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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兩宋時期長江經濟發展概述
中古時期人口不斷上升,但可耕地的增加卻有限,故此有開發新耕地的需要。
加上,兩宋時期技術的提升亦促使到不少新耕種方法的出現,
使中國的農業發展更為豐富,當中代表者如水種和山種等種植法。
《宋史‧食貨志》:北宋“慶曆(1041~1048)、嘉祐(1056~1063)間,始有盜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被水旱之患…”[1],
南宋未年有詩雲 “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也收租”。[2]
當時民間大量開發江、湖,因此出現了蘇浙的「圍田」、荊湖的「湖田」、
兩江的「圩田」等水湖田,水湖田的發展可見於江東路的圩田,
畝產量由北宋時3石[3]升至南宋時最高的600至700斤[4]。
當時水湖田在一些地區十分普遍,如建康府(今江蘇省南京市)五縣之中便有四縣有圩田,
其佔全府農地約五分一,當中的溧水縣(今江蘇省溧水縣)有圩田者,
近30萬畝地佔全縣可耕地九成以上,此即為一例。
江南排水田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土地的可用性,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舒緩土地壓力問題,
但原具有調節水量功能的湖泊被佔用,破壞生態環境,使長江時有水災,政府屢禁不果。
故兩宋時期,政府大興水利,當中如興修古老的荊湖長、木二渠等大型水利工程。(見附表3)
雖然政府後來廣修水利,但因湖田被大量佔用、樹木過度砍伐,
以至水土流失嚴重,間接做成水災,影響後世至今未止。
同時荊湖一帶的山區已普遍使用刀耕火種的方法,此類田又稱之為「畬田」,
出現在水稻種的丘陵地區,當中如「梯田」和「畦田」皆是以種植米糧為主的。
而「梯耕法」的發明使到偏遠地區亦得以發展,丘陵較多的兩湖地區可以說是最受益地方之一。
農業工具方面,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較先進的 “龍骨翻車”來灌溉,
同時比 “龍骨翻車” 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
范仲淹的《水車賦》有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
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
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 “踏犁”。
“踏犁” 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
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另外,兩宋時江南除稻米以外還盛產高增值的果木,諸如兩浙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衢州(今浙江省衢縣)、江西的吉州(今江西省吉安縣)等皆的金桔、柑橘,而兩湖亦有產桔,
越州(今浙江省紹興市)、洪州(今江西省南昌縣)盛產橘、甘蔗等。
《遊宦紀聞》卷五謂:有“永嘉(今浙江省永嘉縣)之桔﹐為天下冠”之說。[5]
時又有雲“桔出溫郡(今浙江省永嘉縣)最多種”,“歲當重陽,(桔)色未黃,有採之者,名曰「摘青」,舟載江浙間”。當時因為有農業剩餘生產(米糧),
故此農民便能投放資源到一些非主要糧食而經濟回報較重的產品上,當中如上所述的果木產品。
農業副產品:茶、酒、漕運等
上文已說明宋代農業的發達促使其副產業的發展,茶業便是其一種,
而茶樹在各種經濟作物中可說得上是最具地域特色,
因為茶樹適宜在溫暖的地方生長,故幾乎全在南方地區發展。
本文所討論長江諸路正是宋代的主要產茶區之一[6]。
下為高宗紹興年間時年產量: [7]
淮南19,257斤 江西5,380,018斤 江東3,759,17斤
兩浙1,897,063斤 湖北4905,945斤 湖南1,085,846斤
福建、廣東地區素以品質聞名,以長江地區則以產量取勝,
產茶之多乃全國之冠,從上表中大概顯示長江諸路私產茶情況。
而宋代長江流域,特別是東南地區茶業較為發達,
兩淮是由官方經營,兩淅、兩江、兩湖則為民營官榷,大大促進當時農業商品化的發展。
兩湖除產茶外,還盛產茶具。
從《宋稗類鈔》謂:“長沙造茶品極精緻”[8],可見一斑。
總而言之,長江流域的茶業發展是由於人們充分利用了不適宜種植糧食的環境,
創造了較高的經濟效益,大力促進長江流域商品經濟的交流和發展。
反觀北方地區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故南方茶業可說得上處於絕對的優勢。
與茶業相比,釀酒業所受的地理環境條件較少。
只要有糧食,各地都可以釀酒,但仍有一定影響。
《宋史‧食貨志》謂其:“鬻醞用杭、燸、栗、黍、麥等矞曲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9],
也就是說其影響主要見於質量和種類之中。
從各地稅收可反映出當時長江流域酒業的情況,下表為熙寧十年(1077)長江流域各地酒課數目,
下以貫(1貫=1緡=1000錢)為單位:
淮南1,261,955貫 江西211,778貫 江東450,691貫
兩浙1,897,063貫 湖北481,914貫 湖南481,914貫
當年諸路年課總計為4,785,315貫,從長江流域釀酒業的發展可反映當時原料(米糧)供應充足,
與農業的發展互為因果。有一點必須說明,酒並不是民生的必須品,其普遍程度又不如茶,
所以酒課數目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實際的情況,只能供為一種參考、佐證而已。
又據食貨志中顯示,本來北方佔全國三分二,南渡以後總酒課額不但沒有減低,反而輕微上升,
一方面是因政府大幅提高酒課數目,以補助軍餉,另一方面是因長江為首的南方經濟有雄厚的基礎,必須有一定的農業剩餘才可大量釀酒,以供課用。
時人莊綽於《雞肋編》中記南宋時俚語:
“欲得官,殺人放火可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10],
從上文多少能理解到釀酒業的情況和當時私營是有利可圖的,
因為宋代大部份地區酒業是官方榷課(專賣品)之一。
當時江南已成為的主要糧食產區,加上商品市場發展,
南糧北運或南貨北銷成為當時的中國的經濟一大特色。
其主要情況是先集中長江中下游的糧食、貨物,然後轉運北方分銷。
宋代經漕運至汴京者主要有四條路,太平興國六年(982),
第一條:來自江東、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經由汴河入京,有粟(米糧)三百萬石,菽(豆類)一百萬石;
第二條:來自陝西經黃河入京,有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
第三條:經惠民等河,有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來自陳、蔡等地;
第四條:是入經廣濟河,有粟十二萬石,主要是來自京東。
[11]據筆者統計,各地經漕運入京的菽可能有1,500,000石而長江地區有1,000,000石,佔當中的67%。
而各地經漕運至京師的粟(主要食糧之一)共有4,020,000石,長江地區佔整體漕運入京額達75% 。
以上資料一方面反映出長江各路農業的發展,以及其對當時漕運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後來北方淪陷,南北交通一度終斷,其餘各地物資皆由江南河入杭州,
長江地位更為上升,經濟支援南宋政權。
當時於江、淮沿岸養活了數以萬計工人。
至此農業、運輸業等相關行業已成為了中國最主要的經濟命脈之一。
至於城市方面,兩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
古代中國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的,即是把民居與商業區嚴格界分,
但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人口增加,大概於北宋時期徹底更變了「坊」、「市」的界線,
時一般商店可以自由開設,不再採取以往的集中模式。
北宋時舊坊制被取締,城市的行業分區亦逐之消失,其時普遍出現城市以外的商業中心,
稱為之「草市」,而農村中還有些定期開放的市場,北方稱為「集」,南方稱作「墟」。
在集市中,農產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佔大宗,也有一些生產工具的交易。
無疑,宏觀兩宋經濟確實得以發展,但北宋未年以至南宋,
國力積弱,外交不振,中國乃處於動盪時期。
政府經營困難,難免會轉架到人民身上,《雞肋編》記南宋諺語謂:“麥過人而不入口”[12],
多少可推想到在政治混亂下一般人的生活情況。
不過因能力所及,篇幅所限,於政治、制度等影響未能深入討論,敬請大家注意。
[1] 同註10,頁4183
[2] 轉引自宋韶光著《宋代經濟論文集》,﹝香港: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頁38
[3] 1石=100斤 =133.333磅 =60.453千克
[4] 1斤=16兩 =1.33磅 =604.53克 1兩=1.33安士 =37.783克
[5]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版,頁45
[6] 因淮東產荼較少,故不在討論之列
[7]﹝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北京:中華書局﹞北平圖書館影印本 29之17~22
[8]﹝清﹞潘永因編《宋稗類鈔‧下》,﹝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頁689
[9] 同註10,( 食貨志‧下七 ),頁4514
[10]﹝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版,頁18
[11] 錢穆《國史大綱》,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8年版,頁708
[12] 同註24,頁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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