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什麼資格批評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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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龍
[史海鉤沉]
李熬北大演講，說：“我們有什麼資格批評北洋？”讓不少國人雲裡霧裡，難明其話深意。
    這話往淺了聽，是說今天你我立足這塊北大的地方，卻也是北洋時期建起的呢，百年北大，最輝煌的卻還是北洋時蔡元培任校長那段兼容並包的時期呢，百年往復，言論自由遑比當年？究得深了，涉及近現代史歷史的更多真面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特別是經歷了幾十年不斷的政治運動洗腦後的大陸同胞。
    所謂北洋，指的是以晚清發跡於湘軍、而後獨成淮軍系統而就北洋大臣李鴻章掌管的海陸軍體系，後稱北洋，這基本上已經是晚清時中國國家軍隊的半壁“江山”了。所以說真正的北洋軍人，是親身親歷了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列強欺侮的相關歷程，他們關於國家危亡民族大義的認識，是在飽嘗屈辱後，再經過血與火親身體驗過的。
    其後更是以中日甲午海戰為開端到八國聯軍（有日本）進京，再到後來日本一步步侵占中國，從而下了中日國家與民族間的世仇。可以說，北洋軍人個個都是耳濡目染過日本對華的侵略，渾身上下都張掖了對日的情仇，所以這個集團是後來歷世軍事政治集團裡民族氣節最高、高級漢奸出得最少的軍政集團。
    從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華起，日本學習中國“以夷制夷”政策，變通采取“以華制華”策略，北洋軍閥的頭面人物，因此成了他們首要爭取的對像。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歷史名聲都不大好的“粗魯中國軍人”，多半讓日本人碰了個灰頭土臉。
   
    一世梟雄的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
    李鴻章身後北洋的頭面人物是袁世凱。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早年的袁世凱曾是一個真正的抗日英雄，他1882年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朝鮮，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縱的叛亂。之後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鮮監國的12年中，曾經練新軍以抗日本軍力進入，並果斷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縱的朝鮮叛亂，維護了國家主權與政治利益。這為袁贏得了知兵的美譽，以至於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為：朝鮮局勢非袁不能穩定，袁是當時中國抗日最前線的鎮國柱石。
    袁身後的歷史罪狀主要被定性在“出賣維新”、“21條”和“復辟帝制”上。無論出於什麼目的，比如仿英國虛君共和或仿日本實君共和，復辟帝制都視為“逆歷史潮流的反動”，這也是革命黨人激烈攻擊甚至發動討袁運動和他的勢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退一步想，中國從舊中國封建幾千年，一步跨進現代社會是不是過激了？後來歷史驗證的效果好嗎？袁世凱當然摻雜了私心的君主立憲（洪憲帝制）漸進式社會變革，是否一定就比激烈的流血革命差？
    袁“出賣維新”一說，史學界一直有爭論存疑；簽訂“21條”，屬弱國無外交的無奈之舉，也有今人解讀“21條”，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曲盡心力維護了不少國家主權。當時沒有辦法的“袁北洋”，只得偷偷讓副手趙秉鈞化裝進入西洋使館，將日本脅迫中國簽訂“21條”詳細內容公告天下，使得列強為各自在華利益插手干預，更激起國際國內輿論大嘩，從而為中國爭回了不少國家利益。後在死前編書志恥，時刻不忘國仇。
    而同時期的“國父”孫中山，卻在為得日本資助謀國執政，甚至私下與日本簽訂了比“21條”更喪權辱國的“孫氏21條”，出賣東三省利益，種下了日後“九*一八”東北淪陷而國府不敢公開應戰的惡因。
   
    做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北洋之後閑居家中。
    “七*七事變”後，漢奸王克敏以師生之誼前來拜會，他是受日本人授意來拖徐世昌下水的。徐當然清楚他的來意，表示“我沒有這樣的門生”，閉門不見。後來漢奸曹汝霖也來充當說客，稱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可退兵，徐以老朽婉辭。曹告辭後徐對門房說:“以後曹若再來，就說我不在家。”
    1938年日軍師團長板垣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約徐世昌定期會面。徐托病不見。日方不死心，派徐的兩個門生來游說。一個姓金的學生勸老師“不要失掉千載難逢的機會”，徐以年老多病推辭，後煩了斥曰:“你太渾。”不想金反唇相譏說:“老師才渾啦。”徐見學生出言不遜，潸然淚下說:“不想到我這個年紀，又碰到這樣一場。”拂袖上樓。

  段祺瑞曾資助一個8歲棋童東渡日本，造就了日後中日圍棋神話的大師吳清源。
  段祺瑞因衛隊抗擊衝擊官邸也不無過激行為的學生運動（蘇俄暗中操控，實為顛覆中國現政權的陰謀）開槍，釀成（實為中了奸計陰謀。據說當時挑頭鬧事的人持有武器）“三*一八”慘案，而被舉國聲討（學生的血成了一種另類政治鬥爭的武器，也是籌劃它的人最終的目的。所以我說劉和珍君們啊，你們單純而青春的熱血實在是白流了），雖長此吃齋懺悔而不能獲得國人原諒。但他的行為實比後來的那些個屠夫強過百倍。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方將他列入“合作者”名冊，巴望曾任中國頭面人物的段執政出面組織華北的偽政權。為了不讓一位有影響的前國家領導人為敵寇所挾，蔣介石親筆寫信，懇請“芝泉老”南下。
    當69歲的段祺瑞抵達南京浦口時，當時在京的少將以上軍人集體過江迎接，蔣介石本人也親臨碼頭恭候。段即時對記者發表了對時局的講話:“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御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段從南京移居上海，有記者登門采訪，他鏗鏘作答:“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雲:‘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曹錕在北洋的歷史上，是除了袁世凱外名聲最不好的一位，1922年6月和部下吳佩孚一起趕走了皖系的總統徐世昌。次年再上演“趕走黎元洪逼宮奪印”、“1350萬元賄選總統”的惡名。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偽政權的首領，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出來給日本人辦事。
    日本人碰壁後，派時任偽“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的齊燮元前來，曹錕夫婦讓家人把他關在門外。接著河北省省長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來訪，曹錕一見，臉色大變，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家的門！”高凌蔚只得由幾個侍從架著溜走。
   
   吳佩孚登上了1924年9月8日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他是舊式中國軍人的道德諧模，也是首位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中國人。
    另一個北洋人物吳佩孚，因“二·七慘案”中殺了共產黨人施洋、林祥謙，從此在1949年後執政的“官方歷史”中，被塗抹得“臭名昭著”，教科書對他一概否定之，斥為“反動軍閥”。
    但就是這樣一個“反動軍閥”，據前蘇聯解密的國家檔案證實，蘇聯在決定幫助孫中山和國共兩黨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學測繪的軍校畢業生吳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個完全受他們控制的中國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視俄人，“二七慘案”的發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與路線上分道揚鑣的表示。後來北洋政府查抄蘇聯使館，抓捕李大釗等人，起獲了蘇俄龐大的扶植親蘇意識形態勢力、顛覆中國現政權建立儡政權的密件計劃，並公諸於眾，一時輿論大嘩。
    吳身上這種民族獨立不願受外人控制的反抗，後來在毛澤東身上也出現過，毛所列的政治團體早期受惠於蘇俄，但毛卻在其權力生涯中屢受其害，最終他積蓄的不滿和他領導的團體不甘於成為一個傀儡的民族情緒一同爆發，並最終導致中蘇關系全面惡化，再因為爭奪世界共運領袖地位至局部開戰。
    1938年侵華日軍席卷了華北、華中、華南，日本人看好了兩個和當時的抗日領袖蔣介石不對勁的人，一個是中國當朝的二號人物汪精衛，另一個便是曾統兵百萬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偽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吳合作”。最終汪精衛落水，並從重慶逃到了河內通電與重慶政府決裂，後來在南京成立汪偽政權，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吳佩孚卻冷對說客盈門，開出的出山條件是：請日本撤出包括東北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
    日本派出的第一位說客是大伯通貞，他受命進入北平，邀見吳佩孚，請吳出山擔負“興亞”大任。吳佩孚沒有答應。隨後日方又派更厲害的號稱“東方勞倫斯”的中國通、日本著名特務頭子土肥原，決心要把吳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三次登門拉攏吳佩孚，都被吳佩孚用巧妙的語言擋開了。
    在與日本人虛與委蛇中，他也曾令舊部於河南開封一帶集結，甚至還派人在山東境內招兵，改編成所謂的“皇協軍”，只是後來該部“全部潛逃”，“成建制回歸重慶軍”（日本人語）。
    恨怒交加的日寇終於下手了，借主動幫他治療小小牙痛之機，讓他充滿疑竇地喪命在“治療”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們這才明白了吳氏救國愛國的初衷。國民政府追贈吳佩孚為一級上將，當時的報紙更譽吳為“中國軍人的典範”。
   
    在東北，日本人謀算最早的，莫過於東北王張作霖。
    據說張作霖某次出席日本人的酒會，一位日本名流請出身綠林、識字有限，在北洋也當過幾天兵的張大帥賜字，張提筆寫了個大大的“虎”字，然後題“張作霖手黑”，據說隨從偷偷湊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應該是‘手墨’吧，不是手黑，‘墨’字下面少寫了個‘土’字。”張作霖借機開罵:“媽了個巴子的！老子不知道‘墨’字怎寫麼？這叫‘寸土不讓’！日本人成天想占我東北，對他們手不黑點行嗎？”
    大帥府的電報處處長周大文曾撰文透露:1928年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其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裡大聲嚷著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我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賊，叫後輩兒孫也都跟著挨罵，那辦不到。”
    面對這樣一個又臭又硬偏偏民族大義認真得很的胡子大帥，日本人最後不得不在皇姑屯埋設炸藥炸死了他……他的糊塗透頂的膿包兒子張學良，身上總算殘存著點北洋軍人的血性，火並了東北軍親日派後，迅速宣布東北易幟，加入國民政府，維護了國家統一。
    比起後來得國後以“敵我日”三國論並感謝日本侵略、以及謀國時與日寇勾三搭四的那些兩黨的黨魁們，一代代有血性的中國北洋舊式軍人，用行動向國人和歷史交上的是更完滿的答卷，北洋時期，那是中國百年惟一有過短暫共和憲政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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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自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臨時大總統的印把子，到蔣介石領著國民革命軍打到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十幾年被稱為北洋軍閥時代。北洋軍閥以及這個軍閥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被妖魔化了，否則由五四運動所開啟的新一輪改朝換代就無法成立。
但，事實絕非如此。現在，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那個時代吧。

一、軍閥是愛國的，從未認賊做父並“一面倒”向外寇

袁世凱被官史罵為頭號“賣國賊”，主要罪狀是簽了“21條”，但這個說法本身就成問題。“21條”是日本拋出的，袁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竭力推拖，並積極鼓動國際社會進行調停。袁在第一時間就把消息捅給英、美等國駐華使館，同時還不顧日人的威脅和阻撓，故意把消息“泄露”給中國記者。在中國社會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動。在談判桌上，袁世凱也當仁不讓，對原則性的“第五號”條款堅持不答應，對其他條款也竭力**，不惜數次中斷會議。由於西方各國袖手旁觀，在日本“最後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為要挾下，袁世凱最後不得以簽訂了條約，但實際內容已遠遠不足21條。事實上，袁世凱不僅不是親日派，而是與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戰爭前，就是他在朝鮮跟日本人打了兩仗，而且都沒吃虧，還占了上風。“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痛哭失聲，讓全體官員和國民臥薪嘗膽，誓與日本“十年後見”。有趣的是，梁啟超、蔡鍔等發動倒袁的“護國運動”，卻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他們為什麼反對中國也實驗君主立憲，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凱臨終時，說的那句自己一死實“為日本去一大敵”，令人深思。看來，正因為袁世凱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決定倒袁。

直系大將吳佩孚也非常愛國。他對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戰爭前他通電痛罵段祺瑞：佩孚等束發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吳兵敗後，依附四川楊森。日人找到他，承諾貸款百萬，贈槍十萬支，幫他東山再起。吳卻回答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人的事應該由中國自己解決，盛意所不敢承。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曾到北京怒責張學良：“為何不打？”張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官方史者將吳定為“英美派”，其實吳平生抱“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托庇外人”，至死不變。即沒當過親英美派，更沒一面倒向日本或蘇聯。

直系干將，俺們天津人曹錕，盡管總統是以賄成，但他在愛國問題上卻從不含糊。1937年華北淪陷後，日本土肥原賢二想拉攏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錕堅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會給小鬼子做事！當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他興高采烈，連說：俺就不信，中國還打不過小日本！但隨著戰事不利，曹錕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節節敗退。日本大使趁機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並承諾可以幫助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一聽，氣炸了肺，當即將手中的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罵：我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說完即趕走日本大使。隨即張遇害。臨死前，張對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以國家為重，好好干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說的是北派軍閥，其實大多數南派軍閥也很愛國。陳炯明被廣州國民政府打敗後，蟄居香港，廉潔自持，不蓄私財，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卻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贈他8萬元支票，他則在支票上打叉退還。1933年，他在貧病中死於香港。

三、軍閥是愛民的，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

先說大的。北洋軍閥無不遵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方向，鼓勵、扶植、獎掖和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迅猛發展，出現了少有的黃金時代。
再說小的，各路軍閥無不知愛民。1926年，北京爆發了鎮壓**群眾的三·一八慘案，命令並不是執政段祺瑞下的。當他驚聞噩耗，立即趕到現場長跪不起，並做出“終身食素”的決定作為對自己的懲罰。後來他一生果然信守這一諾言。1936年夏天，他因貪吃西瓜導致腹瀉，從此病痛不斷。醫生建議他開葷以增強體質，他卻說：人可死，葷絕不可開！於是不治而死。

孫傳芳雖然被國民政府罵為“殘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卻一片升平。他裁減賦稅，善待農人，頗得時人愛戴。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鄉紳主動進言，希望增加賦稅以助軍費，但他堅決不許。因此在他失敗後，江浙老百姓無不感傷。
再說吳佩孚。他做官幾十年，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卻沒有絲毫私人積蓄，更沒有治過田產，一貧如洗。對此，連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贊嘆不已。

在民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中，最高的高人其實當推閻錫山。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後在袁世凱、國民黨、中共、日本、偽軍的聯合夾擊下，在山西整整穩坐了38年，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錯，人民擁戴，無人可以厚著臉皮輕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於在抗戰勝利後，他的余脈傅作義部還把勢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閻錫山的領導下，山西之治甲中國，三十年代曾被評為全國模範省，在全國的注冊商標中，半數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陳炯明雖然被國民黨視為叛徒，但他其實有著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操守，他阻撓孫中山北伐並不是胡鬧。他曾信仰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希望中國走聯邦制的路子，認為“萬國聯邦”是進入“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須經過的第一步。當年，年輕的毛澤東對此也曾非常推崇，也曾主張聯省自治，各省有自己的憲法。可惜，這種聲音早已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了。

三、軍閥是老實的，普遍奉公守法

曹錕做過大總統，但是通過行賄得來的。在1923年那次選舉中，一共有480名議員事先收了他的賄賂，大致每人5000元，這些議員後來被稱作“豬玀議員”。後來消息曝光，舉國嘩然，曹錕及其直系由盛轉衰。但正如曹錕的部下王坦所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曹錕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采取報復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而那些拿著槍杆子去奪政權的人，僅僅因為嘴裡高唱“革命”，就比賄選更能代表正義嗎？俺為天津有曹錕這樣的實誠漢子感到驕傲！

四、軍閥是有文化的，都尊師重教

先說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軍閥時代最大的驕傲。校長蔡元培，本是軍閥們的死敵，是國民黨人，但軍閥們還是把他請來了。在軍閥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搖大擺地施行“兼容並包”的方針，而那時的北洋軍閥手裡卻沒有什麼真理，嘴裡也沒有什麼統一的意識形態。而現在的北大呢？哈哈！別提了！那只是一個笑話！只出了一群張頤武和範跑跑。

說起尊師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軍閥劉文輝了。1935年，40歲的劉文輝被大自己6歲的侄子劉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1939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西康省主席。在這樣一個荒蠻之地，在那樣一個有槍就是王的年代，劉文輝卻十分重視教育，把非常緊張的經費向教育傾斜。在一次演講中，他語重心長地對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說：“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為了表示對劉文輝的響應，當時的巴安縣縣長趙國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務，親自到當地小學代課教書，當起了國語老師。他的行動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省，重視教育早已成為自上而下、實實在在的行動。後來，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著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記者還來到了義敦縣，看到一座用石頭砌起來的低矮平房，破敗不堪，由於年久失修，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不得不用樹樁支撐起來。一看牌子才知道，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義敦縣政府。然而，從縣長平和的臉上絲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滿。好奇的孫明經問縣長：“為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在劉文輝的治理下，荒蠻的西康由邊地變為腹地。這就是軍閥時代的教育。

吳佩孚是有文化的，吳對周易等古代經典頗有研究，也寫了不少專著，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時稱“儒帥”並不是溢美之詞。吳與康有為、章太炎都交好，並說這兩位高人死後，中國不再有文學之士了。他們倆弟子雖眾，但都沒有可以繼承事業的了。有人問章太炎的弟子魯迅怎麼樣，吳佩孚沉默半晌才說：“他是誰？沒聽說過。民國以來的書，俺是不讀的。”不過後來到是有人對魯迅推崇備至，而卻說康有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嗎？周輿博客卻認為，康聖人寫出了《大同書》卻秘不示人，比那個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幾千萬倍！

馮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愛學習，也非常敬重文化人。軍閥張敬堯在湖南惹了不少禍，後被湘人趕走，舊主不收，只好去投奔馮玉祥。馮玉祥叫人將他拿下，厲數其罪，然後拿出《新舊約》和《三民主義》兩部巨著說：聽說您有學問，我也不好加害於你。這樣吧，你要是能夠熟讀兩部書，俺也不難為你，便放你走。兩個月後，馮玉祥前來“考試”，老張還真不含糊，當場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馮玉祥一看，說聲服了，立馬放人。
曹錕也是個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專家。他做大總統時，其親信想讓自己的人做駐英公使，於是對外交部長顧維鈞施壓。曹錕聞信後就把自己的親信叫來痛斥：“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顧維鈞在回憶錄裡由衷地寫道：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

這就是傳說中“萬惡的”北洋軍閥時代，但每每看到那些軍閥的事跡，卻總會湧起莫名的感動。
總之，那是一個多元的時代，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那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時代，那是一個百廢俱興的時代，那是一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代，那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那是一個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時代，那是一個說真話的時代，那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時代，那是一個可愛的時代，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那是一個中華即將獲得振興的時代。
只可惜，一些人利用了軍閥時代所給予的自由和空間，托庇外人，為一己之私，使中華民族重新陷入水火之中！嗚呼，歷史就是這麼不可思議！

[ 本文章最後由 tsai68 於 08-12-31 13:38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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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唐代初年，大政治家魏征曾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而愛善憎惡，則人之常情。但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便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即“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很顯然，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倘若用之臧否人物或評判事物，是很難做到客觀公正准確無誤的。為了糾正這種思維方式的片面性，魏征則有針對性地提出：“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切莫“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二》
　　筆者重溫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片斷，對魏征所論頗以為然。眾所周知，在大陸中學語文課本裡，收有魯迅先生的一篇《記念劉和珍君》的著名悼文，幾代中國人都是學過的。文中有言：“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難者之列。”講的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1926年3月18日，數千名學生在段琪瑞執政府門前示威情願，執政府的衛隊居然在慌亂中開槍，當場打死47人，傷200多人，遂釀成“三一八慘案”。
　　魯迅把“三一八”這一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就在由段琪瑞執政府導演的這“最黑暗的一天”裡，段琪瑞人性未泯，竟然閃出一道鮮為人知的亮光。據說，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琪瑞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當時的國會立刻通過了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還有國務院的“閣員總辭職”，有段琪瑞頒布的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而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琪瑞執政府也沒敢加以阻攔。而“　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詳見《“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  
　　今天重溫當年魏征所提倡的“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的思想方法和現代史“三一八慘案”的片斷頗有現實意義。不知當年段琪瑞人性中閃出的這道亮光，能否驅走積存於曾幾何時殘酷虐殺林昭、張志新和李九蓮等思想者而今仍心安理得苟活在人世的那些劊子手們心裡的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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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矛盾的問題

　　從一九一二年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形式上統一中國，這十幾年的時間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亦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此期間，當政者頻繁更替，“城頭變幻大王旗”，但軍閥統治的本質未曾改變。因此，在人們長期的印像中，這一時期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特別是政治方面，腐敗、專制、獨裁幾乎是這一階段的代名詞。

　　然而，還有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近代許多偉大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思想解放運動）也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壯大，等等。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發生了那麼多活躍的社會運動，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答案在於，北京政府時期，在種種因素作用下，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為上述那些歷史事件的發生提供了條件。


　　 二、北洋軍閥時期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

　　民國北京政府在它存續的十幾年中，被動地逐漸形成了一些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雖然很不完善，但是對當政者的權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人民權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權分立制度，權力受到制約。北京政府時期的憲法，除《中華民國約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以這一時期產生法律效力時間最長的《臨時約法》為例，臨時大總統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臨時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決議”，“臨時大總統任免文武官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公使得參議院同意”。其他諸如宣戰、締約、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權力均受到參議院的嚴格限制。臨時大總統必須遵守法律，忠於職守，否則，將受參議院彈劾，並由“最高法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天壇憲法》中，對總統的權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眾議院須經參議院同意”，在肯定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的同時，又在事實上“合法”的剝奪總統的這項權力。這樣，從《臨時約法》發展到《天壇憲法》，以立法的形式確立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在法律條文上逐漸完善。

　　三權分立政權機構是民主共和國的標志，在三權分立的政權機構下，政府的權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對段祺瑞內閣的專權，國會內進步黨和國民黨擯除黨見，聯合起來，維護權力制衡的原則，對段祺瑞的權力形成有力牽制，這一點，在對德國宣戰問題上集中表現出來。一九一七年五月，段祺瑞提出參戰案，國會拒絕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斷對國會施加壓力，結果適得其反，國會於五月十九日作出決定，先改組內閣，暫緩討論參戰問題。這就表明國會對內閣的不信任態度。總統黎元洪在國會的強烈要求下，於五月二十三日解除段祺瑞的職務，從而引起政府危機，使段祺瑞的參戰計劃嚴重受挫。我們可以看出，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不是“橡皮圖章”、“表決機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監督政府、制約權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北京政府時期的憲法或相當於憲法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與《中華民國約法》都賦予人民空前的權利和自由。即使體現袁世凱獨裁集權的“新約法”也有保障人權和自由的規定，如“中華民國人民，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為平等”。“新約法”第五條到第十條詳細地規定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如身體、家宅、財產、著作、集會、結社和信教等。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範圍內獲得了空前的權利和自由。該時期的憲法已從立法角度確定個人權利並提供保障，並包含平等原則和保障權利觀等內容。法律上對人民權利的保護並沒有在實踐中全部落實，但是，即使是這種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歷史時期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三)司法獨立體制得以建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約法》和《天壇憲法》都明文規定了獨立、公開審判的司法原則。如“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法官獨立審判，無論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以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特別是最後這一條對法官自身權益的保護，更保證了司法的公正和獨立。一九二Ｏ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對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補充規定：法官不得列名黨籍。“無論何種結合，凡具有政黨性質”，法官“蓋不得列名，其以列名黨籍者，即行宣告脫離”。這一點最具現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審判不會因一黨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獨立的原則不僅寫在憲法中，而且，在實踐中也有所體現。二十年代圍繞“金佛朗案”的爭執，能夠看出當時中國政治中司法獨立的特征。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直系政府曾做出決定，按照法國的要求解決“金佛朗案”，但為國會所否決。同年十二月，曹錕基於“執政在野，亦反對甚力”而再次拒絕各國的要求。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段祺瑞的國務會議決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國在對法賠款中蒙受損失。這件事情導致司法機關的介入，京師地方檢察廳派檢察官翁敬棠調查此事。十月二日，翁敬棠寫出八千字報告，確認“金佛朗案”使中國損失八千多萬，認為外交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李思浩已觸犯刑律第一Ｏ八條，構成外患罪，應處“無期徒刑”，建議“飭令主辦公員依法先行羈押，俾不致逍遙法外”。十月十二日翁敬棠又檢舉前司法總長章士釗為“金佛朗案”從犯。翁敬棠以一個地方檢察官的身份偵察此案，搜集證據，偵察活動歷時六個月，整個過程依法進行，當時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這樣的調查，與當今美國對克林頓“萊溫斯基事件”以及英國法官對布萊爾政府“凱利事件”的獨立司法調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卻發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國，這說明，北洋軍閥時期的司法獨立並非全是虛偽的。

　　(四)言論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輿論環境相對寬松。舊中國的政治歷來基本上是由少數上層統治者操作，嚴禁民眾議政。北洋軍閥時期，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東方雜志》、《民國時報》、《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報刊先後創刊，人們利用輿論陣地對政府作合法監督。早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北京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眾就通電袁世凱、趙秉鈞：“宋案鐵證涉及二公，望總統攜總理即日辭職，受法庭之審判。”這在當時震動很大。巴黎和會期間，國內輿論的活動表明現代輿論開始成熟。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民國時報》披露，中國作為戰勝國，按國際慣例，有權向和會提出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及秘密協定，但卻遭到了日本政府蠻橫干涉。消息傳出，引起中國民眾的不滿，北洋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下，沒有向日本做出讓步。《民國時報》在《本社專電》、《特約》等專欄上披露和會的發展情況，在巴黎的梁啟超也利用《晨報》為輿論工具，不斷報道有關山東交涉的種種最新動態，利用輿論來影響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外交。中國政府最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與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有很大的關系。五四運動之所以爆發，輿論方面起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此外，如果當時沒有允許民間辦報、言論相對寬松這樣的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也是很難開展起來的。


三、北洋軍閥時期政治民主發展的原因

　　北洋軍閥政府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上述進步與發展，其原因當然不是軍閥統治階層出於對民主政治的向往而主動推動的，相反，動因主要來自統治階層以外的力量。

　　(一)辛亥革命使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根本

　　原因。辛亥革命雖然夭折了，但是它已經構築了一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框架，並在多方面進行了實踐。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定的三權分立政體，再到南京臨時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方面頒布的一系列法令，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民主政治理念、原則和制度。辛亥革命的果實雖被竊取，但畢竟國號未曾改變，每一派軍閥控制中央政府後，為證明自己的合法地位，都不得不在形式上保留三權分立的政權機構以及其他許多制度，這就使革命派或其他派別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國會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反對政府的某些方針政策，使政府無法獨斷專行，為民主政治提供了條件。此外，辛亥革命的政權雖被軍閥竊取，但這場革命給民眾帶來的民主共和觀念卻沒有被竊取，實際上也無法竊取。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社會，民眾頭腦中幾乎沒有任何民主觀念(有的只是“為民做主”的企盼)，而辛亥革命則相當於進行了一次“洗腦”，從此，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廣大民眾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恢復封建專制制度（袁世凱的下場就是說明），這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思想條件。

　　(二)軍閥割據的“亂世”狀態為民主政治提供了發展的空間。歷史上，凡是動蕩、混亂的時期，政治環境往往寬松，思想言論趨於活躍，如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這是因為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各種力量比較均衡，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進行嚴密的專制統治，於是就留出了一定民主的空間。北洋軍閥時期，政權雖一直由北洋各軍閥把持，但軍閥內部又分為直系、皖系、奉系等各派，各派之間存在諸多利益衝突，他們相互競爭，實力又相對均衡，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一方面，沒有任何一派擁有壓倒性優勢足以實行嚴密的專制統治，而是都被其他各派所制衡；另一方面，各派也都願意利用議會、報刊等作為自己參與政權、宣傳觀點、籠絡人心的手段，於是，民主政治相對得以發展。

　　(三)革命黨人的不懈鬥爭，是民主政治發展的主觀條件。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革命黨人並未放棄鬥爭。在北洋軍閥時期，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先後發動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等多次鬥爭，反對軍閥的專制與獨裁，要求維護共和制度，維護國會，維護《臨時約法》。面對這樣強大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在許多方面繼續維持和發展辛亥革命帶來的民主政治。

　　(四)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民主政治的經濟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激發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近代工業的熱情。在北洋軍閥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較大發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工業更是迎來了短暫的春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民族工業的更快發展需要一個民主、自由、寬松的政治環境，而且，經過辛亥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因此，他們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北洋軍閥雖然主要依仗軍事實力把持政權，但其統治的穩固也離不開日益壯大的民族實業家階層的支持，因此，北洋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族資本家的這種民主訴求，發展資產階級民主政治。


四、對當今的啟示

　　北洋時期的民主政治實踐對當今至少有以下兩點啟示：

　　第一，在整個北洋政府時期，沒有哪一派軍閥真的想賦予人民權利，他們制定的那些法律也沒有哪一部真的是為保護人民的自由，然而，那時的現實卻是，人民的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和自由，原因何在？就在於權力的制衡。正如上文所提到，當時政府的權力受到議會和司法機構的制約，便不能再為所欲為。制度永遠比人重要，我們看到，即使是封建軍閥那樣的統治者當政，只要存在哪怕是很不完善的一些權力制約機制，那麼，當政者濫用權力都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對於今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說，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無疑是最關鍵的一環。

　　第二，辛亥革命前後，民間辦報之風興起，到北洋政府時期，全國已是報刊林立，那時，言論環境比較寬松，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批評政府的文章司空見慣，以言獲罪的情況比較少見。因此，雖然當政者依然昏庸，但人們利用法律賦予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利用現代輿論對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施加影響，使政府不可能一意孤行。對於我們今天來說，改善我們的新聞工作，一方面有利於反腐敗和民主政治建設，另一方面，這種改善本身也是民主政治的體現。

　　回顧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北洋政府時期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確是一個亮點——二十世紀前十年，中國還處於清朝封建專制統治之下，而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後，又長期以“剿共”的借口壓制輿論、維護個人獨裁；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探索又發生嚴重曲折，以致最終發生“文革”那樣的大倒退，直到世紀之末，才通過改革開放逐漸走出迷途。不得不說，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發展史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中國人的一次民主政治試驗。


摘自《炎黃春秋》二ＯＯ五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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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確曾有這樣一位先鋒人物，自打他一出場，每每坐在仕途的要津。他不愛讀書，卻通曉現代軍事和科技。他興辦了眾多實業。我國近代的先進技術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打上了他鮮明的印記；他通曉現代軍事，是我國現代化軍隊的始祖。他不好紙上談兵，無師自通，能親自領兵打仗，百戰百勝。他還是一個成功的外交官，為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立下了汗馬功勞。正是因為他的超凡的能力，也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尊重和支持；他戮力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行，為中國的改革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
　　
　　 現在，我敍述他的光輝事蹟，為留懸念計，先隱其名及其一些歷史細節，然後慢慢道來。。。
　　
　　
　　一、力倡政治改革
　　
　　在我大清時期，他一直就是一個改革發展的力倡者和身體力行者。1895年7月，他結識康有為、梁啟超，代康有為給當時的重臣榮祿遞送了一封《萬言書》，而榮祿卻緊辭不受。同年8月底，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創立愛國團體強學會，他積極參與，並捐款五百金，還積極發動別人捐款。為建立報館、圖書館做準備，與康有為積極籌畫開設書局。
　　
　　德國侵佔膠州灣事件之後，1897年12月末，他上書支持變法的翁同龢，力陳今日時局危險之極，必須實行變法。而變法最要者在於抓好我國的人事制度、財政和練兵三大變革。而翁卻以為他流於空洞，對他不予理會。他則一再陳詞。倡以現代西方的練兵之法，建立一支現代化的人民武裝。而對反對改革的愛國憤青和極左份子，他則提出採用以厚祿養之，高級別待遇以榮之的辦法。他說，世界各國之所以強大，無非在於政治的清明，經濟強盛、軍事強大而已，如果我們還是用舊人，採取極左政策，必然會事與願違。以此望治，不過是南轅北轍，必然只有失敗了！他專門找來《瓜分中國畫報》給翁同龢看，激言變革圖存的道理。
　　
　　
　　二、置身累卵卻保一方平安
　　
　　
　　 1900年1月，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賴極左憤青義和拳的所謂愛國熱情，發佈命令，承認義和拳為合法的群眾團體，義和拳因此改名為義和團。和現在一樣，這些義和團一經政府鼓動，因此極為活躍。其中以山東和北京地區為最盛。
　　
　　在此之時，作為一個維新派官員，在各國的支持下，我國政府派他擔當山東省長兼省委書記。這時的義和團，已不僅僅象我們現在只是搞搞遊行，撕撕廣告，罷罷洋貨和喊喊加油了，而是發展成了暴動。他們知道洋槍厲害，因此就有針對性地“長自己志氣，滅洋人威風”，自欺欺人地把我們的國粹拿出來，宣揚請神附體，刀槍不入的神話來鼓舞士氣。他們燒教堂，殺洋醫和傳教士，還將我國信教的教民斥為漢奸，嚴刑拷打，一家一家地進行滅絕性屠殺。
　　
　　面對這些愚昧的“愛國者”，他極清醒地認識到，說義和團毫無本事，絕對不能指望他們來消滅洋人。而且，即使他們真能消滅洋人，也不可靠。他說，假如他們真的所向披靡，連國家都打不贏的洋人都給他們打敗了，那麼國家又用什麼來制約他們呢？他還說，山東的膠州灣、威海有德軍和英國駐守，弄不好，他們這一鬧，不正好給了外國人以進剿的口實，這樣必將引起全省的震動！
　　
　　 1899年12月，山東發生了一起教案。一英國傳教士被極左份子殺害。此案一出，英國駐中國公使立即向我國當時的國務院發出照會，聲稱必須使傳教士得到有效的保護，並指令駐上海副領事和兩名傳教士到濟南出席審判。結果，此案在他的主持下，判處了義和團兩名殺人兇手死刑，一名終身監禁，兩名有期徒刑，賠償教堂白銀 九千兩 ，並替這位傳教士樹立紀念碑，這樣還不行，他還將發案地肥城縣令給撤職查辦。
　　
　　為避免這樣的暴力事件再次發生，他還派遣軍隊對所有教堂、教士嚴密保護，並要求教士集中居住，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報復。他還違背國家仇視洋教政策，把勒令教民退教，改為讓教民暫退教，以作保全。後來，還明確發出禁令：如果以仇教的名義，殺害平民百姓的，一律按土匪懲辦！最後，他還違抗中央命令，反復強調：“凡系匪徒，必須剿捕；凡系教堂，必須保護”！而且，還保證人民的宗教自由，命令說，教民不願退教的，一律不能強迫。
　　
　　 1900年“5。1” 勞動節，我國政府準備將義和團改為官辦團練，而他態度非常堅定——表示強烈反對！他上書說，這些拳匪每每聚眾遊行，大肆搶劫，不能說是保護身家；焚殺擄掠，抗拒官兵，不能說不是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能說是專仇洋教。因此，我們應該做的是嚴加預防，不能權宜遷就。
　　
　　 6月份，義和團大量串聯到北京地區，我國政府看到其勢力不可遏制，而且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因此更是宣佈其為“義民”。我國政府、包括國家領導核心慈禧太后都相繼接見他們，予以安撫。
　　
　　政府的鼓勵，使義和團的革命熱情更加高漲，最終釀成了殺死外國使節的大禍。終於6月10日，引起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奧等八國組成八國聯軍的攻擊。而前國家領導核心慈禧太后，頭腦發昏，於6月21日 ，宣佈向八國聯軍開戰。結果義和團卻不濟事，儘管我國軍民拼死奮戰，最終仍然是7月14日 ，天津被攻破。8月14 日，北京失陷，前國家領導核心慈禧太后和光緒倉皇出逃。
　　
　　 “國難興邦”，6月中旬，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參加到義和團的行列，英勇抗戰。這時，他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立即發出命令，將山東境內的傳教士轉移到濟南居住，或者暫移海口，以避鋒芒。後來，又限令官員限三天內，將在境傳教士護送到通商口岸，在其周密的佈置下，山東境內竟然沒有一個洋傳教士被害。他還對拳匪，嚴加進剿，使山東境內呈現出一派安定團結的局面。
　　
　　當12月八國聯軍在北京地區燒殺擄掠無惡不作，而一看到山東界碑和村鎮牆壁上書寫的“此山東境”幾個大字，八國聯軍就突然變得文明起來，掉頭而去，以致八國聯軍之禍亂北京、河北，而對山東竟然是秋毫無犯。因此，他的恩德廣披魯境，受到了山東官僚和人民的一致讚頌。
　　
　　
　　三、建立了我國第一支現代化人民軍隊
　　
　　 正是因為他的能力，他在山東省長兼省委書記任上只兩年時間，就成了北京地區省長兼省委書記。自戍戌變法失敗後，我國新政幾乎全出於其手。
　　
　　 他建立了一套現代化陸軍模式，為現代化人民軍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軍隊從此改天換地式地發生了根本轉變。
　　
　　 在他制定的章程中，嚴格了入伍新兵的選拔要求：年齡須20至25歲；力大平舉百斤以上；身高四盡八寸以上，每小時能走二十裏以外；報明三代人口、住址、和箕半數目；抽鴉片的、素不安分的、犯有刑事案件的、五官不全、體制軟弱和有眼病、暗疾的均不收。
　　
　　他還規定：青年必須由地方官公舉才能當兵。一是需要是當地人，有家屬，潰勇、遊民不得當兵；到軍營後，對官兵的銀餉，一律每六個月發給其家屬。並且規定，要優軍優屬，對軍人家屬，地方要進行保護，不能侵犯。家屬遇到官司，也一律按初中畢業（秀才）待遇予以優待。每名士兵准許免農業稅三十畝，以示體恤。一人當全兵，全家光榮。但是，士兵潛逃，則嚴密查拿；一個月仍無下落的，就追究家屬；地方官查緝不力的，則以撤職查辦。這個章程是他仿效外國的徵兵制度制訂的，使士兵不再帶有過去的雇傭兵性質，為我國現代兵役制的首創者。
　　
　　 他對我國現代化軍隊的貢獻還不止如此，他還對整個從中央到地方的軍事架構，進行了大幅的改革。使我們的人民軍隊成為了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雛形。
　　
　　 1902年6月他在保定創設了軍政司，作為治軍的領導機關。下轄兵備、參謀、教練三處。兵備處負責考功、執法、籌餉、醫務；參謀處專管謀略、調派、測繪；教練處專管學務、校兵等等。
　　
　　他還吸收外國的治軍經驗，創制了常備軍的營制、餉章。把軍隊分成常備兵、續備兵、後備兵三種。服現役的為常備兵，服兵役三年，拿全額津貼；三年後，光榮退伍，為續備兵，仍有津貼，平時在家各就其業，每年10月仍進行軍訓；三年後，則轉為後備兵，月餉為續備兵之半，每隔一年操練一次，四年期滿，退為平民停餉。遇到戰事，就可以徵調續備兵、後備兵入伍參戰。這種將軍隊區分為現役軍人和預備役軍人，在中國還是首次。
　　
　　他還對軍隊的結構進行了重大改革。稱軍隊為陸軍。將二鎮（師）編為一軍，每鎮步兵為二協（旅）馬兵為一標（團）跑隊一標（團），工程兵為一營，輜重隊為一營。營下為隊（連）隊下為排，排下為棚（班）。全鎮為12512人，一變我國舊軍隊為一支現代化軍隊。從此，他擔負起了我國全國的軍隊改造和訓練任務。為我國現代軍事人才的培養，對我國的軍事現代化，比百年來任何一個人的功績都要卓著！他還制訂了編練三十六個師的整軍計畫，所有工作於1905年全部完成。從此，建立了以前國家領導核心慈禧太后為領導的我國第一支成建制、多兵種的現代化陸軍。可以說，沒有他，我國軍隊到現在可能還會是使用長矛刀棍的中國特色部隊——他是我國現代化人民軍隊的鼻祖！
　　
　　他創辦了我國的早期軍校，並廣泛選拔人才出國留學。1902年3月，他從武衛右軍學堂中挑選五十多名，派赴日本陸軍學堂留學。同年6月建立了保定行營將弁學堂；1903年，興辦了陸軍小學堂和武備速成學堂；1905年還設立了軍醫、馬醫、經理、軍械四個學堂，培養專門人才。他還興辦了電訊學堂、憲兵學堂。 1906年，還在保定成立了軍官學堂，教授高等兵學。還成立了講武堂、學兵營各一所。
　　
　　 他還致力於我國的兵工產業建設。派人赴德國和日本學習武器製造，武器由此統一了口徑和規格，給訓練使用和修理補給提供了極大便利。還在軍隊配備了現代化的通訊設備無線電，服裝也由作了改換，為軍隊配備了軍醫、馬醫，改變了舊軍無醫的面貌。
　　
　　
　　四、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支員警隊伍和現代化消防隊
　　
　　 1902年，他還參照外國辦法，擬定章程，在保定創設了警務分局一所，分局五所，巡警達到了五百人。還創辦了巡警學堂，聘請洋人教員，編譯外國有關警務書籍，教授警務知道，令各局巡警學習。在巡警方面還增添了河巡、馬巡、暗巡和消防隊，在全省建立了員警網。他中國員警的首創者。
　　
　　五、勤勉務實整頓吏治
　　
　　 在他任北京地區省長兼省委書記時，我大清當時非常的腐敗，他就是從不准受賄做起：
　　
　　一是公費代受賄以養廉。當時有“陋規”，也就是“常例”，就是官員憑藉權力按時、按節、按事向所屬機關和人員索取的錢物。他對此非常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採用現在的雷厲風行的辦法，而是先作理解。他說，之所以有此陋規，最主要的是官員俸祿微薄，而辦公用度又浩繁，因此不得不取自於屬吏。他提出了一個辦法，就是令道府、州、縣各將每年應得的屬員規費據實以報，按其向來所得之多少，明定等級，酌給公費，任何人不可私相授受。倘再行攤派或有饋贈，就要嚴加治罪。 1904年，他又實行了津貼辦法，對一些窮本省34個窮州縣官員，實行每年補貼。
　　
　　 第二個是設立官吏考驗處。考察科目分為：閱歷；批判（文案）；律例（新舊法律、各國憲法）、行止（如是否沉穩、是否吸鴉片）、口才。這種幹部考察制度，事實上到現在我們才撿起來，相當於幹部考查。直到現在我們的幹部考察辦法還沒有這麼完善。
　　
　　 第三個是設立調查處。調查分為平時和臨時。主要是比較官吏政績、採訪輿論及各個案件是否涉及。
　　
　　第四個是開官智，培養新政人才。建立了法政學堂，專招候補人員學習，還附設了幕僚學堂，專供幕僚學習。法政學堂主要是講授法律，包括大清律例、大清會典、交涉約章、政治學、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國際公約、國際私法、刑訴法、民訴法、裁判所構成法、應用經濟、財政學、員警學、監獄學、統計學、中外通商史、日語、演習裁判。其課程設置，事實上比現在的我們的政法大學還要完備。
　　
　　 他還注重出國留學。將未赴任的州、縣實缺官員先赴日本遊歷三個月，參觀行政、司法、各官屬及學校、實業，回來後再赴任（2007年我們現在還採用過這種做法，不過，名之為“改革”，其實他早在百年前就這麼做了）。再就是委派“海歸”到新政部門工作。
　　
　　六、興辦實業
　　
　　 一是開辦銀元局、官銀號等金融事業。他實行率先實行幣制改革，鑄造銀元、銅元，以代替銅元代替製錢，以銀元代替銀兩。後來又開辦官辦銀號（後改為銀行），發行銀兩票、銀元票、銅錢票。開我國幣制改革之先河。
　　
　　二是辦工業興實用科技教育。他開辦了高等工業學堂，設化學、機器、化學製造、圖繪等科。還創辦了勸工陳列所、教育品製造所、實習工廠（工業學堂實習用）、勸業鐵工廠、種植園、官紙廠、勸業會場等等一批大型實業。還開辦了夜課補習所，開我國夜校之先河。為了使工業發展，他還派出工業學堂教員和工商業家到街頭演說、宣傳，還派人到處宣傳辦實業。對辦實業的人，還實行評比制，1905年就評了模範工廠27家，1906年模範工廠達到58家，對優勝者給以獎勵。還引入國外的“專利權”概念，對一些發明給予專利權。
　　
　　 談到京張鐵路，我們知道有個詹天佑。但詹天佑就是他委任的！這條鐵路是我國第一條由中國自籌資金、自行設計、獨立修建的鐵路。
　　
　　七、廢科舉興教育
　　
　　早在1903年，他就和張之洞聯名上書，言“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並提出了漸進式的過渡辦法。1905年，他又聯合各大員向中央遞交了《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痛陳：即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也需要數十年後，才可以培養出來！因此，奏請立即停止科舉，推廣學校。這次終於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立即下發檔，將所有鄉、會試和各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從此科舉制度得到廢除。
　　
　　科舉廢除後，他又投身大舉辦教育。為了便於強化管理，他組建了教育行政領導機構。1902年在省城設立了學校司（後改名為學務處），專門督辦全省教育，下設專門教育、普通教育、編譯三個處室。還下設了研究所，研究學校編制、教授方法；還通令各地成立勸學所、宣講處、閱報的、進行宣傳引導。他還為辦學籌辦經費。開辦師範學堂培養師資力量。到1906年，在北京地區，他就開辦的各級各類學堂諒有大學堂一所，高等學堂1所，醫學堂1所，高等工業學堂1所，高等農業學堂1所，初等農工業學堂及工藝總局附設藝徒學堂21所，優級師範學堂1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89所，中學堂27所，女學堂40所，吏胥學堂18 所。此外，還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1所。註冊入學人數達到了8萬6千人。連同武備、巡警等學堂，總數達到十萬人。到1907年，學生達到了 16萬4千人，位居全國第二。而北京地區的學務資產，則名列各省之冠。直到民國初年，北京地區的教育都是全國最好的，這主要有賴於此人之功。
　　
　　 這麼羅列下來，已經很不少了。但是，對於他的改革業績，可能還是括一漏萬。這個人就有這麼牛！
　　
　　 正因為他有如此改革業績。因此，當中華民國初立時，甚至連孫中山的革命黨內部的很多人都囑意於他，最終逼孫中山下臺，把臨時大總統之位，交予此人。這個人，就是做了83天國家領導核心夢的——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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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用中外觀察家們的話說，是一次後發性的、應激性的轉型。這一轉型有很多的比喻說明：鐵屋中的吶喊、木乃伊複活、鳳凰涅等等，較准確的說法是，由于一個自足的文明傳統有了強大的參照和開放，因此其自足的全面滯後不言而喻，它必須自新自改革。這就是延續到今天的現代轉型歷史。

　　這個轉型的歷史，又是不斷認知和變易認知的歷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馬克思說對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因此，盡管有器物的拿來主義、建築的美式歐化、衣食住行的與時俱進，但從後來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中國近現代轉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實在如傳統文明一樣，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館供人參觀的價值。另一方面，盡管有失敗，有犧牲，那些仍超乎個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顯得愚忠的信徒們，都給了後人長久的感念。在轉型的歷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憐又最為悲壯詭怪的，莫過于軍人武夫們的人生。

　　在這200位左右佩戴勛章的將軍們中，吳佩孚大概是少數值得後人紀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啟後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樣的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儒將，在他之後，有蔣介石等現代性更強的軍人。

　　吳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國藩能夠“內聖外王”，又沒有李鴻章的條件，有一個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軍閥，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沒有曾國藩、大清王朝、孫中山那樣政統、道統意識強大的力量為依靠，他就只能如傳統的軍人關羽、岳飛那樣為主盡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亞父、更准確地說是以長子自居行權獨裁。雖然他只是馮國璋、曹錕派系下的一個師長，但這種行權使他很快脫穎而出，成為全國軍政界的新星。

　　吳佩孚的勢力引起國際矚目。他一度被公認為“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且博得了“愛國進步”之名。不僅英美列強對他“爭相結納”，吳可能是最早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的中國人之一；而且他也受到蘇聯的青睞，以為與中國建立新的關系有望，因為吳不惟抗日，且主張召開包括工人在內的國民大會。

　　但即使最有軍事才能的軍閥吳佩孚也避免不了為時代所棄的命運，他雖然仍多次跟其他軍閥分分合合，挂過若幹頭銜；也曾東山再起，報了馮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強弩之末。1926年秋，北伐戰爭開始，兩個月後北伐軍攻克武昌，吳佩孚的主力被殲，從此一蹶不振。他大勢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軍閥政客那樣，腰纏萬貫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尋求外國人保護，他也沒有多少錢，只有在國內輾轉流亡。

　　他在四川寫下一副名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進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文史專家陳登原曾有《雜書吳佩孚事》，記錄他打秋風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時局變遷也好，都不在他的關注內，他要的只是帶著部下活著，而且他自己要養尊處優地活著。為此他不斷地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後又不斷地被驅趕。

　　他的氣節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扶植溥儀搞偽滿洲國，他當即通電反對。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動漢奸搞華北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亂也。”加以拒絕。

　　1939年底，吳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領軍和漢奸政權重重祭奠了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連日軍侵華最高司令官也參加了公祭儀式，而華北淪陷區的各省市三日之內均下半旗志哀。

　　北洋政府時期數以百計的大小軍閥，大多數出身行伍，惟吳佩孚以“秀才”著稱。海外史家則稱他是“學者軍閥”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與價值觀的一位頗具口才的辯護士”。如前所說，他是承前啟後的軍人，他的迂腐、殭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將帥，又不及後來的蔣介石等新興軍人，儒家文化或說我們的傳統文明封閉太久，被強行打開後，見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風而散，封閉中的文明大墓中站著的數百個軍閥們在不可知的命運之手的牽引下打打殺殺，中間只是出了吳佩孚這樣在外人眼里還像個人樣的人，可以說為儒家文化殉道者是如此稀罕可憐，令人唏噓感嘆！

吳佩孚是第一個亮相《時代》雜志封面的首個中國人，被《時代》雜志稱為"Biggest man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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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曙明在最近問世的《共和將軍》的創作過程中，給自己提出了一項很不輕鬆的任務———通過藝術的形式，讓讀者了解一段對今天影響深遠的歷史，并真實地了解一個長期被“國民黨正統史學”嚴重歪曲的近代風雲人物———陳炯明。在魚目混珠的“戲說歷史”盛行的今天，為取信於讀者，藝術的虛構當然只能因此壓縮到有限的範圍。葉曙明在新近問世的《共和將軍》中以大量史料為依據，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陳炯明的一生，以及他所處的時代和有關的人物。小說中所敘孫、陳二人的言論、行動，除個別無關緊要者外，均有可靠史料為據，體現了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的統一。與那些或為悠謬荒唐的戲說，或為與戲說同樣悖于於史實、還要悶煞讀者觀眾的概念圖解對比，相去何止千萬里！

　　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幕和熒屏上陳炯明的形象出現得不少，盡管編劇和導演們都強調在塑造這個人物時已注意到其復雜性，但實際上仍是千篇一律的大奸大惡。這也難怪，因為這些作品中的陳炯明都是作為孫文的反襯而出現的。這是藝術創作的自由，應該尊重，但并非真實的歷史。

　　陳炯明是近代中國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蔣介石統治時期的所謂“國民黨正統史學”從蔣家王朝的私利出發，肆意歪曲歷史。首先，大肆宣傳蔣介石是孫文欽定的接班人，證明蔣家王朝的正統性，打壓反蔣勢力。由於孫陳反目之後，蔣介石跑到永豐艦上跟孫文一起待了一段時間，成了他後來發家的重要政治資本，為突出蔣氏之忠勇，對陳炯明之醜化、鬼化自然要不遺餘力。其次，陳炯明早期曾支持蘇俄和中共，醜化陳炯明還可以兼收為所謂“戡亂建國”或“反攻大陸”作“學術動員”之效。 　

　　陳炯明曾參加辛亥革命、護國討袁和護法運動，出任過廣東都督、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任內嚴禁煙賭，發展教育，提倡新文化運動；邀請陳獨秀到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出錢資助中共在廣東的機關報《廣東群報》，設立由共產黨員主持的廣東宣講員養成所，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廣東工會組織；致信列寧祝賀俄國革命成功，并表示盡一切力量推行布爾什維主義；向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要求派代表到蘇俄去，并同意在廣州設立共產國際辦事處，希望在蘇俄軍事顧問的幫助下改造軍隊，但不贊成黨的專政。另一方面，他主張保境安民，發展經濟、文化教育和民選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對廣東介入軍閥內戰；主張聯省自治，反對中央集權和武力統一，與孫文聯合奉、皖軍閥、討伐直系軍閥曹錕和吳佩孚的策略背道而馳，釀成政爭。孫文命人刺殺陳炯明，未果，於1922年4月由桂林回師廣東，企圖一舉滅陳。陳炯明宣布辭職，率軍退回惠州。駐廣西的陳軍葉舉等部失去接濟，亦回廣州。孫文命葉舉等部撤離廣州，否則以毒氣彈消滅之；陳亦命葉勿與孫衝突，撤回東江。葉不聽命，於6月16日舉兵進攻孫的廣州總統府。孫退出廣東後，陳返穗復任總司令。半年后，孫策動滇、桂軍由梧州東下。陳軍缺餉已久，士無鬥志，再退東江，先後與滇、桂軍及國共合作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對抗，陳的政治取向亦從聯共轉為反共。1925年，陳軍覆滅，陳炯明蜇居香港，被推舉為中國致公黨總理。他在位時生活刻苦，廉潔自持，不蓄私財，故居港后生活窘迫，“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本人歸還東三省。日本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在支票上打叉退還。1933年，陳炯明在貧病中死於香港。其後，致公黨與中共合作，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學術觀點上的分野從來都不等同於政治立場的分野。早在上世紀20年代，共產黨人在其中起先鋒骨幹作用的國民革命軍與陳炯明的軍隊激戰正酣之際，蔡和森對陳炯明的評價是：“民國九年，陳炯明在漳州的時候，曾在精神上和實際上贊助社會主義運動，并曾為民主革命努力，彼時社會主義者與之發生關系是極應當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為。故陳炯明和民主革命勢力回到廣東后，社會主義者陳獨秀曾到廣州去辦教育，這也是極光明磊落的行為。”（《向導》第八期）

　　不無遺憾的是，小說中個別情節仍與史實有所出入。如敘及援閩粵軍成立一段，仍誤用了“國民黨正統史學”炮制的謊言，說朱慶瀾在與胡漢民商議，決定把親軍改編為北伐軍后，才電請陳炯明回廣東任親軍司令（第169-172頁）。其實，據《申報》1917年6月12日報道，陳炯明6月4日已應朱慶瀾之邀抵廣州；6月15日報道，胡漢民6月8日才到廣州（臺灣出的《胡漢民先生年譜》則說是6月14日至廣州）。長沙《大公報》6月18日報道陳炯明到廣州後，即與朱慶瀾商討統率親軍事宜。可見此事與所謂胡漢民的提議無關。第176頁謂孫文與陳炯明7月17日乘軍艦同抵廣州，其實陳炯明7月13日已先到廣州。第171頁說許崇智是福建人，其實許雖在福建任職多年，而籍貫則為廣東。當然，不能要求歷史小說的情節完全符合史實，否則就是苛求了。

（羊城晚報>>花地-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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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31日訊】「三一八」慘案的發生，死了那麼多青年學生和無辜市民，不管背景有多麼複雜，開槍殺人，段祺瑞身為執政，永遠都難辭其咎。不到一個月，他就在政變中黯然下台。這位「北洋之虎」從此離開權力舞台，閒居天津，以下圍棋、讀佛經打發光陰，很少出門。有人說，他這是閉門思過。「三一八「確實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一個污點，「九一八」之後，在日本人的利誘威脅面前，他卻經受住了考驗，保住了晚節。

1931年11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與他多次接觸，要提供500萬活動經費支持他出關，去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因為他拒絕了，日本人才盯上溥儀。他以行動證明自己是個有骨氣、有操守的中國人。所以，當他1933年1月20日飄然南下時，《大公報》專門發表一篇社評《送段芝泉先生南行》，對他評價很好，稱他此行是舉國團結的新象徵。這一年他已69歲。

對段祺瑞這樣一個重要的在野領袖留在北方，蔣介石始終不放心，擔心他被日本人挾持，因此派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帶親筆信前往天津，勸說他「南下頤養」。他表示如果自己南下對國事有益，隨時可以動身。當他到達南京時，蔣命少將以上軍人戎裝嚴整渡江到浦口車站，自己則在下關碼頭迎接，執弟子禮甚恭。（蔣介石曾就學於段祺瑞辦的通國陸軍速成學堂）

1934年春天，段祺瑞在上海患了很嚴重的胃出血。這年夏天，江南大熱，蔣介石安排他上廬山避暑。每天早晨，他先作禪課，然後用茶點，午前睡一會，再吃午飯，然後下棋、看書作為消遣。到廬山採訪的《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得知他在山上，豈能放過這樣難得的機會。

王芸生第一次見到70歲的段氏，穿著藍綢長衫，面容瘦削，精神卻是很好，耳朵雖有點重聽，應答毫無遲鈍。略為寒暄之後，王即轉入正題，問他對國事的感想。他回答說：治國之道很簡單，「維持人民，提倡商業」八個字而已。看現在的政令，那一件不是剝削人民的？商業情形，入超年年增加，而平津一帶的商店多少家關門，不關門的也多賠累不堪。這樣下去，國那能好？他說自己給蔣介石回信時寫了一首詩，他還背得出來：

「憂樂與好惡，原盡與民同。三章法定漢，民足國不窮。興邦用順守，世民竟全功。提倡興百業，四海揚仁風。」

大致意思也就是他上面說的八個字。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他覺得現在的政府是議論多而效果少。他接著說：「現在中國無第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蔣先生是站在二等邊上的。就治軍論，蔣先生當然是個人才。」說起蔣歷時數年，將兵數十萬，沒能將江西的紅軍肅清，他感嘆「中國事之難為可知」。王寫《贛行雜記》時，這一節就以《合肥座上論人才》為題。就在他毫無顧忌地議論蔣介石只是「二等邊上」的人才時，蔣派人送來了一籃故鄉浙江奉化的桃子，他很開心，要大家嘗嘗。吃了水多味美的奉化桃，他繼續說：「中國事，壞在一般人的我見太深」，汪精衛去上海看他時，他當面就說：「現在不是講吾的時候了！」他笑著對王說：「現在不講『吾』的，除了『吾』還有誰？」又說：「治國如防水，大堤一決，就難再防堵了。」這些心得，無疑是他一生經驗的總結。即便如今看來，也值得人們仔細斟酌。

年輕的王芸生因為在國難當頭之際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而名聲鵲起。段祺瑞說「已看過，很好。」此時離「七七事變」引發全面抗戰還有三年，問及「中日關係將推演至何種地步？」他回答：「這話很難說。中國本無亡國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卻向亡國之途以趨。中國吃虧在『大』字上，日本卻得力於『小』與『窮』。中國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與窮，故拚命苦幹。日人的妄念太重，當然有碰釘子的那一天。不過中國人若長此泄沓，前途實難樂觀。」此次談話雖只有三十分鐘，內容卻不少。王告辭出來，回望段氏的住處，轉眼已在雲霧籠罩之中。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