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不可亡論與修前朝史及本朝史的思想基礎

HOLMESLEE

一、        不朽觀念與史不可亡
追求「不朽」是人所共有的，正所謂「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每個人雖然對於如何「不朽」有不同的見解、追求「不朽」的手段有所不同，但是對於追求「不朽」的觀念卻大抵上是一致的，桓溫曾說：「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即為一例。人之所以追求「不朽」其主要原因在於「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因此人們皆個盡本事以求「不朽」。
通常追求「不朽」其方法不外乎立德、立功、立言。立德者，查中國歷史真正能達成此一標準者，少之又少，自非常人所能達到。立功則關乎機運，有時欲自求而未必能得。僅立言一項與前二者相比，似較易達成，故文人墨士多屬文以自名，而著史者不過其中之一而已。文人著述追求「不朽」，古以有之，故曹丕在其《典論‧論文》之中提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 。由上可知，追求「不朽」的方法很多，非特著史為唯一之手段，而為何又有如此多的仁人志士願意投身治史？
就曹丕而言，追求「不朽」的方法在於著文，因為他認為「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而「未若文章之無窮」 。但就劉知幾的眼中則認為「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何以劉知幾如此看重「書名竹帛」？究竟從曹丕到劉知幾之間有何思想上的轉變？
魏晉以來，國家更迭迅速，國家猶如跑馬燈般地輪番上場，加之諸多民族進入中原，使得漢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此一局勢下，許多人深感漢文化已面臨存續的危機，因而產生了「亡國」與「亡天下」的概念，他們認為國家滅亡，並非真正的毀滅；文化的滅亡，才是真正的滅亡(即亡天下)。而維護文化的存續，其方法便在於歷史。士人受到此一大環境的刺激下，因而在魏晉之際，史書修撰之風日盛，亦與此一文化危機感有莫大的關係。
何以歷史與文化的存續有如此重要的關係？蓋歷史為記載人類活動的記錄，而文化正是根源於人類的活動之中，因此歷史的存廢，直接影響到文化的存續，例如：古代西亞、埃及雖曾創造出不亞於中華文化的輝煌成就，但時至今日我們對於他們文化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且部分研究成果尚流於臆測，而無法證實。但是對於有歷史留存的文化而言，他們的文化我們仍可從歷史中發掘，而不至於散佚。此即《唐會要‧修史官》中便提及：
「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風，資其筆削；三王盛業，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六百、齊桓之九合諸侯、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公遠霸西戎、楚莊王利盡南海，禮樂文物，闃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若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
二、        中國的史官傳統與史不可亡
中國的史官建置由來已久，《周禮‧春官‧宗伯》中便已提及太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御史 、……等帶有「史」字的官職 ，因此可知中國的史官建置至少起源自周代。劉知幾更由此推論中國的文官體制出自史官系統，並將其上溯自黃帝之世：
「蓋史之建官，其來久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行。《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
據劉知幾所言可知，中國史官建置之早與其職掌。這些帶有「史」字的官職由於「其數漸繁」，因此產生了史職的分化，而逐漸成為國家文官體系的核心 。而中國的諸子百家源自周代的王官之學，史官正是王官之學的守護者與傳承者，因此當史官隨著貴族陵夷之後，史官世代所守護的王官之學便隨之流出，而成為了諸子的源頭，此即《隋書‧經籍志》中所稱的：「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 。儒家亦為諸子之一，其學說自然來自王官之學，因此受到儒學教育的學者或許會由其中受到啟發，而從事史學著作亦合乎於理。故古人會將文化的傳續寄託於歷史之中，亦可有此一推論而得。
三、        歷代修史之思想基礎
歷代政權對於修史皆十分著重(不論本朝史、前朝史)。為本朝修史本為天經地義之事，蓋出自保存國家檔案與維護文化傳統之需，此當事當屬自然，且這也涉及到中國史家對於史學的及時修撰論，畢竟在事件發生的同時或發生後不久，將事件記錄下來，比諸事後數年、數十年再追求其真相更為容易。至於修撰前朝史的其目的則不外乎確立本朝得國之正、本朝之正統性，以及汲取前朝的統治經驗，正如同唐太宗所言的「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歷代修史也與其史官在政府體制中的地位，有其密切的相關性。周代文官與史官幾乎無法區分，更可說是「以史治國」的時代，其對於歷史的著重自是不言可喻的。漢代「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因而可知其史官地位之崇，與國家對於歷史(至少本朝施政的歷史)的注重。雖然在後來發展中，太史令並沒有發揮實質的功能，但歷朝各代的皇帝也都先後設置了主掌歷史的官員，例如：王莽時的「柱下五史」 、東漢的「蘭台令史」 、曹魏的「著作郎」 、……等。
姑且不論歷朝各代的史官建置如何，因為史官的是否設置未必能表示對歷史的重視，但若察考歷代的歷史著作便能明確地感受到，各政權(不論其「正統」與否)對於歷史修撰的注重。在《隋書‧經籍志‧史部》當中便收錄了史籍 總計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史部著作之盛由此可知。若在針對此一目錄加以分析，便可得知各政權對其自身與前朝歷史的著重，此一現象自魏晉以來日益明顯。
魏晉南北朝時修前代史者：前燕太傅長史田融便撰有《趙書》十卷、北魏侍中高閣撰《燕志》、北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秦紀》、……等 ，魏晉之際各政權修纂前朝史無非想要證實自身得國之正，即證明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他們對於修纂前代史自有其迫切性與需要性，同時此一目的也對於修本朝史產生相同，甚至於更大的影響力。魏晉南北朝時所修本朝史有：東吳的《吳書》 、前趙時和苞撰《漢趙記》 、前燕杜輔全《燕紀》 ……等。
四、        小結
中國中古史學著作之盛，主要得力於客觀條件上，政權的紛擾與文化存續的危機感。對於士人而言，文化的存續更甚於國家的興替，他們經過修纂歷史，以保存文化，使之不為斷絕，此一現象尤其在華北地區更為明顯。華北政權胡漢挾雜，彼此攻殺，甚至一國之內，胡漢衝突更屢見不鮮，有時還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在此一險惡的環境下，文化甚至有倒退的可能，因而在此文化存續的危機感，促使有能力的士人投身於治史的工作之中。
其次，就各政權而言──尤其是胡人政權，他們由於欠缺統治農業帝國的經驗，因此往往須要自歷史中汲取經驗，例如史載劉淵 、石勒 、……等，胡人名君皆留心歷史，以從中汲取統治經驗，當然也有不少胡人君主寧可保留其傳統的習俗者，但他們往往無法建立一個長久、穩定的政權，縱然他們能安然地壽終正寢，但他們的政權也往往隨之覆滅。
另外，歷史這一項「政治工具」，對於欠缺立國合法性的政權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利器，他提供了各政權一個闡明自身得國合法性的理論基石，因此歷朝各代莫不熱衷於修纂史書，但這不意味著史官修史只是一味地曲意奉承。「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茍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 ，此事即可說明，當時的史官雖受官俸，但並不會因「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而篡改歷史 ，而其所書之國史，自有其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