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之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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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黃金

二戰中納粹德國與中立國的黃金問題

   (上)


 

編譯:歌劇院幽靈



===== 德國軍事中心 ======

        轉載請保留出處






一、默克斯藏寶


納粹黃金,就像一道劃過天空的閃電,帶給人不寒而慄的恐懼感。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起了許多爭論和困惑,甚至在戰後50多年,這些爭論仍在繼續。引起這場爭論的主要因素是納粹黃金問題的極端複雜性。它的涉及面極廣,大致上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於梵蒂岡、瑞士、南美的銀行,甚至英格蘭銀行和美國聯邦儲備局;第二部分在戰爭期間被藏匿,用於納粹的戰後復興;第三部分被逃脫制裁的納粹高級將領所據為己有;剩下的則被戰勝國佔有。目前對這些財富的數目存在很大分歧,並引起了很多爭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大部分財富的價值直至今天依然難以做出準確的估算。此外,還有很多納粹財富可能已被用於其戰後復興。

在德國還未徹底崩潰之前,納粹黨上層官員就制訂了周密的復興計劃。納粹早有計劃把在戰爭中掠奪的財富運往其它國家隱藏起來。與此同時,盟國也在盡力尋回這些財富,然而他們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識到這項任務的規模之大,形勢之複雜。

1945年3月22日晚,喬治·巴頓的第三集團軍渡過了萊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經佔領了圖林根地區的默克斯村(Merkers)。當天下午,盟軍反諜報部門(CIC)的一個特遣隊盤問了附近地區的一些難民。他們從難民口中得知,在溫德斯塔爾礦業公司的某座鉀鹽礦附近有過不尋常的「活動」。盟軍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後,下令在該地區實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輛美軍巡邏吉普車在默克斯村看到兩名國婦女違反宵禁令在街頭行走,於是停下來對其盤問。她們自稱是法國難民,其中一人即將分娩,要到鄰近的基瑟爾巴赫村(Keiselbach)去找接生婆。美國士兵把該婦女帶上吉普車,送到了基瑟爾巴赫村,還為接生婆提供了幫助。次日清晨,在送這兩名婦女回家的路上,當吉普車路過凱瑟羅達礦井(Kaiseroda Mine)的井口時,美軍士兵問這是一座什麼礦。令他們大為驚訝的是,其中一名婦女指著那裡說:「那就是藏金子的礦井」。

該地美軍指揮官拉塞爾中校(William A. Russell)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於當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經過詢問難民確定了消息的真實性。此外拉塞爾還得知德國國家博物館館長保羅·賴夫博士(Paul Rave,他還兼任柏林國家美術館的助理館長)正在那裡看護一些藏在礦井中的名畫。拉塞爾接著盤問了礦上的大小官員,以及德國國家銀行(Reichsbank)外匯部首席出納員維爾納·維克(Werner Veick)。維克向美軍交代說,從1942年8月26日起,德國國家銀行就把其黃金儲備以及黨衛軍在該銀行帳戶上的掠奪財物(包括黃金、外匯和藝術品)藏到默克斯的礦井中,藏匿活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運來76批次財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國東部地區的14家博物館和美術館也將其藏品運到了那裡。由於美軍進展神速,德國人曾想將默克斯寶藏轉移到別處,但還沒來得及籌集車輛,美軍先頭部隊就已經到達了該地。

為了加強對礦井的保衛工作,拉塞爾下令在其周圍拉起了軍用電網。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營前往默克斯保衛礦井入口,但到晚上又發現了5個其他入口,一個營顯然不足以擔任警戒任務。於是赫伯特·厄內斯特少將(Herbert L. Earnest)命令第773反坦克營和第357步兵團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爾還將這個礦的情況通知了美軍第12軍的指揮官。

7日清晨,這個礦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發現,並派兵守衛。上午10點鐘,拉塞爾和另兩位美軍軍官,以及賴夫博士和礦上的官員從主坑道進入礦井。在離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內,他們發現了堆放在牆邊的550個大麻袋,裡面全是德國馬克鈔票。再往裡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磚牆,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鋼製保險門,後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時巴頓的部隊正在閃電般地進入德國,急需人手執行戰鬥和佔領任務。當他得知礦內只發現大量德國馬克紙幣而沒有黃金的消息後,立即下令357步兵團撤離該礦,只留下第1營繼續駐守。

18日清晨,拉塞爾、一名部隊公關人員、攝影師、記者和第282戰鬥工兵營的工程師再次進入該礦。他們來到地窖前。現代化的鋼門很難撬開,但是保險門周圍的磚牆很容易就用半根黃色炸藥炸開了。

美國人發現他們進入了天方夜譚般的寶庫。周圍的景象難以用預言形容: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有照明的、寬23米、長45米的密室。裡面有超過7000個作了標記的袋子,高度齊膝,足足碼了20排,每排間距大約是1米。房間另一邊發現成捆的現鈔,每捆的標籤上都印「梅爾默」(Melmer)的字樣。這些箱子明顯屬於納粹黨衛軍的化名賬戶,這是關於納粹在歐洲所掠奪財富範圍和複雜的首條線索。

他們打開袋子,將這些財物列入清單: 8198塊金錠;55箱金磚(每箱2條,每條重10公斤);數百袋黃金器皿和製品;超過1300袋的金馬克、金法郎和金鎊;711袋20美元金幣;來自15個其他國家的數百袋金銀幣;數百袋外匯鈔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幣;2380袋和1300箱的德國馬克現金,面值達27.6億;20塊各重200公斤的銀錠;40袋銀條;63箱另55袋銀盤子;1袋白金(內有6塊白金錠);還有從不同國家掠奪的110袋鑽石和珠寶。在其他的隧道裡還發現大量來自歐洲各國博物館以及從私人那裡搶來的珍貴藝術品:油畫、版畫、鉛筆畫、雕刻、古董鐘表、集郵冊……。這些寶藏還揭露了納粹的殘忍性:在金製品中包括數袋從滅絕營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頓注意到其中的外國貨幣和藝術品,迅速認識到這筆巨大的財富背後的政治性。他立即請求將該筆財富交由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SHAEF)接管。艾森豪威爾任命伯恩斯坦上校(Bernard D. Bernstein)為G5/SHAEF的財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戰鬥機的護衛下,這些財寶由數百輛卡車運往法蘭克福的德國國家銀行。8月中旬,盟國對其進行了稱量和估價。其中的黃金價值262,213,000美元、白銀270,469美元。另外還沒有對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幣進行估價。

1946年初,默克斯寶藏中的貨幣黃金(金磚、金條和金幣)被移交給盟國戰爭賠款委員會(IRA,Inter-Allied Reparation Agency),最後交給美英法三國黃金歸還委員會(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他們負責盡快將這些黃金交還給受害國的中央銀行。

在歐洲找到的其他納粹寶藏沒有任何一批能與默克斯寶藏相匹敵。另一筆規模近似的寶藏是克羅地亞烏斯塔沙政權(Ustasha)掠奪的黃金,但這批黃金最終並沒有被找到。有跡象表明,它們極有可能被梵蒂岡和中央情報局秘密運出了歐洲。這份寶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岡仍然是個不解之謎。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地區還發現了幾處規模較小的納粹藏寶。納粹曾經在這裡設立了堅固的「人民堡壘」,試圖進行最後的頑抗。

人們對於默克斯寶藏的具體價值並不存在分歧。爭論在於這些寶藏的來源,以及後來是如何處理的。另一個謎團是這份寶藏在納粹掠奪的巨大財富中佔多大比重。

為了對納粹所掠奪的財富價值做一個估測,可以用二戰時納粹貿易夥伴國的黃金儲量作為參考。在戰爭期間,一些國家在中立國的保護傘下與納粹繼續進行貿易往來。下面的表格列出了這幾個主要貿易國黃金儲量的變化(單位為百萬美元)。

  

國家
1939年儲量
1943年儲量
增長

西班牙
42
104
62

瑞典
160
456
294

土耳其
88
221
234

葡萄牙
79.5
447.1(1945)
367.6

瑞士
503
1040
537


  

當然,這些國家黃金儲量的增長並非只與納粹有關,因為盟國也曾與這些中立國進行貿易。

中立國從納粹方面接受好處的另一個證據來自瑞士各銀行向瑞士財政部申報的總帳。它從1941年的3.32億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億美元。其中至少不低於5億美元來自納粹德國。這個數字與克林頓時期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相吻合。該報告指出二戰期間瑞士曾經接收了價值4.4億美元的納粹黃金,其中3.16億是納粹從別國掠奪的。另外還有價值100萬美元的黃金從德國國家銀行轉到了兩家商業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意志銀行。這批黃金隨後被賣到土耳其以換取外匯。報告還指出,另有超過3億美元的黃金通過瑞士的中轉,分別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國家被列入這份名單並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納粹提供戰爭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於煉造高級合金鋼的優質鐵礦砂,土耳其提供了鉻,西、葡西兩國提供了鎢。這三種金屬都是製造軍火軍需品和工業機械的必備原料。。

考慮到南美在戰後是納粹殘餘分子的主要避難所,這些國家(尤其是阿根廷)黃金儲量的變化也很說明問題。阿根廷的黃金儲量從1940年的313.83噸增長到1945年的1064噸,增加了6.35億美元。同樣,巴西的黃金儲量從1940的45噸增長到1945年的314噸,價值為2.66億美元。

盟國方面,英國在開戰後沒有與納粹德國進行過貿易,因此也沒有納粹黃金流入英國和英聯邦。法國在投降後基本處於被掠奪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計。美國參戰前,其商人由於國會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國進行貿易。唯一在二戰爆發後與納粹德國進行過大規模貿易的是蘇聯,但兩國間的貿易主要以易貨和記賬方式進行,也與納粹黃金無關,因此本文不再對其進行深入討論。

從以上數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納粹黃金的最終下落。然而戰爭結束前已被運出德國、用於納粹復興計劃的那部分黃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價值也不為人知。納粹寶藏中價值更為巨大的是那些數額巨大的無記名股票、債券,以及他們在全世界建立的企業和公司。這些公司持有大量專利,並暗中為納粹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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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港計劃」及美國情報官員與納粹的勾結

  

迄今為止,「安全港計劃」(Operation Safehaven)是盟國搜尋並返還納粹掠奪財富的最大計劃。該計劃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國財政部外國經濟管理局(FEA,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局長克魯利(Leo T. Crowley)提出。由於該計劃涉及了兩個老對頭——財政部和國務院,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得該計劃從一開始就受到阻撓,並妨害了對納粹戰犯的起訴和德國的非納粹化。

在討論該計劃之前,先回顧一下盟國為了追回納粹黃金所採取的種種方法和措施。

為防止納粹掠奪,波蘭第一個採取了行動。在德國入侵之前,波蘭中央銀行已將其黃金轉移到了羅馬尼亞。然而此後不久羅馬尼亞就加入了軸心國,波蘭的黃金儲備因此就落入了納粹手中。

其他幾個歐洲國家也採取了相似的黃金轉移行動。法國在淪陷前夕用巡洋艦將法蘭西銀行的2229噸黃金運到了法屬馬提尼克島(後來這批黃金被美國接管)。挪威中央銀行的黃金則在德國入侵後用英國驅逐艦運到了倫敦。荷蘭政府在德國入侵一小時內也將其央行黃金儲備裝船運往英格蘭。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離岸不遠處觸雷沉沒。這艘船上裝了11噸黃金,納粹後來打撈了其中大部分黃金。

1939年末,比利時政府委託法蘭西銀行保管其國家銀行的300噸黃金。德國入侵低地國家後不久,比利時就督促法國將其的黃金運往英國。然而法國卻將這些黃金運往法屬西非的達喀爾。德國在與維希政權進行談判後接管了這些黃金(二戰結束後法國全額賠償了這批黃金,不過法蘭西銀行的信用和法國的國家信譽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南斯拉夫、希臘、丹麥(以及戰爭後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來得及採取措施,其黃金儲備被納粹霸佔了。這樣,除了法國、挪威的黃金和一部分荷蘭黃金外,各被佔領國中央銀行的巨額黃金全部落入了德國手中。

美國對此做出的第一個反應是1940年4月10日由羅斯福簽署的第8389號總統令。該令首先凍結挪威與荷蘭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隨後是除英國外的所有歐洲國家,也包括中國和日本的財產。1942年7月,美國還頒布了一個黑名單。任何上了這份名單的個人或公司,其在美國的一切貿易活動都會被禁止。他們被認為對美國的國防造成威脅。隨著戰爭的繼續,這份名單上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到戰爭結束時已經增至數千人。

1943年5月,盟國發佈了《倫敦宣言》。該宣言聲明,盟國將不再承認被佔領國家的任何資產轉移為合法。因為盟國已經意識到納粹正在以武力強迫被佔領國的國民將他們的財產以買賣或者轉讓的方式轉給他們。到那時為止,納粹一直在千方百計營造一種假象,使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國發表了《黃金買賣聲明》,宣佈美國將不再承認任何涉及軸心國掠奪的黃金的交易。美國進一步表示,將不會再從任何一個未與軸心國斷絕關係的國家購買黃金。英國和蘇聯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該年7月盟國簽署了佈雷頓森林協定,要求中立國家禁止任何被佔領國的資產的安置或轉移。8月14日,英、美與瑞士簽署了戰時貿易協定,要求瑞士減少與納粹的貿易往來。12月6日,「安全港計劃」出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做出了強迫德國對戰爭受害者做出賠償的決議。這次會議也為盟國聯合賠償委員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安全港計劃」 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除了其直接目的——強迫中立國家停止與納粹的貿易往來外,它還有其他幾個目的:限制德國向其他周邊國家的經濟滲透;阻止德國強佔中立國的資產;確保德國的資產用於戰後賠償和歐洲戰後重建;阻止那些已經列入戰犯名單的納粹集團高級人物逃離德國。儘管「安全港計劃」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卻面臨著嚴重的人員缺編問題。直到1945年5月德國投降後,美國特工在執行安全港計劃時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尋戰略情報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訓練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計劃」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財政部和國務院之間長期爭執的影響,在需要採取嚴格措施時又受到英國方面猶豫不決的影響。最後,安全港計劃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立國的意願,即他們是否按盟國的要求自覺停止與納粹之間的貿易往來。

1944年5月,美國財政部法律顧問特別助理賽繆爾·克勞斯提議成立一個調查團前往中立國,調查被納粹所轉移和隱藏的財產。從8月到10月,他先後走訪了倫敦、斯德哥爾摩、馬德里、巴塞羅納和比爾巴鄂,督促安全港計劃的實施。但調查團最終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調查團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終的總結報告中,克勞斯概括了他對當前所關注地區的看法:

「安全港計劃針對的僅僅是最窄的層面——納粹的資本。這筆資本目前已顯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納粹現在正利用中立國來轉移資產、技術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將來某個合適的時候成為納粹復興的基礎。納粹所隱藏的珠寶、名畫是我們次要的追查目標。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學公司潛逃到西班牙的化工專家、西門子公司逃往瑞典的電氣專家,以及潛逃到阿根廷的德國軍事科學家。他們才是安全港計劃中最重要的環節。」

克勞斯認識到西班牙的形勢最為棘手。美國駐西大使海斯(Carlton Hayes)根本不支持財政部在西班牙的調查工作。他曾經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軸心國,但他對佛朗哥政權的好感完全是個錯誤。正如希特勒所承認的,納粹不但需要像瑞士這樣的中立國為他們洗錢,也需要像西班牙這樣的中立國作為他們進口戰略物資的優良港口。

海斯也意識到納粹通過西班牙進口石油的問題,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國內報告說,西班牙現存的汽油和原油遠遠超過其正常需要。而提供這些石油產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國宣佈石油出口禁令後很長時間,美孚的油船依然掛著巴拿馬國旗公然來往於委內瑞拉和西班牙之間。對於羅斯福政府來說,這是個棘手問題。若強迫美孚公司停止對西班牙的運輸,則極有可能導致該公司同時停止對美國政府的供給。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確實曾經威脅過要中斷對本國的石油供應。其次,若美國國民知道他們在戰時配給體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國公司運給納粹,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強烈抗議,同時也可能引起軍隊的騷亂。因為許多海軍士兵正在為開往西班牙的油船護航。事實上,憤怒的美國民眾確實在1942年襲擊了停泊在得克薩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羅斯福的監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運輸繼續進行,不過再也沒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對此評論道:「如果你足夠富有的話,即使是叛國也不會被認為是一種罪過」。

按照原計劃,「安全港計劃」應完全由FEA來執行;財政與信息方面的指導由財政部負責;由國務院來確定政策的確定工作。然而由於財政部與國務院的緊張敵對關係以及與英國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嚴重削弱了。佈雷頓森林會議的第六項決議使安全港計劃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礎。這份決議來源於波蘭與法國共同提出的關於凍結中立國資金的提案,目的是為了防止納粹使用他們所掠奪的財富。12月2日,財政部、國務院和FEA共同認可了參與安全港計劃的其他機構的角色。每一個機構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權,所有情報和數據資料在倫敦集中後統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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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篇:


1944年秋, FEA和國務院在如何對待中立國的問題上存在的長期矛盾終於浮出水面。FEA要繼續保持對中立國的監管與控制,而國務院則主張在對峙局面結束後就取消經濟封鎖。這次國務院佔了上風。1944年10月,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顧問奧康奈爾就向駐中立國使館增派訓練有素的財政部特工問題達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國務院向美國各外交使團發佈了醞釀已久的關於「安全港行動」的指示。該行動的情報資料收集和評估工作主要由戰略情報局(OSS)負責。其中X2分部(戰略情報局的反情報部門)負責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這樣比較重要的中立國,特別是涉及納粹將其掠奪資產轉至國外的活動。

在這種局面下,「安全港計劃」能否順利地實施,完全取決於戰略情報局負責人的為人與品格。像駐西班牙大使一樣,戰略情報局在瑞士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年至1962年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是另一個典型的親納粹美國人。他早在戰前便已涉嫌與納粹黨官員以及德國實業家有牽連。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亞的主教羅茲曼(Gregory Rozman)在戰時曾試圖幫納粹秘密轉移保存在瑞士銀行的巨額納粹黃金和外匯,但是卻打著幫盟國取得這筆財產的旗號。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幫助下來到了伯爾尼,在盟國特工人員的協助下取出了這筆資金,但羅茲曼隨即把這筆錢偷偷運給了在阿根廷的納粹朋友。

這次行動僅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國財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經協助匈牙利銀行和瑞士銀行之間的洗錢活動。他的手下吉斯維烏斯(Hans Bernd Gisevius)也受到了類似的指控,吉斯維烏斯曾經作為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德國國家銀行工作過。國務院馬上從財政部手裡接管了這個案子,隨後調查活動變得悄無聲息並很快中止了。事實上,二戰期間杜勒斯在伯爾尼的職業生涯可以概括為「數宗洗錢大案」。在納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銀行的賬號密碼被盟國特工破解之後,他通過梵蒂岡駐日特使將其交易轉入了比利時、盧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幾家銀行。戰後,這些國家的銀行都拒絕盟國調查員察看其銀行賬目。

杜勒斯最骯髒的伎倆之一是千方百計爭取時間利用瑞士為納粹轉運黃金。一個前東歐國家的情報官員證實說,杜勒斯在1944年戰爭最關鍵的時刻曾通知納粹,日本的外交密碼已被破解。就在警告發出後不久,德國最高統帥部突然改用更嚴密的密碼保護措施,並停止使用無線電。德國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級」密碼機,轉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軍曾經有一段時期對德軍的作戰計劃一無所知。這也就是為什麼1944年底盟國對德軍在阿登地區發動的「突出部戰役」毫無準備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夥還利用其影響力,確保其財閥朋友——福特汽車、美孚石油、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等等——在納粹德國的投資不被看作「敵產」被用於戰爭賠償。他還幫助納粹黨和黨衛軍在瑞士購買了大量美國公司的股票,然後通過大通銀行和芝加哥穀物貿易銀行將錢洗乾淨。更為無恥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幫助下,德國特工還利用從葡萄牙飛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機,將納粹領導人的寶石、貨幣、股票、債券運往南美。

杜勒斯長期以來一直是納粹的擁護者。他將德國看作是對抗蘇聯的「防疫地帶」。另一位年輕的戰略情報局特工凱西(William Casey)與杜勒斯有同樣的想法。他在法國和低地國家解放後在那裡為戰略情報局工作。在一篇發自巴黎的報告中,凱西稱安全港行動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後對德國金融界將有巨大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凱西在成為裡根總統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之前,曾經在華爾街工作。

杜勒斯與德國的工業家有密切來往,他不願按華盛頓的指示執行安全港計劃。1944年11月,盟軍解放了法國,於是戰略情報局重建了一條法國到瑞士的情報線路,並派遣X2的特工到伯爾尼以幫助在那裡執行的安全港計劃。到1945年4月,伯爾尼的X2特工已經發掘了有關納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納粹購買其掠奪的黃金和債券;由卡爾斯魯厄的德意志信貸銀行向巴塞爾的銀行轉移納粹黨以私人名義持有的股票和債券;設立空頭公司為納粹領導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現金和地產;將納粹和黨衛軍領導人的200多萬瑞士法郎和4500萬德國馬克存入隱蔽的瑞士銀行賬戶……

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證實了這些年來早已清楚的事實,即杜勒斯在為納粹盡力掩藏他們掠奪的財富。在美國政府對他的洗錢行動進行調查之後,杜勒斯辭去了在戰略情報局的職務,回到了紐約。此時納粹已將大批的財產從瑞士運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開始為大量的阿根廷客戶工作。他和戰略情報局傳奇性的領導人威廉·多諾萬上校(Bill Donovan)都認為應千方百計地阻撓杜魯門及其民主黨政府獲得連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杜勒斯勸說多諾萬為「世界商業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會工作,而杜勒斯正是這家公司的律師。值得注意的是,戰略情報局的房東是納爾遜·洛克菲勒(下文中將揭露他與納粹黃金的牽連)。該局總部設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那裡還有英國特種行動執行局(SOE)的辦公室。戰略情報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員也全都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畢業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國上流社會的年輕貴族精英(戰略情報局的縮寫OSS因此被人調侃為「Oh So Social」——「哦,如此喜歡交際」)。美國的情報機關從一開始就和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財閥家族共同組成了一個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戰略情報局改組為國防部戰略服務處(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轉入了這個新組織,並在1947年7月26日組建了一個全新的機構——中央情報局。美國的納粹同情者搖身一變成了民主國家的安全衛士。

   

艾倫·杜勒斯(1893-1969),共和黨人,畢業於普林斯頓,1916年起在美國駐維也納和伯爾尼使館工作,1922年成為國務院近東局負責人,1926年後曾為美國駐華顧問,後因工資低廉而退出外交界,為美國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聯合果品公司服務。1941年12月被多諾萬選為駐瑞士情報站負責人,1953-1961年為中央情報局局長,其兄約翰·杜勒斯為同一時期的美國國務卿。任內曾以權謀私,在1954年策劃危地馬拉政變,為老僱主聯合果品公司推翻了危地馬拉的左派總統阿本斯(Jacobo Arbenz,他曾想將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的財產和土地實行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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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鮑曼的「火場計劃」

  

據英國戰時經濟部(MEW)評估,默克斯的黃金寶藏僅佔德國全部黃金的20%。根據1945年8月英格蘭銀行的估計,被佔領國最多能從德國索回58%的被掠黃金。這還僅僅是中央銀行的索賠,不包括私人的黃金。其餘的被掠黃金在何處?

為了知道那些丟失的黃金在哪裡,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再看一下納粹德國的戰後復興計劃。

這個計劃的核心是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他曾經爬到納粹黨第三號人物的地位。1944年8月10日,鮑曼召集黨衛軍和軍備部的領導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紅宮(Maison Rouge)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與會者還有克虜伯、蒂森、西門子等財閥的代表,以及大眾汽車、梅塞施密特公司的領導人。雖然鮑曼本人並沒有出席,但是以希特勒的名義對該會議的討論內容做出了指示:對納粹的戰後復興做出安排。德國財政部事後收到了該會議的抄本。主持會議的黨衛軍將軍兼赫姆斯多夫-肖恩堡公司主管施義德博士(Dr Scheid)下令將法國境內所有工廠和工業原料立即疏散回德國,並承認在法國的戰鬥已經失敗。軍備部代表博斯博士(Dr Bosse)則聲稱納粹政府將投入大量資金來確保德國工業家海外資產的安全。博斯博士建議那些工業家用兩家瑞士銀行進行資本轉移:瑞士信貸銀行(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和巴塞爾商業銀行(Basler Handelsbank)。他還建議德國工業家迅速拋售在國內的資產和馬克現金,通過瑞士工業家來購買外國的公司股份和債券(需向其支付5%的佣金)。從1944年8月到1945年6月,納粹黨及其工業巨頭利用這種方法在中立國購買了750家企業。這些企業遍佈全球,領域寬廣,從鋼鐵、化工、電氣到食品、製藥、紡織,無所不包。企業分佈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從盟國在諾曼底登陸的那一刻起,鮑曼就知道納粹必將戰敗。他花了9個月的時間來佈置納粹流動資產的出逃計劃,並將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間諜以德國企業技術員和主管的身份安置在了中立國。他還命令德國的貿易商與其中立國的合作夥伴實施「雙價系統」:德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的商品在銀行業務結束時以低價結算,中立國進口商的賬冊上則以高價結算。德國進口的貨物則正好相反——德國銀行支付高價,外國出口商則以低價記賬。這裡面的差價作為中立國欠德國的債務被存在當地的銀行。鮑曼靠這種方法積累了大約1800萬瑞典克朗和1200萬土耳其里拉的現金。

鮑曼還用其他方法來轉移納粹資產。他使用納粹外交部長馮·裡賓特洛甫提供的外交郵袋,每月兩次把黃金、鑽石、股票和債券送到瑞典,並用類似手法將更多貴重物品運至南美洲。除了他本人的「火場計劃」以外,他還允許其他納粹高官通過同樣的渠道來轉移自己的貴重物品。

到1941年為止,德國資本在170家美國企業裡掌握了多數股份,同時持有另外108家美國企業的股票。這些企業有些是法本化學康采恩的成員(美國企業在德國的投資則達4.2億美元)。由於鮑曼的資金轉移計劃進展順利,他重新允許德國工業家購買美國股票。

收購美國股票的行動通常經中立國來操作,尤其是瑞士和阿根廷。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巨額外匯資金被存放在紐約的數家銀行,如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大通銀行(Chase Bank)、漢華實業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摩根保證信託銀行(Morgan Guaranty and Irving Trust)等等。納粹以這種方式收購了超過5億美元的美國股票。

除了瑞士中間人外,一些美國大公司還同「火場計劃」進行了直接合作。根據美國國會的調查,美孚石油公司一直和德國公司、尤其是法本化學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歐洲戰爭爆發後,法本曾緊急轉讓給美孚2000多項外國專利。以哈里·杜魯門為首的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1941年提出了一份報告,指控美孚石油公司不僅不顧國務院抗議、繼續向軸心國出售燃料,而且還向德國公司提供其他大量戰略物資,並秘密吸收德國資本。該報告宣佈:「很難把美孚石油公司看作是美國的商業機構。它是敵國的一個敵對而又危險的代理商。」英國特種行動協調局(SOE)曾在戰時出版了一本書,《啟示錄續篇:你怎樣為希特勒的戰爭付錢》,詳細介紹了美孚同法本及其納粹後台的合作,以及德國及其數十家美洲傀儡公司同其他美國大公司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這本書在加拿大印刷,偷運到美國。美孚公司董事會曾懸賞查找此書出處和作者,但是一無所獲。

納粹這項收購美國企業的計劃之所以獲得成功,某種程度上還要歸功於美國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懼怕。在紐倫堡審判中,法本化學的主管人員施密茨(Herman Schmitz)曾稱讚鮑曼在全球範圍內藏匿德國資產的方式。施密茨在審訊中說道:「……我們有一個可行的計劃。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我們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會被你們長期拘留。美國方面有人通知過,我們在被釋放之前必須經受一個調查程序。我們在華盛頓有極好的關係。」

「我們在華盛頓有極好的關係」 這句話給美國人之外的審訊官敲響了警鐘:這是華盛頓當權者與納粹戰爭機器合作的直接證據。但是盟國法官沒有權力跑到美國去追查納粹的合作者,尤其是這些合作者通常身居高位。施密茨為他的失言付出了小小的代價,被判了4年徒刑,但是刑期後來得到減免並被提前釋放,在德國的化學工業界中重新獲得了很高的地位。

當然,儘管有鮑曼的精心安排,但是克虜伯和法本這些曾扶植納粹上台並支持其戰爭政策的康采恩還是沒能原樣保存下來。它們太大、太顯眼,還因在滅絕營裡殘酷使用奴隸勞工而臭名昭著。克虜伯的子公司被盟國層層剝離,再也沒有恢復過去的規模。法本被拆分成拜爾(Bayer)、巴斯夫(BASF)和赫希斯特(Hoechst)三家公司,脫身一變甩掉了兩手血污,又成了受人尊重的世界級大公司。今天的人們在購買蒂森-克虜伯的機電產品或拜爾公司的阿司匹林時,不會想到這些公司的前身在60年前曾為納粹生產過大炮、炸彈和用於滅絕人類的齊克隆B。盟國在戰後保存了這些德國企業,使其成為德國復興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鮑曼的夢想還是得到了部分實現。   





馬丁·鮑曼(中),1900-?,1943年4月起為希特勒的秘書。1945年5月2日從希特勒地堡潛逃,下落不明。1946年被紐倫堡法庭缺席判處死刑。有關其下落一直存在爭議,但最大的可能是在逃出柏林失敗後自殺。







法本化學康采恩成立於1925年,由拜耳、赫希斯特、巴登苯胺公司(BASF公司前身)等6家大型德國化學公司合併而成,目的是以巨大的經營規模壟斷德國乃至世界的化工產業,甫一成立便成為德國最大的企業,及世界最大的化學工業公司。

1931年,法本向納粹黨和希特勒提供了大筆贈款幫助其競選,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其收益從1932年的4800萬馬克猛增至1943年的8.22億馬克。到1943年,法本已壟斷了德國合成橡膠、甲醇和潤滑油產量的100%,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氣(包括全部齊克隆B)和鎳、90%的塑料、88%的鎂、80%的炸藥、70%的黑色火藥、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美國參議院1943年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評價法本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法本就不會有希特勒的戰爭」。

法本在美國有規模龐大的子公司和工廠,並同美孚石油、杜邦化學、美鋁等托拉斯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1939年它從美孚進口了2000萬美元的航空汽油。

除了支持納粹德國的戰爭工業和間諜活動外,法本還是對各被佔領國掠奪最為凶狠貪婪的德國企業,曾在各處工廠裡殘酷奴役人類勞工,左圖為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裡的法本工廠。法本生產的齊克隆B通過拜爾公司的銷售渠道交給一家叫Degesch(德國殺蟲劑公司)的經銷商,然後出售給黨衛軍,用於滅絕人類。法本還在奧斯維辛用活人進行拜耳開發的新型絕育藥物試驗。在1947-1948年由美國佔領軍發起的「法本審判案」中,其多名高級主管被戰犯法庭起訴判刑。

拜耳、BASF等公司在戰後未對其奴工及人體試驗受害者作出過一分錢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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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2001年9月17日在法蘭克福舉行的聲討法本戰爭罪行及要求拜耳、BASF賠償奴工受害者的遊行










四、尋找納粹藏金

  

意識到納粹德國正在通過各種方式向中立國轉移掠奪的財產後,英國和其他盟國在戰時進行了多次會談。1945年1月15日,盟國發表了關於剝奪敵占區和敵控區財產的聯合宣言,包括英國在內的16個國家在宣言上簽字。該宣言稱簽約國有宣佈任何與被佔領國有關的資產貿易無效的權力。該宣言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英格蘭銀行和美國財政部都對其能否達到預期目的持懷疑態度,並認為它必將惡化盟國與中立國的戰時關係。   






法蘭克福的德國國家銀行大廈

現在把話題轉回默克斯的寶藏。據已經繳獲的德國文件表明,自1940年以來,納粹黨積累了約10億美元的財富。按照不同的折算標準(購買力或黃金等價)相當於今天的200億到1200億美元。其中最令盟國追查人員感到棘手的是黨衛軍在德國國家銀行開設的 「梅爾默」(Melmer)和「馬克斯·海利格」(Max Heiliger)這兩個巨額納粹賬戶。國家銀行貴重金屬部門負責人艾伯特·托馬斯向盟國解釋說,德國國防軍在戰爭中所繳獲的戰利品一直歸帝國中央統計局(Reichshauptkasse)或者財政部所有,而黨衛軍的繳獲品,包括從集中營的滅絕營裡搶來的全部貴金屬、紙幣、珠寶和衣物,則存入國家銀行的這兩個專門賬戶中。所有的戰利品都先存到梅爾默賬戶,經銀行人員評估、分類後再轉移到海利格賬戶上。整個德國國家銀行只有5個人有權處理「海利格賬戶」:行長沃爾特·豐克、副行長普厄(Emil Puhl)、出納部總監克羅普、出納主管弗蘭克涅希特、以及艾伯特·托馬斯。普厄除了擔任德國國家銀行副行長外,還是國際清算銀行(BIS,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德方主管之一。國際清算銀行成立於1930年,總部在瑞士巴塞爾,其成員為一戰勝利國的中央銀行,目的是對德國一戰賠償進行結算。

梅爾默賬戶的存在,意味著可能還有其他黨衛軍賬戶以私人的名義存在世界各地的銀行中。到戰爭後期,納粹軍隊裡上校以上級別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經在佔領區聚斂過自己的財產。某些私有財產(尤其戈林的那些龐大產業)是與國家財產混為一體的,他們通過這種公私不分的糊塗賬來侵吞德國的財產及搶來的外國財產。

美軍在佔領默克斯後,迅速向柏林和捷克方向逼進。與此同時,殘餘的納粹奮力把德國國家銀行餘下的財產運往南部的阿爾卑斯山區,這也是他們為保住這些財產所做的最後努力。許多納粹高官為保住其私人財產也逃往了那裡,例如帝國中央保安總局(RSHA)的頭頭恩斯特·卡爾登布隆納(Ernst Kaltenbrunner)。目前僅存的一份文件記錄了卡爾登布隆納運往阿爾卑斯地區的這份私人財產:50箱金幣與金製品(每箱重200磅);200萬美元;200萬瑞士法郎;5箱鑽石珠寶;價值500萬金馬克的郵票收藏品;重110磅的金磚。戈林也將其私人財物運往了那個地區,其中包括數目驚人的上好年份的葡萄酒。

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與現金並不是全被運到了默克斯。有一部分被留在柏林,用作軍費和其它開銷。這部分財產包括730根金磚和數百萬枚20馬克金幣,總價值約2000萬美元,此外還有數目驚人的大量紙幣。4月13日,蘇軍攻克柏林前夕,在該城固守的納粹留下了其中價值約350萬美元的黃金和外匯,將其餘的財寶用代號為「鷹」(Adler)和「寒鴉」(Dohle)的兩列特別專列運往南部巴伐利亞。由於盟軍的快速逼近和空中襲擊,這兩列火車無法到達目的地慕尼黑。4月16日,火車被困在了離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比爾森大約十公里的地方,部分財寶在那裡被裝上卡車運往慕尼黑。4月19日,兩列專列抵達慕尼黑以南大約50英里的佩森堡(Peissenberg),又用卡車運走了一部分財寶。剩下的財寶原本打算藏到當地的一個鉛礦裡,但這個鉛礦已經斷電,還被水淹了。德國國家銀行行長豐克接到報告後,下令將這些財寶用卡車運到一個叫米滕瓦爾德(Mittenwald)的小城。這些財寶包括金磚365袋(每袋2塊,包裝方法與規格與默克斯藏金相同);9箱秘密檔案;4箱銀條;2袋金幣; 6箱丹麥紙幣; 94袋外匯;34塊印鈔版和大量的印鈔紙。

如前面所說,第二筆財產被運走之後,仍有一小部分國家銀行的黃金和外匯留在了柏林,卡爾登布隆納命令黨衛軍部隊將其強佔,揣著這些東西也逃向了南方。在納粹最後的日子裡,卡爾登布隆納還將部分截留的財寶分給了蓋世太保和黨衛隊的軍官們,例如著名的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就得到了兩筆款子,一筆是價值約900萬美元的黃金、鑽石和現金,這筆錢後來在藏匿地被美軍發現(又神秘地丟失了);另一筆包括5萬金法郎,1萬西班牙金幣,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萬德國馬克,斯科爾茲內將其藏在奧地利的提羅爾,這筆錢再也沒能被盟國追回。戰後斯科爾茲內在西班牙露面,並過著貴族般的生活。他在那裡一面維持納粹高官逃往南美的秘密通道,一面兼做軍火生意。美國情報機關到1950年才查清斯科爾茲內侵吞了大量財富。

從1945年4月19日開始,美國軍方組織的「淘金隊」開始全面出擊,尋找藏匿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各處納粹寶藏。這支隊伍由G5/SHAEF的財政副主管伯恩斯坦上校及其助手菲捨爾中校(Joel Fisher)和杜波伊斯中校(Herbert Dubois)領導,並由普厄和托馬斯協助。4月26日,美軍探寶人員在哈勒的國家銀行分部找到了35袋外國金幣,包括100萬金瑞士法郎和25萬金元。隨後又在鄰近的普勞恩發現了65袋外匯,價值大約100萬美元。4月27日,他們得知在奧厄還有82塊金磚,但仍在德軍的嚴密保衛之下。4月28日,他們又發現了600多塊金錠和500箱銀錠,這是匈牙利國家銀行的儲備。4月29日,他們在埃施韋希發現了82塊金磚,第二天又在科堡城(Coburg)的一個糞堆下發現了82塊金磚,5月1日在紐倫堡找到了34箱零2袋外國黃金。所有這些財寶全部被運到了法蘭克福,存放於美國陸軍外匯存放處(US Army Foreign Exchange Diposiitery,負責人亦為伯恩斯坦上校)在德國國家銀行法蘭克福分行徵用的金庫裡,並登記在冊。「淘金隊」還通過懸賞等途徑在德國中部圖林根地區發掘出好幾個寶藏,其中一處小型寶藏包括19袋金幣和金磚(總價值約11722美元),以及160179美元和96614英鎊紙幣。在德國和奧地利,像這種小型寶藏還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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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審訊和查閱繳獲檔案,「淘金隊」得知德國國家銀行在各地的支行裡儲存著價值1700萬美元的黃金,除了約300萬美元的黃金在柏林被蘇聯人繳獲、同樣數目的黃金被「淘金隊」發現以外,其餘1100萬美元的黃金已被運往德國南部。5月初,伯恩斯坦奉召返回華盛頓與杜魯門總統商討戰後在德國推行的「反卡特爾化」計劃,杜布瓦中校接管了他在德國南部的尋寶工作。直到6月7日,「淘金隊」才在德國南部發現其他一些黃金。由威廉·蓋勒少校領導的先遣隊總共找回了782塊金磚。不過這個數字與預先的估計相差甚遠。

除了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外,一位專門負責審問德國外交官員的美國檢察官坎普納(Robert Kempner)還在一份報告中談到了德國外交部黃金的問題:

「在對納粹外交官的審訊結束後,我們確認德國外交部還有一批大約重達150噸的黃金,專門由裡賓特洛甫掌管。這筆黃金有可能仍在前德國外交部官員之手,用於對抗盟國。他們現在分佈於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阿根廷,瑞典和瑞士,他們正在過著優越的生活。應該注意的是,負責這些黃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員外,還有裡賓特洛甫的一個妹夫。在這150噸黃金中,有11噸在1945年被迅速運離柏林:一、6.5噸黃金運到裡賓特洛甫在奧地利富施(Fuschl,屬美軍管區)的別墅。據稱其中大部分已被轉交給該地的美軍。然而在紐倫堡的德國外交部官員聲稱,這部分黃金要少於實際運往富施的數量。二、2噸運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現已成為英占區)的黃金,聲稱已交給英軍。三、3噸黃金運到了德國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地區,其中約0.66噸在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天,由前德國外長馮·牛賴特的兒子運到了瑞士的伯爾尼……」

「……在1943年到1945年間,另有大約40到50噸黃金運到了中立國的德國使館:馬德里10噸;斯德哥爾摩1.5噸;伯爾尼0.75噸;安卡拉約10噸;里斯本數量不明。我已調查了數百名德國外交官,包括大使、使館秘書、外交部財政和人事官員,我確信以上的統計是極為可靠的。但就我所知,有兩個重要問題卻從未調查核實過。第一,這些黃金是否已被追回;第二,在戰爭結束時,由德國外交部官員轉交給盟國當局的那部分黃金,是否與我調查的相一致。在外交部黃金案件的調查過程中,曾不只一次強調這批失落黃金的重要性與危險性,但至今沒有人去解決這個問題。由於我在紐倫堡有繁重的庭審工作,我不可能對這個案件投入過大精力,況且這個案件並不涉及戰爭犯罪。然而在這個嚴峻的時期,這批黃金決不能被進一步忽視,因為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一些無恥的納粹機會主義者手裡,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惡力量,將造成很大的禍害……」

現在已經查清的是,裡賓特洛甫的黃金有4噸多一點被發現並交給了盟國。另有6.5噸黃金在被盟軍發現後卻不知所蹤了。按照對德國外交官員的庭審記錄,有大批黃金在1945年6月15日被轉交給了美軍第三軍或第七軍。奇怪的是,今天的盟國佔領區記錄冊上卻沒有這批價值1.8億美元的黃金。紐倫堡審判結束後,坎普納繼續搜尋這批失蹤的黃金。1950年,他遊說國會授權調查這個案件,可國會並沒給他任何回復。

德國國家銀行黃金儲備的半數依然不知所蹤。毫無疑問,鮑曼已將其中一部分運出了德國,剩下的被納粹高級軍官和美軍所掠奪。而國家銀行黃金的絕大部分可能早已在戰時花掉,用於從中立國購買軍需品和製造武器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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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瑞典與納粹黃金





總體來說,瑞典的中立除經濟活動外無可指責。它為盟國情報人員和丹麥、挪威的抵抗組織提供了活動方便,還接收了絕大多數丹麥猶太人前來避難。瑞典紅十字會在戰爭期間為歐洲難民提供了大量人道主義援助。另一方面,瑞典是納粹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其優質鐵礦砂(可以生產出高級合金鋼)對德國的國防生產尤其重要,希特勒甚至為此推遲了對西歐的入侵,首先佔領了丹麥和挪威以確保鐵礦砂的運輸安全。瑞典在二戰中以中立身份保護自己的安全時,不能不時常想到這一點:丹麥和挪威也曾是中立國。只要希特勒覺得有戰略上的需要,隨時可以入侵瑞典。

瑞典軸承公司(S&K Bearings)是與納粹勾結最密切的瑞典公司之一,向德國出口了大量滾珠軸承。由於美國同樣依靠S&K公司的軸承,這就又給美國出了個難題。如果對S&K公司及瑞典施加制裁,極可能引起S&K的報復,限制對美國軸承的出口,並中斷軍需品生產。第二個選擇是在戰爭中奪取S&K的工廠。可是這樣做只會促進羅斯福的評論家們對現今政府內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日益猖獗的指責。剩下的最後一個選擇是讓S&K公司繼續正常運營,這也是美國政府最後決定採取的措施。這樣,無論誰贏得這場戰爭,通過向雙方提供軸承,S&K都會是最後的贏家。

還有許多家其他瑞典公司與納粹之間有貿易往來,並從中獲利。其中瓦倫堡家族旗下的「斯德哥爾摩私人銀行」(SEB,Stockholm Enskilda Bank)與納粹關係最密切。與一家外國銀行建立良好的關係將更有利於納粹借貸或洗錢。據「安全港計劃」的檔案顯示,美國已經追蹤調查瓦倫堡家族與納粹之間的活動很多年了。1945年2月,在摩根索寫給新國務卿斯退丁紐斯(Edward Stettinius)的信中,指控SEB正在無需擔保的情況下提供給納粹大量貸款,並幫助德國資本家在美國的工業界秘密投資。而且還不斷與大批的黑市外匯交易案有牽連。摩根索認定瓦倫堡家族的族長、瑞德長期合作貿易委員會會長雅各布·瓦倫堡是納粹堅定的擁護者,他在1944年曾經將在漢堡的一個瑞典工廠賣給德國人來換取黃金。他弟弟馬爾庫斯·瓦倫堡身為英瑞貿易合作會會員,也並非真正支持盟國。瓦倫堡家族在軸心國和盟國之間扮演著雙重角色,就像S&K公司一樣。

1944年,英國和美國開始將瑞典列入「安全港計劃」。英國只要求限制瑞典的黃金買賣,而美國希望把其他資產交易也包括在內。為了使瑞典能與之合作,美國以簽訂戰後貿易協定為吸引條件。瑞典國會表示支持該計劃。從1945年2月起,瑞典開始清算其黃金和外匯,以查出其中有多少與納粹有關聯。1945年夏,瑞典通過了多項決議,控制德國資產:通過限制其買賣和分散轉移;將審查範圍擴大至所有類型的資產。1946年1月,在盟國的督促之下,瑞典將法律規定的審查範圍擴大至德國下屬的子公司。1945年11月,瑞典發給美國財政部一份關於黃金交易的報告。從該報告中,財政部斷定瑞典接受了納粹從比利時掠奪的價值2270萬美元的黃金,後來經過再次審核,這個數額降至1700萬美元。

1946年2月11日,美國駐瑞典大使館通知瑞典政府,瑞典應將在其境內的德國財產所有權交給盟國駐德佔領軍當局,並邀請瑞典代表團前往華盛頓商討此事。瑞典對此極為關注,同意參加會談。4月5日,瑞典通告美國使館,盟國的要求必須交由瑞典國會討論,而且很可能該條款會被否決,因為盟國的要求不符合國際法,侵犯了私有財產權。此外瑞典還要求解除其在美國對其資產的凍結。並且要求可以檢查在德國境內的瑞典資產。可是盟國並未同意。5月29日,正式談判在華盛頓舉行。美方代表團的領導是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局副局長魯賓(Seymour Rubin),瑞典代表團由松德斯特魯姆法官(Emil Sundstrom)領導。

瑞典從一開始就承認替納粹藏匿資產使其用於納粹復興是非法的行為,但爭論在於盟國要求接管納粹資產的合法性。經過激烈的爭論,雙方最終在7月18日達成一致。據估算,在瑞典有3.78億克朗(9070萬美元)的德國資產。瑞典同意作如下分配:1、5000萬克朗(1250萬美元)的德國財產交給國際難民委員會(即後來的國際難民組織);2、7500萬克朗(1800萬美元)扣除英、法、美三國的賠款份額後交給盟國賠償委員會;3、1.5億克朗(3600萬美元)的德國財產用於援助德國,預防疾病和動亂的發生。剩下的用於盟國從瑞典及其他國家購買必備品,以恢復德國經濟。此外,該協定還允許瑞典派一個代表團前往德國的英、美、法佔領區,接收瑞典在德國的資產,將瑞典在美國價值約2億美元的資產解凍,並同意將瑞典公司從貿易黑名單上除去。盟國保留向瑞典索要德國政府在瑞典財產的權利。

協定要求瑞典賠償的數額為7555.32664公斤純金(價值約810萬美元),恰與德國運到瑞典的比利時國家銀行黃金數額相等。協定還同意,對於德國通過瑞典國家銀行(Riksbank)轉移到其他國家的第三國黃金,不要求瑞典政府賠償。

1946年,瑞典正式認可了該協定。但此後不久,盟國又向瑞典提出賠償要求——638塊納粹從荷蘭掠奪的金磚(價值約1000萬美元)。瑞典對此提出異議,理由是這些黃金是1943年倫敦宣言發表之前得到的。而盟國認為協定應包括瑞典境內所有的被掠奪黃金。圍繞荷蘭黃金的爭論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1955年4月7日,瑞典向荷蘭賠償了6噸黃金,約合680萬美元(1955年價格)。

在一份美國國會就瑞士銀行與納粹合作問題的調查報告中,揭露了瑞典另從德國那裡接受了59.7噸黃金。新發現的黃金與納粹從荷蘭掠奪的黃金有相同的戳記。而戰後瑞典只歸還了荷蘭和比利時共13.2噸黃金。此外還有6噸來源可疑的黃金,很可能來自集中營的受害者。該報告說,瑞典在道義上應該把這些黃金歸還給猶太人,但在法律上沒有義務。這份報告發於1997年。  







古斯塔夫五世(1858-1905),瑞典國王,1907年繼位。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是一位英明的立憲君主,也是一位傑出的人道主義者。瑞典在二戰中雖然也被迫與納粹進行過經濟合作,但其在營救歐洲猶太人方面的表現比惟利是圖、貪婪、懦弱、卑劣的瑞士聯邦政府要高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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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西班牙、葡萄牙與納粹黃金

  

在話題轉到這兩個的納粹黃金問題之前,為了對問題有個全面的瞭解,需要瞭解一些歷史背景。二戰爆發之前葡萄牙與英國之間有長期的政治聯繫和良好的民族感情,這種關係可以追溯到14世紀的英-葡聯盟。葡萄牙在一戰中是英國的盟國,並派遣了35萬人到前線作戰。直到1938年為止,英國還是葡萄牙最大的貿易夥伴。

葡萄牙與德國的勾結始於西班牙內戰時期。在這場戰爭中,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博士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邊,幫德國向佛朗哥的軍隊偷運武器,並派遣葡萄牙志願者去協助佛朗哥戰鬥。到1938年底,德國成了為了葡萄牙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不過薩拉查曾在1939年抗議希特勒對信奉天主教的波蘭的入侵。

薩拉查在二戰中保持中立的選擇,是基於地理和意識觀念兩方面的。葡萄牙佔據著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有許多瀕臨大西洋的港口,令英國很難對其實行封鎖。薩拉查擔憂的主要是納粹對葡萄牙的入侵。法國淪陷後,德國軍隊離葡萄牙的邊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個憂慮是佛朗哥和希特勒可能結成聯盟,將部隊開到葡萄牙邊境。薩拉查在權衡了盟國和德國的危險性對比後,做出了在戰時同納粹合作的決定。

薩拉查承諾向英國和德國共同開放其巨大的殖民地貿易市場。保持中立使其經濟獲利匪淺,葡萄牙的外貿收支從1939年的入超9000萬美元一下子變為1942年的出超6800萬美元。在戰爭的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總資本幾乎翻了一番,葡萄牙國家銀行黃金儲備增長了3倍多。在二戰中,納粹和盟國通過威脅和利誘,對葡萄牙展開了經濟爭奪戰。葡萄牙無法切斷與盟國的貿易關係,因為該國的石油、煤、化肥和穀物全都依靠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在這樣的前提下,英國於1940年10月成功地勸說葡萄牙接受英鎊信用證作為貿易付款。英國的黃金儲備在那時即將告罄,而瑞典、瑞士、甚至美國都只接受黃金。

葡萄牙的經濟繁榮還依靠於其豐富的鎢砂資源。納粹主要從葡萄牙和西班牙進口鎢砂。除可用做電燈泡的燈絲外,鎢在軍備生產中還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德國的機械工業使用高強度的碳化鎢車刀和鑽頭,而美國只能使用次等的鉬合金。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克虜伯公司通過專利技術壟斷了碳化鎢的生產。另外鎢合金也用於製造穿甲彈。盟國認為德國對鎢礦的最小需求是每年3500噸。

考慮到納粹對鎢礦的巨大需求、及其為了確保鎢礦供應所採取的非常措施,盟國準確地推斷出鎢是納粹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盟國同樣需要鎢,然而他們有別的來源(例如中國),並不完全依賴西葡兩國的出產,因此盟國的目標是盡量使納粹少得到鎢砂,為此大量搶購葡萄牙鎢砂。到1943年,鎢砂價格已漲至戰前的775%,使葡萄牙大賺了一筆,其鎢砂產量也從1938年的2419噸猛增至1942的6500噸。

為了保持中立,葡萄牙在1942年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出口配額體系,允許盟國和軸心國從各自在葡萄牙擁有的鎢礦出口礦石,對葡萄牙自己的礦山則設立固定配額。英國擁有葡萄牙最大的鎢礦,德國有幾個規模小一些的鎢礦。1942年,葡萄牙和德國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向德國的鎢砂出口量增至2800噸,德國則提供煤,鋼和鉀肥。1943年,盟國也試圖與葡萄牙籤訂新的鎢砂進口協定。葡萄牙要求盟國降低硫銨、石油和其它產品的價格作為回報,但遭到拒絕。葡萄牙因此降低了對盟國的鎢砂出口量。

與鎢砂爭奪戰同時進行的還有關於亞述爾群島的談判。大西洋戰役正處於緊要關頭,該群島可以為反潛戰提供至關重要的空軍基地。丘吉爾以恢復1373年的英葡聯盟相誘,在1943年8月17日與葡萄牙籤訂了一份協議,從10月份開始在該群島建立軍事基地。1944年11月28日,美軍也獲准利用亞速爾群島。

1944年4月,美國決定對葡萄牙採取經濟制裁,以迫使葡萄牙中斷對納粹的鎢砂供應。而葡萄牙需要依靠美國進口石油和其它產品。6月5日,諾曼底登陸的前一天,盟國逼迫葡萄牙停止對德國的鎢砂運輸。德國得知此事後立即將在葡萄牙的鎢礦全部脫手,購買其他產業。根據盟國的估計,1944年6月以後德國通過開旅館,辦電影院等方式,在葡萄牙藏匿了200多萬美元的資本。

1945年5月14日,葡萄牙凍結了在其本土殖民地的所有德國財產,德國外交機構財產也包括在內。在盟國的要求下,葡萄牙查封了里斯本的德國公使館,從裡面搜到了大量金鎊硬幣。查封德國資產的同時,葡萄牙堅稱在1938年到1945年間沒有德國黃金運到葡萄牙,但盟國掌握的情報顯示葡萄牙已經從瑞士國家銀行收取了1.44億美元的納粹黃金,其中2260萬美元的金磚上有比利時銀行的戳記,其餘黃金中至少72%也是納粹掠奪的贓物。盟國提議葡萄牙應歸還1942年以後獲得的5050萬美元黃金,最終葡萄牙只同意交還440萬美元。

有證據表明,葡萄牙在收取德國黃金方面是相當詭詐的。早在1940年,葡萄牙國家銀行秘書長阿爾比諾·比索就在同瑞士聯邦中央銀行高級官員高蒂埃(Victor Gautier)的機密往來信函中說葡萄牙不願意從納粹那裡直接接收黃金,而是希望經過瑞士銀行轉手,使那些納粹黃金的交易合法化。最初葡萄牙利用國際清算銀行和南斯拉夫國家銀行在巴塞爾的辦事處洗錢。然而1941年納粹入侵南斯拉夫之後,特別是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Sir Montagu Norman)在1942年1月8日正式致函國際清算銀行的美籍行長托馬斯·麥柯裡(Thomas McKittrick),宣佈任何從國際清算銀行劃到葡萄牙的黃金交易都是非法的以後,葡萄牙開始尋找其它的洗錢路徑。葡方要求德方先將其黃金以當日價賣給瑞士銀行換取瑞士法郎,然後將這些錢存入葡萄牙國家銀行設在瑞士的賬戶,再用這筆「乾淨」的錢向瑞士銀行購買黃金。





蒙塔古·諾曼爵士,英格蘭銀行行長

除銀行外肯定還有一定數量的納粹黃金流入了葡萄牙民間。1986年,在法蒂瑪天主教堂請一家銀行幫忙熔化重新鑄造的金磚中,發現其中4塊鑄有德國國家銀行的徽章。這些金磚總重50公斤,該教堂試圖通過出售黃金來改善財政狀況。該教堂是否持有更多的納粹黃金還是未知數。





安東尼奧·薩拉查博士 Antonio de Olivera Salazar (1889-1970)
出身地產商家庭,先後進入神學院和科英布拉大學求學,畢業後留在科英布拉大學任經濟學講師。1926年葡萄牙發生軍人政變,第二共和國被推翻,薩拉查被軍人總統卡蒙那任命為財政部長。1932年卡蒙那將他的權力移交給薩拉查,後者成為葡萄牙總理,於1933年通過了法西斯憲法,解散了除國民同盟外的一切政黨,在國內實行了36年的溫和獨裁統治。1969年他因健康原因將權力移交給其心腹卡埃塔諾,1970年病逝。
二戰爆發之前,葡萄牙與英國之間有長期的政治聯繫和良好的民族感情,這種關係可以追溯到14世紀的英-葡聯盟。葡萄牙在一戰中是英國的盟國,並派遣了35萬人到前線作戰。直到1938年為止,英國還是葡萄牙最大的貿易夥伴。
葡萄牙與納粹德國的勾結始於西班牙內戰時期。在這場戰爭中,薩拉查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邊,幫德國向佛朗哥軍隊偷運武器,並派葡萄牙志願者參加戰鬥。到1938年底,德國成為葡萄牙第三大貿易夥伴。不過薩拉查曾在1939年抗議希特勒對天主教波蘭的入侵。
薩拉查在二戰中保持中立的選擇是基於地理和戰略兩方面的考慮。葡萄牙有許多瀕臨大西洋的港口,令英國很難對其實行封鎖,因此薩拉查擔憂的主要是納粹的入侵:法國淪陷後,德國軍隊離葡萄牙的邊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個擔心是佛朗哥可能和希特勒結成聯盟入侵葡萄牙。權衡了盟國和德國的危險性對比後,薩拉查決定保持中立、與交戰雙方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戰爭期間的里斯本成為盟國與軸心國諜報活動的中心,1943年意大利投降的談判、以及1945年德國試圖同西方單獨媾和的談判都曾在那裡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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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二戰期間葡萄牙採取的是比較親盟國的中立路線,而西班牙的中立卻傾向於軸心國。許多歐洲中立國出於無奈才依附於法西斯,而佛朗哥的西班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德國和意大利都為佛朗哥提供援助,1941年,佛朗哥也派了4萬名稱為「藍色軍團」的志願者到俄國前線,一直跟隨其納粹盟友戰鬥到1945年。儘管佛朗哥在二戰一爆發就宣佈西班牙為中立國,但在1940年到1941年間卻一直猶豫是否加入軸心國。西班牙是否參戰取決於德國與英國誰能取得戰爭早期的勝利,以及德國是否能支持其在摩納哥、法屬非洲甚至歐洲的領土擴張。「不列顛之戰」的結果讓佛朗哥選擇了繼續觀望。

西班牙扼守地中海西入口,其戰略位置比葡萄牙更重要。早在1940年,德國便有一個全面進攻直布羅陀的方案「菲利克斯計劃」。該計劃原擬在1941年中期進行,要求兩支裝甲部隊沿公路快速穿越西班牙(因為西班牙鐵路為寬軌,所以只能走公路)。一旦德軍到達直布羅陀,這座堅固的岩石要塞將會遭受地面和空中的雙重致命打擊。一旦該計劃成功,另外兩支部隊就會進攻摩洛哥。1941年後德國還有一個與「菲利克斯行動」相似的進攻直布羅陀的計劃。但當時德國已進攻俄國,該計劃因缺乏兵力和裝備無疾而終了。

佛朗哥比德國更清楚直布羅陀的戰略位置。納粹佔領直布羅陀的話,將使英國運輸船隊不得不繞道好望角,從而多花費數周的時間。他還意識到英國在1940年已無法應付其帝國在全世界範圍內遭受的攻擊,更無暇顧及小小的直布羅陀。但是從血腥的內戰中磨練出來的佛朗哥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要老謀深算得多,他認為只要英國沒有最終投降,美英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帝國就有可能聯合作戰,並將英倫三島作為反攻歐洲的跳板,從而打贏這場戰爭。沒有把佛朗哥拉入自己的陣營實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其原因是美國大使從中作梗還是佛朗哥的狡詐,這都是納粹德國外交和戰略上犯的最大錯誤之一。1943年盟軍在北非登陸後,德國曾經猶豫是否「預防性」佔領西班牙,並制訂了佔領其北部的「吉塞拉計劃」,但是希特勒否決了這個念頭:「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中唯一頑強的人民,他們將會在我們的後方打游擊。」最後德國選擇佔領法國南部和突尼斯。

在二戰初期,英國和美國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們向西班牙提供穀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將其中大部分石油轉賣給納粹的話,美國還會提供更多。1941年後,西班牙向盟國方向靠攏了一些,為從歐洲逃出來的猶太難民提供了一條逃難通道。到1943年,美國和西班牙所擔心的德國入侵問題不存在了。納粹的威脅消失之後,西班牙的中立傾向更加明顯了。1943年6月,美國大使海斯與佛朗哥會晤。解釋了若西班牙真想中立就必須採取三條措施。一,西班牙必須明確公開聲明其中立立場。二,政府機關必須像外交部一樣採取中立政策。最後,從俄國前線召回「藍色軍團」。佛朗哥表示,他還沒有完全放棄參戰計劃,但已開始轉向中立。

西班牙與納粹之間關係的重要一環是在內戰期間所欠的債務。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資在內,西班牙欠德國的錢超過了2.12億美元。而且由於西班牙國家銀行的330噸黃金儲備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國政府的蘇聯顧問盜運到蘇聯,西班牙無力償清這筆巨款。除了債務關係外,西班牙的豐富礦藏和貿易資源也是納粹所需要的。在一份1939年簽訂的德西秘密協定書中,西班牙承諾從南美幫德國進口牛肉和穀物。1940年5月,西班牙與意大利簽訂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計劃,承諾提供必要的糧食。到1942年,德西貿易的重點由食品轉向戰爭必需的礦產資源。西班牙擁有豐富的優質鐵礦石,德國還從西班牙進口鋅、鉛、水銀、螢石、天青石、雲母、軟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鎢砂。盟國的封鎖阻止了西班牙幫德國進口食品的企圖,但是從南美經西班牙運入納粹手中的工業鑽石和白金(用於化工和電機)由於體積較小根本無從攔截。而且英國的戰後分析指出,在戰爭早期對德國實行的物資封鎖是徒勞的。在那段時期,納粹依靠搶來的東西過得很舒服,絕沒有物資缺乏的問題。只有在1944年的大規模轟炸行動和大型戰役才真正削弱了第三帝國的實力。

盟國與西班牙的貿易有三個目的。首先是獲得只有西班牙才可提供的一些資源。其次,從西班牙購買物資可以縮小其對納粹的供應量。第三,通過與西班牙的貿易可以減輕納粹對西班牙經濟的影響。1940年3月,英國與西班牙籤署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貿易協定,英國向西班牙提供石油產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國供應礦石、橘子和檸檬。在整個戰爭期間,該貿易協定每隔半年續簽一次。

盟國與西班牙之間真正的貿易重點也是鎢砂。到1941年,德國已經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鎢礦,並通過代理商控制了西班牙最大的鎢礦,幾乎獲得了出產的全部鎢砂,而英國只得到了32噸。西班牙的鎢礦出口採取自由貿易原則,不像葡萄牙那樣實行配額限量體系。由於掌握大量硬通貨,這對盟國是一個優勢。從1942年初開始,英美開始聯合買斷西班牙所有的鎢礦出產。結果該年的鎢砂產量幾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噸,價格也從原來每噸75美元飆升至16800美元,盟國獲得了其中將近一半的鎢砂。

1943年2月,西班牙與德國秘密簽署了一份新協定,德國同意用武器作為購買鎢砂的費用。然而在談判期間德國將武器的價格提高了4倍,引起了對方的憤怒。最後西班牙與德國達成協議:內戰時欠德國的債務分四次還清,而德國將用這些錢購買鎢砂。1943年內,德國購買了鎢礦占出產量的35%,而該年西班牙的鎢礦總產量大約是1940年的4到5倍。

1944年1月,英國駐西班牙大使塞繆爾·霍爾(Sir Samuel Hoare)與佛朗哥就停止與納粹的鎢貿易問題進行了會晤,但未達成共識。隨後盟國對西班牙實施了石油禁運。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將對德國的鎢出口減至上一年的一半(但當年德國還是通過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噸鎢砂)。對德國的鎢砂出口於1944年8月中止,此時西班牙的邊境已經關閉。

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計劃」於1944年春天啟動,由FEA的克勞斯負責。他在報告中指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國中最不合作的。由於官員的腐敗,納粹官員很容易隱藏他們在西班牙的生意,並將其財產由西班牙運至葡萄牙再轉運到阿根廷。1944年秋,盟國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所有涉及德國的黃金交易。西班牙起初並未做出回應,直到1945年5月5日才凍結與軸心國相關的所有財產。5月7日德國投降後,西班牙同意讓美英兩國的財產托管理事會掌管其境內的德國財產。到1947年7月,該理事會控制了2530萬美元的德國資產,而據估計德國在西班牙的總資產高達9500萬美元。

關於西班牙的納粹黃金問題,根據德國銀行紀錄、瑞士銀行官員的陳述以及從德國駐西各公司查獲的紀錄顯示,西班牙從德國和瑞士接受了價值1.382億美元的黃金。歸還這筆黃金的談判於1946年11月在馬德里開始,與瑞典談判過類似問題的魯賓再次成為代表團負責人。談判從1947年僵持到1948年3月,才就納粹財產和黃金問題達成一致:西班牙歸還114,329美元的黃金。其中大部分是荷蘭的黃金儲備。作為交換條件,盟國必須發表聲明承認「西班牙並不知道這些黃金是納粹所掠奪的」,儘管那些金磚上面的荷蘭文戳記清晰可見。

還有其他兩個因素加速了談判的進程。美國國務院要求在談判中採用比對葡萄牙人更溫和的態度,以獲取西班牙境內的軍事基地;更關鍵的因素是西班牙在戰後被國際社會所遺棄,因此急於獲得盟國的好感。美國大使海斯早在1944年7月便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從佛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孤零零的只剩下了教皇庇護十二世的照片」。西班牙還在1945年4月11日與日本斷交,原因是日軍殺害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

雖然佛朗哥作出了這些討好姿態,但是由於其政權的法西斯本質,盟國在波茨坦宣言中仍將西班牙排除在聯合國外。美國大使於1945年12月離開馬德里,這個職位一直空懸到1951年。1946年5月,一個聯合國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西班牙法西斯本質的證據:支持納粹活動,戰後為納粹戰犯提供庇護所,對持不同政見者實施迫害。西班牙這個唯一從二戰中苟活下來的法西斯政權被孤立於國際社會,直到1955年才加入聯合國。

  

  



七、土耳其、阿根廷與納粹黃金

  

像歐洲大陸其它中立國一樣,土耳其在二戰中與納粹有緊密的貿易聯繫,但原因卻不一樣。土耳其象葡萄牙一樣是個親英情緒很強烈的國家,甚至在二戰爆發後的1939年10月,土耳其還和英、法締結了軍事互助同盟。法國陷落後,土耳其於1940年6月宣佈中立,直到1945年才加入盟國對德國宣戰。土耳其宣佈中立的原因主要是擔心納粹的入侵,它在1941年春德國佔領巴爾幹半島後迅速同納粹簽訂了友好協定。土耳其沒有公開反對納粹,而納粹也並未侵犯土耳其的邊境。總的來說在二戰期間土耳其就像走在繃緊的鋼絲上的雜技演員,努力在軸心國和盟國之間尋求平衡。

1941年10月,土耳其與德國簽訂了一份重要的貿易協定。德國用軍需品和其它工業品與土耳其交換礦石原料,尤其是鉻礦石。與此同時土耳其與英美也保持友好關係,以鉻礦石與英美交換先進的武器裝備。鉻是製造合金鋼的必用材料,而土耳其正是納粹的唯一鉻進口國。納粹生產部長阿爾伯特·施佩爾曾經指出,若是鉻礦石的供應被切斷,會導致德國的軍火生產中斷10個月。鉻礦石經鐵路由土耳其運往德國,其間要經過世界上最為崎嶇不平的巴爾幹山區,一路上到處是橋樑和隧道。盟軍在戰爭結束前重點轟炸了這條鐵路,以切斷對德國的鉻礦供應。

為了爭取土耳其參戰、或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土耳其於1941年被美國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國名單。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上,盟國預料到納粹不會再對土耳其構成軍事威脅,於是共同要求它參戰。直到1944年4月,土耳其才停止對德國的鉻礦石供應,並且像其它中立國一樣,是在經濟制裁的威脅下才這麼做的。1944年8月,土耳其與德國斷交。1945年2月,由於盟軍已將德軍驅逐出巴爾幹半島,尤其是此時再不下手將得不到加入聯合國的機會,土耳其才對德國宣戰,用當時愛爾蘭總理德·瓦勒拉的話說,就是「在最後一刻,為了獵取聯合國成員資格而趕上了潮流」。

據美國專家估計,土耳其收到的納粹黃金最多只有1500萬美元,大部分來自比利時央行,德國人用其購買鉻礦石。盟國並未努力追回這些黃金。由於土耳其控制著黑海的入口,又與蘇聯接壤,美國認為它對冷戰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1946年,在土耳其召開了關於沒收德國在土黃金和資產的談判,盟國估計這筆資產共計5100萬美元。「杜魯門主義」的出台終止了這一談判。1947年7月,美國與土耳其簽署了一份價值1.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該協定對向土耳其索要黃金的談判不啻是致命一擊。土耳其最終沒有歸還任何納粹黃金。   








土耳其總統伊斯梅特·伊諾努 Ismet Inonu(1884-1973)

1923-1937年任土耳其總理,1938年繼承凱末爾的總統職位。據說雄才大略的凱末爾臨終前曾這樣囑咐他:「記住,在下次大戰中一定要加入英國一方……因為歷史經驗證明,他們這一方總是會贏的。」但土耳其還是保持中立,直到1945年1月才對德國宣戰。1945年土耳其開放黨禁,伊諾努所在的共和人民黨在1950年大選中失利,其總統生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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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阿根廷的政權一直在軍人獨裁者和舞弊選出的總統之間交替。在種族(其人口93%以上是白人)、文化、政治和經濟方面,阿根廷是和歐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軍政府甚至以恢復舊日「西班牙的十字和劍的聯盟」的名義與佛朗哥加強了聯繫。有些人甚至要求取消獨立,重新從西班牙派遣總督作為阿根廷的統治者。在梵蒂岡的慫恿下,阿根廷軍政府和教會還夢想在南美建立一個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國家,與美國分庭抗禮。阿根廷駐西班牙大使埃斯科瓦爾(Adrian Escobar)奉命與德國和梵蒂岡的官員進行會談,商討合作事宜。他與梵蒂岡教皇廳秘書長馬吉奧尼樞機主教(Luigi Magione)進行會晤後達成了一份協議,一旦戰爭結束,阿根廷就實行更為寬大的新移民法,從而為戰爭末期納粹要員從梵蒂岡到阿根廷的「逃亡之路」打下了基礎。

二戰爆發後,阿根廷分成兩個陣營:政府、軍人和大資本家支持納粹,民眾則支持盟國。歐洲戰事剛一爆發,軟弱的代總統卡斯蒂略(Ramon Castillo)就宣佈中立。儘管阿根廷國會已經批准了1940年哈瓦那決議——對任何一個西半球國家的進攻都被視做對所有美洲國家的入侵,但它在珍珠港事件後依然堅持中立,拒絕對德日宣戰。阿根廷政府深信德國將會獲勝,並將控制歐洲,因此與其保持良好關係至關重要,甚至在1942年初兩艘阿根廷商船被德國潛艇擊沉後仍決心與其保持友好。作為回報,德國不僅賠償了阿根廷的損失,而且答應說只要阿根廷船隻把航行路線和時間通知他們,德國海軍將保證其安全航行。

1942年1月,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商討西半球國家的戰時政策。會後通過了《里約熱內盧協定》,簽字國保證與軸心國斷交、宣戰,並凍結和沒收軸心國在這些國家的資產。作為回報,美國將按租借法案向這些國家提供武器,以及軍事和經濟援助。阿根廷沒有簽署該協定。直到1942年6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美洲經濟與財政管制會議後,阿根廷才在表面上終止與軸心國的所有商業活動,但私下裡仍偷偷與納粹進行貿易往來。

阿根廷的虛假中立一直維持到1943年6月4日,此後則義無返顧地倒向了納粹。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卡斯蒂略總統被迫就阿根廷是否參加西半球防禦體系和對軸心國宣戰的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納粹分子、長槍黨、軍官集團和大地主隨即在6月4日發動了反全民公決的「上校政變」。這些上校們剛一掌權就向德國求購軍火,以對巴西開戰。到1943年9月,他們轉而開始尋求與納粹結盟,並派遣特使到西班牙與納粹官員進行談判。美國的反情報機構截獲了阿根廷的納粹特工頭目貝克(Johan Backer)與黨衛隊保安處頭子瓦爾特·舒倫堡的通訊,隨即迅速通知英國海軍,在特立尼達攔截了阿根廷秘使乘坐的客船。不過盟國未能阻止上校們更進一步的陰謀:庇隆和貝克繼續策劃推翻鄰國的政府,以在南美建立一個親納粹聯盟。庇隆曾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寫道:「……我們已經有巴拉圭,玻利維亞和智利。再加上阿根廷,很容易向烏拉圭施加壓力。五個聯合起來的國家是很容易擊垮巴西的。巴西的政治體制和其廣大的德國移民也是有利因素。把巴西拉進來之後,美洲大陸就盡在我們掌握了。」

在戰爭期間,由於阿根廷政府的配合,大多數在阿根廷的德國公司將其利潤交給當地的納粹間諜組織,成為其活動經費。美國財政部還懷疑阿根廷為軸心國「洗」了大量的外匯,接收大批納粹掠奪的貨幣和證券,並使其進入美國市場。阿根廷還充當了納粹的供貨商。儘管大宗的貨物如小麥、牛肉等很容易被盟國攔截,但小規模的走私——比如德國急需的工業用金剛石和白金——仍源源不斷地從阿根廷流往德國。珍珠港事件之後,摩根索曾想立即凍結阿根廷的資產。1942年5月,他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證據,表明眾多的阿根廷公司正在為美國境內的德國資金提供掩護,並將價值1000多萬美元的納粹資金帶入美國以使其合法化。然而直到1942年10月羅斯福才同意國務院對選定的阿根廷賬戶進行凍結。超過150家阿根廷公司和個人被列入了國務院的黑名單。

1943年12月20日,烏拉圭發生了未遂軍事政變。通過攔截、破譯德國特工發回國內的情報,美國從中揪出了阿根廷的黑手。美國威脅要公佈這些材料、將阿根廷開除出美洲國家組織、並對其實施制裁。在這樣的威脅下,阿根廷被迫作出讓步,於1944年1月同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然而此後阿根廷繼續保持中立。在戰爭的最後年月中,阿根廷是鮑曼藏匿納粹財產的主要目的地,也是納粹戰犯在戰後的主要避難所。

美阿之間關於「安全港計劃」的談判於1944年開始,但由於兩國間的緊張關係而受到極大的限制。1944年2月,因顛覆烏拉圭和玻利維亞政權的醜聞敗露,阿根廷軍人總統拉米雷斯將軍被迫辭職,將權力轉交給了法雷爾將軍,庇隆擔任副總統。美國宣佈不承認法雷爾政府,並召回了駐阿根廷大使。8月5日,阿根廷外長給美國國務卿赫爾寫了一封長信,表示不準備改變其外交政策,因為「同正在面臨失敗的軸心國斷絕關係是不符合阿根廷的騎士精神的」。他還在信中試圖分享美國的租借法案武器援助,赫爾抓住這個機會在回信中好好羞辱了阿根廷一番。8月16日,阿根廷儲存在美國的黃金被全部凍結。9月,美國商船被禁止駛往阿根廷港口。做為回應,阿根廷退出了西半球防禦體系,其央行停止協助美國調查納粹財產。

態度強硬的赫爾因病辭去國務卿職位後,繼任者斯退丁紐斯對阿根廷採用了更溫和的政策。負責拉美關係的助理國務卿納爾遜·洛克菲勒也支持溫和路線。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銀行在戰爭期間從阿根廷非法吸收了大量納粹資金,也正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通過西班牙向德國運去了大量石油。

1945年2月7日,摩根索建議代理國務卿格魯(Joseph C.Grew)派一支特別代表團去阿根廷,查找並沒收納粹在那裡的資產,格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駁回了該提議。1945年初,在墨西哥查普恰佩克城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上,美洲國家(阿根廷除外)通過決議認可了各國家處理本國納粹財產的自由權。由於阿根廷繼續支持納粹德國,它被排除在這次會議之外。直到希特勒自殺前一個月,由於意識到被西半球其它國家孤立,特別是美國準備採取更為嚴厲的制裁,阿根廷才不情願地向德國宣戰。

1946年5月22日,「安全港計劃」成員報告說在阿根廷的德國資產大約為2億美元,包括銀行存款、房地產和各類貨物,但未發現有藝術品和珍寶的藏匿處,他們錯誤地斷定阿根廷並不是一個主要的納粹贓物藏匿地。此外,儘管早在1942年美國就獲知阿根廷和德國的非法貨幣交易,該報告卻說並沒有證據顯示阿根廷接收了納粹的黃金。1942年4月,美國駐瑞士領事報告說,一位阿根廷外交官正在將納粹掠奪的美元偷運回國銷售,然後將獲得的現金匯寄回瑞士。英國情報機關也在1944年查出阿根廷與瑞士之間密切的貿易往來,而且經常用黃金作為支付手段。1947年5月,阿根廷中央銀行計劃將1.7億美元的黃金轉移到其聯邦儲備局的賬戶上,後因擔心美國追查黃金來源而推遲了計劃。1973年庇隆重新掌權後,曾將他的400噸黃金投入黑市進行交易。庇隆貨物的代號是「鮑曼1345」,買主是西班牙政府。銷售人員自然將這批貨物與政治掛上了鉤。但沒人追查這些黃金的最終來源是哪裡。

由於冷戰的原因,「安全港計劃」在阿根廷也無疾而終。1947年6月3日,杜魯門總統和阿根廷大使發佈一份聯合聲明:兩國將與其它拉美國家重新商議建立新的互助條約組織。1947年9月,阿根廷加入了美洲互助條約,即《里約熱內盧條約》,鮑曼在阿根廷隱匿的公司和財寶安全地保存了下來。這時美國西半球的主要目標是扼制共產主義,對納粹戰犯和納粹黃金已無暇顧及。儘管阿根廷的黃金儲備飛速增長,大量的納粹戰犯也藏匿在那裡,可調查者們直到半個世紀後「仍未發現」阿根廷曾大量接收納粹黃金的直接證據。   






胡安·庇隆 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

意法移民後裔,參加1943年軍人政變,任軍政府勞動與福利部長、副總統和國防部長,1946-1955年任阿根廷總統。他提出了「庇隆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推行工業化,增加工人福利。外交上採取反美英態度,想在南美建立阿根廷的霸主地位。1955年因通貨膨脹、貪污和專制暴政被陸海軍的民主派軍官推翻,流亡西班牙。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在國內的聲望日益上升,於1973年回國參選,再次成為總統,1974年病死,其夫人伊莎貝爾繼任總統,1976年被軍事政變推翻。


===== 德國軍事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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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黃金(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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