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西藏歷史

無慾則剛

西藏
引言... 2
歷史與地理... 2
古代的西藏... 2
唐與吐蕃... 3
地理環境... 4
達賴的大西藏... 4
青海... 5
元朝是不是中國... 6
明朝與西藏的關係... 8
清朝的章程... 9
英國殖民主義... 12
英俄角逐... 18
中華民國... 20
印度... 22
中華人民共和國... 23
以前的西藏是否樂土... 28
農奴制度... 29
刑法... 31
經濟... 31
衛生... 32
生活方式... 33
教育與文化... 33
宗教... 35
西藏的矛盾... 38
西方與中國... 38
中國政府與藏獨... 42
漢人與藏人... 42
流亡政府與藏族共幹... 44
西藏能否獨立... 45
自然資源和環境... 45
外來的經濟... 47
制度... 49
國防... 50
移民和文化問題... 51
達賴的健康... 53
結論... 53
參考... 54
引言

在西藏問題上，西藏流亡政府和有些西方媒體上說的，絕不是事實的全部，有時甚至不是事實。談起西藏問題時，西方媒體引以為傲的公正、客觀、獨立、深入調查的態度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國國家宣傳機構也不能令人信服。有時互聯網上英文和中文文獻列舉的 “事實” 和觀點也相反。譬如英文維基上的英國進藏考察，和中文版的英國侵略西藏 和中國官方的 西藏抗英戰爭始末 已極不相同。

西方人晌往神秘的藏傳佛教而不了解西藏的真正的歷史和現實，海內外中國人對西藏的了解亦不充份，所以讓我們從歷史上找出究竟什是事實，比較一下兩面的說法，應該如何解決國土統一和民族自決間的矛盾。

歷史與地理
古代的西藏

古代西藏高原分布著泛稱為"羌〞的部族。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苯(本)教，原始的苯教把世界分為三個部分，即天、地、地下。天上的神名字叫作“贊”，地上的神稱為“年”，地下的神稱為“魯”，即常說的龍。苯教沒有獨立的教義、典籍及系統理論，其觀念及內容是通過笨教巫師以占卜、祈禱、咒語、幻術以及各種儀式表現。

這些部族都自稱蕃，如後藏的藏蕃、現甘肅青海的黨蕃、在康區的附國等。最初蕃可能是對苯教的法師的稱呼，後來成為對苯教的稱呼，再後來成為某些部落聯盟的名稱，再演變成為藏族的自稱。西藏史書最早的記載為瑪松九兄弟統治時期及二十五小國、四十小邦到十二小國等，這些小國"喜爭鬥殺戳，不計善惡〞。其後位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雅隆國的十二位苯教領袖於公元前127年迎立聶赤贊布為王，贊布藏語是強者之意、為國王之稱號。

根據藏文史料，雅隆國王雖為各小國聯盟的共主，但各小國叛服無常，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統治範圍僅限於雅隆地區。雅隆國王松贊干布年僅十三歲即位，討伐叛亂。當唐稱霸中原時，松贊干布也已稱雄雪域高原，完成了對一些小國的兼併，定都邏娑（今拉薩），大約公元581年左右建立了統一的吐蕃王朝。約公元585年，吐蕃迎娶尼泊爾遲尊公主，遲尊公主攜來了西藏第一尊佛像，並修建了拉薩大昭寺，尼妃的皇宮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改建成布達拉宮。


唐與吐蕃

唐朝把聯姻當作一種平定邊疆的政治行為，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把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王，將衡陽公主嫁給突厥處羅可汗之子。當時的藏王松贊干布知道了吐谷渾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開始唐太宗沒同意，松贊干布帶軍先討伐吐谷渾，繼而攻入唐境，雙方打了一陣互有勝敗的戰爭，當松贊干布撤兵並重派使者帶禮物到長安求婚時，唐太宗便于公元640年嫁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攜來了釋迦牟尼佛像，並修建了拉薩小昭寺。

在松贊干布時期，西藏創製文字，律法，同時在境內作了行政規劃，亦曾派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松贊干布去世後，公元670年，吐蕃王朝襲擊土谷渾。弘化公主向唐朝求援。唐朝派薛仁貴率軍入青海幫助土谷渾收復失地，在大非川與吐蕃交戰，全軍覆沒。

公元678年又派中書令李敬玄，工部尚書劉審禮統兵十八萬進攻吐蕃。在青海湖邊，唐軍再次大敗，劉審禮被俘。武后如意元年(692年)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將軍王孝杰大破之，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吐蕃寇洮州，官軍敗績。

在文成公主嫁給西藏贊布七十年後的公元705年，唐朝又將金成公主嫁給西藏贊布遲德祖丹。公元714年，西藏與唐議和規定以河源為界。

未幾戰火又起。玄宗開元十五年(730年)吐蕃入寇，被王君奐擊敗﹔公元734年唐使張守圭﹑李行韋與吐蕃使者在赤嶺（今青海湟源縣日月山）立碑為界。不久，唐蕃戰事又起，唐將哥舒翰屢敗吐蕃。唐代宗繼位後，吐蕃赤松德贊遣二十萬軍于廣德元年(763年)攻陷首都長安，而赤松德贊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兒子。德宗年間，吐蕃僅從河隴一地就掠走五十萬大唐百姓為奴。

德宗貞元二年(786年)吐蕃陷監州等地﹔貞元五年(789年)，韋皋大破吐蕃，隔年又再破吐蕃，獲其大將。貞元十六年(801年) 吐蕃又大舉入寇。公元822年，吐蕃和唐朝又舉行和談，並將條約內容刻石立碑於拉薩（即現拉薩大昭寺前的石碑）、長安及邊境，由此長達近兩個世紀的戰爭才告結束。

823年至837年間吐蕃墀祖德贊体弱多病，篤信佛教，將國力移轉至提倡佛教信仰，大興土木建造佛寺，供養大批不事生產的僧侶，由僧相輔政，又“連誅舊臣”，“不恤其眾”、“差征無時”，吐蕃國內“凶荒累歲” ，吐蕃王朝衰敗，唐朝逐漸收回河西、隴右各地。877年吐蕃王朝滅亡，西藏進入四分五裂狀態，形成許多互不相屬的小國，有位于西寧的宗喀，西夏等，西夏黨項羌與吐蕃屬同族，因不堪吐蕃奴隸制統治內徙。西夏曾創製過一種筆畫繁多的文字。宗喀國後被宋攻破，西夏被蒙古所滅。其後四百多年中西藏沒有統一的政權，直至被元朝征服。

9世紀分裂戰亂過去後，本教敵不過佛教，佛教扎根，本教融入佛教。
地理環境

西藏高原幾乎全部屬於凍土地帶，相當於地面上覆蓋著一塊大冰塊，不可能有大面積的農業。介于崑崙山脈、唐古拉脈和岡底斯山脈、念青唐古拉山之間的藏北高原(羌塘)是西藏主要的畜牧區。雅魯藏布江中游的藏南谷地海拔較低，北面有岡底斯山脈和念青唐古拉山擋住了西北部的寒風。南面的喜馬拉雅山東南段山勢較低，使溫暖的印度洋季候風可以從較低的山隙吹進。所以藏南谷地是一個溫和多雨的區域，一年之中只有十二月的平均氣溫在攝氏零度以下，七月的平均氣溫高達攝氏十八度，與雲貴高原的氣候近似，使藏南谷地成為吐蕃的發源地。歷史上西藏的城鎮和人口一直主要集中在藏南谷地。

但藏南谷地的產業仍不足令吐蕃有打敗大唐的國力，主因是當時吐蕃的疆域比現時的西藏自治區大很多。全盛時吐蕃國土北至青海，烏魯木齊，東至四川、雲南，西至蔥嶺，喀什以西，南吞不丹，錫金和尼泊爾，接近伊斯蘭堡。

達賴的大西藏

西藏一詞最早出現于《清實錄》。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丙申條中說“西藏班禪胡土克圖故，遣官致祭”。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丙申條中又有“山西陝西總督盧崇峻疏言．．．上年差往西藏之喇嘛回稱，達賴喇嘛遵旨傳各台吉申飭，不許生事”。但是此時西藏一詞還沒有成為一個固定的地域名稱。

英文Tibet一詞，可能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稱藏族為"土伯特"，在元代經阿拉伯人介紹到西方。在民族稱謂上，Tibet對應于藏族﹔在地域稱謂上，Tibet有時對應于"西藏"，有時又泛指整個藏族地區，與"西藏" ( Xizhang) 的含義有異，中國官方的西藏是指西藏自治區。

達賴喇嘛說的“西藏”是指“大西藏”。把達賴方面提供的“大西藏”地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對照，就可發現達賴喇嘛的“大西藏”版圖不僅包含了西藏自治區，還囊括了整個青海省﹑半個四川省﹑半個甘肅省，四分之一個雲南省，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部。其面積佔中國的四分之一。

“大西藏”基本上是最強盛時吐蕃的疆域減去不丹，錫金，尼泊爾和被並入印度的大部分地區。依達賴說，原來西藏的行政區被中共分割得支離破碎，其中在衛藏和康區的部分土地上建立西藏自治區，在康區噶瓦、囊謙和安多約一半的土地上建立了青海省，將安多的另一半劃入甘肅、四川兩省，康區的其他地域劃入四川、雲南等省等。

“大西藏”包含如下非藏族地區﹕青海省的西寧市，漢人居住的整個河西走廊，包括酒泉﹑張掖﹑武威等，漢族﹑回族﹑維吾爾族的新疆南部和甘肅某些縣。所以除藏族外，“大西藏”內還居住著漢﹑回﹑蒙古﹑納西﹑土﹑怒﹑維吾爾﹑彝﹑哈薩克等17個非藏民族。

青海

公元前121年，西漢設令居塞（今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控制河湟地區，在湟水沿岸築西平亭（今西寧），設置臨羌縣 (今西寧市境內)，破羌縣（今青海樂都縣境內），浩門縣（今青海民和縣境內），還設護羌校尉屯田管轄羌人。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縣境內）設置西海郡。

公元25年東漢期間，因羌漢戰爭頻繁，漢軍大量進入青海河湟地區，又增設 安夷縣（今西寧市東）﹑白土縣（今民和縣南）﹑龍支縣（今民和縣境內），又分置臨羌縣為西都縣。公元210年設西平郡（今西寧市），可見漢朝已將青海納入中國版圖。

公元280年，遼東鮮卑慕容氏遷移到陰山﹔公元310年，再遷到甘肅南部﹑青海與四川北部，與當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渾為稱號。

公元755安史之亂，唐抽調河、隴及西域的駐軍向東赴援，吐蕃乘機攻占河、隴諸州。於757年佔領鄯州首府西平（西寧），760年佔領廓州（青海東部），吐蕃控制了青海全境。吐蕃在攻占北庭、西州後，並占領了從鄯善到于闐以至小勃律等地方，也就是今天新疆南部到克什米爾一帶。

公元1099年，宋軍收復河湟地區，但由于吐蕃人反抗，被迫于次年撤出。徽宗崇寧二年 (1103年) ，宋軍在王厚統領下再次攻取湟州。次年收復鄯州，公元1104年改鄯州為西寧州，設隴右都護府，是為西州﹑西寧這一地名的起源。

所以西藏流亡政府中國事務負責人達瓦才仁說﹕“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現在青海境內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餘全是十三世紀後逐漸遷入青海的”之言不確，因漢朝開始將青海納入版圖，到宋代已確實統治青海。

其後遷入青海的是蒙古人與蒙古人帶來的中亞伊斯蘭教徒。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寧州為西寧衛，1375年至1397年在柴達木地區設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四衛，歸西寧衛統轄。清朝年間青海東部屬於甘肅省，西部由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管轄。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青海東部仍屬甘肅省西寧道，西部由青海辦事長官管轄。1929年中華民國在青海建省，以西寧為省會。同年中原大戰爆發，回民馬麒代省主席。馬麒﹑馬步芳父子擁有一支強大的騎兵，193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趁國民政府忙於對付日本侵佔東北的“九一八”事件，派軍進襲青海與西藏交界的玉樹地區，被馬家軍擊敗。

元朝是不是中國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中國那時和西藏一樣，同是蒙古鐵騎征服的對象。說起來還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中國卻是徹底地亡國。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人大喇嘛八思巴為整個蒙帝國的最高上師喇嘛，相當於國師，並讓他主掌西藏政教權力，蒙古人沒有直接統治西藏。無法解釋一個連自己主權都沒有了的國家，又如何能對別的民族實施主權﹖蒙古現在仍然有自己的國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亞洲廣大區域，與中國完全是兩個概念。硬把蒙古對西藏的征服說成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根據，顯得既奇怪又不誠實。”

外蒙古獨立前國際社會都認為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份。1911年12月28日外蒙宣佈獨立，世上無一國承認，1912年11月3日沙俄與蒙古簽訂《俄蒙協約》規定俄國保護外蒙“自治”。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外蒙古恰克圖簽定《恰克圖協定》，外蒙古宣布取消獨立的大蒙古國，俄國承認中國對外蒙的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至此外蒙仍不是獨立國家。

1924年5月31日蘇聯與中國簽訂《中蘇協定》，規定外蒙主權屬於中國，蘇聯從外蒙撤軍。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但中國及英、美等皆未承認。
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和羅斯福為爭取蘇聯對日本宣戰，在未通知中國下與蘇聯簽定雅爾塔協定，“外蒙維持現狀”。為繼續取得同盟國對中國戰區的支持，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后，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的內部事務等條件下，允許將依公民投票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結果外蒙古從中國獨立出去。
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承認外蒙獨立。但同年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被拒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為了討好斯大林與外蒙建交。
1953年中華民國政府根据蘇聯並未做到“不援助中共” 等條件而廢除《中蘇友好條約》中關于外蒙古的換文，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並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納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之內。1987年1月27日，美國與外蒙建交。台灣中華民國發表聲明，重申外蒙為中華民國領土。
國土是國家的基本，元朝承繼了宋的國土， 元建都大都（今北京），明承繼了元的部份國土，宋明皆為中國，所以元朝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二十四史亦有元史。
元朝時世上未有國家主權這概念，如果硬要向古人引用主權概念，那麼外蒙古在1945年脫離中國獨立前， 世上沒有蒙古國，元朝的蒙古人是中國人，而打入西藏的蒙古人又是聽命于中國大都之蒙古人。
《元史太祖本紀》記載1226-1227年蒙古軍在靈州擊潰西夏主力后，分兵攻占了積石 (今青海循化)、西寧、洮州 (今甘肅臨潭) 和河州 (今甘肅臨夏等地)。《元史趙阿哥潘傳》記錄1235年，窩闊台汗封次子闊端于西夏之地，並命統軍攻四川。闊端率軍先取秦州(今甘肅天水)、鞏州(今甘肅隴西)等地。吐蕃首領趙阿哥昌降。闊端以趙阿哥昌為疊州 (今甘肅迭部) 安撫使，招集吐蕃部落，立城堡，課耕桑。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員。《元史按竺邇傳》記載1236年蒙古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鋒按竺邇 分兵招降吐蕃酋長勘陀孟迦 等十族，皆賜以金符。1239年闊端派多達那波(道爾達) 從青海省攻到藏北，燒毀了1056年興建的熱振寺和1012年興建的杰拉康寺，僧眾500人被殺。其後 多達那波 悔悟，捐金重建佛寺，率軍退回。1244年 多達那波赴吐蕃邀請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 貢噶堅贊 到涼州和闊端見面。此次沒有動用武力。薩迦班智達奉召，與其侄八思巴前往，于1246年到達涼州。次年議定歸附條款，由薩班致書烏思藏、納里諸地僧俗首領。這封公開信即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信中先宣揚了蒙古軍的軍威和對歸降者的優待政策，接著傳達闊端 令旨，其要點為：

1.各地世俗首領，官仍原職；
2.任命薩迦首領為達魯花赤，賜金、銀符；各地官員處理政務應請示薩迦金符長官，不許自由行事；
3.各地編出籍冊開列官員姓名、俗眾人數和貢賦定額，一式三份，一分進呈，一份交薩迦，一份由本地官員保管。由朝廷遣官与薩迦官員共同征收國賦。

由于吐蕃地區政治上的極端分散局面，各地仍散布著不少未服部落，1251年憲宗蒙哥即位，命以赫里德 "統吐蕃等處蒙古、漢軍，皆仍前征進"，這個統一過程一直延續到元世祖時代。
1265年忽必烈經八思巴的舉荐，任命了總管西藏事務的"本欽"(長官)，設釋教總制院〞，《元史》中有“兼治吐蕃事〞之言。在總制院（後改宣政院）下，設有「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還規定西藏有事由中央命令總制院院使率部前往處理，或加給地方官員以院使職銜，便宜行事，或在當地成立"宣政院"，另用官印。于衛(前藏)、藏(後藏)地區設都元帥二人管理當地蒙古駐軍，又設十三個萬戶府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軍務。
到元朝中期時，整個青藏高原被划分為三個行政區域：一是“朵思麻”，設朵思麻宣慰司，管轄今青海省大部、甘肅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壩一帶﹔二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時的“多康”，設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轄今青海省玉樹、四川省甘孜、雲南省迪慶和西藏自治區昌都以及那曲的東部﹔三是衛藏阿里，設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管轄今西藏自治區大部分地區的軍政事務。
元朝政府曾多次派遣官員赴西藏地區清查戶口，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三次，一次在1268年，一次在1287年，一次在1334年。人口清查不僅為元朝中央確定各地應繳納的貢物品種及數量，而且大大便利了驛站和地方行政體建立。元朝政府根據各地人口疏密在西藏地區設立了15個"甲姆"(驛站) ，各甲姆之間又設若干小甲姆，並特設轉運一名，專管驛站交通事宜。規定驛道沿途居民負責傳送公文，供給馬匹，供應往來官員食宿。西藏地方的"烏拉"制度即由此形成。
由于元代藏族地區又被歸入“西域，元朝總稱西域各族為西蕃，藏族被看作是西蕃之一，這是在地名上第一次在稱呼藏族的“蕃”字的前面加上“西”字。
結論是:
q       地方政府由藏人管理
q       帝皇篤信佛教，對喇嘛虔誠敬信
q       但藏人地方政府的存在是因元朝容許它存在
q       元在西藏地區收稅
q       設行政區域
q       設驛站
q       清查戶口
q       駐軍
所以元實際上統治西藏。
明朝與西藏的關係
明朝對藏族地區基本上承襲元朝舊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不久，曾遣使到西藏，詔書中稱﹕“朕乃命將率眾悉平海內，臣民擁戴為天下主，唯爾吐蕃邦據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至吐蕃〞。他還遣鄧愈率軍攻吐蕃，鄧攻克臨洮、河州等地，元官員鎮西王等降，於是明朝在此建立了河州衛、西寧衛等，不再用“朵思麻”作為漢文地區名稱，又因這一地區鄰接青海湖，所以又習稱為“西海”。
對“朵甘思”地區，明朝設朵甘衛。對于元代的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轄區，明朝分設烏斯藏都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
原元朝的薩迦派僧人交回元授官印，明朝封了幾十個西藏人各種官號，如“多甘、烏斯藏武衛諸司〞等。“皆給誥印〞令“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
帕竹派取代薩迦派後，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年)遣員入藏，封當時帕竹派首領 "灌頂國師"名號，賜玉印。永樂四年(1406年) 明成祖敕封扎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帕竹政權在西藏建立宗本制度，所任各宗宗本明朝皆授以宣慰司、都指揮儉事等官職，賜給誥印，使其既為帕竹的宗本，又成為明朝的命官。
公元1409年，宗喀巴創建噶丹寺，成立西藏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魯派。宗喀巴於公元1419年圓寂，其兩大弟子死後被追認為班禪及達賴喇嘛。
明朝政府和元朝一讓，十分重視發展內地与西藏的交通驛站。永樂五年(1407年)，明朝特諭闡化王會同藏族首領主持復置驛站事宜，同時還派遣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等人赴西藏設立站赤，撫安軍民。永樂十二年(1414年) ，明朝又諭闡化王及甘、青、川等地藏區大小首領，"令所轄地方，驛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內地與西藏地方的交通驛站經過這樣多次的修復與增設，“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盜賊矣”。
明朝中葉以后，蒙古勢力再入青海，俺答汗為迎請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到青海湖邊會見，準備在青海湖南岸建寺，明朝在討論應否同意俺答汗建寺迎佛時，兵部給事中在奏折中說：“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此處的“西藏”，想是“西海”之誤，“西藏”一詞在明代文獻中也僅此一見。但從處可見明朝和西藏並不是如西藏流亡政府說“沒有關係”。
帕竹政權實際只維持了近百年的統治。十五世紀中葉，帕竹所封各宗本逐漸割據稱王，各霸一方。1435年至1565年，帕竹的屬下仁蚌巴與噶瑪噶舉派聯合控制了衛藏大部分地區。十六世紀中葉辛廈巴推翻了仁蚌巴，在推翻了早已名存實亡的帕竹政權，在日喀則建立了藏巴政權。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推翻藏巴王朝，建立由達賴領導的噶登頗章政權。
明朝只在現四川、青海、雲南設行政區和駐軍，西藏本土由擁有明朝金印的藏官統治，所以明朝只是名義上統治西藏。
清朝的章程

清朝皇帝也自稱中國人。雍正皇帝親書《大義覺迷錄》說﹕“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清朝在許多條約裡自稱中國。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中法天津條約》﹑1893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等。《中俄尼布楚條約》一開頭就稱康熙為“中國大聖皇帝”，條約中多次使用“中國”字眼，如“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
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區各個部分在政治、社會、民族等方面存在許多差異，各部分的名稱也不相同。除繼續用“圖白忒”( Tobbat, Tibbat, Tuput, Tupot, Toput, Topot,Tubot) 統稱藏族地區外，清朝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習慣稱為“烏思藏”、“衛藏”，後來又由“衛藏”一詞演變為“西藏”。
1694年 (康熙三十三年)第巴桑結嘉措用已經圓寂的五世達賴喇嘛的名義上奏，請求封桑結為王，康熙皇帝即封為“掌瓦赤剌怛喇達賴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公元1696年康熙從準噶爾俘虜口中得知五世達賴已經圓寂多年，桑結嘉措為操控西藏局勢瞞上欺下。康熙帝嚴詞責問，桑結嘉措上奏說：“ 五世達賴圓寂之時， 正值西藏多事之秋，為了穩定民心，安定局勢，只好隱瞞真相。現在五世達賴圓寂已經十六年，他的轉世靈童已經在多年前秘密尋訪到了，今年已經十五歲。正要報告皇上為靈童舉行坐床典禮。” 康熙帝雖然對他十分不滿， 但從西藏大局考慮，仍然答應了他的請求。這位轉世靈童就是極具才華，寫下許多愛意纏綿“情歌”的六世達賴喇嘛。1705年倉央加措不守清規被康熙皇帝下令解押送京，一說途中死亡，另一說途中逃脫。

《清實錄》記載康熙處理之西藏事務，多不勝數，  如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 正月己亥條說：“先是 拉臧 立 波克塔胡必爾汗 為達賴喇嘛，青海眾 台吉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渾 率青海眾台吉之使入赴西藏看驗。至是，拉都渾回奏：‘臣遵旨會同青海眾台吉之使前往西藏，至噶木（達木）地方見拉臧……’，尋議：‘……青海眾台吉等與拉臧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臧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臧辦理事務’。得旨‘依議。著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戊寅條說“議政大臣等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 以達賴喇嘛之封號。查波克塔胡必爾汗因年幼，奉旨俟數年後授封，今既熟諳經典，為青海諸眾所重，應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為六世達賴喇嘛’。從之”。

1717年 準噶爾從新疆伊犁侵入西藏、拉藏被殺，第二任六世達賴被關了起來。1719年至1721年，清朝派兵進藏征剿準噶爾。清軍進入拉薩後，殺了準噶爾立的達孜巴。康熙帝撰《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其中有“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一語，正式把以拉薩為主的衛藏地區命名為“西藏”。隨著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清朝直接統治了整個青藏高原。
1726－1728年，雍正年間清朝派四川提督周瑛、宗室鄂齊、學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雲南的地界。當時確定青海和西藏以唐古拉山為界﹔四川和西藏以寧靜山為界，寧靜山以西屬西藏，寧靜山以東屬四川，迪慶中甸屬雲南。後來“西藏”的範圍還有過一些小的變動，但是大體上以雍正年間的劃分為基礎。
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又發生首席噶倫阿爾布巴作亂之事。次年清朝派軍進藏，處死阿爾布巴，任命頗羅鼐為郡王，又向西藏派遣駐藏大臣， 1728年首任駐藏大臣僧格和馬喇到西藏，將15個作亂的藏官正法。派駐藏大臣總管西藏政務直到辛亥革命，歷時185年從未間斷。
1750年（乾隆十五年）駐藏大臣誘殺郡王珠墨那杰﹑駐藏大臣又被珠墨那杰的餘黨殺害。次年，清朝派員進藏善後，並頒佈了“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廢除郡王制，把原屬郡王的政治權力交給七世達賴喇嘛，建立噶廈政府，設噶倫四人，其中僧官一人，俗官三人，受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直接領導。噶倫集體辦公，處理西藏政務，但重大事項須請示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酌定辦理，重要公文必需鈐用清朝賜予達賴喇嘛的印信和駐藏大臣的關防。噶倫等重要官員，均需經清朝任命，頒發敕書。所以 “章程”就是命令，實情不是如《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所說“駐藏大臣的性質在當時類似於現代的使館，同時又是因施主與被施者關係而留駐的” 和“善後章程是施主滿清皇帝向自己的上師達賴喇嘛提出改良建議而已，並不是類似國王向屬下發佈的命令”。
1770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侵略不丹，不丹國王請求六世班禪出面調停。班禪給孟加拉總督赫斯廷 (Warren Hastings)和波格爾（George Bogle）寫信，指出不丹屬於西藏，要求退兵。信中說﹕“西藏屬於中國皇帝，皇帝已命令我不准莫臥爾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或英國人進入西藏。”
波格爾提出開放孟加拉與西藏之間的貿易，班禪寫信請在拉薩的攝政派代表到扎什倫布寺。攝政代表答復波格爾說﹕“攝政在他的職權範圍內樂於做有關的一切，不過他同整個西藏地方都是屬於中國皇帝的” ，拒絕了波格爾的要求。
有清一代，在西藏問題上，英國始終不得不以清朝為交涉對象。正如戈茨坦 (Melvyn C．Goldstein) 指出的﹕“繼十八世紀最初十年，即六世和七世達賴喇嘛動蕩年代之後，西藏隸屬滿族統治的中國，是毫無疑問的。”
1790年乾隆諭成都將軍進藏查辦八世達賴喇嘛兄弟舞弊案時說﹕“達賴喇嘛係朕所立，諸事如此廢弛，實不能仰體心……至達賴喇嘛之兄弟商卓特巴等如此舞弊殃民……非但不應袒護，並應痛加懲治，特令此數人來京，實為保全達賴喇嘛，期於藏中有益之意”。

1792年乾隆派軍把尼泊爾軍趕出西藏，訂約尼泊爾須向中國每年進貢。

次年乾隆皇帝頒佈了由統帥福康安會同達賴﹑班禪等制訂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 [1]》二十九條又對西藏的內政作了改革，再次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治理西藏。其後西藏的五個達賴喇嘛，有三個按照章程規定“金瓶掣籤”認定，有兩個是由皇帝批准免予掣籤。

1844年，駐藏大臣琦善奏參攝政策墨林侵佔百姓土地，勒索財物，隱匿逃犯等罪行，道光將策墨林充軍黑龍江。

無慾則剛

英國殖民主義
英國早在1600年即已成立東印度公司掠奪亞洲的資源。1644年討論壟斷亞洲硼砂貿易時，曾想到其出產地西藏，卻還不敢碰大清王朝。1764年征服了孟加拉后，才感到有力量向北擴張。

英國于1770年入侵西藏之屬國﹑今之不丹王國。第一個進入西藏的英國官員，是東印度公司秘書波格爾（George Bogle）。入藏借口是英國侵略不丹時，班禪六世曾經調停過，因此派人前去道謝。1774年11月，28歲的波格爾帶著隨從經不丹入藏。經過5個月跋涉，波格爾終于來到班禪居住的紮什倫布寺，六世班禪接見了他。

波格爾向班禪提出想去拉薩，遭到拒絕。波格爾入藏前，首任英印總督哈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指令盡可能利用班禪的影響力為英國在拉薩建立一家商業機構，他的如意算盤落空。波格爾帶回的情報使東印度公司了解在中國西藏南部邊境的幾條峽谷中，有些茶馬古道仍然暢通，亞東峽谷成為最早被英國人盯上的通往西藏的通道。

歷任英印總督都收買探險者為他們提供西藏地區的情報，主要的目的是羊毛﹑硼砂。土著居民在英國機構受訓後被派往西藏進行測繪。經過一次次測量，英國人改善了康熙年間的西藏地圖。

1814年11月英國對中國的藩國廓爾喀 (Gurkha)，即今之尼泊爾宣戰，廓爾喀派使者通過駐藏大臣向中國援時，道光皇帝放棄了保衛藩國的義務。這不僅導致1816年英軍打敗尼軍，而且使英國看透滿清已漸外強中乾。當時喜馬拉雅山區的各國中以尼泊爾力量最大，而且反英最力。

1846年英國人說公元10世紀西藏阿里 (Ngari) 土王分封給其長子今之拉達克(Ladakh) 地區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其並入了克什米爾。



英國人用了20年的時間將尼泊爾控制住，轉向第三個目標哲孟雄 (Dremojong)，即今之錫金。該國由當地土著和西藏移來的康巴 (Khamba) 人組成，17世紀初便信奉喇嘛教之紅教、習西藏語，並于1770年正式成為西藏屬土。英國人1835年向哲孟雄將租借大吉嶺給東印度公司作為避暑地，1860年英國人入侵錫金。錫金王國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但在20世紀70年代被印度吞併。



1865年英國官員約翰遜 (W. H. Johnson) 在其測繪的地圖上，將歷來屬于中國新疆阿克賽欽和西藏阿里的一片3萬3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進英國占領的克什米爾境内。



1874年，英國派軍官 柏郎 (Horace Browne) 率領近200人的武裝遠征隊從緬甸出發，到雲南探測通往內地的路線。駐北京的英國使館派翻譯馬嘉理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前往接應。武裝探路隊在騰衝 蠻允山寨與景頗族群眾發生衝突，馬嘉理開槍打死多名群眾，山民將馬嘉理及其隨員擊斃，將探路隊逐回緬甸。



事後英國立即給清政府施壓。1876年9月13日 (光緒二年) 李鴻章被迫與英國公使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簽訂了《煙臺條約》(Chefoo Convention) 和《入藏探路專條》。除賠款謝罪外，英國人得到進入中國西南邊境的權利。條約還規定，如果由印度經西藏前往中國內陸，清政府需通知駐藏大臣協助通行。



1882年英國出現經濟危機，《泰晤士報》說﹕我們需要進入西藏，那兒有一個廣大的市場在等待著我們。與此同時英國人侵佔西藏大片草場。1879年﹙光緒五年﹚以達賴和班禪率全藏四十八個僧俗機構向清廷上了一個名為“全藏公稟永遠不准洋人入境”的請願書[2]。光緒十年西藏地方政府呈文駐藏大臣，歷數英國侵略罪行，說 "復仇抵禦，別無所思"，光緒十二年藏軍在熱納宗 (Rena / Reri  dzongkhag) 隆吐山 (Lungdo)要隘建卡設防。



第一次武裝侵藏
英國向清政府提出抗議，指責中方越境設防。西藏地方政府對此進行駁斥﹕根據乾隆五十九年設立的界碑，熱納宗隆吐山屬亞東縣 (Yadong ) ，是中國領土。英國要求藏軍限期撤除隆吐山卡，否則英軍也要在當地駐紮。清政府懼怕藏邊發生戰事，妥協退讓，要求藏軍撤卡撤兵。

1888年3月20日 (光緒14年) 2000多名英軍向隆吐山藏軍陣地進攻，給藏軍造成很大傷亡，隆吐山失守，西藏政府繼續調兵增援，僧俗1萬多人開赴前線，6月至10月力圖收回隆吐山。



駐藏大臣昇泰趕到，下令撤兵。當時不丹國王派來1700人的軍隊，表示願與中國共同抗英，卻被一心求和的昇泰遣回。昇泰完全執行清政府妥協讓步的路線，下令藏軍待命於帕裏(Pagri)，不許反擊英軍，隆吐山之戰最終失敗。英軍越過則里拉山口，深入亞東仁青崗、春丕 (Chumbi) 等地。



藏軍武器的原始和軍事素質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軍對手，英國軍官率領的印度和廓爾喀士兵幾乎總是以死傷幾人的代價，殺死成百的藏人。以至戰鬥過後，那些講究榮譽的英國軍官無心慶賀，英國國內報紙紛紛抨擊“使團”的無人道，英國議會也將其評述為“對手無寸鐵之人的大屠殺”。



1893年12月昇泰與英印總督簽訂《中英會議藏印條款》，承認錫金歸英國保護，劃定西藏與錫金的邊界，使錫金完全脫離中國，並將中國西藏的熱納宗和崗巴宗 (Dingjie) 等戰略要地和廣闊的牧場劃出中國版圖。亞東峽谷是西藏防範外敵的第一條防線，《中英會議藏印條款》下亞東被開為商埠，英國在亞東享有治外法權以及進口貨物五年不納稅等特權，



1894年，十九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奉光緒皇帝令親政。達賴向北京討論下列問題﹕

1﹑達賴喇嘛認為1888年第一次抗英戰爭中藏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是因為駐藏大臣一再嚴飭不可用兵，致使軍心懈怠。駐藏大臣昇泰議和，一味妥協示弱，致使英國人恣意專橫。總理衙門則認為藏人漫無軍紀，勢不能支。權衡利害，議和撤軍。

2﹑達賴喇嘛認為錫金應歸藏屬。總理衙門認為，錫金在咸豐年間已立約附英，英國在此設官﹑開墾﹑修路﹑造橋之初，藏人並未力爭，今欲收回舊屬，徒費口舌而已。

3﹑達賴喇嘛希望阻止印茶入藏。總理衙門答﹕當初議定俟百貨免稅銷藏五年後，方准印茶入藏，就是為了抑制印茶。如今期限已到，自應依約行事。

4﹑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移用藏款。傳聞朝廷撥賞西藏庫銀40萬兩，修築藏印戰爭中破損之寺廟，但藏方所領銀兩與原數不符。理藩院駁道﹕前駐藏大臣昇泰任內，先後撥款12萬多，修築靖西內外關卡城垣及各衙署房屋等，皆有冊可稽，並無撥款40萬兩之事。

5﹑達賴喇嘛奏報不丹原與西藏結好，請賞給不丹國王爵銜，以慰其心。尼泊爾毗連藏地，與西藏訂有盟約，現該國國王兄弟不和，弟已附英，請降旨施恩勸勉國王。總理衙門同意此議，但如何羈縻不丹與尼泊爾，飭令駐藏大臣查明辦理。

6﹑達賴喇嘛控訴英人越境通商不納稅，又假冒委員索取稅收。總理衙門辯稱，按通商章程規定，英人可以自由往返貿易。

7﹑達賴喇嘛申訴，昇泰通告全藏，英國所販雜貨，如係藏內應用之物，即准買賣，否則停止互市。現在英商所販之品，多是槍﹑刀﹑火藥﹑煙酒，與藏人民生不合，如今又要求印茶銷藏。川茶本有大利，原茶稅交庫，地稅交藏，如讓印茶入藏，必打擊川茶，且於稅收多所窒礙，應一並禁止。總理衙門答﹕印茶入藏是英人力爭之款，約中規定開埠後五年印茶始准銷藏，就是為了保護川茶。

8﹑達賴喇嘛又指出，西藏兵源充足，但器械不足，想要製造，又無工匠，希清廷賞賜大小槍械火藥鉛丸等，或派匠赴藏製造。總理衙門答﹕整軍經武，必資利器。藏人欲圖自強，講求器械製造，原所應為。然必俟勘界通商各事辦有端緒後，由駐藏大臣察度情形，奏明核辦。若遽設更張，恐於界務諸事，轉多妨礙。

9﹑達賴喇嘛指控駐藏大臣罔顧西藏情勢，要求今後遇有緊要事件，准由達賴喇嘛直接奏報理藩院處理，並請旨另賞印信。又駐藏大臣處事不公，則請朝廷另派京員來藏會辦。理藩院答﹕一切照舊辦理，勿庸異議。

第二次侵藏戰爭


1895年開始親政的十三世達賴十分痛恨英國侵藏，在沙俄的拉攏下，十三世達賴逐漸產生了聯俄抗英的想法，使英國更顧慮沙俄勢力插足。1902年英國稱駐守西藏崗巴宗的藏軍越界駐防，派軍隊闖入這一地區，驅逐在此居住的藏民。在沒有中國政府官員參與下，英軍擅自劃定西藏與錫金的邊界。



英屬印度總督寇松(Geroge Curzon)多次致信十三世達賴喇嘛，希望與對話，都遭到拒絕。寇鬆表示﹕“這真是世界上最稀奇古怪、不可理解的事情，在離我們邊境200英里的地方，竟然有一伙赤手空拳的和尚敢于長期蔑視我們。”1903年秋，寇松向英政府發了一份電報﹕西藏人在邊界攻擊尼泊爾的牛，並帶了不少頭回西藏，這是極具敵意的行為。心領神會的英國務大臣回覆﹕就西藏人目前的舉動看，陛下和政府認為不可能不採取行動了。



1903年10月，英國向隆吐山以北調集3000兵力，由麥克唐納 (James MacDonald) 和榮赫鵬 (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率領北進。12月12日，榮赫鵬率部隊翻過則里拉山口，向亞東峽谷挺進。英軍徵用近2萬頭耗牛、馬匹運送給養，進入氣候惡劣的帕里地區。帕里海拔4360米，有著世界最高城鎮之稱，當時的帕里宗政府就建在這里。但由于多年沒有戰爭，這塊要地竟無軍隊設防。一場暴風雪突至，氣溫急劇下降，麥克唐納反對繼續前進，返回亞東。



3月麥克唐納和榮赫鵬向多慶湖旁的嘎吾 (Guru) 一帶發起進攻。由於得知在堆納 (Duina)、多慶之間的曲米辛果以北有藏兵和民兵佈防，英軍不敢貿然進攻，提出要進行談判。駐藏大臣裕鋼把英軍入侵的消息通知西藏地方政府，上奏清政府，要與英國決一死戰。光緒的命令是切勿動手，由有泰、昇泰的弟弟接任駐藏大臣，與英方議和。

3月31日藏軍與英軍相遇，英方的說法是藏軍指揮官先槍殺一印兵，繼而開戰。中方的說法是藏軍指揮官與榮赫鵬等談判時，榮赫鵬等人聲稱：“既然要議和，為表示誠意，我們先將子彈退出槍膛，也要求你們下令將火槍的點火繩熄滅。”榮赫鵬命英軍士兵將步槍子彈退出一發，但士兵們旋即推動槍栓將另一發子彈頂入槍膛。當時藏軍不了解步槍構造，誤認為英軍槍膛內已無子彈，便按協議將土槍點火繩全數熄滅。英方下令開火，但藏軍卻無法打響火繩槍。在機槍的密集掃射中，英軍對藏軍進行了大屠殺。數分鐘內藏軍即被英軍射殺600至700人。

英軍又乘機攻佔嘎吾，榮赫鵬說“和屠宰牲畜沒有什麼兩樣，這些可憐的家伙全部被困在離我們的槍支僅數碼的地方。”

4月11日曲米辛果失陷。5月初英軍駐帕拉村，繼而襲擊卡惹拉藏軍陣地，駐帕拉村之英軍僅100餘人。5月3日深夜千餘藏軍襲擊帕拉村，幾乎全殲敵人，榮赫鵬也險些喪命，從卡惹拉返回的英軍趕到才穩住陣腳。



麥克唐納和榮赫鵬率於6月25日抵達康馬宗的乃寧寺。攻佔乃寧寺後，將珍寶洗劫一空，並縱火焚燒了寺內文物，牆上現仍留有彈痕。英軍接著向江孜發起總攻攻，切斷了江孜與日喀則的聯繫。藏方前線指揮官寫給噶廈政府的信中，敘述了當時藏軍潰敗的情形 [3]。

7月7日江孜宗山失陷，短短幾天，江孜所有寺院都被英軍洗劫一空。其中白居寺(Pelkor Chode Monastery) 建于1427年，寺內供奉著一尊8米高的鎏金銅像。英國人認為鎏金佛像是純金製造，鑿下一塊，運到印度後才發現是銅的。

7月14日，麥克唐納率英軍從江孜出發往拉薩，由于前線藏軍大多戰死，當時的拉薩已沒有抵抗力量。8月3日帶著大炮機槍的英國考察團開進了拉薩。榮赫鵬到拉薩後想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話。但第一個來見的是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十三世達賴早已逃出拉薩。清政府將十三世達賴喇嘛革去名號，第二年慈禧太后讓光緒皇帝恢複了賴喇名號。在第二次侵藏戰爭中數千藏軍被殺，確數不詳，英方 202人死於戰鬥， 411 人死於其他原因。



英國人這樣表達他們的自豪和對西藏人的蔑視﹕“喇嘛用盡了他們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攔我們，他們依靠中世紀的武器和各式各樣的雜牌現代武器同我們較量，他們舉行了求助於天的儀式，整天誦經，一本正經地詛咒我們，然而我們還是過來了”。



說起有泰，他曾以牛羊“犒勞”佔領拉薩的英軍。英軍未進拉薩以前，他就寫信對英國人的“長途跋涉”表示慰問，說他曾向達賴喇嘛力爭，不應該對英國人“無禮至此”，並為藏人的無禮 “深引為羞辱”。他與英國人互相傾訴對藏人的厭惡，共同認為 “藏人實一極端頑固之民族”。有泰對因西藏人的抵抗給英軍造成的“困苦之經歷”，再次表示“深抱不安”。英軍得到有泰的"熱情款待"，有泰報給清政府用來犒勞英軍士卒的支出總額是40,000兩白銀，其中25,000兩流進他私囊。有泰又通知榮赫鵬達賴的印信在攝政王洛桑堅讚手中。

英方的目的，是要把西藏變成英屬印度與沙俄之間的緩衝地，不讓俄國南下威脅到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英國內閣明白條約沒有清政府批准無國際法依據，指令榮赫在拉薩等待與中國談判修約，榮赫鵬卻包圍甘丹寺，于9月7日逼洛桑堅讚用達賴的印信簽了《拉薩條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條約規定西藏一切對外交往都必需經英政府批准，增開商埠江孜和中印邊境的噶大克。條約還規定賠付英軍進藏所花費的750萬盧比。1904年9月23日榮赫帶著搶掠來的金銀財寶撤回印度。1905年，清政府任命唐紹儀為全權代表，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談判，賠償英國入侵西藏的軍費減為250萬盧比。

從當時大量的不平等條約﹑戰鬥的地點﹑其後的條約﹑死傷的人數來看， 這次都不可能是一探險考察。

1908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奉旨入京。年底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后，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達賴在羅布林卡圓寂。

1940年9月7日，納粹轟炸機對倫敦進行了大轟炸，77歲的榮赫的家被炸毀，僅存的就是他從西藏帶回去的一尊小佛像。1942年榮赫在倫敦死去，他的棺木上放著的就是那尊小佛像。

然而現世達賴喇嘛卻說﹕“感謝榮赫鵬上校遠征探險之賜.....英國人與西藏人向來友好。我國人民無論男女都認為英國人恭而有禮﹑具有正義感和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們.....才有拉薩所籤條約，因此證明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如此感謝與讚美那次屠殺的指揮官榮赫鵬，真是和有泰一樣匪夷所思。



1939年納粹德國曾派人進藏考察，日本關東軍也曾派人接觸藏人和新疆人。

[ 本文章最後由 無慾則剛 於 09-5-28 20:07 編輯 ]

無慾則剛

英俄角逐


英國而外，沙俄也想染指西藏。沙俄派蒙古人多吉也夫（Agvan Dorjiyev, 德爾智）潛入拉薩。德爾智精通藏語與佛學，深受賞識，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侍讀經師。他經常向十三世達賴喇嘛灌輸只有俄國能幫助西藏對抗英國侵略的思想。



十三世達賴在1900年和1901年兩次派德爾智以“西藏特使”的名義率領“西藏代表團”去俄國訪問，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見。德爾智第一次訪問俄國時，沙皇送給十三世達賴喇嘛一套東正教的金色法衣，並封他為“大主教”。德爾智第二次訪問俄國時，與沙皇討論了西藏在彼得堡設立“西藏使館”的問題。沙俄還用駱駝隊穿過新疆運送大量銀塊﹑手錶﹑槍支﹑珠寶給德爾智，讓他廣泛收買西藏上層。



1904年6月英軍侵入拉薩前夕，德爾智終於說動十三世達賴喇嘛跟隨他去投靠俄國，並在7月底到達青海，10月20日到達了庫倫（Urga, 烏蘭巴托）。1905年3月，達賴會見了俄國新任駐華公使波科蒂洛夫（Pokotiloff）, 要求沙皇對西藏實行保護，並把德爾智遣去拜見沙皇。但是俄國剛剛在日俄戰爭中吃了敗仗， 1905年又發生革命，尼古拉二世自顧不暇，十三世達賴只得轉去北京覲見清帝。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北京期間，突然向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表示願與英印殖民當局“誠意修好”，認敵為友。



1906年，清朝派欽差大臣張蔭棠進藏“查辦藏務”。張參劾了腐敗的駐藏大臣有泰和數名昏庸的噶倫，懲治了一大批僧人頭目和賣國的藏﹑漢﹑滿官員，斥有泰“誠不知是何肺腸…及今不極力整頓，十年後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內外蒙古也從此多事矣”。1907年他在《傳諭藏眾善後問題二十四條》中說﹕


“......西藏介居英俄兩大國之間，因係中國屬土，故英未敢吞併。如有奸臣進讒，或勸袒英，或勸袒俄，此皆可殺。或英俄行反間之計，勸爾背漢自立，歸他保護，此係吞併之詭謀，切宜勿聽。中國撫有西藏二百餘年，未嘗取西藏一文錢入中國，反為西藏糜費去數千百萬。實念西藏百姓與中國血脈一線，如同胞兄弟一樣。大皇帝撫莫大之恩，爾子孫世世不可忘。

西藏內力未充，不可輕開邊釁，與人戰爭，自取滅亡，宜忍小忿以圖自強。凡事稟命大皇帝然後行，爾藏官平日亦要講究萬國交涉公法。......開埠辦法，種種不同，必如何方能不失主權，而興商利，稍有不慎，事權為人所牽制，而通商適成漏卮，商戰之敗，害尤烈於兵戰。方今地球上萬國交通，斷無閉關絕市而可以立國之理。稍知時務者，當破除昔日禁民貿易之迂見，蓋商務旺則其國富，國富然後可以籌餉製械而兵強，自然之理也。


拉薩城破，達賴出奔，實為唐古特千年未有之奇辱。爾等宜將戰敗殺戮慘狀繪為圖畫，懸諸三大寺門口，永遠不忘此恥。勿謂今日和約可長恃，當常思念敵人猝來挑釁，長驅直進，爾等有何策以禦之﹖知舊兵不可用，不能不改練洋操也﹔知舊槍不可用，不可不改製快炮也﹔糧餉不厚，不能得士卒之死力也﹔偵探不密，不能知敵軍之內情，地圖不精，營壘不能佔形勢也﹔測量不準，槍炮不能命中也。事前不能一一籌備，敵至復束手無策，爾等其熟籌方略以對......”

這一次被委以整頓藏務的官員，大都有過在西方的經歷。主持與英國談判西藏問題條約的唐紹儀曾留學美國﹔赴藏欽差大臣張蔭棠曾做過清政府駐舊金山的領事和駐西班牙的代辦﹔新任駐藏大臣聯豫曾出使歐洲﹔副大臣溫宗堯也曾在香港上過學。

溫宗堯有這樣的分析﹕“蓋西藏者無獨立資格，我不能保之，則屬於英，而有害於俄之中亞細亞﹔屬於俄，而有害於英之印度。兩國必出死力以相爭，而大局決裂，此兩國所不願也。臣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俄皆當防閉。自英、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國當趁此各有忌憚之時，急整理西藏內政......假使中國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權力，則英、俄方且贊助不遑。”

英國和俄國的互相牽制，使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獲得國際承認﹔1906年在印度簽定的中英關於西藏的條約，改變了1904年佔領拉薩期間英國與藏人簽定的條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第二款規定﹕“英國應允不佔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亦應允不准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1907年英國與俄國簽定條約，要求彼此都不插手西藏事務，雙方在條約中共同承認了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這些條約為後來中國全面統治西藏提供了國際公法方面的依據。

張蔭棠實質是想削去達賴的權力而完全歸駐藏大臣掌握，實行政教分離，而且以漢官代替藏官。又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革除，以蘇民困”，要廢除農奴制。這兩條損害了達賴和上層的政治經濟利益。此外張蔭棠還力圖改變西藏的一些舊習俗，他頒發了《訓俗淺言》和《藏俗改良》兩種小冊子，譯成藏文散發各地。《訓俗淺言》的內容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智、仁、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合群，公益，尚武，實業等，逐字都詳細解釋。



《藏俗改良》的主要內容是：寡婦閨女不得私通苟合，兄弟姊妹叔嫂不得同炕宿臥，人死宜用棺木，身體每日宜洗浴，兒童七八歲時宜教識漢字，見客禮，宜以合掌為常見禮，凡屈躬吐舌豎指頭，貽笑各國，皆不可行，樓下不宜養牛馬，男子不宜戴耳環，兩兄弟同娶一婦，……各國均無此風俗，令人恥笑等。

1909年11月，一是趙爾豐在西康改土歸流，引起了西藏僧俗官員的恐懼；二是駐藏大臣聯豫推行新政，引起了噶廈政府的不滿。聯豫要求調軍入藏，于是1910年2月趙爾豐帶2000名川兵進入拉薩。川兵軍紀極劣，槍殺喇嘛，拉薩秩序大亂。達賴感到了嚴重的威脅，2月21日晨第二次離開拉薩出走，在亞東由英商務處代理麥克唐納 (James MacDonald) 及其衛隊接應，前往印度的大吉嶺。清政府隨即革除了他的名號。

清朝將亡之際，官員反而最熱心。1911年正當清朝對西藏的權威達到歷史的頂峰時，辛亥革命爆發，清朝倒塌。拉薩陷入混亂，槍聲不斷，“日未落路上無行人，居民一夜數驚”。漢人內部派別紛爭，革命和保皇兩面翻來覆去，內訌不斷。駐守江孜、日喀則、亞東的中國守軍，也受拉薩局勢的影響，相繼嘩變，分成不同派別，自立山頭，各行其是。藏人乘機起義，擊敗清軍。

中華民國


趙爾豐率軍回成都“平亂”被殺，從留守西藏清軍生還者的描述中，可見當時被困慘狀和盼望救兵的心情，“狗馬已食盡，飛鳥無至者，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終不果來”

在英國的支持下，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人回藏組織民軍驅逐漢軍﹑漢人。大部分西藏上層人士站在十三世達賴喇嘛一邊，但也有班禪系統﹑拉薩的巴丹吉林寺﹑哲蚌寺的大部分喇嘛﹑噶廈政府的噶倫察絨﹑汪曲杰布等官員站在漢人一邊。察絨等人因而被殺。

困守拉薩的中國守軍彈盡糧絕，最後組織敢死隊，以突襲方式擒獲了達賴家眷為質，雙方才在尼泊爾的調停下談和。漢人交出一切武器彈藥，被驅趕出藏，從印度取道回內地。史稱“第一次驅漢事件”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佈﹕“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4月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同月22日發佈命令﹕“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命四川﹑雲南都督蔡锷派軍進藏。

另一面遠在印度大吉嶺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向西藏發佈了一個通告，要藏人將漢人驅逐乾淨，“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一面向北京政府提出條件，同意“五族共和”，但要求中國政府照常津貼，卻不允許中國在西藏駐軍設官。英國一面制止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談判，一面直接出面干涉。

1912年8月7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五點條件﹕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二﹑中國不得改西藏為行省﹔三﹑中國不得派軍駐藏﹔四﹑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要求根據上述各點訂約，並以此作為承認中華民國的條件﹔五﹑訂約前封閉一切經印度去西藏的道路（旨在阻止中國政府派官去西藏）。

9月7日他又向中國外交部施加壓力說，如果中國定要派兵進藏，英國當以實力幫助西藏獨立。袁世凱一面下令川軍停止進軍，一面駁斥英國的照會。指出根據1906年與1908年中英兩個有關西藏的條約，中國有權干預西藏內政，有權派兵進藏，中英毋需再訂新約，希望英國先各國承認中華民國。

1913年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拉薩，發佈了名為“聖地佛諭”的公告，宣佈西藏獨立。袁世凱迫切需要英國的承認與借款，被迫同意舉行英國提出的中﹑英﹑藏三方談判，這便是西姆拉會議。西姆拉會議始於1913年10月13日，根據戈茨坦 (Melvyn C．Goldstein) 引證大量英國外交檔案的描述，出席西姆拉會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代表夏扎首先要求中英兩國承認西藏獨立，並要求把“大西藏”劃入“西藏國”的版圖。中國代表陳貽範則要求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本部與西藏的界線必須劃在清末時達賴喇嘛的實際控制線上（大致等於今日的西藏自治區）。

英國不願支持西藏獨立，是因為1907年的《英俄協議》規定英俄兩國不干涉中國西藏內政。如果英國公開支持或承認西藏獨立，就會影響英俄關係，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要拉攏俄國對抗德國。在英國的壓力下，藏方被迫放棄獨立訴求。

《西姆拉條約》(Simla Accord) 內英國仿傚內外蒙古的概念提出了“外藏” 和“內藏” ，外藏指達賴喇嘛控制區，內藏指中國政府控制的川﹑甘﹑青﹑雲四省藏區，條約規定中英兩國承認中國在外藏享有宗主權﹔中英兩國承認外藏自治，不干涉外藏的行政事務﹔西藏政府對內藏擁有宗教權﹔中國承認英國在外藏的特殊利益﹔中國不得在外藏駐軍設官等等。



新疆﹑四川﹑青海﹑雲南等省都督巡撫和人民團體強烈反對，袁世凱政府只得命令陳貽範拒絕在條約上簽字。結果英藏兩方撇開中國於1914年7月3日在條約上簽字，並發表聲明說該約對英藏雙方都有約束力，但因中國不簽字，中國不能享受該約的一切權利。25天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正式爆發。

在這個會上，英國代表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還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代表夏扎簽訂了兩個協定，一是《英藏貿易條例》，規定西藏給予英印商人治外法權，沒有英國同意不得向英印商人徵收關稅或其他稅。另一個是邊界協定，即《麥克馬洪線 換文備忘錄》，把“麥克馬洪線”以南約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西藏領土（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加措就誕生在那裡）劃給英屬印度。

藏獨說在此一時期西藏之主權可從西藏政府直接在這些年間締結的國際協議之事實獲得確定。事實是《西姆拉條約》由於中國拒絕簽字，英印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外事秘書1915年9月3日給貝爾(Charles Bell) 的信說﹕“因為中國政府還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俄國政府也沒有接受該條約，因而條約現在是無效的。

英國繼續用軍火接濟噶廈政府，使藏軍趁中國軍閥混戰之際，從1917年7月到1918年7月攻佔了川軍控制的昌都地區和西康西部。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1918以巴黎和會要脅中國，重新逼中國承認《西姆拉條約》。1918年2月起 雙方反復談判，是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使北洋政府認識到不可擅讓領土，為了試探民意，北洋政府將有關交涉情況公佈於眾，全國輿論頓時大嘩。四川省議會提出議案說﹕“邊藏幅員百倍於青島，利害關係亦遠過於青島，川人宜群起憤爭，全國宜一致進行。”回民軍閥青海蒙番宣慰使馬麒通電全國﹕“西藏固中國之領土......此約一簽，終古難復。大好河山，一筆斷送。凡屬五族，誰不解體﹗”中國留日學生也通電說﹕“西藏者，中國之版圖也。領土主權，自始屬我。”指出英國一旦控制西藏，則可侵入四川，進而沿長江東下，圖謀各省。警告北洋政府不可重蹈外蒙復轍。北洋政府不敢再議，於1919年12月6日告知英國外交部﹕“查山東問題，已激起抵制日貨風潮，而中國全國人民之心理，視西藏問題亦與山東問題同其重要，倘將西藏問題同時提議，深恐激起國民猛烈之反抗，輿情如何，已可概見。竊維英國在華商務最盛，倘因此致生同一之擾攘，則不特有違中國本願，亦有礙英國利益。”

英國政府認識到不能為了西藏而危害其在中國內地的商業利益。朱爾典在同月發表的關於西藏問題的五點聲明裡表示﹕“尊重中國為五族共建之國家。”英國後來還在西藏問題上搞過很多名堂，諸如阻止國民政府護送九世班禪回藏﹑抗戰時阻止國民政府測繪通藏公路﹑煽動西藏成立“外交局”等等，但直至印度獨立﹑英國撤退，英國始終未能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對西藏僅有“宗主權”。

自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12年宣告獨立以來,中國國民政府從未在西藏境內駐軍、或對西藏行使過任何權力、設官管轄，但中國政府亦從未放棄清朝留下的主權。



1948年8月2日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處副處長富里曼（F. Freeman）告訴自稱獨立的西藏噶廈政府派出的商務代表團說﹕“我聲明雖然在西藏存在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美國政府從前承認，並且還將承認中國對西藏所享有的合法主權”。

由此可見從1911年至1949 年西藏實際上自治，但法理上，包括英國在內，無任何國家承認其獨立。

印度


1943年英國人乘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派兵越過傳統邊界線驅趕當地官員，強行占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門隅 (Monyul, Arunachal Pradesh)、珞隅及下察隅 (Lower Rdza Yul dzo) 地區。



1947年印度獨立，印度將英國駐拉薩的代表團改為印度代表團，而且將原代表英國人理查遜 (Hugh E. Richardson) 重新任命為印度代表。噶廈政府于1947年10月致電聯合國，並向尼赫魯要求歸還察隅、白馬崗 (Me Tog dzong, 墨脫縣)、洛巴 (Lopa)、門達旺 (門隅)、不丹、錫金、大吉嶺以及拉達克至葉爾羌邊界地區。聯合國因其跨越中國政府不合法理而不能回應。尼赫魯威脅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條約及印度繼承權益的話，“印度西藏間現有一切交通來往即將斷絕。”當時中國正處于內戰之中，藏印交通是西藏与外界惟一的通道。



同年印度在新德里召開 “泛亞洲會議”，唆使拉薩派代表團以示獨立，藏人到後說西藏應有一面國旗，西藏原本沒有國旗，就用藏軍用的雪山獅子旗。



1949年7月，理查遜唆使噶廈政府把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及其他在藏漢人全部趕走，借口是他們中可能有共產黨。國民政府自顧不暇，只作了抗議。藏政府派兵包圍國民政府駐藏各機構，封閉電臺，限制漢人活動自由。在藏漢人沒有軍隊和武器，沒有發生武裝衝突，噶廈為漢人舉行了宴會和送別儀式，然後分批將所有漢人在藏軍押送下送至印度，這是第二次驅漢事件。

時至今日，達賴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的“大西藏”地圖囊括了大片漢族和其他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居住地，唯獨把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土地劃給了印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新華社1949年9月2日發表社論《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領土西藏》，指出驅漢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劃下發動的”，聲言解放軍一定要解放西藏。這是中共首次公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態，把矛頭指向了英﹑美﹑印三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噶廈政府的“外交局”11月4日致英國求援信說﹕“中共軍隊已侵犯蘭州﹑青海和西康等中國省份﹔由於這些省份與西藏接鄰，我們已經給中共政府領袖毛澤東先生送去一封官方信件，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可見噶廈政府自己在中共進軍西藏前也承認，青海與西康不屬於西藏。1950年初解放軍西進，噶廈政府號召“男盡女頂”地抵抗。



1950年1月14日，西藏攝政大扎宣佈派遣“親善代表團”去美﹑英﹑印﹑尼泊爾四國表明“獨立”，另派一個使團去北京表明“獨立”。1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接待西藏的“親善代表團”，都將被認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敵意﹔他還指出西藏應該派代表團到北京來談判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美﹑英等國拒絕接待西藏的“親善代表團”。西藏去北京的使團則滯留於印度。

噶廈政府仍不甘心，把藏軍主力10個代本七﹑八千人派往昌都，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抵抗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的解放軍，印度給予藏軍一萬多支槍。中共先派青海﹑西康的活佛去西藏“勸和”，結果失敗。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到達昌都後，被英國間諜﹑昌都電台台長福特（Robert Ford）毒死。



1950年10月6日至24日進行昌都戰役。藏軍指揮無作戰地圖，無訓練機構，戰術落後，不善於組織火力，不會選擇地形，汝本﹙營長﹚以上指揮官的指揮部離火線很遠。部隊戰前須打卦問卜選擇吉日出戰，並要燒香叩頭求神靈保佑。戰鬥中士兵身背“噶烏”﹙護身符﹚，口唸咒經，勝則窮追猛打，敗則各自逃命。官兵均攜帶家小，出發拖兒帶女，行軍速度緩慢。官兵年齡普遍偏大，其中有五六十歲的老兵。



中共當已陷入朝鮮戰爭，藏軍如果不是早在昌都把實力消耗一空，懂避免正面作戰，共軍孤軍入藏，後勤線越拉越長，是否能打勝是未定之數。可惜藏軍反而把主力部隊調往昌都迎戰共軍，幫助共軍把後勤線大大縮短，共軍一面正面緩慢進攻，牽制藏軍不至回逃，另一方面調動主力向藏軍後方包抄，斷其退路，將其全部殲滅。昌都戰役結束，藏軍主力喪失7個代本的部隊。



戰役後西藏的大門敞開無阻，噶廈政府一片慌亂。1950年11月7日，噶廈宣稱西藏是個“獨立國家”，要求聯合國阻止中國“侵略”。聯合國秘書長認為，除非有個聯合國會員國要求，否則安理會不會討論這一呼籲。1951年2月噶厦政府派出代表團到北京求和，與北京簽訂了《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4]。



《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央政府掌管西藏的國防外交，西藏原有制度﹑達賴喇嘛及各級官員的地位與權力不變，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

達賴喇嘛於七月回到拉薩，最終正式接受了《十七條協議》。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認為當年把西藏就那樣拱手讓給中國人，是西藏上層人士犯下的罪行。但實際上當年西藏決策者的餘地已經很少。比較一下當年清朝政府施加給西藏的《二十九條章程》，中共的《十七條協議》至少在文字表面顯得寬容得多。

1952年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逃往大吉嶺，向台灣和美國求助，在他們協助下成立了一抗共組織。這組織1954年起和印度情報機關與錫金有聯系。

中國政府收回外交權後，於1954年至1957分別同印度與尼泊爾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係以及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趕走了印﹑尼兩國的駐軍，取消了他們的殖民主義特權，折價買回了印度控制的郵電企業。

1961年印度乘中國處于經濟上難時期在西段越界設立了43個軍事據點包圍中國哨站，在東段更跨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向北推進。解放軍遂于62年10月日進行反擊。一月之內打死和俘虜包括兩名將軍的印軍上萬人。因後勤線太長，11月21日抵達邊界後單方面宣布停火，更主動送還繳獲的全部武器裝備和4千多俘虜。



1959年暴動


1955年西康省試行土地改革，部分農奴主和喇嘛叛亂。部分逃到印度。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西藏成立各類機構如縣政府﹑衛生院﹑獸醫站﹑郵局﹑貿易公司﹑糧站﹑氣象站﹑水文站﹑小學﹑幹部訓練班等等。漢族幹部多達17,631人，藏族幹部職工12,673人，全年開支漲至1億8千萬元，於是毛澤東下令在西藏大收縮﹑減漢戶減漢口。到1957年秋，漢族幹部只留1500-1600人，解放軍只留13，000人，其餘內撤。

各縣的秘書﹑會計﹑醫生﹑獸醫及其他專業人員幾乎全部調走，結果醫院的醫療機械無人會用，危急病人無人會搶救，牲畜生病也無人會治，財會制度混亂，有的縣因為無人會做工資表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有的縣委連中央文件都無人能看懂。

1957年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塞班島訓練藏族情報人員，1958年藏族情報人員曾空降入藏接觸賴喇，翌年暴動與此未必無關。1959年後中央情報局曾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德市（Leadville） 北方二十五公里處的一條峽谷裏的海勒營地 (Camp Hale）訓練多達2000名西藏游擊隊，游擊隊基地在藏邊的莫斯坦 (Mustang) 。 1969年基辛革訪華後訓練撤銷。



1959年時拉薩人口不足三萬，3月12 日一個早上集合起三千多人，並打死打傷親共藏族高官，所以估計有組織動員指揮。當時拉薩的解放軍只有一千多人，而拉薩的叛軍約有七千人，漢人被叛軍層層包圍。毛澤東3月11日的指示是軍事上採取守勢，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無論去藏南或印度都不得阻攔。

3月20日解放軍增援已到，全面出擊，僅30小時就平息了拉薩叛亂，大昭寺﹑布達拉宮三大寺的叛軍都投降。三天的戰鬥幾乎使一萬人喪生，城中屍體遍布街頭。根據解放軍的報導，四千名叛軍被俘，拉薩的男性大批被逮捕，使好幾十棟房子和廟堂裡都塞滿犯人。拉薩城郊的羅布林卡里拘留了八千人，拉薩的三大寺院色拉、哲蚌和甘丹被軍隊重重包圍。人們將數千具屍體集攏成堆，在夏宮的楊柳樹下燒了三天。

戈倫夫(Tom Grunfeld) 指出“這些叛亂決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它們是由部族的頭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領導的。這些人如果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他們的鼓勵。……西藏原來的政治集團認為漢人發起的改革是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直接威脅，因此他們大力阻止這些改革。”

本來西藏地廣人稀﹑氣候嚴酷，解放軍後勤困難，叛軍可以長期游擊戰。出乎意外叛軍卻在三年內被基本肅清。當時美國記者說中共平叛需要20萬軍隊，或根本不可能成功，事實上中共只用了幾萬軍隊。理由是叛軍紀律壞，對藏族百姓的搶劫﹑姦淫使他們得不到百姓的支持。

二十二歲的班禪喇嘛於1959年3月29日簽署了一份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電報，支持解散西藏政府。4月5日班禪喇嘛抵達拉薩，出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4月18日十四世達賴喇嘛抵達印度。流亡印度之後達賴宣稱《十七條協議》非法，理由是那是一個在武力威脅下被迫簽定的協議。

在同樣標準下，1856年《西藏與尼泊爾條約》以及1904年的《英藏條約》也都是戰爭的產物、在英國武力威脅下簽署的。但藏獨一貫用這兩個條約作為西藏有權簽署國際條約，從而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的證據。

在西藏繼之而來的鬥爭不但使藏人見了漢人膽寒，而且還在藏人當中形成了一股互不信任的氣氛。兩年之內，格爾木﹑蘭州北面﹑西寧西面的勞改營關了超過十萬名犯人。他們食不果腹，寒衣不足，大約40％死於獄中，毛澤東的大躍進使當時藏每人每月的糧食僅二十二磅。



1966 年文革


1965年西藏建立自治區。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文革浪潮影響西藏內的數萬漢人，紅衛兵也湧進西藏，當時有幾千名藏族學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及陝西的咸陽西藏民族學院讀書，所以從內地返藏的藏族紅衛兵不少。西藏造反派和保守派中都有漢人藏人，漢人紅衛兵到了拉薩以後，極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區。西藏寺廟遍布農村牧場和叢山峻嶺，能把散佈在上百萬平方公裡面積上的數千座寺廟毀壞得那樣徹底的是藏族紅衛兵。拉薩集中了最多的漢人，但是拉薩寺廟受到破壞的程度卻遠遜於漢人稀少的農村和偏遠地區。

但始終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文革，西藏問題不會這樣複雜。

1980年月胡耀邦偕副總理萬里視察西藏，藏農牧人的貧困令他震驚，他稱“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沒有顯著的提高”，“我們黨對不起西藏人民”。他強調西藏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儘快提高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胡耀邦認為只要善待藏人，藏人就會投桃報李，但有幹部認放寬宗教政策影響大，撥款修復寺廟﹑恢復宗教活動將會導致宗教狂熱，給上層人士賠款，是向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投降，可能引發新的叛亂。



後來仍總結了三點﹕一是由政府給西藏更多的錢。二是大批漢族幹部調回內地，提拔藏幹。三是大力發展西藏教育。1987年胡下台時﹐傳說有一條罪狀是對西藏太右。



自1980年起至今，西藏不收農牧稅﹑農牧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產品不交商業稅，鄉村幹部的津貼全部由政府開支。政府還向全體農牧民提供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科技與獸醫服務﹑免費或廉價派發生產物料﹑補貼生活必需品﹑提供無子女者的養老金﹑救濟款等，農牧民的汽車﹑拖拉機也免收養路費。



1987年至1992年


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場及其它生產資料全部分給農牧民，實行“土地使用權長期不變”，“牲畜經營權長期不變”。



1987年10月1日23名喇嘛在八廓街舉著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又引發藏人暴動 ，警察將示威喇嘛帶進派出所，街上的藏人就向警察與派出所扔石頭，燒了停在八廓街與大昭寺廣場上的汽車，打砸搶燒商店機關，警察先用警棍﹑電棒, 後開槍，約十人死亡。歐洲議會與西德議會通過決議，譴責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打壓西藏文化和宗教。美國國會則譴責中國政府開槍鎮壓“無武裝的示威者”。

1988年1月召開三大寺喇嘛代表座談會，自治區政府宣佈了給三大寺文革被抄財物賠款。3月傳召大法會的最後一天，數百名喇嘛和25,000名信徒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廣場上示威，很多漢人開的商店被搶﹑被燒。 2000名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了廣場上的人潮，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指出警察沒有攜帶槍械。有警察被殺，殺警兇手是西藏大學藏文系學生，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董尼德認為“這是個非常寬容的判決”，是中國政府“企圖妥協的低姿態動作”。但美國眾議院定為“和平示威”，譴責中國政府鎮壓“侵犯人權”。問題是同類事件在歐美會不會引起相同的政治反應。



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從1987至1992年間，拉薩發生150多次藏人上街遊行遭到鎮壓事件。1989年那次西方媒體說380名手無寸鐵 的民眾被殘殺。



達賴喇嘛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的40多年間，有120萬藏人死於饑餓和迫害。西藏流亡政府對這一數字有詳細的分類統計，其中死於獄中17萬人；被槍決近16萬人；死於戰場43萬人；死於饑餓34萬人；被逼自殺和批鬥至死共10萬人。整個死亡人數相當於每六個藏人就有一人喪生”。

支持藏獨的派佛蘭區 (Patrick French) 說沒有確實的數據說是120萬，不同的估計得出數字由20至40萬，沃倫.史密斯 (Warren Smith) 從人口估算中少了的數目推算出二十萬。替西藏人口帶來不幸的還有英國人，張蔭棠估算自乾隆到光緒間減少在英國人手上的藏人約80萬。。

如戈茨坦說﹐達賴喇嘛對於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上說的常常遠離事實。不只是人權上﹐譬如藏獨說現並無任何有效之國際協議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是是誤導，因為1995年美國國務院聲明﹕“美國的政策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一長期不變的政策是符合整個國際社會，包括中國所有的鄰國的觀點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是個主權國家。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還在中華人民共和成立之前。1942年美國已告知重慶政府美國從未懷疑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1997年4月17日美國駐華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在訪問拉薩時說﹕“美國政府從孫中山時期就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7月27日在北京與中國主席江澤民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也說﹕“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之一。”

無慾則剛

以前的西藏是否樂土
達賴說: 歷史上西藏財產的均衡和社會制度的寬鬆可以與當時亞洲大部分地區相媲美。從尋找歷代達賴喇嘛靈童的制度上也能清楚地知道西藏政權絕非血緣世襲制。不僅如此，第十三、十四世達賴喇嘛等歷代許多達賴都降生于農民或偏僻鄉村的一般平民家庭。達賴喇嘛下面有僧俗等額的行政管理人員，俗官大部分雖產生于世襲家庭，但職務不是世襲制。僧侶行政官員則來自社會的多個階層。

他說同樣在西藏各寺院的制度中，也給人民以平等賦予發展的機會，任何一名兒童都有入寺為僧的權利。在各寺院中擁有最高權利者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一般平民家庭或安多、康區等邊遠地區的僧侶，他們都擁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政教兩方面的各項工作。

他舉例說東珠曲忠是西藏獨立時期屬于西藏最貧窮人家中的一個。她是中國所說農奴家的人，她家有六口人，擁有配有圍墻院落的兩層樓房，樓下是關牲畜的地方。家有四頭牛，二十七只羊，兩匹騾子，四畝半農田。在吃穿上沒有絲毫困難，同樣當時在她地區沒有一個乞丐。

他說在西藏法律中不僅明文規定任何莊園主都不准殘暴地折磨、虐待農民外，這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道德習俗。從七世紀松贊干布開始，很多西藏的執政者把佛教觀的“十善”作為法律來確定。這一國法的宗旨為﹕國家的執政者們要把自己視為廣大民眾的父母，對民眾進行照顧和愛護。一九一九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曾下旨﹕“各縣及莊園主等首領對民眾只許公平合理的使用徵稅法。不得偏向一方、隨心所欲地以各種名目增設差稅騷擾民眾。若出現額外差等情況，應立即上報。”一般西藏的傳統習俗中認為任何沒有仁慈的行為都是卑鄙下等的。佛教的宗旨是慈悲，其目的不僅造福于人類，而且禁止傷害一切生靈。

他又說在西藏歷史上，死刑和割除肢體器官等的刑事處罰權只限于在拉薩的西藏中央政府具有，1898年發布禁令，除賣國者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外，不得使用此類刑法。



農奴制度


人口統計數字


                          西藏本部     大西藏、藏族   整個中國   

吐蕃王朝、唐安史之亂前                    1500萬       5200萬

唐肅宗乾天三年                                         1700萬
   
1737 年、乾隆年間                         270萬
  
1830 年                    100萬          300萬

1951 年                    114萬

1935 年                                   372萬

1953 年                                   277萬       5億4千7百萬

1959 年                     119萬

2000 年                     261萬         541萬      11億5千9百萬

                 其中藏族241萬 (92.2%)

                 分布:

                 拉薩市   :47 萬

                 昌都地區:59萬



2007 年                    284 萬
  


自清朝初年至西藏解放前的近200年內，西藏人口沒有增加，可見其社會發展已經停滯。西藏人口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除因自然條件外，也受當時西藏物質生產和社會制度所決定。1959年後藏族人口已增加一倍。



1959年前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熱地幼時曾經被稱為男鬼，給牧主、部落頭人和活佛當過佣人，差點被殺掉、淹死，後來出乞討，弟弟餓死。



加拿大學者戈倫夫(Tom Grunfeld)在《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中說，1940年較為富裕的藏東地區的一項調查表明：75%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与燕麥或豆麵攙合在一起的野草。他說由于氣候和地形的限制，大量獨身的僧人使幾百年來藏族人口一直處于零增長。直到1959年改革後人口因經濟社會狀況好轉才進入了歷史上最快的發展時期。



農奴和奴隸沒有人權和人身自由。戈倫夫指出農奴被拴在農奴主的手裡，沒有行動自由和婚姻自由，被迫納稅和服勞役。他們和內地農民的區別在於內地農民可以自由租耕不同地主的土地，他們和東家只有租佃關係，沒有人身依附關係。而農奴卻無權選擇主人，也無權自由退租。內地農民交租的數量有一規定，而農奴主卻可以任意役使農奴全家，包括其子女。農奴的子女一出世就要向主人登記，到15歲就得為主人服勞役。農奴主甚至有權派他們長期離家庭支差，幾年不得回家。

內地農民可以自由行動。西藏農奴如想離開主人外出謀生﹑婚嫁﹑朝佛﹑流浪或投靠新主，必須向原主交納“米波”（人頭稅或人役稅），每年交一次，數額由原主決定。

有的原主還要求他們每年回去一次幹一定數量的活。有的農奴一戶中各人分屬幾家農奴主，各交“米波”，很多農奴不堪忍受壓迫而逃亡，達賴喇嘛的噶廈政府就把他們抓起來，送還原主，他們往往要受到毒打。十三世達賴發過訓令，禁止地方官員和僧俗權貴收留逃亡農奴，佔為己有。清朝末年，噶廈政府針對逃亡農奴增多的現象，成立了專門機構“索囊列空”，登記和控制逃亡農奴，並強迫他們交人頭稅。

內地農民結婚毋須地主批准，農奴結婚必須攜帶禮品向農奴主報告，請求批准。很多農奴主不願自己的農奴出嫁或出贅，即便同意也要嫁出者或贅出者交贖身費，數額由領主決定。辦法之二是交換農奴，通常在若干年後進行，恰好兩家領主之間有互相交叉佔有的農奴可以對等交換，男換男，女換女。

其中“富裕農奴”租有較多的土地，能夠轉租給“貧苦農奴”，或者僱佣“貧苦農奴”，甚至擁有朗生（奴隸），但他們也沒有人身自由，所以仍然是農奴。

在舊西藏農奴的人數佔了總人口的90%以上。除了大約三百個貴族家庭，所有西藏俗人男女都是農奴，兒子生來就屬於他父親的領主，而女兒屬於她母親的領主。

此外，還有佔總人口5%的“朗生”（奴隸），農奴不同於奴隸，農奴有自己的財產（生產工具和牲畜），奴隸一無所有，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被領主佔有。一般而言農奴主不能隨意殺死農奴，奴隸主則可以隨意處置奴隸的人身。

戈倫夫指出“西藏社會和中世紀的歐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沒有證據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香格里拉”。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也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清朝欽差大臣張蔭棠則說﹕“藏中差徭之重，刑罰之苛，甲於五洲，應一律廢除，以蘇民困。”

達賴喇嘛企圖用佛教的仁慈來掩蓋和否認農奴制嚴重侵犯人權的本質是不當的。一種社會制度是否人道，並不在於當權者是否仁慈善良，而在於制度本身。


刑法


舊西藏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十三法典》，重新引入佛教極力撇除的種姓制度，規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達賴喇嘛﹑活佛和貴族為上等，商人﹑職員和牧主為中等，農奴和奴隸為下等。屠夫和送屍者則是下等下級人。尊者滴血值一錢，卑者滴血值一厘。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僕，治傷後不再判罪，主毆僕致傷無賠償，“卑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人命價按屍量黃金”，“殺鐵匠﹑屠夫等，賠命價草繩一條”。“打家劫捨﹑綁架破壞﹑偷盜殺人﹑持械行兇﹑平民造反，當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處死等，量刑判處，以儆效尤，而杜後患”。

葛德 (Stuart Gelder) 在及時雨 (The Timely Rain) 一書中寫到有一農奴因偷廟宇的兩隻羊被喇嘛下令挖掉兩眼和打斷了兩隻手。佛教禁止殺生，於是西藏的官員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時放走，讓他死在別處，或把他們縫在一個袋子裡，然後扔進河裡。

酷刑連上層人物都不能幸免，193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以後，曾經在英國生活、擔任過藏軍總司令的龍廈試圖推動一次改革運動，把西藏納入現代化軌道。在權鬥中失勢後龍廈被剜去雙眼。”挖眼的辦法是，將一根光滑而呈圓形的氂牛骨置於被監禁者的太陽穴上，然後用皮帶把頭纏繞束縛起來，最後用一根木棍在頭頂上轉動，直到眼珠掉出來為止......挖眼之刑非常殘忍，用皮帶勒了之後只出來一個眼珠，於是繞杰巴﹙專事斷肢挖眼一類酷刑的施刑者﹚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隻眼珠挖出來。然後把滾燙的油倒進眼窩裡燒灼傷口。據龍廈之子拉魯‧次旺多吉回憶，在龍廈被釋放後，挖眼的地方有一塊很大的疤痕。”

達賴說的不是真話。

經濟


徐明旭《陰謀與虔誠來龍去脈》說1951年前西藏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業，沒有工廠生一根火柴﹑一枚鐵釘。1927年噶廈政府請英國人修了一水電站，容量僅125千瓦，斷斷續續工作，只有達賴喇嘛與少數豪門可以享用，維持僅十年就壽終正寢。

西藏沒有一寸公路，傳遞文書靠驛站。雅魯藏布江上只有幾座鐵索橋，沒有可以通車的橋樑。那時從康定馱運貨物到拉薩，要翻越20多座山，跨涉上百條江河，行程兩個月以上，由內地往拉薩最快的方法是經印度。

農業停留在原始水平，大量使用木犁﹑木鋤，鐵質工具都很少。1952年，西藏畝產糧食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遠遠低於生存標準之350公斤﹔生存靠974萬頭牲畜補貼，但人均佔有不到八頭。人民生活之貧困令人難以想象。

有回憶錄道﹕“五十年代初，我在拉薩看到城東﹑南﹑北有許多破舊不堪的貧民窟，觸目皆是衣衫襤褸﹑風餐露宿﹑凍餒街頭的乞丐，就連罪犯也因監獄不管飯而肩扛木枷﹑腳戴鐵鐐沿街乞討，其情景令人觸目驚心，至今難忘。農奴們的悲慘際遇，與那些身著綢緞黃袍﹑騎高頭大馬昂首而過市的領主官員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59年藏歷正月會發放佈施時，有近萬乞丐領取佈施，須知當時拉薩市的人口總共才兩萬多人。”

  
衛生


西藏過去死亡率很高，中共進藏前平均壽命衹有35.5歲，三分之一的藏人得天花（連十三世達賴喇嘛都在1900年得了天花），痲瘋病也很流行，嬰兒死亡率高達40% 到75%。



拉薩之髒，可以從下文看出﹕“到處是垃圾，隨地大小便和動物的屍體。由於臭氣燻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達賴喇嘛幾乎總在害病。當貴族騎馬穿過拉薩市區時，總要用灑了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


另一位《泰晤士報》記者筆下展現的也是一樣糟糕:“房子互相支撐著。已經腐爛、位置錯了的大樑不時的從一層層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從與搖搖欲墜黑色的幾扇小窗子可以辨別出樓上樓下。大門敞開，它也只不過就是塊黑黑的厚板子，兩個橫樑及一個扣鎖。在裹面，所有的東西都塗上了一層黑煙油……在大街中央兩堆垃圾之間，流淌著一條臭氣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凍。西藏人把吃掉的或沒有吃掉的動物的角、骨頭等都仍在裡面，狗或者烏鴉把它們叼走。泥灰墻和門內的小溪才可用。這種惡臭令人恐懼。”



生活方式


達賴說中國政府建屋使大批藏人離開破舊的建築，搬進有自來水、有衛生設備的新房屋，是漢化的陰謀。中國內地的漢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亞洲各國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樓，但各國市民都並不認為這是西方的文化侵略。



反而布達拉宮的金頂乃是仿效漢式大屋頂。大昭寺、扎什倫布寺、色拉寺与羅布林卡都有這樣的仿漢式金頂，建于十四世紀的夏魯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漢式琉璃瓦歇山頂、斗拱、飛檐翹角与四合院布局。



美籍華人作家作家陳若曦認為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超過現代化，但祇有現代化才能真正保護佛教文化的精華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藏人幾千年來過度放牧，草場退化，嚴重威脅到西藏的畜牧業与藏人的生存。本世紀二十年代末藏北發生大雪災，噶廈政府不聞不問，無數牲畜与牧民凍死餓死。 1985年、1990年与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災，中國政府出動軍隊与飛機救援，用現代化的方法才能“保護藏族的生活方式”。



西方有人認為派出大批工程技術人員、醫療衛生人員、教師到西藏去建造醫院、學校、發電廠、電視台、自來水廠、公路、機場、提高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水平是損害了藏民的文化傳統、破壞環境。另一面卻譴責中國政府未能把少數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國平均水平。



按照許多西藏人權報告的邏輯，中國政府只有讓藏人滯留在中世紀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權。他們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痴如狂地追求現代物質文明与現代商品和娛樂。董尼德發現“老一輩的還在手轉經筒，口誦咒語，年輕的一代的夢想沒有神祗，沒有菩薩，只有金錢、時裝和物質享受的天堂。



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宣言》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歐美的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波里尼西亞人也享受現代物質文明，但西方沒有說這是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或侵犯他們的人權。



教育與文化


人不能只活在希望來世過得更好的幻想中，必須腳踏實地工作﹑學習。語文是溝通﹑工作﹑學習的媒介，藏文雖然歷史悠久，卻發展緩慢，在表達自然科學知識方面更為落後，例如﹕“比重”與“重量”是同一個藏文，類似的還有“氣候”與“氣象”﹑“遺傳”與“繁殖”﹑“功率”與“能量”﹑“拉力”與“引力”﹑“水平面” 與“水面”等等。達賴喇嘛攻擊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中學裹用漢語教授數理化生是“毀滅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開辦的流亡藏人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

達賴喇嘛1996年接受國際法學會採訪時說，中國對西藏的“文化絕滅”(cultural genocide) 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國的高考中，中文成績比藏文成績更重要” 。既然藏文沒有大學理工醫農﹑現代社會科學的詞彙，那麼中國的大學自然只能用漢文授課，漢文成績當然比藏文更重要。為了照顧內地藏族考生，中國政府一貫對藏族降低錄取分數線。



達賴喇嘛要求藏族只學藏文，不學漢文（否則就是文化絕滅），這意味著他要求藏族永遠不能升讀國內大學。如果藏人無法進大學學習，那麼西方人權衛士与達賴喇嘛一定會說這是種族歧視，西藏的經濟、教育、衛生和服務將遠遠落後于國內的平均水平。



西藏落後原因之一就是宗教勢力拒絕任何現代化改革。現代文明必然改變傳統的價值觀﹑風俗習慣與語言文化。西方學者從來不曾把現代文化取代中世紀文化叫“毀滅歐洲文化”，而是稱之為“發展與進步”。



1940年去拉薩主持現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儀式的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給國民政府的報告裡提到當年西藏教育。他如下描述:

一﹑初等教育有:

1﹑喇嘛教育，只學藏文和佛經。

2﹑貴族教育，有“資仲學校”和“仔康學校”兩所，前者設於布達拉宮，培養僧官，有學生五﹑六十人，課程為習字﹑算術﹑藏醫和卜筮﹔後者設於大昭寺，培養俗官，有學生三﹑四十人，課程為習字和算術。

3﹑普通教育，拉薩有三所著名私塾，各有學生七﹑八十人，課程僅為識字而已。

二﹑高等教育，僅限於寺廟喇嘛研讀佛經。

三﹑留學教育，計有留英者四人﹑留印者六人﹑在大吉嶺或江孜英文學校者十人﹑曾游歷英國或印度者三人。

當時西藏文盲率高達90%以上。國民政府1938年至1949年辦了一所國立拉薩小學，學生多為漢人子弟，藏族貴族不肯送子弟去那裡，怕沾染無神論。

1940年前後﹐英國先後在江孜和拉薩開辦 英語學校﹐寺廟認為英語學校開辦下去﹐勢必衝擊宗教活動﹐強烈反對﹐時經五個月英語學校就結束了。

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西藏農林牧漁業勞動者占全區在業人員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4%，小學畢業占19.7%，初中畢業占0.8%，高中專畢業占0.1，大學畢業為零。

宗教


藏人自古以來生活在缺氧﹑嚴寒﹑交通不便﹑資源貧乏﹑疾病流行﹑生命短暫的世界屋脊，生活極為艱難，藏文化和宗教起源於生存環境的惡劣和無常。



藏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現世的功業，而是超度來世。藏人認為人生充滿了生老病死等苦難，人要擺脫這些苦難，必須反復苦修，經過多次轉世輪迴﹑功德圓滿之後，才能跳出輪迴，擺脫苦難，立地成佛，修成正果。禪宗也曾傳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贊主持下與喇嘛們辯論，這是西藏歷史上有名的頓漸爭辯，禪宗主張頓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張漸悟，漸次修行，經許多世後成佛。



喇嘛教把本教的儀式﹑靈魂不死的觀念同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靈魂轉移﹑超度來世的觀念和，印度的種性制度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和意識。



概括地說，就是“信仰高於理性，來世重於現世，儀式多于哲理”。現實生活越是艱難的藏人，對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熱，對來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對喇嘛越是尊敬，對寺廟捐獻越是慷慨。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一字不識，根本看不懂佛經，對佛教的哲學一竅不通，只會口誦“六字真言”﹑手轉經筒（經筒是一種特製的圓筒，表面上刻有經文，中央有長軸，邊走邊轉動手中的圓筒謂之轉經，每轉一次經筒就相當於唸了一遍經文)，這是為了方便不識字的藏民朝佛而設計的東西，它和經藩﹑五體投地磕長頭﹑天葬已成藏族的標誌。



有人如此描述: “拉薩的朝佛營地一直沒有消失過，幾乎所有來此朝佛的人都在城郊搭了帳篷。整個拉薩聖城都是這營地不斷擴張而來的。營地裹總有許多充滿了稚氣的孩子，有些還在襁褓之中，顯然就降生在朝佛的路上。



路邊有時可見藏民用青石塊堆砌的小型金字塔，有些平整的石面上還刻有經文，這是瑪尼堆，是藏民用來表示祝福和祈禱的，有時一旁的樹枝間還掛有五顏六色的布條，布條上也寫滿經文，這是經藩，也是頌經和祝愿的一種方式”。據說風吹經藩一次就相當於唸了一遍經文。


在中共建造的公路上叩長頭



“對朝佛者而言，磕等身長頭是家常便飯，哪天磕不動了，就意味著生命停止了，而來世即可開始，若能在路上死去，是非同尋常的福气。他們由家鄉出發，雙眼直視蒼穹，口中喃喃自語，手上戴著專用的木掌手套，啪、啪、啪，響亮地拍出三聲，第一聲雙手高舉過頂相擊；第二聲響在額際；第三聲則在胸前，這是對佛、法、僧三寶的頂禮。三次合十之后，他們在向前邁出一大步的同時，陡然撲倒于地，拍打出一陣薄薄的飛塵。



朝佛者大都是灰頭土臉的。他們前胸繫著的那塊專用圍裙，雖然由整張牛皮製成，也早被磨得斑駁不堪。他們的額頭無一例外地留下了厚厚的繭子，有的甚至突起了一個蛋黃大小的瘤子……他們說一個藏族人一生應該磕10萬次等身長頭，這是修持佛法的基礎。等到了終點拉薩之後，他們會在拉薩河沐浴乾淨，換上一套妥善珍藏了一路的漂亮藏裝，虔誠地進入大昭寺朝拜，燃起百盞千盞酥油燈，一生有此壯舉，終身榮耀。”



又有一攝影師說: “有一年我在藏北拍攝達木天葬台時，曾經遇見幾個太太，她們中有一位雙目失明，只能依靠前面的人用一根繩子牽著。其實她只有三四十歲，可是皮膚晒得特別黑，在她閉上眼的一瞬間，我發現她眼皮裹還保留著非常白的一道本來的膚色。她的臉上布滿了溝槽，比內地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還顯得老。”



"藏人死後，停屍三天，然後由家人送往天葬台，一路不可回頭，還要把一個紅陶罐在路上摔破，表示放死者的靈魂升天。在天葬台，天葬師一邊念念有詞，一邊雙手熟練地進行碎屍處理，骨肉剝離，再把骨頭用石頭砸碎，把肉切碎，並拌以糌粑。然後點燃幾處火堆，請禿鷲來食之，禿鷲一見煙火，立即飛到天葬台上，只幾分鐘就可將碎屍搶食一空...一閉眼就浮現天葬場上那個血淋淋、瞪著雙眼頭顱的畫面..."



1950年前，西藏耕地約300萬畝，寺廟和上層喇嘛佔有40%。1959年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佔有土地14.7萬畝，11萬頭牲畜和4萬多農奴，寺廟所屬的農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給寺廟。寺廟還從香客那裡得到大量佈施，貝爾（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廈政府1917年的財務報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廈政府收入72萬英鎊，布達拉宮收入80萬英鎊，噶廈政府再從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萬英鎊給布達拉宮。喇嘛通過政府津貼﹑寺廟莊園﹑民間化緣和寺廟自己的金融活動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財富，但他們既忽視生產，也未能推動改進。農奴所剩下的只夠維持生存，沒有儲蓄，這就造成了持續許多世紀的停滯不前。



寺廟第一耗資於無數日夜點燃的酥油燈。第二，供養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佔總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兩戶平民要供養一個喇嘛。第三，寺廟的建築和佛像。西藏寺廟的眾多﹑豪華常令遊客驚訝，不知耗費了多少金銀珠寶錢財和人力。  “……十三世達賴的靈塔比五世達賴的略為低了一點，包覆塔身的黃金用了將近六百公斤，但是鑲在塔身上的奇石珠寶卻遠遠超過十萬顆；更特別的是，在十三世靈塔前面還放了一座用金線將22多萬顆珍珠串成的珍珠塔……五世達賴的靈塔更講究了。塔高12.6公尺，塔身除了鑲滿像是綠松石、紅珊瑚、天珠等的寶石之外，塔身也全用純金金箔包裹著，聽說用了3,721公斤的黃金” 。“1914年九世班禪主持鑄造的鎏金青銅強巴佛像……用黃金279千克，銅115,000千克，珍珠300餘粒，琥珀、珊瑚，松耳石等各種珍貴寶石1,400多顆，僅大佛像的眉間，就鑲嵌特大鑽石1顆，蠶頭大的鑽石30顆，珍珠和其他寶石60多顆”。宗教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之烈，連中世紀歐洲都望塵莫及。



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為喇嘛，消耗了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這也是導致西藏落後原因之一。“喇嘛初入寺廟，概稱學徒，由寺內擔任教師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約三四年或四五年卒業，始授以經典，再約三四年，經考試及格，得稱喇嘛。在學徒期間，須為寺中服雜役，昇喇嘛後，則除誦經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須研讀佛教經典，約二十年讀完，得應格西考試，及格後，再入密宗學院，習密宗經典，十數年後，積資可昇法師或尊者，最後得昇甘丹赤巴，造佛學之絕頂，然此僅為少數喇嘛，多數於考格西後即停止再進也。”



“西藏的密宗極為神秘，就因它被極少數高級喇嘛所壟斷。修密時先要經過許多繁瑣複雜的儀式，有資格修密的只是少數已取得格西學位的的高級喇嘛。據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卷十四，灌頂是修密時必需舉行的儀式。一個僧人從入密門到修習最高密法無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進行多次灌頂。密宗視灌頂為最莊嚴﹑最神聖的儀式，未受灌頂者是不能修習密法和閱讀密宗經典的，否則不僅得不到成就，死後還要下地獄。”



“灌頂儀式必須由金剛上師執行。儀式在曼陀（繪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場）前舉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由上師手持一個內裝聖水的寶瓶，向受灌者頭上灑水，再用以人的頭蓋骨做的碗裝青稞酒讓受灌者喝。最高級的灌頂儀式是修無上瑜伽密之密灌頂，其法如下﹕修密弟子找一12﹑16或20歲的處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圍住的屏內，將此女獻給其師，此女被叫做明妃。然後由其師加持金剛﹑蓮花（男女生殖器），將俗女身觀空，證生天女身。然後其師攜明妃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羅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說即性交）。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行畢，其師攜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無名指取摩尼寶（精液）置於弟子口中，同時唸誦《金剛曼經》。弟子要誦意為希有大安樂的咒語，把摩尼寶咽下。而明妃從入定起，不著衣服，於蓮花中取甘露滴（體液），如是置於彼口中，彼亦如上而飲。這就是所謂密灌頂。灌頂畢，弟子去遮目布。其師將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後以自己的左手執他們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剛杵置弟子頭頂，教訓道﹕諸佛為此證，我將伊授汝。然後令弟子與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樂。”



難怪把表現性交的歡喜佛堂而皇之地供在寺廟裡。

達賴說“藏傳佛教中出現的骷髏標志或人骨法器，如念珠、人皮鼓等，在普遍層面上是提醒行者痛念生死無常，策勵他們不要虛渡時光及生起閑逸的懶散態度。在密義上，它們又有更深一重的表義。人骨法器不是殺害人命而取得的，一般必須是死者生前發愿在死後捐予造法器用途的情況下才可採用，很多時候還會選擇性地採用高僧或修行人的死後遺骨”。

然而小孩的皮也用。西藏自治區檔案中有下列50年代初舊西藏地方政府致有關部門的信件:



“熱格： 本處需進行天女敬食佛事，需頭顱四具、腸子十付、淨血、污血、廢墟土、寡婦經血、痲瘋病人血、各種肉、各種心、各種血、陰地之水、旋風土、向北生之荊棘。狗糞、人糞、屠夫之靴等物，務于20日送往次曲康。”



“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体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于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 。信中沒有指定要死後高僧捐贈的。



喇嘛教和人們心中的佛教頗有不同。



西藏的矛盾


自一九五九年流放以來，達賴喇嘛變成徇道者、民主鬥士和教皇的混合體。他既代表對抗強權与不公的領袖，也代表某種精神力量，在忙碌与壓力的世界中獲得內心的平靜与快樂。人們談論西藏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關心它們，而是因為它們提供了某種逃避的手段。



達賴於是成了環球《大棋局》上的一只棋子，西方政府用賴喇牽掣中國，討價還價，用會見賴喇來增加國內支持度。

西方與中國


西方人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也不想知本國過去在西藏幹過什麼，但會興致勃勃地表明他們對西藏的看法，就像人們一見面就說起全球變暖問題，他們其實對此也所知也不多，談論不過是時髦。政治人物很容易影響普通人的想法，這些普通人的想法反過來又會影響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普通人的選票，所以也要在西藏問題跟隨普通人的立場，盡管這立場是投機的、隨時可能改變的。



地球上資源開始緊張時，崛起中的中國與世上經濟體系最大﹑能源消耗最多的美國必定出現競爭。蘇聯倒下後中國成了美國潛在敵人之一，西方樂於見到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在政冶遊戲中沒有原則﹑友情﹑正義﹑對錯，祇有利益。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東方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學會了西方的游戲規則，現在西方卻修改游戲規則。在西藏問題上，西方不衹是修改游戲規則，他們採取絕對有利于達賴喇嘛的雙重標準，或者乾脆就無視他們自己所定的游戲規則。



柏架 (Michael Barker) 在《民主帝國主義: 西藏、中國與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一文中說達賴喇嘛和美國支持藏獨的外交精英有緊密的聯繫，而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是美國國會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由美國中情局操縱。已知收取 NED 金錢支持的藏獨機構有: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
西藏九·十·三運動(Gu-Chu-Sum Movement of Tibet)
西藏婦女協會(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 Longsho Youth Movement of Tibet)
西藏基金會 (The Tibet Fund)
西藏之音 (Voice of Tibet )
西藏訊息網絡(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西藏文藝協會(The Tibetan Literary Society)
西藏評論 (Tibetan Review Trust)

在英國有1987年成立的自由西藏運動 (Free Tibet Campaign) ，它鼓吹西藏獨立、報導西藏新聞、 列舉中共違反人權的個案、和極力反對2008奧運在北京舉行。

無慾則剛

2008西藏騷亂


達賴2007年出訪歐美時多次聲稱："2008年是關鍵的一年，奧運會也許是藏人的最後機會了"，他要求西方國家和中國打交道時，把西藏問題与北京奧運會聯繫起來。



2008年3月10日，奧運火炬開始傳遞前兩週，藏青會聲明要"不惜流血和犧牲生命也要恢復西藏的獨立…永遠不會放棄爭取西藏徹底獨立的鬥爭"。當日下午拉薩僧人在大昭寺廣場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西藏獨立。香港的電視台立刻派員入藏。



3月14日騷亂升級，電視上看見暴徒和僧人打砸搶燒，攻擊政府機關、銀行、商鋪等，車輛被燒，無辜的路人被打、被殺，有店員被燒死。最終十餘市民死亡，大多數是漢人和回人。軍警保持克制，在拉薩沒有開槍。3月15日軍警包圍拉薩一回人聚居區，搜出武器，消解了一場械鬥。同日甘肅拉卜楞寺附近發生騷亂，衝擊公安局時警察開槍打死了三人，青海和四川藏區亦有騷亂。



騷亂的真相在媒體上顯示後﹐某藏獨代表說是北京命武警剃了頭扮喇嘛騷亂，並舉相為證﹐但很快就被識穿照片來自某電影﹐而且曾被改動。

西方主要媒體並不報導騷亂並不和平的事實，幾乎一面倒指責中國政府的不是，著重報導“軍警在拉薩逐戶搜查”，“西藏衝突中十人死亡”，“中國軍警包圍西藏寺廟”，許多報導內容並不中肯，甚至錯誤，激怒中國人。

其中德國《明鏡》雜誌、N-TV、RTL電視和美國華盛敦郵報把尼泊爾警察毆打僧侶的照片說成是在拉薩的騷亂，其後道歉。美國霍士新聞網站一圖片稱中國軍人將藏人抗議者拉上車，但圖片中的其實是印度警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發出一張顯示兩示威者站在軍車前的照片﹐其後被指出照片曾被剪裁，不遠處一批暴徒擲石的部份被裁掉了。



4月24日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承認 “西方傳媒報導西藏騷亂並不中肯，著重報導中國嚴厲鎮壓和平示威，忽略了藏人的暴力”。但不忘加上  “對大多數中國觀察者來說，這次事件是針對在拉薩漢族的種族暴亂，而當局卻不明所以地容忍直至十九人喪生。”   還想當然地說“拉薩情真實況不明、警察槍殺藏人、千人被捕、很多人要接受愛國教育、 目的是文化滅絕…” 等陳腔濫調。1998年11月14日又說 “認為中國是一負責﹑務實國家的人，被中國對付西藏的手段困惑…達賴已讓了步，如國中國不和達賴對話，情況會變得更醜惡….北京批評西藏人苛刻多疑的措辭，像是一字不改抄襲自列寧征服突厥斯坦時的言論”。經濟學人的說話又能好多少?



一週後《經濟學人》想收復失地，說中國缺乏新聞自由。又說“將成超級大國的中國內，上千人揮舞著懼外 (xenophobic) 的拳頭是一危險的現像，但耽憂的不應只是外國人，鼓勵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的中國政府也應耽憂……因為國家主義的劍有兩刃，它可宣泄國內的不滿，亦可轉頭來對付政府……對中國來說，這次的教訓是應尊重外國參預 (engage) 中國內部事務的權利”。《經濟學人》又說中國人應當覺得憤怒的是如太湖環境污染，不是西方媒體的不中肯。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代表了西方傳媒的立場，但改不了在這次傳媒戰中西方傳媒輸了信譽的事實。

科塞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 認為這次西藏騷亂是美國策劃的，目的是削弱中國，最終達至分裂中國的目的，華盛頓支持西藏與新疆的分裂組織。威廉恩道爾 (William Engdahl) 也於 2008年4月14日表示，3月在西藏發生的騷亂是華盛頓策劃的，“這是一非常冒險的戰略”，去攻擊一個重要的貿易伙伴，並不是明智之舉。之所以在這個時候發生，和奧運有關，是要盡量給中國難堪，使中國不穩。西方媒體的配合也經過精心策劃，是全盤計劃的一部份的。



奧運火炬之旅


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之旅受到史無前例的抗議。 3月24日在希臘點火時已有雪山獅子旗出現。 4月6日火炬在倫敦傳遞時遭到更大抗的議，身著藍白色運動服的中國保安人員推開搶奪火炬的示威者，英國內政大臣史密斯 (Jacqui Smith) 向中國奧組委投訴保安人員的行為，倫敦市長利文斯頓 (Ken Livingstone) 稱保安人員為惡棍 (thugs) 。《經濟學人》4月12日說 “保護火炬的不單是[英國]警察，還有一隊身著藍白色運動服的中國人…..中國媒體稱讚這些惡棍勇敢…..一個標誌著中國崛起的慶典使人首次覺得有值得恐懼的地方”。‘崛起’和 恐懼’便是事件背後的原因。



4月7日在巴黎沿途不停地遭遇到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人權組織、藏人支持者的抗議與狙擊，火炬數次熄滅。北京奧組委總結聖火傳遞時說 "倫敦巴黎最困難"。



在三藩市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撞和扭打，抗議人士將「拯救西藏」的橫幅綁在直升機上飛越市中心上空。路線一再更改，被縮短了一半。印度、泰國、澳洲、日本都有示威。 示威得到西方媒體最廣泛的報道，時代週刊形容為這是中國的一次公關災難  。



抗議規模大、組織完善，與藏獨有時笨拙的行為、言論不符，令人覺得如恩道爾所說，有幕後黑手。譬如抗議組織之一「無國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WB,  RSF in French) 和「古巴自由中心」( Center for a Free Cuba) 有聯繫，而該中心又是「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的全資附屬機構，所以中國認定是美國利用西藏把奧運政治化來打擊中國。



西方也出現下列文章:《反北京奧運背後的運動》，《抗議北京奧運背後有沒有中央情報局》，《華盛頓是否蓄意破壞北京奧運》。



歷史上美國在幕後搗亂他國的例子多不勝數，美國也確曾協助藏獨。戈茨坦認為美國的西藏政策是錯誤的，他說“北京認為美國正在攪亂西藏﹑威脅中國在西藏的戰略利益，並非毫無根據。而美國這樣做，只能使中國政府內部主張對西藏實行溫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強硬派的批評，並使西藏局勢更加惡化。”因為美國既未能向中國與達賴兩方面都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達成妥協﹔又未能軟化中國的西藏政策，只是幫助達賴喇嘛在西方越來越走紅，使藏人相信美國會全力支持藏獨。



中國認為西藏問題源自是西方，本世紀上半是英國干涉的結果，下半是美國。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國，所以西藏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文化是個借口。當年英俄兩國之所以干涉西藏，並非清朝毀滅西藏文化，純粹是為了殖民利益。今日美國打著保護西藏文化的旗號干涉西藏問題，不外是想搞垮中共﹑分裂中國。



中國變成怎樣的國家，一部份要看國際上怎樣對他，當他是敵人他就變成敵人，這樣對誰都沒有好處。



中國政府與藏獨


西藏流亡政於1991年更改了1963年的“憲法”，說西藏是一獨立國家，所有國是都要得到達賴批准，達賴的官方網站上還有未來政制的草稿，包括要和聯合國建立關係。達賴喇嘛的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像清朝﹑蘇聯那樣崩潰，這樣西藏就可以得到獨立。



另一方面達賴又說西藏不要求獨立，只要求自治。



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共統戰部會晤過兩次，金融海嘯後中國的籌碼大增，北京不留情面地說達賴仍未放棄他的大西藏，北京和達賴間根本沒有什麼“西藏問題”，達賴及其藏獨勢力也沒有一分一毫的本錢和北京談“西藏問題”，達賴可以和北京談的，只是他的個人前途問題。12月西方傳媒報導達賴喇嘛有意于09 年訪問台灣，馬英九斷然拒絕。



戈茨坦指出，達賴喇嘛的戰略是利用他的個人魅力，通過不斷地攻擊中國侵犯人權從西方得到支持，但西方國家亦不會為了西藏真正與中國為敵，於是達賴喇嘛雖然贏得喝彩，卻不能達到目的，他在國際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國，使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惡化。



漢人與藏人


藏人有多種，每個藏人都可有不同份量的各種特徵:



虔誠的 - 出於政教合一尋求獨立，包括喇嘛﹑尼姑。


西化的 - 他們愛吃大米﹑川菜多於糌粑﹑羊肉，愛喝啤酒﹑可口可樂甚於青稞酒﹑酥油茶，愛穿西服﹑牛仔褲甚於羊皮袍，愛點電燈多於酥油燈，愛用自來水多於河水，愛乘汽車﹑摩托車﹑飛機與騎自行車多於騎馬，愛燒煤氣多於牛糞，愛看西醫多於藏醫，愛學漢語﹑英文多於藏文。


政治化的 - 他們對歷史毫無了解，聽達賴和西方電台，喊自由﹑民主﹑人權﹑獨立的口號，認為西藏是藏族的西藏，西藏自古是獨立國家，中國用武力霸佔了西藏，中國消滅了120萬藏人，中國毀滅了西藏文化，中國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派出那麼多人員大興土木，建發電廠﹑電視台﹑醫院﹑學校﹑商場﹑賓館﹑樓房﹑自來水廠﹑公路﹑機場等是殖民主義，錢是搜刮西藏天然資源來的。


他們認為達賴喇嘛有美國支持，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西藏獨立了，美國會給西藏比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更多的錢，使生活得比現在更富裕﹑更現代化。



藏人同時還有崇拜強者的傳統。他們的神既然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自然信奉具有比使他們恐懼的東西更強大的東西，蒙古人與滿洲人顯示過強大的軍力，當英國人用實力表明自己比滿清更強大後，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滿清轉向英國，毛澤東打斷西藏上層的脊骨後，藏人也轉而崇拜毛，有把一張六七十年代的毛澤東像掛在牆上掛了幾十年。



現時北京放棄對西藏實行高壓手段，改為用現代物質文明收買，藏人便不再崇拜他們，轉而崇拜美國。中共一再向藏人道歉賠償，承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藏人便把中共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都看成是贖罪。



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越輕、離鄉間越遠、從中國政府得到的好處越多、与漢人關係越密切、生活越富裕、越漢化的藏人對達賴喇嘛越不虔誠、但對中國政府和漢人也越仇恨。



友好的 - 文化程度越低、年齡越大、離拉薩或城鎮越遠、從中國政府得到好處越少、与漢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貧困、越傳統的藏人，對達賴喇嘛越虔誠、但對中國政府也越尊敬、對漢人也越友好。用一個藏族老農的話來說：“共產黨管現世幸福，達賴喇嘛管來世幸福。”


確實也有完全漢化﹑不信佛教的藏人，對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他們會想 “舊社會的西藏不就是獨立的嗎? 如果西藏再獨立，我們不是要再受苦嗎? 舊社會有那麼多寺廟，我們對寺廟那麼恭敬，難道我們過上了好生活嗎﹖人們拜神求神，神那時候在哪裡呢﹖”



當官的 - 藏官長期受到中共的訓練與漢官的影響，其思維方式已經順應漢人的實用性，懂得冷靜地計算利害關係，利用中共的綏靖心理為自己牟利。暗中煽動藏獨騷亂，向中共施壓，迫使其加緊撤退漢官﹑提拔藏官﹑加撥財政補貼，達到陞官發財的目的。


暗中煽動騷亂，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嚮往西藏獨立，更不意味著他們盼望達賴喇嘛帶流亡政府回藏奪權。為了現世的榮華富貴，他們反對達賴回藏掌權，但這並不妨害他們為了超度來世而偷偷頂禮膜拜達賴相片。他們的邏輯和大多數的農牧民一樣﹕現世靠中共，來世靠達賴。



6        妒忌的 - 大批漢族﹑回族個體戶到西藏經商，藏人一方面喜愛漢回個體戶的商品﹑離不開漢回個體戶，但又不懂如何競爭，恨透了漢回個體戶。



西藏的未來不單看北京，還得看其他各族人民的取態。藏人在升級﹑分房﹑考大學﹑醫療（藏人全民公費醫療，漢人卻要自費）﹑中小學教育（藏人全部免費，農牧民子女還包吃﹑包穿﹑包住，漢人子女全部自費）﹑計劃生育（藏族可生兩胎，藏農牧無限制，漢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都有優惠，在西藏如果漢人打罵藏人，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藏人打罵漢人根本不算一回事。大多數漢人﹑回人在西藏變成了二等公民。



最近一篇國內文章說:



“長期以來我們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卻從未把它當作我們的一部分…北京政府妖魔化它的精神領袖，然後用不計成本的物質去取悅和收買剩下的人。只要它保持穩定，政府願意放棄各種原則。北京政府一方面不尊重，另一方面又過分驕縱，就像這場騷亂，北京一方面歇斯底里地批評暴行，但另一方面卻不真正關心受害者。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藏人，而不是受害的漢族人，法律的保護与制裁，被淹沒在意識形態的潮水里……當代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如何，民族主義或許狹隘，但都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不同解決方法導致付出的代價与所得的結果有巨大差異……我們要尋找應對自己民族問題的原則与解決方案，只有理解程度足夠，原則夠清晰，才可能逐漸逼近解決方案。否則，它經常變成了鐘擺式的方案，任何動蕩或是外來者的批評都讓我們驚慌失措”。可見已有人不願看到為打傳媒戰而放棄原則﹑或在西方面前驚慌失措﹑或為取悅藏人而犧牲漢人﹑回人。



流亡政府與藏族共幹


流亡政府能否回朝絕大部分原因基于能否得到境內居民的支持。數十年下來境內和境外藏人的利益和取向已經不同，西藏流亡人士不能代表大多數的西藏人民，但流亡藏人是藏獨的大功臣，達賴喇嘛一定要帶十幾萬人回藏，也必須把1980年以來分給藏農牧自由經營的西藏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來重新分配，流亡藏人有沒有足夠的錢財用市價購入? 否則現時西藏內的農牧會怎樣反抗? 現時西藏內的藏人早已被中共的物質﹑高工資﹑高福利寵壞了，把這一切視為天經地義。如果達賴喇嘛沒有錢給予他們同樣的福利，他們會怎樣?



1994年4月23日達蘭薩拉一名藏人殺死了一名當地的印度青年。當地居民打砸搶燒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學校﹑機關與汽車，要求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滾蛋。達賴喇嘛曾打算遷都，被印度政府勸阻。類似的事件多次發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當地居民富裕，對當地居民橫行霸道。流亡藏幹寄人籬下時尚且敢對當地居民耀武揚威，如果他們回到西藏，怎會甘心情願地和藏官合作﹖



中共藏幹出於既得利益必定反對流亡政府回藏奪權。達賴回流意味他們得下台，失去中共給他們的地位﹑特權﹑高薪﹑華宅。他們分佈在西藏城鄉各地，有現成的組織﹑豐富的政治經驗與廣泛的社會影響，許多人還受過軍事訓練，還有大批擔心舊西藏復辟的翻身農奴做他們的後盾，單單他們就有能力發動內戰。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回到西藏後，曾血腥鎮壓親漢藏官﹑貴族與喇嘛，逼走九世班禪，迫害其親屬。現世達賴喇嘛的攝政大扎曾殺害其前任熱振活佛，血腥鎮壓親熱振的喇嘛。藏人一向有相互傾軋﹑自相殘殺的傳統，何況有生活﹑工作﹑安置﹑權力﹑資源重新分配問題。所以在流亡藏官與本土藏官﹑流亡藏人與本土藏人之間一定會發生尖銳的衝突。

無慾則剛

西藏能否獨立


一個佔中國四份一的“大西藏”獨立不切實際。居住在那裡的漢﹑回﹑蒙古﹑哈薩克﹑彝﹑納西﹑維吾爾等等非藏民族一定反對。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騎兵就擊退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藏軍，1993年初甘南阿壩和四川發生過因掌權的藏人禁止當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規模流血衝突。“大西藏”內非藏族人口超過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國政府從“大西藏”撤出，達賴喇嘛也絕無勝利的把握。





自然資源和環境


西藏高原主要特徵是大氣稀薄，輻射強烈，氣溫低，日夜溫差懸殊，白天時強烈的陽光使地表大幅度增溫，太陽一落又迅速冷卻。冬天降雨少，空氣乾燥，風大， 夏天日照多，多夜雨和冰雹。常在西藏走路的人一定要在早晨才能涉水或騎馬過河。太陽一升起來，山上的積雪會在日照下融化匯集成河流，早晨的小溪就會變成寬闊的大河。溫差大使岩石縫隙內的水分反覆融化凍結，岩石表面不斷破裂，在西藏高原的山麓地帶的典型特徵就是滿山堆積的碎石。



西藏的面積雖大（120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的八分之一，大部分卻是永久冰雪帶﹑冰緣寒凍土﹑寒漠土﹑石山和高寒草原，最溫暖的月份夜間氣溫也在攝氏4至6度以下，適宜農林業的土地（海拔4100米以下，最暖月的平均氣溫高於攝氏15度）極少，僅佔西藏總面積的11%。由於地形和土壤等條件的限制，這類地區中能用來發展農業的土地僅佔西藏總面積的千分之一。



1997年底，西藏共有耕地334萬畝，只算藏族人口，人均1.4畝。西藏糧食無法自給，從1985年到1992年，平均每年運進糧食10.6萬噸，平均每人每年53公斤，相當於三個月的口糧。

以前主要樹種有雲杉、冷杉、鐵杉、高山松、華山松、雲南松、白樺、紅樺、白楊、青岡、漆樹等五十多種。據史料記載，西藏早先森林資源十分豐富，絕大部分地面為森林覆蓋，千百年來，由於戰爭、火災、毀林開荒以及過度採伐，致使森林面積急劇減少，西藏東部和東北部有大量荒山禿嶺，拉薩週圍的山上早已看不見樹木。

所以西藏的森林覆被率現只有5%，林木資源枯竭，遠低於世界平均值24%，也低於中國平均值12%。藏農自古以來靠柴薪燒飯﹑取暖，每年要燒掉上百萬立方米的木柴，遠遠超過砍伐的木材，竭澤而漁地破壞植被，使西藏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水土流失、耕地和草場沙化。

草場佔西藏總面積的69%，但牧場產草量很低，將近一半的草場每年鮮草畝產只有50到100斤，只相當於內蒙古產草量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另外還有將近五分之一的草場年畝產不到50斤。產草量季節性不平衡，冷季草場嚴重不足。

藏人自古以來燒牛糞，致使氮質不能回歸土壤，加速了草場的沙化。隨著藏族人口爆炸，過度放牧更為嚴重，許多地區的草場明顯退化，飼草越來越矮，覆蓋度越來越低，毒草逐步蔓延，冬瘦春死的現象普遍存在。據統計，全西藏天然草場的載畜能力為3,766萬個羊單位，而1994-1995年西藏已有牲畜4,323萬個羊單位，超載557萬個羊單位（15%），飼料需要從內地輸入。

西藏地處亞洲腹地，四邊和境內密佈雪山，90%以上高於海拔4000米，又多深溝，內外交通極其險惡。目前只有青藏鐵路和五條公路進入西藏，公路也因冬天雪崩﹑夏天泥石流而事故頻繁﹑經常中斷，加以缺氧使汽車消耗同樣油料只能產生內地時的一半的馬力，這意味著西藏的交通成本極為昂貴。

從理論上說，西藏有豐富的水能﹑風能和太陽能，但開發成本太高。1998年中國政府投資1700萬元修建藏北安多縣太陽能發電站，其總容量僅100千瓦。這只能是“現代化表演”。中國政府為了解決拉薩供電不足，投資20億元修建了羊卓雍湖水電站，卻被達賴喇嘛斥為破壞西藏環境。達賴卻又在自傳裡稱拉薩老城供電不足為種族歧視。



西藏第一產業未能帶來貯蓄，無法發展第二產業，能源和交通的昂貴使第二產業發展困難，教育水平不足更使西藏難以靠本身發展第三產業。



西藏有世上最高的雪山﹑最藍的天空﹑最燦爛的寺廟﹑最神秘的宗教﹑最獨特的民俗，還有最遼闊的高寒草原。自然和人文景觀都十分壯麗，可以吸引海外遊客。然而缺氧﹑嚴寒﹑交通險惡﹑和價格昂貴，又使旅遊業發展緩慢。



西藏現時的人力資源和採發的天然資源不能在生活水平不變下養活目前的藏族人口，要維持現時的人數和生活水平，要靠內地資金和運來的物資。《天葬》說﹕“西藏由於自然環境的因素﹐決定了其內部不具備現代化的條件和可能，它的現代化只能是外力加於西藏﹑並且由外力維持的。這也是達賴喇嘛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西藏有豐富的石油，鈾﹑鋰﹑銅﹑鐵﹑金﹑鉻和硼礦，但苦於能源不足和交通不便，開採昂貴，且看將來西藏能否靠礦產自給自足。



外來的經濟


關於西藏獨立後的經濟制度，達賴喇嘛在《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裡只說“西藏應有獨特的經濟制度。根據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極端。稅制以收入為準。” 明確表示和任何國家一樣，稅收是少不了。

中國政府1980年以來對農牧民不收稅，不徵購農牧產品，卻免費或低價提供生產物料﹑技術服務，甚至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以及廉價生活必需品。但由於西藏的自然條件差與農牧民人口爆炸，農牧的人均純收入也只及全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一半，西藏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第26位。



2007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地區 元

上海市
10,222

北京市
9,559

天津市
8,752

浙江省
8,265

…
…

西藏自治區
2,788

青海省
2,684

陕西省
2,645

雲南省
2,634

貴州省
2,374

甘肅省
2,329


2007年全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140元。截至2007年底西藏總人口達284 萬，半個多世紀以來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翻了一番，其中藏族人口占92%。



西藏沒有生產石油，石油製品全部要從中國內地運進。在用油車運油的年代，由於運輸距離長，每運抵西藏兩車的油，要消耗一輛相同油車運的油，後來中國鋪設了一條的輸油管，把油從格爾木送到拉薩，其他地區的用油還是要靠汽車運送。還有不通公路的地區，運輸費用更貴。



藏發電成本巨大（火電廠的燃油須從青海送來，水電站建設和管理成本高昂），但對市民只像徵性地收一點費，農牧民免費，虧損當然由政府補貼。



在西藏高原修建公路的困難和成本，是西藏自身無法承受的。以中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幾十年時間才建起西藏現有的公路，現國際公路有中尼公路，國內公路五條，有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南路﹑川藏公路北路﹑滇藏公路﹑新藏公路。以川藏公路為例，三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修建從成都到康定一段。全路徵用民工不下二十萬，疾病或跌死者一千五百人。1940年勉強通車，由於路基不固，秋冬積雪，春夏山洪，難以通行。中共進軍西藏後，用十幾萬士兵和民工，四年時間，最終建成川藏公路。修路過程死亡三千多人，在西藏高原修路，步步都是鈔票和屍骨鋪成的，若由西藏自己承擔，就非常可怕了。

青藏鐵路總投資額為330億元，沿線地質情況十分複雜，凍土區地段路基下沉，部分區段沙害比預想嚴重，別說修建，保養技術也是西藏自身無法負擔的。有海外藏人認為鐵路使漢人湧入西藏剝削藏人、侵蝕文化，但達賴表示謹慎的歡迎，希望這條鐵路可改善藏人的生活。印度對中國就此加強在西藏的軍力而有所擔憂，但有說印度提議和中國修建從西藏到加爾各答的跨國鐵路。

2001年中國總投資西藏基建約312億，含青藏鐵路西藏段120億元。多年來建第一人民醫院﹑羊八井地熱電站﹑拉薩火電廠改造，各地的太陽能﹑風能開發﹑拉薩上下水工程﹑貢嘎機場擴建﹑拉薩中學擴建﹑拉薩水泥廠﹑22,500哩公路等。

2001至2005年中央對西藏的補助達379億元:

國家職工工資，1997年藏族國家職工佔總數的四分之三，漢族業務幹部有小公務員﹑教師﹑醫護人員﹑經濟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文化工作者﹑農藝師﹑獸醫等等。
2.      文化教育衛生，教育投資佔自治區財政預算總額的18%。2007年西藏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8.2%，有高校畢業生１萬１千人，數量為歷年來最多，舊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生產生活條件改善使得西藏人均壽命從1959年的35.5歲提高到目前的67歲。活產嬰未滿一歲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由1950年之43%下降至2000年之0.66%。



價格補貼必需品。據噶廈政府統計，1950年西藏約90%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1995年除了少數游牧區外，絕大多數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52年西藏每畝地糧食產量僅8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僅125公斤。1996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372公斤，在人口增長了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佔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兩倍。
支援農牧業，如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費﹑農村農技推廣和植保補助費﹑農村草場和畜禽保持補助費﹑農村造林和林木保護補助費等等; 有寺廟與個人的賠償，給寺廟與僧尼的津貼。
西藏的經濟是不折不扣的輸血經濟。達賴喇嘛卻說﹕“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奪。他們對西藏作的極少的投資，宣傳得非常強，但是對他們從西藏掠奪去的東西，卻一聲不吭。《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甚至還說﹕“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的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

事實是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開礦的收益一樣全部歸西藏自治區財政，中央政府分文未取，全用在西藏各項事業上，1980 年以來木材收益為540億元, 不夠二年的基建或七年的補貼。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達瓦才仁承認“西藏暫時來說在物質利益上面對中共沒有什麼好處”。

2007年上半年各省人均收入如下:


排 名
  地區  元
  
1
  上海
     12,278
  
2
  北京
  11,242
  
3
  浙江     
  11,235
  
4
  廣東
  9,238
  

  ….
      …
  
24
  西藏
  5,536
  
25
  貴州
  5,409
  
26
  陝西
  5,397
  
27
  宁夏   
  5,289
  
28
  新疆
  5,222
  
29
  黑龍江
   5,092
  
30
  甘肅
    4,870
  
31
  青海
    4,855
  



補貼後西藏人均純收入達北京﹑上海的一半， 約等于全國平均值。假如西藏獨立，中國政府當然沒有義務再資助西藏。當然達賴可向西方求助，然而金融海嘯後西方能給多少﹖資助達蘭薩拉十餘萬人和資助284 萬人頗不相同。大多數的藏人是否樂於降低生活水平?



干預和援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援助。在西藏人要求援助而中國給與援助時，援助才會被歡迎，然後中國成為救星。而如果藏人沒有接受能力，援助者就會成為壓迫者，援助和善意都會浪費在敵意的環境中。因此援助必須是接受者所希望的。



制度


美國藏學家薩爾曼（Robert Thurman）曾在達賴改變立場﹑從獨立變成自治前說：達賴喇嘛在印度寄人籬下的情況下都能建立一個獨立、富有而民主的社會，為什麼他們在西藏獨立後這種能力就會消失呢？有人說西藏沒有工業，沒有中國人的幫助很難發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居民也是遊牧民族，隨著蘇聯的垮臺，人民也不是活得越來越富足和自由嗎?



蒙古人民共和國不存在輸血經濟推高生活水平和人口的問題，是自發的經濟，薩爾曼是否想西藏賭一賭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剛果民主共和國或是阿富汗?



政教合一和民主有根本上的矛盾，但根據達賴喇嘛的《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他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政治必須遵循佛法的指導，像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般堅持。現時12% 的藏人已不信教，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他們的信仰自由，或不信教的自由，還能否得到保障﹖會否被“多數的暴行力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打壓?



現時世上衹有一個神權國家，就是異常富有的梵蒂岡。梵蒂岡面積衹有110畝，居民衹有800人，全部持外交護照，基督教早已把宗教和政治分開。世上衹有英國、日本、安道爾和挪威，國家領袖兼任宗教領袖，但也是衹是禮儀上的領袖，不持實權。以色列和有些回教國家法律中有宗教條例，但宗教領袖不兼政府領袖。所以在現代化的前題下，達賴衹能在政府領袖及宗教領袖中揀一職位。



達蘭莎拉 (Dharamsala) 也有不少問題。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 多傑雄天、多傑修丹、俱力護法神、修丹護法神、大王金剛，簡稱雄天派、金剛派）是藏傳佛教的一個支派，由於達賴喇嘛迫害金剛派，金剛派在1997年2月刺殺了達賴喇嘛手下的一名僧官，還企圖刺殺達賴喇嘛本人，還多次在達賴訪美時舉行示威，和在印度法院指控達賴喇嘛妨礙宗教自由。



還有 “13安置區”事件。13安置區為流亡在印度噶瑪迦珠派 (黑教,  Karma Kagyu) 的一個聯盟，1964 年至1981年間達蘭莎拉分成兩派，噶瑪迦珠和達賴的格魯派（Dge-lugs-pa,黃教) 。 1978年噶瑪迦珠派領袖 (Gongtang Tsultrim, Gungthang Tshulthrim) 在其住所後院被槍殺。



傳聞還有人買兇刺殺寧瑪派 (Nyingma) 領袖敦珠法王 (Dudjom Rinpoche)，不過未成功，1963年達賴又指控敦珠法王為中共間諜，促使印度將其拘捕。

國防


過去的歷史使任何一中國領導人都不敢背上喪權辱國的罪名，中國永不會放棄這片有戰略價值的土地。在中國戰略家的心目中，西藏一獨立，就相當於印度的軍事力量可長驅幾千公里，部署到中國的腹地，導彈就能打遍全中國。讓中國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是他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絕對不能接受的。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邊防是其基礎之一。瑞士是一個中立國，卻一直把自身衛能力作為保證中立地位的基礎。



達賴喇嘛曾經提出過一個“西藏和平區”的設想。1987年他說﹕“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區，意味著中國在西藏的部隊及軍事設施的撤除﹔這樣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駐防在喜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區的部隊及軍事設施。這一切都將根據國際條約進行，以滿足中國在安全顧慮上的合理要求，並且促進西藏、印度、中國及其他同一地區內民族之間的信心。每一個有關國家都獲得利益，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因為這麼一來不但強化了他們的安全感，並且減輕了為了維持喜馬拉雅山沿線疆界的龐大軍事開銷。過去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緊張，要到中國部隊侵入西藏，和印度接壤後，關係才緊張起來，終於造成了一九六二年的戰爭。從那個時候開始，意外事件層出不窮。如果他們像過去一樣被一個廣闊友好的緩衝國家隔離，這兩大超級人口大國要重修友好關係不是一件難事。”



假如達賴喇嘛的設想是西藏乾脆不要邊防，完全靠中國、印度兩大國的自覺和國際條約對它們的約束，保證它們不跨越西藏的邊界，那是未免過於理想化。中國和印度都是大國，國際秩序對這樣的大國，效力往往很有限。中國與印度在短期內都未能像奧地利與德國間，法國與西班牙間一樣互信，中間的西藏必需靠向一邊，假如獨立的西藏必須依靠一個大國建立邊防，那個大國就只能是印度。



邊防能力就更是主權的保障，西藏是否有足夠的實力維持基本的邊防﹖



移民和文化問題


文化是活的，必須隨發展與進步而改變，‘現代化’和‘保持藏族文化’並不排斥，現代化是改進、不是迸棄傳統文化，一如漢文化、日本文化、印第安文化，藏族文化亦需包容現代文化，宗教、語言都要進化。一方面譴責中國政府毀滅西藏文化，另一面譴責藏族生活水平低於中國平均水平，並不合理。明顯地讓西藏停留在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農奴制度與與近乎原始的生產，不會是大多數的西藏人的意願。無疑中共確有破壞西藏廟宇﹑古蹟﹑佛像，但普及教育﹑搞基建﹑醫療不能說是摧毀藏文化。如果西藏獨立意味藏族文化凍結，那藏獨就毀滅了藏族的發展權。



要指控中共文化滅絕，應指出北京現時的目的是同化。漢文化是一大溶爐，過去入侵的其他文化都被溶入了中國文化，包括中亞﹑印度﹑中東﹑蒙古﹑滿洲﹑回教﹑英﹑美﹑法﹑日文化。藏族文化也影響中國文化，內地的藏式寺廟就是例子。



指控中共大量遷移漢人入藏並不成立，在內地養一漢人易，在西藏養一人難。漢人難以接受西藏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不要說漢人移民不想進西藏，以前連中國官員也逃避進藏。駐藏大臣聯豫在藏期間給朝廷的121奏稿，有關請求調來人才、設法留人的計25，佔總數的將近21％。他的要求並不高，僅僅是“…聯豫自調任以來，先後奏調諮調不下四十餘員，使皆應調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嘆……現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僅各有三四員及投效數員……在藏人員，實苦不敷差遣………”一個堂堂二品駐藏大臣，身邊只有數人當差。



中共進藏以前國民黨政府的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著書記載，根據1943年調查，長期在西藏的漢人，共約五百餘戶，二千餘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薩。他們大多是清代隨中國官員或軍隊進藏當差或開飯館、種蔬菜者，在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後，或因原籍無親族可依，或因沒有回內地的盤纏，無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數成為赤貧無依之人，僅賴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販以謀生計，其語言習慣，多趨藏化，娶親也多為藏人，他們的後代已不能稱為漢人。



以往中共解決無人進藏的問題，靠的是“精神原子彈”，既有效、成本又低。戶口在西藏的漢人，有相當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從軍隊轉業、或從內地被派進西藏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被稱為“老西藏”。而隨中共“精神原子彈”消失，個人利益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那種被譽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鬥”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沒了。


八十年代初，還有總數大約四千人的中國內地大學生主動申請進藏工作。1983和1984兩年每年有上千名這種大學生自願進藏。到1985年，陡降為九人，以後每年只三、五人，甚至一個都沒有。1987年西藏自治區漢人的數目衹有七萬八千八百人。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指責中國把七百五十萬中國人送到西藏，藏人只有六百萬，使西藏人在西藏成為少數民族。這個數字在國際上廣為流傳，反覆引用。西藏自治區目前人口還不到三百萬，即使在"大西藏"範圍內藏區漢人總數也不足七百五十萬，所以達賴這數字極為不確。



2008年5月達賴喇嘛接受英國衞報的專訪，指中國當局可能有計畫在奧運後移居一百萬漢人到西藏去，否定了他以前的數字。三峽移民移了120萬人，從開始規劃到移民全部遷完，時間超過10年，這還是移到富庶的東南區，要100萬人在安居西藏並不切實際，不像是事實。



達賴又說拉薩的人口以往只有五到六萬人，如今卻有三十萬人，其中二十萬人是漢人。這倒離事實不遠，只低估了總人口。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為261萬，藏族人口241萬，占人口總數的92.2%，漢族人口為15.5萬，占5.9%，其他民族5萬，占1.9%。2007年拉薩市總人口近53萬，不算流動人口，藏族人口占87％。流動人口10.07萬。拉薩市集中了西藏全部漢族人口的一多半。



每年夏季高峰時西藏自治區的流動人口中四分之三是漢人，其餘是做生意或朝拜的藏人。西藏其他幾個城鎮這種流動人口比拉薩少得多。加駐紮拉薩的幾千軍隊，外人在拉薩街頭得到漢人多的印象一點不奇怪。同時也可以看出，在拉薩以外的漢人少到了什麼程度。臨時進藏漢人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謀生和賺錢的，他們在拉薩開飯館，包工程、買草藥等﹔還有一類是旅遊的，冬天漢人會走掉了一大半。



達賴的健康


2008年8月達賴喇嘛因腹痛進了印度醫院，四天後出院，但取消了出訪德國和瑞士。10月9日再入院切除膽囊。賴喇已73 歲，藏獨運動一大部份基于他的個人魅力，他的去留必定影響藏獨以後的路線和結果。藏獨內部已有不同聲音，年輕的激進派認為他的溫和路線不成，要組織恐怖活動，迫使中國讓步。達賴的弟弟丹增曲傑說 “恐佈主義是最有效的、最便宜的”。丹增曲傑在藏青會也有不少支持者，但恐怖組織可能破壞達賴苦心經營和平睿智的形像，如果恐怖活動真的搞起來，就會使西方支持者陷入兩難。



2008年11月藏獨舉行了一次會議，雖然會議決議仍然支持賴喇的中間溫和路線，但他去世後藏獨有可能分裂。毫無疑問北京也會扶植國內的十五世達賴，那就要看藏人信奉那個達賴了。

薩爾曼（Robert Thurman) 說賴喇可以成為中國的資產，因為他能使藏人投票支持西藏留在中國，令中國對的西藏主權合法化。第二是他可替國內未能在經濟發展中得益的人民帶來內心的平靜和滿足。第三是他可成為中國的大使，替中國說話。

這些說法過于天真，因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須投票。北京也不可能容許現世達賴借宗教影響中國人，也不會信任他出任大使。



結論


西藏最大的苦難是環境的惡劣，神權，封建，人民的愚昧，帝國主義，過去中共的荒悖，和現時的矛盾。單以宗教不能救西藏，此生念佛換來輪迴的幸福，對現實的生活沒有絲毫益處。



歷史與現實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中國亦不會容許西藏真正獨立，明顯眼前西藏留在中國，會替藏人帶來最大的利益。如果藏獨再不讓步，達賴死後獨特的西藏將不復存在。



達賴喇嘛必須考慮如何在其餘生更好地維護藏人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用宗教來控制政權，離現代民主和文明更遠。誤信身邊的謀士﹑向西方獻媚﹑自私地保持一己的政治權力，是妄顧藏人的福祗。



達賴必須把300萬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萬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求北京讓藏人高度自治﹑雙語或三語授課﹑在中國內保存藏文化﹑宗教﹑增加藏人的經濟競爭力， 才能使藏人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得益者。

參考


Tibet

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

流亡中的自在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

雪域境外流亡記

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

重返西藏

對西藏的殖民與藏人的生存危機

Tibet mort ou vif (西藏生與死)

西藏通訊

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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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793年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內容如下﹕



（一）大皇帝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于簽牌上，放進瓶內，由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掣簽認定。

（二）今後鄰近各國來西藏的旅客和商人，或達賴喇嘛派往域外人員，須由該管主腦呈報駐藏大臣衙門簽發路證，并在江孜和定日兩地方新派官兵檢驗。

（三）鑄造“乾隆寶藏”字樣金幣，邊緣鑄年號，背面鑄藏文。駐藏大臣派漢官會同噶倫對所鑄造之章卡進行檢查，以求質量純真。

（四）設3000名正規軍隊：前後藏各駐1000名，江孜駐500名，定日駐500名，前藏代本由駐拉薩游擊統轄，日喀則、江孜、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則都司統轄。

（五）關于軍隊編制，代本下設甲本、如本和定本等，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挑選年輕有為者充任，并發給執照。

（六）今後征調兵丁，每年每人應發糧食2石5斗，總共為7500石。受征調的兵員，由達賴喇嘛發給減免差役的執照。

（七）關于軍隊裝備，十分之五用火槍，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 各兵丁要經常操演。

（八）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收入及開支，駐藏大臣每年春秋兩次進行審核。

（九）吉隆、絨夏、聶拉木等地方免去兩年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達、從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差徭。免去前後藏所有人民鐵豬年以前所欠的一切稅收。

（十）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事，所有噶倫以下的首腦及辦事人員以至活佛，皆是隸屬關系，無論大小都得服從駐藏大臣。

（十一）噶倫缺補時，從代本、孜本、強佐中考察個人政績，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同提出兩個名單，呈報大皇帝選擇任命。其餘人員可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委任，并發給滿、漢、藏三種文字的執照。札什倫布的工作人員，由班禪額爾德尼和駐藏大臣協商委任。

（十二）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在世時，其親屬人員不准參預政事。

（十三）駐藏大臣每年分春秋兩季出巡前後藏各地和檢閱軍隊。各地漢官和宗本等，如有欺壓和剝削人民事情，予以查究。

（十四）今後廓爾喀、不丹、錫金等藩屬之回文，必須按照駐藏大臣指示繕寫。關于邊界的重大事務，更要根据駐藏大臣的指示處理。外方所獻的貢物， 也須請駐藏大臣查閱。所有噶倫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屬通信。

（十五）西藏的吉隆、聶拉木等地區和廓爾喀疆土相連，又為交通要道，須樹立界碑，限制互相出入。

（十六）今後邊宗宗本均由小宗宗本及軍隊頭目中選派，任滿三年后考查成績，如果辦理妥善升用，否則革退。

（十七）普通士兵有戰鬥能力者，雖非貴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級升至代本。

（十八）堪布應選學問淵博、品德良好者充任之。其人選由達賴喇嘛、駐藏大臣及濟嚨呼圖克圖等協商決定，并發給加蓋以上3人印章的執照。

（十九）政府稅收，照所定新舊章卡兌換之數折收。公平採買各物。

（二十）吉隆、聶拉木兩地方抽收大米、食鹽等稅，除非請示駐藏大臣同意，不得私自增加稅額。

（二十一）今後所有免役執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負擔。其因實有勞績，需要優待者，由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協商發給免役執照。　

（二十二）達賴喇嘛所轄寺廟之活佛及喇嘛，一律詳造名冊，于駐藏大臣衙門和達賴喇嘛處各存一份，以便檢查。

（二十三）青海蒙古王公前來迎請西藏活佛，須由西寧大臣行文駐藏大臣， 由駐藏大臣發給通行護照，并行文西寧大臣，以便查訪。

（二十四）各活佛頭目等因私外出時，一律不得派用烏拉；因公外出時，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發給執票派用烏拉。

（二十五）對犯人所罰款項、沒收財產，必須登記，呈繳駐藏大臣衙門。無論公私人員如有訴訟事務，均須依法公平處理。

（二十六）每年操演軍隊所需用之彈藥，由噶廈派妥員攜帶駐藏大臣衙門之公文，前去工地製造。

（二十七）所有卸任之噶倫及代本，應將公館及庄園移交新任，不得據為私有。

（二十八）不得提前發給活佛及喇嘛之俸銀。

（二十九）派人催繳賦稅，應按規定期限辦理。各村逃亡戶之賦稅負擔應予減免。



[2] “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嚨呼圖克圖恭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率領闔藏眾呼圖克圖三大寺堪布新舊佛公、臺吉、僧俗番官軍民人等公具切實甘結，懇請欽差駐藏辦事大臣松代為奏諮事。伏查洋人入藏遊歷一案，屢接駐藏大臣譯文內稱，立定條約，准其入藏，奏明之件，萬無更改。各國到時，漢番一體照護，勿滋事端等因。並面奉屢次剴切曉諭，遂將藏中向無洋人來過，並習教不同，恐於佛地有礙。闔藏僧俗大眾公立誓詞，斷不准其入藏，情甘具結，實在情形，大眾苦衷，懇求駐藏大臣代為諮報矣。而西藏世世仰蒙大皇帝天恩，振興黃教，保護佛地，何能仰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豈敢執意抗違不遵。惟查洋人之性，實非善良之輩，侮滅佛教，欺哄愚人，實為冰炭，斷難相處。茲據闔藏僧俗共立誓詞，不准放入，出具切結。從此世世不顧生死，永遠不准入境。如有來者，各路派兵阻擋，善言勸阻，相安無事。如或逞強，即以唐古忒之眾，拼命相敵。諒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護黃教，斷不致被其欺壓而遭不幸也。謹將闔藏僧俗官民大眾公議苦衷傷心情形，出具切實甘結，特求駐藏大臣代為奏諮，切望皇恩無疆以救闔藏眾生之性命也，謹呈。”



[3] “......來到仲仔溪達村時，遇見許多潰散的藏兵。我們叫過來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帶著洋槍。自稱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並說他們是派來守衛山頭的，因不敵而逃來。我倆勸他們不要再逃跑了，同我們一起去仲仔。他們口稱遵命，但最後還是逃走了。

我們到達屬於噶丹的山廟牧場時，發現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這裡休息。我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山頭失守後逃跑來的。我們勸這位僧官率領他的人同我們去仲仔。僧官不答而離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議我們先說服僧官。於是，我們追趕僧官洛曲直到奴瑪山後時，見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處燒茶休息。經查問，始知這些藏兵是從彭波地區調來的，僧官則是該部的督戰官。我二人勸他們要以政教大業為重，齊心協力共同對敵，要求同我們去仲仔集中待命。該僧官和藏兵回答說，他們從彭波來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數已戰死，現只剩六十餘人。大家已經盡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勸說藏兵，反而煽動藏兵謾罵我兩人，特別是二人離開此地一段路後，他們向我們開了一槍。感謝三寶護佑，我們沒有被打中。一個僧官，竟然如此目無法紀，槍口對著自己人，使我們的生命處於內憂外患中。對僧官的這種非禮，使人難以容忍，但因寡不敵眾，當時只好作罷。

我們於二十三日黃昏前到達仲仔地方，當詢問潰散部隊的去向時，據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軍由軍餉部派往江孜，但據說多數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從江孜逃來的人傳說，江孜宗和寺廟已彼敵軍攻佔，我方守軍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騎兵無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貢熱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尋找噶曹喇嘛並召集散兵。我令朗如騎兵和那曲、那倉的餘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軍繼續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堅守住現有陣地............與軍餉官和日喀則宗本們研究禦敵之策。他們說﹕想盡一切辦法抵抗敵人是應該的，但手中無兵啊﹗據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經倉貢、仁則開走了﹔山南的藏軍駐紮在年楚河以北，別處基本無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認真抵抗，就連淺渡也難以守住..”



[4]主要內容是﹕

一、西藏屬於中國﹔
二、西藏同意解放軍進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現行制度、達賴和各級官員的地位不變﹔
五、六、恢復班禪地位﹔
七、維護西藏宗教﹔
八、藏軍改編為解放軍﹔
九、發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國不強迫西藏改革﹔
十二、對西藏官員不究既往﹔
十三、進藏解放軍遵守軍紀﹔
十四、中國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國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
十六、中國擔負其在西藏所需的經費﹔
十七、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HOLMESLEE

全文太細瑣，要找資料消化可能很耗時間，先就幾點提出個看法：
1.藏人與羌人的族屬關係，基本上至今仍無定論，實難逕稱藏人即為羌人
2.大元帝國是否為中國
關於此點，可以吐嘲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首先，大元帝國只是大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之一，縱觀整個元代，大元帝國的皇帝同時也會兼任蒙古大汗，在對蒙地與其他汗國交涉時，在北京的蒙古君王是以大蒙古帝國的大汗身份進行，而非以大元帝國皇帝的身份，這便說明了大蒙古帝國不等同於大元帝國。
其次，大元帝國畫分的行省，僅限於中國本部，不及與蒙古故土與西藏，這說明了蒙古與西藏未必就與中國本部置於同一政治體制下。且，西藏當時的統治是由當地的僧侶教團，與蒙古王公(蒙古各汗國王公在西藏均有份地)分割統治，此一體制顯然又大異於蒙、漢兩地。所以，與其說西藏是大元帝國的一部分，毋寧說西藏是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其三，引文稱「國土是國家的基本，元朝承繼了宋的國土， 元建都大都（今北京），明承繼了元的部份國土，宋明皆為中國，所以元朝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但如我前文所言，大元帝國只是大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之一，不應將大蒙古帝國的其他組成部分視同大元帝國的組成部分。
若將大蒙古帝國與大元帝國不分清楚，那麼在此邏輯下，阿拉伯帝國承繼了西哥德王國的國土，阿拉伯帝國‧後奧米亞王朝建都哥多華，卡斯提爾王國與亞拉崗王國繼承了其後繼的塔伊法斯諸埃米爾國，所以阿拉伯帝國是西班牙王國的一個朝代。因此，北非、埃及、阿拉伯、伊拉克、波斯等地，都是西班牙王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其四，姑不論大元帝國與西藏的關係，單以後來的歷史來看，西藏真正與中國政府發生關係也是在清帝國時代(明帝國並無實質領有烏斯藏)，但從《清史稿》來看，西藏與蒙古併列於藩部，而非行省，其政治關係顯然不是大清帝國的直接統治區域，而是以共戴一君為前題下的領土。換言之，西藏與蒙古對大清皇帝的關係，是與中國本部18行省平行但分開統治的。因此，西藏與蒙古可以說是愛新覺羅王朝的領地，卻不能說是大清帝國的領土。
其五，中華民國以後，直到1950年為止，西藏始終是維持"事實上"的獨立，但究竟有無"法理上"的獨立則有斟酌的餘地。以達賴喇嘛一方的見解是，既然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平行地隸屬於大清皇帝之下，因此當大清皇帝遭到推翻後，西藏便自動取得獨立地位，而無需另行宣告獨立。但是，從歷史來看，西藏噶廈政府由於內部的政爭，因此始終徘徊於獨立與半獨立之間，這也就為西藏的歸屬問題留下可議空間。
縱論上述，個人認為訴諸歷史因素，是無法證明西藏屬於中國。但就現實的政治來說，在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入藏後，就已經可以說是結束了西藏噶廈政府獨立的統治地位，從此西藏不論在法理上，還是事實上都已經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至於，藏人是否願意脫離中國獨立，個人的看法是傾向於應使藏人民族自決，而非一個強權以強力決定其去留，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若真如其所宣稱的一樣，就根本無需擔心西藏會選擇脫離中國而去。

[ 本文章最後由 HOLMESLEE 於 09-6-4 18:10 編輯 ]

無慾則剛

原文由 HOLMESLEE 於 09-6-4 17:58 發表
全文太細瑣，要找資料消化可能很耗時間，先就幾點提出個看法：
1.藏人與羌人的族屬關係，基本上至今仍無定論，實難逕稱藏人即為羌人
2.大元帝國是否為中國
關於此點，可以吐嘲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首先，大元帝國只是大蒙古帝國的 ...

我個人認為，大元帝國是最不像中國的王朝。主要是文化認同差距太遠。

西藏、朝鮮、越南都曾經是中國的附屬國，但是都有獨立的自治權，僅僅是“年年納貢、歲歲稱臣”，如果趕上中原內亂，連貢也省了。

另外，古代中國似乎沒有嚴格的現代主權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天下的觀念很重。
追求的也不是實際統治，只要有個安定的邊疆就心滿意足了。和番政策也成為沿用的國策。

歷史上對攻擊鄰國的行為多持否定的態度，可見一斑。

HOLMESLEE

文化認同確實是蒙古人大異於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含滿洲人)這些異族王朝的一點

無慾則剛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
　　
　　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1]，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