智商測驗、成就測驗、性向測驗、領導能力測驗。顯而易見，約翰·巴加斯正在尋找我們的弱點，以便他能夠以此說服亨利·福特二世，放棄那個錯誤的決定。
　　測試完畢之後，我猜想我幹得不錯——那些工業心理學專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釋，我的得分屬於很高的檔次，並且，公司將我們這些人都安排到了領導崗位上。但是，直到後來，我才獲悉，作為一個整體，我們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維能力方面，我們中間的四位的得分，屬於百中挑一的好成績，而在實際判斷的測試中，我們十個人也獲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績。這對心懷鬼胎的約翰·巴加斯不能不是當頭一棒。
　　參與決策的成熟頭腦和我們歲數的年輕，使我們獲得了「神童」的雅號，成為小有名氣的人物。就像汽車業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一樣，我們也碰撞著福特的區域文化。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難融入底特律的社會格局中。汽車行業中的高層管理人員大多都居住在格羅斯區域或布盧姆菲爾德的小山上，這裡是富人居住的郊區，但是，我們中的兩位卻選擇了密執安大學的所在地安阿伯，這樣，我們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學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
　　在政治觀點上，我們也與汽車公司的管理人員們大相逕庭。不久，我就發現，約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遊在福特的最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為共和黨募集錢款。我拒絕了他的要求。以後，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為公司中最大的單位福特區的主管，我同樣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說服任區內約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員，向共和黨捐獻資金。
　　相反，我給手下的每一位人發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時代裡，我們的政治制度基於兩個相互競爭的政黨，而私人的捐助則是兩個黨派生存的基矗我說，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樣，只捐助兩黨中的一個黨派。信中接著說道，如果他們希望捐助民主黨，則應該將錢款交給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黨的人，則應將錢交給約翰·巴加斯先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會支援哪一個黨派，但我希望，他們只支援其中之一。在許多管理人員的同僚中，我這樣的做法，並未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顯而易見的，好在我與亨利·福特二世之間已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為公司創造利潤，我就可以按我的意願來自由行事。「神童」們並沒有辜負他僱傭我們的初衷，在以後的十五年中，我們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層領導（包括兩任總裁）。與此同期，公司的發展日新月異，贏回了由通用汽車公司佔領的大片市場，股票的價格也扶搖直上。
　　查爾斯·Ｂ·桑頓並沒有始終如一地與我們在一起——由於與主管財務的副總裁劉易斯·克魯索發生口角，他辭職不幹了，在這裡只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我也有可能在任何問題上遭受解雇的命運，在公司和行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上，我與眾多的同行們具有明顯不同的看法，在諸如安全、減少污染、功能設計和經營方案等問題上，我們常常爭論不休。然而，我總是找到了與他們合作的途徑，由於確實做出了成績，我的職位也接連不斷得到了晉陞。
　　一九六○年夏天，歐內斯特·布裡奇準備從公司退休，他的職務僅次於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約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們德國公司的總部就設在那裡。一天我們在城裡呆到了深夜，清晨兩點才返回旅館。
　　電梯在我和約翰·巴加斯住的樓層上停下來，我們走了出來，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層，但他叫住了我：「鮑勃，（鮑勃為羅伯特·Ｓ·麥克納瑪拉的暱稱——譯者）來喝一杯，好嗎？」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說，「我想睡覺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約翰·巴加斯說。
　　「噢，我只想邀請鮑勃。」亨利·福特二世對他說。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這時，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擔任公司總裁的要求。我告訴他，我得考慮一下，並與瑪格麗特交換意見，一周之內，我會給他明確的答覆。一周之後，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會議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過。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為福特的總裁已有七個星期了。這天清晨我從安阿伯的家中出發，驅車前往迪爾伯恩的辦公室，中途，我在裡佛紅鐵粉廠停留了一下，最後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到達了辦公室。我的秘書弗吉尼亞·馬歇爾遞給我一份長長的來電者名單，由於我曾指示她，由我來回任何一個打進的電話——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發洩不滿的——所以，並沒有審閱名單，我就將它回遞給她，並說：「開始撥電話吧。」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她告訴我：「羅伯特·Ｆ·肯尼迪已經接通。」我還從未見到過他（七年半之後，我幫助將他的骨灰盒帶到了阿林頓公墓的墳地上），也想不出他為何要給我打電話，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會見我們的內弟薩金特·施賴弗，新任總統將不勝感激。」他說。
　　我告訴他，我非常高興這樣做——儘管我並不認識薩金特·施賴弗，也猜不出他為何要會見我，並提議時間為下星期二。
　　「不行，」羅伯特·Ｆ·肯尼迪說，「他想今天就見到你。」
　　我指出，現在已是上午十一點了。
　　他回答說：「時間由你來定，他肯定會到的。」
　　這樣，我只好說：「四點吧。」
　　剛好四點整，薩金特·施賴弗就出現在我的辦公室裡了。
　　談話一開始，他就直截了當地說：「新任總統讓我向你提議，請你擔任財政部長的職務。」
　　「你瘋了，」我說，「我根本不夠格。」
　　「如果你執意不肯，」薩金特·施賴弗說，「那末我授權再告訴你，傑基·肯尼迪希望你擔任國防部長一職。」
　　「太荒謬了！」我說，「我根本無法勝任。」
　　「這樣的話，至少新任總統希望你能同意，明天去華盛頓與他會面。」薩金特·施賴弗仍未退讓，我只能預設了。
　　亨利·福特二世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薩金特·施賴弗離開之後，我來到他的房間裡，打算告訴他我們談話的內容，使他放心。然而，碰巧亨利·福特二世去紐約了，剛剛離開。我只好向公司要了一架飛機，將我送到了那裡。這樣，在第二天我與新任總統會見之前，我將情況簡單地告訴了亨利·福特二世。當我訴說之時，他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反覆強調，我的華盛頓之行將不會產生任何新的變化。
　　第二天，在喬治敦Ｎ街的住宅裡，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接見了我。攝影師、電台播音人員和電視攝像人員雲集於此，將那幢三層紅磚樓房前面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聯邦經濟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只好通過房子後面的一條小道，將來訪人員悄悄帶入房子。
　　我們見面後相互握手，這時，新任總統問我，我是否將擔任他的國防部長，我還是像回答薩金特·施賴弗那樣說：「我不是合格的人眩」「那麼，誰是呢？」他問道。
　　我並未意識到他的提問只是一種修辭的方式，並提議由托馬斯·蓋茨即現任國防部長擔任。那天早晨，在去喬治敦的途中，我實際上已在五角大樓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馬斯·蓋茨是否願意在新政府中繼續任職，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與托馬斯·蓋茨相識於斯科特紙品公司，並先後擔任過管理職務。
　　新任總統並未就此發表任何看法。他對我認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為然，異常平靜地指出，就他所知的範圍而言，既沒有學校是為培養國防部長而設立的，也沒有學校天生就是總統的搖籃。他要求我至少應該考慮一下他的建議，並要求我下週一再次與他會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將是相同的。
　　為什麼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會將我作為部長的人選呢？我很難做出肯定的答覆，但我相信兩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鮑勃·洛維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聲譽和在軍隊中的業績；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開明的經濟學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實習課中，我認識了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直到現在，我們仍是非常親密的朋友。當時，他正在探索一種聯合式的執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他聽說，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車公司的管理者，其行為處事顯得頗為古怪。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他《富裕社會》中的語句：「陳陳相因」，就不禁樂出聲來。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以後對我說，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為他認為，總統需要一位富於創新觀念的商人，黨派的分歧對其也無關緊要。就像大多數人的看法一樣，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極有可能認為，我是一名共和黨人。新聞媒體也時常作出了這樣的歸類，因為，二十一歲的我在加州選舉登記時，是以共和黨擁護者的身份登記的，其實，這不過是因為父親的觀點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瑪格麗特整個週末都在討論這件事情。我們也與我們的三位子女們進行了交談，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我離開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將會完全不同。我並無巨額的財產，但已有了尚未動用過的大量股權，以及每年總計超過四十萬美元的年收入（這個數額與現今時代的二百萬美元大致相等）。
　　倘若我接受了新任總統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將只會達到二萬五千美元。
　　孩子們對此絲毫沒有興趣，瑪格麗特對我也是言聽計從。
　　這樣，星期日我們坐在書房裡做出了決定，只要我覺得能夠勝任這項工作，那麼我就應當接受它。
　　我們也探討了一下接受此項職位的前提條件，這主要有兩件事：我必須有權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最有才華的人手（不管他們屬於何種黨派），來組成國防部的高層領導，以彌補我在經驗上的欠缺。另一點也將應該澄清，我絕不會因為接手這項職務，而過多地參與華盛頓的社會事務。對於如何處理好這兩件事，我尚無明確的答案，畢竟，面對一位新任總統，討價還價似乎是不妥當的事情。
　　就在我們談話期間，我注意到門外已是大雪飛揚了。一個主意突然出現在腦海中，「為什麼不可以給新任總統打個電話呢？」告訴他，由於天氣的原因，我的華盛頓之行將會推後一兩天，我將會立即發一封信給他，說明我對任職的想法。
　　我撥了他給我的號碼，電話接通了，但是，此時此刻，他不在華盛頓。最後，我將電話打到了棕櫚灘，他接到了電話。
　　新任總統對會面日期的推遲並不介意，他說，華盛頓也在下雪，他也無法於明天趕回那裡。
　　我無法設想如何將我的那封信寄給他，最後，星期二我啟程去見他時，我將信塞進了口袋裡，隨身帶去了。我再次從後門進入了那幢Ｎ街上的紅房子。新任總統和羅伯特·Ｆ·肯尼迪正坐在一架雙人沙發上，我坐在了他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並立即告訴他們，我已將我的想法寫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瞭，或許，這是新任總統瞭解我想法最簡捷的途徑。
　　他閱讀了那封信，然後，不動聲色地將信遞給了他的兄弟，羅伯特·Ｆ·肯尼迪在信上掃了幾眼，又將信遞回給他的哥哥。這時，新任總統問道，「你認為怎樣？」
　　「太好了。」羅伯特·Ｆ·肯尼迪說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總統說，「讓我們宣佈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黃色的便箋，起草了一個發言。然後，我們走出了房間，來到樓前的台階上，向新聞界的人士們宣佈了此事。這樣，瑪格麗特和孩子們將會知道，不久之後，他們就會移居到華盛頓來。
　　獲悉我的決定之後，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親埃茲爾·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驚。我極力辯解說，對於他們和福特汽車公司，我絕無二心，但在國家召喚我時，我是不能不以國家的利益為重，盡我應盡的職責的。儘管，他們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還是感到異常的心煩意亂。她確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對她丈夫之死負有責任，他將其丈夫安置在壓力極大的商業環境中，這無疑是置他於墳墓中。情況也確實如此。她決心不讓兒子再重蹈丈夫的覆轍，並指望我能幫助他減輕壓力。
　　同意接受該項工作後又過了幾天，我返回了華盛頓，開始著手為本部門招募高層工作人員。住處、辦公地點、秘書和工作人員均還沒有著落——我們尚未收到安置的經費——我只好先住進了福特汽車公司的肖爾哈姆飯店。按照我對智商標準、教育背景和閱歷情況的要求，我著手草擬一份人員的名單。我先通過電話向有關人士進行了咨詢，這包括：洛維特、加爾佈雷思以及約翰·麥克洛伊，後者是紐約的一位律師，也是東部權勢集團中的頭面人物。對於他們和其他人推薦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將其名字寫在一張卡片上，並記錄下我所能夠獲悉的其個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資料。
　　在薩金特·施賴弗和他的助手亞當·亞莫林斯基（後來，在五角大樓裡，他成了我的特別助理）的協助下，經過反覆甄選，我確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為進一步面談的對象。面談之後，我向新任總統提交了選中者的名單，由他向國會提名。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無一遺漏地採納了我提出的人眩通過這次甄選，一大批出類拔萃的人物湧現出來，他們工作在同一個部門中，這是極為引人注目的。他們中的五位以後也擔任了部長的職位，這包括：哈羅德·布朗、約瑟夫·卡利法諾、小約翰·Ｂ·康納利、保羅·Ｈ·尼采、賽勒斯·Ｒ·萬斯。
　　招募過程也使我自負固執的性格暴露出來，同樣，它也使我更為清楚地認識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他的確信守諾言，在關鍵的任命和以才取人上，遵從了我的意見。
　　我到達華盛頓不久之後，即聽到了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將被提名為海軍部長的說法。我從未見過此人，但就我對其所知的情況而言，我並不認為他有資格擔任該職，故這一傳聞並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出乎我所意料的是，此事並非虛有，由於希望繼承父業，小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確已就此事得到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的默許，並在後來，由他或他的朋友將某些細節透露給了新聞界。
　　在新任總統接受了我的一批提名的四五天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鮑勃，你還沒有向我推薦海軍部長的人選，這方面進展如何？」
　　「是的，」我回答說，「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眩」「你是否考慮過小富蘭克林·羅斯福？」
　　「我聽說過他的名字，」我說，「不過，他是一個紈褲子弟，可能根本無力擔當此任。」
　　「噢，你會見過他嗎？」
　　我回答說沒有，這時新任總統又說：「在你作出最後的判斷之前，是否可以考慮見見他？」我同意了。
　　我記得小富蘭克林·羅斯福是菲亞特汽車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從電話號碼簿上查到了菲亞特公司的號碼，與他通了話。我先作了自我介紹，隨後要求他前來會面，他很快就來了。會見之後，我打電話給新任總統。
　　以一種充滿了期望的語氣，約翰·Ｆ·肯尼迪問道：「你認為怎麼樣？」
　　「我還是認為，他是一個紈褲子弟，根本無法擔當此任。」
　　我如實地回答。
　　在沉默了許久之後，「鮑勃，」新任總統又說道，「你曾經注意過西弗吉尼亞民主黨的初選嗎？」
　　我告訴他，那時我正在底特律，對於競選的活動所知甚少，但是，我當然還是知道，他在西弗吉尼亞初選中的獲勝，正是他最終入主白宮的關鍵之舉。正是在那裡，他擊敗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漢弗萊，並使人們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絕不會贏得總統的席位的。
　　「完全正確，」他緊接著說，「但你知道，我為什麼會獲勝嗎？」
　　我只能告訴他，不知道。他接著告訴我：「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我的取勝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後來我聽說，人們懷疑羅斯福散佈了流言，說，在二次大戰期間，漢弗萊逃避了服兵役）「噢，是這樣，」我說道，「不過，他的確不是擔任海軍部長一職的合適人眩」話筒那頭沒有傳來聲音，沉默似乎是無休無止的。最後，新任總統無奈地歎了一口氣，並說道：「看來，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來關照他了。」（後來，他任命了羅斯福為商務部的副部長）類似於此的心靈碰撞後來又出現過，而這正加深了我對約翰·Ｆ·肯尼迪的敬意和熱愛。
　　直到聖誕節我與家人去滑雪時，我仍未決定海軍部長的人選，但是，初步的人選已經確定了。最後，在阿斯彭我終於做出了決定，並給新任總統打去了電話，這時，他又去了佛羅里達。我告訴他，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我選定了小約翰·Ｂ·康納利。
　　「噢，這很有趣，」他回答說，「我還未想到過這個名字。
　　不過，這裡正好有兩位人士，他們或許比我更瞭解小約翰·Ｂ·康納利。你可以先與他們交換一下看法，然後，我們再次通話。」
　　我問他指的是哪兩位人士，他回答說：「新任副總統林登·Ｂ·約翰遜和眾議院議長雷伯恩。」
　　我顯然是過於幼稚了，竟沒有意識到約翰·Ｆ·肯尼迪是跟我開了個玩笑。林登·Ｂ·約翰遜、雷伯恩和小約翰·Ｂ·康納利都是得克薩斯州人，並且他們之間的關係親密無間、情同父子。事實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磯民主黨大會上，正是小約翰·Ｂ·康納利為林登·Ｂ·約翰遜策劃了最初的競選攻勢，試圖擊敗約翰·Ｆ·肯尼迪。所以，人們認為，正是小約翰·Ｂ·康納利散佈了那些約翰·Ｆ·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語。
　　林登·Ｂ·約翰遜和雷伯恩相繼與我進行了電話交談，但他們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們聽了我的意見，並發表了他們的看法，然後，將話筒轉給了新任總統。他說：「鮑勃，我非常高興。」直到後來，我才瞭解到事情的真相。
　　總統從未尋找借口來抱怨我的選擇，小約翰·Ｂ·康納利後來成為他和我的最強有力的支援者之一。兩年之後，當他辭去了職務而專心於得克薩斯州的政事時，我和總統都對他的離去感到遺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驚奇，總統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過錯，即使在有時出現的令人尷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競選運動中，所謂的導彈差距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約翰·Ｆ·肯尼迪曾指責艾森豪威爾總統忽視了核軍備，其結果是，導致了蘇聯在最為先進的進攻性武器——洲際彈道核導彈上，佔有了極為明顯的優勢。這一指責的依據來自空軍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前任空軍部長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密蘇里州的民主黨人）將消息透露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中央情報局並不同意空軍做出的結論（在那時，還沒有一套程式來協調這兩種不同的結論）。
　　我進入五角大樓之後，擺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確定這個差距的規模，以及進行補救的措施。我與我的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裡克以及空軍情報部門的副首領一起研究了幾天，親自觀察了數百幅蘇聯導彈發射場的照片，空軍的報告正是根據這些照片撰寫的。要想正確無誤地作出判斷仍然是極為困難的，但是，我們最終還是做出了結論，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正確的，而空軍的結論是錯誤的。差距確實存在——但我們處於優勢的一方！
　　恰逢此時，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聞部長阿瑟·西爾維斯特對我說：「鮑勃，你還沒有召見五角大樓的新聞工作人員呢，你必須要召見他們的。」我對他說，我對華盛頓的新聞界還一無所知，況且我對召見他們還未做任何準備。
　　「沒關係，」他說，「這幫人還不錯，他們不會為難你的。」
　　實際上，就像這些人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們是一夥高明的騙子。
　　我不再堅持了，同意午後在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裡會見他們。記者們蜂擁而至，房門被關上了，阿瑟·西爾維斯特宣佈了基本的程式。我只知道此次會議是不能記錄的，但是，阿瑟·西爾維斯特已經明白無誤地說到，會議的主題是「關於背景資料」——這就意味著，記者們是可以發表他們所聽到的東西，只要他們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時，我還並不知悉其中的差別。
　　會上第一個問題就是：「部長先生，你就任已經三個星期了，你對導彈差距的問題有何高見？」
　　我回答說，我上任後即對此問題進行了仔細地研究，並且已經做出了結論，那就是，如果說存在著這種差距的話，那麼，我們則是處於優勢的一方。
　　記者們幾乎撞破了大門，向電話機旁奔去。時至今日，我對那些煽動性的通欄標題仍然記憶猶新，它們被刊登在當天下午的《華盛頓晚星報》上。次日早晨，《紐約時報》也在頭版最醒目的位置，進行了長篇報道。國會和全國各地的共和黨人掀起了一陣抗議的浪潮，參議院中少數黨的領袖埃弗裡特·德克森（伊利諾斯州的共和黨人）要求我辭職，並冷嘲熱諷地挖苦說，應該重新進行一次總統的選舉。
　　我去拜見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總統先生，」我說，「我來是為了幫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卻帶來了要你辭職的要求，我已對自己的辭職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不要介意此事，鮑勃，繼續干吧，」約翰·Ｆ·肯尼迪說道，臉上沒有一絲不滿的表情，「我們的確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說錯話的時候，不必介意，此事會過去的。」事情最終總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諒我所犯差錯時的寬宏大量，則永遠印刻於我的腦際。
　　到那時，經過了篩選後，我列出了一百多個問題，準備對他們進行逐個的研究和探討。在我們的部裡，這一選題被戲稱為「９９架長號」。它涉足於國防部活動的所有範圍，包括：我們所面臨的威脅，抵抗這些威脅時必備的軍力結構，必備的主要武器系統，以及一個對我們核打擊力量的估價。
　　此外，「９９架長號」的選題也有助於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即，我們將要認真地對待有關本部門不斷膨脹的問題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戰時期已進入了第十五個年頭，而國防部也已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大約四百五十萬人正在為這一部門工作——其中三百五十萬為現役軍人，另外一百萬人為文職人員——即使將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組合在一起，其規模也無法與五角大樓相提並論。這裡，每年的財政預算為兩千八百億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價），其數額比我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任何一個主要盟國的國家財政預算都要多。五角大樓掌管的業務範圍極為龐雜，其包括：運輸、通訊、後勤供應、維修，以及陸軍、海軍艦隊、空軍，當然還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儲備。
　　按照憲法的規定，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由國家來控制的，即總統和國防部長有權安排國防部的所有活動領域。然而，事實則並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這項工作時，總是雄心勃勃，但時隔不久即會發現，這一龐大的官僚機構中掌管著如此眾多的事務，以至於除了忙於處理公務之外，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的閒暇時間去進行思考。最後，在那些有關預算、獲取方式、戰略，甚至有時還包括政策——在還沒有搞清要旨的情況下——等問題上，他們不得不對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和將軍們言聽計從，因為，軍事體系早已成為了一盤大雜燴。
　　我決心打破國防部已無藥可救的神話，它的確是一個極為龐大的組織，然而，如果說它是一股無法駕馭的力量，那則是極為荒謬的。作為一名經理，十五年來，我處理過各種棘手的問題，制服過形形色色的組織——經常是在逆境中進行的——從長遠和現實的觀點，來考慮組織的行動方針和結局。我與手下的人達成了共識，決心按照總統既定的方針來治理這個部門，以盡可能少的開支來確保國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職務一個月以後，我曾對電視記者談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務的官員與私營企業的經理並無本質的區別，無論處於哪一個職位，他都必須從兩種主要的行動方針中選擇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領導的面貌出現……我所信奉的原則是，寧可爭當一位積極主動的領導，而絕不做一名消極被動的判官。」
　　在私下的場合裡，我的話語則更為坦率，清楚地表達了徹底改革的意圖。我要使眾人明白，我決定強化國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將那些各類軍事機構和國防事務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將向五角大樓內反對變革的勢力發起挑戰，並且打算，要使每一項重大的決定都產生於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簡單地、一成不變地對各類機構進行例行撥款，由他們視自己的需要來任意使用經費。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意味著，高級文職官員將要相當深入地參與國防項目的管理。作為改革過程的一個部分，我們將花費一至五年的時間來完成這種轉移，目前，這一具有革命性質的變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個部門。我們通過對那些與武器系統、兵力結構和長期戰略相關的機構和設施的比較和分析，建立了計劃、編製和預算的體系，以理清獲取經費的程式，這一體系將確定其在經費方面的長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樓裡高層會議中的風格也面臨著變革，處理日常事務的會議大大減少了，研究政策和進行決策成為了會議內容的主流。
　　我們將要做的頭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極大地改變那些被稱之為「形勢聲明」的做法，即國防部長對國會所做的正式年度報告。在每個報告中，我們都首先陳述美國對外政策中所需實現的目標；然後，經過分析，指出在實現這些目標時將會面臨的威脅，以及解除威脅的軍事戰略；最後，說明實現這一戰略的兵力結構，以及維持這些兵力結構的財政預算。
　　對外政策和國防預算的這一結合是至關重要的，它是我們確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當時，對於我們的做法，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例如，國務院中的許多人就認為，在撰寫美國對外政策的聲明上，我們已經越俎代庖，侵越了他們的職能。然而，兩者畢竟並非完全相同，並且，他們也不知道，在我以它為依據論說我們的軍事戰略和防務項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臘斯克審閱了聲明的全文。
　　這樣的做法，無非是組織人員進行活動的一種途徑，在哈佛之時，我就已逐步掌握了這種方法，以後，在戰爭中和戰後，我先後將它運用於軍隊、福特公司和世界銀行的管理工作中。簡而言之，這種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再根據目標建立一個可行的計劃，以及一整套監測計劃實施進展情況的監視系統，我曾在每一個我所參與管理的組織中這樣做了。然後，如果計劃的進展出現了問題，你就可以調整計劃，或者引進糾正的措施，使計劃得到順利的實施。從一開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國防部所需實現的目標：以最小的風險，最小的支出，並且，在一旦捲入戰爭的情況下，以最小的人員傷亡，來換取我們的祖國的安全。
　　我們立即著手處理一項最為緊迫的事情——重新審查和確定我們的核戰略。關於戰略問題的爭論已曠日持久，以致於我們無法漠視這一問題。在五十年代，與某些軍界高層首領——例如，陸軍司令兼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的觀點相反，在國家的防務問題上，艾森豪威爾政府越來越依賴於核武器。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對這種大規模的報復下了定義，他宣稱，美國阻止侵略的手段將主要依賴於「按照我們所選擇的手段和地點，立即進行大規模報復（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對此憂心忡忡，他們擔心，過分地依賴核武器將會堵住我們的退路，以致在大規模的非核武器進攻面前，如果我們不做出犧牲，將無法應付局面。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說道，我們已將自己置於一種兩難選擇之中，面臨戰爭的危機，我們只能「極不光彩地退卻，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報復」。我們決定要拓寬選擇的範圍，這主要要加強和改進部隊的能力，以使其適應非核戰爭的需要。大規模報復的定義和原則開始改變了，一個被認為可以靈活作出反應的戰略出現了，其主旨在於，盡量避免核戰爭的風險。在擺脫核戰爭危險方面，我們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們的建議在北約組織中引起了長達五年的爭論，最終，在經過了大量的修改後被採納了。
　　總之，在開始執政的最初日子裡，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去完善那些加強我們軍事力量的計劃。直到三月底，約翰·Ｆ·肯尼迪才將我們的計劃以特殊防務咨文的形式提交給國會。他要求給五角大樓增加六億五千萬美元的經費，這樣，我們的計劃和措施才開始逐步落實，增強了我們阻止和抵禦非核戰爭侵略的能力。
　　約翰·Ｆ·肯尼迪就職儀式的三個月以後，我們似乎覺得，我們已經開始熟悉了部裡的事務。但是，僅僅在總統向國會提交了那份防務藍圖的幾天之後，我們就面臨著一個決定，它顯示出，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運氣——並非盡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授權中央情報局組織軍隊，並在中美洲訓練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組成的隊伍，準備入侵古巴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一年以前，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握了島上的權力，並且，正明顯地將古巴帶入蘇維埃的陣營。肯尼迪政府繼續執行了這個計劃，準備部署對古巴的入侵。
　　現在，在他就職約九十天後，約翰·Ｆ·肯尼迪必須對是否執行這個計劃作出決定了。他召集了其顧問人員——總計大約九十人——在國務院舉行會議，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圍著桌子走了一圈，聽取了每一位到會者的意見。除了一個人例外——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阿肯色州的民主黨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對——到場的每一個人都對行動表示了支援。這是一項中央情報局主持的行動，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所有成員也都贊成了這一行動。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我，儘管並不感到十分的樂觀，但也都投了贊成票。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豬灣，入侵行動開始了。就像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我們遭受了「完全的失敗」。事實很快證明：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間諜人員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組成的軍隊中；與中央情報局的估計相反，古巴人民也並未舉行遊行示威來支援入侵行動；菲德爾·卡斯特羅神速地調集了他的部隊，人數之多遠遠超過了我們預料；掩護地面登陸的空中行動也缺乏周密的計劃，漏洞百出；撤向山區的「安全出口」位於一片長達八十英里、無法穿越的沼澤地上；華盛頓插手這次行動被揭露後，全球響起了一片譴責之聲——致命的錯誤接連不斷。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出現在國家的電視螢幕中，毫無保留地全部承擔了這一巨大的過失。
　　他的做法喚起了我內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經主管了五角大樓，但對軍事事務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說那些秘密進行的行動。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過於關注其它的問題，以及對中央情報局策劃其行動的過於信任，導致了我輕易地接受了他們的計劃。我聽到過那些主張入侵的介紹，甚至，轉交給總統過一份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所作的評價報告。他們認為，入侵將或許會導致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的崩潰，即使這一成功或許並不會馬上出現。對於這樣一個模稜兩可的估價，我卻沒有做出絲毫的評論。事實上，我的確對情況所知甚少，無論是那個計劃還是那些事實。我使自己變成了一個無關大局的旁觀者。
　　第二天，我來到了橢圓形辦公室，說：「總統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決定時我在哪裡。我就在那間屋子裡，除了一個人以外，你的全部顧問——包括我——都建議你做出這樣的決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去電視上說明這個事實。」
　　約翰·Ｆ·肯尼迪聽完了我的話語，「鮑勃，」他說，「我非常感激你願為此事承擔責任。但是，我是總統，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們的建議，然而，我卻這樣做了。責任完全在於我，並且，我也無意向你，或艾森豪威爾，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責任。」
　　我從心底裡欣賞他的大度，這次事件使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我下定決心再不會讓他失望了。

天下創世

第二章　早期的歲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於伊始之際即至關重要，認不清萌芽時期的隱患，就無法應付成熟之後的災禍。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現總是那麼微不足道，我與越南所結的不解之緣最初也是這樣。約翰·Ｆ·肯尼迪接任總統之際，一場日漸蔓延、異常複雜的東南亞危機正擺在我們的面前，而我們卻對其所知甚少，缺乏應付事態的基本經驗和起碼的設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於意識到，這些問題已成為南越吳庭艷搖搖欲墜政權的心腹之患，其錯綜複雜之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最初的預想。我們只能進一步理清這些問題，以尋求應付之良策。
　　貫穿整個約翰·Ｆ·肯尼迪執政的時期裡，我們遵循著兩個基本前提來進行工作，而事實最終也證明，這兩點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臺和共產主義者的勝利將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威脅。另外一個前提則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而美國則應該將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訓練和後勤供應上。依據後者，在一九六三年，我們實際上已開始部署分階段地撤離美軍。這一行動遭到了某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將極有可能導致南越甚至整個亞洲的喪失。
　　一九六一年，我對東南亞的看法與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的主張略有不同，他們也親身參加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洗禮，也從報紙上獲得了外交事務的信息，但是，他們對於地緣政治和亞洲的事務則所知甚少。我們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去戰勝德國和日本的侵略，而戰後卻只能目睹蘇聯在東歐的大肆擴張。因此，我接受了喬治·Ｆ·凱南的觀點，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務》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須在美國的率領下，採取一種遏制政策來反對共產主義者的擴張。在考慮國家防務和西方軍事力量部署的決策上，我將此觀點視為基本的準則。
　　與大部分美國人相同，我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整體。我認為蘇聯和中國正在協手合作，試圖擴展他們的統治。當然，事後來看，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他們就不再有聯合的戰略了，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然而，他們的分裂從醞釀到暴露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時，共產主義似乎仍處於一種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中。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已經控制了中國，並且與北朝鮮一起，並肩與西方進行了戰鬥；尼基塔·赫魯曉夫也發出預言，共產主義者將通過「民族解放戰爭」在第三世界贏得勝利，並且向西方宣告，「我們將埋葬你們。」一九五七年，當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顯示了其在空間技術的領先地位時，他的恫嚇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又將他的攻擊點移到了西柏林問題上。現在，菲德爾·卡斯特羅也已將古巴變成了共產主義者在我們半球的橋頭堡。我們已經開始體會到四面受敵的滋味，這種恐懼奠定了我們對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矗與當時許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並不認為，共產主義者的危險是無法遏制的。它的確是一種威脅，但並非不能應付，我贊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觀點，他發出號召，要求美國和西方國家承擔起進行長期鬥爭的重任。「每一個國家這都應知道，」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無論它對我們抱有善意還是惡意，我們都將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義務和艱難困苦，支援朋友反對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存和實現。」
　　我對印度支那特別是越南的近期歷史是有所瞭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人胡志明就已開始從事解放祖國的活動。我也知道，日本於二戰時期佔領了這個國家，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宣佈了越南的獨立，但是，美國卻又預設了法國重返印度支那地區，這主要是擔心，一旦法美關係出現裂痕，將給抑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困難。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年中，法國對胡志明的軍事行動受到了我們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援者則是那些中國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國的眼裡，印度支那正是我們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戰中至關重要的堡壘。
　　五十年代期間，顯而易見，越南共產主義者的運動與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馬來亞是馬來西亞西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組成部分——譯者）和菲律賓的游擊隊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們並沒有將這些活動視為民族運動——就像以後他們表現的主流那樣——而是將它們視為共產黨人為在亞洲建立自己統治而進行的統一行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胡志明稱為「印度支那國家民族獨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敵。」
　　我還知道，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儘管，它明顯並不情願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派遣到這一地區，但有關共產黨人在該地區造成威脅的警告則不絕於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的，」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他接著說道，「這種損失將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這一年，我們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了責任，承擔了保護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線以南部分的義務。我們也開始就東南亞條約進行磋商，有條件地承諾了對印度支那的保護。並且，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們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最後，我還意識到，在擔任參議員之時，約翰·Ｆ·肯尼迪就對艾森豪威爾關於東南亞的觀點作出過積極的反響。「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道，「它是我們的子孫，我們絕不能拋棄它，我們不能無視它的需要。」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後，兩方面事態的發展強化了我考慮越南問題的思路：古巴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日益密切，和蘇聯在柏林進行的新挑釁。兩者似乎都標誌著共產黨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按照這一思路來考慮問題，在越南加強美國的勢力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了，因為，越南的喪失以及其後的多米諾現象，極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整個東南亞。
　　然而，我對東亞問題仍然所知甚少。我從未去過印度支那半島，也不懂得那裡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許多人在這方面與我完全相同，這包括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以及許多其他人。當面臨越南問題時，我們這些決策者竟然發現，那是一塊鮮為人知的土地。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的政府也缺乏專家來提供咨詢，以彌補我們在這方面的無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機出現之時，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都能求助於盧埃林·湯普森、查爾斯·波倫和喬治·Ｆ·凱南等高層人士，他們對蘇聯有極深的瞭解。然而，無論在五角大樓還是在國務院，高層官員中卻無人對東南亞有像樣的瞭解。據我所知，五角大樓中僅有一名軍官，參與過那一地區鎮壓暴亂的行動——中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他曾擔任過菲律賓拉蒙·麥格賽賽和南越吳庭艷的顧問。但是，愛德華·蘭斯代爾的職位相對較低，在地緣政治學的知識方面也所知甚少。
　　這一差距極有諷刺的味道，因為它的出現與五十年代氾濫的麥卡錫主義有直接的關係，國務院中第一流的東亞和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瑟維斯、以及約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場歇斯底里式的熱潮中遭到了清洗。由於缺乏這類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見和犀利的洞察，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鬥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於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在對待中國和越南的問題上，為什麼我們沒有像對待南斯拉夫——一個擺脫了莫斯科控制的共產黨國家——那樣來考慮問題呢？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鐵托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他與斯大林早已公開地進行爭論。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古巴又於近期倒向了蘇聯，這似乎極其明顯地表明，獨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將他們的運動並入共產主義者的軌道上。因此，我們沒有將胡志明與馬歇爾·鐵托等同起來，而是將他與菲德爾·卡斯特羅歸為一類了。
　　就像其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前任一樣，肯尼迪政府也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些並不牢靠的判斷，事後，我們也未對這些假設做批判性的分析。顯然，在我們決策的基礎中，就存在著致命的失誤。其它方面也有許多失誤，我將指出這些錯誤並進行分析，以為日後提供有益的借鑒。有關越南問題的著述已是浩如煙海，對這一戰爭的描寫也已極為詳盡，我無意再重複他人的論述，而是想將觀察的視點集中在十一個關鍵事件或決策上，以便討論它們與決策內容和程式上的聯繫：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爾總統與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會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決定。根據該決定，一萬六千名美國軍事顧問被陸續派往南越，以幫助其進行訓練，與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宣佈，他期望訓練的使命將於一九六五年完成，並且，他將在九十天內（即截止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撤離美國的培訓人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軍事政變發生，吳庭艷總統在政變中喪生。
　　·林登·Ｂ·約翰遜接任總統後的前十二個月裡，南越政局處於動盪之中，以及美國政府對事態的反應。
　　·一九六四年八月東京灣事件期間，總統做出的反應，以及隨後國會的決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麥喬治·邦迪提交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一份備忘錄，這標誌著事態的重大轉折。在隨後的幾周裡，美軍開始了空襲北越的行動。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萬五千名美軍將士將被派往南越。此時，我們也意識到，以後還會需要更多的部隊。
　　·一九六五年後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認定軍事手段無能為力之後，我們反覆努力，試圖以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們決定，年底之前將向越南增派二十萬部隊，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戰爭絕無迅速結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場尖銳的辯論，其議題涉及戰爭的指導和日後美軍力量的加強——這場辯論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離任。
　　有些斷言認為，在與越南有關的整個時期裡，包括我在內的軍界和政界的領導人物，不斷對事件做出了錯誤的分析，這極大地影響了政府的決策和公眾的看法。隨著我對事情的述說，我將對這些斷言發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之間那次暫短的會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爾任職的最後一天。他與他最親密的助手們——國務卿克裡斯琴·赫脫、國防部長托馬斯·蓋茨、財政部長羅伯特·安迪生、參謀副官威爾頓·珀森斯上將——會見了新任總統約翰·Ｆ·肯尼迪，以及即將就任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財政部長道格拉斯·狄龍、交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議我們將面臨的問題以及國家中的頭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們的談話涉及了眾多的問題，但重點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島的問題。我素來對僅憑記憶來記錄事情的細節沒有把握，事後不久，我和幾位當事人都寫下了備忘錄，以備回憶。這些備忘錄和一些以後寫成的回憶錄表明，當事人對艾森豪威爾所持的觀點有不同的見解，他曾在這次會見中向約翰·Ｆ·肯尼迪通報了有關對東南亞軍事介入的情況。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上，艾森豪威爾注意的焦點實際在於老撾，而非越南。老撾共產黨組織巴特寮已大大加強了。
　　對美國所支援的富米·諾薩萬軍隊的進攻，以便控制整個國家。克拉克·克利福德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指出，目前，就整個東南亞地區而言，老撾的地位舉足輕重。倘若老撾失落於共產黨人之手中，這將給泰國、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他還說，他認為老撾（並暗示到越南）的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無法說服盟國與我們共同行動的話，那麼，他寧願『孤注一擲，採取單獨介入的活動』」。迪安·臘斯克對會議的記憶與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說法大致相同。他認為，他聽到了艾森豪威爾對老撾採取單方面行動的建議，如果這是阻止其倒向共產主義的唯一選擇的話。然而，我的備忘錄——這是依據我在會議上的記錄應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要求整理而成——則顯示，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實際上是含混其詞的。令我留下極深印象的是，對於適當的行動方針，他從未做出明確的答覆。我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情況通報中反對由美國聯合老撾採取單獨的行動，」並且，根據我的記錄，艾森豪威爾對約翰·Ｆ·肯尼迪直截了當地發問：「在阻止中國共產黨人介入老撾方面，我們應採取什麼行動？」也未做出任何答覆。我總結性地寫道，「艾森豪威爾無條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撾，從長遠來看，我們將失去整個東南亞』。」
　　道格拉斯·狄龍的回憶與我的備忘錄極為近似，他後來向一位學者談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龍對問題的看法甚至更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赫脫肯定得到了內心的滿足，因為他們將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推給了肯尼迪。」按照我的看法，狄龍的觀點無疑是準確無誤的：對於如何處理東南亞問題，艾森豪威爾的確胸無成竹，他十分樂意將此難題留給民主黨人。當然，我們並非要責怪他留給了我們一個無從下手的難題，印度支那問題的確極為棘手，無論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我們都對此有所定論，只是在其究竟為何難以處理上，我們的國家花費了以後十四年的漫長時間，才痛苦地領會到其中的真諦。
　　其它的證據也顯示，艾森豪威爾的確感到了為難。事後曾有報道說，在與約翰·Ｆ·肯尼迪會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對其手下的人說，「即使捲入戰爭，我們也決不允許老撾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邊府危機發生時，他的態度則與目前的說法大相逕庭，當時，他做出決定，反對美國介入此事。或許，隨著世界局勢的逐步明朗，他調整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但我卻很難將兩者統一來看。艾森豪威爾也會像我們一樣，最終進入越南戰爭嗎？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不解之謎。
　　我只知道，我們並未對問題進行深思熟慮的分析，而在解決方法的選擇上，也只得到了模稜兩可的答覆。唯有那些不祥的預測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撾，我們將會失去整個東南亞。根據這一預測，西方世界就必須要採取某些行動，以阻止這一預言成為現實。這次會晤對約翰·Ｆ·肯尼迪和我們大家來說，都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後來在尋求解決東南亞問題的途徑時，它左右了我們的頭腦。
　　幾周內，事情就變得很明顯了，除了老撾之外，南越的情況也越來越糟，其發展之快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想。三月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親自挑選了一個非正式顧問團，在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的率領下，進行實地考察，並要求他們對行動方針的選擇提出建議。五月八日，他們呈交了報告，要求在南越大規模增加美國軍事人員，從原先的幾百人增加至幾千人。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權衡再三之後，簽署了增加一百名顧問和四百名特種兵的命令，以幫助南越人訓練鎮壓暴動的技術。這一人員的增派是極有限度的。
　　與此同時，老撾的局勢也在日益惡化。八月份，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迪安·臘斯克建議，除了按北約組織的一項計劃，準備採用軍事行動來保衛印度支那之外，我們也應繼續進行外交談判。北約的計劃要求派遣一支三萬人的軍事部隊，由締約國提供人員，這包括英國、法國和美國。然而，英法兩國都明確表示，他們並無派出部隊的打算。迪安·臘斯克的建議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說，在決定任何有關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提案之前，他應當在老撾與世界上其它問題之間進行仔細的權衡。柏林問題尤其令我心焦，其緊張程度已經上升到這樣高度，即我們打算派遣六個師的兵力（將近九萬人的軍隊）去歐洲。我爭辯說，無法想像，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也能進行全面的調動來介入東南亞的戰爭。總統做出了結論——迪安·臘斯克也贊同——我們絕不應該在不顧世界上可能發生其它事情的情況下，來承諾對北約計劃的執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擊隊已大量地進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強了對吳庭艷政權的攻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決定，派遣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沃爾特·羅斯托前往南越，進行考察並就我們的行動方針提出建議。在他們提交的報告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指出，我們已經極為可觀地增加了對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現在，提供了更多的顧問人員和裝備，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戰部隊。他們評價說，這些步驟意味著在戰爭中的我們與南越「從顧問轉向夥伴關係」的根本變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倉猝地擬定了一份簡明扼要的備忘錄，談到了上述的建議，並交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該備忘錄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和我的副部長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等人的意見。
　　我認為，泰勒—羅斯托的報告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在阻止南越陷入共產黨人之手的目標上，美國是否將親自承擔起義務？為了實現這一承諾，我們將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軍事人員，並做好日後不斷增派的準備，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結論性地說道，我們「傾向於建議」，即我們應該全面接受建議中談到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具體方法。
　　將備忘錄送往白宮後，擔憂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總統提交我們的建議之前，我們是否過於倉猝地做出了結論。在其後的幾天裡，我埋頭鑽研了越南問題。隨著探討的不斷深入，形勢似乎顯得越來越錯綜複雜，而我們運用軍事手段來處理這一問題的能力，似乎也變得越來越讓人捉摸不定了。最後，我意識到，對於泰勒—羅斯托觀點的贊同，是一個極為輕率的決定。
　　迪安·臘斯克和他在國務院的顧問們也做出了相同的結論。十一月十一日，在進行了更為充分、詳盡的討論後，他和我向總統提出了一份聯合備忘錄，大意是，反對按照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建議的方式派遣軍事部隊。
　　「我們承認，或許在某一天，這些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指出，我們正面臨著一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協心的努力，那麼，（美國軍隊）就可能是多餘的了；而如果沒有這種一致性的努力，那麼，面對那些漠不關心，甚至抱有敵意的人民，美軍也很難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後，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集中研究了這兩份備忘錄，他明確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無意做出無條件的承諾，並斷然拒絕批准美軍的介入。
　　迪安·臘斯克和我陷入了那個窘境，多年以來，這件事一直縈繞於我們的腦際。重新查閱這些會議的記錄後，事情非常清楚，我們當時的分析是極不充分的。我們忽視了五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南越的陷落果真會引發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嗎？而這是否又真會給西方的安全構成致命的威脅呢？戰爭將以什麼形式——常規戰或游擊戰——來發展？如果美軍與南越人協手作戰，我們就能贏得這場戰爭嗎？在決定是否出兵之前，我們就無法找到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難以置信的是，我們當時竟沒有對這些必不可少的問題進行探索，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歲月中，我們正是這樣來處理越南問題的，此刻，我們已無法重新體驗當時的幼稚和自信了。當時，我們對那個地區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在應付危機方面也毫無經驗。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國際問題又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僅在第一年中，我們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剛果等等問題。最後或許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當時正面臨一個從未有所準備，或者說尚未有現成答案的新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我擔心，各種政府——當然包括大多數的人民——只能進行盲目的行動。
　　我絕無辯解的意思，但這或許有助於說明我們當時的作法。
　　幾天之後，十一月十五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再次談到了關於對南越軍事介入問題上的顧慮。他擔心，此舉將導致世界兩大對立勢力的交鋒，並指出，越南的形勢與朝鮮戰爭時完全不同。朝鮮戰爭時，敵人的入侵已相當明顯，而這裡的局勢則尚未明朗。他尤其擔心，派兵前往一萬英里以外的地區，去幫助一個擁有二十萬軍隊的政府與僅有一萬六千人的游擊隊作戰，極有可能招致廣泛的反對。而且，我們在越南已投入了數十億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則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懷疑，美國將會從北約盟國中得到軍事援助。毫無疑問，他對目前的形勢極不樂觀，但是，會議仍然在毫無結論的情況中結束了。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儘管在處理南越問題上，我們尚無成熟穩定的作法，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包括總統和我——已經達成了共識，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夠處理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提供訓練和後勤物資的方式來援助他們，但卻不能參加他們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看法。如果我們恪守這一觀點的話，那麼，這一時期的整個歷史就將會面貌全非了。
　　我竭盡全力地將總統的想法傳達給軍事首領們——包括五角大樓中的人員和那些直接負責我們在越南行動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電報中，我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里·費爾特上將和在南越的美軍高級人員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寫道：「我們務必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使之適應一個長年並不明朗的政治結構和非軍事的行動。」我們在其後一個月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對哈里·費爾特上將和萊昂內爾·麥加爾上將再次重複了這些觀點，告訴他們，美國軍隊將不會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於基本的分歧並沒有被接觸，或者說，對其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解釋，因此，直到兩年之後總統去世之時，對這一問題的辯論在政府中仍然持續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參謀長聯席會議交給我一份備忘錄，並要求我轉交給總統。在這份檔案中，他們聲稱，在阻止南越喪失方面，美軍將會是極有效果的，並且敦促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下達進行軍事部署的命令。這些首領們認為，該項提議絕對符合美國的政策。「美國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變的目標之一是，阻止共產黨人對南越入侵的勝利。」然而，他們錯了，準確地說，這項基本的決策還未被最後決定。
　　一月二十七日，我將他們的備忘錄轉交給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並附上了一個簡短的意見：「目前，我們在南越的（訓練）項目尚未提供足夠的經驗，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們的建議。」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幾個月中，我們逐步理清了國防部各項事務的頭緒，而越南問題則遠遠不是最大的問題。但是，並不像許多其它的問題那樣——我將它們交給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處理，而是親自承擔起處理越南問題的責任。這樣做的答案只有一個：儘管只是作為顧問，但是，這畢竟是美國捲入戰爭的唯一地區。我深感對此事負有極為重大的責任，因此盡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這項事務之中。這最終導致了人們「麥克納馬拉的越南戰爭」的說法。
　　一九六二年，隨著我與南越接觸的加深，我結識了它的領袖吳庭艷總統。我們一起在他的辦公室裡開了幾次冗長的會議，辦公室設在嘉龍宮（音譯）中，天花板上吊著嗡嗡做響的電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燦燦的飛簷。我們以為，吳庭艷的意圖是將人民帶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澤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學院中學習，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念的有力證明。然而，隨著我們對事物瞭解的加深，我們逐漸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是吳庭艷和他周圍的人，還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結構，都缺乏與南越人民的直接聯繫，他也從未試圖加強過這種聯繫。我們對他的判斷完全走入了誤區。
　　由於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吳庭艷在我眼裡完全是一個難解之謎，事實上，每位見過他的美國人都有與我相同的感覺。從外表上看，他顯得專制獨裁、多疑多慮、吞吞吐吐，並高高凌駕於人民之上。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據說吳氏從不與女性交往：他從未結婚，並被認為，從未有過性的經歷。但是，他最親近的人物之一則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雖然嫁給了吳庭艷那位擅長權術、頗有勢力的兄弟吳庭儒，但實際上也扮演著吳庭艷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後，儒夫人給予吳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緊張，並時常與他爭辯一些問題，顯而易見，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許多儒夫人的意見。當然，對於具體的內容，我仍然是一無所知了。甚至，時至今日，我也無法搞明白，對於其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吳庭艷究竟考慮到了一些什麼樣的長遠目標。
　　就像絕大多數來到過這個國家的美國人一樣，甚至按照我的推測也包括許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裡，儒夫人聰明、堅強、漂亮，但也凶暴殘忍、詭計多端——簡直就是一個十足的巫婆。
　　儘管，我們察覺到了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仍然接受了社會對吳庭艷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聞週刊》就稱他為「自由亞洲最富才能的領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靈通人士，包括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是一位前任的東亞歷史學教授，也對吳氏進行了高度的讚揚，因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將國家引向了獨立。「這一時期」，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九六三年寫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潰和引進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動亂和陰謀，清除無處不有的腐敗方面，他個人的膽略、正直、果斷和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吳庭艷的確完成了非凡的業績，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異，努力建立起一個國家，而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視眈眈的壓力下完成的。這正是我們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確存在著不足，甚至非常明顯，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吳庭艷更傑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樂觀。
　　然而，我們對吳庭艷總統所做的判斷究竟是否是正確的呢？我們對所面臨問題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否會成功呢？當我們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國度之中，我們不懂這裡的語言與文化，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著歷史、價值觀念和政治傳統上的根本差異，而我們卻要與這個民族並肩作戰，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進行判斷呢？諸如此類的問題像一堆亂麻一樣，塞進了我們的頭腦，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
　　我們從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們——我、總統、麥喬治·邦迪、迪安·臘斯克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無人對此表示滿意。當然，我們要求得到有關軍事行動的情況報告。並且，我們也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那些分析材料，我們駐西貢的大使館洪水般地送來了這類材料。很早之前，我們就決定，需要定期召開華盛頓和駐西貢美國高級軍官之間的會議，以共同協商問題的解決。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底開始，我就頻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會議在太平洋美軍司令部舉行，這裡可以俯瞰整個珍珠港。約有來自華盛頓、西貢和夏威夷的軍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將聚集在一間洞穴式的會議室裡，來聽取一長串的情況匯報。這裡十分擁擠，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緊張，這使人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問題上，也妨礙了我們聽取報告的真實內容和富於見解的建議。
　　無獨有偶，我們在越南的會議也有相似的情形。會議在美軍司令部舉行，最初是在西貢鬧市區巴斯德街上的一家飯店裡，這裡曾是殖民時期的一家旅館，後經過了改建。後來會議又挪到了城市的西郊，在新山一空軍基地舉行。由於越共對會議地點瞭如指掌，所以他們常常對會議進行襲擊。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們在一座橋下安置了地雷，企圖暗殺我，因為，他們獲悉，該橋將是我前往西貢的必經之路。
　　南越警察發現了這一行動，並在我即將通過這裡之前，引爆了地雷。
　　後來，一些評論者對我們熱衷於這類會議進行了百般指責，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們獲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儘管信息遠遠不夠完善，但夏威夷和越南的會議卻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將總統的想法和目標從華盛頓傳送給在越南的同僚們，同樣，也使他們能夠就未來的行動提出報告和建議。如果沒有這樣的會議，我們的情況將會更糟糕的。對此，我至今仍堅信不移。
　　從華盛頓奔赴會議地點時，我們乘坐著一架後來被人們戲稱為「貧窮者７０７」的飛機。就任部長之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國防部公務中配備的幾架專用飛機，我們沒有必要使用這些高檔的飛機，這包括一架三等的「空軍一號」和幾架體積不大但卻價格昂貴的洛克希德飛機。作為這些飛機的替代，我指示喬治·Ｓ·布朗准將（我的軍事助理，他後來成為了空軍首領，並最終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去設計幾個造價在兩萬美元以內的座位，當高級人員需乘坐飛機執行特殊公務時，這些座位可以臨時安裝在一架運輸機上，以供使用。
　　這架運輸機是由一架ＫＣ—１３５運油機改裝而成的，它被裝備上機翼燃料箱，這樣，其飛行長度幾乎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地點中間不作停留地飛到另一地點。在７４７型面世很早以前，它就能不停頓地從巴黎飛往西貢，並可在只停留一次的情況下，從西貢飛到華盛頓。
　　這種飛機也有一大缺陷：它沒有隔音設備，但我還是拒絕花錢去安裝它。因此，在機上談話是非常困難的，好在與我經常同行的侶伴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助理國務卿Ｗ·埃夫裡爾·哈里曼都患有輕微的耳聾，即使有隔音設備，他們也不願過多地交談，這種情況恰好為他們靜靜地坐著提供了借口。
　　後來，我放鬆了某些方面的支出限制，我們也有了經費，在飛機上安裝了幾個床鋪、一張秘書用的辦公桌、以及其它的設備。從那以後，每當晚間我們從西貢或火奴魯魯起飛後，我們就可以吃晚飯，寫出給總統的報告，並在我們睡覺時由秘書將它列印出來，這樣，在次日我們返回華盛頓後，即可將報告交給總統。
　　旅行的安排非常緊湊。以夏威夷會議為例，我將於星期日下午離開華盛頓，經過九到十個小時的飛行，於當地時間午夜之前到達火奴魯魯，星期一整天的時間，我都將與太平洋美軍司令部和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們進行會議，我們於星期一晚上啟程，睡覺是在旅途中進行的，然後，於星期二早晨向總統匯報。
　　博比·肯尼迪告訴他的兄弟，這一時間安排簡直是在置我於死地。這樣，總統敦促我偶爾抽出一天時間來，可以帶著瑪格麗特，使用他的「空軍一號」專機，去一處豪華的別墅放鬆一下。這些別墅設在懷基基海濱的魯西堡，是軍隊用來接待最高層人員和高級貴賓的。我只這樣做了一次。結果，《華盛頓郵報》的德魯·皮爾遜專欄披露了此事，全國各報又競相轉載，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部長濫用國家資產供自己享樂的醜事成為風靡一時的新聞。我們只好返回到那架「貧窮者７０７」上去。
　　如我所言，夏威夷和南越之行給我和我的助手們創造了良機，使我們可以直接從大量的美國和南越同僚那裡瞭解情況。與此同時，我們也時常向一些獨立的觀察者進行咨詢，以彌補會議中信息的不足。這方面，我特別注意與以色列的軍事奇才莫歇·達揚將軍和英國反暴動專家羅伯特·湯普森爵士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在五十年代期間，羅伯特·湯普森爵士曾成功地指揮了鎮壓馬來亞游擊隊的行動，目前，他擔任了英國在南越顧問團的首領。
　　根據各個方面的信息來源，迪安·臘斯克和我以及助手們將信息彙編成報告，不斷地送往國會和新聞界。這些信息是否準確無誤呢？當時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事後來看，答案卻是這樣的，即，這些報告——包括我自己的——在軍事形勢的分析上常常過於樂觀了。然而，我的那些關於政治制度穩定性——我一直強調，它是軍事勝利的前提條件——的報告，卻對形勢作出了切中要害的分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三月，在華盛頓廣告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我說道，「相對比於軍事的行動而言，政治和經濟的行動在鎮壓游擊戰上，至少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甚至，可能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一次採訪中，該採訪於十一天之後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我說，「東南亞是太平洋安全的關鍵所在，而太平洋則是美國安全保證的關鍵。然而，僅僅利用軍事力量是不會戰勝共產主義者的，必須進行其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的改革。」
　　然而，在關於美國軍事行動方面，我報告中的典型說法則是這樣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對國家被顛覆、入侵、暗中破壞等致命威脅上，南越人所採取的行動已開始起到作用了……結合他們自己所採取的行動，以及他們要求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來看，我認為，這將會改善當前的形勢。
　　但是，要預測最終的結局，目前還為時過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們對越南的軍事援助正在開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傷最嚴重的地區——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開始向越共發動了攻勢，鎮壓那裡的叛亂……南越的軍事部隊正以更大的規模，更為頻繁地向越共發動攻擊……現有的跡象令人鼓舞，我們目前期望的是，繼續維持這一事態的發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
　　我認為，如果說時局已經扭轉，或預言最終的結果，似乎仍然為時過早。但是，這一年中，進展則是極為驚人的……我們收到許多關於進展的報告，這的確令人欣喜。無論是按照南越部隊與共產黨入侵者傷亡人數的比例來看，或是根據其它的方法來衡量，進展都是極為明顯的。
　　為什麼對於南越政治形勢的分析和評價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結論，而通過反思卻發現，那些關於軍事進展的看法是過於樂觀的呢？
　　我們的軍事將領們在夏威夷和南越會議上的匯報，將構成那些軍事報告的內容。每次會議上，我都要會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羅·Ｄ·哈金斯上將。他身材高大，舉止瀟灑，能言善辯，無論其外貌還是其口才，都與將軍的身份極為一致。他是博學多才的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高足，儘管，他還不具有其導師的淵博學識，但卻極為坦誠，具有極強的說服能力。
　　保羅·Ｄ·哈金斯上將和他的同伴們在報告中指出，南越的軍隊已經阻止了越共的進攻，並收復了農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羅·Ｄ·哈金斯在火奴魯魯告訴我，「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贏家的一方，如果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計劃，我們將會看到，越共的行動逐漸走向低落。」
　　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我都絕不會相信，他和其他軍官會故意誤導我的思路，這與他們的職業素養和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我還可從其它渠道獲得信息，並可用來與軍隊將領的說法進行核實——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媒介機構，這裡只列舉三者。
　　導致他們過於樂觀的原因來自於其它的方面。現在真相已經大白，他們當時從南越人那裡得到的情報是極不準確的。
　　南越人總是按照美國人希望聽到的消息來進行匯報。就像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Ａ·麥科恩後來寫道的那樣：駐越軍援司令部和大使館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涉及……其中越共在幾個省的活動情孔，以及ＳＶＮ（南越）政府和越共軍力的對比情況，都嚴重失實。
　　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將嚴重失實的情報，提供給了那些下層的校級軍官們……這些省和地區一級的長官們認為，他們有責任「製造資料」，以滿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種程度而言，美國的司令官們也像許多人那樣，喜歡沉溺於一廂情願的思維之中。而且，他們——就像我一樣——對這場衝突的性質也缺乏真正的認識。他們主要將其視為一場軍事鬥爭，而事實上，這場衝突具有極為複雜的民族主義色彩，是一場自相殘殺的鬥爭。
　　我總是急迫地要求我們的司令官們對進展——或無進展——做出估價。監測進展——我仍然認為，這是實現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則——在越南則幾乎完全失控了。將軍們和我對於這一失敗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場沒有戰線的戰爭中，對結果的評價方法也不好掌握。軍事人員們試圖利用數量的方法來檢測進展，諸如，敵軍傷亡的人數（對屍體的清點，令人極為反感）、繳獲武器的數量、俘虜的人數、飛機出動的架次等等。後來，我察覺到，這些方法中有許多並不合適，正在導致重大的失誤。於是，在一些公開發表的評論中，對於軍隊中關於戰局進展的樂觀情緒，我有意識地潑了些涼水，然而，收效則是極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時，肯尼迪政府對於越南問題的目標已十分明確，經常性的說法是：訓練南越人來保衛他們自己。
　　對於我來說，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就美國訓練援助的最後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這樣來考慮此問題的：訓練將達到預期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撤離將得以進行——或者，訓練未獲得成功，這需花費一定的時間來驗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撤離計劃也將需要進行調整。
　　未雨綢繆，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魯魯我就問保羅·Ｄ·哈金斯上將，他認為徹底消滅越共的軍事力量需要多長的時間。他的估計大致是這樣的：在南越的軍事力量和保安部隊能夠被充分調動，並在各個地區開始向越共發動決定性的行動，這種局面出現後大致需要一年。
　　綜合了許多人的估價之後，我做出了一個分期撤離美國顧問的長期計劃，其根據是，假設制服越共將需要三年時間，而到那時，我們在南越的顧問人數將會達到近一萬六千名。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問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在削減顧問的人數上，他有什麼樣的想法。他回答說，如果繼續取得進展，到夏天時，越共能夠被從某些特殊地區清除乾淨的話，那麼，削減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魯魯再次見到保羅·Ｄ·哈金斯上將時，他對我說，我們在戰爭中仍然取得了進展。因此，我要求軍隊做出一個分期撤離美國軍事人員的計劃，在年底時，開始撤離一千名顧問人員。
　　大約與此同時，一場宗教與政治危機席捲了南越。佛教僧侶對吳庭艷政權控制宗教自由產生了極大的反感，並發起了一場抗議運動，而吳庭艷的保安部隊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這一野蠻的舉動招致了更為廣泛的抗議活動，一些佛教的忠實信徒們甚至不惜自戕生命，採用了極其恐怖的抗議手段。我和華盛頓的其他人士均對此深感震驚，吳庭艷的統治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八月底，形勢仍然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離人員的計劃。他們說明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危機尚未平息之前，美國的軍事人員是不應該撤離的。他們建議，在十月底之前，不應就撤離計劃的實施做出決定。
　　推遲實施該項計劃的希望，反映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們的重大分歧，他們就這一問題的看法分成了兩派。在我們的使命上，雙方並無分歧，均認為是，訓練南越人以使其能保衛自己。但是，其中的一方認為，我們應該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們確實具備了這一能力，而不管這需要花費多少時間。
　　另一方則認為，我們的訓練應有一個既定的期限，期限到達後，即應撤離。倘若直到那時，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衛他們自己，那麼，將意味著他們是無法被訓練的。這些分歧尚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一直潛在地存在著，也從未被充分地討論或解決。對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總統做出的一項重大決定來說，這些分歧將產生至關重大的影響作用。

天下創世

第三章　一九六三年的寒秋（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整個夏天，佛教僧侶與南越政府之間的對抗一直處於暗中積蓄的狀態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採取鎮壓行動。在吳庭艷的批准之下，吳庭儒命令一支精銳的部隊於凌晨時分襲擊了佛教的寺院。他們擊碎了阻擋他們前進的大門，毆打那些企圖抵抗的和尚們，並將數百人關進了監牢。
　　吳庭艷曾親口向即將離任的美國大使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會再對佛教人士採取新的鎮壓行動了，然而，他卻並沒有信守諾言。與這種背信棄義行徑出現的同時，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與巴黎的戴高樂總統有關。在初夏之時，我們就得到消息說，吳庭艷通過其兄弟吳庭儒已與河內進行了秘密的接觸。戴高樂也從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報人員那裡獲悉了同一消息，他熱衷於法國對印度支那地區再度發生影響，並認為，此時正是一個絕妙的良機。他迅速發出了呼籲，希望越南再度統一和實現中立。我們還無法證實這些謠傳的真實性，但很想搞清楚，吳庭艷是否想利用此點來要挾美國，以減輕因為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我們對他所施加的壓力。
　　吳庭艷已不會再有機會上演襲擊寺院之類的慘劇了。正是在這一周，我們對於越南問題上的所有決策者——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Ａ·麥科恩和我——統統同時離開了華盛頓，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總統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瑪格麗特也在懷俄明州的特頓地區，進行一次短暫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儘管，我們的住地是有電話的，但是，由於離開的時間較長，就像我平日離開華盛頓時那樣，我授權我的副部長來處理一切事務。
　　八月二十四日，有關暴力行為的情報潮水般地向華盛頓湧來，幾位留守在華盛頓的軍官認為，這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利用它來打擊吳庭艷的統治。當天，美國已開始部署一次軍事政變，我認為，在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執政期間，這是關於越南問題的重大決定之一。小羅傑·希爾斯曼是這次行動的發起者，他接替了Ｗ·埃夫裡爾·哈里曼負責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職務。小羅傑·希爾斯曼精明能幹、勤於鑽研、頗為健談，是一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參加了游擊戰爭，並在後來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們認為，和吳庭艷在一起，我們是不可能贏得最後的勝利的，故必須除掉他。
　　小羅傑·希爾斯曼給我們駐西貢的新任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一份電報，這正是行動的開始。電文從一開始即對吳庭儒的行為進行的嚴厲的譴責：顯而易見，無論是軍隊建議實行軍事管制，還是吳庭儒欺騙他們進行了這次行動，吳庭儒都是利用他的強權去砸碎了那些廟宇……吳庭儒已經將自己放在了一個統治者的位置上，這一野心已經暴露無遺。
　　美國政府絕不能容忍權力落入吳庭儒的手中，吳庭艷必須要表明，他與吳庭儒集團沒有聯繫，並任用合適的軍政人物來取代那些人的地位。
　　倘若在你做出努力之後，吳庭艷仍然執迷不悟，拒絕接受，那麼，我們就可能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吳庭艷本身也不能被繼續保留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讓那些軍隊的要人們知道，美國已經發現，繼續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支援ＧＶＮ（越南政府）已無可能了，除非……立即採取有關行動（釋放被捕的僧侶人士），我們認為，這是清除吳庭儒影響的必要措施。我們希望能給予吳庭艷一個適當的機會來撤換吳庭儒及其同黨，如果他執意不從，那麼，我們將接受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我們對吳庭艷的支援已到此為止了。你也可以適當地選擇一些軍界的首腦，並告訴他們，在中央政府崩潰期間，我們將對他們進行直接的支援。
　　……與上述的行動相一致，大使和工作人員應緊急行動起來，選擇各種可以替換的領袖人物，並對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撤換吳庭艷的手段和方法，擬定詳細的方案。
　　小羅傑·希爾斯曼完成電文之後，八月二十四日，Ｗ·埃夫裡爾·哈里曼批准了這一電報，他新近升任了副國務卿，主管政治事務。邁克爾·福裡斯特爾立即向在海恩尼斯港口的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發去了電報，他是第一任國防部長的兒子，目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他在電文中說道，「（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和國防部正在傳閱該檔案……我們想知道，是否您會……阻止這一行動。」
　　電文的支援者們決心在當天將電報發往西貢。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找到了喬治·鮑爾，並要求他給在科德角的總統打電話。電話接通後，總統回答說，如果他的高級顧問們意見一致的話，他將同意發出這份電報。喬治·鮑爾立即給在紐約的迪安·臘斯克打電話，並告訴他，總統已經表示了贊同。儘管對此事並不十分熱心，但迪安·臘斯克還是批准了這一行動。與此同時，Ｗ·埃夫裡爾·哈里曼正在尋求中央情報局的意見。由於約翰·Ａ·麥科恩不在，他與主管該問題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進行了交談，儘管，其並不表示樂觀，但也像迪安·臘斯克一樣表示了同意，因為總統已經同意這樣做了。
　　同時，邁克爾·福裡斯特爾也打電話給在家中的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並同樣向他說，總統和國務卿已經看到了電文，並一致同意。
　　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的想法與我大致相同：我們均對吳庭艷政府日益加劇的鎮壓行為感到擔憂，但是，我們對找到一個更滿意的政權來取代它仍然沒有把握。我們認為，最佳的方法是，在說服吳庭艷改弦更張上進行努力。在軍事上，我們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顧問人員、設備和金錢，這使我們掌握了相當的權力，並且，對於我們而言，南越政局的穩定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利用揚言減少對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減對他的援助，通過一定的時間，來使他放棄那些毀滅性的行為。
　　儘管持有這樣的觀點，但批准的程式似乎已成定局，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也只好投了贊成的一票。然而，他對此舉仍然十分擔憂，懷疑情報的可信性，因此，在電報發往西貢的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給總統的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見到的人中，馬克斯威爾·泰勒是軍界最有頭腦的地緣政治學和安全事務的顧問。他們這一代軍事將領從二三十年代即投身於戎馬生涯——就像我前面說道的那樣，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國家對軍事完全忽視了，人們對軍人的態度如果不是蔑視的話，至少也是漠不關心的。馬克斯威爾·泰勒是一位戰爭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指揮了第１０１空軍師，並在既定進攻日的凌晨，率領該師空降到諾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能說六或七種語言，其中包括日語和朝語，並且，他已出版了兩部關於軍事問題的著名專著。
　　小羅傑·希爾斯曼的電報使他感到震驚——尤其是電報已被批准並發出。馬克斯威爾·泰勒知道，這標誌著我們對越南政策上的重大變化；此外，這一做法與他原先認為正確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後來他說，如果不是那些在華盛頓的反吳庭艷小集團在高層官員缺席之時，玩弄「極其惡劣的規避花招」，這一電報是絕不可能被批准的。
　　總統很快就對電報的發出感到後悔了。在後來的年代裡，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歷史的談話中回憶說，他的兄弟視這一決定為一項重大的失誤。博比·肯尼迪解釋說：「在週末的科德角，他過於迅速地做出了這項決定——他以為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務院的人們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實上，只有留守在白宮的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小羅傑·希爾斯曼和邁克爾·福裡斯特爾清楚此事，而他們又都是這一行動的堅定擁護者。」
　　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眼裡，該電報代表了一個極為惡劣的花招，我對此卻不持相同的見解。眾所周知，小羅傑·希爾斯曼有時喜歡脫離正常的官方渠道來行事，就像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樣，其他人對他的行為也聽之任之，這正是導致這一失誤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為此事的出現感到震動和悲痛，因為我意識到，就在華盛頓和西貢的官員們正為如何使吳庭艷體面下台而絞盡腦汁之際，最終導致他的垮臺和被謀殺的行動卻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對替換吳庭艷的人選做仔細的審查和估價；在試圖說服他改弦更張方面，也未採用深思熟慮的手法——選擇合適的胡蘿蔔和大棒。況且，我們過於熱衷於關於吳庭艷地位的辯論了，以致於忽視了戴高樂的建議。在前一年中，老撾的問題就是以實現中立化而解決的——假如吳庭儒和法國也能在越南實現這一方案呢？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過，它們總是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
　　電報到達西貢之後，事件開始像瀑布一樣接踵而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於次日收到了它，隨即召開了一個會議，商討如何組織這次政變。他做出決定，美國官方將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報局的工作站來負責這次行動，它已經接到指示，受命於大使的指揮。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指示他，發動一次行動，將吳庭艷從南越領袖的座位上趕下去。
　　當時，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僅僅兩天時間。他曾是一位共和黨的參議員，並是副總統的候選人。在這一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顧黨派之間的分歧，在其馬薩諸塞政治宿敵的政府中忠心工作，這使我對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認為，他過於高傲、自負，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在尚未抵達西貢之時，他已聲稱，他將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其人民的行動，視為一種可恥的舉動，並特意列舉了對於佛教徒的殘酷鎮壓。有關吳庭艷與北越人秘密接觸，企圖使其國家脫離美國走向中立的謠傳，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煩意亂。電報到達之後，他的理解與電文作者的意圖不謀而合：這是一道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下達的命令，旨在策動南越軍界人物發動一場軍事政變（事實上，如上所述，電文並沒有準確地告訴他這樣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佈了緊急的指令，中央情報局工作站的首領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員，與西貢的陳天謙（音譯）將軍和波來古的阮慶將軍接觸。他們對這些將軍們說，吳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須被清除掉，而吳庭艷的去留則可由他們來決定。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我們的動作則是遲緩的，我們仍在爭論，是否應策動一場軍事政變來打擊吳庭艷。爭論並不是一場鷹派與鴿派之間的交鋒，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南越政治穩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這種穩定性。這場爭論持續了長達幾個月之久，始終沒有公開。令人奇怪的是，儘管，在西貢的記者人員連篇累牘地發回了指責吳庭艷的消息，並不斷地分析政府對越南的政策，而華盛頓的記者們卻從未披露過我們的爭論。
　　約翰·Ｆ·肯尼迪對新聞媒介極為敏感，這是他與其前任們顯著不同的差別之一。他喜歡那些新聞記者們，並十分欣賞他們那些坦率、富於想像、頗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時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們的智商和學識，並認為，他應該對此給予重視。由於他意識到這些人在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響他們。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宮的會議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談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對寺院襲擊的新聞報道。這是那份電報發出後的第一次白宮會議。他說，他認為，儘管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確令人憎惡，但是，他們也按照我們的意願做了大量的事情，這是不容抹殺的。因此，我們不應當僅僅因為「新聞媒介的壓力，」就決定消除他們。馬克斯威爾·泰勒說，他反對進行軍事政變。他指出，南越在吳庭艷倒台後，軍隊將會分裂，而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考慮，選擇軍隊的首腦擔任國家的領袖。
　　然後，我將話題轉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貢的時間太短了，只與吳庭艷和吳庭儒進行過禮節性的會見。我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問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應該向吳庭艷談論的事情是，如果我們「允許」他繼續掌權的話，我們希望他做些什麼，以及，為了使他接受我們的要求，我們所應運用的強硬手法或拉攏方法。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誰是取代吳庭艷的最佳人選，同時應指出，如果我們袖手旁觀，讓一位軟弱的人佔據了總統的席位，那麼，「我們將會陷入真正的麻煩之中」。
　　上述兩個問題的討論，並未得出明確的答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未收到要求他會見吳庭艷的指示。
　　小羅傑·希爾斯曼強調立即行動的急迫性，但是，總統回答他說，他將於次日舉行另一次會議，並要求前駐越大使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出席會議。小羅傑·希爾斯曼並不喜歡此舉，他抱怨說，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的看法並不明朗，並且，對形勢的看法已摻入了個人的感情。總統則尖刻地答道：「這可能也是符合邏輯的。」八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首先，由中央情報局的越南問題專家威廉·Ｅ·科爾比做報告，他敘述道，西貢的局勢平靜，騷亂並沒有波及到農村地區。在回答總統的問題時，海軍陸戰隊少將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小維克托·Ｈ·克魯拉克說，在對越共展開的軍事進攻方面，內部動亂造成的影響已經大大減小，南越的軍事力量和軍事能力並未出現明顯的減弱。迪安·臘斯克特別提到，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必須就越南的問題與吳庭艷和吳庭儒進行談話。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對馬克斯威爾·泰勒前一天的判斷表示贊同，即，在那些南越的將軍中，無人具有進行統一和擔任領袖的真正能力。
　　聽取了這些意見之後，總統說，他還沒有看出有發動軍事政變的必要性，除非它已表現出勝券在握的跡象。他又問道，南越的軍方人士中有適當的人選嗎？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回答說，他未發現這樣的人選，但是，他認為，既然中央情報局已經放出了去除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消息，這樣的人物可能會出現的。
　　總統說，我們還沒有走到必須立即進行政變的地步。我提出建議，我們可以要求西貢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上將做出估價，讓他們判斷一下軍事政變是否可能成功。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告訴中央情報局，讓他們不要理睬南越的將軍們。這又招來了小羅傑·希爾斯曼的不滿。他聲言，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除掉吳庭艷就會越困難。
　　總統並沒理睬他的意見，問馬克斯威爾·泰勒道，保羅·Ｄ·哈金斯對政變持有什麼樣的想法。馬克斯威爾·泰勒回答道，還無人問過他這個問題。結束會議時，總統指示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發電，詢問他們對推進還是停止行動上，持有何種觀點。
　　我們的審議進行的越來越急迫了。在隨後的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我們於中午和晚上兩次與總統舉行了會議。
　　在中午的會議中，我提議我們必須做出決定，是否我們將希望南越軍方將領顛覆吳庭艷和吳庭儒的政權。喬治·鮑爾認為，除了支援政變之外，我們已無其它的選擇。對此，我回答說，我們並不能按照事物發展的慣性來被動的前進。總統贊同地說道，我們絕不能僅僅因為事情已經走得很遠了，就一味前進。
　　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對於除掉吳庭艷的動議，表示了極大的疑慮。他說，我們並不能以為，一個新政府就能更好地應付局面，或者說，能為戰爭的進行提供更堅實的基矗喬治·鮑爾對此持有異議，爭辯說，我們絕不可能在吳庭艷掌握政權的情況下贏得戰爭，因此，拋棄他是必然的結果。Ｗ·埃夫裡爾·哈里曼也附和地說道，我們已經失去了在越南戰鬥中的優勢，並且，如果軍事政變不出現，我們將必須打道回府了。小羅傑·希爾斯曼也補充道，現在，將軍們的行動已無法阻止了。
　　然後，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再次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以前我們也曾提出過這一問題，但從未充分地討論和回答它。倘若軍事政變獲得了成功，南越將會出現什麼樣的形勢？小羅傑·希爾斯曼也不得不承認，一旦那些將軍們控制了局面，他們究竟會如何治理這個國家？對此，我們仍然一無所知。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則認為，只有吳庭艷能夠將這個破碎的國家統一起來。
　　意見的分歧如此之大，總統要求我們再次開會的決定顯然是極為自然的了，我們將於當日晚間再次參加會議。
　　下午六時，會議再度開始。總統先會見了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然後，又召集大家一起開會。他命令向西貢發出三條電文：一條是馬克斯威爾·泰勒發給保羅·Ｄ·哈金斯上將的，要求他就形勢和南越將軍們的計劃，做出自己的估價。第二條是總統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也是要求他做出自己的估價。第三條電文是發給他們倆人的，向他們報告了我們中午的討論情況，並且清楚地告訴他們，約翰·Ｆ·肯尼迪要求他們對應該如何行動上，提供個人的看法——並不是讓他們就猜想華盛頓有可能做出的決定而做出反應。
　　第二天，當我與迪安·臘斯克再度碰面時，他已收到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的回答。他們一致認為，在吳庭艷掌權的情況下，戰爭是無法取得勝利的。但是，保羅·Ｄ·哈金斯試圖要砍斷吳庭儒和吳庭艷之間的關係，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也對此舉頗為欣賞，他建議「對吳庭艷做出最後的努力。」迪安·臘斯克敦促我們做出決定，是否指示保羅·Ｄ·哈金斯支援中央情報局去策動南越的軍隊首領們。總統則詢問，對於目前的行動方針，是否有人持保留意見。
　　我發表了我的意見。我建議，我們要求保羅·Ｄ·哈金斯去說服吳庭艷除掉他的兄弟。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同意我的觀點。我在解釋我的觀點時說：「我根本看不到另一位好的人選，軍隊的將領們正在考慮一個政變後的軍政府，然而，就我對他們的瞭解而言——我認為，我對他們瞭如指掌——他們根本就沒有長期運轉政府的能力。」
　　麥喬治·邦迪重複了約翰·Ａ·麥科恩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再次努力說服吳庭儒離開現職。小弗雷德裡克·Ｅ·諾爾廷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沒有與吳庭艷進行實質性的談話。他言之未盡之處——但我能推測到——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並無會見的打算，而其在國務院的上級也並未下達指令，要求他安排這樣的談話。
　　總統批准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出一份電報，電文談到了兩件事情：保羅·Ｄ·哈金斯應該向南越的將軍們說明，中央情報局透露的消息代表了美國的政策，但是，美國必須知道，在將軍們採取特殊的行動之前，他們的計劃是什麼；對吳庭艷最終將如何處理，目前還尚無定論。
　　總統仍然心有疑慮，為了表明此點，他、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同意，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電報應該附上第二份電文——政府中的其他人均未看過這份電文。
　　在這份秘密的電文中，總統告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憲法賦予總統和總司令的責任，我希望向你說幾句話：……直到南越將軍們開始行動的最後關頭，我必須保留改變方針和撤銷以前指示的應急權利。」他接著說，「由於充分考慮到……這一撤銷所造成的後果，我知道，依據我的經驗來看，相對於優柔寡斷而言，這將會招致更為致命的失敗。對於這樣的改變及其後果，我將理所當然地承擔全部的責任。」
　　八月三十一日，會議在迪安·臘斯克的會議室再次進行，事情變得非常清楚，其他人也與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一樣，對事情的進行存有疑慮。迪安·臘斯克在開始議論時說道，我們的思路似乎整整兜了一圈，又轉回到原來的姿態上，即表現美國支援軍事政變的那份八月二十四日電報之前的狀態。
　　他主張，我們必須讓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訴吳庭艷，他的鎮壓已威脅到美國對他的繼續支援，並提議，我們應向駐越大使詢問，讓他談談，在有關佛教人士的安全和吳庭儒夫人的去留問題上，吳庭艷可能會做出哪些退讓。我完全贊同這些觀點，並強調道，必須再次建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和南越政府之間的聯繫。十分明顯，明智的做法是，在八月二十四日電報之前而不是以後來完成這些工作。然而，會議並沒有對我的觀點做進一步的探討，就結束了，也未對洛奇和他的同事發出指示去指導他們如何行動。
　　正是在這一混亂的局面中，九月二日，ＣＢＳ電視台將它的晚間新聞從十五分鐘延長到三十分鐘，播放了沃爾特·克朗凱特採訪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畫面，地點是海恩尼斯海港他住宅的院子裡。沃爾特·克朗凱特說：「總統先生，目前，我們唯一捲入熱戰的地區，無疑是越南了，並且，十分明顯，我們在那裡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總統答道：「我並不這樣認為，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贏得廣泛的支援，那裡的戰爭就不會勝利。從根本上說，這是他們的戰爭。只有他們才是戰爭的勝利者或失敗者。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給他們提供裝備，可以派出我們的人員作為顧問前往那裡，但是，他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在這場越南人民反共產黨人（特意強調此點）……所有我們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這一點是務必要明確的。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我們應該撤離的那些說法，撤離將是完全錯誤的。」
　　總統的意思顯然極為清楚，他堅信，只有南越人才能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毫無疑問，他也絕沒有流露出任何要派出美軍戰鬥部隊的跡象，既無打算用美軍部隊去加強南越軍隊的實力，也無以美軍去取代他們的意圖（吳庭艷也並未透露出任何跡象，顯示他歡迎這樣的行動）。
　　之所以我在此引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這些話語，是因為我認為，就美國在這場戰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這些話語反映了他深思熟慮之後的結論。
　　在九月三日的會議上，總統推測性地指出，法國在越南追求的目標，正是其鄰國老撾在最近的國際性談判中獲得的東西——中立化，這涉及三個敵對勢力集團之間的聯合。但是，他確信，中立化在老撾是不會順利進行的，同樣，對於其鄰國是否能順利實現這一目標，他也抱以極大的懷疑。然而，無論是那時還是以後的任何時間裡，我們都從未認真地探討過，一個中立的南越——倘若這能取得成功的話——究竟可以在地緣政治上給美國帶來何種影響。形成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南越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中立，它將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中，而其結果則只能是，導致了艾森豪威爾所展望的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對於中立化的選擇甚至沒有進行過起碼的探索，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如果當時有一位像戴高樂一樣的社會活動家來倡議此事，那麼，他至少會使我對此事認真地看兩眼。然而，我們所處的位置涉及眾多的關係，要想調和它們是極為困難的。我們（尤其是迪安·臘斯克）擔心，作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迪安·臘斯克認為，我們應對南越的安全負有責任，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遺失了面子，那將會削弱我們在北約中的地位。東南亞條約組織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按照條約的規定，其成員國只能在按照本國「憲法程式」「遇到共同危險」時，進行相互間的「協商」。
　　另外一份獨立的檔案標明，柬埔寨、老撾和南越將作為這樣的地區，即如果它們受到威脅，將「危及」該條約簽署國的「和平與安全」。然而，該條約簽署國之一法國則認為，它將不受條約規定責任的約束，並且它似乎暗示，美國的介入將會對我們的共同利益產生危害。既然，法國——一個具有豁免權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和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防務承諾的頭號受惠國——認為，一個中立化的越南並不會嚴重地削弱北約或西方的防務與安全，那麼，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也應該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然而，我們卻沒有這樣做。
　　會議最後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應當盡可能早地會見吳庭艷，與他就我們八月三十一日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的議題進行討論。
　　但是，當九月六日我們再次碰面時，令人費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會見吳庭艷。正是在此時，博比·肯尼迪開始積極地介入此事了，自從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報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後，他就開始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越南問題了。他刨根問底地大聲問道，如果我們已經做出定論，即與吳庭艷在一起我們將喪失戰爭的話，為什麼「現在我們不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他的意思是，我們應以撤離進行要挾。
　　這引起了迪安·臘斯克的警覺，他回答說，如果越共佔領了南越，那我們將陷入「真正的麻煩」，其言下之意是，以撤離進行要挾將是「引火燒身」。馬克斯威爾·泰勒支援他的觀點，他提醒我們，僅僅三個星期之前，我們仍然認為，與吳庭艷在一起我們將能贏得戰爭，並且，參謀長聯席會議也與我們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後，迪安·臘斯克又繼續將我們目前的位置——與吳庭艷對話——描述成第一階段。他指出，我們一旦撤離，那將不會再有第二階段了。「在撤離之前，」他說，「我們可以進行策劃政變的考慮」——彷彿我們仍未進入發動一次政變的過程！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在所有這些辯論中，我們仍然沒有對支援和反對撤退的理由進行認真的分析。
　　在這一關鍵的時刻，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有了更深刻的見解，這表現在九月九日他對ＮＢＣ電視台晚間新聞節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的談話中。「總統先生，」戴維·布林克利問道，「所謂的『多米諾理論』認為，如果南越陷落了，東南亞的其它國家也會緊隨其後的。您對此表示懷疑嗎？」或許是想到了艾森豪威爾的警告，總統答道，「不，我相信這一理論……中國的領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個巨大的龐然之物一樣，屹立在邊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們，那將不僅會為他們在馬來亞開展游擊戰爭提供有利的地理條件，而且，也會給人們造成深刻的印象，即，東南亞的發展趨勢將掌握在中國和共產黨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這一理論。」
　　九月十日，我們的審議重新開始。博比·肯尼迪說，我們應該對與吳庭艷和吳庭儒有關的特別行動進行討論了。我在回答時指出，我們似乎還缺乏可行的方法：「我們已在試圖推翻吳庭艷，但是，卻沒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適人眩因此，一方面，我們已無可能與吳庭艷繼續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確定合適替代人選上，我們也未取得新的進展。我們應當重新返回到三個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Ｗ·埃夫裡爾·哈里曼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作為一位我敬佩萬分的人物，就像納爾遜·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龍一樣，Ｗ·埃夫裡爾·哈里曼是屬於那類出身於富豪之家，但卻又熱衷於為公眾服務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了駐蘇聯大使；杜魯門執政之時，他就任了總統特別助理一職；並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還擔任過紐約州長的職務。
　　然而，在後來紐約州長選舉失敗後，他仍然極為渴望返回華盛頓，以輔佐年輕的新總統。儘管，他已有六十九歲的高齡，但仍接受了巡迴大使這一並不顯眼的職位，而政府裡的工作人員大都非常年輕，與他的兒女們年齡相仿。Ｗ·埃夫裡爾·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這使他很快取得了總統的信任，先後被任命為美國出席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團長，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
　　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就吳庭艷撤換的問題，他與我進行了坦率的辯論。他認為，吳庭艷已經創造了這樣一種局勢，以致於在他的控制下，我們無法在越南實現任何我們的目標。馬克斯威爾·泰勒和約翰·Ａ·麥科恩則站在我的一邊。會議在毫無結論的分歧中結束了。
　　次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來了電報，談到了他對南越當前形勢的估計。他報告說：「形勢正在急劇惡化，美國應當當機立斷，立即採取有效的行動，導致現存政府的垮臺和新政府的成立。」麥喬治·邦迪在與迪安·臘斯克的交談中說道，在所有對形勢的估價中，總統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估價最為重視。而迪安·臘斯克卻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沒有與吳庭艷交換看法，而感到十分的煩惱。
　　幾天之後，在又一次國務院的會議上——約翰·Ａ·麥科恩和兩名新近從南越返回的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也參加了會議——約翰·Ａ·麥科恩問道，對於發動軍事政變，是如何進行構想的。特工人員描述了南越軍方人士的想法，並評論道：「他們對政變後的情況，都未做出周密、詳盡的計劃，這是他們共同缺乏的東西。」然後，我們探討了吳庭艷對待事態的兩條途徑：調停與對抗。我建議，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去電報，具體闡述調停的途徑，並要求他對此事發表看法。迪安·臘斯克表示同意，並指令擬定電文，送交總統定奪。
　　九月十七日，在與其最密切的顧問們商討之後，總統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發出了「調停」的電報。其部分內容如下：ＣＡＰ６３５１６。僅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親閱。
　　國務院直接發出由總統轉來的原件。院內不得做任何散發。
　　１．即日的最高層會議批准了一個寬泛的行動框架……該項目旨在，在可能的情孔下，實現ＧＶＮ（南越政府）的改弦更張和必要的人事變動，以保持越南人民對它的支援，以及美國以武力反對越共的主張。此電報告了這項計劃，在做出最後決定之前，我們希望得知你的意見……２．我們並不認為，目前具有良好的機會發動撤換現政府的行動。因此，就像你剛剛發來的電文所建議的那樣，我們目前必須施加某種適當的壓力……我們認為，這樣一種推進或許能產生重大的影響，至少在短時期內。況且，這一方針與採用更為激烈的手段也具有連貫性，只要施行那些手段的時機成熟之後……３．我們同意你的某些看法……顯而易見，在這一過渡時期裡，由你一人獨攬所有美國援助項目的審批，是加強你進行討價還價地位的最佳途徑……你有權決定，推遲任何援助物資的交付，或者，推遲任何機構所提供資金的轉移，直到你認為，這種交付有利於美國的利益。但是要記住，徹底的停止援助仍不是我們的現行政策（……我們認為，擁有這種權力對你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限制和改變吳庭儒或其他人物得到的各種援助上……以及從他那裡得到資助的同伴們……４．根據你的意見和修訂，我們擬定了可能會收到效果的行動步驟，政府應嚴格按照下列程式展開活動：ａ．消除誤會——吳庭艷應使每一個人回到工作中去，並且，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到贏得戰爭上去。一些人可能因為某種合理的理由而認為，在最近的形勢中，要完全支援他是非常困難的。對此，他應當予以寬容和同情的態度。
　　真正地以調停來行事，將有助於消除人們對他領導權威的懷疑；而懲罰、嚴厲或獨裁式的姿態則只能招致進一步的對抗。
　　ｂ．佛教人士與學生——釋放他們，並不再追究其責任。與其它措施相比，此舉將最有助於表現事態已恢復平靜，並使人們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眼前主要的工作——戰爭上去。
　　ｃ．新聞——應給予新聞言論充分的自由。儘管，吳庭艷將會遭到抨擊，但是，此時對國內外新聞界採取寬容和合作的態度，將會帶來對他領袖資格的及時頌揚。帶有傾向性的報道固然令人惱怒，但對新聞的壓制將會招致更為嚴重的麻煩。
　　ｄ．秘密武裝警察——將它的作用限制在反對ＶＣ（越共）的行動上，取消其鎮壓非共產黨的反對派人士的活動。這將會極為清楚地顯示，事態又回到了和解和政治穩定的局面之中。
　　ｅ．調整政府班子，注入清白的新鮮血液，清洗招致廣泛反對的眾矢之的。
　　ｆ．選舉——此舉應當在自由和廣泛監督的形式下進行。
　　ｇ．議會——選舉之後，應立即召開議會。政府應向其提交自己的政策，並取得其的信任……５．如果缺乏引人注目、極有象徵意義的撤換行動，越南人民就很難對改革的貨真價實表示認同，改革將只能流於形式。我們在一個特殊的事實上，與你有相同的看法，即，公開地削減吳庭儒和其同伴的影響，將是改革取得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徑。因為，他們正是招來憎恨的符號，使人們對ＧＶＮ（南越政府——譯者）產生了仇視。我們的看法是，吳庭儒及其同伴應當離開西貢，最好是去越南度長假。我們已認識到，要實現這一點，極有可能會碰到各種壓力，但我們確信，進行此舉的嘗試是必不可少的……６．我們注意到，你並不情願與吳庭艷保持經常性的對話，但是，我們仍然認為，與他進行對話也是我們獲取情報的重要來源。此外，對話也完全可以作為對他進行說服的手段，甚至對他目前的思維產生說服的效果……我們本身都會明白，當一個人即使他是一位蠢人，在置身於逆境之中時，勸說也往往會收到特殊的效果……７．與此同時，軍事問題方面的形勢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一方面表現在實際戰局的進展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需要向國會提出有效的議案，以獲取其對此繼續支援的批准。為了滿足這些需要，總統已經決定，將派遣國防部長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前往越南，他們將於下個星期初到達那裡。值得強調的是，此行完全是一次軍事使命，而所有關於政治方面的決定，將由作為總統高級代表的你來控制……同一天，在電報發出之前，Ｗ·埃夫裡爾·哈里曼打電話告訴邁克爾·福裡斯特爾，說他與小羅傑·希爾斯曼「對起草的電報都十分失望。」並將計劃中的越南之行稱之為「一場災難」，因為，他說，「兩位前往者均是我們政策的反對者（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另外一位隨行者（副國務卿助理Ｕ·亞歷克西斯·約翰遜）也並不堅決反對現行政策的執行。」邁克爾·福裡斯特爾對此也表示同意。
　　收到總統的電報之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權衡了利弊，次日他說，他反對我們的前往。他擔心我們的越南之行將會給吳庭艷一個信號，即我們已經決定「原諒和忘記」往事，這無疑是對改變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潑上了「涼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他主張採用一張冷冰冰的面孔，並認為，此舉已經開始奏效，而我們的前往將會破壞已有的成果。
　　為了配合他的意圖，我向總統提議，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將在夏威夷而不是在西貢會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然而，正像麥喬治·邦迪向迪安·臘斯克說的，「總統認為，你務必要留心此事（即，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應該去現場視察問題），查看此事的落實。」那天下午，約翰·Ｆ·肯尼迪在另一份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電報中解釋說：「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對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之行所指出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這次出訪對我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並且，我相信，在兼顧你的擔心上，我們會找到一致的方法……在任何一次對吳庭艷的拜訪中，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將只會就目前危機所導致的軍事後果做真實客觀的通報。」
　　九月二十三日，總統簽署了一份文字的指示給我，其內容如下：將我們對你為何出訪南越的理解落實在文字上，這或許是會很有用處的。我之所以將你派往那裡，這是因為，想對擊敗越共的軍事和准軍事行動的作用，做出盡可能準確的現場估價。目前的方案是在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出訪後提出的，並在你的密切監督下得到了執行和發展，至少到最近為止，它已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成果。自從五月份以來，南越出現的事件目前已提出了嚴肅的問題，它們既與目前是否能成功地反對越共有關，並且，除非這個國家的政局出現重大的改進，它們也與日後這方面的成功與否有著重大的關係。正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背景中，目前，我急需你對形勢做出估價。如果你的判斷和結論是並不樂觀的，那麼，我期望，你能就南越政府所應採取的行動，以及我們的政府在敦促南越政府行動上所應採取的步驟提供你的意見。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經全力投入到支援這一使命的行列中（！），並且，你們兩者之間觀點的密切交換，將為我提供可靠的依據。顯而易見，所有的政治局勢和軍事及准軍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間都以各種形式發生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你對軍事和准軍事問題進行估價的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關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進行充分的協商。此外，我還希望你能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攜起手來，共同對我們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進行逐一考察，以便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為準確的依據。
　　我打算交給你一封我寫給吳庭艷總統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應對此事進行探討，如果，在你們將討論的結果告訴我後，我仍做出結論：這封信是必要的，那麼，大使就應在一個會見的時機中，將之轉交給吳庭艷總統。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鬥爭進展的情況是頭等重要的問題，在這次任務中，你應當盡可能花費最多的時間，對西貢和戰場上的情況進行徹底的視察。
　　當他將這些指示交給我時，總統補充道，他認為，我有必要與吳庭艷會見兩次，並且，如果根據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判斷，改革和變化對於贏得戰爭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麼，我就應該以這一結論對他施加強大的壓力。
　　約翰·Ｆ·肯尼迪將此信視為一種對我的指導，也將它作為一份檔案，以便於我能出示給他人並說：「這是總統希望做的事情。」然而，華盛頓的那些反吳庭艷活動者們仍在進行重新展開反駁的行動。背著麥喬治·邦迪和我，在閱讀了總統給我的指示後，小羅傑·希爾斯曼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寫道：尊敬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借邁克爾·福裡斯特爾的安全之手傳送這一信息。
　　……我感覺到，改變原有看法、贊成我們觀點（即，必須用軍事政變除掉吳庭艷）的人數，正在與日俱增。只要你和我們分別在西貢和國務院堅持我們的主張，其他人也會站到我們一邊的。就像邁克爾·福裡斯特爾將告訴你的那樣，一群堅定的夥伴正在這裡遠遠地支援著你……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給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羅傑·希爾斯曼通過後門渠道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標誌我們政府為期一個月的猶豫不決已經結束，在這一期間，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日益惡化的重要問題，迫切地需要我們做出決定性的行動。在認可反對吳庭艷的政變之前，我們在面對越南的根本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勇氣，最終導致了他的垮臺，然而，在他被撤換之後，我們仍然忽視了這些問題的解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過失：·我應當對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強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辯論。例如，與吳庭艷在一起，我們能夠贏得勝利嗎？如果不能，那麼，能否以一位與我們合作更好的人來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考慮，與吳庭儒和法國一起合作，實現中立化的目標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問題，即南越的政治危機已使美國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從而選擇撤離呢？
　　·馬克斯威爾·泰勒沒有對那些不斷傳來的報告中的分歧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這些分歧表現了人們對南越軍事形勢的進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臘斯克——最無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為美國工作著——失誤於對國務院的嚴格管理，以及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監督。他也未堅決地參與總統召開的會議。
　　·而總統——我對他的責備最少，因為，他必須處理一大堆別的問題，範圍包括從公民權利的紛爭到就「禁止核試驗條約」獲得國會的批准——的失誤則在於，沒有將美國政府中的各個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們能夠齊心協力。面對這一弊端重重的環境，他的優柔寡斷持續了太長的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政府內還無發生此事的話，那麼在新聞界，對中立化和撤離的贊成和反對卻早已引起了辯論。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報刊專欄作者沃爾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賴斯頓提出了應當考慮中立化的建議，然而，新聞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卻反對這兩種選擇，在六十年代早期，他從南越向《紐約時報》發回消息，並激烈地抨擊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這樣寫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選擇而言，其情況與一九六一年他們面臨的事情完全相同；它們並無不同之處，並不能提起人們的興趣，同樣猶如一個可怕的噩夢。
　　首先，大量的言論已談到了一個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當前的形勢下，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中立化當然並不是天方夜譚，瑞士、奧地利、印度，或者說甚至老撾，都已實現了這一目標——這些國家利用這種方式聲稱：在冷戰期間，它們既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戰場，也不願加入交戰的任何一方。越南邁向中立的第一步，將是撤離國內所有的美國軍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國的軍事援助；這將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產黨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組織的力量，從容地佔據這個國家——或許為六個月的時間，也可能需要兩年。他們會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並且，如果河內願意向我們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將成為美國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徑。
　　那麼撤離的說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過奉獻的美國人中，幾乎無人會對此想法感到興趣。這一觀點也意味著，那些將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給美國的越南人，將要在共產黨人的統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時，我們這些為數極少的幸運者卻憑藉著藍皮的護照，毫無危險地遠走高飛了。一個本應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將淪陷於一種單調、毫無生氣、受到控制的社會生活中。撤離也意味著，美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產黨人對其它東南業國家的壓力，則大大加強了。最後，撤離還將意味著，全世界與西方為敵的勢力將倍受鼓舞，他們也會效仿越南的做法，嘗試進行暴動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們對朝鮮的承諾，曾經阻止了共產黨人公開地跨越邊境，在越南取得反對共產黨人的勝利，也會對阻止所謂的解放戰爭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當時的新聞記者中，戴維·哈伯斯塔姆的這番鷹派的言論，反映了絕大多數人的觀點。
　　九月二十五日，這是我啟程去西貢的前夕，ＣＢＳ的報道人哈里·裡森納問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們的援助下……在戰場上贏得戰爭，而在西貢輸掉它？」我回答說：目前要做出估價是非常困難的。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周裡，政府的行動一直在針對不穩定的局勢。完全可能，他們已經疏遠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齊心合力地與越共戰鬥，否則越共是絕不會被擊敗的。
　　我繼續說道：
　　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這是至關重要的。戰爭的勝利與否將取決於他們自己。我們可以提供顧問和援助，但是，只有他們才是最後結果的承擔者，而目前還有待於觀察的是，他們將如何進行這場戰爭。
　　實踐證明，這番話語的確起到了預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員們注意此行的目的：對南越反對越共的軍力進行考察，並對其是否獲勝的前景做出估價。如果前景並不樂觀，我們就必須問到這樣的問題，即南越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而美國又怎樣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動？
　　我對他們說，按照我的想法，在我們能夠提出建議之前，我們必須回答某些特殊的問題：·如何解釋那些報告中軍事進展和政治穩定性之間矛盾的地方？何種說法是正確的？
　　·學生、軍隊、政府人員和普通民眾對吳庭艷的反對，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這種對抗在繼續加深嗎？
　　·誰在政治上控制了農村地區的村莊？我們將對此進行何種方式的判斷，並且，我們對我們的判斷會有信心嗎？
　　·假如吳庭艷和吳庭儒的身體和精神健康發生了變化呢？如何對他們之間目前的關係與他們之間過去的關係進行比較呢？
　　·吳庭艷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權力嗎？南越權力基礎中的關鍵因素已經離開了他嗎？
　　·如果吳庭艷仍然大權在握，軍事上的努力會取得成功，還是會越變越糟？
　　·如果我們做出結論，吳庭艷將會改弦更張，那麼，我們都有什麼樣的手段——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來促使他這樣做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最為廣泛的基礎上，詳細地分析各種意見和看法，這包括：所有職位上的南越官兵們，所有職位上的美國官兵們，新聞界人士，外國大使，南越，法國和美國的商人和勞工領袖，國際控制委員會的成員，學術界人士，天主教神職人員。我指示，我們將於每天早晨碰頭交換意見，並將在對華盛頓的匯報上採用唯一的報告系統，每天統一匯報的電文中，將列舉觀點中的分歧，如有反對的意見的話，將會在給總統的報告中特別註明的。
　　在為期十天的逗留期間，我們實際上周遊了南越的每一個行動區，舉行了幾十次會議。我發覺，在我親自參加的三次訪談中，我受到了特別的啟發和震動。
　　九月二十六日，我會見了Ｐ·Ｊ·霍尼，一位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講師，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越南語，並且與南、北越的領導人均保持著密切的接觸。他的評論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這是因為，他具有很強的文化背景知識，並且他以前曾經是吳庭艷的支援者。
　　在我們討論期間，Ｐ·Ｊ·霍尼說道，幾個星期之前當他剛到達西貢時，他相信美國總是可以設法與吳庭艷共同相處的，而試圖改變這種現狀則是極為危險的。然而，目前他已改變了看法。在過去的三年中，吳庭艷衰老得極快，以致於有些反應遲鈍了。吳庭艷公開地指責著一切，既包括軍隊也涉及市民們。他對佛教人士的襲擊已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震動。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霍尼認識到，要想使這一統治自由化，或改變吳庭艷的想法，已是毫無可能的了。因此他說，美國必須要做出決定了，與這樣一個政權在一起，它是否會贏得戰爭的勝利呢？按照Ｐ·Ｊ·霍尼的觀點，我們是不會取得勝利的，儘管，他指出有跡象表明，戰略村計劃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貢政治動亂的企圖也落空了。
　　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撤換吳庭艷呢？Ｐ·Ｊ·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稜兩可的。他說：任何脫離這一政權的運動都具有極大的風險，並且，按照他的判斷，無論是發動政變或者是進行暗殺，在對事態向好的方面發展上，都是半斤八兩，很難對其作用進行高下之分。
　　最後，Ｐ·Ｊ·霍尼預測，如果共產黨人控制了南越，那麼，在整個亞洲，就不會再有政治領袖對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並且，他聲稱，這種信任的危機將絕不會僅僅局限在亞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與羅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閣下進行了交談。一開始，他就告訴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靜之下，「控制正在加強」，統治集團已建立了一個警察的國家，到處存在著暴虐的惡行。知識分子和學生們都將政府視為仇敵，一些人轉向了越共，大多數則接受了中立的立常Ｐ·Ｊ·霍尼曾經證實，河內已通過法國與吳庭儒進行了接觸。阿斯塔閣下進一步指出，一旦吳庭儒攫取了政權，他將首先會驅逐美國人，然後，再斷絕與共產黨人的聯繫。他最後以不客氣的指責結束了談話，我對他的觀點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國政府從未在對西貢的講話中，表現出前後一致的聲音，這不僅使美國的政策變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實意圖。
　　第三次訪談是在九月二十七日進行的，約翰·理查森是這次交談的對象，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他一直就任中央情報局西貢站的首腦。約翰·理查森告訴我，廣泛的不滿已潛藏了不短的時間，佛教僧侶的動亂正集中地表現了這一情緒。
　　他對夜間拘捕學生和濃厚的多疑氣氛表示了特別的擔憂。他將吳庭艷描述成一位愛國者，並對其道德品質極為尊敬，但是，他認為，他的助手們——尤其是吳庭儒——損害了他的聲譽，並將他置於了死地。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
　　約翰·理查森接著匯報說，吳庭艷最親近的助手們也擔心，危機將會導致高層將領們發動政變，儘管，約翰·理查森還未發現任何人具有足夠的精神權威能夠取代吳庭艷的位置。為了挽救南越，他談到了自己的結論，美國必須強迫吳庭艷停止鎮壓行為，並且驅逐吳庭儒。他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並對我說，「部長先生，我要求你對吳庭艷採取極為嚴厲的態度。」
　　終於，九月二十九日，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來到了坐落在天裡（音譯）街的嘉龍（音譯）宮。這裡距美國大使館只有幾個街區。我們與吳庭艷將在此會見，時間為三到四小時，隨後將共進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陪同我們前往，吳庭儒則始終沒有露面。
　　吳庭艷咕咕嚕嚕地說著法語，語調似乎顯示出他的疲倦，並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香煙。在前兩個半小時裡，吳庭艷一直在誇耀他的英明政策和軍事上的進展，並不時地起身在地圖上指點著，我們無法插言，只能洗耳恭聽。他顯得神態自若、頗為自信，這使我感到內心很不是滋味。
　　這一獨角戲式的演說終於有了停頓，這給了我得以說話的機會。我告訴吳庭艷，美國真誠地希望能幫助南越戰勝越共。但也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越南人的戰爭，美國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對戰局的說法，並指出，軍事上的確取得了進展，同時，也謹慎而又帶有壓力地指出，動亂和由此引發的鎮壓，已危及到戰爭中的成果和美國的援助。因此，必須停止鎮壓並盡快解決動亂造成的有關問題。
　　吳庭艷斷然拒絕了我的主張。他說，新聞界對他的政府和家庭進行了惡意的誹謗，這造成了美國人對南越真實情況的錯誤理解。我承認，某些新聞報道確有失誤的可能，但是也指出，無論在南越還是在美國，吳庭艷政府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他再次反駁了我的觀點，並指責那些學生的「幼稚、缺乏教養和無責任感，」認為，他們才應對最近的拘捕風潮負完全的責任。他聲稱，他對佛教人士的動亂給予了極大的克制和忍耐：過去，他對他們「過於寬容了」。這使人有點不寒而慄。
　　我將話題硬拉到了吳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國公眾的眼裡，並未樹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位夫人那些魯莽和不合時宜的言論有關。我從口袋中掏出了一塊剪下的報紙，上面引證了她的某些評論。她曾對美國的下級軍官們評頭論足，說他們的「舉止就像一個小兵痞」。我告訴吳庭艷，類似的說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國公眾的反感。
　　從他的眼神和姿態來看，這時他開始明白我談話的要點了，但他還是起身為儒夫人進行了辯護。「這並不能令人滿意，」我說道，問題的確是非常嚴重的存在著，在戰爭能夠獲得勝利之前，它們必須得到處理。
　　馬克斯威爾·泰勒概括了我的要點，並強調指出，美國人對南越最近發生的事件給予了廣泛的關注，這是合乎情理的，吳庭艷必須就此做出自己的反應。兩天之後，馬克斯威爾·泰勒在一封給吳庭艷的信中，補充寫道：「經過與大量的越南和美國軍官交談之後，我確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動行動，將會減少演變為一些零散的活動。
　　三角洲地區的時間會長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這一目標也將會實現的。然而，這些預測的實現將取決於某些條件（即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指明的那些）的滿足。」
　　然而，吳庭艷並未做出答覆，對於我們向他提出的要點上，他絕未做出將響應和採取措施的保證。就像美國在我們會面時記錄中寫到的那樣，「至少從外表上看來，他顯得鎮定自若，並不厭其煩地做了大量的解釋，希望以此來糾正某些誤會。」
　　飛回華盛頓之後，在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部長助Ｐ·邦迪的幫助下，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起草了給總統的報告。由於本報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隨後發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過它。下列的摘錄較好地概括了我們當時所做的結論和建議，相比於重新的闡述而言，它會取得更好的效果：結論·軍事行動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並且，繼續保持著發展的勢頭。
　　·西貢（或許還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勢目前非常緊張，吳庭艷一吳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眾的擁護。
　　·在日後的壓制行動中，吳庭艷和吳庭儒有可能改變當前軍事鎮壓的慣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較為溫和的統治手段，儘管這似乎並不可能，那將會大大地緩解目前的政治危機。
　　·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所施加的壓力是否可促使吳庭艷和吳庭儒走向溫和。壓力誠然有可能會使他們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這些壓力，他們則幾乎肯定不會放棄過去的行為模式。
　　·以一個新政權來取代目前的政權，其前景是否會更好，似乎還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開始時，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種勢力和維持秩序，只能實行獨裁式的強大統治。按照當今軍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來看，這一角色極有可能由一位軍事將領來擔任，他或許會通過政變後軍政府的選舉來獲得大權。在吳庭艷和吳庭儒離開後的最初階段裡，這一獨裁式的軍事統治或許會平安無事，此後，則至少會重新撿起吳庭艷的壓制手段，以及繼承吳庭艷之前越南傳統統治體制中的腐敗。他們在憎恨異邦的極端民族主義上，絕不會比其前任遜色，從而將其考慮的重點放在傳統的軍事上，而非社會、經濟和政治上。
　　我們的建議是：
　　·保羅·Ｄ·哈金斯上將與吳庭艷一起重新審查軍事方面的必要變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區的軍事行動將於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區的行動將於一九六五年底結束。
　　·建立培訓越南人員的計劃，這樣，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軍事人員扮演的基本角色，將能由越南人來充當。到那一時期，大量撤離美方人員將是非常可能的。
　　·與培訓越南人接任軍事職能計劃的進展相一致，國防部將於近期宣佈，立即著手擬定計劃，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離一千名美方人員。
　　·為了給吳庭艷留下我們不贊成他的政治計劃的印象，我們的做法是：·斷絕其計劃發展的重要財政援助。
　　·與南越政府的最高層人員保持目前純粹的「恰當」關係。
　　·密切監測形勢的變化，以對吳庭艷在減少壓制、改進軍事能力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數。我們應當認識到，在兩到四個月的時間裡，我們決定使用更嚴厲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們將不採取主動的做法，去鼓勵政府中出現積極的變化。
　　我們特別強調，這時組織一場軍事政變的時機還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們抵達了華盛頓，在那天上午，我們前往白宮，向總統就我們的此行做了一個小時的簡單匯報。談話中，一個主要的議題就是關於我們撤離一千名顧問人員的建議。「總統先生，我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個從這一地區脫離出來的手段，並且，我有責任將這一手段展現在國家面前。」
　　我說。
　　那天晚上，總統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討論了我們的報告。由於上個星期的尖銳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腦海裡，總統概括地指出了根據他的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他說，我們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徑，來說服吳庭艷改變西貢的政治氣氛，但是，他也強調，越南行政當局的團結統一是起碼的條件。他說，現在我們已有了一個大家認可的政策和報告。
　　每一個人都同意，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而我們去那裡只是作為顧問，是為了幫助南越人保衛自己，如果他們沒有保衛自己的能力，那麼，戰爭將沒有取勝的可能。然而，對於我們的建議，即：國防部將宣佈一項撤離美國軍事人員的計劃，本年內將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員，其餘人員的撤出將於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則眾說紛紜，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儘管，全部出訪的成員都已對報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開始討論，大家則對建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爭論反映，鑒於各人抱有不同的動機和目標，對此問題的認識還缺乏一個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認為，軍事方面的進展是可觀的，訓練也已達到了足以讓我們撤離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戰局的進展並不令人樂觀，也無證據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訓。但是，他們贊同我們開始撤離的觀點，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訓練的，」那麼，我們在那裡呆的時間已足以取得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並不明顯，那則是因為其政局的不穩定而導致其無法取得這種成果。還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觀點——認為，南越人還是可以被訓練的，只是我們的訓練時間還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們認為，目前水平上的訓練還應當繼續下去。
　　經過大量的辯論之後，總統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離一千名軍事人員。按照我的回憶，在沒闡明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他做出了這一舉動。總之，由於內心動機的強烈驅使，以及擔心其他人會試圖讓他撤銷這一決定，我敦促他公開宣佈了這一決定，這將使它變成了現實。
　　這一過程當然引起了爭議，這是不出所料的。儘管，總統反對將「到年底前」的詞語寫在裡邊，但是，他最終還是同意了。他擔心，如果我們宣佈了此事，並且，無法在九十天內完成此舉，那麼，我們就會背上頭腦發熱的罪名。我說，「公佈此舉的有利之處在於，我們可以對國會和人民說，在減少美國軍事人員在南越游擊戰中的出現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切實的計劃——南越人民也應逐漸培養隱藏自己的能力。並且，我認為，在面對Ｊ·威廉·富布賴特和他人的強烈攻擊時，此舉將是極有價值的。他們認為，我們已陷入了亞洲的沼澤之中，幾十年後都不能自拔。」
　　總統最終表示了同意，會議之後，新聞部長皮埃爾·塞林傑發佈了這一聲明。白宮的新聞發佈中包括了這一段文字：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部長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報告說，到本年底之前，美國訓練越南人的計劃將應當進展到這樣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軍人員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勢仍然處於嚴重的狀態中……但（鎮壓的）行動（在那個國家裡）還未對戰局的進展造成重大的影響，他們在未來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們提交給總統的報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們的辯論。這次爭論變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後總統還是清楚地說道，對於我們報告中有關政變計劃的部分，他表示贊成。我們是這樣寫的：「此時，還不應採取積極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我們的政策應當是：全力以赴地去確定可以取代現任領袖的人選，並在其一旦出現的時候，與其進行接觸。」總統發出了指示，命令通過中央情報局的渠道，將這一段話語的大意傳遞到西貢去。
　　幾周之內，總統關於即美國「不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去推動政府的變換」的決定開始傳開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給麥喬治·邦迪的電報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說道，既然南越的將軍們已密謀多時，並早已開始行動了，故「我們不應該阻止這次政變了。」他推理的基礎是，「即使從賭賭運氣的角度來看，下屆政府也不會像現政府那樣，在工作中錯誤重重，屢入迷途。」為了替總統辯護，麥喬治·邦迪回答說，阻止一場政變的實質在於，我們應當擁有特權，可以審查將軍們的計劃，並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動。
　　四天以後，在一次總統召集的會議上，我問道，我們在西貢的軍官中，是誰在負責政變的計劃，並且，我注意到，保羅·Ｄ·哈金斯可能並不知道，大使館和中央情報局正在幹什麼。博比·肯尼迪在承認自己沒有看過全部的電報後說道，他實在搞不清目前的情況。支援一場政變將意味著，將南越的未來——也可說是整個東南亞的未來——放在某人的手裡，而我們對此人的身份和意圖則一無所知。馬克斯威爾·泰勒贊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變也會傷害戰爭中的成果，因為，一個新的政權毫無經驗，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約翰·Ａ·麥科恩對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時候，他已說道：「總統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隊的管理者，並擁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會將他關在盒子裡，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臘斯克則比較長遠地考慮到，如果吳庭艷的政權繼續存在下去，戰爭中所取得的成果則可能逐漸失去。會議在沒做出決定的情況下結束了，總統要求我們於晚上繼續開會。
　　在下午六時的會議上，總統感到，有必要讓那些南越將軍們明白，他們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對於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熱情，總統從未表示過同感。會議之後，麥喬治·邦迪將這一旨意發電告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並指示他發電報給保羅·Ｄ·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將軍們的密謀計劃，讓他和中央情報局工作站對我們將如何行動提出建議。
　　讀了電報之後，保羅·Ｄ·哈金斯向華盛頓的馬克斯威爾·泰勒發回了電報，憤怒之情充滿在字裡行間。他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鎖消息，不讓他得知政變計劃的做法，十分惱怒，重申了他對政變所持的反對立場，並指出，在他來看，還無人具有吳庭艷那樣的領袖實力——特別是那些將軍們，他對他們的情況瞭如指掌。保羅·Ｄ·哈金斯的建議是，「我們不應過早地調換其領袖人物，而應繼續採用說服的行動，以使現任領袖改弦更張。」
　　美國試圖阻止政變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驚，他的回答中帶有明顯的不滿：「不要認為，我們還有力量去推遲或阻止政變。」我嚴肅地提出問題，如果美國政府反對進行政變的話，南越的將軍們是否會仍然不顧一切地進行政變呢？麥喬治·邦迪明顯與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後的時候，他發電給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們已沒力量去推遲或阻止政變的說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為我們制定美國政策的依據。我們認為……你應當採取行動來說服那些政變的將領們，讓他們停止或推遲行動……因為從前景來看，它並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將於十一月一日從西貢返回華盛頓，以提供他的咨詢。在即將啟程之前，他陪同費爾特海軍上將，對吳庭艷進行禮節性拜訪。在此之前，吳庭艷已經送來了一張紙條，說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費爾特走之後，再停留十五分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後來，他向華盛頓發來了電報：當我起身離開之時，他說道：請轉告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我是一位誠實而坦率的夥伴，我願意立即著手解決問題，而不是在失去時機後再放馬後炮……請告訴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我已認真地考慮了他的全部建議，並著手將其付諸實施，這只是一個時間安排的問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電報中評論道：「我認為，從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吳庭艷開始參加我們在大叻舉行的會談之後，這是一個新的姿態。如果美國想要做一筆一攬子的交易，我認為，此時正是時候。實際上，他的意思是：請告訴我們你們的要求，以便我們去完成它。希望華盛頓能商議此點。」
　　電報由正常的渠道發回，最終於十一月一日（華盛頓時間）上午九時十八分到達了國務院，九時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宮，我們與總統一起正在再次討論西貢的事件。然而，此時已經為時過晚，政變已經發動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們又一次與總統一起討論西貢的局勢。在會議開始之時，吳庭艷和吳庭儒的命運還尚不為人所知。會議開到中途之時，邁克爾·福裡斯特爾突然闖了進來，宣佈了一條從情報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報局西貢站報告說，他們已從南越的同行那裡得到消息，兩兄弟已在「從城裡去將軍聯合指揮部的途中自殺」。
　　事實上，在提出投降之後，吳庭艷和吳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裡等待，教堂位於西貢鬧市區南部的中國人居住區。明（音譯）將軍，他後來成為了總統，派出了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裝甲運兵車來接他們。他們倆人被推進了裝甲車裡，雙手被捆著。當車輛到達將軍聯合指揮部時，裝甲車的門被打開了，人們發現吳庭艷和吳庭儒倆兄弟已經死去了。倆人都被槍擊過，吳庭儒還被捅了幾刀。
　　「他們怎麼會死的？」據說，敦（音譯）將軍曾這樣問明將軍。
　　「這有什麼奇怪的？」明將軍回答道。
　　幾個月後，他對一位美國人談到了兩兄弟的死亡：「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殺了他們。那些愚昧無知、頭腦簡單的村民們極為崇拜吳庭艷，所以絕不能讓他繼續留在世上。「陳文香（音譯）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吳庭艷的批評者之一，並因反對其統治而受過牢獄之苦，他說：「掌權的將軍們之所以決定幹掉吳庭艷兄弟兩人，完全是出於生存的需要。將軍們的心裡十分清楚，他們既非安邦治國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權威和政治上的支援，故只要總統和吳庭儒先生還活著，他們無論如何也難阻止倆兄弟捲土重來。」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聞此消息後，臉色迅速變得煞白，我還從未見過他如此的激動。死訊「就像一個道德和信仰問題那樣，造成了他內心的震動和煩惱，」邁克爾·福裡斯特爾事後回憶道，「完全動搖了他的信心……開始懷疑有關南越問題的情報。」小阿瑟·施萊辛格也說，自從豬灣事件以來，這似乎是總統最感沮喪的一次，他處於深深的「憂鬱和不安」之中。
　　總統仔細地推敲著這一死訊，並認真地評論道，這一死訊將對美國和世界均產生嚴重的後果。他懷疑地指出，作為天主教徒，這倆兄弟是會殺死自己的。小羅傑·希爾斯曼反對道，即使他們信仰天主教，吳庭艷和吳庭儒結束自己生命的舉動也不難理解——按照一種精神，即「這是『哈米吉多頓』（《聖經》中善與惡的決戰唱—譯者）」。後來，麥喬治·邦迪剛直截了當地評論道，當人們的手被反捆著的時候，他卻能用槍和刀來進行自殺，這似乎是異乎尋常的。
　　總統堅信，在為越南服務了二十年之後，吳庭艷的影響決不會與他的死亡一起消失。這一判斷似乎與毛澤東的說法有不謀而合之處。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與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提到，美國人已不再關心吳庭艷了。他又繼續說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認為，吳庭艷並不是如此之壞。他說，在他被謀殺之後，天下難道就變得太平無事了嗎？我們還無法得知毛對吳庭艷評價的全部細節，不知道他對吳庭艷在越南歷史發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這只能有待於中國和越南開放他的檔案。這一評論引起人們的許多疑問。
　　吳庭艷之死引起了約翰·Ｆ·肯尼迪總統的震動，但問題還不僅於此。回顧往事，從當時來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們正面對著一個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並且，我們也失去了按照美國的目標來推進事物進程的基矗吳庭艷之死並未結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輕報告的傑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於十一月四日告訴華盛頓，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於我們與你們之間，這主要是關於政變的影響和功績。這裡是一些我們的看法：ａ．對於那些曾與軍事或政治運動有關的人來說，這次政變似乎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現在兩個方面……ｂ．那些一直對政變抱有敵意的專家們曾認為，「與吳庭艷在一起將會取勝，」現在他們的說法是，這次政變意味著，戰爭的時間有可能大大縮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結論性地指出，他也認為，政變將縮短戰爭的時間，並加快美國人返回家園的速度。
　　馬克斯
　　威爾·泰勒和我均對此表示懷疑。在政變之前，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會出現來取代吳庭艷，政變之後，我們也未看到一個這樣的政府。
　　為了摸清真相，總統要求我於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魯魯召開各方參加的會議。這是我們會見林登·Ｂ·約翰遜之前，最後一次開會商討越南問題，四天之後，他繼任了總統的席位。
　　這次會議與所有以前的這類會議並無不同，我對它也無特別的印象。但是，麥喬治·邦迪卻對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從未出席過夏威夷的情況通報會議。在我們返回的途中，他對碰到的一位參謀人員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情況的簡要通報似乎成了一場法庭的辯論，人們試圖愚弄他，他則試圖向他們說明，這辦不到。」或許，這種說法對那些將領們失之公允，但它的確反映了我們面臨的困難，越南的形勢和我們對它未來的展望，均未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清楚的畫面。
　　麥喬治·邦迪從會議的情況中，得出了一個完全準確的估價，事後這一估價得到了證實。在談到南越的政局形勢時，他對那位參謀人員說，儘管，要想看出政變後的軍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方針還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則是顯而易見的，即將軍們的聯合只能是權宜之舉。這一預測不幸言中！在其後的十八個月中，這個軍政權就像一扇高速轉動的旋轉門，其首腦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不斷變換著。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最後一次公開地發表對越南問題的評論，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當時，他富於修辭地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將放棄南越嗎？」然後，他自問自答地說，「毫無疑問，我們國家的安全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見，美國的軍隊並不一定非要留在那裡。」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道：「您能否就政變後南越目前的局勢，以及召開火奴魯魯會議的目的，談些個人的看法？」他回答說：「召開火奴魯魯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對形勢做出估價：美國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我們的援助政策是什麼？我們如何能加強鬥爭？我們如何將美國人撤出那裡。目前，我們將要爭取的目標是，將美國人撤回家鄉，使南越有機會自己保衛自己，就像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樣。」
　　這兩次評論的觀點均與他十周以前的觀點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爾特·克朗凱特的問題。當時，他說，按照最終的結論來說，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是指這樣一些人，即那些必須贏得戰爭或不得不輸掉戰爭的人。然而，有關這個話題，約翰·Ｆ·肯尼迪的態度也並非總是這樣的，一個星期之後，他對切特·亨特利和戴維·布林克利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呆在那裡。我們應當充分利用我們的影響來取得效果……我們不應當撤離。」
　　然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佔有絕
　　對優勢的觀點——無論是在這次會談之前或之後，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裡——則是，從根本上說，南越必須自己來進行戰爭，美國絕不可能為他們完成此事。

天下創世

第四章　過渡時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過渡通常會導致不確定、困惑和錯誤，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後的六個月中，這一點表現得出。一大堆沒有答案的疑問和無從下手的棘手問題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頭上。在處理越南的問題上，他表現出與前任截然不同的風格。隨著我們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淵，這些問題也變得日趨明顯，令人極為厭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這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當約翰·Ｆ·肯尼迪在達拉斯根據安排前去演講時，我正在五角大樓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與我的高級助手麥喬治·邦迪、預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學顧問傑羅姆·威斯納一起開會。我們正在對防務預算進行審核，白宮打算於一月份將其提交給國會。審查這個預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標，並確保這些目標與總統對外政策的目標相一致。會議之後，我準備飛往海恩尼斯港口，於感恩節的週末，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威爾·泰勒一起，向總統提交我的計劃。
　　我們的討論正在進行之中。大約下午兩時，我的秘書通知我接一個緊急的私人電話。我離開了會議室，獨自到辦公室裡拿起了電話機。電話是博比·肯尼迪打來的，聲音似乎顯得格外的孤獨和遙遠。他簡潔而平靜地告訴我，總統遭到了槍擊。
　　我一時不知所措緩慢地回到了會議室，用幾乎無法控制的聲音，向大家報告了這一消息。儘管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此時我們並未陷入絕望之中：事情來得過於突然，以致於我們並不知道該做點什麼。這樣，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繼續進行我們的審查。
　　四十五分鐘之後，博比·肯尼迪打來了第二次電話，總統已經身亡了。我們立即中止了會議，人人都沉浸在淚水和沉默之中。
　　由於還不知道是誰策劃了暗殺，也無法預測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立即會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我們一致同意，按照危機時期的標準，全球之內的美國軍事部隊應進入戰備狀態。幾分鐘之後，博比·肯尼迪再次打來電話，他要求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於下午晚些時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等候運送其兄弟遺體的飛機到來。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樓，我們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飛機，飛往安德魯斯。我們從波托馬克河上飛過，透過舷窗默默地看著它。我們已經恢復了鎮靜，但仍不知道應該說點什麼。
　　我們到達安德魯斯後不久，那架藍白相間的總統專機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後停下了，登陸的指示燈仍未熄滅。
　　博比·肯尼迪轉身對我說，要求我與他一起登上飛機。然而，事情似乎很明顯，對於一個處於極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時並不適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卻了他的好意。
　　遺體搬下之後，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發生的往事和以後可能發生的事情仍縈繞在我的腦際。約翰·Ｆ·肯尼迪與我最初並不相識，但後來我們則親密無間。不像後來的一些政府首腦，他們大多將自己原來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裡，從原來的同僚逐漸發展成朋友關係。我們能夠互相開玩笑，並可以互相大聲嚷嚷。正是由於這種關係，總統之死對我來說，猶如一場巨大的災難。
　　在家裡，我與瑪格麗特一起勉強吃了點東西。剛剛吃完飯，博比·肯尼迪從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打來電話，說傑基要求我能與她一起等候屍檢的完成。我立即驅車前往醫院，與傑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員坐在那裡，一起靜靜地等候著。凌晨時分，我們陪伴著總統的遺體返回了白宮，在那間華麗的東廳裡，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蓋著一面國旗，這面他曾經為之效力並鍾愛萬分的旗幟，被柔和的燭光照亮了。
　　這時，人們在將總統安葬在哪裡的問題上，持有不同的見解。有些人認為，應將他安葬於馬薩諸塞州他的家鄉，我說，他並不只是馬薩諸塞州的總統，而是美利堅合眾國五十個州的總統，因此，首都才應是他的長眠之地。
　　我動身去挑選一塊合適的地方，去了國防部負責管理的阿林頓公墓。這天早晨天色陰暗，下著細雨，墓地籠罩著薄薄的晨霧。看守人會見了我，我們一起並肩穿過了一塊塊環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於各處，標誌著一座座的陵墓。這些美國人都曾為他們的祖國效力，有些是在戰爭時期，也有些就像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一樣，服務於和平的時期裡。當我們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時，我停住了。我抬眼遠眺，目光穿過了紀念橋，甚至在這霧雨濛濛的天氣中，也望到了相距遙遠的林肯紀念堂。「就是這塊地方了。」我平靜地說了一聲。
　　那天的晚些時候，我被介紹給一位公園服務處的管理員，就在幾個星期之前，這位小伙子還陪同約翰·Ｆ·肯尼迪遊覽過阿林頓公墓。當我告訴他所選中的地點時，他點頭稱是。
　　「幾周之前，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參觀這裡時，」他說道，「他也停在了這一地點上。他眺望了遠處的群山，並且，我聽他說了一句，這裡是華盛頓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絕的傑基最終也同意了這個地點，下午的晚些時候，我與她一起來到了這個地方，當我們緩緩穿過這墳墓的海洋時，天氣仍然陰沉沉的。我們來到了我選中的那塊地方，傑基立即表示了贊同，彷彿出自一種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這同一塊墓地上。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約翰·Ｆ·肯尼迪也並非完人。他是一位講究實際的政治家。有時候，政治活動——尤其是他的下屬們的政治活動——也會採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極有助於說明這一點。
　　一天，我接到羅德·馬克利的電話，他過去曾是我的助手，這時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副總裁，負責政府方面的事務。他說他獲悉了某些消息，並認為，我一定希望瞭解此事的詳情。
　　他告訴我，雷德·達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總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東海岸工廠向國防部出售產品的事務，有人告訴他，除非他的區域向民主黨進行財政捐助，否則，合同將被取消。在福特之時，我曾與達菲共事多年。我問羅德·馬克利，這件事情明顯是違法的，達菲為什麼不直接向我報告，我對此事的確有些惱怒。羅德·馬克利說，雷德·達菲擔心我在部裡提到此事後，有關人員會對福特公司採取報復行動。
　　我對羅德·馬克利表示了感謝，掛上電話，並立即給空軍監察長威廉·Ｈ·「莽漢」布蘭查德中將打去電話。我說，「莽漢，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不要告訴別人，包括空軍部長，也包括參謀長。」莽漢來了之後，我告訴了他我所聽說的事情，並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擱下手頭的事情，全力調查這件事，並將結果直接向我匯報。」
　　大約一個月之後，我打電話給莽漢，詢問他的進展情況。
　　他回答說，情況比所報告的還糟。他已經發現了其它的案件，與國內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關。六個月之後，他將一份厚厚的報告放在了我的辦公桌上，匯報了那些已發生的事情。當我問到誰應對此事負責時，他提到了一個人物，他說，總統的助手肯尼·奧唐奈將這個人派到了空軍開發辦公室。
　　我打電話給空軍部長，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開除那個人，並不做任何解釋。然後，我給肯尼·奧唐奈送去了一份報告的副本，並附上了字條，說此人已不再為國防部工作了。我從未收到過對此事的答覆。
　　對於總統的角色，約翰·Ｆ·肯尼迪有清楚的認識。一天，在橢圓形辦公室裡，我與他討論了總統執政的問題。我畫了下面這個簡圖：權力１９６１時間１９６９
　　垂直的軸線代表著權力，平行的軸線標誌著時間。「總統先生，」我說，「你帶著極大的權力走進了辦公室，我希望，在離開它時，你已經使用了這些權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裡來看是對國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無成。」「鮑勃，」他說，「這正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他思考著這方面的事情，並且，我認為，他將會按照這種方式來行事。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也擅長退後幾步來觀察問題，以便更為廣闊的察覺事物之間的各種關聯。他善於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看問題。在他執政期間，我們幾個人偶爾也於晚間聚會，討論某些問題，這被稱之為「核桃山研討會」。一次，在白宮家庭住宅區中舉行的聚會中，總統的助手阿瑟·施萊辛格帶來了他的父親，即哈佛著名的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先生，他是這次聚會的特邀嘉賓。非常遺憾，由於國防部的公務纏身，使我無法離開，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問瑪格麗特，我不在時誰在唱主角，「討論進行的如何？」
　　「絕對精彩！」她說，「無人能夠插上一句話！整個晚上都讓約翰·Ｆ·肯尼迪的問題佔去了：『你如何評價一個總統？』『評價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您認為Ｘ總統比Ｙ總統更偉大？』」約翰·Ｆ·肯尼迪將世界看成為歷史，他站在一個更深遠的角度上來看問題。
　　他的確是一位非凡的領袖，帶著一種異乎尋常的個人魅力和感召能力。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人，他都能打動他們的心靈，都能與他們友好地相處，對於政治領袖來說，這正是一份極為珍貴的無價之寶。在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給我們帶來了幸福和幸運的感覺。
　　他的影響仍然存在著。在他死後的許多年裡，作為世界銀行的總裁，我和瑪格麗特到處旅行，曾到達過世界上最偏遠的角落，到達過印度、尼日利亞和巴拉圭那些與世隔絕的小村莊，這裡極少能見到美國人。正是在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瞧見了他的像片，人們從報紙或雜誌上撕下了這些相片，將它們釘在了棚屋的牆上，這是其擁有的最為寶貴的財產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約翰·Ｆ·肯尼迪正適合了他們的需要。如果他仍活著的話，我堅信，我們的國家和整個世界也將會得到更多的利益。
　　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對國務院迪安·臘斯克的領導極不滿意，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在總統去世不久之後，當我從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裡聽說，他有意在第二次連任時讓我取代迪安·臘斯克，擔任國務卿時，我還是大吃了一驚。我極有可能會謝絕這種邀請，這主要基於兩點理由：我對迪安·臘斯克有著深深的敬意和熱愛，並且，我還從未認為，我具備了擔任國務卿的資格。此後，在擔任了七年的國防部長和十三年的世界銀行總裁後，我的想法或許會截然不同，但是，當時如果約翰·Ｆ·肯尼迪硬要讓我幹的話，我則會敦促他任命麥喬治·邦迪，在歷史、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學知識上，我根本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在本書的敘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麥喬治·邦迪。在我與他為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兩位總統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給予我極大的影響。這是我想在這裡特別提到的。縱覽我的一生——無論是在福特、國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銀行——我總是試圖發現那些才華出眾的人物，並「借助」他們的智慧和力量來增強我的能力。麥喬治·邦迪正可以歸入這一範疇，他二十二歲時成為哈佛的年輕教師，二十九歲時成為亨利·史汀生傳記的作者，三十四歲時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維最為敏捷的人物之一。並且，就我對以往四十年的觀察而言，迄今為止，他是國家安全顧問中最富才華的一位。
　　如果約翰·Ｆ·肯尼迪不死，他會如何來處理越南問題呢？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經無數次地向自己提出過這一問題。迄今為止，我一直拒絕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談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總統從未向我透露過，他對未來的考慮是什麼。而且，在吳庭艷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樣考慮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現和影響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會大大變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依據我的推測——或者是其他人的——無論已死的總統將如何行事，我都無法斷言，我們的國家將會獲得什麼樣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過對那些當時資料的反覆審查，並利用事後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認為，如果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不死，他極有可能會把我們拖出越南的深淵。他將會做出這樣的結論，即：南越人是無力保衛自己的，西貢當局在政治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而試圖以大規模增派美軍作戰部隊來彌補南越軍力不足的舉動，將是一個極不明智的行動。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樣，他會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考慮問題，即，南越乃至整個東南亞將會因此而陷入共產主義者之手中，我仍然堅信，他會做出上述的結論的。相比於我們今天的權衡，當時，他會認為損失是更為慘重的，但是，他仍會接受這一結果。這是因為，他將會清楚地意識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條件——即，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贏得這場戰爭，而為了取得勝利，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堅實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備。約翰·Ｆ·肯尼迪也會同意這樣的觀點，即撤離將會造成「多米諾」式倒塌的連鎖反應，然而，他仍然會相信，在付出了鮮血的慘重代價後，堅守在那裡最終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在執政之初，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就要求其組閣班子中的官員，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去閱讀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槍炮》。他說，這本書清晰地描述了歐洲首腦們如何一錯再錯，結果被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禍之中。並且，他強調地指出：「我決不願意重蹈他們的覆轍。」
　　在我們閱讀了該書之後，約翰·Ｆ·肯尼迪總統又再次告訴我們，「我們將不會貿然地捲入戰爭。」
　　縱觀其整個執政期間，約翰·Ｆ·肯尼迪似乎銘記著這一教訓。一九六一年四月「豬灣」危機期間，他頂住了中央情報局和軍界首領們的強大壓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條——就像他對已準備就緒、隨時準備行動的古巴流亡者們所詳盡解釋的那樣——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絕不會以武力介入的形式來支援入侵。他始終堅持了這一立場，即使情況已非常明顯，就像其最終的結果那樣，如果缺乏支援，這次入侵行動將會夭折的。
　　無獨有偶，在古巴導彈危機的緊要關頭，我也目睹了同樣明智的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機的頂點——之時，總統的文武顧問中絕大多數已準備提出建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不將導彈從古巴撤出（他於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國將對該島發動攻擊。
　　然而，那個星期六
　　約翰·Ｆ·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覆地說著自己的觀點——不僅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而且在其後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臘斯克和麥喬治邦迪參加的小型會議上——美國必須竭盡全力去避免捲入毫無把握的戰爭風險。如果必要的話，他似乎寧願將美國過時的朱庇特導彈安置在土耳其，以與蘇聯在古巴安置導彈的行動相抗衡，從而避免被捲入戰爭的風險。他十分清楚，這樣的做法將會招致土耳其、北約組織，以及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大部分高級官員的強烈反對。②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這一避免使我們捲入戰爭的立場上。
　　因此，我有理由認為，約翰·Ｆ·肯尼迪最終將會將我們拖出越南，而絕不會使我們更深地捲入在裡邊。現在，我之所以要闡明這一判斷是因為，只有這樣，我才有必要說明下述的問題：我們——包括林登·Ｂ·約翰遜，約翰·Ｆ·肯尼迪總統死後，他繼承了決策者的角色——為什麼和如何做出了決定，致使五十萬美軍部隊最終進入了越南。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以及我們的行動將會提供什麼樣的教訓？
　　儘管暗殺所帶來的極大創傷，國家卻不能因為失去了約翰·Ｆ·肯尼迪而停止運轉。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禮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橢圓形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已準備就緒，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會見了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時，他正在華盛頓匯報情況）、約翰·Ａ·麥科恩和我，地點是他任副總統時的辦公室裡，其位於白宮正西方向的舊行政辦公大樓裡。
　　在我所認識的人們當中，林登·Ｂ·約翰遜是最為複雜、最有頭腦和最為勤奮的人物之一。他的個性猶如一個五彩斑斕的萬花筒：坦率與虛偽、慷慨與吝嗇、憐憫和冷酷、文雅與粗魯交替地閃現出來。他的形象顯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色彩，這使我不禁聯想到沃爾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詩句：我自相矛盾嗎？
　　對了，我的確自相矛盾；
　　我遼闊無比，我包羅萬象。
　　他諳熟政治事務，並認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確定美國人民之間所存在的差別，並協調這些差別，以使這個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按照這種觀點，地認為，這時正是他擔任總統的最佳時機：一個種族動亂和經濟狀況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時期。
　　儘管，作為約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員已有三個年頭，但是，林登·Ｂ·約翰遜還從未與我們中的任何一位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在派別上存有隔閡，這必然使林登·Ｂ·約翰遜心中存有疑問，約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員們是否會不打折扣地忠誠於他。如果不是說在幾個小時之內的活，至多在幾天的時間裡，他就明白了，無論是迪安·臘斯克還是我——儘管我們全力輔佐約翰·Ｆ·肯尼迪——來到華盛頓都是為了效力於我們的國家，而他目前已成為這個國家憲法所規定的最高統帥。在隨後的幾年中，他不會找到半點理由來懷疑我們對他的忠誠。然而，在他入主白宮之時，我與他之間的關係還似乎形同路人。
　　從他掌握了總統的大權到我卸任離開五角大樓，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都竭盡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間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於我與約翰·Ｆ·肯尼迪總統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則大相逕庭，顯得更加的複雜。林登·Ｂ·約翰遜性情粗暴，無論是對敵人還是對朋友都不例外。他精於琢磨每一個人，以發現其弱點，一旦找到了弱點，他就會試圖利用這一點。他有時甚至極為霸道，但對我還從未有過如此的舉止。
　　他深知，我會坦率地對待他，只會告訴他我的觀點，而不是告訴他那些我認為他喜歡聽的東西，而且，一旦他以總統的身份做出了決定，我將會毫不遲疑地全力貫徹他的意圖。坦率和忠誠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條，我認為，無論約翰·Ｆ·肯尼迪還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都會對此點有深刻的印象。
　　他們熟知，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他們所得到的東西，如果我持有異議，我將絕不會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與所有偉大的領袖人物一樣，他們需要的東西正是最後的結果。
　　在一點看法上，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是會不謀而合的，就像亨利·福特二世早已領教的那樣。只要他們將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們即可安枕無憂了。他們深知，我的忠誠絕不會中途改變，我的目標也會與他們始終如一。
　　對於一些國防部長管轄範圍之外的事務，兩位總統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詢和幫助。這使我的生活變得複雜化了。
　　這裡例舉一件在一年秋季發生的事情。我的兒子克雷格成為聖保羅學院橄欖球隊的隊員已有三年的時間，並且，已被提名為全新英格蘭隊的中衛，然而，我和瑪格麗特卻從未抽出時間來目睹他在球場上的風彩。他最後一場賽事定於十一月份的一個週末。我對總統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於星期六下午離開，星期日早晨再返回辦公室。林登·Ｂ·約翰遜抱怨地咕嚕了一句：「停止這段時間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對此事表示了預設。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康科德，當我們一住進旅館，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與總統通電話。電話接通後，總統抓起電話對我大聲嚷嚷道：「你在哪裡？」我耐心地說明了我的去處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辦法使那些該死的鋁價跌下來。」他怒氣沖沖地說。我回答說，我對鋁價一無所知，並且，無論如何，他應當讓商務部長來處理這類事務。「噢，如果你願意將個人的享受置於總統和國家的利益之上的話，」他停頓了一下，「那麼你就呆在那裡吧。」我答覆說，「我向您保證，瑪格麗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賽，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辦公室。」他砰的一聲放下了電話。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樓後，立即打電話給白宮我以前的助手喬·卡利法諾，問他事情發生的原因。他告訴我，在期望較高價格的情況下，生產鋁的公司抬高了他們的價格。由於擔心此舉將會觸發全國的價格膨脹，故總統要求設法使價格回落。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能做點什麼呢？」我問喬·卡利法諾。我們討論了一兩個小時，最後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自從朝鮮戰爭以後，儘管並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卻一直對原材料進行大量儲備，以適應長期戰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鋁的儲備。我們何不告訴那些生產鋁的企業和公司，我們打算將一部分儲備的鋁拋向市場呢？此舉將肯定會導致鋁價回落。
　　我立即撥通了鋁業協會主席約翰·哈珀的電話，說：「約翰·哈珀，長期以來，你們共和黨一直要求我們削減赤字。我們終於找到了一條途徑來做到這一點，我希望你將支援我們。
　　我們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儲備的鋁，並將其收入轉給財政部。」「你這混蛋，」他說，「你想敲詐我們。明天早晨我會去你的辦公室的。」
　　星期一，約翰·哈珀和埃德加·凱澤以及他的律師勞埃德·卡特勒會見了喬·卡利法諾和我。經過長時間的磋商後，我們制定了一個導致價格下跌的計劃，賣出了部分儲備，並且沒有造成市場的混亂。
　　林登·Ｂ·約翰遜接手的越南局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艱難或危險隨時可能出現。近十年來，其領袖苦心經營，將各種離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發生的政變已結束了他的統治生涯。林登·Ｂ·約翰遜曾對政變持有反對的立常南越傳統中就缺乏統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紛爭、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敗輪番侵蝕著這個國家，與北方鄰居支援下的那些日益發展的游擊暴動相比，其破壞程度絕不遜色。在吳庭艷喪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擁護用政變趕他下台的人也承認，其繼任者能夠穩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僅佔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實證明，即使這種估計也是過於樂觀的：在林登·Ｂ·約翰遜執政的最初九十天裡，南越政權就兩度易主，而在其後的九個多月中，這種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況且，留給林登·Ｂ·約翰遜的還有一支負責國家防務人員的隊伍，儘管，問題尚不明顯，但是，越南問題已足以使他們分裂成眾多的派別。這支隊伍的高級成員們尚沒有勇敢地面對一些基本的問題，即先是艾森豪威爾，然後是約翰·Ｆ·肯尼迪所面臨的那些問題：南越的陷落究竟對美國的防務構成何種威脅，其嚴重程度是否達到了應採取極端的行動去阻止這種陷落的地步？如果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我們應當採取何種行動？這一行動是否將包括美國空軍和陸軍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發動攻擊呢？這樣做，是否會構成與中國進行戰爭的風險？就最高程度而言，這樣一個計劃在經濟、軍事、政治和人員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最終我們能獲得成功嗎？如果成功的把握極小而代價又極為昂貴，是否應該對其他的方案——諸如中立化和撤離——進行仔細而認真的研究？
　　林登·Ｂ·約翰遜繼承了這些問題（雖然，它們還未十分明確地擺在他面前），並且，是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繼承的。
　　這些問題的遺留貫串了他執政的整個時期，並繼續延續了數年之久。總之，相比於約翰·Ｆ·肯尼迪從艾森豪威爾那裡繼承的問題而言，林登·Ｂ·約翰遜所繼承的問題明顯得更為糟糕，其危險程度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就職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Ｂ·約翰遜對他的助手比爾·莫耶斯坦率地承認，他就像一頭鯰魚，「剛剛咬住了一條碩大肥美的蠕蟲，而其中卻隱藏著一把鋒利無比的鉤子。」
　　與人們捕風捉影的說法相反，在他就任總統之際，林登·Ｂ·約翰遜無論如何也不會忘卻越南問題的。儘管，他僅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訪過這個國家一次，在約翰·Ｆ·肯尼迪執政期間，他也幾乎沒有參加有關這個問題的會議，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對此問題有敏銳的認識，以及他對處理此問題上擔負的責任。在他就職以後，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關越南問題的顧問人員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舉行會議。
　　有些人認為，他召集這次會議是基於國內政治的原因。據說，由於距離大選已不到一年的時間，他擔心，如果他不做出參與和堅定的姿態，他將會面臨共和黨人中強硬派和右翼勢力的強大攻勢。
　　我無法苟同這種觀點。誠然，在他的腦子裡，國內的政治問題總是首當其衝的，並且，他的確也擔心，明顯的弱點將會導致他在國內政治中處於不利的形勢。此外，他還擔心，如果美國無力或不情願承擔起維護防務的職責，那將會影響我們與同盟國的關係。然而，林登·Ｂ·約翰遜頭腦中不容動搖的信念則是：蘇聯和中國正在全力以赴地實現其霸主地位。
　　他將南越的陷落視為其目標——打破我們的遏制政策——中的關鍵步驟，並決心阻止這一格局的出現。林登·Ｂ·約翰遜比約翰·Ｆ·肯尼迪更堅定地認為，相對於直接使用美國軍隊所花費的開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將會使我們付出更高的代價。在以後的五年中，這一觀點曾左右了他的思維和決策。這也是他對戰爭政治性質理解上的重大失誤。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明確無誤地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說，他想要贏得這場戰爭，並且，至少在短時期內，他將優先考慮軍事行動，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社會改革。他認為，在按照自己的想像去改造其它國家上，美國已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贏得戰爭！這就是他所要說的全部話語。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對美國駐西貢的全體人員進行統一領導，摩擦、嚴重的分歧、乃至明顯的敵意，正明顯地存在於大使館文職人員和美軍軍官們之間。總統需要一支有力的隊伍，他認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擔此重任的合適人眩兩天之後，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２７３號將總統的指令編入了政策。極為明確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的政策仍保留了約翰·Ｆ·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觀點：通過提供訓練，在不公開使用美國軍隊的情況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們粉碎由外部共產黨人指導和支援的陰謀活動。」但是，林登·Ｂ·約翰遜也批准了一個秘密計劃，由中央情報局支援南越軍隊，來反對北越的行動。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魯魯會議上這個計劃被首次提出，後來，它成為著名的「３４Ａ行動計劃」。
　　兩周以後，總統要求我去與他商討有關越南問題。他向我發表了一通演說，他確信，美國政府並沒有完全在做其應該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參加完北約組織會議返回的途中，去西貢看看，以查清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更多的事情，並且，他特別問道，秘密行動的計劃是否應該進一步加大。⑥幾個月來，在美國的支援和指導下，一個旨在反對北越的小規模秘密計劃正在實施之中，其項目包括：間諜人員的打入，宣傳材料的散發，情報的收集，以及廣泛的破壞行動。
　　但是，由於河內共產黨人嚴密的組織控制——這包括幾乎每一個北越的村莊和城鎮中的「街道委員會」，以致於，他們能夠察覺最小的變化——因此，這一計劃並未收到像樣的效果。
　　因遵循打擊北越，但又不由美軍直接介入的方針，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要求增加秘密計劃實施的強度。
　　威廉·Ｐ·邦迪伴隨我進行了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麥喬治·邦迪一樣，威廉·Ｐ·邦迪也繼承了他們父親哈維·Ｈ·邦迪的正直和聰慧，老邦迪曾長期成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約翰·Ｔ·麥克諾頓以及其後的保羅·Ｃ·沃恩克（他繼承約翰擔任了國防部部長助理，負責國際安全事務）一起，威廉·Ｐ·邦迪是我在越南問題上最可信賴的顧問之一。我們在巴黎的會晤結束後，即在奧利機場登上了一架軍用噴氣機，為了直飛南越，飛機盡其可能帶上了足夠的燃料。我們在大霧中向跑道上移去，噴氣機的引擎開始加速做起飛的準備，這時，一架ＴＷＡ客機突然在我們前方的霧中隱現出來，幾分鐘之前，它剛剛降落在這裡。我們的駕駛員薩頓機長急速地拉動了剎車，幾秒鐘之內（時間好像停止了一樣），恐懼籠罩著我們，我們都驚呆了。這時，輪胎、機輪和剎車閘裡噴出了火焰，我們急忙從緊急出口撤離了飛機，但是，薩頓機長的高超技術卻挽救了我們，以及那架ＴＷＡ客機上約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這時為止，我所得到的軍事情報均認為，我們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國防情報處送來的備忘錄，它指出，越共在去年並未獲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們卻成功地維持、甚至改進了其戰鬥能力。該報告還進一步指出，除非南越軍隊增強其行動，越共將很可能增加其活動。
　　這一令人沮喪的新估價，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開的西貢會議上，再次得到了證實。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吳庭艷的政變已造成了政治權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軍隊將領們迫不及待地填補了這一空缺，他們熱衷於西貢的政壇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另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是，南越的軍官們提供的情報大大失實，蒙蔽了我方軍援人員的眼睛，致使他們在以前的匯報中，大大誇張了軍事進展的情況。在我們返回之後，約翰·Ａ·麥科恩向總統匯報說：「事情再清楚不過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們從南越軍官那裡得到的統計資料，以及美國人員所提供的情報，均存在著嚴重的失實，而我們卻使用它們估價了戰爭發展的趨勢。」
　　在我們西貢的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羅·Ｄ·哈金斯上將都同意，南越進行戰爭的物質資源——包括美國提供的訓練援助和裝備物資——已經到位了，但是，他們同樣認為，南越必不可少的領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現。然而，他們還認為，儘管形勢已極為嚴重，但其絕非已無法挽救。
　　為了加強越南人的實力，保羅·Ｄ·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個計劃，打算擴大秘密行動的規模。這也是對我早先要求的答覆。以後，主管審查這類計劃的聯合機構３０３委員會也批准了該計劃。隨後，在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Ａ·麥科恩和我的建議下，總統批准了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試驗性計劃，將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該計劃旨在使北越確信，停止對南越的入侵也將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來，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竟是如此的荒謬，以致於我們做出了毫無價值的努力——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後，對於新聞界，我的談話還是稍有保留的。在戰爭期間，或許，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是幾乎無法保證自己的坦率和誠實。我認識到，令人失望的評論不僅會影響到我們正在支援的人們（南越人），也會使我們企圖戰勝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這是一個極為深奧、而又難以忍受的倫理道德的兩難窘境：在戰爭和危機時期，一位政府的高層官員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徹底的坦誠，而又不使敵人受到絲毫的鼓舞和寬慰？
　　總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兩次採訪中，我是這樣說的：「我們注意到，越共的活動已極為明顯地增加了」（這是真實的）；但是，然後我又補充道，「我們考察了南越的計劃，並且，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將會獲得成功」（這充其量是一種誇大的說法）。
　　在對總統的報告中，我的看法則是極為坦率和沮喪的，「局勢極為糟糕，」我告訴他，並預言道，「除非在隨後的兩到三個月中出現逆轉，否則，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實現中立化已是最佳結果了，而更為可能的則是，共產黨人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
　　我告訴他，無論是吳庭艷的繼承者，還是美方人員中都存在著問題。南越的將軍們均無執政的才能，他們明爭暗鬥、內訌不斷，在戰場上卻仍在節節敗退。反對政變的人曾擔心出現這種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這種結局似乎正在成為現實。
　　美方人員則缺乏統一的領導，他們很少交流信息，猶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我嚴厲地指責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評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失職。實際上，他從不與保羅·Ｄ·哈金斯進行接觸，並獨自把持了從華盛頓發來的重要電報，拒絕讓對方看到電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來指揮一次綜合性的行動，而美國在南越的人員正處於此類行動中。我補充道，迪安·臘斯克、約翰·Ａ·麥科恩也與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們都打算幫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聽勸阻。不管怎麼說，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擔任著大使的職務。
　　我們返回華盛頓不久後，總統收到了一份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蒙大拿州的民主黨人）提交的備忘錄，該檔案建議，美國應謀求建立一個中立的東南亞——既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國人的控制，這可通過某種形式的停戰或其他的方法來實現。總統要求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此方案做出反應。
　　我們三人一致認為，邁克·曼斯菲爾德的方案將會導致南越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並會對美國和西方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我呈述了當時美國最高層文武官員們的基本看法：在東南亞，老撾將幾乎肯定會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會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態，而實際上，則接受共產黨人的統治。泰國所做出的姿態將會更加搖擺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亞騷擾的馬來西亞也會做出相同姿態。甚至，緬甸也會將這種局勢的發展視為一種清楚的標誌，即，這一地區目前將只能完全地納入共產主義陣營之中（這也將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嚴重的後果）。
　　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對泰國持有堅定的立場，即使馬來西亞也做出堅定的姿態，即使諸如法國之類相距遙遠、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援「中立」的概念，但一個真正「中立」的東南亞，似乎仍無可能出現於事態的這種發展中。
　　在其它亞洲國家、以及在其它地區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國家的眼裡，南越將不僅是對美國堅定性的一種考驗，而且也是對美國處理「民族解放戰爭」能力的一種特殊考驗。就亞洲範圍而言，事情是極為明顯的——例如，對日本來說——美國的脫身及對共產黨人統治的認可，將會嚴重地影響人們的信心。廣而言之，任何一個在未來受到共產黨人威脅的國家，也無疑會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將會對他們負責到底。甚至，從理論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遠的地區，這一情況也有可能會出現的。
　　我之所以廣徵博引了我的備忘錄，這是基於兩點理由：為了表明，對於選擇我們的現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離——我們的分析和討論竟是如此的膚淺和有限度；並且，也為了闡明，對於美國和西方的安全來說，東南亞的喪失將產生嚴重的後果，目前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面前，無論就其緊迫性還是其詳細程度而言，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備忘錄強化了總統早已持有的立常由於我們訓練戰略在幾個月前，已表現出失敗跡象，我們的態度也開始幾乎難以察覺到地逐漸傾斜——到了直接運用美軍作戰部隊解決問題的立場上。我們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為我們的擔憂正在不斷地增加——事後來看，極為明顯，這是一種誇大了的恐懼——擔心如果我們不依此行事，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然而，我們並未就某些重要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這包括：從最遠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種類型的美軍部隊？我們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說，如果我們提供軍事部隊，那麼，在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以及人員的傷亡上，我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的確，這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被嚴格地審查過。
　　一個深不可測、變化多端的深淵，就在我們的腳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進行更為激烈行動的建議。他們聲稱，總統在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２７３號中已無條件地指出，「要確保……在南越取得勝利。」事實並非如此，總統肯定不會不顧及人員傷亡的代價。聯席會議的成員們繼續說，「為了取得勝利，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是，美國必須準備拋棄眾多的自我設置的限制，因為它們目前已束縛了我們的手腳，並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儘管，這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價究竟是多少呢？這一備忘錄並未回答，並且，在以後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備忘錄也從未回答這些軍事上的關鍵問題。
　　總統、他的顧問人員和我，也像聯席會議的成員們一樣，忽視了這一問題，這是不能原諒的。我們的職位要求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儘管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沒有主動提到這些問題，而我們卻應該要求他們做出回答。小布魯斯·Ｂ·帕爾默上將於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擔任了軍長的職務，後來又成為駐越軍援司令部的副司令，並於一九六八年成為了陸軍副參謀長，他後來寫道：「在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從未向總統或國防部長指出過，我們正在實施的戰略方案或許會遭到失敗，以及，美國將無力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認為，這一批評的確合
　　情合理，但是，我們——他們的非軍方上級——也犯有同樣的失誤，即沒有強迫他們做出這樣的估價。
　　為什麼我們忽略了提出的這些疑問，並找出它們的答案呢？我將還會更為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但是，現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們當時還承擔了許多的責任與義務，這也成為我們失敗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不穩定，以及蘇聯對歐洲的威脅，這些都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佔用了我們的時間。我們也沒有一個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班子，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越南的危機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唯一需要處理的事務，它只是我們盤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們在目標上也缺乏靈活和可變性，並且，我們從未對那些與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們就像一位內心充滿了煩惱、肩背重負的行者，手裡卻攥著一張只標明了一條路的地圖。渴望前進的強烈動機驅使著我們不停地前進著，卻從未停下來去進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別的途徑是否也會通向我們的目的地。
　　在備忘錄中，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也指出：「我們與南越人正在按敵人的標準進行著這場戰爭，」並且，「痛苦地受到了我們自己設置的限制的約束。」這些限制包括「將戰爭保持在南越的邊境之內，」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軍的作戰部隊。」他們建議，我們應當放寬對戰爭的限制，這包括：使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從訓練南越人轉移到使用美軍的戰鬥部隊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區裡，進行戰爭。在長達兩頁半紙的文字中，這一建議實際上已根本改變了美國的現有政策，但仍幾乎沒有列舉必要的理由或基本的分析。
　　成員們要求我與國務卿討論他們的備忘錄，我這樣做了，之後，我們向總統進行了簡單的匯報。總統要求成員們提供一份詳細的建議，在其後的一個月中，他們著手制定了基本的計劃，其優先考慮的內容有：使用美國空軍襲擊「胡志明小道」（這是一套分佈於叢林間的運輸路線，北越使用這條路線途經老撾和柬埔寨進入南越），和北越的軍事和工業目標。
　　成員們認為，這一計劃的實施「不大可能會導致中共大量的正規地面部隊進入ＤＲＶ（越南民主共和國，即北越），」但對莫斯科是否會發起「行動，即按照蘇聯的判斷，這一行動將會增加核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還有所擔心。
　　成員們的計劃中提到了戰爭到核戰爭升級的問題，在考慮美國在越南的行動中，我還從未想到這一點。但是，從這時為開始——並且，貫穿其後的整整四年中——我已決定要盡量減少風險，這一風險表現在，美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軍事行動將會導致中國或蘇聯的地面或空軍部隊與美軍進行直接的對抗——無論使用常規武器還是核武器，無論在亞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區。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與我持有相同的觀點。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這一擔憂曾致使我們多次否定了某些反覆出現的建議，在四年之中，要求更為迅速地加強空戰和擴大地面戰爭的建議，曾不時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倘若總統接受了軍界人士的建議，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較低水平的行動方案，我們就會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這方面令人信服的證據從未出現過。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擴大行動的規模將會給美國和南越造成更大的人員傷亡。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眾議院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面前，我談到了這些問題，當時，我正在為我們在越南的進展情況進行作證。眾議員哈里·謝潑德（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人）說，「部長先生，我非常欽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後，我得出了如下結論：『在阻止共產黨人取得勝利上，除了採用我們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無法設想出還會有其它的選擇』。」他指出，在早些時候，我將我們的政策描述為一種對南越提供訓練和裝備物資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現在我卻聲稱，我們將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們實際上的意圖究竟是什麼？
　　我停頓了一會兒，才開始做出答覆（今天，這個問題已很清楚）：「單獨的軍事能力是無法解決越南的所有問題的，或者說，在世界的許多其它地區也是如此。」我繼續說道，「目前在越南進行的戰爭，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來取得最終的勝利。在眾多的條件中，要想贏得這場戰爭有一條是必不可少的，即一個強大、穩定、效率極高，並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援和信賴的政府。」最後，我以下述結論結束了回答：「倘若，對我們力所不及的領域避而不談，不坦言相告我們對此的擔憂，我將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在對國會和新聞界的陳述中，我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我就說道，「南越的首要問題並不是軍事問題，其政治和經濟問題才是其首要的問題。除非我們將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引進這個國家，否則，絕不會有軍事解決的可能性。」
　　然而，由於事態發展所造成的強大壓力，以及對我們行動的發展缺乏清晰的認識，我們已經在改變方針了。二月二十一日，總統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已著手制定一個詳細的計劃，以加強對北越的反抗，這涉及外交和戰場兩個方面。」他還說道，我將於三月份前往西貢，以便聽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見，此行之後，「我們將做出明確的決策。」
　　同一天，我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一系列反對北越的行動進行審查，這些行動旨在「誘導該政府放棄援助和支援在南越和……老撾進行的暴動和起義。」我詢問了中國在印度支那地區、泰國、南朝鮮或台灣可能做出的反應，以及針對這些反應，美國的海、陸、空軍將應做出何種姿態。基於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以及，在未來的某些時候，他們與我們進行直接對抗的可能性——我建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應就應付這些問題而建立專門的計劃機構。
　　三月二日，聯席會議提交了一份冗長的備忘錄，回答了我的問題。其中，他們重申了他們的看法，「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他們指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當準備摧毀北越的軍事和工業目標，在其港口中佈雷，以及實行海上封鎖。他們承認，針對這些行動，中國有可能以軍事介入來做出反應，並認為，如果美國僅僅做出一種非核武器式的反應，將極有可能無法迫使中國放棄其行動。他們接著補充道，「進行核攻擊將極有可能」逼迫他們就範，但是，即使這時，他們也未明確無誤地指出，他們的計劃將足以阻止南越的喪失。
　　顯而易見：聯席會議的成員們已認識到，他們的計劃涉及美國政策的改變——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極力敦促，希望這一計劃能夠被採納。
　　在這幾個月中，南越的局勢仍在逐步地走向惡化。政變之後，軍政府奪取了權力，但它仍無法阻止事態的惡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夥年輕的軍官在阮慶將軍的率領下，推翻了這個內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華盛頓既沒有鼓勵也沒有推進這次政變，事實上，這不過代表著局勢長期的混亂。這種局面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焦慮和擔心進一步加深了，他擔心，政治上的長期動亂將會粉碎軍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認為，我們必須要使阮慶成為「我們的孩子。」
　　個頭不高，長著一對鼓出的眼睛，留著一撮山羊鬍子，頭上常常頂著一頂紅色的貝蕾帽，阮慶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堅強、機智、敏捷，具有強烈的抱負，但也有些矯揉造作和虛偽。他只有三十七歲，曾在萊文沃恩的軍營裡接受過美軍的軍事訓練，此後，他先後擔任過師長和軍長，具有廣泛的軍事閱歷。
　　但是，他對政治和經濟事務則所知甚少，幾乎是一無所知。儘管有這些局限性，但許多美國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國的羅伯特·湯普森爵士，仍認為他是南越將軍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當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啟程前往西貢之前，總統在白宮召見了我們。在他臨別前的指示中，他說：「鮑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慶將軍在一起，面帶微笑並揮動著手臂，這可以向那裡的人們顯示，這個國家自始至終站在阮慶的背後。」
　　總統的希望變成了現實，對我來說，無窮無盡的侷促不安則始終伴隨著我。在三月中旬的幾天裡，只要美國人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即可目睹我的風采——與一位正在進行競選的政治家極為相像——我們周遊了整個南越，從湄公河三角洲到順化無處不留下了我們的身影，與那位身材矮孝精力充沛的阮慶將軍一起，我們肩並肩地站在成千上萬的越南人面前，試圖使他在其人民中樹立起權威。由於我們仍然沒有認識到，北越和越共的鬥爭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因此，我們也絕不可能意識到，鼓勵人們認識到阮慶和美國的一致性，對於廣大的越南人來說，極有可能僅僅強化了他們的某種觀念，即，阮慶的政府並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援，而是從美國那裡得到了支援。
　　處於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縛之中，我仍然企圖避免誤導公眾的看法，使他們正確地認識我們的進展。在前往西貢的途中，我們於夏威夷停下來加油，這時一位記者問我：「你昨天引證事實說，目前越南的局勢非常嚴峻，是這樣說的嗎？」我回答道：「是的，我認為是這樣。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報告的那樣，那裡的局勢非常嚴峻……在三個月中，我們已看到了三屆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這種政局的變化，大大加強了他們的進攻、恐怖和騷擾的行動。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回到華盛頓四天以後，三月十六日，我對總統做了匯報，指出，自從政變以來，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嚴重的惡化。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政府的弱點已變得極為明顯。由北越支援的暴動和起義正與日俱增，然而，最為致命的因素則是，阮慶政府是否可以維持下去。我的視察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看法，即阮慶絕沒有寬廣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識到此點，並非通過交談，而僅僅通過大部分村民們無動於衷的面部表情，即可獲知。進而言之，他對軍隊的控制似乎也是難以確定的。
　　我們再次討論了行動方針的選擇。由於多米諾式的效應，撤離似乎是無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幾次場合中，這已有定論，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樣，它仍不會得到眾多的支援。我也探討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結論是，戴高樂的主張將只會導致共產黨人在南越的得手，對於西方的安全來說，其嚴重的後果與美國撤離的後果並無二致。無人想到要問這樣的問題：如果戴高樂——就像我們從這種對西方的「衝擊」中所得到的那樣，他也會受到同樣的損失——能夠接受中立化，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國總統的公開言論並未涉及中立化的實質內容，因此，它只是一種缺乏嚴肅性的泛泛而言。在我會見了林登·Ｂ·約翰遜之後的幾個星期裡，法國外長莫裡斯·顧夫·德姆維爾對迪安·臘斯克承認道，巴黎缺乏一個中立化的詳細方案，並指出，法國也不希望南越陷落於共產主義的陣營中。
　　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們完全可以向戴高樂施加壓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標，做盡可能的努力。然而，我們並未這樣做。
　　我也向總統匯報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建議，告訴他，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計劃已被詳細地討論了。就已得出的認識而言，此舉可能會導致中國人介入軍事的風險，與此同時，此舉也並非就能徹底擊垮北越的信念，嚴重地削弱他們的能力，使他們停止支援在南越地區進行的起義和暴動。然而，由於似乎沒有更佳的選擇，參加西貢會議的大多數人都對這種襲擊表示贊同。此舉猶如一種孤注一擲的力量，它將使我們的對越政策向前推進若干年。資料和分析均顯示，空襲將很難收到應有的效果，但是，由於決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說任何事，來阻止共產黨人的行動，以致於那些令人洩氣的報告常常受到人們的冷遇。
　　儘管，這是西貢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我仍然提出了反對發動空襲的建議。我指出，阮慶與我的看法一致，他聲稱，他在南越的基地還缺乏足夠的力量，難以承受北越可能進行的報復。儘管，我沒有提議介入更多的美國軍隊，但我還是同意，著手就美國空軍襲擊北方做出計劃。但是，對於引進美軍地面部隊一事，我們則未做任何的討論。
　　我將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統，這也代表了與我同行的高級文武官員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Ａ·麥科恩和威廉·Ｐ·邦迪。然而，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他們的意見時，海軍陸戰隊司令小華萊士·Ｍ·格林上將和空軍參謀長柯蒂斯·Ｅ·勒梅上將不同意我的報告。小華萊士·Ｍ·格林認為，如果我們想呆在南越並取得勝利，那麼，就應集中美國的力量來全力實現這一目標（大意如此，並非原話）。柯蒂斯·Ｅ·勒梅則認為，北越和越共的後勤基地，以及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補給路線應當遭到轟炸。迪安·臘斯克的看法與我的建議相同，並且，總統也贊成我的建議。
　　除了小華萊士·Ｍ·格林和柯蒂斯·Ｆ·勒梅以外，對於我反對立即動用美國空軍襲擊北越的建議，其他一些人也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這些批評者斷言，總統在空襲一事上的勉強態度，來源於一種願望，即，在大選即將來臨之前，他將盡力避免一場國內發生的政治危機。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權利，林登·Ｂ·約翰遜正在為參加競選而努力，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決定任何問題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這種觀點。我並不認為，這一觀點可以完滿地解釋，在當時，為什麼他會做出反對空襲北越的決策。當時，即使是阮慶本人也反對此種行動。
　　並且，我之所以反對這一舉動是因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夠避免風險，避免中國或蘇聯的報復。任何一屆總統均有足夠的理由來考慮國內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為依據，來解釋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兩屆政府在越南問題上的失誤，則是我無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應總統之要求，在華盛頓的一次頒獎宴會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發言，面對美國公眾概括性地描述了我們在越南的情況。十分湊巧的是，在前一天，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Ｊ·威廉·富布賴特——後來，成為我們最坦率的批評者之一——在參議院做了一個題為《舊神話與新現實》的重要演講，對於越南問題，他所提出的觀點與我次日晚上發言的主旨不謀而合。在談到談判時，他說：「在當前的軍事環境下，我們無法設想利用談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結束這場戰爭。」因此，他接著說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僅有兩種現實的選擇擺在我們的眼前：使用一種或另一種方式，來擴大衝突的規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來增強南越人的實力，使其在現有的水平上，進行戰爭並取得勝利。執行部門的主管官員必須對這一問題進行徹底的審查；並且，直到他們對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做出估價，確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見，我們似乎仍不能做出選擇，只能利用眼前最為有效的手段，去支援南越的政府和軍隊。無論何種特殊的政策被決定，有一點必須是非常明確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況下，美國將繼續義不容辭地履行其承諾和責任。
　　在我的講話中，依據我的觀察，我對越南問題發表了幾點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無疑問，南越的局勢正在日趨惡化；」「目前對這一形勢做出估價仍明顯存在著困難，該戰爭的形式和特點決定，得到的信息並非總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從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援，這意味著，政治和經濟問題與軍事的解決方式同等重要，」並且，「越南前進的道路將是極為漫長的，充滿著重重的艱難和挫折。」這些觀點無疑都是準確真實的，然而，接下來我對我們方針的選擇談了看法，即早先我向總統提出過的那些選擇，這次，聽眾們將會得出結論，我並未就我們的問題，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聲稱道：中國共產黨人的利益是十分明顯的。每當蘇聯發出警訓式的調子時，他們就會公開譴責莫斯科，指責他們已背叛了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美國視為一隻紙老虎，並堅持認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務和常規防務面前，通過緩慢而卓有成效的運動，越南就可以進行其「解放和統一」的革命鬥爭。因此，北京似乎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絕好的時機，運用越南作為試驗品來展現自己的新戰略。北京認為，越南的勝利將為中國的論點提供有力的佐證，為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服務。
　　在北京尚未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知中國地緣政治的目標，也無法檢驗我的判斷的正確與否。但是，當時，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級助手們的共識——包括軍方和政界——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亞當·亞莫林斯基，儘管，他並非一位中國問題的專家，但他說，我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一事例再次體現了我前面提到的觀點：在對缺乏經驗的領域中進行決策時，高層的政府官員需要隨時得到專家、內行的幫助。如果我們的身邊有更多的亞洲通，或許，我們就不會如此淺薄地分析中國和越南。在古巴導彈危機之時，我們曾得到了內行的指點；在我們處理有關蘇聯的事務時，我們也通常得到了這種幫助；然而，在我們面對東南亞的事務時，我們則無法借助類似的力量。
　　幾天之後，ＮＢＣ電視台的記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樓的辦公室裡，對我進行了採訪，會面即將結束時，他問道：「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個國家會考慮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說，在從南越返回後，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向總統匯報的選擇之一，正可回答這一問題：南越之外的軍事行動的介入，尤其是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我結論性地指出：「無論最終我們被迫使用什麼樣的行動方針，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將它視為一種補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進。」
　　我將這種說法作為一種信號，提醒人們注意所有可能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事情。
　　大約正是這時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慶將軍改變了他的想法，開始以一種進攻姿態來反對北越了。漫長而乏味的戰爭使人感到厭倦，南部戰局毫無進展，加之河內的不斷介入，令人極為憤怒和煩惱，阮慶開始將眼光投入了北方，急於在那裡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會見中，他提議應向北越發出警告，他們在南越進行的任何騷擾行動都將會得到嚴厲的報復。並且，他特別問道，美國是否準備轟炸北越。總統向我建議，在我與西德首腦會見之後，從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貢停下來，協同馬克斯威爾·泰勒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和阮慶，對這個問題進行再次的審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貢會見了阮慶。他說，自從我三月份訪問以來，他的確已改變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３４Ａ計劃在反對北越方面，並未取得有效成果，並且，它似乎也難以取得這樣的效果（我同意這一判斷）。與他三月份的說法恰恰相反，阮慶爭辯說，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確還缺乏穩固和力量，但這可能正是一個立即向北越發動攻擊的恰當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點被糾正。
　　然而，在我啟程離開西貢之前，阮慶又突然再次變換了想法。這時，他對我說，他不想對北越進行立即的空中襲擊，因為，他並不準備動用南越的軍隊來參與行動，也並不希望使用美國的戰鬥機。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對，他要求立即對北方進行打擊，這包括切斷進入南方的物資和人員輸送，和摧毀河內進行戰爭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還指出，可能會出現另一次政變來推翻阮慶，在這種情況中，「美國應當做好準備，極有可能會在金蘭灣裡指揮這個國家的行動。」我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變，或者說，一旦其出現之後，應對其做出何種反應上，我也無力向總統提出像樣的建議。
　　正是在這種信念發生動搖和混亂的情況中，我發表了一個心血來潮和欠加考慮的公開發言，從那時起，這一發言一直緊緊地追隨在我的身後。四月二十四日，在國防部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出現了下述的對話：記者：部長先生，參議員（韋恩）莫爾斯（俄勒岡州的民主黨人）已經將此稱之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您對此有何看法？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這是一場美國政府的戰爭。我按照總統制定的政策行事，並明顯與國務卿進行了緊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說（在上面的意義上），我並不反對稱它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
　　我認為，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戰爭，我願意與之發生聯繫，並為贏得其勝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試圖說明，面對重大的分歧和衝突，我感到，我有責任去做任何事情，以盡可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報中存在著虛假和不實之處，身處於西貢和華盛頓兩地的美國軍政官員，對問題的理解又存在眾多的分歧。有鑒於此，總統和我都一致認為，必須派遣一名總統身邊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訪越南一次，親自將考察的結果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匯報，並通過新聞界告知美國人民。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結果，與華盛頓的其他任何高級官員相比，在戰爭問題上，我的看法對公眾的觀點有了更為緊密的影響。這是一個鐵的事實，我從不試圖否認這一點。在其它的政府中，這一角色或許會屬於其他人，然而，在此屆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報局向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就越南問題提交了一份專門的情報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喪的：整體而言，南越的形勢仍處於極為脆弱的狀態之中。儘管，南越在戰爭中的實力已有所增強，但是，從整個國家來看，越共的壓力並未減弱，並繼續侵蝕著政府的權力，暗中破壞著美國和越南人的計劃，以及打擊著南越的士氣。還無任何跡象顯示，這種趨勢已到達「底點，」如果在年底之時，這種衰落的趨勢仍不能被阻止的話，南越的反共立場將極有可能無立足之地。
　　由於並無現成的計劃來阻止「衰落的趨勢，」幾天之後，我們批准那些秘密行動計劃繼續延長四個月，它們原定於五月三十一日結束。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承認，３４Ａ行動計劃到此時還未收到像樣的效果，但他們認為，該計劃還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潛力。然而，事實證明，在此之後，該計劃的實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並且，極有可能，它最終也導致了北越在東京灣（即北部灣——譯者）做出的重大反應。
　　面對中央情報局令人沮喪的估價，以及聯席會議成員的強烈建議，總統要求國務院和國防部準備一個涉及政治和軍事的綜合計劃，對北越採取逐步升級的行動。結合這個計劃，國務院擬定了一項議案，以期得到國會的批准，同意美國在印度支那地區擴大軍事行動。
　　這正是一個起源，後來它成為了東京灣議案。此舉正反映了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態的發展迫使我們擴大戰爭，我們也必須避免杜魯門總統在朝鮮所犯的錯誤，即在國會尚未批准的情況下採取軍事行動。除非它也處於「起飛」之中，否則，國會是絕不會對「緊急著陸」負責的，林登·Ｂ·約翰遜說。因此，他執意認為，如果他不得不發動軍事行動的話，那麼，在印度支那地區的任何重大軍事行動，都首先要得到國會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手下的一個小組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草擬的國會議案，該檔案批准總統在南越和老撾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動用軍隊」來保衛他們的安全。同一天，我們（不包括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研究了這個草案。我認為，如果總統決定，在未來的兩至三個月中將動用美國作戰（而不是訓練）部隊的話，那麼，我們就應立即著手提交這份議案，否則，我們還需等待時機。
　　儘管局勢仍不明朗，但是，我們全都認識到，轟炸北越或派遣美軍作戰部隊進入南越，都將會帶來極大的風險。馬克斯威爾·泰勒認為，南越政府的崩潰或勝利都不會在短期內出現，因此，在秋季來臨之前，美軍仍應該按兵不動，而不是擴大行動。三月二十六日，我們與總統進行了會晤，但最終毫無結果。他要求我們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羅·Ｄ·哈金斯的繼任者駐越軍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以及費爾特的繼任者火奴魯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海軍上將小格蘭特·夏普進行會見，討論未來的事態發展。
　　威廉·威斯特摩蘭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擔任了美國軍隊在越南戰區的司令員，在導演的眼裡，他的確具有一副標準的將軍形象。他舉止瀟灑、堅毅果斷、極為坦率。他畢業於西點軍校，二次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他均任作戰部隊的軍官，並是美國軍事科學院的前任負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既沒有巴頓那樣的自負，也沒有柯蒂斯·Ｅ·勒梅的固執，但卻分享了他們的堅毅和對國家的忠誠。
　　火奴魯魯會議於六月一日召開，地點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寬大的會議廳裡。在以前的場合中，至少某些與會者是充滿了信心的，然而，這次則截然不同，幾乎每一位到會者均流露出憂鬱和擔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對事態的發展抱有樂觀的態度，但是，他的看法極為孤立。
　　討論圍繞著一份草擬的行動計劃而展開，該計劃在華盛頓已被擬定，但尚未得到總統、迪安·臘斯克或我的認可。其主要的內容包括：一份提交給國會的議案，與河內的接觸和聯繫，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強的軍事壓迫行動，其頂點是對北越進行有限度的空中襲擊（這將盡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軍來執行）。幾天以前，一份《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已做出結論，這樣的計劃極有可能導致，河內在支援起義和暴動方面收斂一些，儘管，它同時也強調，河內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結合這個行動計劃，四方面的事情被進行了討論：無論是向北越發動空襲，還是策劃一場軍事進攻來打擊北越，西貢都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進行準備；鑒於中國人介入的可能性，幾個師的美軍需要進行部署，以阻止其進攻；美國公眾仍未完全相信，東南亞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最後，國會做出適當的決議將會有助於取得雙重的效果，既可表現出美國的決心，也可教育那個國家。然而，長期以來，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基本問題，仍然沒有被提出和進行回答。會議結束之時也未對此做出結論。
　　對於這個草擬的行動計劃，我
　　們並未做出決定。
　　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描述火奴魯魯的討論，這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我們已接近了重大升級的邊緣——但卻未對其後果或其它的選擇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二、由於尚未做出擴大軍事行動的決定，政府決定，將向國會提交草擬議案的時間推遲到九月，因為，估計到那時，參議院將會完成公民權議案的審批。以後，批評者們曾指責說，總統在幾個月中一直將議案揣在兜裡，以等候時機——或者說創造時機——使它「溜」過毫無戒心的國會。這純屬無稽之談。
　　我剛從火奴魯魯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確定出「對東南亞的合理軍事目標」，並且，也沒有批准「實現該目標的軍事行動方針」。他們提出了兩條方針：首先應當選擇的是，摧毀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選擇是，中止它對南方起義和暴動的支援。然而，他們卻沒有就任何一條方針提出計劃。
　　當馬克斯威爾·泰勒閱讀了他們的備忘錄後，他指出，這並不是「我們選擇方案的準確或完整的表述。」他進而對他們的首選方針表示了反對，它將「極有可能會引起升級的風險。」
　　隨著一九六四年共和黨總統競選運動的白熱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應當辭去現職，集中精力去加強他黨派中的溫和派的實力。對於加強美國駐南越隊伍的實力，此時正是一個絕好的良機，首先，需要選派一名盡可能強有力的大使。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和我都主動想攬下這個差事，但是，總統選中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並還委派了Ｕ·亞歷克斯·約翰遜去協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蘭替換保羅·Ｄ·哈金斯一事之外，此舉也標誌著，總統已決心採取任何可能的行動，去增加美國對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動的作用。
　　在總統決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後不久，由於一九六四年大選近在眼前，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他副總統競選夥伴的提名。新聞界早已推測過此事——例如，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就曾提到了這種可能性。然而，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非常瞭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後或許會再次考慮，並撤回邀請的。總之，我謝絕了他的好意。
　　但是，總統仍有計劃在等著我，八月一日他對我說，在他下一屆任期中，他要我擔任他「主管內閣事務的首席行政副總統。」
　　林登·Ｂ·約翰遜從未解釋過這句話的含義，但他的確常常要求我處理一些防務之外的事務，只要我能夠做的話，我總是滿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絕了林登·Ｂ·約翰遜作為副總統競選夥伴提名的請求，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成功的概率極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認為，假如我能有幸來世再生，我將會抓住一切機會去訓練自己，爭取參加競眩在一個民主的體制中，解決眾人間存在的差異，找到大多數人支援的行動方針，使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這正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對於一位政治家來說，這既是對他的挑戰，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當時，我還缺乏政治家的素養和技藝，我對此瞭如指掌。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從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收到了另一份評價材料。它提出了一個疑問，總統在幾天前也已提到過這個問題，即：南越和老撾的喪失極有可能在東亞引起「多米諾效應」。既不會負參與決策的責任，也沒有為以前政策進行辯護的必要，這些政府中最高層、經驗最豐富的情報分析專家們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南越和老撾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造成這一結果的特殊原因是，長期以來，美國已經引人注目地公開承擔了義務，要阻止共產黨人強佔這兩個國家。失敗於此，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並且，在遏制共產主義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我們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而在其它國家中，以更大的規模向共產黨人靠攏的傾向，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
　　他們繼續說道：
　　除了北越會因為實現了國內目標而感受到直接的歡欣鼓舞外，中國的共產黨人也會受惠無窮。這不僅使他們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的助長，而且，也使他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領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論認為，未發達國家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美國是一隻虛張聲勢的紙老虎，地區性的暴動和起義不會導致國際間的大戰，可以毫無風險地走向最終的勝利。他們早已將南越視為這些理論的試驗場，並大造輿論。相比於蘇聯比較謹慎的姿態而言，南越和老撾的最後結果，將更為顯著地支援了北京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立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結果對世界各地不發達國家出現更為積極的革命運動，將無疑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們的分析似乎再次證實了我與其他一些人的恐懼——回溯往事時似乎體會不到，但當時的確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臨著極其嚴重的風險，而我們則仍然沿著危險邊緣滑向深淵。

天下創世

[LEFT]第五章　東京灣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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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

　　美國距離在越南宣戰最近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東京灣決議。影響這項決議的客觀環境在人們中間引起了激烈爭論，並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前，美國人民對越南的事態發展極少給予關注，戰爭似乎極為遙遠。東京灣改變了這種狀況。就短期而言，美國在東京灣的軍艦受到襲擊，隨之而產生的國會決議帶來了美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戰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就長期而言，約翰遜政府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總是援引這項決議來證明其在越南採取的軍事行動符合憲法規定。
　　國會承認這項決議賦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巨大權力，但不認為總統有權宣戰，不認為這項權力可像過去一樣用來大幅度擴充駐越美軍數量——從一萬六千名軍事顧問增至五十五萬戰鬥部隊。如果沒有這項決議，在以後幾年中，宣戰和動用大量戰鬥部隊也許是不可能的。
　　許多人把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的九天視為「二十五年戰爭」中爭論最大的一個時期。這一點並不奇怪。
　　三十年來，圍繞下述問題，激烈的爭論持續不斷：在東京灣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是如何向國會和公眾報告東京灣事件的；我們向國會謀求到的對事態做出反應的權力；在以後的歲月中，兩位總統屬下的行政機構是如何運用這項權力的等。
　　主要的問題以及我的回答如下：
　　·據報告，北越巡邏艇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和四日分別攻擊了美國驅逐艦。真的發生過這些攻擊事件嗎？
　　回答：第一次攻擊的證據是無可置疑的。第二次攻擊似有可能，但不確定。
　　·當時和後來，某些國會議員和公眾認為約翰遜政府故意招來這些攻擊行動，意在為戰爭的升級尋找合理的理由，並從國會謀求到擴大戰爭的權力。這種觀點有任何根據嗎？
　　回答：毫無根據。
　　·為回應北越的攻擊行動，總統命令美國海軍飛機襲擊了北越的四個巡邏艇基地和一個油庫。這次襲擊有道理嗎？
　　回答：也許有道理。
　　·如果東京灣的行動沒有發生，這項國會決議會被提出來並獲得通過嗎？
　　回答：基本上可以肯定會有一項決議在數周內提交給國會，而且極有可能獲得通過。不過，該項決議會面臨更為激烈的爭論，且有可能限制總統的權力。
　　·約翰遜政府依據東京灣決議在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包括大幅度增加軍隊數量）是否合法？
　　回答：絕對不合法。雖然該決議賦予總統足夠廣泛的權力以支援戰爭的升級，但正如我所言，國會從未打算把該決議作為採取此種行動的基礎，全國人民更無此願。
　　東京灣的事件涉及美國的兩次行動：代號３４Ａ計劃和人所共知的德索托巡邏。
　　正如我指出的，一九六四年一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已批准中央情報局支援南越反對北越的秘密行動，密碼代號為３４Ａ計劃。３４Ａ計劃包括兩類行動：第一類，由船隻和飛機投送帶有天線電裝備的南越特工隊到北越，進行破壞活動和搜集情報；第二類，由南越人或外國僱員駕駛的快速巡邏艇，用打了就跑的戰術襲擊北越海岸和島嶼上的設施。中央情報局支援南越的３４Ａ行動計劃，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與他們保持著密切聯繫，正如在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克魯拉克將軍一樣。
　　３０３委員會——如此稱呼是因為委員會最初是在行政樓３０３室開會的——審查了秘密行動的計劃安排。中央情報局在全世界的秘密行動均需得到３０３委員會的批准。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其他成員有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副國防部長（賽勒斯·Ｒ·萬斯，他於一九六四年初接替了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和中央情報局負責制訂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
　　中央情報局常被批評者稱為「粗野的大象」，但我認為這是個誤解。在我任職於國防部的七年中（我相信也包括在此前和此後的政府中），中央情報局的所有「秘密行動」（包括間諜行動）都是得到總統、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或他們的代表批准的。未經批准，中央情報局無權採取行動。就我所知，該局從未擅自行動過。
　　德索托巡邏在目的和程式上都與３４Ａ計劃大不相同。巡邏行動是配備有特殊裝置的美國海軍艦艇全球電子偵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艦艇在公海上收集蘇聯、中國、北朝鮮和北越沿海基地發射出來的無線電和雷達訊號。這些巡邏船很像在我國沿海附近的蘇聯拖網漁船。在必要的情況下，我方收集的情報可用於針對這些國家的軍事行動中。通常由各艦隊司令——這次是由太平洋艦隊司令托馬斯·Ｈ·穆勒上將——決定巡邏的次數和路線，並與華盛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共同審核。
　　雖然某些人知道３４Ａ計劃和德索托巡邏計劃，但其批准程式是互相獨立的，所以很少有高級官員同時參與兩項計劃的制訂和實施過程。我們當時應該同時參與。
　　八月東京灣事件暴發前很久，我們瞭解３４Ａ行動計劃的許多人都認為它們實際上毫無價值可言。派往北越的大多數南越特工人員或者被俘或者被殺，海上的襲擊也無關痛癢。人們有理由問：「如果事情是這樣，為什麼還要繼續實行這些行動計劃呢？」那是因為南越政府認為這些行動是騷擾北越以報復河內支援越共的代價較小的手段。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夜，負有３４Ａ行動使命的幾艘南越巡邏艇攻擊了東京灣的兩個北越島嶼，據信島上有支援向南方滲透的活動。次日清晨，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駛抵東京灣距那兩個島嶼很遠的地方。兩天半以後，即八月二日下午三點四十分（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四十分），馬多克斯號報告說有幾艘快速炮艇向其駛近，幾分鐘後該艦受到了魚雷和自動武器的攻擊。馬多克斯號上無人傷亡，也未受任何損失。馬多克斯號受到攻擊是無可置疑的：船員們從甲板上取出了北越炮彈的彈片，我堅持讓屬下把彈片送到我的辦公室以證實攻擊行動確曾發生；此外，北越在其官方戰史中也證實，北越方面確實下令進攻過馬多克斯號。
　　事件發生時，馬多克斯號停泊於公海，距離北越海岸超過二十五英里。
　　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總統與高級顧問們開會討論最新的報告，考慮美國該做何反應。賽勒斯·Ｒ·萬斯代表我出席會議。顧問們認為有可能是北越的一個地方指揮官而非高級官員採取了襲擊行動，所以總統決定不予報復。他同意向河內發出嚴厲的抗議照會，並增派特納·喬伊號驅逐艦繼續巡邏。
　　當時的駐南越大使馬克斯威爾·泰勒反對不予報復的決定。他在八月二日深夜致國務院的一封電報中指出，如果我們對無緣無故襲擊公海上的美國驅逐艦的行動不予回擊，會被人視為「美國害怕與北越人直接對抗的標誌」。
　　第二天下午三時，迪安·臘斯克和我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介紹了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二日發生的事情。我們講到了３４Ａ行動計劃、北越對德索托巡邏艦的攻擊以及總統決定不予報復的原因。雖然我未能找到這次會議的會議記錄，但我相信我們還強調指出，我們絕對沒有故意招致北越人進攻德索托巡邏艦。我們對那些參議員說，德索托巡邏行動和３４Ａ計劃都將繼續進行，事實上，對北越沿海的另一次３４Ａ空襲行動此時正在進行中（當時是西貢時間八月四日凌晨）。
　　華盛頓時間八月四日晨七時四十分（西貢時間晚七時四十分），馬多克斯號發出電報說，來自一些身份不明的船隻的進攻似乎已迫在眉睫。馬多克斯號的情報來自國家安全局極為機密的報告，該局截獲了北越的各種命令。一小時後，馬多克斯號發出電報說已與三艘身份不明的船隻建立了雷達接觸。附近的美國航空母艦泰禮德羅加號派出戰鬥機援助馬多克斯號和特納·喬伊號驅逐艦。
　　烏雲和暴風使夜色更濃，能見度極差。此後數小時內，東京灣一直處在混亂之中。馬多克斯號和特納·喬伊號報告說遇到了二十多枚魚雷的攻擊，他們看到了魚雷的尾流，敵艦後艙的燈光，手電筒的亮光和自動武器開火的情景，還收到了雷達和聲納波。
　　由於形勢緊張，賽勒斯·Ｒ·萬斯和我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開會商討應對之策。我們都認為，如果報告屬實，那就絕對有必要對第二次無緣無故地攻擊予以還擊。雖然我們沒有接受馬克斯威爾·泰勒提出的對八月二日的攻擊進行報復的建議，但我們認為，對停泊在公海的美國艦艇第二次無緣無故的攻擊確實發生了，所以我們很快制定了動用航空母艦上的飛機轟炸北越的四個巡邏艇基地和為基地供油的兩個油庫的計劃。
　　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我與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以及參謀長們開會研究我們的方案。我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繼續討論，午飯時又與總統、賽勒斯·Ｒ·萬斯和約翰·Ａ·麥科恩進行了討論。
　　北越人對公海上的美國驅逐艦的攻擊似乎很不合常理（他們這樣做將使衝突升級），所以我們討論了河內的動機。有些人認為３４Ａ行動是導致北越襲擊我方艦艇的一個原因，但其他人認為３４Ａ行動效果極差，覺得這種解釋難以成立。無論如何，總統認為如果第二次攻擊能得到證實，即應予以迅速而有力的回擊。
　　問題在於：第二次攻擊真的發生了嗎？
　　正如我所說的，攻擊發生之時該地區的能見度極其有限，另外，第二次攻擊的報告大部分是依據聲納做出的，而聲納常常是不可靠的，所以，是否真的發生了攻擊，殊難確定。我因而多方努力以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按我的要求，空軍中將戴維·Ａ·伯基納爾在火奴魯魯數次召見小格蘭特·夏普海軍上將瞭解詳情。
　　華盛頓時間下午一時二十七分，在馬多克斯號上的德索托巡邏計劃指揮官約翰·Ｊ·赫裡克艦長向火奴魯魯和華盛頓發出了下述電訊：經檢查發現，原來報告的許多接觸和魚雷攻擊行動值得懷疑。反常的天氣對雷達有影響，許多報告，可能是情緒激動的海軍聲納兵做出的，馬多克斯號上沒有真正看到遭受攻擊的跡象。建議在進一步採取行動前進行全面評估。
　　四十一分鐘後，小格蘭特·夏普打電話告訴戴維·Ａ·伯基納爾，儘管約翰·Ｊ·赫裡克來了電報，但他本人「絕不懷疑」發生了第二次攻擊。約翰·Ｊ·赫裡克艦長在華盛頓時間下午兩時四十八分發來另一份電報：「已確定真的發生過伏擊。」
　　我親自打了幾個電話以便盡可能多地瞭解情況。由於事實真相在三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有爭議，所以我想詳細介紹一下我的幾次對話（當時作了記錄）。下午四時零八分，我通過專線電話問小格蘭特·夏普將軍：「最新消息是什麼？」
　　小格蘭特·夏普說：「先生，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表明確有其事……（敵方的）魚雷快艇顯然有伏擊的企圖。」他說：「最初確有伏擊企圖。」然而他也提到了「反常的雷達波」和操縱聲納的「年輕人」——他們「傾向於把任何噪音說成是魚雷，所以，魚雷肯定沒有以前報告的那麼多」。小格蘭特·夏普說，特納·喬伊號聲稱有三艘魚雷快艇相撞，一艘沉沒，馬多克斯號則聲稱有一艘或兩艘快艇沉沒。
　　「難道沒有任何無進攻行動的可能性嗎？」我問小格蘭特·夏普。他回答：「沒有，我得說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
　　我說：「在確定發生的事情之前，我們顯然不想這麼做（採取報復性的襲擊行動）。
　　小格蘭特·夏普表示同意，說他能在數小時內得到更多的情報。
　　下午四時四十七分，賽勒斯·Ｒ·萬斯和我與參謀長們開會審核有關第二次攻擊的證據。下述五項事實使我們相信確實有過攻擊行動：敵方的自動武器開火時，特納·喬伊號驅逐艦被照亮了；一艘驅逐艦看到了魚雷艇尾座的燈光；高射炮曾向飛臨該地區上空的兩架美國飛機開炮射擊；我們截獲並破譯的北越電報顯示確有兩艘魚雷快艇沉沒；小格蘭特·夏普上將認定發生過攻擊行動。下午五時二十三分，小格蘭特·夏普打電話告訴戴維·Ａ·伯基納爾，毫無疑問發生過對驅逐艦的攻擊行動。
　　下午六時十五分，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白宮開會。我介紹了支援我們的結論的有關證據，提出了我方的應對之策。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同意採取行動，總統授權動用我們的海軍航空兵。
　　晚上六時四十五分，總統、迪安·臘斯克、參謀長聯席會議新任主席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和我會見了國會領導人，向他們介紹那天發生的事情和我們的回擊計劃。在解釋我們回擊的理由時，迪安·臘斯克告訴國會領導人，北越已經做出了進攻公海上的我方船隻的重大決定，我們不應該把他們的行動視為偶發事件，我們必須在東南亞顯示美國的決心，我們有限度的反應將表明我們不想與北越開戰。總統對國會領導人說他打算向國會提交一項決議，要求國會支援美國在必要時在東南亞採取戰鬥行動。數位國會議員表示他們將支援這項要求。
　　晚上七時二十二分，泰孔德羅加號航空母艦收到了總統的空襲命令，數分鐘後，第二艘航空母艦康斯特萊申號也收到了電令。華盛頓時間晚上十時四十三分，第一批飛機從兩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美國海軍飛機對四個巡邏艇基地和一個油庫總共進行了六十四架次空襲。我們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攻擊，雖然有限度，但很適當，是對一次（或者兩次）進攻美國船隻事件的回擊。
　　沒過多久，關於事件本身就引起了爭論。八月六日，幾位參議員對我們關於事情經過的報告產生了爭執。爭論沒有得到解決。幾年後（一九六八年二月），參議院特別舉行聽證會以檢驗證據是否確鑿，聽證會也對政府的報告提出了質疑。
　　一九七二年，當時的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路易斯·托德拉認為，截獲的北越電報實際上指的是八月二日的行動，而我方卻把它當成了八月四日的進攻令，一九六四年中央情報局負責情報的副局長雷·Ｓ·克萊因在一九八四年會見筆者時也持這種觀點。一九六四年在泰孔德羅加號航空母艦上擔任飛行員的詹姆斯·Ｂ·斯托克代爾——他在河內的一所監獄被關了八年，後來獲得了國會頒發的榮譽勳章——說，他記得八月四日他飛臨兩艘驅逐艦上空時沒有看到任何北越的炮艇，他認為那天未發生攻擊事件。
　　這方面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上午九時，迪安·臘斯克、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來到參議院核心會議室，坐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面前介紹八月二日和四日在東京灣發生的事件，並聲援提交參眾兩院的國會聯合決議。
　　迪安·臘斯克的發言是做了準備的，他一開始即強調：「促成這項決議的直接原因，當然是八月二日和八月四日北越對我國在東京灣公海上的海軍艦艇發動了攻擊。」他繼續說，「目前的攻擊……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共產黨竭力征服南越……並最終征服和統治東南亞其它自由國家的一個步驟。」我接著詳細介紹了兩次攻擊的詳情，厄爾·Ｇ·「巴斯」·惠勒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贊成美國採取報復行動，他們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採取行動是適當的。
　　委員們的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在東京灣發生了什麼事？
　　該決議將賦予總統在該地區動用軍隊的權力嗎？
　　參議員韋恩·莫爾斯對我們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描述、我們的軍事回應計劃以及決議本身都提出了嚴重質疑：我堅決反對採取此項行動，我認為這是美國的一項侵略行動。在我看來，如果你們想竭力表明南越海軍快艇轟擊距北越海岸不遠的兩個小島的行動與我們無關，那我們就是在欺騙全世界。
　　我認為我們援助南越的整個行動計劃已向全世界表明，南越的那些快艇不可能在美國不知情的情況下採取行動。我們知道那些快艇在駛向哪個地方，海軍的行動完完全全是對北越領土的侵略，我們的艦艇是在東京灣的公海上，但它們也因此被理解為停在東京灣為南越海軍的行動提供掩護。
　　我認為是阮慶在讓我們支援他對北越領土進行公開侵犯。我聽過一次又一次的情況介紹，但沒聽到有任何證據表明北越地面部隊或海軍對南越進行過任何軍事侵略。
　　最後這句話與事實不符：有很多證據表明北越在通過陸路和海路向越共提供人員和軍事裝備。韋恩·莫爾斯參議員最後說：「停泊在附近的美國海軍艦艇是在支援」南越的３４Ａ行動計劃。
　　我回答說：「我們的海軍絕對沒有參與，也不瞭解南越人的行動。」正如我解釋過的，美國海軍不負責３４Ａ行動計劃，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艦艇既未「掩護」也未「支援」執行３４Ａ計劃的船隻。參議員韋恩·莫爾斯瞭解這些事實，因為他八月三日出席了迪安·臘斯克、厄爾·Ｇ·「巴斯」·惠勒和我向參議員介紹３４Ａ計劃和德索托巡邏計劃的報告會。我的上述回答是完全正確的。然而我接著說，馬多克斯號「絲毫不瞭解南越攻擊參議員韋恩·莫爾斯提到的兩個島嶼的行動，就我迄今掌握的情況來看，（馬多克斯號）毫不知情。」但我後來發現，我對此點的回答是完全錯誤的；負責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赫裡克艦長確實知道３４Ａ計劃。我的回答是真誠的，卻是錯誤的。
　　聽證會轉而討論該項決議，它的關鍵段落如下：由於（北越）海軍……違反……國際法，故意多次攻擊了合法停留在公海上的美國海軍艦艇……由於這些攻擊行動是……針對其鄰邦的……蓄意和系統的侵略活動的一部分……因而，美國準備（在總統做出決定的情況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動用軍隊），援助那些請求支援以保衛其自由的《東南亞集體的防禦條約》的任何締約國。
　　討論這句話時，迪安·臘斯克強調說這個決議賦予的權力與國會一九五五年的台灣決議、一九五七年的中東決議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決議所批准的權力相同。他在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中指出：「我們無法預料將來需要採取什麼措施。」他還說：「在東南亞的形勢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其發展方向與我們現在預料的不一樣，總統與國會之間當然會進行密切的聯繫和磋商。」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Ｊ·威廉·富布賴特主持了聽證會。在參議院安排了該決議的有關事項，他後來嚴厲批評約翰遜政府對東京灣事件的處理方式。他在那天補充說：「你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如此迅速的決定是值得稱讚的。」
　　與會的其他人也贊成該決議賦予總統的廣泛權力。例如，來自新澤西的共和黨參議員克利福德·凱斯問道，前面提到的三個決議中是否包含有「在總統做出決定的情況下」的語句。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回答：「肯定包含有語意相同的句子。」參議員克利福德·凱斯隨即表示衷心支援正在討論中的決議。兩個委員會以三十一票贊成一票反對（韋恩·莫爾斯反對）的投票數把決議提交給了參議院。
　　在那天下午的參議院辯論會上，來自肯塔基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與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做了如下問答：約翰·謝爾曼·庫珀：我們是在預先賦予總統權力，讓他在必要時就南越及共防禦問題或者（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他締約國的防禦問題採取任何行動嗎？
　　Ｊ·威廉·富布賴特：我想是的。
　　約翰·謝爾曼·庫珀：那麼，預料一下，如果總統決定動用軍隊，其數量足以導致戰爭，本決議也賦予他這種權力嗎？
　　Ｊ·威廉·富布賴特：這正是我要做的解釋。
　　我毫不懷疑國會了解決議賦予總統的廣泛權力。但我也毫不懷疑，國會認為總統不會在沒有進行慎重和充分協商的情況下動用這種廣泛的權力。
　　第二天，即八月七日，參眾兩院對這項決議進行投票表決。參議院以八十八比二的比例通過了決議（韋恩·莫爾斯和來自阿拉斯加的民主黨參議員歐內斯特·Ｗ·格裡寧投了反對票），眾議院則一致通過了決議（四百一十六票贊成，零票反對）。
　　長期以來，持批評意見的人斷言在整個東京灣事件中存在著一系列欺騙。他們指責政府渴望得到國會對印度支那的戰爭的支援，起草了授權的決議，然後挑起事端找到正當的理由並發表虛假聲明謀求支援。這些指責是毫無根據的。
　　這項決議源於總統。總統認為，如果形勢需要美國戰鬥部隊進入印度支那——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自一九六四年一月開始即不斷提出這項建議，那麼動用軍隊之事需事先得到國會的批准。為此，國務院於五月底起草了一項決議。
　　然而，由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威爾·泰勒建議把美國的軍事行動至少推遲到秋天（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均同意這個建議），所以我們決定等九月份參議院通過民權法以後再向國會提交這項決議。
　　在北越人攻擊美國船艦，使我們相信戰爭正在升級和前景難以預料之前，我們一直做此種打算。攻擊行動使我們認識到，我們需要這項決議的時間可能要比原來的預計早一些。
　　總統也許看到，這是一個把決議同河內的敵對行動聯繫起來的機會，這樣一來可使他顯得相對溫和一些，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巴裡·戈德華特的強硬言論形成對照。
　　關於我方故意挑起事端的指責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當時的某些政府官員贊成這樣做。喬治·鮑爾在一九七七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與戰爭有關的許多人……在尋找採取轟炸行動的借口……執行德索托巡邏任務的艦艇的主要目的是挑釁……人們認為，如果巡邏的驅逐艦遇到麻煩，就會提供我們需要的借口。」
　　與此相反，威廉·Ｐ·邦迪告訴同樣的廣播聽眾，美國當時並未打算製造危機，沒有故意「製造」事故用做採取軍事行動的借口。他說，「實事求是地講，那樣做完全不符合我們的計劃，我們不認為局勢已惡化到我們不得不考慮採取強硬措施以解決南越的問題的地步。」他在另外的場合寫道：「政府故意挑起事端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是毫無根據的。」
　　他還提出了一個立意不同但很重要的觀點：歸根結底，美國和北越的失算源於對河內的行為事後所做的良好推測。簡言之，政府本著降低危險的真誠願望，在同一時期同時執行３４Ａ計劃和驅逐艦巡邏計劃，完全是個錯誤。理智的頭腦預料不到河內也許會攪亂它們……但理性的推論應該把非理性的因素考慮在內……華盛頓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內也許不這麼想。雙方都誤解了對方，事件就發生了。
　　我同意他的上述評論，我相信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馬克斯威爾·泰勒也會同意。
　　當然，如果東京灣決議沒有導致我們更嚴重地捲入越南戰爭，就不會引起長期的爭論了。但是，該決議的確開啟了防洪閘門。儘管如此，約翰遜政府故意欺騙了國會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問題不在於國會沒有瞭解該項決議的潛台詞，而在於沒有瞭解戰爭的潛在可能性以及政府的應對之策。正如一九六七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的，採用一項包含語意如此廣泛文句的決議時，「國會犯了錯誤：關於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如何實施這項決議的問題，當需要國會對此做制度方面的判斷時，國會卻錯誤地做出了個人性質的判斷。
　　制度方面的判斷是：首先，任何一個總統將以決議賦予的如此大的權力做些什麼；其次，依據憲法，國會是否有權授予或撤銷賦予總統的上述權力。」對上述兩點，我均表贊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議員Ｊ·威廉·富布賴特發現他在誤導別人，事實的確如此。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的聽證會上，他得到了迪安·臘斯克的確切保證（我認為他私下裡也得到了林登·Ｂ·約翰遜的保證）：在未與國會充分磋商的情況下，總統不會使用決議賦予他的廣泛權力。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檢討這件事的聽證會上，他通情達理地為我開脫了故意誤導國會的罪責。「我從來沒有認為你在故意欺騙我們」他說。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克萊本·佩爾和斯圖爾特·賽明頓也做了相似的聲明。
　　東京灣事件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欺騙，而在於濫用決議賦予的權力。決議中的語句確實賦予了總統後來使用的權力，國會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時也瞭解到那些權力的廣泛性。但毫無疑問的是，國會絕對無意在未進行充分磋商的情況下，授權總統把駐越美軍從一萬六千人增至五十五萬人冒著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危險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並使美國對越南事務的干預持續那麼多年。
　　國會與總統哪一方對美國軍事行動擁有主導權的問題今天仍處於激烈爭論中。這項鬥爭來源於憲法規定的模糊性。憲法規定總統是三軍總司令，但賦予了國會宣戰權。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灣戰爭前，我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可能在海灣動用美國軍隊的問題發了言。此前幾天，國防部長理查德·Ｂ·切尼斷言，布什總統作為軍隊總司令有權把美國軍隊大規模投入海灣地區作戰（我們最後向海灣派了五十萬男女軍人）。民主黨參議員保羅·薩班斯問我對理查德·Ｂ·切尼的說法有何意見，我說我不是個憲法專家，所以不願回答。參議員保羅·薩班斯認定我會否定理查德·Ｂ·切尼的說法，所以堅決要求我做出答覆。
　　最後我告訴保羅·薩班斯，他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總統應該在未獲得代表民意的國會贊同的情況下把我們國家投入戰爭嗎（回擊對我國海岸線的進攻的情況除外）？我說不應該，我相信布什總統也不會這麼做。事實果然如此。在與伊拉克開戰之前，布什總統設法得到了國會的支援（也得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支援）。
　　布什總統是正確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們這些為林登·Ｂ·約翰遜辦事的人都錯了。 [/LEFT]

天下創世

第六章　一九六四年的選舉及其後果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推遲就越南問題做出決定是因為他想全力贏得一九六四年的總統的選舉。有些人甚至斷言他出於政治考慮而隱瞞了大規模擴大戰爭的意圖——他想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看上去像個戰爭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Ｂ·約翰遜當時有使戰爭升級的計劃，他也從未對我講過。我相信他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從未向我或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他因為面臨選舉而希望我們在越南退縮不前。事實上，關於該做什麼事，他的顧問們也未形成一致意見。
　　在此期間，南越的軍事和政治形勢急劇惡化，使我們更加難以做出抉擇：要麼避免直接的軍事介入，要麼阻止南越的淪陷。對搖搖欲墜的西貢政權應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使我們舉棋不定，使我們的政策混亂不明。我們對這個困難而危險的問題越來越灰心和絕望，這就像一條黑線一樣貫串於我們的爭論當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競選活動中，巴裡·戈德華特在越南問題上一直堅持強硬路線。三月初他曾說，在越南的法國軍隊十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之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量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樹林。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把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十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不用說，這種好戰言論使許多選民大為吃驚。
　　與此同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似乎是穩健和謹慎的模範。八月十二日，他在紐約美國律師協會的演說中提到了越南問題，這是他較早的評論之一，在許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內涵和創見的。演說詞反映了執筆人高超的寫作技巧（執筆人的姓名未做記錄），但其中的信念無疑是總統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我們一直在努力建設充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們在危機和危險中生存了很長時間，我們幾乎一致認定，美國關注對這個秩序的任何威脅……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已經懂得，我們不能再等待衝突的激流來侵襲我們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侵略和動盪都將埋下破壞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種子。
　　我們堅持這麼做是由於其他人難以理解的理由。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應該這麼做。
　　友好的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敵人常常低估或者無視貫串美國歷史始終的強大的道德力量。
　　當然，安全和福利是我們的政策核心。但是，我們的能量大多來源於道德意志。
　　強者應該幫助弱者保衛他們的自由……
　　每個國家都應免受其它國家的壓迫。
　　人們一直在激烈爭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我毫不懷疑，道德因素的確影響著他和他的許多顧問（包括我在內）。但道德因素是否影響了當時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響現今的政府，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實用主義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影響。我認為有影響，例如，我們避免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在美國竭力確定其在冷戰世界中的適當角色時，這個問題值得爭論。
　　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幾個月和選舉後的很長時間內，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美國的右翼勢力迫使我們更深地捲入印度支那，使我們與中國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性加大。為對付這種壓力，他談到了經常縈繞於他腦際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針對巴裡·戈德華特說：「有些人迫切希望擴大衝突。他們呼籲我們派美國青年去做亞洲青年應該做的事……這種行動根本無助於解決越南的實際問題。」他說：「南越人有保衛他們的自由的基本責任。」
　　他在競選過程中一再重申
　　這個觀點，從新罕布什爾到俄克拉荷馬，從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當時隱瞞了什麼嗎？對我們這些幕後謀士來說，林登·Ｂ·約翰遜在越南的目標十分明確。「贏得戰爭！」他作為總統第一次與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開會時說。他從未偏離過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價和風險去贏得那場戰爭。
　　他本來可以向美國人民講述更多東西。我們當時未就向越南派遣戰鬥部隊達成一致意見，一項在最低限度內動用美國空軍的計劃也爭論了數月之久，我們越來越懷疑西貢能夠被長期固守。總統從未公開透露過這些事情。如果他這麼做，他或許可以說一些諸如此類的話：「我們處在極度的混亂之中，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當然，政治家們在這種形勢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
　　伍德羅·威爾遜在一九一六年的總統競選中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當時的口號是：「他將使我們遠離戰爭。」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謀求向德國宣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競選中也未做到這一點，當時他說他不會派遣美國軍隊參加歐洲大戰，但不久我們就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堅信，巴裡·戈德華特獲勝將使美國陷入險境，並會威脅到世界的穩定。他還認為，只要目的——巴裡·戈德華特的失敗——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所以，他在競選期間的言論只在某種意義上是準確的。他講了事實，但遠非全部事實。
　　總統未對公眾開誠佈公並不意味著他心中已有了擴大戰爭的計劃。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某些成員從一九六四年初開始就要求強化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但威廉·威斯特摩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南越領導人阮慶主張推遲。當麥喬治·邦迪和我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議林登·Ｂ·約翰遜改變政策時，我們也不能肯定應該擴大戰爭還是從越南撤退，但迪安·臘斯克反對任何改變。
　　從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漫長的政治生涯來判斷，某些人或許會說，在競選未見分曉的情況下，他可能向公眾隱瞞了介入戰爭的決定，這也許是事實。但這與下述說法相去甚遠：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決定。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是另外一種情況。
　　巴裡·戈德華特在競選中對我和總統大肆攻擊。他總是強調美國已做好了參戰的準備，不論是核戰爭還是常規戰爭，他再三聲稱我在竭力削弱美國的國防。三月二十日，他「公開指責」說，「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國務院正在單方面裁減軍備。」八月十一日，他宣稱：「在目前的國防領導層完全忽視新式武器的情況下，我們的核能力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強了語氣，指責我「蓄意……使我們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競選自傳《我的立撤那年秋天在《華盛頓郵報》上做了選載，內中稱：現任國防部長已成為一種所謂的國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設計者，這種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將使共和黨的盾牌變成千瘡百孔的瑞士乾酪，這種政策將……使我們的敵人更加膽大妄為，採取走向核戰爭的毀滅性步驟……我重申：這項政策的設計者是現任國防部長。簡而言之，現政府的國防政策是在單方面裁減軍備。
　　現在我講述事實。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對巴裡·戈德華特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委員說，我軍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在以後五年中將有所增加，核彈頭的數量——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的前任湯姆·蓋茨制訂的計劃中提到過——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總的爆炸當量將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開聲明：「美國和蘇聯的全面核攻擊將在最初的一個小時內殺死一億美國人，蘇聯人的死亡數量會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會視此為『勝利』。」我不斷強調，並公開聲明，我們的核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和重大風險，這使巴裡·戈德華特極為惱火。他在聲明中暗示，他認為常規戰爭和核戰爭沒有實質性區別。他甚至建議總統指示在越南的美軍將帥使用我們軍火庫中的任何武器。我對此殊難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於巴裡·戈德華特經常大聲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慮的主張，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其會產生預期的政治影響。因此，他要求迪安·臘斯克和我在亞特蘭大召開的民主黨大會上向綱領委員會發表聲明。就傳統而言，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不參與政黨政治。但令我遺憾的是迪安·臘斯克和我向總統作了讓步，在大會上發了言。
　　有時候，這位來自亞利桑那的參議員似在反對我而非總統。他指責我對福特汽車公司推銷愛澤爾牌汽車的決定負有責任，一九五九年這種汽車的全面失敗是美國商業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一個案。他指責我在破壞我們的國防計劃。巴裡·戈德華特知道我對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沒有任何責任，但他堅持強調我有責任，以致於福特汽車公司前執行副總裁歐內斯特·Ｒ·布裡奇——巴裡·戈德華特競選運動的主要捐款人——最後不得不寫信給這位參議員的競選總部說，「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與愛澤爾牌汽車的開發計劃毫無關係。」
　　然而，這位參議員繼續攻擊我，通過報刊傳遍了全世界。結果，當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受到批評時，記者們總是稱我為「愛澤爾牌汽車之父」。
　　在競選過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兩個目標：避免讓美國軍隊介入，同時保衛南越不受共產黨的控制。
　　二者兼顧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南越的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在西貢政府臨近覆亡之際，對該採取什麼措施，在華盛頓和西貢的領導層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我們一次接一次開會，一次接一次交換備忘錄。我們舉棋不定，因越南問題的複雜性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及混亂而感到灰心和沮喪。但是我們依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八月十三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我們在東南亞採取行動的幾種選擇。備忘錄反映了他、迪安·臘斯克、我以及國務院和國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見。這份備忘錄及其相關的問題在此後五個月內成為我們關注和激烈爭論的焦點。
　　備忘錄開頭承認「南越的情況不妙」，並說阮慶繼續掌權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貢的領導層顯露出了失敗主義的徵兆，這反過來給我們的選擇造成了壓力。或者直接投入美軍擴大戰爭，或者考慮談判解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異於投降。備忘錄唯一一條明確的建議是：「我們必須繼續反對關於越南的任何談判」，因為「沒有軍事行動的單純談判不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麥喬治·邦迪列舉了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擴大偷襲到全面動用美國空軍轟炸北越以及北越勢力在南部的供給線，不一而足。他讚賞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項建議：我們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為開始擴大軍事行動的預定日期。
　　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我們應該準備美國空軍空襲北越目標和胡志明小道的計劃，目的在於摧毀河內的戰鬥意志及其繼續補給南方越共的能力。這與我們的地面行動計劃最終形成了我們以後數年的軍事戰略。當時和後來，參謀長們均未對下述問題做出充分估計：這些目標能否實現，軍事行動會持續多長時間，人員傷亡會有多大，資源消耗和所冒風險有多大。
　　為了完善空襲戰略，參謀長們列出了聞名的「九十四個目標名單」。名單包括北越的各個飛機嘗交通線、軍事設施、工業設施和軍事偵察路線。他們認為，空襲這些目標有助於防止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土崩瓦解。這項計劃沒有提到實施空襲的許多飛機將從南越的各個機場起飛，而這些機場的安全須由美軍來保衛。
　　我讀過建議書後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評估空襲這些目標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參謀長中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九月四日的討論中，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認為空襲的理論基礎有嚴重缺陷。雖然參謀長們已多次聲稱「獲得成功的最佳軍事行動策略是（通過空襲）摧毀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動者的能力」，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毀，南越的越共暴動也會以目前的節奏持續很長時間，甚至會更加頻繁。」因此，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告訴同僚，雖然轟炸北越可能會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動，「在南越及其邊界地區鎮壓暴動的戰鬥可能會獲得勝利」，但他建議暫時擱置「九十四個目標名單」，除非北越人或中國人入侵南越或老撾。他認為這項建議符合參謀長們的預計：空襲九十四個目標「極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國人做出大規模反應。
　　但是九月八日參謀長們與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會談紀要」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的其它觀點。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提出的空襲效果問題在此後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既是我與總統爭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參謀長們與在越南的將帥之間爭執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國會還就此問題舉行了兩次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以及軍方的代表贊同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觀點（受到了總統和我的多項決定的支援）。
　　參謀長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凸現了其它更重要的問題。空軍和海軍中支援空襲的人相信轟炸會產生巨大效力，但他們沒有準確估計在特殊形勢下空襲的效果。陸軍（特種部隊除外）和海軍陸戰隊發現很難對游擊隊進行有效反擊。所有人員（包括我在內）都嚴重低估了河內的決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強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關於九十四個目標的有關問題，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覆見於一份軍事演習報告中，這次演習的代號為「Ｓ—Ⅱ—６４」，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軍事演習局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舉行的。報告總結說，對北越進行「軍事轟炸不會很快使南越的暴動停止」，而且「對（敵人）較低的生活水平也許只能產生非常之小的影響。」
　　西貢政權解體的速度甚至快於我們與總統討論該採取什麼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馬克斯威爾·泰勒怒氣沖沖地來電說：「只有出現一個卓越的領袖才能扭轉局勢，但這裡沒有喬治·華盛頓。」自從肯尼迪政府組建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穩定視為我們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現在馬克斯威爾·泰勒說這已做不到了。不久後提交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反映了他的判斷。報告稱：「在南越很難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戰爭的穩定的政府。」
　　這兩份評估本來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它的可能性。但我們沒有那樣做，主要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由於我主要依據的是《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而且在書中經常引用它們，所以我先對它們做些介紹。一九五○年，中央情報局創辦了獨立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其使命是對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利用了來自各個情報機構的報告，包括國務院的情報和調查局以及軍方的情報機構。按照慣例，國家評估委員會把評估報告的草稿發給各個情報機構徵求意見，對於各種意見，國家評估委員會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然後，評估報告被轉至高級審查委員會——美國情報委員會，並最終呈送到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中。他將把評估報告直接呈交總統和總統的高級顧問。
　　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大部分時間內，原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肯特領導著國家評估委員會。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見過的擁有最激烈和最強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一個人。即使我與他意見不一（這種情況不常出現），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報告對我影響極大。
　　九月九日，當我們與總統開會討論可能的行動策略時，他的軍事顧問們之間的巨大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空軍參謀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認為有必要立即對北越實施空襲。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Ｇ·「巴斯」·惠勒）、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部長、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大使均認為，我們不應對北越採取極端行動而使目前虛弱不堪的西貢政權過度緊張和勞累。
　　南越的政治動盪深深地困擾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十分擔心這種情況將使我們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馬克斯威爾·泰勒直接了當地說，我們絕不能讓河內取勝。厄爾·Ｇ·「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強調指出，參謀長們一致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著失去整個東南亞。迪安·臘斯克和約翰·Ａ·麥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沒有人（包括我在內）詢問，我們是否能夠或者怎樣才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總統最後指示迪安·臘斯克告訴那些希望立即進攻北越的參謀長們，我們不會讓我們的拳擊手在第一個回合都堅持不下來的情況下參加十個回合的拳賽。「我們至少應該讓他做好堅持三到四個回合的準備。」他嘟囔著說。引人注目的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沒有討論過戰爭的升級將對競選產生什麼影響，當時離大選僅剩兩個月時間了。
　　林登·Ｂ·約翰遜擔心南越虛弱不堪是對的。四天之後，南越又發生了一場政變。這次政變是軍隊中的天主教徒發動的，他們認為阮慶將軍與佛教徒的關係太密切了。天主教徒進軍西貢，佔領了政府的幾個部門和設施，最後被忠於阮慶將軍的青年軍官趕走了。
　　與總統討論了此次事件後，迪安·臘斯克致電馬克斯威爾·泰勒說：「南越領導人的內訌現象給外界留下了極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領導人不能宣佈暫停內部的爭鬥，那我們參戰有何意義呢？」甚至小格蘭特·夏普上將也表示懷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電厄爾·Ｇ·「巴斯」·惠勒說：「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勢極不穩定，會給我們未來的行動方針造成某些嚴重問題……相信政府的決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報局同意這種觀點，指出：「目前的形勢將在未來幾周內繼續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脅美國在南越的現行政策和目標的政治基矗」在一片淒風苦雨中，喬治·鮑爾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長達六十二頁的備忘錄，對我們現行的越南政策提出異議。就其深度、廣度和對傳統觀念的衝擊而言，備忘錄與作者同樣極為出色。喬治·鮑爾頭腦敏銳，才智過人，文筆流暢。喬治·鮑爾是個大西洋主義者，堅信美國與歐洲的關係高於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德國擔任美國戰略轟炸調查部成員。五十年代法國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時，他擔任過法國政府的顧問。由於他被公認具有強烈的歐洲傾向，所以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他關於越南問題的觀點均有所保留。
　　喬治·鮑爾一開始即指出：西貢的政治局勢已嚴重惡化，而且，建立一個足以鎮壓暴動的強大政府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他提出了四種可供選擇的政策：一、繼續奉行目前的行動方針；二、接管戰爭；三、對北越進行空襲；四、尋求政治解決。他對四種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認為我們的現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軍事上日益虛弱。直接參戰將使美國人的生命在叢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損失。轟炸北越既不能摧毀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還說空襲無助於加強我們在談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變了這項判斷）。
　　喬治·鮑爾對「我們可以在空襲的同時控制風險」的論調特別提出了質疑。他尖銳地寫道：「一旦騎上虎背，下來就難了。」
　　只剩下第四種選擇了。鑒於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喬治·鮑爾指出「我們應該立即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在這兩點上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的備忘錄沒有使我們循著政治解決途徑走下去。他認為談判條件應包括：一、北越保證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動；二、一旦河內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貢成立一個有能力掃清暴動殘餘分子的獨立政府；三、在以後需要援助的情況下，西貢政府仍然有權要求美國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證西貢政府的獨立性繼續不受其它簽約國的破壞。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非常贊同這些目標。但我們都認為，在沒有有效手段保證的情況下，主張政治解決就等於在主張無條件撤退。我們根據其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潛在影響來考慮這種可能性。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河內支援的巴特寮繼續在老撾向前推進，蘇加諾使印度尼西亞向共產黨陣營靠得更近，馬來西亞面臨著受中國支援的暴動者的巨大壓力，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且在繼續宣揚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宮的尼基塔·赫魯曉夫及其接班人在繼續針對西方發表好戰聲明。考慮到這些威脅，我們認為無條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喬治·鮑爾同意這個結論。正是這個內在矛盾使他的備忘錄出現了缺陷。他正確地指明了我們面臨的問題；他正確地考察了我們考慮採取的行動本身具有的風險；他正確地呼籲我們更加重視談判；他還正確地列出了談判的目標。但是，他建議的措施能否實現這些目標卻不得而知。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與喬治·鮑爾討論了備忘錄。我沒有找到當時討論的筆錄，但我相信我們把觀點表述清楚了。喬治·鮑爾承認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他說他意在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能夠導致其它解決方案的研究思路」我們沒有拓寬研究思路，犯了嚴重錯誤。我認為我們四個人都有錯，都有責任。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層全面展開討論的建議。他得到了我們的尊重——但他本應得到我們更多的尊重。我們當時應該立即和總統討論備忘錄，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喬治·鮑爾通過總統的助手比爾·莫耶斯把備忘錄轉給總統時，總統才注意到它。我們本應把備忘錄還給喬治·鮑爾，讓他盡快呈交給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專家進行評估和分析。我們沒有反省我們的推論，即他尚未找到實現目標的辦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喬治·鮑爾的想法有了改變，趨同於我的立場：向北越施加軍事壓力後再展開談判。
　　看到迪安·臘斯克和我為越南問題費力勞神，麥喬治·邦迪講了一些令我永遠難以忘懷的話。他說，國務卿在尋求利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國防部長的我卻在謀求談判。
　　這些諷刺言論充分反映出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多麼令人煩惱。
　　十月份，阮慶的權威日漸削弱，把權力還給文官政府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使南越的形勢進一步惡化。十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我一份備忘錄，表示對南越形勢頗為擔憂。他們提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計劃，包括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和南越。他們提出這些建議的前提是，美國退出南越或東南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選擇。
　　參謀長們非常著急，堅決要求我把他們的備忘錄盡早呈交總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爾·Ｇ·「巴斯」·惠勒討論了他們的擔憂。他說他們大多數人認為，如果總統決定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那麼我們就得撤出南越。馬克斯威爾·泰勒的觀點則完全不同。我問他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有何評論，他說，那些建議完全脫離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越南人在南越是為他們自己而戰。」數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蘭來電說：「除非不遠的將來在南越能出現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美國在南越內外採取軍事進攻都不會阻止南越一天天衰敗下去。」
　　由於這些建議嚴重對立，總統於十一月二日讓威廉·Ｐ·邦迪牽頭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重新研究可供選擇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Ｂ·約翰遜贏得了大選的勝利，在當時來說，他是美國歷史上以壓倒優勢的得票數獲勝的人。
　　工作小組的工作是從零開始的。
　　工作小組全面考察了
　　各種假設、前提和選擇方案，重新評估了我們在南越的立場和在東南亞的目標。考察工作經歷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驚訝的結論。由於十二月一日要與總統開會，工作小組起草了一份報告，其部分內容如下：如果我們不採取足以在軍事上擊敗北越甚至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則我們不能保證非共產黨的南越能繼續存在下去。這種軍事行動有在亞洲導致嚴重衝突的巨大風險，它不可能僅限於空軍和海軍的行動，而是不可避免地要採取與朝鮮戰爭規模相當的地面行動，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參謀長們低估了這些風險，認為這些風險「比繼續現行政策或撤出東南亞的選擇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和我決心規避的正是這些風險。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在隨後幾年內對我們空襲北越的行動造成了重大影響。
　　更重要的是，我們想避免核戰爭的風險。
　　參謀長們及其僚屬在各種場合提到核戰爭的可能性，並表示可以接受核戰爭的風險，這使總統和我感到震驚。撇開核打擊所引發的道德問題不談，向擁有核武器的對手首先使用核武器無異於一種自殺行為。我不想誇大參謀長們的觀點所包含的風險，但我認為即使是災難性事件的低風險也應迴避。一九六四年我們還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教訓。我擔心我們國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這樣的教訓（因為這個問題對我們的安全極為重要，我在附錄中做了詳細闡述）。
　　十一月十九日，總統得到了進一步的報告。迪安·臘斯克告訴他，工作小組已開始集中研究三種選擇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二、對北越加大軍事壓力；三、「介於二者之間」的策略是，對北越加強壓力的同時，與河內保持聯繫，如果河內希望如此的話。他向總統保證，我們不會竭力推動任何一種選擇方案，所以，總統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認為對國家最為有利的決定。
　　十二月一日雖有陽光但天氣很冷，地下覆蓋著薄薄的一層白雪，這是冬季的第一場雪。到林登·Ｂ·約翰遜牧場過感恩節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已經返回，要與他的越南事務高級顧問就工作小組的建議做出決定。從西貢飛來的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副總統赫伯特·漢弗萊的出席說明了會議的重要性。總統再次聽到了，關於南越政治形勢變幻無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將嚴重破壞我們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詞。
　　工作小組提出了三種選擇方案（「在一定基礎上」談判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提出來）：一．在無希望避免失敗的情況下繼續無限期執行現行政策。
　　二．對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線和參謀長們提議的九十四個目標進行猛烈轟炸，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並進行談判。
　　三．逐步展開上述轟炸行動，目的相同，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較校軍方人士也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參謀長們偏好第二種方案；馬克斯威爾·泰勒希望從第一種方案逐漸演變為第三種方案；威廉·威斯特摩蘭希望第一種方案再執行六個月。
　　會議召開前不久，中央情報局提交了對轟炸效果的評估報告，這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報告附和參謀長們的觀點，認為北越的交通運輸線和工業基地極易受到空中打擊。但中央情報局強調說，由於北越的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轟炸既不能給北越造成難以克服的經濟難題，也不能削弱河內向南方的游擊戰提供足夠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報局還指出，北越領導人認為西貢政府的垮臺指日可待，所以他們可能忍受大規模轟炸而不改變政策。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向總統提出的選擇方案顯然充滿漏洞。我們沒有面對幾個基本問題：一．如果在約翰·Ｆ·肯尼迪總統遇刺之時我們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贏得戰爭（這需要政治穩定），那麼是什麼因素使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漸近的」轟炸計劃將迫使河內停止支援南方越共並進行談判的基礎是什麼？
　　三．假設能夠迫使北越進行談判，美國在談判中能達到哪些目的？
　　四．如選擇第二和第三種方案，在轟炸進行過程中需要多少美國地面部隊去保衛南越的空軍基地和防止南越軍隊的崩潰？
　　五．每一種方案將使多少美國人傷亡？
　　六．國會和美國公眾將對我們的選擇做出怎樣的反應？
　　不用說，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頗感沮喪和灰心。他面臨的是極難應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問題，談了不少意見。表露出了他的憂慮和絕望情緒。「我們能做什麼？」「為什麼不說『是這樣！』」「我們有哪些資源？」「如果他們需要美元，給他們。」「算帳的時候到了。」「如果我高燒一百零四度，我不會打我的鄰居。我想首先與他和睦相處……所以當我們讓厄爾·Ｇ·「巴斯」·惠勒出擊時，我們可能受到回擊。」
　　對最後這句話，馬克斯威爾·泰勒回答：「我懷疑是否河內有還擊之力。」
　　「在中國人湧進朝鮮之前麥克阿瑟不也是這樣說的嗎？」
　　林登·Ｂ·約翰遜怒氣沖沖地說。
　　總統最後決定：「我想給馬克斯威爾·泰勒最後一次獲得政治穩定的機會。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討論（轟炸北越之事）。」他贊同分兩步走的計劃。
　　第一步，對北越人進攻美國目標的行動進行報復性轟炸的同時，對老撾的各條滲透路線進行空中偵察。第二步是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馬克斯威爾·泰勒可以利用這一前景鼓勵南越領導人維持好秩序。
　　馬克斯威爾·泰勒返回西貢，給南越領導人帶去了如下訊息：美國繼續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穩定，這意味著將軍們必須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對政府。然而這項命令沒有產生任何效力。西貢的將軍們與從前一樣拉幫結派。馬克斯威爾·泰勒回去後不久，他們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裝，發動了另一場政變，其目的似是要以軍事統治取代文官政府。
　　這次政變激怒了馬克斯威爾·泰勒。他視此為對他個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領導人來見他，對他們嚴加斥責，就像教官訓斥新兵一樣。也許他的法語出了點問題，他諷刺那些顯然不理解他關於穩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員說：「你們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現在我們得看一看怎樣才能解開這團亂麻。」這些訓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對他的怨恨，而且沒有任何具體結果。
　　懷著沮喪和絕望的心情，馬克斯威爾·泰勒向華盛頓呈交了一份年終總結，指出：「如果局勢每況愈下……我們應該尋求擺脫目前……與南越政府的關係，撤回我們的大批顧問……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擺脫這個靠不住的盟國，讓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負其責。」
　　我們這些讀過馬克斯威爾·泰勒此電的人沒有重視這段內容。我們（我相信也包括馬克斯威爾·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導致「遏制堤壩」決裂的事情。事後才明白，馬克斯威爾·泰勒提出的策略——執行一項迫使南越人要求我們離開的計劃，或者因局勢混亂而迫使我們撤回顧問——將使我們大大地減少生命損失、資源消耗，也不會使我們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樣嚴重的失敗。顯然，抽身而退是我們理應選擇的政策。
　　但我們未做此選擇。
　　相反，我們繼續思考採取何種軍事策略的問題。十二月三十日，總統在致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份私人電報中表示，他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再請求准許轟炸北越頗感惱火。他對馬克斯威爾·泰勒說：「我得到的軍事建議都呼籲大規模轟炸北越。我從來不認為能從空中贏得這場戰爭……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數量的地面部隊……我更希望美國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強。」這項大規模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的建議是較為突然的。
　　馬克斯威爾·泰勒對此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這是我與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從西貢收到的最好的分析報告：我們在此面臨著嚴重惡化的局勢：政治騷亂持續不斷，軍隊不負責任，勾心鬥角，平亂計劃有氣無力，反美情緒正在滋長，越共直接對美國人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在整個南越道德淪喪，信心喪失。除非這些情況發生變化……我們不久很可能會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政府，一邊與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組織）和河內尋求和解，一邊要求我們撤離……基本上沒有時間改變這種局面了。
　　然後他轉向地面作戰問題。他謹慎地向總統指出，根據以往的軍事經驗來估算，擊敗越共需要動用大量軍隊：人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動經常獲得成功。越共的基礎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經過多年發展，已達到目前的規模（擁有大約十萬名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他們在北越和老撾有無償提供物資的後勤供應基地。就我所知，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擊戰役是不具備下述兩個條件的：平叛軍隊的人數超過游擊隊十倍以上；切斷游擊隊的外援。
　　馬克斯威爾·泰勒強調指出，過去兩年中，南越政府軍和游擊隊的人數比率從未超過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比例。
　　他繼而反問道，我們該做什麼？他說，我們不可能「改變這個國家的特點，創建一個難以生存的領導集團，大量增加南越的軍隊數量或封鎖邊界不使敵人滲透進來。」他認為，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採取新指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唯一可能有獲勝機會的選擇……是漸次展開空襲以直接打擊北越的意志」，以便創造「有利形勢與河內談判」。他同意總統的看法，即游擊戰不可能從空中打贏。空襲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領導人的意志施加壓力」。馬克斯威爾·泰勒在這封長電中最後警告說，「我們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須冒險作出改變」，因為「現在不採取積極行動就會在不遠的將來遭到失敗」。
　　然而我們沒有採取行動。一月初，越共在幾次戰鬥中重創了南越的兩支精銳部隊。據得到的情報，北越的正規軍已開始進入南越，所以南越軍隊的失利使我們更加擔心河內和越共正在準備發動西貢及其軍隊難以抵擋的全面進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些事件使我極不情願而又痛心地認識到，改變政策的時刻來臨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宣誓就職前一星期），麥喬治·邦迪和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呈交了一份簡短但內容極具爆炸性的備忘錄。那天早晨，我們與總統和迪安·臘斯克在白宮談判廳深入討論了備忘錄，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曾在該廳咨詢過內閣成員。麥喬治·邦迪和我認為事態已發展到嚴峻關頭，我們想讓總統瞭解，這種事態對我們的想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告訴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現在我們兩人堅信，我們的現行政策只會導致災難性的失敗。我們目前在等待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十二月份的各項命令顯示，我們不會採取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除非我們能夠得到這樣一個政府。在過去六個星期中，這種努力未獲成功。鮑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絕無成功的希望，除非我們的政策和側重點發生變化。
　　西貢的根本困難來自當地人們的一種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來越多的良民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避免為堅決反共的政策盡職盡責。由於我們沒有堅決反擊越共對我們的設施發動的猛烈進攻，使我們最好的朋友們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們一樣清楚，越共正在獲得農村地區。同時，他們看到美國的巨大力量引而不發，他們感覺不到美國政策的堅定性和積極性。他們認為我們不願意冒重大風險。就我們已做的事和準備要做的事而言，這種認識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如果他們鼓起勁來，情況就會不同。不過，這的確是事實，至少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和我現在是這麼認為的。
　　我國起來越多的人已瞭解到南越政權不穩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實和最有決心的人。這種情緒既能在西貢給我們的電報中看到，也能在華盛頓最忠實的參謀人員中看到。基本命令規定，在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前，我們將不採取進一步行動，而在我們坐視不管的情況下，誰也不會指望會出現一個穩定的政府。其結果是，我們不得不執行援助勾心鬥角的政客的政策，並對我們不想控制的事態做出被動反應。
　　鮑勃和我認為，最糟糕的策略是繼續扮演這種被動的角色，這只會導致最終的失敗和在蒙受恥辱的情況下被迫退出。
　　我們提出兩種選擇。第一種是在遠東動用我們的軍事力量，迫使共產黨改變政策。第二種是利用一切手段謀求談判，控制我們目前面臨的軍事風險。
　　鮑勃和我傾向於第一種選擇，但我們認為兩種選擇都應該加以仔細研究，並在您面前進行辯論。
　　我們兩人都瞭解，任何選擇都將引出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知道，最終的責任不由我們承擔。我們完全支援前幾個月中您不願放棄中間策略的做法。我們兩人都認為，應該繼續盡一切努力改進我們的地面作戰，並支援南越政權。但是，我們兩人都認為這些都遠遠不夠，採取更強硬的措施的時機已經來臨。
　　您可能知道，迪安·臘斯克不同意我們的意見。
　　他不反對我們的說法：局勢正在日益惡化，問題很難得到解決。他不能肯定這種惡化的趨勢能夠停止。
　　他的看法是，擴大戰爭或者撤退，其後果都很糟，我們必須找到能使我們的現行政策行得通的辦法。如能做到這一點當然很好。鮑勃和我認為這不可能。
　　經過幾個月的舉棋不定和猶豫不決之後，我們來到了岔路口。

天下創世

第七章　決定擴大戰爭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們提交「岔路口」備忘錄後的六個月是美國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嚴峻的一個階段。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遇到了我們在備忘錄中提出的問題，做出了最終抉擇，使美國走上了大規模軍事干預越南事務的道路，這次干預最後使他失去了總統寶座，並使美國陷入了內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分化狀態。
　　在此重要時期，林登·Ｂ·約翰遜發動了對北越的轟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隊，使美軍人數從二萬三千名增加到十七萬五千名，一九六六年還有可能增加十萬名，以後甚至更多。這些決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經充分辯論的情況下做出的，這埋下了日後發生信任危機的種子。
　　這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威廉·約翰遜總統未能使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為什麼林登·Ｂ·威斯特摩蘭將軍的軍事策略未經充分辯論？為什麼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我們擴大了戰爭而不是抽身而退？為什麼我們沒有預見到我們的行動的內在意義？國內的政治勢力——特別是總統建設「偉大社會」的抱負和兩黨中的極端保守派的壓力——對越南政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什麼樣的希望、憂慮、感覺和判斷——準確的和不準確的——促成了我們的想法和決定？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在收到我們的備忘錄的同一天，派遣麥喬治·邦迪去西貢評估有無出現穩定的政府的前景，並商討美國是否應該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傾向於支援採取行動的人（包括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認定，此舉會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們相信美國願意為南越而戰，這樣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礎得以加強。
　　西貢的形勢證實了麥喬治·邦迪最大的擔心：南越的將領們在繼續內訌和迫害佛教徒；政客們依舊沒有實權；教徒們堅持在街頭示威和抗議，麥喬治·邦迪致電總統：「非共產黨軍隊目前的情況就像在進行內戰中的內戰。」
　　麥喬治·邦迪訪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藥和迫擊炮襲擊了南越陸軍司令部和西貢以北二百四十英里處的波來古附近的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八名美軍死亡，一百多名受傷。在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的支援下，麥喬治·邦迪立即建議給予北越報復性的空中打擊，這是華盛頓數月以來一直在考慮的。
　　越共對波來古的進攻和我們做出的反應導致了戰爭的升級。
　　總統一收到麥喬治·邦迪的建議，即在內閣會議室召集了有國會領袖出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雖然對北越的空襲會增加額外的風險，因為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當時正在河內訪問，但幾乎每一個出席會議的人（包括蘇聯問題專家湯米·湯普森和喬治·鮑爾）都要求對越共的進攻予以還擊。只有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堅決反對。他隔著會議桌直視著總統說，即使河內沒有直接指揮這次進攻，它也「瞭解事情的整個過程。」他說，「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援我們」，否則的話，「越共不可能發動這次突然襲擊」。他呼籲林登·Ｂ·約翰遜慎重考慮這個事實，因為報復性的空襲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只說不練了」。總統聽完邁克·曼斯菲爾德的發言後，依據「東京灣決議」賦予他的權力下達了空襲命令。
　　第二天晚上，麥喬治·邦迪帶著一份報告返回華盛頓，報告稱：越南的形勢每況愈下，如果美國不採取新的行動，失敗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關係非常之大……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實際影響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脅。現在沒有辦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負擔，也不能通過談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諾而使我們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談撤退都意味著投降。
　　麥喬治·邦迪建議採取漸進而持久地轟炸北越的政策。
　　他提出兩個目標：就長期而言，他希望轟炸對北越的意志產生影響，迫使他們減少對越共的支援並進行談判；就短期而言，他認為轟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樂觀情緒」。
　　這種策略能改變長期的趨勢嗎？麥喬治·邦迪說他不能保證。他說，「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許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們在越南的立場存在嚴重弱點，人們普遍認為，我們沒有熱情、實力、耐心和決心採取必要行動並堅持下去」。
　　他在最後一段中強調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從最樂觀的方面來看，在越南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認清這一基本事實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重要，讓我國人民瞭解這一點，也很重要。」
　　我認為我們當時沒有做到這一點。
　　麥喬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了他的報告，國會領袖出席了這次會議。總統贊同他提出的轟炸計劃，但認為這是打敗侵略而「不使戰爭升級」的一個步驟。實際上，轟炸計劃意味著美國的軍事行動將發生重大變化。總統所言是完全無視這種重大變化的不實之詞。林登·Ｂ·約翰遜深知此點，但考慮到對外界的影響，他發表意見時做了變通和誇張，並希望其他人也照此辦理。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詢問能向新聞界講些什麼時，林登·Ｂ·約翰遜要求他不要講美國在謀求「擴大戰爭」。
　　雖然總統向公眾隱瞞了政策的這一變化，但他咨詢了政府外的許多有經驗的資深人士，尤其是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他讓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安德魯·古德帕斯特中將（曾擔任過艾森豪威爾的軍事助手）向艾森豪威爾介紹基本情況。他還邀請艾森豪威爾到白宮與他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會面。
　　我參加了二月十七日的會議。那天下午，麥喬治·邦迪、厄爾·Ｇ·「巴斯」·惠勒、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和我（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下級軍官）圍坐在內閣會議桌邊兩個半小時，聆聽艾森豪威爾將軍對轟炸決策和越南問題的看法。將軍一開始就說，林登·Ｂ·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在東南亞遏制共產主義。他說，轟炸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轟炸不會完全杜絕滲透，但有助於削弱河內繼續作戰的決心。所以，他認為總統把報復性打擊改為「施壓戰役」的時機來臨了。當時在場的某人（我忘了是誰）說，阻止共產黨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軍——八個師，艾森豪威爾聽後說，他希望不需要那麼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麼辦吧」。他說，如果中國人或蘇聯人威脅要進行干涉，「我們應該回話讓他們小心，以防災難（如核打擊）降臨到他們頭上。」
　　迪安·臘斯克致總統的一份優秀的個人備忘錄附和了艾森豪威爾的強硬言論。他在備忘錄中指出：「我堅信，如果允許共產黨北越統治東南亞，必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災難性後果。」他說，「我還認為，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擊河內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規模擴大戰爭的風險」。關於撤退之策，迪安·臘斯克寫道：「以談判為掩護把東南亞拱手讓給共產黨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於二月十九日最終決定對北越開始正常的空中打擊，但他再次拒絕了麥喬治·邦迪提出的公開宣佈這項決定的建議。此舉使他最終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測驗顯示，美國人民非常支援他的越南政策。當被問及「美國應該繼續目前在南越的行動還是應該撤出軍隊」時，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說「繼續」，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說「撤出」。但是，這些數字在以後三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林登·Ｂ·約翰遜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們對他的信用和領導能力逐漸失去了信任。
　　為什麼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讓美國人民把他當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認為是他天生的內向性格造成的，但實際原因非常複雜。有兩個因素對他影響特別大。一是他致力於確保國會批准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並提供資金；他不想讓任何事情改變他珍視的國內改革計劃的進程。二是他特別擔心兩黨保守派要求採取更大——也更危險——的軍事行動的壓力，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中國或蘇聯做出反應，特別是核反應。總統以遮遮掩掩的手法應付這種兩難困境，這是一種很不明智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他的失敗。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擔心在越南遭受失敗，所以做出了轟炸的決定，而把他因南越局勢的不穩定而產生的猶豫不決拋到了一邊。
　　結果，美國對北越持久的轟炸於三月二日終於開始了，而這是對美國公眾保密的。那天，從南中國海的航空母艦和南越的空軍基地起飛的一百多架飛機轟炸了北越的一個彈藥庫。聞名的霹靂計劃拉開了帷幕。這項計劃持續了三年，投到越南土地上的炸彈將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到整個歐洲的炸彈。
　　戰爭有其自身的發展趨向，其結局總是難以預料。越南戰爭也不例外。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下令實施霹靂計劃，不僅發起了空中作戰，而且出乎意料地把美國拖入了地面作戰。
　　二月份，當美軍正在加緊進行空襲準備工作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即在爭取地面部隊保衛承擔任務的空軍基地。他要求派兩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到峴港。這個要求使馬克斯威爾·泰勒頗為吃驚。雖然他力主實施空襲，但他堅決反對動用地面部隊。他立即致電華盛頓，呼籲拒絕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正如馬克斯威爾·泰勒後來指出的，「一旦你把第一名士兵送上岸，就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得步其後塵了。」
　　但是，對地面部隊的需求顯然很急迫，其承擔的任務又輕，況且，總統怎能拒絕戰地指揮官要地面部隊保護美國空軍生命的請求呢？林登·Ｂ·約翰遜批准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有些人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初次要求派美國海軍陸戰隊保衛承擔霹靂計劃任務的南越各飛機場時，即有動用更多軍隊的念頭——有位學者稱之為「一步一步擴大」的策略。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們向總統和我隱瞞了動用小股部隊的真實意圖，因為他們知道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部隊的介入。
　　我不這麼認為。當第一架戰鬥機飛往南越時，我們所有人本應預料到需要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但我們沒有預料到。派地面部隊之事並不存在任何欺瞞的企圖，而是沒有預料到我們的行動後果的一種重大失敗。如果我們預料到了，我們可能會採取不同的行動。
　　還應該注意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當時對在越南採取什麼策略也存在嚴重分歧。雖然他們在二月十一日呈送我的備忘錄中一致贊同空襲計劃，但當時任陸軍副參謀長的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後來說：陸軍不認為轟炸北越會取得預期的結果，海軍也覺得沒有把握。堅決支援空襲的是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是厄爾·Ｇ·「巴斯」·惠勒將軍說服其他參謀長呈交了一份意見一致的檔案，理由是，如果我們的備忘錄意見不一，就是把基本的軍事判斷任務推給了國防部長，把他和總統推到了不得不做出決定的境地。
　　小布魯斯·帕爾默在提到軍隊政策的決策者時說：「我認為我們的錯誤在於同意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決定——先進行嘗試……『看看』是否行得通。」
　　威廉·威斯特摩蘭後來說，他也反對在動用美國地面部隊之前進行持久的轟炸。「從原則上講，我不支援轟炸行動，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得到……足夠的軍隊保護我們以後，我才改變初衷。」他也同意霹靂計劃，不僅是因為他相信，它能對北越的意志及其支援南方越共的能力產生嚴重影響，更重要的是因為它能鼓舞南越人的士氣。
　　總統一直在懷疑空襲能取得成效。他希望在南越看到更多地面上的推進。三月二日，他命令陸軍參謀長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前往西貢瞭解情況，並向他匯報還需要做些什麼。
　　他派出了最佳人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羅德·Ｋ·約翰遜是「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曾作為日軍俘虜經歷過三年的艱辛歲月。那些經歷練就了他鋼鐵般的意志，特別是剛毅的精神和正直的個性。」
　　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到西貢後聽到的是對形勢的冷峻估計。馬克斯威爾·泰勒對他說，「未獲解決的根本問題」仍然是南越人民缺乏足夠的安全；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未能在數量上以絕對優勢壓倒越共，甚至連五比一的比例都未達到，而最近幾次成功的鎮壓暴動的軍事行動（如在菲律賓和馬來亞）都在人數上佔有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的優勢。
　　威廉·威斯特摩蘭建議美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盡可能推遲垮臺的日子」。
　　所以，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報告中建議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隊，是不令人驚奇的。他還建議擴大對北越的空襲；在非軍事區組建一支反滲透的多國部隊；在西貢附近或西貢以北的中部高原部署一個師的美軍（約一萬六千人）。
　　三月十五日，總統和我在白宮會見了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和其他參謀長，專門討論他的報告。哈羅德·Ｋ·約翰遜將軍在會上估計，贏得這場戰爭需要五十萬美軍和五年時間。
　　他的估計不僅使我和總統大為吃驚，也使其它參謀長感到驚訝。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這麼想過。
　　此時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這件事雖然與戰爭無關，但卻說明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我們這些為越南而奮鬥的人——首先是總統，每天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其它難題。三月十七日，黑人牧師馬釘路德·金和他的追隨者獲得聯邦法院的裁決，允許他們不受干擾和阻擋地從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進軍到蒙哥馬利，以抗議南部各州剝奪黑人公民選舉權的做法。我們得到情報說，他們將受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暴力阻截。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也得到了同樣的情報，但他拒絕為進軍者提供保護。
　　我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他必須行使三軍總司令的權力把亞拉巴馬州的國民警衛隊置於聯邦政府的權利之下，使之擺脫「什麼也不做」的州長喬治·華萊士的控制。但總統斷然拒絕了這項建議。
　　當我堅持此議時，總統說：「鮑勃，這就是你的錯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因為喬治·華萊士無所事事而造成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將激怒大多數亞拉巴馬人，他們將在下次選舉中拋棄喬治·華萊士，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和你一樣希望喬治·華萊士倒台，」我對他說，「但我不想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進軍中受傷或死亡。」
　　林登·Ｂ·約翰遜不情願地聽從了我的建議。
　　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歷史性進軍發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沿途部署的聯邦軍隊和警察使暴力事件大為減少，雖然參與進軍的維奧拉·柳佐在她的汽車中被槍擊身亡了。
　　進軍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從五角大樓回到家裡，又累又餓，看到大女兒馬爾吉在等我。她是從大學回家來與她媽媽和我一同度假期的。看到她我非常高興。我問她回家的旅途是否愉快。
　　「噢，爸爸，太可怕了！」她說：「我在公共汽車上顛簸了三十三個小時。」
　　「你為什麼那麼做？」我問。
　　「我參加了馬釘路德·金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進軍。」我立即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說：「總統先生，我知道你對關於把亞拉巴馬的國民警衛隊置於聯邦政府權力之下的決定感到十分痛苦。不過，由於你非常喜愛馬爾吉，我敢肯定你現在會認識到你做得對，她也參加了這次進軍！」
　　關於越南問題依然存在很深的意見分歧。有些人繼續主張轟炸北越。有些人認為解決衝突需要在南越打勝仗。還有人認為我們贏不了這場戰爭，所以美國必須謀求談判。把立場變來變去的人進行歸類可能會使敘述過於簡單化，但是，說我們那屆政府未能處理好根本性的問題，並無不妥之處。
　　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們對一再要求增派軍隊一事的處理就證明了這一點。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再派一個營海軍陸戰隊保衛峴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蘭特·夏普又請求再派一個營。第二天，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他們的計劃。由於擔心輸掉戰爭，他們迫切要求調一個師的海軍陸戰隊到北方各省和一個師的陸軍到中部高原，以發起進攻。一項動用更多軍隊的決定又提上了議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們在白宮開會。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對參謀長們的建議是否明智提出質疑。南越人的內心深處存在反美情緒，大量動用美國軍隊有激發這種情緒的危險。總統接受了我們的判斷。他否決了參謀長們的建議，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小格蘭特·夏普提出的增派兩個營的請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軍陸戰隊的使命由保衛基地安全改為積極參戰。雖然我們控制了調用軍隊的規模，但我們擴大了軍隊任務的範圍。美國地面部隊現在要直接參戰了。
　　總統同意調更多美軍到南越並改變美軍的使命——而不同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使約翰·Ａ·麥科恩感到憂慮。在第二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以及在給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的一份備忘錄中），約翰·Ａ·麥科恩強烈呼籲擴大轟炸計劃，認為目前的計劃不會迫使河內改變政策。
　　我也認為，僅靠目前的轟炸計劃，我們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變政策。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有一兩個除外）也認為轟炸本身不會迫使其改變政策。他們認為，只有同時在南越採取行動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們贏不了，轟炸才會產生效果。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增加美軍地面部隊以支援日趨衰敗的南越軍隊。
　　約翰·Ａ·麥科恩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我們能夠通過轟炸帶來變化。我認為我們不能，因為我們不能搞種族大屠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這麼提過。
　　當麥喬治·邦迪就總統四月一日的決定起草發給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指令時，總統指示他寫上如下內容：「應採取一切預防措施避免過早公開此事。採取行動時應盡最大可能避免給人們造成政策發生了突然變化的印象……總統希望讓公眾認為這些調動和變化是漸進的，完全符合現行政策的。」
　　在以後幾天的國會上，迪安·臘克斯、喬治·鮑爾、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我都發了言。我們向議員們保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用喬治·鮑爾的話來說——「非常願意與國會就此類行動進行最密切的協商」。但是，這樣的聲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國的軍事行動加強之際，我們仍在考慮政治解決越南戰爭。三月六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報告了前一天晚上與迪安·臘斯克和我討論的情況：三人中有兩人（指他自己和我）認為，越南形勢突然好轉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們仍在考慮一個實際問題，即我們應該把「談判」之門開啟多大。
　　這是迪安·臘斯克和鮑勃非常關心的問題。出於不同的理由，他們兩人都認為，通過適當的國際渠道表示我們願意談判越南問題（按我們自己的條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鮑勃走得更遠一些。他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召開國際會議進行真正的談判（我覺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勢像他預料的那樣嚴重惡化，我們就需要一張談判桌）。
　　麥喬治·邦迪準確地表述了我的想法。當時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進行談判以結束衝突。三年後我離開五角大樓時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兩個方面提出了談判的建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建議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區停火三個月，十七個不結盟國家呼籲「無條件進行談判」。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未理會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次重要演說中對後者作出了反應。
　　他在這次演說中聲明，他準備進行無條件談判。但他同時強調，「我們不會被打敗。我們不會厭倦。我們既不會公開撤退，也不會以毫無意義的協議為借口而撤退……我們必須做好應付長期衝突的準備」。為了誘使越共和北越進行和談，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億美元開發東南亞的計劃，他說，這一點「通過合作和積極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內很快對演說進行了譴責，並提出「四項」和平條件，它們成為北越在整個衝突過程中的和談基矗河內建議我們承認越南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在沒有外國軍隊的情況下的生存權利；越南的兩個「地區」在重新統一之前不與任何外國結成軍事同盟；重新統一問題由兩個地區的越南人民自行解決。這幾條我們都能接受。但最後一條成為爭議焦點，其內容是，「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方案予以解決」。接受這一條就意味著接受共產黨對南越的控制。
　　與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繼續每天分析各種情況，因為我們——特別是作為國防部長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項軍事戰略及推行這項戰略的長期派軍計劃。
　　四月六日，中央情報局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報告，河內已派兩個營的北越軍隊進入中部高原，另外一批軍隊到了峴港附近。對此，參謀長們要求再調兩個旅（約八千人）到南越。威廉·威斯特摩蘭贊成他們的建議，但馬克斯威爾·泰勒不贊成。馬克斯威爾·泰勒得知此事後，怒氣沖沖地致電華盛頓說，「與我最近在華盛頓時看到的情況相比，這個建議顯示他們現在更加願意介入地面戰爭」。
　　隨著形勢的惡化，總統認為必須採取更多行動，他傾向於批准參謀長們的建議。然而，由於馬克斯威爾·泰勒表示擔憂，總統叫我前往火奴魯魯會見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其他高級官員，討論調動軍隊的建議。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我們會了面。我們圍坐在太平洋司令部一排時鐘下的一張大會議桌邊，開始討論轟炸北越的計劃。幾天之前，馬克斯威爾·泰勒在致迪安·臘斯克的電報中表示過他的看法：「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會迫使河內取消其行動……如果在南越鎮壓越共的行動沒有實際進展的話。必須得讓河內相信越共在這兒贏不了。」
　　他直接了當地指出，單純轟炸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當時我就同意這個結論，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後幾年中，我一直持這種看法，我看到、讀到和聽到的任何事情都未能使我改變觀點（後面還將述及）。雖然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兩個成員不贊同我的看法（我的立場後來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與會的每一個人——馬克斯威爾·泰勒、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威廉·Ｐ·邦迪和約翰·Ｔ·麥克諾頓——均同意，單純轟炸不是辦法。
　　因而，我們轉而討論在南越能做些什麼。大家普遍認為，需要動用更多美軍以防止西貢政權垮臺。那麼需要多少呢？採取何種戰略呢？這些方面出現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厄爾·Ｇ·「巴斯」·惠勒、小格蘭特·夏普和威廉·威斯特摩蘭重新提出派遣兩個師的要求，加上馬克斯威爾·泰勒反對派遣的兩個旅，他們還要求派遣後勤供應部隊，總人數達到六萬人。在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支援下，我反對派遣兩個師——如何使用這些軍隊，沒有明確說明。但我同意支援其它要求。這意味著在南越的美軍人數將大為增加，由原來的三萬三千名增至八萬二千名。
　　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內閣會議上向總統呈交了建議書。
　　我請求他批准立即增調軍隊，以支援南越抗擊共產黨的進攻，防止「南越軍隊或美軍遭受重大失敗」。我知道，增派軍隊和賦予軍隊戰鬥使命必然會造成更大傷亡，使公眾更加關注這場戰爭。所以，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向國會領袖通報「調軍計劃」和「在越美軍使命的變化情況」。
　　但是總統不想
　　這麼做，他說：「我們不打算現在宣佈整個計劃，而將在適當時機分別公佈軍隊調動情況。」五月初，他向國會提出撥款要求。他說：「這不是一項普通撥款……支援這個要求的每個國會議員實際上是在投票支援我們在南越遏止共產黨侵略的行動。」這項議案分別在眾議院（列為第４０８—７號）和參議院（列為第８８—３號）獲得了通過。
　　喬治·鮑爾也出席了四月二十一日的會議。關於火奴魯魯建議，他的意見是，我們「不應在未探索是否有和解可能的情況下就採取這種危險的措施」。總統回答說：「好吧，喬治·鮑爾，我讓你明天給我拿出一項和解計劃。如果你能變戲法似的找到解決辦法，我會支援的。」
　　喬治·鮑爾當天夜裡就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和解計劃。我在計劃書的開頭指出：「我們必須準備接受這樣的和解方案：達不到我們公開聲明的目標，但仍符合我們的基本目標（如南越保持獨立，不受共產黨控制等）。」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都同意這一立場，但是，喬治·鮑爾的計劃也沒有指明我們怎樣才能實現這些目標。
　　喬治·鮑爾說，我們不應接受一個老撾式的聯合政府，但我們可以允許越共成員參加自由競眩他指出：「我們當然不能輕易同意以這些條件達成的任何安排而不堅持解散南方越共和讓越共融入國民生活的要求。」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也都同意此點。但是，喬治·鮑爾沒有指明，在北越要求「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所提方案」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如何進行「自由選舉」。他也沒有指明，怎樣才能實現他提出的其它目標。」
　　喬治·鮑爾提出來而我們沒有很好去做的一項建議是，請求調解者（如瑞典、蘇聯或十七個不結盟國家）明確告訴河內，我們將接受他們提出的立常我們曾與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進行過數星期接觸。在此後三年中，我們嘗試過許多其它形式的接觸，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沒有把我們的立場表達清楚。
　　幾天後，我請約翰·Ｔ·麥克諾頓起草一項停止轟炸一星期的建議。我希望此舉能引出一系列相關行動，致使河內進行談判或者減少其對暴動者的支援，同時提高國際國內對本屆政府政策的支援率。和我後來提出的許多暫時停戰的建議一樣，這項建議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軍方許多高級領導人反對這項建議，因為他們擔心北越會乘此機會加強滲透。總統的某些顧問擔心，如果停火持續下去，河內會提出談判以誘使我們入圈套，這樣一來，北越就可以借轟炸停止之機維持甚至加強對越共的支援。還有些人擔心美國右翼勢力會視此舉為怯懦行為，如果不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成效，他們會要求擴大轟炸規模。
　　最近幾個星期，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會議員中對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越南政策的批評越來越多。林登·Ｂ·約翰遜對此頗感惱火，他想做出答覆，如有可能，平息這些批評。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並非他個人相信在這個階段暫停轟炸能促成談判。
　　無論如何，五月十三日開始了未經宣佈的暫時停火。同一天，我國駐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駐蘇大使遞交了一份電文，內容如下：「美國政府考慮了……河內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議：在北越遭受空襲的情況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將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軍隊的軍事行動……是否會大幅度減少。」
　　河內駐蘇大
　　使拒絕會見福伊·科勒。那天夜間，一位級別較低的美國外交官將電文親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館。第二天早晨，電文被裝在寫有「美國大使館」字樣的一個白信封中退了回來，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一則感到被駁了面子，一則擔心右翼的批評，總統在五月十六日白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表示了恢復轟炸的想法。我請求推遲一段時間，認為我們應該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計劃，給河內更多時間考慮做何反應。但總統認為，河內如果有興趣，現在就已做出反應了。我們最後議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轟炸恢復了。
　　此後的三周是總統和他的顧問們越來越沮喪和擔心的一個階段。南越的政治局勢越來越不穩定。軍隊內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謀反對潘輝括（音譯）的文官政府。一次政變剛剛失敗後，由南越青年軍官發動的另一次政變成功了。他們推舉四十二歲的阮文紹將軍為國家元首，以空軍三十五歲的阮高其將軍為總理。代理大使亞歷克斯·約翰遜說阮高其像一顆「無人看守的導彈」。他確實如此，他嗜酒嗜賭如命，還十分好色。他穿著浮華，我常見他身著帶拉鏈的黑色飛行服，腰帶鑲有珍珠的左輪手槍。他還發表極端言論。當有記者問他最崇拜誰時，他說：「我崇拜希特勒……我們越南需要四個或五個希特勒。」威廉·Ｐ·邦迪後來把阮文紹和阮高其稱為「庸才，真正的庸才！」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轟炸難以奏效，這使要求擴大地面戰爭的壓力日益加強。六月三日，馬克斯威爾·泰勒致電華盛頓：「我們應該明白，我們並不相信任何規模的轟炸能夠使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動。也許只有當……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勢已經或將要對他們不利時，他們才會改變態度。」
　　兩天後，他又致電說，南越的一個軍由於領導不力和士兵開小差，已經快要潰散了。幾個月來，馬克斯威爾·泰勒一直反對美軍在南越參加戰爭，但他現在不得不指出：「美國地面部隊也許有必要採取行動了。」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喬治·鮑爾、湯米·湯普森和我於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臘斯克的辦公室開會討論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總統突然走了進來。他顯得很孤單。他說，「夫人」走了，他是來找些夥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頭一盆冷水。
　　他讀著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電報，憂慮的心情越來越沉重。迪安·臘斯克還抱有一點希望，但是我說：「我們謀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們能做到嗎？我不知道。共產黨仍然認為他們勝利在望。」
　　總統側耳傾聽。他看上去有些苦惱和憂鬱。他沉著臉說：「最大的危險是我們有一天會遇到大麻煩。」
　　他是多麼正確啊！
　　六月七日，炸彈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蘭致電五角大樓說：東南亞的衝突正在升級。部分北越軍隊已進入南越，更多的軍隊正在途中……迄今為止，越共在這次戰役中尚未動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軍隊很難對付日趨強大的越共力量。士兵開小差的比例極高。戰鬥損失比預計的高出許多……其結果是，南越軍隊開始不願意發動攻勢了。有幾次，他們的意志在炮火的打擊下顯出了動噎…兩軍人數的對比繼續向有利於越共的方向發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軍隊肯定頂不住這種壓力……在此後非常關鍵的幾周內，除了增派美軍或第三國軍隊加強我們在南越的行動外，我認為我們已沒有任何其它的選擇……增派軍隊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強我們在地面的進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現在需要四萬一千名戰鬥部隊。
　　以後還需要五萬二千名。這將使美軍總數從八萬二千人增至十七萬五千人。他在電報的最後說：「必須繼續研究制定在必要時動用更多軍隊的計劃。」他的要求意味著美國無限制地擴大了軍事干預。
　　我在國防部任職七年收到的數千封電報中，這是最令我煩惱的一封。我們無論如何得做出決定。到底要走哪條路，我們不能再推遲做出抉擇的時間了。在此後的七個星期中，這個問題一直是籠罩在我們頭上的陰雲。
　　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始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研討。南越的命運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動用美軍才能挽救。「我們面對的是個爛攤子。」我對其他人說。但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如何才能解決問題。
　　六月十日我們繼續討論。有人（我忘了是誰）說：「美國人民認為我們隱瞞了實情。」我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已經「欺騙」輿論很長時間了。
　　總統向我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
　　問：所需美軍會超過十七萬五千人嗎？
　　答：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援南越軍隊的極限人數。
　　問：我們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對北越保持壓力的情況下解決問題。
　　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答：有人說是形成和局。有人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南越的自決自主。
　　問：在談判方面我們還有任何辦法可想嗎？
　　答：公開與越共接觸。但這可能會嚴重打擊西貢的士氣，而且幾乎沒有成功希望。迪安·臘斯克認為與越共打交道實際上意味著失敗。
　　問：五月份的暫停轟炸產生任何消極影響了嗎？
　　答：在西貢沒有。此舉消除了批評者的靶子。但國內外的抗議之聲依然未絕：我們將走向何方？麥喬治·邦迪和我建議多做些解釋。我們請求總統發表重要演說，闡明他的意圖。
　　會議期間，總統指示我們詢問威廉·威斯特摩蘭，應該採取何種戰略和戰術；越共和北越會做何反應；美軍會有多大傷亡，何時會出現傷亡。由於這些問題找不到確切答案，在此後數月內嚴重妨礙了我們的決策。
　　事態的急速發展使我更加擔心我們介入的規模會越來越大。那天晚上通過電話與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交談時，我對他說：「在內心深處，我對參戰規模有非常明確的限制。我認為參謀長們沒有這種想法。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沒有。」
　　「你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是他們希望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嗎？」他問。
　　「是的，」我說：「他們希望不致於走得太遠。但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在電報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這個範圍。他沒有說這是最後的措施。」
　　在此舉棋不定和混亂的時期，我於六月十六日會見了新聞記者。有人問：「你預計軍隊數量會超過七萬至七萬五千嗎？」我回答：「國務卿、總統和我已再三聲明，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實現我們在南越的目標……對你的問題，我只能做此答覆。」有人說：「美國的總體戰略是什麼？」我說：「我們的目標和戰略是讓北越人相信，共產黨在南越發動、指揮和支援的旨在推翻現政府的游擊戰爭不可能獲得勝利，從而迫使他們就該國的未來和平和安全進行談判。」
　　同一天，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奉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之命前往艾森豪威爾的葛底斯堡農場，向這位前總統通報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請求。艾森豪威爾的建議簡明扼要：美國現在已經在越南「訴諸武力」，所以「我們必須得贏」，應該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看到的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希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讚成他對戰爭的應對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讚成增派軍隊。這是「拿不準」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兩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軍隊人數」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點五倍；是希望「撤離軍隊」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總統知道公眾會很快改變態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對我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們已有的、特別是潛在的分歧，我們在遠離國土的地方進行長期作戰是很困難的。一個月來，我一直在為此而擔心，並頗為沮喪，因為國務院和國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滿意的計劃，使我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間禱告和堅守陣地，期待他們停止進攻。我不相信他們會放棄鬥爭。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在軍事或外交上獲勝的計劃……拉塞爾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變化從那裡抽身而退。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裡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
　　總統非常苦惱。我和其他人都感覺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亨利·Ｆ·格拉夫這些天裡拜會過總統。他後來寫道，總統對他說，他（總統）花了許多不眠之夜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總統告訴我，我的孩子必須得隨海軍陸戰隊開赴南越……並有可能死去」，他會作何感想。
　　林登·Ｂ·約翰遜常常說一些誇張之言，憤世嫉俗者會說他的言論反映了他的行為，但事實並非如此。就我所知，沒有一個運用權力把美國人送往危險地區的美國總統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思想感情。
　　決定被一再推遲做出，因為我們在探索一條好的途徑。在爭論日趨激烈之時，記者們催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答覆參議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動用更多美軍之前，先取得國會的同意——這超出了「東京灣決議」的範圍。他回敬提問者說：「任何看到該決議」的人都知道，它授權總統在形勢需要時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一切措施」。
　　總統是按照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他反對增派軍隊）和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援增援）的建議發表上述談話的。他們兩人力勸總統不要與國會再起爭端，因為他們擔心那會使國家分裂；不管國會投票選擇何種道路，都會損害作戰行動。這是林登·Ｂ·約翰遜希望聽到的答案，但它是錯誤的答案。我們沒有「恰當的」，時機通過國會投票來取得對軍事行動的普遍贊同。國會會對怎樣和何時採取行動爭論不休。但是，我們必須得這麼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會給敵人以幫助和安慰。我們當時沒有這麼做。我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政府必須承受那種風險，以使全國團結一致參與戰爭，支援戰爭。但是我們沒有努力去團結全民，而是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裡掩蓋真相，避免爭論。我們今天更明智了嗎？
　　從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們在越南問題上還是一團糟。
　　每隔幾天我們就收到馬克斯威爾·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電報，報告西貢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或申述增派軍隊的理由。
　　我們一次又一次開會。我花了許多時間在令人憋氣的會議室裡與參謀長們爭論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計劃和要求。威廉·Ｐ·邦迪和他的同事們仍在探究外交渠道。總統幾乎每天都在與他的高級顧問們商討這種複雜而困難的局勢的各個方面。
　　六月十八日，喬治·鮑爾向總統呈上另一份極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備忘錄一樣，這份備忘錄也未經過國務院或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分析和討論。最初，它僅被送給了總統和迪安·臘斯克；除國務卿外，國務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Ｐ·邦迪也未得到。喬治·鮑爾請求總統把增援部隊限制在十萬人「以內」，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萬五千的數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會議上，喬治·鮑爾建議將人數控制在十萬以內，如果我們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們可退至泰國進行堅守。迪安·臘斯克和我堅決反對此議。我們懷疑南越垮掉後泰國是否能支援下去。我請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要求，同時加緊談判努力。
　　面對如此嚴重的意見分歧，總統讓喬治·鮑爾和我詳細闡述各自的觀點。他給了我們一周時間。
　　我們立即著手工作。在這期間，喬治·鮑爾的觀點有了重大變化。在此之前，他主張限制而不是拒絕增派軍隊；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僅此而已。現在，喬治·鮑爾已不主張在南越堅持下去，而是認為，我們應該盡快與北越達成協議，「乘損失不大時趕緊撒手」。威廉·Ｐ·邦迪不接受這項建議，他著手準備第三份檔案，提出了「中間路線」：利用現有的大約八萬五千名美軍堅守陣線。
　　在草擬備忘錄時，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發來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電報。電報指出，一場曠日持久和耗費巨大的戰爭需要大量增加美軍數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來的預計超出許多的軍隊。與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過該電報後，我於六月二十六日寫出備忘錄，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觀點。我把備忘錄分發給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徵求他們的意見。
　　我的備忘錄的中心內容是，應該大大加強美國和南越的軍事力量，使之「足以讓越共相信他們贏不了，並因此改變戰爭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蘭估計，要達到這個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萬五千美軍（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這個數目。我同時建議擴大對北越的軍事行動，擴大外交渠道以謀求與河內、北京和越共進行對話。備忘錄的末尾是對「成功的可能性的評估」，內容如下：從軍事角度來看，這項計劃能否成功取決於增援行動能否在南越掀起一個高潮，而這一點又取決於以下兩個方面：一，南越軍隊能否保持目前的數量和戰鬥精神；二，美軍能否有效地發揮快速反應的作用，這是迄今尚未檢驗過的。美軍人數太少，不足以與政府軍與游擊隊人數十比一的傳統模式相提並論，但是，這些美軍應該足以應付越南的……這種容易確定和進攻敵人的常規戰爭。
　　我的備忘錄使麥喬治·邦迪大為吃驚，他以一份「旨在提出問題而不回答問題」的備忘錄作答。他確實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寫道：「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計劃（把目前在南越的美軍力量擴大一倍，把空襲北越的規模擴大三倍，以及一項進行海上封鎖的重要新計劃）愚蠢之極。」他有先見之明地提出一個後來證明是根本性的問題：「美國正規部隊在南越進行反游擊戰真的有前途嗎？」他提到了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話：正是核攻擊的可能性才在朝鮮實現了停戰。他認為我們「至少應該考慮，擴大行動會給我們與河內的溝通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威脅」。他最後問道：「我們要投入二十萬人掩護撤退嗎？難道我們在目前的條件下不能順利撤退嗎？」
　　除了麥喬治·邦迪提到核武器並暗示我們應該考慮發生核戰的危險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觀點和擔憂。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僅僅提出問題。七月一日，喬治·鮑爾、威廉·Ｐ·邦迪和我的三份備忘錄被呈送到白宮。但是，另外還有一份備忘錄，我不知道這件事，我相信喬治·鮑爾和威廉·Ｐ·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臘斯克很少給總統寫備忘錄，我從未見他在不告訴我的情況下就軍事問題寫備忘錄。但這次他寫了，為的是表達他的信念和擔憂，他知道喬治·鮑爾的備忘錄中沒有這些內容。我想引述迪安·臘斯克的原文，因為他的觀點——如果我們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就會增加——對我們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他的原文是：美國承擔義務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們的許諾靠不住，共產黨陣營會得寸進尺，使我們喪失地位，而且必將導致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只要南越人願意為他們自己而戰，我們就不能放棄他們而給和平和我們在全世界的利益帶來災難。
　　讀者也許會認為，迪安·臘斯克從南越的陷落中預見到這樣可怕的後果叫人難以理解，但是，考慮到我們那代人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對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這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經歷過慕尼黑的綏靖政策；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和亞洲抗擊侵略的歲月；目睹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多次經歷過對柏林的威脅，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經歷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前不久經歷的是，共產黨中國聲明，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沒有涵蓋這些根本問題，所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不再理會它了。
　　麥喬治·邦迪把四份備忘錄呈給總統，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備忘錄中改變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常他寫道：「我料想您會仔細傾聽喬治·鮑爾之言，然後拒絕他的建議。
　　這樣一來，討論範圍相對縮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的建議中選擇其一。」
　　總統第二天召集我們開會。他看上去非常苦惱。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他叫我再赴西貢，以考察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他派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援此項使命）。他指示喬治·鮑爾尋求與河內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觸的可能性（我所贊成的另一項謀求和談的動議）。
　　八月，我方與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觸（代號為ＸＹＺ）開始了。國務院駐外機關事務局前官員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譯）在巴黎舉行了秘密會談。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內的公開和私下聲明的真實意圖，以確定是否有可能展開實質性談判。但是，經過幾次令人鼓舞的會談後，北越突然於九月關閉了這個渠道。
　　在七月份的討論過程中，總統曾把一批被譽為「哲人」的兩黨老政治家召至華盛頓。他在任期間召集過好幾次，被召人員每一次都有所不同。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組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給他提出應敵良策。
　　「哲人」小組由知識淵博、經驗豐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這一次的成員有：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奧馬爾·佈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將，表現出的是美國軍隊核心人物的那種沉著冷峻的職業作風；約翰·考爾斯——共和黨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和《展望》雜誌的出版人，他的報刊是美國重要報刊中具有國際主義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師，外交官，在朝鮮停戰談判中任艾森豪威爾的談判代表，贊同考爾斯的自由共和主義，信奉代表兩黨的國際主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標誌著約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約翰遜之間國家安全事務管理工作的連續性；保羅·霍夫曼——大富豪，工業家，主持過馬歇爾計劃，特別擅長髮揮美國商業的作用，使其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學著名化學家，標誌著核時代科學與政治的相互關係；阿瑟·拉森——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為數名總統服務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學術界與政府結盟的象徵；羅伯特·洛維特——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過副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名震一時；約翰·麥克洛伊——洛維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事，戰後曾任美國在德國被佔領地區的代理領事。在這些人身上集中體現了他們那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初期獲得成功時具有的意志、自信和信念。
　　七月八日上午，這個小組的奧馬爾·佈雷德利、羅斯韋爾·Ｌ·吉爾帕特裡克、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阿瑟·拉森和約翰·麥克洛伊同迪安·臘斯克、湯米·湯普森、威廉·Ｐ·邦迪和我開了會。我們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情況，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並請求他們暢所欲言。除阿瑟·拉森外，他們都建議盡「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產黨之手。其中幾位還批評我們目前的行動「太保守」。
　　那天晚些時候，他們向「哲人」小組的其他成員介紹了他們的觀點，除保羅·霍夫曼外，大家均表示贊同。迪安·艾奇遜和阿瑟·迪安尤其反對保羅·霍夫曼的談判建議，阿瑟·迪安說，現在已來不及「把我們的遠東政策移交給聯合國」或其它任何國家了。約翰·麥克洛伊代表小組對迪安·臘斯克和我說：「我們的自尊心將受到傷害，除非你們採取行動。你們必須行動起來。」
　　那天晚上，迪安·艾奇遜、奧馬爾·佈雷德利、約翰·考爾斯、阿瑟·迪安、羅伯特·洛維特和約翰·麥克洛伊在內閣會議室與總統開會。幾天後，迪安·艾奇遜向前總統杜魯門匯報開會情形時說，聽到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抱怨難題太多，「我激動地對他說……他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進……我的同事們也七嘴八舌地發起言來，就像在滑鐵盧指責斯科茨·格雷斯的情形一樣……通常言行謹慎的鮑勃·洛維特盡了全力，奧馬爾·佈雷德利當然與我站在一起。我認為……我們成功了。」但是，他們在下面的問題上未獲「成功」：他們認為（曾向迪安·臘斯克和我特別強調過），政府必須向公眾全面解釋軍事形勢和需要派遣更多美軍的理由。約翰·考爾斯和羅伯特·洛維特都責備總統把戰爭「描述得過於美好了」。
　　這個時候，國會中的保守派開始呼籲大幅增加國防經費以支援目前的增援計劃和以後的進一步行動。眾議員傑拉爾德·福特和梅爾文·萊爾德呼籲增加十至二十億美元的國防經費，徵召至少二十萬預備役人員。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也請求總統爭取「更多的權力和資金——大量資金」。
　　此
　　時，「偉大社會」計劃到了重要關頭：參議院終於批准了老年保健醫療方案，內閣不久將開會討論；「偉大社會」計劃的其它議案還有待批准，其中包括移民改革方案、反貧困計劃、援助阿巴拉契亞的計劃和淨化空氣條例。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認為，增加國防經費會扼殺他提出的自羅斯福「新政」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進步方案。今天我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找托辭耍花招——人們普遍稱之為欺騙，但我們忽略了一點，即他深切希望糾正我們社會存在的種種痼疾。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我準備前往西貢之時，林登·Ｂ·約翰遜接見了《新聞週刊》編輯詹姆斯－坎農。坎農問道，作為總統，他的最高目標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讓我們的全體人民「生活過得更好、更快樂、更有意義」。坎農問他是怎樣改變他在參議院時的保守形象而有了這些想法的，他回答：「我比以前更多地瞭解了民眾的問題。例如，我對我們強加於黑人的種種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敏感，因為我現在常和他們交談。我少了一些自私自利，多了一些大公無私……處在這個位置，你已至高無上，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正確的事。」
　　許多人也許會認為這些話是自我標榜，是一個精於此道的演員在竭力使人們相信，他與真正的他不同。但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人們認為林登·Ｂ·約翰遜經常掩飾真相，從而毀壞了他的聲譽——懷有糾正困擾我們大多數人的錯誤的高度責任感。
　　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於推進他的各種計劃方面，其中有些與民權、「偉大社會」有關，有些與越南戰爭有關。那年夏季的一個夜晚，當國會辯論「選舉權法」時，瑪格麗特和我與總統及總統夫人在白宮的總統住處共進晚餐。我們四人正坐在一張小桌邊邊吃邊聊，總統突然俯下身來，拿起掛在他面前桌邊的電話對白宮的接線員說：「給我接埃弗雷特·德克森。」
　　這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的電話很快接通了。我只能聽到一部分談話。「埃弗，」總統說，他停頓片刻以示強調，「你失去了今天那該死的投票表決。」他談到了可能最終決定該法案成敗的重要的投票程式。我聽到埃弗雷特·德克森氣極敗壞地說：「你憑什麼認為是我丟掉的？是你的那些該死的南方民主黨人背棄了你！」
　　總統耐心傾聽，然後平心靜氣地說：「埃弗，我知道南方民主黨人要背棄我。我指望你爭取到足夠的共和黨人來彌補。」他們又互相取笑了幾分鐘。最後，林登·Ｂ·約翰遜說：「埃弗，你想要什麼呢？我告訴你我想要的，那就是『選舉權法』。」然後他們在電話上達成了妥協。這就是林登·Ｂ·約翰遜總統，他經常在謀求實現他的立法目標。在本例中，他努力謀求通過的是本世紀對種族和平貢獻最大的法案之一。
　　另外一次，他召集商界要人和工人領袖在內閣會議室開會，要我參加。會議與國防毫無關係——他只是希望得到與會者對「民權法」的支援，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他經常讓我參與同我的主要職責沒有關係的事務。在一小時的時間裡，他請求與會者迫使他們的國會議員投票贊成該法案，但似乎毫無進展。最後，他失望地說：「先生們，你們都認識澤福」——除我之外，我懷疑與會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澤福是跟隨約翰遜很久的黑人廚師。「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開車從農場返回華盛頓，途經密西西比時，伯德說：『林登，能在下一個加油站停車嗎？我想解手。』我說：『當然可以。』我們解手後繼續開車行駛了一段時間，澤福突然說：『總統先生，您能把車停在路邊嗎？』『你為什麼要我停車呢？』我問。『我想解手』。『你為什麼不在加油站與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為他們不會讓我進去。』她回答。」這時，林登·Ｂ·約翰遜敲著桌子厲聲說道：「先生們，這是你們想要的那種國家嗎？這不是我想要的那種。」有些人也許會說這是演戲，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為止，人們主要根據越南問題來判斷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績是好是壞。但我相信，未受戰爭創傷影響的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做出更客觀的評價，會因立法方面的兩個里程碑——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和一九六五年的「選舉權法」——而稱讚他。沒有這兩個法案，今天我們的國家肯定還處在內部衝突之中。我認為，歷史會證明這兩個法案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林登·Ｂ·約翰遜關於我們的未來的宏偉藍圖——「偉大社會」，仍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可悲的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他提出的目標仍未實現。
　　七月十四日夜離開華盛頓之前，我打電話給林登·Ｂ·約翰遜總統討論了我赴西貢的使命和越南問題。我們討論了事情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原因和經過，以及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該做些什麼：總統：我們自己很清楚，當我們謀求東京灣決議時，我們沒有打算投入這麼多的……地面部隊。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
　　總統：我們正在這麼做，而且我們知道情況會更糟，問題在於：我們真的想這麼做而使我們自己處在危險的境地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如果我們要按我備忘錄中的建議——派遣更多的軍隊——行事的話，我們就得徵召預備役人員……可以肯定，如果我們徵召預備役人員，您就得從國會爭取到附加的權力。這樣才能取得一致支援。您可能會說：「嗯，對，但它也可能引起廣泛的爭論和不同意見。」我認為我們能夠避免它。我確實認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形勢，以我們現有的這些軍隊，我們不可能贏，如果我們要『贏』，我們就必須增派軍隊。我們需要更多的軍隊。在採取這些措施的同時，我們將……繼續通過政治途徑探索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請求你們給予支援。」我認為您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援的。這樣一來，您既可得到徵召預備役人員的權力，又可把他們與整個計劃聯繫起來。
　　總統：……嗯，你說的有道理。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不知道您想走那麼遠，我不是在敦促您。我判斷您會如此，但我的判斷也許是錯誤的。
　　總統：……迪安·臘斯克同意你的看法嗎？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他非常同意。在這方面他是個持強硬路線的人，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放棄南越，即使因此而爆發全面戰爭。目前他不認為我們應該走向全面戰爭，而認為應該竭力避免。但是，如果有必要通過全面戰爭保住南越，他會支援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在西貢會見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會面加重了我最大的擔憂和疑慮。威廉·威斯特摩蘭說他在年底前需要十七萬五千軍隊，一九六六年另需十萬人。由於我不大相信空襲能夠減少從北方流入南方的人力和物力，使之不足以壓倒南越軍隊和美軍，所以我向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參謀人員詢問轟炸的效果。他們談的情況證實了我的懷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我最後說：下面是我的結論，但我希望你們能證明我是錯的：一、越共（和北越）能夠徵召更多人入伍。我們應該相應地做好增加我方力量的準備。
　　二、過去和現在北越都未提供太多物資以支援越共。我認為以後也不會。
　　三、由於提供的物資極少，故而空襲並不能嚴重破壞越共的後勤供應能力。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空襲，然而，我的確認為，我們在南越需要更多軍隊，以便在地面給予敵人以有效回擊。
　　我繼而探究美軍在南越將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兩星期前，我曾指示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並評估下述問題：「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勝利。」我堅持要研究清楚該採取何種戰略。厄爾·Ｇ·「巴斯」·惠勒要求安德魯·古德帕斯特進行這項研究。他率領一個特別小組，寫出了一份一百二十八頁的報告，在我前往西貢的前一天呈交給了我。
　　「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勝嗎？」對於這個問題，報告稱：「根據合理的推測……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獲勝，如果這是我們的意願，如果這種意願體現在戰略和戰術行動中的話。」不過，報告也坦率地指出，「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們能否保證在南越獲得勝利——的任何評估，必須考慮到許多因素，特別是，在南越發動我們在此處想像的那種攻勢的經驗有限。」
　　這是不可預測的一個重要問題。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越共和北越將進入河內國防部長武元甲所說的「第三階段」，即大規模作戰階段。在此階段，我們可以用常規的軍事戰術（「搜尋和摧毀」戰術）應付和消滅敵人。
　　我們可作進一步推測：如果越共和北越不進入第三階段，美國和南越軍隊可以發動有效的反游擊戰行動。
　　雖然我在與威廉·威斯特摩蘭及其參謀人員開會時詢問了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顯然很膚淺。現在回過頭看，我發現了當時的明顯失誤：當時和後來，我們在西貢和華盛頓均未對這些推測、問題和關於我們在越南的軍事策略的分析等進行激烈的辯論。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我曾作為管理人員發現各種問題並迫使各個機構——常常違背它們的意願——對各種行動方案及其後果進行深入而切合實際的思考。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有這麼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交了我起草的報告。報告的開頭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評估：南越的形勢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勢則比前年糟）。經過數月的僵持以後，戰爭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現在正在積極推進，以分裂南越和摧毀其軍隊……在沒有進一步的外援的情況下，南越正面臨著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失敗，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別是在高原地區）正在滄陷，軍隊正在被擊垮……民眾的信心正在喪失。
　　我繼續寫道：
　　沒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切斷了北越對越共的物資供應。在越共的物質需求非常之低的情況下，我們似乎不可能切斷這種供應……我們對北越的空襲也未產生明確的證據表明河內願意以理智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來。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臺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們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決方案。
　　我回顧了我們研究過許多次的三種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撤退——這無異於無條件投降；二，繼續奉行現行政策——這將最終迫使我們選擇第一種方案；三，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我國軍隊的要求，同時努力打開談判之門——就近期而言，這樣可以避免失敗，但會增加以後撤退時的困難和代價。
　　我被迫做出第三種選擇，我認為這是「獲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最後我講了自己的判斷：「本備忘錄中建議的行動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可以接受的結果，如果軍事和政治行動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伴之以越來越大的力量和決心的話。」以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我在西貢時，賽勒斯·Ｒ·萬斯曾致電告訴我，總統「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議的軍隊數量。在我返回華盛頓後的一周內，我和他至少每天見一次面進行詳細討論，直到總統做出決定為止。在不同時間參加詳細討論的還有負責國家安全的高級官員，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和海、陸、空三軍部長（保羅·Ｈ·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裡索）。除喬治·鮑爾外，大家都支援我的建議。
　　七月二十七日，總統批准了增派軍隊的計劃，並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說中向美國公眾宣佈了他的決定。但是，他沒有批准與此相稱的軍費開支。據我估計，在一九六六財政年度還需增加一百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然而總統在一些國會議員的支援下，決定控制初次要求撥款的數額（遠遠低於我的估計數字）。他答應在一月份「數字更確切時」再要求進一步撥款。他還斷然拒絕了我提出的增加稅收以支付軍費和控制通貨膨脹的建議。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的高度機密的備忘錄中提出軍費開支估計數字和增加稅收的建議的。甚至財政部長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都不知道這份備忘錄。
　　當總統看到我的備忘錄和財政建議時，他說：「你能得到多少贊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認為增稅議案不會被國會通過）「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這很難，但你可以設法讓立法人員贊成它。」
　　「你把你的建議提交到國會，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再來找我。」
　　我照辦了。結果當然是沒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我把情況告訴了總統，並說：「我寧願為正確的東西而奮鬥，而不願不做任何嘗試。」
　　他盯視著我，惱怒地說：「真要命！鮑勃。這正是你的弱點所在——你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過你，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試圖在最高法院安插許多自己人，但他失敗了，因為他過不了國會這一關。」
　　他有些誇張，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護他的「偉大社會」計劃。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沒有大幅擴大——這抵消了他建設「偉大社會」的能力——的話，我會同意地的觀點。
　　與此同時，威廉·Ｐ·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動步驟，包括了總統聲明的各個方面，從通知國會到公告美國人民等，不一而足。這是個非常好的計劃書。作為總統的助手，有強烈自由主義思想的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強調說，林登·Ｂ·約翰遜還有足夠的時間告訴公眾他面臨的問題和打算採取的行動，並得到他們的支援。道格拉斯·凱特報告說，「目前的批評意見僅代表一小部分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約翰·加德納相信，如果只在知識分子中搞一項民意測驗，其受歡迎的程度肯定與其他任何階層的人同樣高。」
　　但是，威廉·Ｐ·邦迪、道格拉斯·凱特和約翰·加德納的建議未被採納。相反，國家已開始執行走向重大戰爭的政策的事實被隱瞞起來了。
　　為什麼呢？
　　總統瞭解他所做的決定的重要性，也瞭解他宣佈這項決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價。但他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困境：或者找借口隱瞞事實真相，或者面臨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和他的社會改革計劃的喪失。
　　我們正在陷入危機之中。

天下創世

[LEFT]第八章　聖誕節暫停轟炸
[/LEFT]
[LEFT]——一次未成功的和談嘗試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我聽人講到結果和後果的不同：結果是我們預期的，後果是我們所得到的。這一點非常適用於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們關於越南問題的預測。現實與預期大相逕庭。當我們開始執行大量增派美軍赴越南的計劃時，我們就發現賴以制定這項計劃的基本戰略有問題。漸漸地，在越南採取軍事行動的種種令人沮喪和煩惱的情緒顯露出來了。我一直相信每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到這時，我覺得遇到了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關係到國家榮譽和人民生命的問題。
　　我對戰爭的感覺是逐漸變化的，從憂慮到懷疑，灰心，直至極度的痛苦。這種變化不是由於勞累所致，而是由於我對越來越多的人死於非命而我們卻實現不了我們的目標備感焦慮。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發佈公告之後，大多數美國人——知識分子、國會議員、新聞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援他的決定。八月底、當蓋洛普民意測驗詢問：「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約翰遜政府對越南問題的處理？」結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個月之前的數字分別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項調查報告稱，「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援這種主張（反對者約百分之三十）：越南應該成為美國在亞洲反對共產主義的基地」。報告指出，「絕大多數人認為越南戰爭將持續數年」。
　　在公眾對戰爭的支援比任何時候都堅定之際，麻煩事卻越來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斯威爾·泰勒——他繼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後任總統顧問，是從美國駐西貢大使任上返回來的——滿懷信心地預言，共產黨的進攻將在年末被擊敗，一九六六年對美國來說是「決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出了代號為「Ｓ—Ⅱ—６５」的另一項作戰計劃，對馬克斯威爾·泰勒的預言和我們的軍事戰略的基礎提出了嚴重懷疑。與我們能夠實施並贏得大規模地面作戰的想法相反，這項計劃指出，「參與制定計劃的人普遍認為，越共如採取避免與美軍正面作戰的策略將使我們極難發現和確定敵人的方位……越共在叢林戰和游擊戰中的經驗……將會給裝備優良和機動性強的美國正規軍造成嚴重麻煩」。至於空中轟炸，該計劃指出，「大家普遍認為……河內領導層能夠承受我們給予的這種懲罰……理由是，北越的經濟基本上是以鄉村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工業生產在整個經濟當中所佔份額極小，即使中斷也無足輕重」。
　　這份計劃書的結論使我極為不安，但對五角大樓和政府其它部門的其他人似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也許是因為八月份來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軍在與越共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鬥中大獲全勝，這次戰鬥於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發生在海軍陸戰隊朱萊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島上。這次戰鬥和伯納德·福爾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聞週刊》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許多人相信美國的努力不會失敗。伯納德·福爾是著名的印度支那問題專家和評論家，他強調美國介入越南的重大意義。
　　在美軍湧入越南之時，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分發了一份論述美國在南越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軍事戰略的機密檔案，題為「關於在越南共和國的軍事行動」，註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該檔案限定我們的目標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相信他們不可能獲得軍事勝利，從而在越南共和國結束戰爭，並達成有利於南越（越南共和國）和美國的協議」。地面戰爭將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都有具體的時間表。第一階段是阻止共產黨的進攻——「防止輸掉戰爭」，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第二階段將對共產黨部隊予以反攻，實施「贏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計劃，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產黨屈服，第三階段將「摧毀剩餘的越共軍隊或使其喪失戰鬥力，並徹底摧毀其根據地」，期限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檔案強調：「從政治和心理方面考慮，衝突必須自始至終保持越南內戰的色彩。」顯然，這個條件達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蘭還制定了他在雙管齊下的軍事戰略——總統、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包括我在內的其他高級官員都贊成以這一戰略為基礎結束戰爭——的指導下履行自己職責的計劃。這一戰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戰爭，旨在使河內和越共相信他們不可能用武力奪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轟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內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價。我們相信這樣雙管齊下會使問題得到解決。
　　有些批評家斷言美國在越南缺乏軍事戰略。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總的戰略，但對其結果的預測有很大的紕漏。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戰略有這樣一個假設：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將使共產黨難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難以得到北方的增援，從而無法彌補美軍和南越軍隊給他們造成的損失。這個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產黨的這種能力：邊作戰邊在南方招募新兵；頂著我們的空襲從北方增援。而且，美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能夠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規軍在戰場上進行常規戰爭。這樣，美軍的機動性和強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轟炸切斷來自北越的供應和增援，定會迫使他們尋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軍隊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不打常規戰爭，而是採用游擊戰術，我們認為美軍和南越軍隊在安民計劃的強有力支援下，能夠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
　　我們都相信在南方實行安民計劃是一項保險政策，可以確保叛亂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應，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蘭在西貢的會議上闡述了這一戰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提到了它。
　　事實證明這些假定都是錯的。我們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軍隊按我們的預期打常規戰爭。我們未能進行有效的反游擊作戰。空中轟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員滲透和物資供應，擊破削弱北越繼續作戰的意志和決心。
　　在華盛頓的默許下，威廉·威斯特摩蘭打了一場消耗戰，其主要目的在於發現並消滅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如果不作進入北越的決定，這項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進入北越要冒與中國和（或）蘇聯開戰的危險（這是我們決心避免的），也與我們不把地面行動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的意願不符。威廉·威斯特摩蘭推測，摧毀越共和北越的正規軍可使西貢政權在政治上得到穩定，並贏得南越人民的忠誠，從而會迫使敵對勢力撤退或者通過談判達成有利於南越的解決方案。
　　軍事史學家、原陸軍少校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指責威廉·威斯特摩蘭自欺欺人。他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制定的是更適合陸軍的一慣戰法、軍隊結構和信條的一個戰略」。他解釋道：「陸軍不通過入侵北越來打贏決定性的殲滅戰，而認為消耗戰略最適合其準備進行的那種戰爭……這是陸軍使用其成功訣竅——發揮美國的特長和物質及技術優勢，讓國家承受大量美軍的傷亡——的必然結果。」安德魯·Ｆ·克雷平內維奇繼續寫道：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歷次戰爭中成功的戰略戰術，陸軍沒有充分發揮其能力，沒有謀求以可以接受的代價成功地鎮壓暴動。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致力於消耗敵軍而不是擊敗敵軍，因而失去了給暴動者以致命性打擊的許多機會……此外，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產黨在戰鬥中遭受損失，陸軍常常脫離反暴動策略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人民。」
　　威廉·Ｅ·德普伊將軍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的作戰指揮部軍官和各項計劃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發表了一個略有不同但同樣說明問題的觀點。他說：「（我們）最終認識到，我們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經常作戰以贏得一場消耗戰……我們驕傲自大，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是陸軍士兵或海軍陸戰隊，我們能贏。但事實證明那是錯誤觀念，胡志明小道從來就沒有被關閉掉，各處的避難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種導致失敗的觀念。」
　　為什麼失敗了？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將軍（前面書中引述過他關於空襲的觀點）做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小布魯斯·Ｂ·帕爾默寫道，參謀長們「深受『能行』觀念的影響，不能發表……消極言論，也不能顯出不忠誠。」
　　這確實是導致失敗的部分原因。但是，總統、我以及總統的其他顧問必須分擔如下責任：同意用常規軍事戰術與不惜大量傷亡的敵人在一個缺乏基本的政治穩定的國家作戰。
　　這樣的戰鬥贏不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那年秋季，隨著我軍規模的不斷擴大，共產黨相應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軍隊，在北方加強了防空力量，還通過胡志明小道加強了人員和物資的輸送。毫無疑問，他們是在適應美軍越來越多這一新情況。威廉·威斯特摩蘭對此做出了反應。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萬五千軍隊，使美軍人數在年底從十七萬五千增至二十一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增派軍隊的壓力越來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蘭向我們提出了他重新估計的一九六六年所需軍隊的數字。此前他說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萬五千人，現在他說要三十二萬五千人，以後可能會更多，而且不能保證美國實現其目標。
　　威廉·威斯特摩蘭增派軍隊的要求使我們感到不安。我們擔心這是個無底洞。戰爭的勢頭和事態的發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估計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蘭的預言。我感到我們正在失去對事態的控制。
　　當參謀長們要求把空襲北越的範圍擴大到河內—海防地區和鄰近中國的其它地區時，這種擔心就進一步加重了。總統和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我們懷疑這樣的空襲能沉重打擊越共在南方堅持作戰的能力或迫使河內停止鬥爭，也因為這類行動將增加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危險，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鮮發生的事情一樣。
　　鑒於政府內部對空襲行動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我要求總統授權一個特別小組研究空中轟炸對河內的作戰意志和能力的影響。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同意此議，指派湯米·湯普森、馬克斯威爾·泰勒、約翰·Ｔ·麥克諾頓和威廉·Ｐ·邦迪研究此事。湯普森小組於十月十一日提交了報告，其結論與總統和我的判斷十分接近，所依據的理由也大體相同。擴大空襲行動可能引起中國和（或）蘇聯強烈的軍事反應。轟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會炸沉蘇聯的船隻，將強化北越對通過中國的陸路運輸的依賴，從而增加北京對北越的極端主義影響。北越似乎不願在受到進攻的情況下進行談判。湯普森小組建議暫停轟炸以試探河內是否有興趣和談。
　　現在回過頭看，一九六五年秋亞洲其它地方的事態發展已大大改變了區域力量平衡，已嚴重影響了美國在越南的利益關係。然而，我們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中國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於喜馬拉雅山麓克什米爾地區的領土糾紛，蘇聯的盟國印度與中國的盟國巴基斯坦之間發生了衝突。
　　十月，印度尼西亞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達一直在向中國靠攏。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發表談話痛斥華盛頓，並談到了「北京——雅加達——河內——金邊」軸心。但不久以後，在印度尼西亞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獲成功，遭受了悲慘的失敗。反共情緒和排外情緒充斥全國各地。結果，蘇加諾的權力被剝奪，三十多萬共產黨員遭殺害。東南亞地區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改變了政策和方向，權力落到了獨立的民族主義者蘇哈托的手中（現在他仍在位）。
　　喬治·Ｆ·凱南的遏制政策是我們承擔保衛南越的義務的重要理論根據。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說，中國「已在印度尼西亞遭受了重大挫折……」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國與越南的利害關係。他說現有的多米諾骨牌已經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喬治·Ｆ·凱南的觀點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未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國國防部長林彪的講話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林闡述了「人民戰爭」的概念，呼籲「農村地區」（發展中國家）通過武裝革命接管「城市」（工業化國家）。他嘲諷了在越南的美國軍隊，說越南人民的「階級鬥爭」必將使到處擴張的美國遭受可恥的失敗。約翰遜政府（包括我在內）認為這篇講話有好戰和侵略意味。在我們看來，林的講話明確顯示出「多米諾骨牌理論」有合理的根據。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後，中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並於次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系事件使中國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再積極介入國際事務。但是，由於囿於原來的預測，也由於忙於應付發展極快的戰事，我們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一樣，仍然把中國視為對東南亞和世界其它地區的嚴重威脅。
　　由於中國轉向內部事務，美國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戰爭越來越像是美國人的事情了。這在美國引起了一些批評，但民意測驗顯示廣大民眾仍然支援林登·Ｂ·約翰遜總統的政策。在國會中持嚴厲批評態度的約有十名參議員和七十名眾議員，包括Ｊ·威廉·富布賴特、邁克·曼斯菲爾德和韋恩·Ａ·莫爾斯等很有影響的人物，但是，國會總體上仍持支援的態度。除少數著名的專欄作家外，新聞界也在繼續支援總統。
　　此時，反戰抗議活動還不多，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黃昏時分，年輕的貴格會教徒諾爾曼·Ｒ·莫裡森在我在五角大樓的辦公室窗外約四十英尺處自焚身亡。莫裡森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是貴格會在巴爾的摩的斯托尼教友會的幹事。
　　他把一加侖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當他點著火時，懷裡還抱著年僅一歲的小女兒。旁邊的人見狀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沒有受傷，活了下來。
　　諾爾曼·Ｒ·莫裡森死後，他的妻子發表了一項聲明：諾爾曼·Ｒ·莫裡森以他的生命來表達他對越南戰爭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損失和災難的擔憂。他是在抗議我國政府在軍事上深深地介入了這場戰爭。
　　他認為全體國民必須講出對國家採取的行動的看法。
　　諾爾曼·Ｒ·莫裡森之死不僅對他的家庭來說是個悲劇，而且對我和我們國家而言也是個悲劇。這是對許許多多越南和美國青年的生命遭受殺戮的嚴重抗議。
　　他的行動使我極為震驚，我竭力掩飾自己的感情，避免與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談論。我知道瑪格麗特和三個孩子對戰爭抱有與諾爾曼·Ｒ·莫裡森大體相同的看法，我的數位內閣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認為我理解並同意諾爾曼·Ｒ·莫裡森的部分想法。我、瑪格麗特和孩子們之間本來有許多話可以說，但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沉默寡言，這是個嚴重的缺點。這次事件造成了國內的緊張氣氛，隨著反對和批評戰爭的聲浪的高漲，緊張氣氛進一步加劇了。
　　三個星期後，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約兩萬至三萬五千名反戰人士到白宮前抗議示威。這次行動由「穩健核政策委員會」發起，由最活躍和最負責的反戰組織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領導，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動。幾天後，全國聞名的兒科專家本傑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學教授、「穩健核政策委員會」副主席Ｈ·斯圖爾特·休斯致電胡志明說，該委員會已經發起了遊行示威，並呼籲他接受美國的談判要求。他們說：「示威活動會繼續進行，但不會迫使美國撤回。」
　　許許多多的示威活動將接踵而至。
　　抗議者的某些觀點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們的憂慮心情。《華盛頓明星報》的專欄作家瑪麗·麥格羅裡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態度：國防部長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對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動既不驚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樓內無疑只佔少數，但他這位軍事部門中的文職官員贊成自由發表意見。
　　「這個國家有保護言論自由和提反對意見的權利的傳統。」他說，「我們的政策由於辯論而變得更有衝擊力。」
　　國防部長很敬佩資深的社會黨人諾爾曼·托馬斯，他是上週六在此舉行的示威遊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說者。但是，國防部長不同意諾爾曼·托馬斯的這樣一個觀點：他「更希望美國在東南亞拯救自己的靈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靈魂？」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問道：「你是通過抽身而退拯救你的靈魂呢？還是通過履行責任拯救你的靈魂呢？」
　　在美國各地普遍出現抗議活動時，北越和越共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這使威廉·威斯特摩蘭又增加了所需美軍的估計數字。同時，我們在華盛頓的幾個人也重新開始想辦法謀求談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這兩件事一直是政府內部爭論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總統呈交了一份備忘錄（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為此後幾周內討論問題的基矗這份備忘錄的內容如下：二月份做出的轟炸北越的決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階段增派軍隊的計劃，只有在對美國長期舉行的遏制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構成支援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國、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蘇聯一樣，中國是威脅到我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一個主要國家，其組織整個亞洲反對我們的可能性雖然較小，但威脅性極大。
　　……長期以來，有三條防線在竭力遏制中國（另外有蘇聯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國）：一、日本—朝鮮防線；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線；三、東南亞防線。只有在與東南亞其它地區和另外兩條主要防線上的遏制努力相關連的情況下，把人力、財力和國家的名譽投入到南越的決定才有意義。亞洲的事態正在向對我們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兩個方向發展。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們有能力在以後十到二十年內……使中國無從實現其目標，直到其熱情消逝為止。然而，即使我們能把某些責任轉給一些亞洲國家，對遏制中國之事，美國仍需繼續給予關注，投入金錢，有時還需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繼續轟炸北越和實施第二階段增兵計劃的任何決定——這會使大批美國人死亡，有進一步使戰爭升級的危險，會在更大程度上牽涉美國的名譽——必須要以美國在亞洲的長期利益為依據進行考慮。
　　我全文引述這些段落是因為現在回頭來看，它們集中體現了當時我們頭腦中一種完全不正確的想法：「中國威脅」我國的安全。我們也沒有考慮到我上文述及的情況：由於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事態發展，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已被削弱。而且，據檔案記載和我回憶，該備忘錄反映了當時幾乎所有美國政策制訂者的觀點。由於缺乏專門知識和歷史知識，給美國的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損害。
　　我的備忘錄接著對南越的形勢作了令人沮喪的評估。備忘錄指出，游擊戰仍很激烈，越共的進攻、破壞和恐怖主義行動沒有緩減的跡象；阮文紹和阮高其政府雖然倖存了下來，但無所作為；尤其糟糕的是，西貢對農村地區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農村。
　　我闡述了我們在南越的政治目標——一個獨立的和非共產黨的國家。之後，我寫道：「我們是否準備『做出讓步達成和解』的問題……也許不久就會凸現出來。」我分析了可供我們選擇的幾種方案後建議：「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軍兵力增加到三十五萬人，威廉·威斯特摩蘭七月份的估計數字是二十七萬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湯普森小組在十月建議的那樣，對北越暫停轟炸一個月；三、盡全力謀求談判。我知道當時談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認為暫停轟炸「可能會在一九六六年底帶來和解」。如果暫停轟炸沒有任何效果，我建議加強對北越實施「霹靂計劃」，不是為了贏得戰爭（我認為如不實行種族大屠殺，就贏不了這場戰爭），而是作為我們雙管齊下的策略的一個方面，既對繼續支援戰爭的河內予以懲罰，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們在南越贏不了。
　　我認為形勢不容樂觀。我告訴總統，「這些行動都不能保證成功。有一種危險性雖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議的行動方案……可能導致中國人或俄國人擴大戰爭規模。預計戰死的美國軍人將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還可能頑固地堅持下去。與我們拚人力……儘管我們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我們將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難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辦法。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實現我們的目標和避免國家在政治上遭到慘痛失敗的最好辦法是本備忘錄建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的綜合運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
　　總統起初對我的建議表示嚴重懷疑。他在回憶錄中說：「五月份暫停轟炸未產生任何效果，我認為河內也許會把再一次暫停轟炸視為軟弱的象徵。」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對我的建議：迪安·臘斯克懷疑河內會做出積極反應；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推測北越會在軍事上利用這個機會，攪亂我們的這個軟弱的行動計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認為此舉將使南越陷入混亂，並使西貢和華盛頓之間產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總統在政府外的一個顧問，他擔心此舉會顯出美國缺乏決心，會招來要求進一步打擊北越的壓力。我知道我面臨著艱難的局面。
　　事情擱置了數星期，因為總統做了膽囊手術後到他在得克薩斯的農場療養，迪安·臘斯克則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間，政府內部反對暫停轟炸的意見有所改變，因為我們收到了來自前線的真實消息，聽到了對我們尋求談判的立場的嚴厲批評，蘇聯人則表示，如果我們暫停轟炸，他們將幫助雙方展開談判。
　　美軍和北越軍隊的第一次重大戰鬥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點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邊界的德浪河谷。北越軍隊兩個團與第一騎兵師和第七騎兵師一營在齊人高的象草和蟻塚間展開了激烈戰爭。戰鬥結束後，北越軍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屍體，美軍則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戰似乎是美軍大獲全勝。和預料的一樣，美國士兵作戰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選擇了作戰的時間、地點和期限。在以後的戰爭過程中，情況常常如此。
　　德浪河戰役證實了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的情報：敵人對南越的滲透規模比預料的大。現在看來似有北越軍九個團在南越活動，而原來報告說有三個。越共軍隊也比原來的估計超過兩倍多，從五個團增至十二個團。敵人的滲透速度已從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個團增加到每月至少九個團。這一切都是在美軍進行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發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蘭觀察到了這些趨勢，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以後敵人的兵力將遠遠超過他的估計。他因此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華盛頓，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內增派二十萬軍隊，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計數字的兩倍。這樣一來，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軍總數將達到四十一萬人，而他原來的估計是二十七萬五千人。
　　這封電報引起了軒然大波。它意味著美軍人數將大幅度增加，也意味著會有更多的美軍傷亡。這項要求及其意義都很重大，所以我決定和厄爾·Ｇ·「巴斯」·惠勒一同飛往西貢親自判斷形勢。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蘭、厄爾·Ｇ·「巴斯」·惠勒和小格蘭特·夏普開了會，完全證實了我的擔憂。美國軍隊的熱情和勇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聽到了許多問題。美國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政治不穩定日益加劇；安民計劃停滯不前；南越軍隊開小差的人數急劇增加。威廉·威斯特摩蘭說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萬美軍，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萬，有證據表明，儘管美軍在空中轟炸封鎖，北越還是能夠通過胡志明小道每天運送二百噸供應物資——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資，已足以維持其軍隊作戰之用。這些情況使我震驚不已。並使我改變了態度。我離開西貢時對新聞界的談話反映了這種改變：我們已採取措施防止輸掉戰爭……但是，儘管我們取得了那樣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經彌補了他們遭受的重大損失。他們滲透的規模有所加大，我認為這表明河內已決定……擴大衝突的規模……越共（和北越軍隊）在認識到我們已增兵對付他們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投入戰鬥（近期的德浪河戰役），顯示了他們更加強了作戰的決心，這只能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這將是一場長期戰爭。
　　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出僅有的兩種選擇：做出讓步來解決問題（不放棄我們的目標：一個獨立的非共產黨的南越），或者答應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並加強對北越的轟炸。我謹慎地指出，後一種選擇並不能保證會獲得成功，而且陣亡美軍人數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們或許會面臨更嚴重的暴力、破壞和死亡。
　　我沒有說我更傾向於哪種選擇。但我確實指出，如果美軍的數量和空襲規模要增加的話，我們也應該暫停轟炸二至四周以做準備。正如我告訴總統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沒有通過暫停轟炸以嘗試結束戰爭，或者至少讓我們的人民瞭解我們已為結束戰爭盡了全力，那麼使越南戰爭大規模升級就令我非常擔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種選擇方案——在軍事上堅持鬥爭，在政治上予以妥協——沒有引起重視。其他人沒有注意這個建議，我也沒有強迫他們予以討論。我本來應該努力讓大家接受這個建議，即使南越的形勢使西貢政府不可能在共產黨的陰影下繼續存在下去。
　　對第二種選擇方案，即暫停轟炸的方案，政府內部起初的反應也較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兩件事發生以後，這個方案得到了重視。《展望》雜誌發表埃裡克·塞瓦賴德的文章，介紹了去世不久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艾德萊·史蒂文森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一系列會談，引起了公眾的重視。這意味著華盛頓不願意談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駐華盛頓大使
　　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在與麥喬治·邦迪共進午餐時說（無疑是按照指示辦事），如果美國停止轟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將運用其影響力讓河內進行談判。
　　這引發了此後的一系列爭論。
　　爭論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電話給在農場的林登·Ｂ·約翰遜總統。我告訴他，從西貢回來之後，我「越來越相信，我們應該明確考慮採取其它行動，而不能把軍事行動作為唯一的選擇……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增加預算，加強力量，增加軍隊數量，逐漸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要求。但我同時認為，如果單純採取這些行動，那無異於自殺，我們應該同時——甚至提前——採取其它行動」。我的擔心是：「我認為把三十到四十萬美國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證獲得成功是一種可怕的冒險。會造成可怕的問題。」我請求林登·Ｂ·約翰遜在增派地面部隊的同時「採取某些政治措施——暫停轟炸或其它措施」。他聽後沒有明確表態。
　　我告訴總統，
　　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會他之前將先研究各種選擇方案。
　　此後五天中，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緊張的討論。到那個時候，總統的大多數顧問都贊成暫停轟炸。我準備了另外一份備忘錄，建議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並逐步採取措施以實現在較長時間內停止轟炸的計劃（我希望此舉能引起連鎖反應，最終解決爭端）。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於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薩斯匯報我們的討論結果。
　　總統仔細聽了我們的匯報，但仍然表示懷疑。他和參謀長們一樣，看到了某些危險：敵人的滲透進一步加強；公眾會把此舉誤解為軟弱的象徵；以後恢復轟炸時會遇到障礙等。
　　他的話表明他感到沮喪和困惑：「什麼是最佳選擇？我們陷得越來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嚇倒。」「開始時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狀態，我想回到原來的狀態。」
　　總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然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為期兩天的最後討論。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橢圓形會議桌上，說他願意採取能夠產生好結果的「任何措施」。那兩天，我竭力闡述自己的觀點。我講了自己最大的憂慮和希望：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們最終必須找到……一條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總統：如此說來，無論我們在戰場怎樣奮戰，都不能確保獲得勝利？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是的。我們以前太樂觀了迪安·臘斯克：我比較樂觀，但我無從證實。
　　羅伯特·Ｓ·麥克納馬拉：我說的是，我們也許用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需要探尋其它手段……我們的軍事行動不是成功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我告訴你們要把我們在越南的軍隊增至四十萬人，但是，這也許會導致戰爭升級，並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我建議我們現在探求一下其它辦法。
　　會議結束時林登·Ｂ·約翰遜似傾向於嘗試一下暫時停止轟炸的計劃，但仍未做出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宮和西貢同時宣佈從聖誕節前夕開始停火三十個小時，包括暫停空中轟炸。在聖誕節前不久總統返回得克薩斯時，我希望他能下令長期停火，轉而努力謀求談判。當我和家人去克羅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時，事情還同往常一樣。
　　聖誕節早晨，總統決定把「禮節性」的停火延長一兩天。
　　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做了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我利用個人可隨時拜見總統的優越條件，繞開所有同事去和總統做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間，我在查萊特山旅館裡給總統的農場打電話。我問他，我是否可以單獨前來農場同他討論越南問題。對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後我打電話給五角大樓，命令安排一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第二天來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開車送我到大章克申，飛機在那兒等我。傍晚六點半，我到達奧斯汀城外的林登·Ｂ·約翰遜農常總統和夫人在他們的簡易機場迎接我。我們回到農場，與他們的小女兒露西共進晚餐。飯後，總統和我來到起居室。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暫時停火的問題。我強調了我的判斷：展開談判對於最終導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這比推遲恢復轟炸在軍事上造成更大的損失要好得多。
　　總統專心聽我的陳述，心中在權衡利弊。他最終同意把暫時停火改為無限期停火，然後開展外交活動使河內參加談判。我們商定由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迪安·臘斯克和其他人，解釋他想做的事。雖然迪安·臘斯克反對延長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為他明白我已經說服了總統。
　　第二天早飯以後，我們在農場總統的小辦公室裡打了更多的電話。我打電話給Ｗ·埃夫裡爾·哈里曼。當總統命他就談判之事向東歐尋求幫助時，他立刻表示同意。我們打電話給喬治·鮑爾，總統命他負責協調外交攻勢。總統還命接替艾德萊·史蒂文森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會吳丹和教皇。
　　中午過後我離開農場回到阿斯彭，心情頗為愉快，因為做出了重大的決定。不過，我對繞開同事們使自己的建議得到總統的肯定一事頗感內疚。在我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我只這麼做過一次。」
　　對北越的轟炸暫停了一個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間，關於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的爭論十分激烈。
　　政府發起了公開而緊張的外交攻勢。除Ｗ·埃夫裡爾·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還派副總統漢弗萊到菲律賓和印度，派助理國務卿Ｇ．·門南·威廉斯和托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人都對外宣告華盛頓希望開始和平談判。迪安·臘斯克還制定了一個十四點計劃，邀請北越「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在停火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呼籲立即恢復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認為停止轟炸將使美軍「在軍事上處於嚴重的和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向我證明暫停轟炸確實對南越的美軍不利，我將建議總統按他們說的做。
　　他們沒有答覆我。
　　這個階段，美國加強了對老撾境內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轟炸。南越的美軍戰地指揮官們逐步加強了地面作戰。一月初，他們向西貢附近的越共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一月中下旬，他們在廣義省發動了自朝鮮的仁川登陸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更多的美軍抵達南越。
　　一月十日，我們在白宮又展開了辯論。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無任何結果，所以傾向於幾天後恢復轟炸。我請求他延長停火時間，以便謀求談判。我認為等到月底在軍事上也無不利之處。厄爾·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參謀長們說：「每拖一天，情況都會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籲恢復並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後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援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儘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機嘗油庫及兵工廠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於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於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後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裡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是否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種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準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匯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後，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幾個渠道的接觸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瞭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並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瞭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Ｂ·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復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復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於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並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信號。迪安·臘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籲嚴格控制轟炸計劃，要嚴於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盡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援。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復轟炸，並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後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復轟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援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萬人」。
　　聖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老撾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信息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確實使得林登·Ｂ·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後來評論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
　　在需要謹慎和機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遊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劃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Ａ·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台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Ａ·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援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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