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撫官筆下的日軍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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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山西 大同 陳尚士譯自日本網絡http://shanxi.nekoyamada.com/

蘆溝橋事變之後，為了掌握占領地的人心和指導行政，很多日本青壯年奔赴大陸，這些人被稱作“沒有武器的戰士”——宣撫官。
宣撫官純粹是由作為民間人士的志願者、以及在大陸退伍後又在當地就業的人等擔任，人員復雜多樣，五華八門。雖然他們程度有差別，但在立志於東亞的建設、日中之提攜、認可生活的不便上是沒有差別的。這與跟自己意志無關的，被迫出征於大陸的將士們相比，他們對於中國民眾的理解也是深刻的。
他們只是以文職人員或中國政府機關職員身份而供職的。他們作為日本人，即使以建設大東亞為共同目標，可與擔當占領地警備的日軍相比，在地位和職責上處於不同立場。作戰行動的性質，畢竟不該以民間的情勢來左右，當采取軍事行動時，未必會照顧到宣撫官的情況。另一方面，居民們同樣把他們看作日軍而畏懼，內存戒心。作為與軍隊打交道的唯一窗口，居民們委托他們向軍隊進行各種各樣的交涉。緣於職責和理想，他們在兩者之間左右為難。
在作為山西省的宣撫官而供職人員的回憶錄——《黃土的群像》裡，記載著宣撫官在執行公務時所面臨的各種事情，那裡邊有為日軍非法行為而苦惱和焦慮的回憶。當事者的將士是不會公開講述其非法行為的。另一方面，像這樣的主題，作為外在的形態材料，在戰後由於政治上的宣傳而被誇大了。以下是來自處於第三者立場的日本人宣撫官的回憶。

I宣撫班（第108師團宣撫班）
——1938年（昭和13年）12月前後—— （作戰中）在這個山麓的土門村，我看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當時，（日軍）把俘虜以及投降過來的中國兵集中起來，編成皇協軍的一部，讓他們協助日軍作戰時的警備工作。這些人後來就演變成了縣警備隊。可是那裡邊的一個人生病了，他被以不能動彈為理由給槍殺了。我第一次目睹了人殺人的現場，日本兵叫病人的同伴中國兵來干，但被拒絕了，於是這個日本兵將槍口放在那個病兵的後腦勺開了槍，我閉上了眼睛，白色之類的東西在飛濺……。在到達臨汾的數日後，這個集團就發生了叛亂，他們殺死日軍的指揮官後就逃亡了。似乎在說“好人不當兵”的這個集團的一伙人，也對目睹自己的伙伴被外國人如同螻蟻一樣殺掉而忍無可忍了吧！ （128頁）

Y宣撫官（遼縣公署顧問）
——1941年（昭和13年）12月前後—— 有件在今天能夠說出來的事情，在我到遼縣上任之後一年的某一天，雇用在軍用食堂打雜工的一個人，突然隱藏起來不露面了……,實際上這個人是敵人指揮官的一個密探……。（日軍）把逃亡者的家屬和親戚抓捕起來，在城門下布告其罪狀，把他們活埋至脖頸處。那天晚上，敵人來營救他們，5 個人裡邊有3 個逃走，剩下兩個人裡的其中之一，在眼看就能逃走的時候又被抓住了。第二天，我聽說要在眾目暌暌之下將其處以“八裂之刑”。我向部隊長官多次提出請求，希望中止行刑，可是他們聽不進去，最終他們還是實施了八裂之刑。
大家聽說過八裂之刑嗎？見過的人大概很少吧！也許只有我一個人看見過。那就是將犯人的一只腳捆綁在木柱上，將另一只腳拴在烈馬的馬鞍上，再用棍子擊打馬匹的屁股，馬就會跑起來。遭受私刑者無意識地“啊呀！啊呀！”發出悲鳴。不一回兒一條腿從打腿跟部被拽下來，肌肉哆哆嗦嗦地痙攣著。不僅如此，還把失去意識者的頭顱用鍘刀切下來。這是多麼忍慘的事情呀！這不是日本軍隊應該做的事情，民眾對此會有何感想呢？ （225頁）

K宣撫官（介休縣公署顧問）
-----1941年—1942 年（昭和16—17年）前後—— 有一天，日軍為了擴大占領區以及收集雜糧，縣保安隊的一個中隊和日軍的一個小隊，帶著150輛馬車，趁著黎明時分的夜色掩護，進入了與敵人接壤的地區，在完成了各方面的工作，將要回歸的時候，村長哭泣著跑了過來，他說日本兵闖進了民家進行了掠奪。而軍隊已經下達了鏟除三惡（不許殺人、不許放火、不許強奸）的命令呀，我問他干了些什麼？他說三個日本兵一溜煙跑進來，翻箱倒櫃，把皮毛以及貴重金屬之類的東西搶去了，女兒和老婆“哎吆、哎吆”地哭喊著頂撞，“干什麼呀！成何體統？”大聲斥責他們不覺得羞恥嗎？我說了一句“什麼？”可這個村長就再也沒有後話了，他看見我戴著宣撫官的紅色袖章，臉色變得蒼白。（日軍）憑8元8角薪俸是不能游玩的（逛妓院），他們是用這些物品去“某處”游玩的，可是那些地方是有敵人的密探網絡的，我知道了這些情況後，不禁毛骨悚然。 （242頁）

K宣撫官（安澤縣公署顧問）
——1944年（昭和19年）前後—— 安澤縣的東南部的太行山裡，駐扎有日軍的一個中隊，這裡的治安很糟糕，萬大尉（青森縣人）任中隊長。某一天接近傍晚的時分，一個農民喘著粗氣，拿著一封快信交給我（上邊插著雞毛），據信中說日軍帶走兩個花姑娘，作為討伐的成果回去了，說什麼也要讓我幫忙解救她們。為此，我與離這裡不遠的小山上的日軍小隊長聯系，讓小隊長電告中隊長，說因為花姑娘的事情，我這個宣撫官現在就與知事（縣長）一起去他那裡，請他不要對花姑娘動手。十四、五名保安隊員、縣長和我，騎馬一陣猛奔，通過了八路軍的防區，晚上9 點左右到達了中隊的本部。與萬隊長見面後，我說花姑娘是從敵占區帶來的，這合適嗎？我對他說：“隊長，這件事不對頭吧！把敵占區當作治安區（即日軍所占的地區——譯者注）是貴官的任務，將來那個地區能否成為治安區，就取決於貴官能否送還這兩個花姑娘了，另外，那個地區成為治安區的時候，這些花姑娘的親屬會有什麼樣的感嘆呢？請貴官慎重考慮這些問題，中國是不會光憑武力就能征服擺布的，我聽說貴官是大學出身的知識分子，我們是在日軍的武力庇護下生存的，這是的事實，可我們是不以武力來建設中國的，為達成東亞共榮圈而來的。為了兩個素不相識的兩個花姑娘，我搭上性命跑了15公裡夜路，而且還請你考慮這裡是八路軍的腹地。在這麼荒涼的山中，我明白年輕的士兵對女性的欲望，我負責在兩周之內，另送兩個慰安婦給你們。”最後，多方交談的結果是吃頓酒席放人。 （302頁）

像這樣的不法行為，即是國家軍隊的恥辱，又是按照軍法處分的對像，在建前就被嚴禁了。作為將士們的心情，似乎是個大概。在這個問題上，多達130余人寄來了稿件，在這個總頁數多達800頁以上的大作裡，記述了最多達10萬人的留駐山西日軍的不法行為，這種程度的記述，值得記憶。也就是說，處於戰場上的這類不法行為，與市井發生的犯罪，（在性質上）是同等程度的犯罪。
總而言之，既然是個組織，就必然會存在糊塗人和變質者，不管是什麼樣的環境，那類人一旦得到了機會，就會產生這樣的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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