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知識份子

DUST1987

　　從開始關注公共議題到現在已經五年，這期間思想的變化是極劇的，一開始先受到政治的啟蒙，再來是接觸自身權益而碰觸更廣泛的教育議題，現在，則是走向無所不包的社會批判，一切都是過去所意想不到的；自從我在2007年5月寫了＜行動者的反思＞一文後，我開始思考自己在社會扮演的角色，試著找尋自我價值，這其中包含動機與需求，若光是寫寫字發洩一下自己的意見或情緒，我想這不足以作為描述自己行為的恰當詮釋，而我相信，跟我有類似行為的人也多半不只如此。

　　在創立裏想箱團隊後，我更加對這樣的探索有所執著，因為從中也許能找到改善社會的關鍵，不過這還是建立在一種荒唐的假設下：「如果有更多人跟我們一樣，那社會會好一點。」而這種假設又與台灣盛行的英雄主義相悖，我在意的是「眾人智慧的形塑」，而不是依賴某個或某些萬能的傢伙來領導；這當然有好有壞，壞的部分是「提升眾人智慧」是個極為艱鉅的任務，而如果真的實現了，可能將導致社會輿論的混亂（想像一下，每天報紙社論或民意論壇投稿量暴增的樣子）。不過一切尚未發生，我也不敢保證會有類似的結果。

　　一般來說，接觸公共議題的人泛稱「知識份子」，其中囊括了行動派的公共參與者與思想派的批判論述者，當然，行動者的行動得建立在思想批判的前提下才稱得上是知識份子，一個盲目的行動者，不僅不為社會所期待，甚至是反智的。

　　但，各界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尚有些模糊不清，甚至網路維基百科所描述的知識份子，並不與坊間書籍或學術界所探討的概念一致，這曾困擾了我許久，但我還是將一般「通說」的知識份子，稍加以定義成兩類型，而第三種類型，則是本篇所欲探討的新種類，為了討論方便，姑且稱為「新興知識份子」吧，以下分別加以介紹。

　　第一種知識份子，可以稱為「學術精英」，但他們是基於「興趣」或「追求真理」的動機而做學術研究，換言之，把學術研究當作職業工具，或者視為任務者，不在第一種知識份子之列。這種知識份子可用Lewis．Coser的描述來說明：「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

　　第二種知識份子，一般稱為「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tual）」（此概念的創始人為Edward. W. Said），他們不分學歷、地位、知識背景與職業，凡是關心社會、對各種公共議題有批判意識者，且以開放與平等的方式進行說理，都在此種知識份子之列，而這多半也是社會所欲期待的知識份子類型（說是「欲」，是因為我認為現階段台灣社會期待的多半是第一種跟第二種的融合，似乎大家特別偏愛專家，而對賣牛肉麵的老闆言論沒興趣；甚至更愛的也許是「知名人物」，但論述不見得比較有理或有突破性的見解。至少，媒體是如此）。

　　我聽過不少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抱怨：「知識份子都到哪裡去了？怎麼都不見了呢？」這個抱怨很難說錯，但也不太對。我們會看到社會亂象，有部分原因是基於眾人所期待的知識份子沒有做到端正社會的功能，就結果來說，我們可能會導出「是知識份子不發聲或不足」的問題，但我們也很難否認，也許問題在於「知識份子是發聲了，只是沒被聽取，或者被反智的言論混淆視聽，變成不好的意見（這是可能的，閱聽人不見得可以客觀理性地看待各種言論，特別是關於政治議題）」。

　　另一方面，我認為台灣某些知識份子還是有種期待精英的渴望（我們也會在其他面向看到，例如我們應該都聽過老師說「讀書人應該立志做大事」，或者「身為知識份子的我們，應該如何如何…」；這產生一種錯亂的認知，把知識份子跟讀書掛勾在一起，甚至詮釋成「知識份子」就是「從事學問方面的傢伙」），也許他們認為，只有學術有成並且又關懷社會的人，才稱得上是知識份子，對社會才有幫助。我認為這種期待是不智的。

　　一來，台灣的學術環境與社會文化已經不足以造就這樣的人，這包含了兩個觀察，第一個是教育內容，教育沒辦法提供思辯學習、沒有能力引起社會關懷的動機，加上升學主義糜爛，教育淪為工具價值：一種職業、財富與成就的跳板，我們根本無法期待，學生在課業以外（課業本身沒有提供）能夠去接觸公共議題或追求社會正義（就算有，那也多半不來自教育的功效，而是其他經驗或環境促使），因為那對他們來說也許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第二個觀察是，過去台灣社會那種士大夫文化已漸轉淡，前陣子我在某新聞台看到馬英九的故事專輯，提到馬總統的父親希望他「與其在家做學問滿腹經綸，不如為國家社會出份心力」，這種讀書入士的精神在現代社會已經少見，也許基於對官場文化的厭惡，或者因為多元社會發展，人各有志，不再侷限於為官（雖然這裡是說「為官」而不是「當知識份子」有些不對題，但就動機來說兩者應該可以算是同一回事），不管理由為何，受過教育的人已經跟成為知識份子有非常大的距離，它甚至可能是毫無關係的。

　　二來，這種對精英的期待，反而忽視了其他種類的聲音；知識份子重要的是對社會的批判，這種批判偶爾象徵著一股中肯的清流，也多半抨擊當權者而為弱勢者發聲。但誰有資格發聲呢？就道德倫理來說，弱勢者本身最有權利幫自己說話，因為他們最清楚自己的處境，但如果我們老是愛聽精英們的批判，而把議題當事人且多半不是精英的聲音擱置一旁，這個社會可能會成為不切實際的精英競技場。但持平地說，社會中有許多「一般人」的聲音是不智的，但我們不應該揚棄，而是要更加思考，應該如何讓群眾的意見可以不被意識形態所囿、更加理性來訴諸公領域討論？

　　關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困境，其實在第三種知識份子—「新興知識份子」也是雷同的；「新興知識份子」我認為是目前社會輿論的大宗，他們多半不是出現在報章雜誌上，而是出現於網際網路。他們當然算是「公共知識份子」的一環，不過他們有其他比較特殊的地方：

　　其一，他們的產出是大量的，因為網路的便利，利用部落格與論壇平台從事的各種輿論思考，都是「互動」狀態下的產物，而互動的一來一往，造就了大量的輿論額，這與一般電視或報紙單向傳輸是不同的。這有個優點，那就是思考可以進一步討論，比較不會造成誤解，甚至也可以順帶反應給原作者不一樣的意見。但因為大量的關係，這樣的輿論意見在相同媒介中就容易被沖淡，這得靠討論者自己行銷才能讓能見度提高，所以新興知識份子的意見一般不容易被發掘。

　　其二，因為時間與習慣因素，這類知識份子多半可能都是學生（至少可以確定學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因為有了這樣的媒介，讓學生的思維能力有了訓練的機會（筆者本身也是這個環境下的產物），這比起只有報紙電視來說，網路的即時性更能吸引他們輿論的參與，就各方面來看，台灣未來應該會是比較樂觀的。

　　其三，雖然如此，但網路輿論空間還是有個極大的問題，那就是因為輿論不容易被發掘，在大多數的時候，這些輿論的發表僅限於小部分群眾之間的分享，在能見度不高的情況下，對這類知識份子來說無疑是一種阻力，很少人會願意發表沒有人看得見的言論，特別那又是對社會批判的言論。

　　其四，因為網路的即時性與公開性，讓各種言論得以彰顯，這將不限於報章雜誌般需要有好的論述能力或者長篇大論才可發聲，任何半長不短的意見、不理性的怒吼（有時候我們得想想，不理性也是一種意見，不見得一定就是沒價值的）、甚至是長到報紙不敢收的文章，都能在網路上發掘。這也許是更能貼近民意的，至少它會比報紙的「民意論壇」或「電視Call in」來得接近。

　　其五，如上所述，既然網路是一個什麼言論都容得下的空間，並且加上互動性，那意味著公共知識份子的培育在這個空間是可行的；一個有效的培育過程，應該來自於「親自參與」以及「引導過程的融入」，當有人提出半生不熟的觀點，也才有機會點出來做討論。

　　以上五點，是關於新興知識份子的特色與所處環境的簡單分析，我認為新興知識份子應該被重視，因為他們年輕不至於頑固（不會被奇怪的老舊思想或態強烈的意識形態侵蝕）、因為這樣的環境有教育沒做到的重要學習點（包含理性思維、社會批判能力、文字論述能力）、因為這樣的環境有極大的溝通便利性（互動的、即時的）。

　　他們唯一的困境，在於沒辦法有效地發聲、無法被重視，但要所有人都能有效發聲讓非常多的人聽見，邏輯上又不是很可能，這可能需要一種特別的環境機制才辦得到。再者，要從事大量的知識份子培育也是件困難的事（我在網路上所成立的裏想箱團隊，目標就是從事這類工作），空間環境有了，但是方法與量的方面無法有效掌控。這都有賴輿論界的各位一同思考，如果期望社會有更多知識份子，光是呼籲可能是不夠的，我們更該著手去做，而網路上的第三種知識份子，就是一個開發不足的理想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