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被歪曲的原因和手段

HOLMESLEE

俄罗斯《军事思想》杂志2008年5月刊发表了N.V.阿格耶夫（N.V. Ageev）关于历史被歪曲的原因和手段的文章：Why and howhistory is distorted。
作者阐述了有主题和无主题两类窜改历史事件的方法，并介绍了每种方法所包含的手段。作者认为应以强硬政策回击歪曲和窜改历史的企图。文章编译如下：
近年来，军事历史出版物中的军事历史事件被窜改和歪曲的现象显著增加，据这些出版物的作者称，这其中只有 “最主要的”才会被真正注意到。在我们看来，如此简单的处理可能会导致对历史发展的主观映像，因为某些事实或原因会被主观地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反之，其他的则被视为无关紧要。这种主观性的势头趋于增大，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物来演绎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主观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喜欢和厌恶的事情。
主观的处理方式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现列举如下：
首先，任何一个特定的结果都是由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即结果只有一个，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另外，同一个原因可以造成很多种结果。
其次，某种原因可能直接影响了一个特定的结果，或者（除主要原因外）成为其他历史事件的间接原因。
第三，不同的原因与同一结果之间的互相作用不同。而且，在事件发生期间，同一原因的影响程度也可能迥异；换言之，这些原因可能具有长期性（如气候、信仰、民族意识等），也可能迅速转变（合同期限、政治联盟中的伙伴、作战行动中的天气情况等）。
第四，许多其他的事件可能会与被讨论的事件同时发生。例如，要确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客观研究，我们就不能忘记柏林和东京之间联盟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日本签订的停战协定（1939年9月）和在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9月）失败后与苏联签订的和约（1941年4月）。
第五，每种原因可能带有主观性（由人的行为引起），也可能带有客观性（外界因素）。主观原因可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自主原因---即所谓涉及“人物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也可能代表某种被动因素（即时因素）。
为简化历史研究的过程，许多具体的问题（科目）通常都被一带而过，以便于研究者集中精力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例如，国内史研究的是俄罗斯的历史，古代史（远古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是古代奴隶制国家时期的历史，军事史是则描述人类在军事领域的活动，等等。另一方面，军事史的内容（国家的军事行动史）首先可以通过研究军事历史科学的原则来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军事史的内容也可以通过研究军事思想史、国家军事组织史、民族与国家及其军队的武器史、部队发展史、战争与军事艺术史、军事纪念品、象征及纹章史和武装力量与战斗武器（部队）史来进行揭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相信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和反映都具有主观性，这使得大多数历史科学可信度下降。真实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双关性实质上对歪曲事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军事教育史——以及大多数的历史科学——已被反复证明不局限于简单的学习人类群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军事教育具有注重实践的特点，它还能起到教育和培养思想的作用。这里我们要重温一下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理论家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韦钦少将的话“对我们来说，过去不应该意味着结束。事实上，它应该成为我们现在斗争的武器，成为我们开启未知的钥匙。每一代人都应该不惜代价打造一种新的历史武器并熟练掌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知识是任何一个群体得以幸福安康的重要思想组成，也是任何一种文明在精神上最根本的基础。
换句话说，遗忘历史根基会对人民的民族气节构成威胁，事实上这种遗忘对任何国家的生存都构成威胁。
现在我们假设读者从相反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在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斗争中，要取得胜利就必须瓦解它的根基，把它从历史记忆中剔除出去。换言之，针对一个国家进行信息斗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其彻底忘记自己的历史根基。歪曲和窜改历史可以说是这种斗争的中级阶段。
作为信息斗争的一种形式，窜改事实通常被用来松懈对手的精神潜力，所以它一般用在对方还有足够能力坚持的情况下。窜改历史的目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描述（或它的特定部分）进行有意的歪曲（部分破坏）。
自从大量对历史事件不同版本的描述出现后，以窜改历史为手段的信息斗争日趋成熟。因此，坚持相信事实上任何历史事件（数据、事实）和历史数据都会遭到窜改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
考虑到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和描述的复杂性，再联系到窜改历史是信息斗争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看起来当没有历史经验的读者读到被窜改的历史时，信息斗争最好的结果就达到了。讀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要隐瞒已引起他们注意的客观事实就越难。封闭历史资源、忽略（忽视）历史问题本身，是窜改者常用的手段。因此，这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当各种事件和事实被掩盖时，封闭历史资源就降低了客观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封闭历史资源减少了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讀者的数量。因此我们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历史科学变成了选择圈内的公共财产，这样就减少了潜在研究者的数量，并因此导致了研究质量的降低。
当今世界形势表明，坚持认为目前没有历史学家、政客、军事人员对俄罗斯的历史存在恶意（或者认为他们的数量正在减少）是极其欠考虑的行为。
这一前提使我们能够把国家历史视为一种保护祖国精神潜力、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科学，并使我们历史中的一切偶发或主体性信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免受图谋不轨者的侵害。提高国民的普通教育程度和开放国家历史信息资源增加了一些国家在打击窜改历史的信息斗争中获胜的几率。
要想更好的理解窜改历史的技术及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就应该谨记：各种历史事件都能通过两种基本途径进行研究，即综合与分解。综合的意思是通过对各种通常状态下相互分离的、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都有影响的事实进行搜集和整理，从而重新构成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分解的意思是揭露和判断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并考证每一种原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真相的揭露都需要集中大量的事实。然而，采用这一途径得到的结果却能通过窜改（更换、操纵）或者保留（疏漏）独立事实（证据）的手段而被改变，这其中包括对论点和因果关系的歪曲。并且，对证据逻辑的直接干扰和采用非逻辑的言论手段都会影响历史事件本身。
在讨论独立的历史事件被窜改的方式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想想人们在交流中可能用到的几种互相影响的方式。例如，当人们接收到一些超越他们知识体系极限的口头信息时，他们便开始挑战极限（或者大声说出来，或者默默藏在心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相互彬彬有礼，要么破口大骂甚至发生冲突。对方的文化水平在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我们来试着解释一下。
让我们先来考虑前一种情况，即所谓的“有教养的”方式。这种争执通常不带有敌对色彩，因为它只是针对当下正在被讨论的问题的观点冲突。根据“争论规模”（即参加争论的人数，争论的时长、问题的范围等），观点冲突（目的是达成双方的共识）可以是一次讨论（不同人之间的争论），也可以发展成为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辩论的一方很可能受对方辩词的影响而改变对论点的看法，从而辩论可能由此解决。这种争论可以归于有主题争论一类。
然而，也有这样的例子：当争论的焦点失势后，争论就转变为了以胜过对手为主要目的的口水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被称为“论战”的观点冲突或者是一场争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争论的双方——根据行动的地点和旁观者的出现情况——都在用尽浑身解数——从得体的语言到拳头。事实上，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在积极的利用对手的人格和旁观的群众，后者同时也是争论的裁判和观众。
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通常与肉搏者短兵相接时的行为没有区别。同样，任何关于历史的争辩或论战也都如此，争论双方都在挑战双重目标：尽最大可能增加援助者的数量（或者至少获得中立者的支持）并减少对手的数量。一般来说，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向自己和支持者展示最好的优势并诋毁对手。
这样一来，在观点冲突和立场冲突中使用不同的方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分析显示：根据争论类型的不同，以下有主题或无主题（无意义的）的窜改方法都可能会出现。在观点冲突中，当对手企图改变其他人对特定历史事件（事实）的看法或者历史事件的行动结果（意向）时，我们就会遇到有主题的篡改方式，诸如错误的论据、折衷主义以及错误的理论。
当论据不完整时，采用错误的论据就是一种方法，不合意的事实被隐瞒或者歪曲。例如，当谈到苏芬战争（1939年——1940年）期间苏联红军进攻曼纳海姆防线的失败经历时，一些人企图无视苏军在最复杂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在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乌克塔、奥地利、彼得罗扎沃茨克和维堡方向展开的成功行动（当时，军事行动在前线1000公里宽的范围内展开）。事实上，是西欧的军队企图将苏联红军像“泥腿巨人”的观点强加于人，然而这种观点却从未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代表们所接受。这种窜改方法也会用到未经证实的事实或论据，指望着对手在知识上存在盲区。
折衷主义包含多种有主题的窜改方法，用于论据无论如何也与待证明的理论联系不上时。例如，这种方法用在了试图证明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是由苏联特种部队代号为“雪”的行动所导致时。问题在于当时美国权利高层有两大阵营，一方支持继续由美国向日本输油，视其为对美国经济已获利润的投资。另一方现实地预测了在近期将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必然性，认为这种输油行为是在增强未来对手的实力（此事会切实涉及苏维埃领导阶层）。预测的目的是告知美国政府日本空军中队在库页岛地区集结的情况及其对可能实施的袭击美国海军基地行动的准备情况。那些信息是一剂良策，对支持在1941年中断美国对日输油一方的胜利起到了帮助作用。但这是否真的加速了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呢？由于历史被窜改的原因，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顺便说一下，对于日本空军中队对美国进行袭击的确切日期和袭击目标，温斯顿?丘吉尔是知道的，但是他却首选了不与他的美国伙伴分享这一消息，因为他希望他的新同盟——美国也加入到战争中来。
错误理论代表多种有主题的歪曲方法，用于待证实的理论被歪曲（缩减或扩大）或代替时。例如，为保持“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侵略者必须要证明是对手在破坏和平。这里我们可能要回想在科索沃行动（1999年）前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者们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关注或者伊拉克制造核武器问题——震慑行动(2003年)前，此问题曾一度令美英最为担忧。对于英美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只有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侯赛因能对全世界造成威胁。因此在战争开始以前，信息斗争全部集中在了试图证明这些理论上（带有证明“使用武力方式的行动具有合法性”的目的）。
毫无意义的争论会有不同的主题，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会成为口水仗的对象。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阐明以下毫无意义的对军事历史事件进行窜改的方法：主题回避、蛊惑人心（吸引观众）、转为过度针对对手个人。
主题回避的方法包括（连同多种其他花招）偏离主题或者试图干扰、混淆各种细节和详情的基本情况。这其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自己对敌人的看法强加于他人。然而，需要考虑到的是，这种方法可被用于证明另一种理论；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在其他领域可以成为信息斗争的一部分。
蛊惑人心（吸引观众）的方法适用于某些在争论中想利用旁观者的群体利己主义、国家或民族性偏见等来增加自己支持者数量的人。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教会代表们试图反驳达尔文在他的研究著作《物种起源》中发表进化论一事。为了驳倒进化论，教会代表们这样大肆鼓吹吸引公众：“那些与猴子有亲戚关系的人可以相信这种（达尔文的）观点，那些相信人由天生的人，应该相信《圣经》和我们——神职人员。”

对错误理论的证明（假设是有主题的歪曲）也可以用来鉴别上文提到的窜改方法。这种情况出现于当歪曲者的论据或理由正在把听众“推入”他们所希望的结论时。例如，他们相信读者读到以下的句子后，会对苏军在苏芬战争（1939年——1940年）期间的行动产生个人看法：“结果，在105天的争斗中，苏军的总损耗——根据不同信息来源——达到13万-39万人，而芬兰的绝对损耗只有2万5千人。”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方的总损耗和另一方的绝对损耗被拿来在同一个句子里作比较。但是对于此类改动的细节，局外人能轻易分辨出来吗？不过，这些数据会保留在读者的记忆里，在十分特定的环境下，它们是会被记起来的！在具有煽动性的方法中，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方法视为对一种政权的证明，或者，相反，是一种希望引起同情的企图等。
过度的针对对手个人是一种与前一段提到的方法目的相同的窜改途径，但是它影响的目标不同。例如，它可以提及某些能诋毁对手行为的动机（如怯懦、贪得无厌等），或者提及对手（或者对手的支持者们）的任何错误或不道德行为。当今时代，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应用，这种方法的效果显著增长。这些方法还可能从不同的领域提及对手所忽略的一些方面，“编造”一些他或她的个人品质（涉及到他或她的年龄、教育情况、身份等）、权利压力（恐吓、威胁）、引起同情或在错误事件上下赌注的企图等。一般说来，考虑到信息斗争的特殊性，在讨论不同的历史事件时，所有的窜改方法都可以被涉及；然而，大量采用毫无意义的窜改方法似乎最为可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更好的理解窜改（歪曲）技术，我们应该认识到信息斗争常常与使用“不在同一水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它们不具有可比性。实际上，“战术水平”的事实怎么能用来证明发生在操作或战略水平上的事件呢？例如，希特勒不止一次的宣称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国防军将拥有一种“特效武器”，这种武器能够改变整个战争的进程。而且实际上，新武器的确在战场上出现了。它们包括新型坦克（虎式、豹式等）、自行反坦克炮（费迪南德式等）、弹道式火箭（Fau-2）、巡航导弹（Fau-1）和喷气式飞机。这些军事武器和技术影响到哪一场具体战争的进程了吗？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在长期的战争进程中，它们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吗？
这里我们开始理解到，只有具有可比性的论据和论点才能用于提供历史事件的证据（这里我们不应该将事先证明过或未被证明的论点混淆为新证据的论据）。但是这里最重要的结论如下：如果某些人竭尽他或她的全力去驳倒那些窜改历史的企图，那么他或她应该在开始的时候就强调最重要的论点，一旦做到这些，便有可能终结篡改组织者的目标。事实上，只有暴露和驳斥主要的论点才能摧毁并埋葬敌人的把戏。实际上，达到这一目的将会是信息斗争的主要目标。
这里有一个例子。V?雷佐恩在他的著作《破冰者》中从头至尾都在强调这一论点“关于苏联对侵略西欧国家的准备”（然而，这一窜改的目的和受益者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达到目的，雷佐恩运用了所有窜改的方法和技术：从隐瞒不合其意的事实和显而易见的谎言（例如，使用据称是援引自俄联邦武装部队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到故弄玄虚的展示那些半真半假或者拼凑的带有目的性的事实和未经证实的（通常是错误的）陈述和理论。要彻底驳斥他所有的陈述和理论是一件非常耗费人力的事，需要重大的财力资源、大量的时间、以及对大批已经熟悉V?雷佐恩著作的读者的关注，V?雷佐恩的著作在我们国家（俄罗斯）的任何一家书店都能买到。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V?雷佐恩的书里面只有关键的理论应该引起注意。作者很擅于偷换特定的概念。例如，他企图将证明“苏联军事教义的进攻特性”的论点偷换为肯定 “这个国家在做进攻准备”的论点。所以只要是具有基本素质的内行人士懂得操作和战略问题，就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但是问题却在于这本书针对的是大批的群众读者！
实际上，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是很正确的。在信息斗争中，关于窜改目的、方法、手段和技术的广博知识是我们有力的武器，它使我们能够分辨窜改的目的和参与者。并且如果我们回想起那句众所周知的俗语“谁会一定获利呢？”我们就更容易分辨出这种影响的发起者了。换句话说，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是谁想利用信息武器谋利。而这，反过来，使安排部署信息应对策略成为可能，只有在政府当局保持以支持国内（包括历史上的）科学和教育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保持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历史价值的增值时，他们才可能获得成功。换句话说，要回击在整体上修改国际社会历史和特别是修改我们民族历史的企图，就必须采取强硬政策。
文章开头的陈述会引起反对甚或是重大的反感。作者已做好继续就这一研究课题展开讨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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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文章，是我近日在網絡看到的，希望與各位分享。
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發現俄羅斯成立專門的部門應對有組織的歪曲俄羅斯歷史的行為。
下面的鏈接是臨時在網絡上檢索到的關於俄羅斯打擊歪曲蘇聯歷史的文章，僅供參考。
http://theory.jschina.com.cn/a/200908/t157797_1.shtml

其實在網絡上，因為種種原因歪曲歷史的現象非常普遍，而作為普通讀者，完全沒有能力鑒別那些史料的真偽，
即使是專業人士，要反駁那些蓄意歪曲的歷史，面對浩瀚的史料往往也只能望洋興歎，有心無力。
對史料的引用和加工，即使是同一段歷史也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甚至一字褒貶，天差地遠！
通過上面的文章，瞭解歪曲歷史的手段和方法，提高警惕和鑒別能力，不要輕易相信沒有公信力的史料，
甚至在和網友辯論的時候，也能夠判斷對方採用的歪曲手段，就不會掉進思維的誤區，輕易上當了。
而有志於書寫歷史或者還原歷史真相的專業人士，該文章也能夠給您有益的啟示。
看看本版的一些帖子，再想一想“谁会一定获利呢？”，就知道爲什麽要歪曲歷史啦！XDD

[ 本文章最後由 HOLMESLEE 於 10-3-31 20:47 編輯 ]

HOLMESLEE

本文由無欲則剛 兄撰寫，因種種原因無法貼出，故在下代為發表，特此聲明。

HOLMESLEE

我想卡廷事件應是俄羅斯所最希望繼續扭曲下去的歷史吧

partridge

歷史是由人來編寫，主觀性本身就免不了，就算是《史記》都有這種情況，我們所讀的歷史本身不少是基於古人主觀甚至可能竄改的觀點上，在加上史料的缺乏也導致無法確定，我們能做的，就是小心的求證與觀查，並盡量客觀。

無慾則剛

卡廷事件關鍵是蘇聯有吞併波蘭的野心，否則波蘭士兵顯然會成為蘇聯對抗德軍的盟友，應該爭取而不是屠殺。

正如一句話說的，可以在某個時間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時間欺騙一部份人，但是謊言註定會被揭穿的。

HOLMESLEE

可憐的是，卡廷事件的真相，一直要到波蘭人民共和國被推翻，波蘭人才能公開的討論

無慾則剛

所以當朝書寫本朝的歷史缺乏公信力，要改朝換代才能相對客觀的評價許多是非。

當然，還要去掉兩朝代之間的敵意。否則客觀的歷史還要推遲出現。

書寫歷史的人有主觀的意識，史料的出版還要受到當局的制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現在大陸的連續劇，以古裝戲為主，只能借古喻今，要考慮到當局的態度。

臺灣抗戰和內戰的歷史劇比較少，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吧。

HOLMESLEE

原文由 無慾則剛 於 10-4-4 15:06 發表
臺灣抗戰和內戰的歷史劇比較少，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吧

這應該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臺灣人對於歷史戲劇興趣不大，他們比較喜歡古裝偶像劇

21215421

我轉錄一下維基百科的資料

蘇聯戰爭罪行概略描述紅軍在1919年至1990年間，其領導人和數目不詳成員所犯之嚴重、並可能違反國際法之罪行，包括1944年至1945年初在東歐所犯之暴行，特別是謀殺和強姦。至今未有任何國際軍事裁判組織對紅軍領導階層任何一人就戰爭罪行在法庭起訴追究。
背景

在軸心國方面，種族意識形態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因素，並導致蘇聯平民在1941-45年德國入侵和佔領期間遭受許多戰爭罪行，估計約兩千萬蘇聯平民在戰爭期間因戰鬥波及和系統性消滅政策直接導致死亡。

在蘇聯方面，紅軍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識形態灌輸和取向[1]，它是蘇聯共產政權為了在血腥的俄國內戰保護新政權而設立。紅軍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利用宣傳、思想灌輸和無情恐怖來擊敗白軍[2]。因蓄意饑荒、恐怖行動、集體處死、放逐和其他報復懲罰導致的後果，使得俄國內戰中平民人口的死傷遠高於戰鬥員，一些研究顯示死於此內戰的平民人數是戰地部隊的九倍[3]。這使得紅軍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執行殘暴命令和方針的部隊[4][5]。更甚者，蘇聯不承認沙皇俄國同意的海牙公約對新政權有約束力，並且拒絕簽署直到1955年。[6]

隨著擊退德國進攻，蘇聯部隊在1944年進入德國和匈牙利，戰爭罪行、掠奪、謀殺平民和特別是強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數十年來，西方學者一般將在德國和匈牙利所發生的這些暴行簡單解釋為蘇聯對德國在蘇聯境內的暴行，和屠殺蘇聯戰俘的復仇（520萬戰俘中有360萬死亡）。此說法現受軍事歷史學家如安東尼·比弗的質疑，至少在關於大量強姦的部份。比弗認為紅軍士兵也強姦俄國和波蘭自集中營解放的婦女，並強調這弱化了復仇解釋的可信度[7]。大量強姦也發生在紅軍佔領的波蘭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蘇軍的到達為波蘭人帶來的是婦女和女孩被蘇聯士兵大量強姦，私人財產被殘暴劫掠。[8]

自1941年起，史達林即有意不惜代價向東線反攻，並以極端殘暴方式（包括對他自己的士兵）領導戰爭[5][9]。紅軍在二戰的死傷高過任何其他軍隊，部份是因為高人力耗損和訓練時間不足[10]。面對裝備差勁，幾乎無能抵抗機關槍、坦克和火砲的步兵單位，蘇聯指揮官所使用的戰術常是以人海為基本，使自己的部隊遭受慘重損傷。此戰術也被用來清理雷區，利用步兵波次「進攻」以清除地雷[11][12][13][5]。在蘇聯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躊躇不前的士兵將被後方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射殺，史達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號命令表示，若發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參與軍官和士兵就地槍決，並可能對他們的家人進行報復懲罰[9][14][5]。在蘇聯和現今俄國關於「大愛國戰爭」的歷史書，此命令和其他俄國在二次大戰的暴行，除少數例外外極少提及[15][16]。這些證據隨著冷戰後一些蘇聯檔案向外公開，被西方歷史學者發掘和公佈。

紅軍在1939至1941年間，和1944至1949年間，在佔領地（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尼亞）所犯之罪行，發生後便銘記在這些國家的歷史知覺中，不過仍然，系統性、由公眾控制的研討只在蘇聯垮台後才成為可能[17]。這點對蘇聯在1945年毀棄與日本的中立條約後在滿洲國和千島群島的佔領地也同樣適用。[18]
[編輯] 平民死傷
[編輯] 冬季戰爭期間
芬蘭拉布蘭Seitajärvi被蘇聯游擊隊所殺的平民、1942年。

冬季戰爭，或稱蘇芬戰爭，隨著蘇聯在1939年11月30日進攻芬蘭展開。在2006年11月，芬蘭官方解密了蘇聯士兵和游擊隊向芬蘭平民進行跨國境突襲的照片，其中包括眾多被殺害婦女和小孩的照片，這些照片被隱匿了如此久的時間以避免擾亂與這個東方強鄰的關係。[5], [6], [7]
[編輯] 1939-1942

在德蘇密約條款下，蘇聯在德國進攻波蘭16日後，入侵並佔領了波蘭東部，並在這之後如同與納粹政權商議的，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小國、部份烏克蘭和比薩拉比亞。蘇聯在所有新控制地區的政策是殘暴的，表現出了強烈種族清洗成份，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跟在紅軍之後清洗佔領地的「反蘇份子」，波蘭歷史學家托馬斯·恩伯注意到德國特別行動隊與此部隊的近似[19]。許多人試圖逃離蘇聯NKVD，那些失敗的人極可能成為紅軍囚犯，並在之後放逐至西伯利亞和/或死在「古拉格」[20]。 1939-1941年期間在前波蘭蘇聯控制區內，近一百五十萬名居民被放逐，其中63.1%為波蘭人和其他民族，7.4%為猶太人，這些被放逐者絕少活過戰爭。[21]

依據美國教授卡羅爾·奎格利的研究，紅軍在1939年俘虜的32萬波蘭戰俘中至少10萬人被消滅[22]。

放逐、處死、酷刑以及其他各種對人民罪行（謀殺、綁架人質、燒平村落）隨著紅軍在1941年的敗退更變本加厲，許多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政治犯被屠殺，以避免讓他們落到德國手上。在波羅的海三小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比薩拉比亞，被捕的反抗份子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紅軍附屬部隊處決，而非留在當地。蘇聯的這些行為增長了對那些曾幫助蘇聯的人，或被懷疑為蘇聯盟友的人，特別是猶太人，的仇恨。結果，在這些國家，特別行動隊可以依賴願意參與他們的殘暴任務的志願者和密報，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小國。[23][24]
[編輯] 1943-1945

在戰爭轉折點後，紅軍不再失去土地與德軍，反而主要開始重奪東線失去的土地。對所有被控通敵者進行的復仇行動，導致與D-Day後在解放法國對通敵者的審判類似的結果。儘管在法國此部份歷史被記錄、辯論並是許多科學檢驗的課題，對於紅軍重征前蘇聯領土波羅的海三小國所經路徑發生的事，今日所知仍極少，不過一些這些國家的男人在紅軍迫近時，自願加入武裝親衛隊師以從蘇聯手中保護家園。[來源請求]

在波蘭，納粹暴行在1944年末結束，但蘇聯的壓迫仍在持續，在華沙起義期間紅軍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爭論並被一些歷史學家質疑。一些波蘭家園軍（Armia Krajowa）的士兵被迫害、囚禁，並常在假審判後處死（例如維托爾德-皮爾基，奧斯威辛反抗勢力組織者）。
[編輯] 德國1945

根據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蘇聯軍報的宣傳和蘇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兩者皆對紅軍人員的暴行有責任，其文章一般文意為紅軍以復仇者的身份來到德國，並有權懲罰[25]。蘇聯作家伊爾亞·愛倫堡在1945年1月31日寫道:「德國人已在奧佩倫、哥尼斯堡和布雷斯勞受到懲罰，他們已受到懲罰，但仍不夠，一些已受到懲罰，但還未達全部...」[26]。此外，蘇聯將軍的呼籲也鼓動了士兵，在1945年1月12日，陸軍將領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向他的部隊發表以下言論:「無論對誰都不應有任何憐憫，因為我們也未得到任何憐憫...法西斯的土地必須成為沙漠...」[27]
難民列，東德，1945年。

在德國方面，即使紅軍已在1944年的最後一個月進入德國領土，任何對市民的有組織撤離皆為納粹政府所禁止，以提升部隊士氣。不過，德國市民從來自東線服役的朋友和親人的消息，很清楚紅軍對平民的戰爭方式，並害怕紅軍。另外，納粹的宣傳 - 為鞏固民防以詳細畫面和陰森方式描述紅軍暴行如內默爾朵爾夫大屠殺 - 引火燒身使得民間出現恐慌。結果，在納粹官員撤離後，平民開始自動自發的向西逃竄，逃離推進中的紅軍。超過兩百萬德國東部省份（東普魯士、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的人民死於寒冷和饑餓、戰後種族清洗或因捲入戰場被殺，很大部份死亡發生在當難民列被紅軍部隊追上時，他們被坦克攆過、洗劫、槍擊、謀殺，婦人和女孩被強姦後遺棄，任其自滅[27][28][29]，蘇聯空軍的戰鬥轟炸機穿透前線好幾公里並向難民列攻擊。[27][28]

那些未逃走的人須承受紅軍統治的重負:謀殺、強姦、搶劫和放逐。例如，在東普魯士城市哥尼斯堡，紅軍佔領此城時大約有10萬名德國市民居住於此，當德國人終於在1948年被驅逐出哥尼斯堡時，只剩約兩萬人仍然存活。紅軍在德國的暴虐在佔領期間不斷持續，並導致如德明鎮之類事件發生，此小城在1945年被蘇聯部隊佔領，儘管德明和週邊在未有任何抵抗下無條件向紅軍投降，近900人在蘇聯指揮官宣佈德明開放洗劫三天後自殺。[27]

雖然並未經常有紅軍大規模屠殺平民的報導，在特羅恩布里珍有一件已知事件，至少88名男性市民在1945年5月1日在被集合後槍決，此暴行發生在蘇聯士兵的勝利慶祝之後，慶祝中眾多特羅恩布里珍女孩被強姦並且有一名紅軍中校被不知名人士槍擊。一些研究表示此事件中高達一千人被處死。[30][31]
[編輯] 波蘭1944-1953

在據有波蘭被德軍佔領的土地後，蘇聯士兵經常對波蘭人進行的劫掠、強姦和盜匪行徑，將人民對蘇聯的態度轉變成厭惡、恐懼、甚至仇恨[32][33][34][35]。紅軍部隊也參與了反波蘭行為（如追擊奧古斯圖夫政權，約600人死去）。
[編輯] 強姦和綏靖

德國

根據以下資料估計，紅軍士兵在二戰末強姦了超過兩百萬德國婦女，其中20萬人之後死於傷口、自殺、或是直接被謀殺[36]。對1944年至1945年間被紅軍強姦的受害人數估計如下:東部省份:1,400,000。蘇聯佔領區不包括柏林:500,000。柏林:100,000[37][38][39]。另外，許多受害者多次被強姦，一些多達60至70次。[27][40]

自1945年夏起，被捉到強姦的蘇聯士兵通常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從拘留到處死[41]。不過強姦仍然層出不窮，直到1947-48年冬，蘇聯部隊被官方限制在嚴密看管的駐地和軍營，將他們與東德居住人口完全分離才解決問題。[42]

諾曼·奈馬克在《俄國人在德國:蘇聯佔領區的歷史、1945-1949》中寫道:「不只每個受害者都必須在她的餘生背負創傷，整個東德也遭受到巨大的集體創傷...強姦犯罪在佔領的第一天就刻在蘇聯佔領區男女的社會心理上，經過1949年秋GDR的成立，持續到，可以說，今天。」[43]

匈牙利

僅只佔領布達佩斯期間，就估計約有五萬這個城市的婦女被強奸[44][45]。匈牙利女孩大多被帶到蘇聯軍營監禁、強姦，有時也被殺害，受害者的國籍對這些士兵並沒有意義，甚至還攻擊瑞典公使館。[46]

南斯拉夫

雖然紅軍在1944年僅經過南斯拉夫東北很少部份，它的行徑引起當地共產黨游擊隊的嚴重關切，憂慮他們共產黨盟友做的強姦和掠奪會降低他們在人們中的聲望[46]。至少有121件強姦被記錄，其中111件也關係到謀殺[46]， 另外有1,204件暴力洗劫被記錄[46]。史達林對一位南斯拉夫游擊隊領袖向他抗議紅軍行為的回應是「難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橫過數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個女人快樂並拿些小玩意嗎?」[46]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領袖拉多·克萊門蒂向科涅夫元帥抗議蘇聯部隊在斯洛伐克的行為[46]，得到回應是將之歸咎紅軍逃兵。[46]

保加利亞

因為托爾布欣元帥的部隊較好的紀律、相對相近的文化、近一世紀的友善關係和對蘇聯部隊的公開歡迎，強姦相對而言不存在，特別是與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被佔領狀況相比。[46]

波蘭

紅軍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作對付波蘭的游擊隊和平民。在1945追擊奧古斯圖夫政權期間，超過2000名波蘭人被俘，其中約600人死亡。
[編輯] 對城市的破壞和掠奪

大至上，紅軍軍官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德國境內的所有城市、村落、農莊皆公然開放掠奪和洗劫[27]，雖然書面命令並不存在，不過有好幾份文件描述了紅軍的行為模式，其中一份文件是布達佩斯瑞士公使館的報告，描述1945年紅軍進入此城發生的事，內中說:「在布達佩斯包圍戰和其後的悲慘數周，俄國（蘇聯）部隊隨意洗劫城市，他們事實上進入所有屋子，無論是最窮的或最有錢的，拿走所有他們想要的東西，特別是食物、衣物和貴重品。每一棟公寓、商店、銀行，諸多此類，皆被洗劫多次，拿不走的傢具和較大的藝術品之類，經常被直接破壞。在許多案例中，洗劫後還將房子付之一炬，造成龐大損失，銀行保險箱無一例外的被清空--甚至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保險箱也是--無論找到的什麼全部拿走。」[47]

Walter Kilian，柏林夏洛登堡行政區戰後由蘇聯指派的第一位市長，報告了紅軍士兵在這個地區進行的廣泛洗劫:「個人、百貨公司、商店、公寓...全部被盲目搶劫。」[48]

在蘇聯佔領區，德國統一社會黨成員向史達林報告，蘇聯士兵進行的洗劫和強姦可能會導致德國人口對蘇聯的負面反應和傷害整個東德社會主義的未來，史達林對他德國同志的憂慮的回答是：「我不會容忍任何人弄污紅軍的榮譽。」[49][50]

所有證據，例如報告、照片和其他關於紅軍洗劫、強姦、燒毀農莊和村落的文件，因而全部自所有在蘇聯德國佔領區（後成為東德）的檔案庫內抹消[49]。不過在私人記憶、日記和相片簿，1945事件的被盡力保留了下來。

許多時候蘇聯士兵將建築、村落、城市部分點火，然後射擊任何意圖熄火的人。例如在1945年5月1日，蘇聯士兵將Demmin市中心點火，並阻止任何人熄火，市場周圍的所有建築中，在烈焰後僅尖塔留存[27]。大多數的紅軍暴行發生在被歸類為敵對地域的地方，儘管如此，紅軍士兵和NKVD人員在1944和1945年經常在波蘭洗劫運輸火車。[20]
[編輯] 戰俘的處置
蘇聯命令、1945:「一些陸軍人員的行為導致了龐大的物質損壞，因為他們破壞東普魯士城市和鄉村裡的高價財產，燒毀現已屬於蘇聯的建築和整個村落... 此外發現案例陸軍人員使用武器對付德國平民，特別是對女性和老人。發現眾多案例戰俘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被惡意射殺。」此命令之後繼續說明對此類事件的處置方式。

蘇聯並不承認沙皇俄國加入的海牙公約對其有約束力並拒絕簽署到1955年[51]。這已導致1919-21年波蘇戰爭期間波蘭和蘇聯雙方對戰俘的野蠻對待，蘇聯更拒絕簽署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到1955年，相應的，蘇聯自二戰開始就以殘酷的方式對待先是波蘭、之後德國、德國盟友和日本的戰俘。

1941年期間，緊急降落的德國飛行組員經常被射殺。酷刑、致殘、謀殺和其他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自1941年6月成為家常便飯。[52][53]在 1941/42年冬，紅軍每個月大約抓到10,000名德國士兵為戰俘，但死亡率高到使戰俘的絕對人數反而減少[54]。
[編輯] 特羅恩布里珍大屠殺

特羅恩布里珍大屠殺發生在1945年4月最後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艱苦戰鬥攻下這個村落後，紅軍集合了約一千名平民並在附近森林將他們處死，據說這是為了一位蘇聯高階軍官死於佔領此村落的戰鬥進行的報復。[55]
[編輯] 匈牙利革命 (1956)

根據聯合國為匈牙利問題(1956)設立的特別委員會[56]: 蘇聯坦克向所有他們認為攻擊他們的建築無差別射擊。 委員會收到大量的報告，蘇聯在沒有回火的情況以迫擊砲和火砲射擊城內有人居住的Buda區。 委員會收到隨性射擊無防備路人的報告。 根據許多證人，蘇聯部隊向正在商店外排隊的人們開火，據述多數受害者為婦女和小孩。許多蘇軍向救護車和紅十字車輛開火的案例被報告。

    另見：匈牙利十月事件
    另見：布拉格之春
    另見：蘇聯入侵阿富汗




蘇聯的戰爭罪刑其實完全不輸給納粹德國和日本
.老實講不以國籍而分.我對蘇聯的罪刑實在是非常氣憤
當然這都是一位"老大哥"史達林所搞的.藉由共產主義來掩飾她的獨裁專制

這是人類歷史的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