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 Ch.8

芳野 雪彥

第八章 財政政策與財產權

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證實，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基本要求。若存在這樣的組
織，則只要它符合經濟成長的基本要求，社會便會發展。就理想而言，藉著提供適當誘因
，一個完全效率的經濟組織將保證所有經濟活動的私人與社會報酬率相等。這種情形將使
每個人渴望極大化其財富，並擁有使用土地、勞動、資本和其他財產的排他性權利。此外
，個人也有權將資源移轉給他人。財產權因而被定義為，當個人使用其財產時，他人並不
會從中獲益或受害。

若要為整個社會制定這樣一個經濟烏托邦(Shangri-La，香格里拉)，則適量的研究和
發展便會被履行，新知識會適時被應用於經濟活動，適量的人力和實物資本不但可得且可
被利用，每種生產要素也會按其對邊際產出的貢獻各自獲得報酬。總之，社會將依當前產
品相對於未來產品之偏好所決定的最適比率成長。

上述條件即使在現代也不存在，因為建立這樣一個經濟組織的交易成本實在太高了。
當財產權定義或執行不完全時，某些活動的私人和社會報酬便會持續存有差異，因為個人
利用或移轉其資源的某些成本或收益，將轉而由第三者獲得。這種差異會一直持續的理由
，是在給定的現存政治和經濟組織中，為消除各種外部性而產生的成本將超過收益。在任
何具體的情況下，和所有被經濟活動影響的人協商出一種契約安排，代價也許太昂貴了。
又或者，有效地衡量外部成本或收益，或影響政府去改變情勢，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
修正的關鍵在於契約和衡量成本，而外部性會一直存在，直到經濟世界的變化使收益超過
其內部化的成本為止。

第一節

我們已經看到，某種程度的相對價值變動，是由中世紀人口成長所引起，結果使西歐
經濟組織有了大幅改善。例如領主─農奴關係漸漸轉為地主─佔用者(或地主─佃戶)和工
資賺取者之間的關係。同樣審慎地，隨著大量殘存的習慣權利被吸收合併，不成文的習慣
法越來越屈居於明確定義個人權利和財產權的成文法之下。特別是在條件已獲改善的要素
市場，勞動通常可自由尋找其最高報酬，並保有大部分所得，土地也被視為可移轉的財產
。

然而，資本市場和商業組織仍背負著高利貸法規和〝公平〞價格的道德重擔，而這只
有透過更昂貴的另外協定才能形成。特別對製造商而言，產品市場通常是被壟斷的，外人
不得進入參與交易，對研究發展加以投資的誘因也非常少。即使私人財產權已經產生，它
們的執行仍是不確定的，而且還受限於民族國家形成所引發的動盪政治情勢。這些經濟和
政治的變動，都與未來協定不確定性所造成的額外成本有關。

為了繼續我們之前人口成長引發中世紀條件改變的結論，我們要重申當市場擴大時，
效率性將在新契約協議中要求用貨幣給付來取代勞動捐。在農奴制滅亡的過程中，勞動變
成可自由尋找其最高報酬，土地得到了租金，基本的封建─莊園制度也隨之凋謝衰亡。此
外，多虧了市場經濟，政府才能獲得貨幣形式而非勞役形式的稅收，從而雇用所需的專業
化官僚和軍隊。

一般而言，除了資本市場之外，中古時代要素市場組織的改進要早於產品市場。國際
集市以外的產品市場，時受享有特許權的公會和壟斷者所擾。儘管有上述種種障礙，市場
經濟的擴張仍為整個歐洲帶來了收益。

第二節

近代初期可獲得的最大收益，是改善了物品交換的效率性。為市場而生產牽涉了除商
品生產之外，各種商品移轉的過程，直到商品送達消費者手中為止。農產品及製造品生產
方法上的改進，因缺乏保護新技術的財產權而受阻。因此這個時期的技術變動，如果真發
生過，通常也跟中古時代一樣，是市場擴張引發專業化的結果。農產品的生產因土地數量
固定，而受限於報酬遞減；製造品則不受此項限制，呈現規模報酬固定的狀態。

除了直接被用來生產的資源之外，資源也被用來移轉商品。商品在經濟單位間的移轉
，要求提供關於交換機會的資訊或搜尋成本，即就交換條件所進行的協商─協商成本，和
確定契約執行的步驟─執行成本。所有提供這些勞務的成本，在這裡通稱為交易成本。

交易部門對這些勞務的經濟需求源自於對產品交換的需求─有此必有彼。對商品的市
場需求是貿易潛在收益的函數，正如我們之前已了解的，它視個人偏好及各地區的天賦資
源而定。當近代初期的人口成長發生時，它持續擴張了整個西歐的貿易潛在收益，和中古
時代曾發生過的情形一模一樣。

凡是在貿易潛在收益擴張的地方，對交易的需求也同樣成長。交易部門不同於工業或
農產品的生產，它受限於規模經濟─即當某部門的產出增加時，貿易的單位成本卻下降。
規模經濟視一固定成分的成本函數而定。當某部門的產出增加時，某固定成分的單位成本
就會下降。因此，在沒有技術變動的情況下，規模經濟在交易面的收益若大過農業生產力
下降的損失，則一個擴張中的市場經濟大可增加其居民的人均所得。

三種交易成本都包含了某些固定成本。例如搜尋成本，就包含了蒐集市場資訊的固定
費用。資訊一旦被蒐集到，任何數量的潛在買者和賣者就都可以使用它。蒐集資訊的成本
不受使用人數的影響。因此，人數越多，單位成本越低。散播市場資訊的成本可能與距離
呈現比例關係，但同一市場買者和賣者的集中化卻會降低單位成本。任何時點的協商成本
可能是變動的，但隨著交易規模的擴大，制定標準常規或協商開始時的基本貿易條件將變
得有利。如此一來，所有的條款就不會在協議中被爭論不休。執行成本也受限於規模經濟
，它的固定成本包含了建立程序、法規，以及影響政府。因此，當交易規模擴大時，使用
市場的單位成本便降低了。

給定中古時代的要素市場曾發生過改進，主要收益仍發生在交易部門和與其關係密切
的資本市場。但直到此一時期結束，仍缺乏刺激發明的有效方法，新生產技術的發展也因
此受到阻礙。不過，早先由義大利人所發展、增進市場效率的必要知識已為人所知，剩下
就只是交易規模如何保證適應這些改進的問題了。

第三節

有些國家改變了基本制度安排以利用這些機會發展，但事情並不是非這樣做不可。因
為隨著貿易的擴張，較大的政治單位需要在更大區域內定義、保護和執行財產權(因此有些
遠距離商業交流的成本便被內部化)。政府的勞務提供也受限於某種產出的規模經濟。一旦
有一組財產權被確立下來，它就幾乎可被無限延伸至其他領域，而且不需要許多額外成本
。以調解爭端和執行法律的法院系統為例，專業化程度越高運作就越有效率。能夠雇用所
需的傭兵或維持一支常備軍，就能為更大的區域提供更有效的保護。

十三與十四世紀之間，在軍事戰爭方面有一連串的重大技術變動，其中最重要的是長
弓、長矛和火藥(結果出現了機關砲和毛瑟槍)。究竟是交換經濟的發展構成了擴張戰爭最
適規模的充分條件，還是上述的創新擴大了戰爭，我們並不清楚。總之結果是政治的生存
條件發生劇變，不僅軍隊有效規模的人數增多，也更講求訓練和紀律(對有效的長矛手尤其
重要)，並由更昂貴的機關砲和毛瑟槍加以裝備。披矛戴甲、講究騎士精神的的時代已經過
去。取而代之的，是熱那亞(Genovese)弩手，英格蘭(或威爾斯Welsh)長弓手和瑞士(Swiss
)長矛手，受雇於出價最高的買主。

隨著市場經濟的成長，也向建立更大的政府單位施加了壓力，許多地方莊園的民眾面
臨了這樣的抉擇：將自身的司法權擴張至鄰近莊園，與其他莊園聯合行使權力，還是放棄
傳統的政治特權？在市場興起時刻，有越來越多的政府功能開始由區域性及全國性的政治
單位來承擔，在驚濤駭浪中終至民族國家的創建。

到此我們要將歷史記述暫停一下，對經濟理論做些類比。以一個小公司數量龐大的競
爭性產業為例，引進一項能使產出發生規模經濟的創新，公司的有效規模就變大了。從過
去的競爭均衡到新的(可能是不穩定的)獨占狀態，就是沿這條路徑完成的。原先的小公司
必須擴張其規模、合併，或被迫破產。結果是少數最適規模的大公司應運而生，即使當時
的結果是不穩定的。為勾結和操縱價格所做的努力是無止盡的，但對個別公司而言，欺瞞
協議同樣有利。結果是休戰期往往被無情的競爭所打斷。

當我們把以上描述移到這個時代的政治世界，就會發現一種精確的相似。西元1200到
1500年間，西歐許多政治單位在一個充滿陰謀和戰亂的世界中，經歷了無止盡的擴張、結
盟和聯合。甚至在主要的民族國家出現之後，和平時期仍不停被打斷。總之，這是一個擴
大戰爭、外交和陰謀的時代，成本的劇增使人驚愕。為期一年的戰爭意味著政府成本至少
增加四倍，而且幾乎連年爭戰，沒有和平。君主不斷為鉅量債務所擾，只得鋌而走險。破
產是揮之不去的威脅，許多國家都得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的實際情況是，貴族公侯們並
不自由，他們也受到巨大財政危機的束縛。

此一過程既非平和，也非毫無痛苦。每個成長中的政治單位不但遇到了令人煩惱的財
政問題，還得與野心勃勃的敵手競爭，以致於被捲入無止盡的政治結盟、聯合、陰謀，甚
至是戰爭之中。無論是以何種途徑進行合併和擴張，其成本都遠超過了傳統的封建收入。

十四世紀的人口減少，以及在下一個世紀的未能恢復，更加劇了這樣的情況。十四和
十五世紀那些掙扎前進的地區性和全國性國家，已經發現受過訓練、有紀律的職業士兵，
增大了軍隊的最適規模，並且因為人口減少造成工資相對上升，每一位士兵的成本也提高
了。基於相同的理由，常以地租為基礎的封建義務的貨幣價值下降了。面對接連不斷的財
務危機，初期競爭中的民族國家很快便發現，生存所需的收入是越來越大，而這只能從新
資源處得來。能相對有效率地解決財政問題的政治單位便能生存下去，而相對無效率的政
治單位便被敵手吞併。

在收入減少和財務需求增加的情況下，歐洲貴族們面臨了一個日益棘手的難題。習俗
和傳統限制了他們從小領主那兒所能得到的稅捐限度，正如大憲章所詳盡宣誓的，一個國
王如果逾越了公認的習俗限界，就得面對可能隨時爆發的反叛。許多國王的封臣幾乎和他
一樣強大(事實上勃艮地(Burgundy)公爵就比法國國王強大得多)，如果密謀勾結鐵定會更
強大。覬覦王位的競爭者往往不只一個，而且即使沒有積極的競爭者，強大的封臣也始終
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威脅，不是從內部，就是和外來入侵者勾結(如勃艮地人勾結英格蘭反抗
法國王權)。正如早先義大利和後來德國銀行家所證實的，君主可能借錢，而且還不失為一
種應付短期戰爭危機的重要辦法。然而，一個貴族是不能被控告的，因此貸方向其強索高
利率(通常是為了規避高利貸法律)以應付高風險，或索取擔保品(早期為王室土地，再來是
王室珠寶，或承包關稅，或壟斷特權)。但拖欠仍是常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使佩努
茲(Peruzzi)和巴迪(Bardi)破產，接著查理五世(Charles V)和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也
使吉爾維塞(Genovese)和福格家族(Fuggers)破產。貴族的資本市場不僅是這時期最興盛的
活動之一，還是佛羅倫斯(Florence)、安特威普(Antwerp)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等金
融中心發展的主要力量。

如果想償還貸款，便需要財政收入。貸款可藉由戰爭源源流入國王之手，但隨後國王
將面對令人畏懼的償還任務。如果說貸款給貴族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而言有重大影響，那麼
為償還貸款而發展出來、有固定來源的收入，在國家和私人部門間的關係上便具有指導性
影響。

無疑地，較大的政治單位最終一定會形成。但問題是：在許多小國家中，有哪一個可
以表現出相對效率性，證明其權利繼續存在？每一個為生存而戰的國家，都不顧一切地尋
找財政收入的新來源。沒收財產提供了一個短期的解決方法，但長期而言即使不會致命，
可能也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或者，國家可為貴族重新定義或修改財產權，或更有效地執
行那些已註冊的所有權，使私人部門受益。透過擴張或縮小中的市場，去開發新的獲利機
會或使其變得可行，國家會允許為此徵收費用。

既然好處都由出價最高者獲得，從社會觀點來看，制度變遷就不一定會更有效率了。
給定西元1500年的財產權，大部分活動的私人報酬率明顯與社會報酬率大不相同。這正是
我們論證的一個重點：西元1500至1700年間，西歐經濟表現的差別主要歸因於各國為應付
持續的財政危機而創造的財產權形式。讓我們看看為何會如此。

第四節

為了了解其原因，我們必須解釋國家功能在單獨處理封建世界時，倚靠一個更寬闊的
背景，是必須的。甚至到了現今，政府仍主要是一個將保護和正義賣給選民的制度安排。
它是靠著獨占商品和資源的財產權的定義和執行，以及授予資產移轉權而實現的。此種服
務的報酬是，國家獲得了稅金形式的支付。因為提供保護和正義的規模經濟，對選民而言
這筆交易可說是非常划算，因此被統治者和政府間的互利交易便有了基礎。只要規模經濟
繼續存在，國家擴張對財產權的保護和執行，便會增加所有選民的所得，而這筆儲蓄也會
在選民和國家之間以某種方式分配。

是什麼決定了這些儲蓄的分派？公民們的興趣在於盡可能增加所得；而國家也是如此
，因為這一時期的生存通常得倚賴現期收入的極大化。讓我們回想一下第七章已描述過的
十四和十五世紀的歷史證據。

在這動盪不安的兩個世紀，我們看到不只一個潛在供給者熱中於為地區提供政府服務
以換取收入。在任何一個政治單位之內，許多強大的諸侯封臣都已預備好掌權。同樣地，
敵方國王或其他政治單位的公爵等局外人，也隨時準備取而代之。按理，選民應該會接受
提供最多保護和正義的國家。但事實上，對選民而言，「理想的」解決方法是被授與設定
價格(稅收)的「憲法」權力。相對地，從君主的觀點來看，其安全取決於君主自由處置稅
源和稅率的程度。一個王侯所擁有的獨占權力越多─亦即，其敵手的威脅越小─國家所能
挪用租金的比例便越高。

我們已經指出英國與法國出現不同模式的種種原因。就前者而言，議會可從國王處奪
取課稅權；就後者而言，在十五世紀的混亂當中，一切財產權都是不穩定的，致使三級會
議將課稅權讓與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以換取君主對增強秩序和保護，以免外國傭兵劫
掠與英國人入侵的承諾。在履行諾言的過程中，法國國王肅清了與其勢均力敵的對手，使
王室能要求更多政府所產生的社會儲蓄份額。

經濟結構必須能決定，國家對哪些經濟部門課稅是最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